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袁可嘉在外国文学领域不可替代的角色
  叶廷芳
  我想着重谈谈袁可嘉先生对于现代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
  老袁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国文学界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所谓“突破禁区”。在“文革”当中，西方的文学不管是现代派还是古典派都被禁止了。改革开放以后，古典文学要开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代派文学，那时还被称为“颓废派文学”，大家一说起来就谈虎色变。老一代人缺乏勇气，而新一辈有勇气却没有底气。这个时候，既有勇气又有底气的是袁可嘉先生。他本人就是诗人，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从事西方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亲自尝试创作现代诗歌，是属于当时致力于现代诗歌创作的九人群体即“九叶派”成员之一。在我国的外国文学领域里面，我对既能创作又搞研究的人非常钦佩。真正搞外国文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有“文学细胞”，只是懂一些外文而不会写作就来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严格意义上不应该叫文学家，而袁可嘉先生就可以称为文学家。另外，刚才说了，老袁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从事现代派文学的研究，而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以后搞外国文学的人总是战战兢兢，怕弄不好就沾上资产阶级文学的边，颓废派的边。而在老袁开始搞现代派文学的那个年代，没有这个禁锢，他当时跟徐志摩等人来往相当密切，确实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的。所以老袁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他比老一辈小儿岁，比我们这一辈则大几岁，正好有这方面的基础和实力，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真切的体验。另外，老袁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搞的是英语文学，英语是大语种，覆盖面很广，于是他能够掌握比较全局的、普遍性的东西，这一点也是我们所不能及的。
  以下我从五个方面讲讲老袁的贡献。一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约请，跟董衡巽、郑克鲁一起主编了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一共四卷八册，把西方现代派中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与作品都囊括进去了。虽然是三个主编，但我认为起核心和主导作用的是老袁，另两位同行跟我们年龄差不多，还不具备老袁这样的实力。老袁的实力还表现在他写的一万多字的序言里，把现代派的来龙去脉、社会背景、思想特征、艺术表现特征都扼要地介绍了，特别是现代派里面不能回避的关于“异化”的问题，这在当时还是禁区，但老袁没有回避，谈了“异化”的主要内容。这在现在看来，还是经典性的，被大家广泛引用，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这四个方面，这是对大家启发最大的。
  二是他负责编选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这套书共上下两册，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五个语种，我参与了德语语种的编写。我感到这里面他是主角，是起统领作用的。这套书选的是理论，是外国一些名家关于现代派文学的各种论述，包括思潮、流派、争论、宣言等内容。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现代主义，通过这套书是可以入门的。老袁在这里面花了很多力气，是有贡献的。
  三是在编了这两套书的基础上，写了《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与《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两本专著，把他原来的一些观点展开来，进行比较深入的论述。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阅读袁可嘉的这两本书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外国文学教学领域，很多教师都把袁可嘉先生的这些著作当作教材，当作学习的内容。
  四是他步入了后现代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结构主义的基础上，研究了解构主义。我记得我花了很长时间解读他的作品，还是很难读懂。他要掌握解构主义，我想他花费的功夫是相当多的，而且只有他才能进入这样的语境。
  五是袁可嘉的可爱还在于他有书生气，比较勇敢，虽然他年龄比我们大一些，但是一些敏感问题的争论，他都不回避，勇于参加。比如说对于有些既好像是社会主义作家，又好像是现代派作家的处理，是有压力的。他比较聪明，专门用了一卷，“两可”，就是有些作家从世界观来讲好像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但是某些作品或美学主张好像属于现代主义的，他就把这些作品放到“两可”的那一卷里。再一个就是袁可嘉对现代主义深入的研究，对某些概念的表述比较准确。从这点来讲，袁可嘉在我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中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2009年10月31日
  一座沉寂的洪钟
  杨匡汉
  1980年，我与袁可嘉先生开始有了接触。起初，我们都称呼他为袁先生，后来熟了，外文所的朋友说，人们都叫他可嘉，我也就和大家一起直呼名字了。可嘉也确实是长辈式的朋友。那时他住在永安里社科院宿舍的一层，去看望他时，搬了两个小板凳，一壶清茶，相对而坐，谈的都是文学和诗歌，海阔天空。现在可嘉走了，心里很难过，总感到缺了一种温情。他是一位非常谦和、沉稳的长者，是一位有见识而不事张扬的学者，也正如他诗里说的，是一座沉寂的洪钟。
  可嘉先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历经磨难，命运坎坷，令人非常感叹。《九叶集》的作者介绍里说，可嘉是1921年出生，《九叶集》却是在1981年7月出版的。每个诗人都有身份介绍，他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那时他已经六十岁了。这样一位有特殊贡献的学者、翻译家、理论家、诗人，却没有得到应得的职称待遇，是不公平的。可见那时的学术环境并不正常。当时的学术环境，拨乱反正只“正”到现实主义（也不彻底），而对于现代主义的研究仍然有相当的束缚，像柳鸣九的萨特研究、叶廷芳的卡夫卡研究、袁可嘉的英美现代派诗歌研究，都被另眼看待，甚至当成异端来对待。在那种气氛下，要真正搞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是有一定困难的。可嘉先生顶着压力，坚持推动新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现代化建设，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非常了不起。《诗刊》第一期的“青春诗会”，可嘉先生去做了个介绍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讲座，很受欢迎，也激发了许多年轻人写“现代诗”的热情。结果呢，许多人未得精髓而只知皮毛，可嘉对我说：“看了一些诗作，就想动笔改，一开头就不是诗的味道。”
  1980年12月，《诗探索》创办的时候，组成了编委会，“九叶”中的唐祈和可嘉均受邀加盟。我当时主持日常编务，关于西方诗歌理论的诸多问题，都就近向可嘉请教，他都给了非常细心的回答，还为刊物出了不少点子。他们这一代学者的学术道路是不平坦的，有时甚至要违心地说一些自己也不认可的话，非常不得已。1962年出版的《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该书长达三万多字的《后记》，是可嘉先生写的。他对我说，《后记》当中有些措辞、语言，如“反动流派”、“腐朽性”、“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等等，当时都是按照上级领导的旨意，取了批判甚至辱骂的话语姿态，当时实在没有办法。
