慈溪市图书馆

1980年，我与袁可嘉先生开始有了接触。起初，我们都称呼他为袁先生，后来熟了，外文所的朋友说，人们都叫他可嘉，我也就和大家一起直呼名字了。可嘉也确实是长辈式的朋友。那时他住在永安里社科院宿舍的一层，去看望他时，搬了两个小板凳，一壶清茶，相对而坐，谈的都是文学和诗歌，海阔天空。现在可嘉走了，心里很难过，总感到缺了一种温情。他是一位非常谦和、沉稳的长者，是一位有见识而不事张扬的学者，也正如他诗里说的，是一座沉寂的洪钟。
  可嘉先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历经磨难，命运坎坷，令人非常感叹。《九叶集》的作者介绍里说，可嘉是1921年出生，《九叶集》却是在1981年7月出版的。每个诗人都有身份介绍，他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那时他已经六十岁了。这样一位有特殊贡献的学者、翻译家、理论家、诗人，却没有得到应得的职称待遇，是不公平的。可见那时的学术环境并不正常。当时的学术环境，拨乱反正只“正”到现实主义（也不彻底），而对于现代主义的研究仍然有相当的束缚，像柳鸣九的萨特研究、叶廷芳的卡夫卡研究、袁可嘉的英美现代派诗歌研究，都被另眼看待，甚至当成异端来对待。在那种气氛下，要真正搞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是有一定困难的。可嘉先生顶着压力，坚持推动新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现代化建设，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非常了不起。《诗刊》第一期的“青春诗会”，可嘉先生去做了个介绍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讲座，很受欢迎，也激发了许多年轻人写“现代诗”的热情。结果呢，许多人未得精髓而只知皮毛，可嘉对我说：“看了一些诗作，就想动笔改，一开头就不是诗的味道。”
  1980年12月，《诗探索》创办的时候，组成了编委会，“九叶”中的唐祈和可嘉均受邀加盟。我当时主持日常编务，关于西方诗歌理论的诸多问题，都就近向可嘉请教，他都给了非常细心的回答，还为刊物出了不少点子。他们这一代学者的学术道路是不平坦的，有时甚至要违心地说一些自己也不认可的话，非常不得已。1962年出版的《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该书长达三万多字的《后记》，是可嘉先生写的。他对我说，《后记》当中有些措辞、语言，如“反动流派”、“腐朽性”、“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等等，当时都是按照上级领导的旨意，取了批判甚至辱骂的话语姿态，当时实在没有办法。
  从40年代开始，直到他晚年，可嘉先生一直致力于介绍西方文艺批评，致力于诗歌理论的研究。与他孜孜矻矻的研究精神相比，我们这些晚辈是有差距的。
  “九叶”成为一个诗派，可嘉先生是有功的。他对于“九叶诗派”的命名与最终确立，作出了具有学术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贡献。他对围绕在《诗创造》《中国新诗》周围的一批严肃的诗人，作了明确的阐述，用词准确。谈到“九叶”怎么成为一个诗派、一个流派时，他作了这样的概括：第一，“九叶”的诗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单一的，还可以包括思想情感大小波澜；第二，诗歌不能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描绘，而要突出深沉的精神本质；第三，诗歌要学习古典的和新诗的传统，但是又要注意借鉴欧美诗歌的某些方法；第四，要强调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新颖性；第五，诗人要努力把“肉”和“骨”恰当地结合，力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可嘉先生在论述时非常平和，措辞非常严谨，而且当时是带有防范意识的。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什么没有出现真正的流派，中国的学界为什么没有出现真正的学派？这个问题至今还存在。从“九叶”的经验来说，无论流派也好，学派也罢，无论文学创作也好，文学研究也罢，关键性的要点是：首先，这个学派、流派，在文学的城堡上面，要树立起自己鲜明的旗帜；第二，能够集结一批有艺术志向、有相近学术情趣的创作、研究的群体；第三，要写出一批可以印证理论主张、诗歌主张的作品；第四，流派也好，学派也罢，是变动的、发展的，学生可以批评老师、超过老师，当然主要的追求还是一脉相承的。可嘉先生对“九叶”的总结和概括，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坚持流派、学派的主张与追求，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
  可嘉先生走了，但他提出的很多诗学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在“九叶”中，可嘉和唐湜是其主要的理论代言人。如果说唐湜在诗人论、意象论上有精辟、精到的诗学阐释，那么可嘉就是对新诗现代化过程中的“有机综合论”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他将评判艺术的标准归结为艺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诗与现实的关系是内在的、有机的创造，从而区别于流行至今的外在现实主义的机械反映。他也不是简单地反对诗歌对观念的化入，而是强调观念必须藉强烈感性的融会才能产生诗的意义与效果。这些，都好像是对今天的我们的提醒。此刻想起袁可嘉先生，对于我们这些后进者的学术研究，仍有耳提面命的感觉。他的确是一座永远的洪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