  从40年代开始，直到他晚年，可嘉先生一直致力于介绍西方文艺批评，致力于诗歌理论的研究。与他孜孜矻矻的研究精神相比，我们这些晚辈是有差距的。
  “九叶”成为一个诗派，可嘉先生是有功的。他对于“九叶诗派”的命名与最终确立，作出了具有学术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贡献。他对围绕在《诗创造》《中国新诗》周围的一批严肃的诗人，作了明确的阐述，用词准确。谈到“九叶”怎么成为一个诗派、一个流派时，他作了这样的概括：第一，“九叶”的诗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单一的，还可以包括思想情感大小波澜；第二，诗歌不能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描绘，而要突出深沉的精神本质；第三，诗歌要学习古典的和新诗的传统，但是又要注意借鉴欧美诗歌的某些方法；第四，要强调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新颖性；第五，诗人要努力把“肉”和“骨”恰当地结合，力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可嘉先生在论述时非常平和，措辞非常严谨，而且当时是带有防范意识的。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什么没有出现真正的流派，中国的学界为什么没有出现真正的学派？这个问题至今还存在。从“九叶”的经验来说，无论流派也好，学派也罢，无论文学创作也好，文学研究也罢，关键性的要点是：首先，这个学派、流派，在文学的城堡上面，要树立起自己鲜明的旗帜；第二，能够集结一批有艺术志向、有相近学术情趣的创作、研究的群体；第三，要写出一批可以印证理论主张、诗歌主张的作品；第四，流派也好，学派也罢，是变动的、发展的，学生可以批评老师、超过老师，当然主要的追求还是一脉相承的。可嘉先生对“九叶”的总结和概括，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坚持流派、学派的主张与追求，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
  可嘉先生走了，但他提出的很多诗学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在“九叶”中，可嘉和唐湜是其主要的理论代言人。如果说唐湜在诗人论、意象论上有精辟、精到的诗学阐释，那么可嘉就是对新诗现代化过程中的“有机综合论”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他将评判艺术的标准归结为艺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诗与现实的关系是内在的、有机的创造，从而区别于流行至今的外在现实主义的机械反映。他也不是简单地反对诗歌对观念的化入，而是强调观念必须藉强烈感性的融会才能产生诗的意义与效果。这些，都好像是对今天的我们的提醒。此刻想起袁可嘉先生，对于我们这些后进者的学术研究，仍有耳提面命的感觉。他的确是一座永远的洪钟。
  他间接地促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演变
  ——小记袁可嘉先生
  白烨
  很难确切地想起与袁可嘉先生相识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只大约记得那是文学劫后复苏的80年代初期。
  那个时候，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工作，常打交道的单位和作者，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者。那个时期，整个文学领域正由批判和清算“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及其流毒，逐步向一些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讨与论争转折，并促动着新的创作取向与文学思潮的不断涌动。当代文学的创作，以“伤痕文学”小说为先导，带动散文、诗歌与戏剧创作的蓬勃发展；理论批评方面，以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为中心，拓展到文学的现实主义、人性人道主义的探讨与争论。由于国内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在承继中需要借鉴的现实急需，也由于文化领域逐步开放和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成效的切实显现，外国的文学、文化以及哲学、人文科学的著述、思潮与观点等，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的热潮。外文人才济济、各路专家云集的外文所，这个时候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也成为国内出版机构踏访与组稿的主要对象。
  我那时在社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的稿子，大多是外国文学方面的。我担任责编的第一部书稿，是《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后来又编《外国名作家传》等。这些书稿都是外文所研究人员多年来的集体编著成果，参加译稿、撰稿的译者与作者，各个研究室的都有。因为编辑工作的需要，我也常跑当时位于老社科院后楼的外文所，跟许多研究人员渐渐熟络起来。袁可嘉先生，应该就是在那一时期认识的。
  与袁可嘉先生熟识之后，自然就关注起他的研究成果。他当时引起我的注意与兴味的，主要是他有关现代派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当时，他和董衡巽、郑克鲁编选的四册八卷《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从1980年陆续推出之后，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因是系统译介现代派作品的选本，又出自权威的专家之手，还是当时唯一的此类作品长编，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的，还是从事理论批评的，这一套书都必读、必备。在多卷本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袁可嘉先生除去翻译了不少现代派诗人的诗作之外，还为选本撰写了“引言”，从宏观层面对现代派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它的思想特征与艺术特征，其形成的社会背景、思想根源、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及我们应予采取的态度等，作了概要的阐述与精到的论评。在我看来，这篇提纲挈领式的“引言”，就是一篇如何阅读和解读现代派文学的精彩“导读”，而这样的视野宏阔、见解深湛的“引言”，也只有如袁可嘉先生这样兼有诗人、翻译家和学者的多重身份与多种素养的人，才有可能写得出来，写得这样精彩。
  到80年代中期，有关现代派文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界逐渐引起反响。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的文章，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都先后引起有关现代派的热烈讨论与争论。到1985年前后，因文学中小说、诗歌与戏剧等新的创作都借鉴了现代派手法呈现出一定的现代主义倾向，在理论批评界引起的争论更为激烈。这些争论虽然都由当时的文学创作而引发，但更深的原因和更大的背景，还是外国现代派文学不断影响造成的回响。怎样正确认识和客观看待现代派文学，仍是需要加以重视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向袁可嘉先生建议，把他有关评介现代派文学的文字结集出版，以为人们提供来自资深研究者的意见。袁可嘉先生认同我的建议，但在翻检和整理文稿时发现，他有关现代派的评述文章，包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引言》在内，不足十万字，出一本书稍显单薄，另有一些是谈论英美诗人与诗歌的文章，但两个方面的内容编在一起，如何选取书名，又是一个难题。经过反复斟酌和商量，我提出就用“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做书名，这样既标示出书的两重内容，看起来也较为清晰和响亮。先生欣然同意。于是，这本《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就于1985年正式出版。当时，有关外国文学学者专论现代派的著述并不多见，而作为研究现代派的代表性人物的袁可嘉先生的这本书甫一面世，便受到学界和读者的广泛欢迎。我印象中，从1985年到1987年，三年先后印过三次，印数应在五万册左右。这在当时的学术类著作中，算是中上等的畅销图书了。
  后来，我所在的社科出版社文学室，又与袁可嘉先生有过一次合作。那是当时的外文所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部，委托袁可嘉先生编选一套专门选收国外研究现代派重要论文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专辑。袁可嘉先生领衔，张英伦、叶廷芳、陈光孚等参与，于1987年完成五辑六十多万字的专辑编选。此书分上下两册，在1989年正式出版。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有几十种之多，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属于关注度更高、销售量较好的为数不多的几种之一。
  在跟袁可嘉先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事多是去他位于建国门外永安里南里的家里。袁先生住在一层，屋里靠墙都是书柜，到处是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书桌旁边有一个类似医院护士常用的手推车那种带轱辘的小橱柜，装的满是外文原版书，或正在翻译的原作与译稿。跟他说着说着，他会拉过手推车来，拿起一本书或一叠文稿，兴致勃勃地介绍相关情况。那个时候，袁可嘉先生身体不是太好，但译书、著书、编书，他从不间断，毫不懈怠。每次去找他，他都在伏案工作。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只顾工作，没有太顾别的，像收集文稿、编辑书稿等事情，常有时间限定，给袁先生说个时间下限，他总会按时完成。
  袁可嘉先生的一生，是充实的；他的文学活动，也充满了创造性。他的前半生，更为突出的是作为“九叶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他的后半生，更为彰显的是作为诗歌翻译家的英美诗歌译介，作为现代派研究专家的现代派文学译介。就我接触到的有关袁先生的现代派文学译介这一部分来看，我以为尚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应该给予高度的估量。
  中国当代文学在整个80年代，既完成了对极左文艺思潮的清算，恢复了被中断的文学传统，又实现了自身的多元发展以及与世界文学的对接，人们通常把这看作是中国当代作家与理论批评家的突破、超越与贡献，常常忽略了如袁可嘉先生这样的以译介外国文学思潮与流派的方式，介入文学的演变与发展进程之中，并发挥了独特作用的外国文学学者。这是极其不客观、不公正的。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既无可替代，又不可或缺，正是由于有袁可嘉先生这样的既有造诣又有担当的学者译介和阐述现代派文学，才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有力的推动，并使中国当代文学日渐有了丰富的参照、汲取的对象，乃至以比较的眼光、世界的视野，在知己知彼的环境与广采博纳的氛围下，不断地吐故纳新，清醒地与时俱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记住并感谢袁可嘉先生，他以自己有声有色的译介工作，间接地促动了当代文学的演变，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心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深深地感谢他，永远铭记他！
  2014年4月20日于北京朝内
  真正的先锋性
  ——袁可嘉先生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贡献
  钱中文
  1959年秋，我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时运动连年，不断要开全所大会，或听领导传达上级报告，或接二连三地听领导检讨，检讨思想严重右倾，没有绷紧阶级斗争的弦，等等。一开这种会，全所人员都要来，挤在二楼会议室接受教育。当时文学研究所汇集了国内许多文学研究名家，阵容空前。古代文学组、现代文学组、文艺理论组、东方文学组与苏东文学组的老专家们就不说了，而西方文学组的老专家就像古代文学组的老专家一样多，有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罗念生、潘家洵、罗大冈、缪朗山等。说老专家，其实他们中间不少人也不过五十来岁，借着一起开会的机会，我就逐渐认识了各个文学组的专家们。
  至于袁可嘉先生，那时四十出头，放在老专家行列不老，列入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中间不年轻，同他年龄相仿的人，有女诗人郑敏、杨耀民、夏森，再往下排就是朱虹、徐育新、董衡巽等人了。文学所的老专家、中年专家中间，有不少是作家、诗人与翻译家，他们的经历让我们年轻人感到好奇与崇敬，但与他们接触、交往不多，关系一般。当年曾经听朱寨先生说过，作协有的人刻薄地认为，一些作家创作不下去了，才改行去做文学研究的，文学研究搞不下去了，才去当行政领导和翻译。但是我知道“五四”后有个普遍现象，不少作家常常一身多任：既是作家、诗人，又是评论家，或是翻译家，甚至是画家与教育家。
  听说袁可嘉先生是诗人，写过诗。但是那时人们在“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文学、诗歌，都是小资文学，不值一提，所以觉得50年代前的老作家、老诗人的作品已经“过时”。我自己是深受这种时尚的影响，刚到文学所，正值“反右倾”运动高潮，老先生们和袁可嘉先生的诗作自然也未留意过。1962年，在袁可嘉先生主持下编选翻译出版的两册《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让我初步认识了袁先生。这部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大概由于当时作家出版社在不断批判“毒草”声中已无书可印，所以外国文艺理论的翻译书籍也可以出版了。由于那时文化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界限分明，文学理论非“无”即“资，”所以这段时期的美英文学理论，统统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它们所表述的观点，都是要被批判的。既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估计印数不多，但文学研究所的人员可以自由订购，我研究文学理论，自然需要。打开这部书一看目录，发现书中所选编的文章和我们那时热衷于大批判的文学理论观念完全是两回事。这里收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1960年为止的欧美各个流派的文学理论代表作：有新批评派、心理分析学派、神话仪式学派、民族文化派、新人道主义学派、角度学派、“左倾”批评、历史学派、类型批评等流派。这是我初次接触美英文学理论知识，只觉得新奇、特别，不仅与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观点大异其趣，而且感到无论在知识方面还是实践方面，离我国文学现状太远，所以那时未能深入阅读。倒是袁可嘉先生的长篇《后记》，我读过几遍，得知外国文学理论有那么多的“花样”，并初步了解了它们的来龙去脉，长了见识。自然，袁可嘉先生的《后记》里的“批判”痕迹也随处可见，这也是时代使然，不可苛求。这样，我对袁先生有了几分印象。随后不久，文学研究所各个外国文艺组与原属作协的《世界文学》杂志合并，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搬了地方，我则继续留在文学研究所，与外国文学所朋友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文革”结束后，对于被封锁了几十年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人们急需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少外国文学研究者全力投入翻译介绍的工作，各种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纷纷出版，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随后很快就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上。袁可嘉先生在介绍、评论现代派文学方面，态度平和，胸有成竹，既显示了一种勇敢的进取精神，又表现了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的自信。我的这篇回忆，主要谈谈袁可嘉先生在介绍、研究欧美现代派文学方面的贡献。
  在对待现代派文学问题上所引起的争论大体有三类观点：一类是完全肯定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其中有的人认为现代派文学是当今外国文学发展的高峰，而现实主义文学不过是对现实的僵死的反映，已经完全过时、没落，早为现代派文学所取代，现代派文学意蕴高妙，技巧高超多样，所以比之现实主义文学要高出万万。其实这类观点，都是西方现代派作家创作时发表的一些宣言、理论的回声。现代派中作家的观点，有的是与他们的创作相呼应的，有的则是宣言归宣言，创作归创作，宣言、观点与创作不完全是一回事。爱因斯坦曾经批评说，现代派表现出了一种“势利俗气”，我想这不是针对现代派的作品而言，而主要是针对某些现代派作家心浮气躁、不可一世的毛病而言的。在1978年之后关于现代派文学的介绍中，有的翻译工作者饥不择食，就像盲人摸象，抓住什么就翻译什么，说这就是现代派文学，且随声附和。所以或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或是介绍者似懂非懂，自己倒是被现代派文学作品介绍了。同时也有人出于对我国长期政治文学统治的反感，认为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应该成为我国文学的主流，或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派文学。持第二类观点的人士沿用旧说，他们对于现代西方文学十分隔膜，并未读过多少现代派的作品，只是套用过去的阶级划分的观念说事，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不过是欧美的资产阶级文学，颓废派文学，而颓废派是没落阶级的文学，是与我们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学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继续采取批判、排斥态度。在这方面，苏联学者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简单化的评价在我国影响甚大，他们早就把现代派文学当作资产阶级颓废文学；而且评论者还以个别领导人的艺术趣味的好恶为标准，来批判现代派。50年代末，茅盾先生在其《夜读偶记》里，完全否定了欧美现代派文学。现在看来，茅盾先生的观点无疑十分偏颇。照我们看来，茅盾先生作为一个大作家，有着深厚的理论修养，似乎不应作出这种简单化的评价，但是几十年的“左倾”文艺思潮，影响茅盾先生竟是如此之深。这样，争论一开始就带有相当浓厚的概念化倾向。
  袁可嘉先生关于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论述则持第三类观点。他对欧美国家的现代派文学早有研究，早年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就受过现代派诗风的影响。如前所说，50至60年代他对现代派之前的欧美文艺理论就相当熟悉。从1980年至1985年间，由他主要参与编选的四册、每册各分上下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出版，并冠有他的长篇“引言”。在我看来，袁先生是以八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他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研究、评介、鉴别、吸收而介入了这场争论的，这八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虽然只是欧美现代派文学作品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提供了现代派文学的代表性文本，让读者看到现代派文学的真实面貌，从中就现代派文学获得了一个全景性的、整体性的概念，使我国读者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认识为之一变，使我国在介绍、研究欧美现代派文学方面，走上了卓有成效的道路，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西方文学的知识结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袁先生认为，现代派文学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富有时代特征、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矛盾和人们心理的一个重要流派”。它虽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但却萌芽于19世纪中叶的唯美主义。唯美主义倾向“反自然、反说教的主张，对形式美和暗示性、音乐性的强调，为后来的象征派诗人开了先声”。象征派主张“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启发微妙的内心世界，打破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者直抒胸臆、白描景物的老方法。这种导向内心和主观世界的倾向和反陈述、重联想和暗示的方法后来就发展成为象征派和整个现代派文学的基本倾向和特征”。之后，唯美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又接受了自然主义的某些病态描写与细节影响，“融合成为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部分因素”；诗人们企图探索内心的“最高真实”，并赋予概念以形式。“他们的作品中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主要却是抒写直觉和幻想；他们既重视艺术想象和艺术形式，也有唯美的形式主义、神秘主义的倾向。”袁先生指出，20世纪20年代，劳资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深化，也是现代派获得重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新的流派，如意识流、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等，“他们的共同倾向是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与否定，对内心世界和无意识领域的开掘，在艺术手法上进行了广泛的实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30年代的复杂政治斗争，使得现代派分化为左中右几派，这使典型的现代派处于相对的停顿时期。袁先生说：“这是现代作家向左转、向外转的时期，与二十年代现代派作家的向右转、向内转很不相同；现代派技巧的影响扩散了，但作为一种倾向却受到了进步文艺界的抵制和批判。这种批判有合理的成分，也有教条主义的极左表现，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袁先生继续说道，3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清党扩大化以及欧美各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和分裂……革命文学运动出现了深刻的分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派文学的新品种逐渐抬起头来，最后在战后的悲观气氛中占领了文学舞台的中心地位。荒诞文学、新小说、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虽然各有特点，却无不带有存在主义的烙印”。这些流派的作家“反映了当代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类的存在意义的深刻怀疑，对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否定，也描绘了西方社会的种种现实矛盾，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虽然同时散布了种种错误的思想，常常采用荒诞不经的手法。他们可以看作现代派文学的又一个高潮”。
  我在这里转述了袁先生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评价与对它的发展过程的简要的描述，他的这些文字现在看来似乎十分平常，几十年来不少评论现代派文学的著作其实都是这么说的。但是要知道，袁先生的这些观点写于1979年12月，发表于1980年10月，稍后三四年间他还写过类似的文章。那时我国刚刚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文艺界正在开始拨乱反正，外国文学界对19世纪和以前的外国作品大力进行介绍，而对于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现代派的作品，则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争论激烈。袁先生对外国现代派文学的评论，观点鲜明，评价中肯，绝无浮躁习气，也富有历史感。初读袁先生的文章，好些文艺工作者可能并不十分理解，主要是他们那时的思想尚未获得解放，还处在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之下。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得他们已不了解欧美社会现状，也不了解外国人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多维发展，而我国当时只容许存在一种思想，明明变成了谬论，也不许你进行思想评论，脑子完全僵化了，从而也失去了思维的主体性，这是一。二，过去只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因而读惯了中外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各种书写形式，已经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观念。欧美现代派文学是长达半个多世纪里的文化产物，国别不同，派别众多；它们广泛地受到各自时代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确立了新的创新原则，描述与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普遍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艰辛与挣扎，抗争与失望，想望与绝望，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主题大异其趣。
  就我自己来说，觉得现代派文学标新立异，形式多样，是一种新事物，但由于旧思想的束缚，阅读它们，一时总觉得不很适应，感受上觉得怪怪的，在感情上有一定距离。而从理性方面讲，我很同意袁先生对现代派文学的分析与评价，反对那种盲目颂扬与简单否定的态度，所以我大体上是附和袁先生的观点的。我对现代派文学所持态度的根本变化，则是在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自我批判之后发生的，是重新认识了自我和在精神上获得了重生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在开始评论现代主义文艺思想时极力采取历史的分析、审美的评价的态度，但还是不自觉地偏向现实主义一边。而后当我再次阅读那些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特别是80年代初一次学术出差到巴黎，专门观看了一些荒诞派的戏剧之后，看到它们以非理性的手段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扭曲与所受到的摧残，使我体会到了欧美现代派文学更为深刻的震撼力量。我后来写道，那些优秀的欧美现代派作品，倾情于人的生存的艰辛与伤痛的开掘，有如一首首悲怆交响曲，令人回味无穷！一次在钱锺书先生家里，谈起西方文学，又回顾曾经经历过的生活时，我说，我们都是穿越了卡夫卡的“城堡”与“审判”过来的，活得不容易啊！他听后和我相视一笑，他说他不太喜欢萨特，而喜欢卡夫卡，卡夫卡可以深入研究。当然，这只是先生个人的艺术趣味的表达。
  袁先生考察了欧美社会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变动，各种社会、哲学思潮的流变与影响，同时吸取了欧美学者研究的成果，介绍与描述了现代派文学所描绘的特有的“世界图景”。他说：“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四种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袁先生对人的四种关系和它们的异化的描述与概括是十分深刻的，其中在“文革”之后明确提出“异化”的概念当属首次，它们增加了我们对于社会的人的复杂关系的认识。过去研究作品的人物，主要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作为指导，主要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社会关系又往往是指阶级关系。由于把一切社会关系简单化了，所以理论往往难以去说明人性的复杂性。其实，人的关系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更不只是阶级关系，还有诸如伦理道德关系、亲情关系，甚至宗教关系等等。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有时可以是社会关系，有时就不一定是社会关系。文学对于人的关系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涉及个人与社会，即使有的作品重点在于描写人与人的关系，但也往往倾向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当才华出众、魄力强大的个性受到社会势力、权力的压抑，他最后只好走向自然，去自然寻找慰藉，而形成对社会的抗议，如浪漫主义文学。或是人的个性受到另一类人思想、权力的摧残，使其变为非人，借此来控诉、批判社会，如现实主义文学。如果以这些标准来研究现代派文学，就不易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来。
  袁先生指出，就创作的整体来说，现代派作家主要在四个方面描写了人的关系。在我看来，这确实充实了文学的内涵。现代派作家借助于现代心理学、哲学思潮，而深入人的内心，像女作家如伍尔夫提出了描写的“向内转”，转向意识的变幻，直觉与无意识，在总体上确是如此。在人与个人方面，现代派作家分解自我，强调直觉、无意识与本能，显示自我意识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同时“对自我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意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们的人物不断“寻找自我”，并在自我的三棵树中迷失，以致无法确认自我，最终连自我的身份也丧失不见了。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过去文学常常描写他们的对立，权力、专制与压迫。但现代派作家提出人与人不可沟通，天然敌对，冷漠与残酷，皆为人性使然，甚至发展到亲人之间也剩下阴险与狠毒，把人与人的对立关系普遍地人性化，就走向了极端的片面与谬误。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现代派作家不仅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不义与压迫，同时他们又批判、否定一切传统观念，一切社会组织形式，而显示了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在人与自然方面，原有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已经不见，自然被当成丑与恶，它们不过是人的意识的外化，所以认为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向自然抗议”；随后是物代替了人，排挤了人，有强烈抗议的一面，也有贬抑、丑化人与自然的一面。袁先生所介绍、概括的这四种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人的本身的复杂性很有帮助，对于我们分析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派文学作品同样很有帮助。
  袁先生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艺术特征的研究，是深入细致的，有说服力的。他将现代派的艺术方法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指出现代派奉行“心理现实主义”，通过梦幻和无意识，人的本能意识，表现人的内心、主观性与内向性，即人的心理真实，形成“向内转”倾向，指出“重主观表现、重艺术想象、重形式创新”等观点，成为现代派艺术方法的主要特征。它们具体表现为“思想的知觉化”，即把思想还原为知觉，广泛使用“自由联想”，这自然会影响到作品的“语言形式、叙述方法、结构安排、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和作品寓意”，因此常常看到现代派作品的“故事情节的似有若无，人物形象的扑朔迷离以及作品意义的抽象性、象征性”。广泛使用内心独白、多层次结构、现实与幻想的结合等，成为通常的表现形式。袁先生更将现代派的艺术方法与现代哲学思潮联系起来，特别是现代心理哲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它们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说：“总是先有非理性的社会生活和思潮，才会有非理性的艺术方法和表现；总是先有非人化的社会现象，才会产生非人化的艺术形象。”我在上面指出，袁先生的上述观点提出于1979年，那时在我国文学理论界讨论人的阶级性、社会性、人性等问题，还刚刚起步，异化问题还未被提出，直到1982年后才明白一些，但是不久之后，这场讨论又被人为地停止了。
  80年代初，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我国文学界出现了新一轮（较之新中国成立前）的现代派作品的创作。出现这类作品，一方面是对社会巨大的灾难、变动的生活强烈反思使然，另一方面，《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不断翻译过来的现代派作品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看到，中国式的意识流、内心独白、荒诞、情节飘忽、故事淡化、叙事变化的作品在不断涌现，从而开创了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新气象。不少青年学者在评论中外现代派文学中，也无疑在袁先生的文章里汲取了教益。
  1985年，袁先生出版了《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该书的前半部分是他1979年至1983年间而且主要是1979年写就的多篇有关现代派文学论述的结集。1993年又出版了《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这是袁先生探讨欧美现代派文学的一部系统性的论著，更见其研究的功力。90年代初，我和袁先生建立了良好的同事关系，相互赠送各自的著作，在一些会议中交流思想。1994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成立，我们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当学会的学术顾问，其中有季羡林、钟敬文、蒋孔阳先生，还有袁可嘉先生。袁先生后来幽默地说，几十年里，他从未当过什么“官”，连个小组长都不是，这次当了个顾问，可是个“大官”了！
  自然科学理论与人文科学理论都是有准绳可以遵循的，前者通过量化统计、科学实验的绝对性而获得，后者则在历史比较、相互阐述、实践体验的相对性中显现，在历史的长远时间中得到逐渐确认。距袁先生有关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最早论述的提出，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是这些观点今天读来仍然新鲜，具有理论的感染力，使人感到它们体现了理论的深刻性与先锋性。
  袁先生的那些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有关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论述和他所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无疑启迪了我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与理论的更新。
  注：本文所引袁可嘉先生的论点，均见于他的“引言”一文，载《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2014年1月18日
  我所接触到的袁可嘉先生
  蓝棣之
  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袁可嘉先生的长女袁晓敏刚才在电话里告诉我袁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现在才来写一点儿对于袁可嘉先生的追思文字，而这时离袁先生的病逝已经两个月了。
  我是受袁先生关怀很多的人。举例来说，他的《论新诗现代化》是他很重要一本论文集，1988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后，对于诗坛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这样重要的著作，他写信请我给他写个“序言”，作为学生的我，只能把这看成是一种关怀，一种信任。此书出版后还在赠书时写了很长一段话，称赞我对于此书出版所作出的“贡献”。第二个例子是1988年他主编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第一诗人的穆旦的研究文集《一个民族站起来了》时，让我写全面、完整论述穆旦的长篇论文，并把我这篇论文放在论文集第一组文章中，其实那时我研究生毕业也才几个年头。第三个例子是，2001年他又主编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之父的卞之琳的研究文集《卞之琳与诗的艺术》时，又要求我写出长篇论文，并且同样又放在第一组文章之中。他严格要求，在论文稿上多有批改，我记得在我论卞之琳“无题”诗那部分，他批道：“不要上纲这么高嘛。”并把我的稿子送卞之琳先生定夺。卞之琳先生花了一个晚上用铅笔逐段逐句加以修改。我记得他把“无题”诗的七八页稿子通通勾掉，并在旁边批道：这些话等我死了以后再说。第四个例子是90年代初，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九叶派诗选》（1992年出版）时，曾把三万字的“前言”送请所有健在的九叶诗人审阅，其中自然包括九叶理论家袁可嘉先生，可他表示的却是完全的信任，他关心最多的是他认为我有条件并且可谓是义不容辞的《中国现代诗流派思潮史》的写作进展。我记得，袁先生常常提起，在40年代后期，当他刚刚步入文坛时，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前辈是如何提携他的。在我的学术写作生涯中，袁可嘉先生就相当于沈从文或朱光潜了，可他却从来也没有这种感觉，每次都像是他给我分配了一件任务就是了。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先生在前一段袁先生刚去世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袁先生曾经说是深刻的片面性，片面的深刻性，他说他对袁先生的印象，以此话为深。这使我想起1988年我与袁先生一起去出席在天津召开的中国作协文艺理论信息交流研讨会时，他在发言之前，把他带去的一篇论文《关于西方后结构主义》让我先看看。我看到他在其中说，这个后结构思潮可谓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小聪明”。当时我感到很吃惊，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固然是小聪明，不过，我认为是一些大聪明的头脑才有可能发明的。我记得他好像是很认同似的，我认为他可能已经在发言中改正了。所以，当我看见他好像是说“片面的深刻”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总特征时，同样相当吃惊。但同时又觉得如果考虑到它的修辞性，也就可以理解了。我记得8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常常说起这个话，好像是恩格斯讲过的。“片面的深刻”作为80年代的学术口头禅，其含义是：深刻的难免片面，只有不挑剔片面，才能达到深刻。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所以“片面的深刻”是鼓励创新、开拓思维的哲学。这就是袁可嘉先生用这个话来讲西方现代派的“语境”。所以他是肯定现代主义思潮的，他的肯定是很多的，但他又知道要一分为二看事物，他的专著《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就是尽可能这样做的。我认为袁可嘉先生的意思是说，西方现代派文学虽然难免片面性，但却是非常深刻的。这才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总特征。这见解与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专家，曾被斯大林考虑为接班人的日丹诺夫的意见完全是南辕北辙。
  但是我又认为，袁可嘉先生是一位难得的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经过党多年的教育和多次运动的洗礼，他基本上树立起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本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袁先生的九叶诗友、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郑敏先生，有一次请袁可嘉先生担任她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这篇论文是研究“解构主义”的。袁先生在评审意见中认为这篇论文写得还不错，但有些地方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缺点。我记得最后郑敏先生好像是放弃了对于袁先生的约请。这件事甚至影响到二人之间长久以来的友谊。我相信袁先生坚持自己的看法不是要“作秀”，而是发自内心地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任。因为他这个看法与他此前所说“后结构主义”是西方知识分子所玩弄的“小聪明”，二者一脉相承。当然，我认为在他心里，他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看法，整体上可能评价高一些，而对于西方后现代哲学观念、后结构、解构主义这些思潮，看法相对来说又较为有保留。因为文学作品毕竟是审美的，形象大于思想，意味深长。正因为这样，他才在西方现代派作品方面下了很深的研究功夫。
  袁可嘉先生的社会身份不妨这样来界定：诗人，诗歌批评家，翻译家，学者和教授。这几种身份都聚焦在一个亮点上：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及汉语文学、诗歌、理论对它的借鉴。从40年代开始，袁先生的目标就很明确：为了借鉴而研究、翻译、编选，以及翻译、创作、研究三者同时进行。他的研究性论文著作都思路清晰、立论有据，论证时逻辑性很强。他的论著里每一句话，都是他从对象中概括出来的，都是他千虑之一得，准确，鲜明，可靠，深得要领。他有很好的中文根底，他的评论常常使用传统的文论词汇。他的翻译文本是艺术品而不是技术性的工匠制品。他写诗不多，但可谓每首都出自心灵肺腑，千锤百炼之作。写诗也好，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也好，他都清楚地指明他的西方渊源，以及如何对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借鉴。如果有谁要提出苛求，说只有不受别人影响，也不学习大师作品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或学者，并以此来污辱和贬低那些无言的当事人，那我想请他去读歌德一首叫作《致独创者》的诗，歌德称这样的“独创者”其实不过是“我是我自己所创造的傻瓜”。基于这些认识，并从最终的成就及其影响来看，我认为袁可嘉先生的智慧是大学者才具有的，他的才、学、识是罕见的，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
  但是，他却没有大学者的脾气和个性。他实在谦和得令人失望。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没有。我从未见他发过火，发过牢骚与怨言，在家里也未见他发过脾气。有时候会觉得他真是“修养”到家了。1980年我选修他的诗歌流派课时，听人说他前不久都还在扫街、扫厕所。至于他在40年代后期的一些文字因而受到连累，无端地被卷入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的“批评事件”当中，我翻阅过北京大学50年代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有关论述，实在是在小题大做，捕风捉影，和吹毛求疵之至。我为袁先生《论新诗现代化》一书所写的序言，所针对的就是这类“学术批评”论著。
  然而，所有这些遭遇、奇案（对于其中更为重要的一桩奇案奇遇，只要稍稍了解政坛、文坛内情的人，想必都比我更清楚，我就不在此赘述了），都在袁可嘉先生生前得到平反。从1979年起到2008年11月8日，这三十年时光正是袁先生从五十八岁到八十八岁的辉煌晚年，也是改革开放、时代巨变的三十周年。他主编的八卷本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对于中国文学艺术在当代的转型和发展，对于当下的学术研究，其影响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全局性的和整体性的。根据李景端先生提供的近况，在刚刚结束的在深圳举行的“三十年三十本书”的评选中，《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被选为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三十本书之一，实在是太公允了，是苍天有眼。正是这个，带给了本文结尾时的一些亮色。
  2009年2月17日写于洛城，6月10日改定
  袁可嘉先生印象
  江枫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叶芝《当你老了》
  以前，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流下眼泪，因为这首诗描写了一种真挚而又刻骨铭心的爱情。今天当我再次读到这首诗，我会感到更加难过，因为将这首经典诗歌翻译成中文的那个老人已经驾鹤西去了。
  我所说的那个老人就是袁可嘉先生。在当下文坛，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起“袁可嘉”这个名字？大家熟知的文坛大腕是贾平凹、莫言等，他们每写出一篇小说，必定有评论家跟着叫好。尤其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公布之后，许多报纸、杂志在显要的位置刊登贾平凹等人的相片和获奖感言，而对于袁可嘉先生的去世，则报道不多，有的报刊即使报道了，也只是寥寥数语。我并不是对茅盾文学奖有意见，我只是觉得这种反差太大了。因为袁可嘉先生作为一位前辈，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轻易将他遗忘掉，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和愚昧。
  首先，袁可嘉先生是一位诗人。人们常将袁可嘉先生视作“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但遗憾的是，很少有评论家专门研究他的诗作，甚至连他本人也很少谈自已的诗歌。只有在研究“九叶诗派”的时候，他才作为穆旦等人的陪衬被提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价值被穆旦遮蔽了。也许是因为他的诗太少了，但数量少不代表质量就低，他的许多诗写得非常出色，如《出航》的第一节：
  航行者离开陆地而怀念陆地，
  送行的视线如纤线在后追踪，
  人们恐怕从来都不曾想起，
  一个多奇妙的时刻：分散又集中。
  以上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2007级硕士研究生韩永恒一篇文章的开头
  部分，写得很好，也表达了我的心声，所以我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了，唯一要改动的只是“首先，袁可嘉先生是一位诗人”。如果，这个“诗人”，是指只会分行写作而不论写了些什么的那种人。难道他不是？当然不是！
  接下去，韩先生还提到袁先生1946年写的：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但是，如果没有写过这两首诗，没有写过这一类的诗，他就不是诗人？不，译出了《当你老了》的译者，是真正的诗人！译出了《当你老了》的译者，是一位大诗人，Amajorpoet！如果只写出了类似于后面这样两首诗的诗，不论多少，写得再好，也只能是个
  小诗人，Aminorpoet！因为这一类的诗，可能精巧，但是格局太小。
  小诗人，Aminorpoet！这是卞之琳先生先生对自己谦虚而又清醒的评价，这是从历史的高度和长远，作出的评价。不是每一个分行写作的作者全都配称的小诗人！
  其次，袁可嘉先生还是一位现代主义文学领域的批评家。袁可嘉先生对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一方面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另一方面他所取得的成绩至今仍少有人企及。
  说得不错，但是，在积极贡献的另一面，也应该看到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善于使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思考的人所必然会产生的影响。
  袁可嘉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不都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不都沿着欧美人走过和正在走着的道路前进，并不是人家有的我们一定要有，错过了的一定要补！我们，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紧追、紧赶！
  韩先生说，20世纪40年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在诗歌领域存在着过度强调诗歌的现实斗争性，忽略其艺术价值的倾向。而袁可嘉先生独树一帜，率先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理论，他“从1946年冬到1948年底在北京大学当助教，其间，曾先后在天津和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三十篇左右、约十万字的诗论，较为详细、系统地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引自廖四平《“新诗现代化”：袁可嘉的诗论》）。袁可嘉先生的这一理论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探索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这是缺乏正常历史观的论者言过其实，因为贡献要落实成为成果。而且，也不应该把一个思想尚不成熟的青年在某种读物影响下形成的冲动，视为适时的真知灼见。
  在主要是抗日战争那一历史时期的“九叶派”，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流派，也注定成不了气候，只能退居边缘。那个时代，在诗歌领域，是艾青和田间的时代，这个民族需要他们，这个国家的历史需要鼓舞斗志的号角与战鼓：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真诚。谁能不是呢？那时，这片土地被敌人的炮弹、炸弹糟蹋得满目疮痍，即使是在后方，所有活着的，也都是“炸弹炸剩下来的”！
  不是“过度强调诗歌的现实斗争性，忽略其艺术价值的倾向”，既非“过度”，亦非“忽略”，当政治以炸弹和刺刀的形式直指你的心脏威胁着你的生存和生命，追求脱离政治的艺术，就未免过于奢侈了。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探索的文章真正发挥作用，是在新时期的诗歌评论家们评出了一个诗歌流派而重新发掘出来以后。
  韩先生的文章接下去说：“再次，袁可嘉先生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我要把“再次”改为“首先”，因为，他自己写的诗，无论写得有多好，不要三百年，一百年，甚至是五十年以后就不会有人记得，但是，再过三百年，人们还会读袁可嘉译的《当你老了》。
  “九叶”而成派，是在《九叶集》出版以后，这一派在40年代从不曾以派的面貌出现过，我最初读到的穆旦诗，是在西南联大校园围墙墙壁的壁报上，只要看到有着许多O的诗，就一定是他写的。
  “九叶派”作为一个流派而被后人记住的，将会是这个派内几位翻译家的译作，首先是袁可嘉的诗歌译作。他是“九叶”几位翻译家中最优秀的一位。其次是陈敬容，她给我们留下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而查良铮，则是被南开大学一篇博士论文出卖了的不十分高明的翻译工作者，这篇论文试图论证查良铮“越是大胆越是忠实”之说，这就等于是要论证“越黑就越白”，结果，充分证明了“大胆”，却当然，无论怎样诡辩也证明不了“忠实”。
  我在GOOGLE上点击“袁可嘉”时，跳出来的居然是“袁可嘉当你老了”，这篇文章，就是在点击“袁可嘉”时读到的。我说了，三百年也不会改变，如果我们的汉语汉字不被那些语言文字改革家改革到人们连“说都不会话”了，至少，还能流传五百年。
  最后，然而却是最重要的，是“首先”之前的“首先”：袁可嘉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
  在我的心目中，正直、善良，是人类至善至美的品质，袁可嘉先生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品质的真实的人，尽管作为真实的人，正直不得不因政治环境而打折扣这种印象，当然是在接触中逐渐积累形成的。
  实例甚多，我的所见所感，当然极其有限，但是，印象深刻。我能够感同身受的，主要涉及他的尊师爱友。他对卞之琳先生，执弟子礼堪称楷模，弟子对师长最大的恭敬莫过于发扬光大其学术成就，由袁可嘉先生一手组织出版的论文集《卞之琳的诗艺术》，就是这样一种表现。而且非常及时，实现在卞先生的有生之年。
  由于袁先生的邀约，我认真研读了卞先生关于诗歌翻译的言论，我把卞先生的主张概括为“亦步亦趋、刻意求似、以似致信”，并且，曾经卞先生过目而得到他的首肯。同时，也成了我自己关心理论、逐步形成“文学翻译，形似而后神似”这一观念的契机和起点。
  就我个人而论，感受更深。袁可嘉先生看到我的初版《雪莱诗选》，并没有称赞我的译笔，只是对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原计划是要我译雪莱的，现在有了你这个译本，我就不译了，再充实一点，就可以成为我们国家的雪莱定译本。
  是译过了彭斯和布莱克，而且能把叶芝译得这么出色的袁可嘉译不了雪莱？当然不是！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谁都能够轻易做到的？当然更不是！
  此说必须有例，有一位已经是书销中外几十本的翻译家A先生，就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某出版社出版一套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诗经》的译者已经签约邀请另一位也很有成就或更有成就的翻译家B先生，但是那，位A先生就能找到出版社，硬是要求出版社毁弃原约，改用他的译文，而且请来了有点地位的人士施压。A和B并不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哦，但是，为了一点小名小利，就能够撕破脸皮。
  除了袁可嘉，还有谁，会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约，让给一个非亲非故，亦非同门，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基本陌生的外人？而人文社和我签约时却有苛求，一定要我把他们出的查良铮译文收入我的新译本，我当然不同意，然而这是一个“条件”。我不同意，是因为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我那位责任编辑处，我看到过被他用来对照审读的查良铮译《雪莱抒情诗选》，隔不儿页的页面上就有红笔批写的“大错特错”、“nonsense”之类批语——这个译本已经被我要来留作纪念。
  同一位袁可嘉，出席某一届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建议表扬几名翻译家，我又成了他关怀他人、博爱胸怀的受惠者。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一桩！有些人，连惠而不费的口头赞许也是舍不得说的，等而下之，还有嫉妒心重的宵小之辈干些为人不齿的下流勾当。
  此说，也不可无例，又是那位A先生：在我获得“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以后，居然写秘密报告给作家协会，说江枫不够格，是冯亦代私相授受。作协当然知道，这是十三个评委，一名弃权，十二名评委对三名入围人选投票，投出了7∶3∶2的结果，而且，七票中没有一票是冯亦代的。
  相形之下，袁先生的行为和行为准则，在A先生心目中很可能“不可思议”。
  第一次到美国就想去看袁先生，回来后，甚以过纽约而未能一见为憾；第二次，访问狄金森故乡艾默斯特，艾默斯特学院是我的东道主，离开以前，我当天来回，专程前往纽约去看他。但是不曾料到他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弥留期，等他从昏睡中清醒过来，说话已经十分吃力，但是，我们还是进行了简单的交谈。
  所谓交谈，也就只是对于我就某种情况的设问简单回答：是，不是；对，不对。如：
  我问：翻译可以不求忠实吗？
  他答：不！
  我说：文学翻译，应该有中国学派的理论。
  他说：对！
  对如此厚待于我的袁先生，我能怎样回报？
  也就只能是弥留期的探视，引得他一脸微笑。
  当然，我只是袁可嘉先生正直善良、胸怀博大的受惠者和见证人之一。
  愿，此刻正从某个遥远的高处，或许，正在一群灿烂的星星中间，还像在纽约那样含着笑看着我的袁先生，安宁。
  用雪莱的话来祝祷：Peace！
  2009年10月31日
  追怀袁可嘉先生——在袁可嘉追思会上的发言
  陈众议
  我们在这里追思袁可嘉先生，缅怀他的人品、诗品和学品。袁先生是外文所的元老，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九叶派”诗人，他在中国现代诗坛享有崇高的声誉。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研究，我就不重复了。我要说的是先生在外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翻译、研究方面的杰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对于纷繁复杂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如果没有精深的了解和研究，他就不可能提出“片面的深刻性，深刻的片面性”这样高度的总结和概括。正因为有他这样的前辈，外国文学曾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狂飙一样进入人们的视域，从而为中国文坛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走向“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奠定了基础；同时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在政治、美学等诸多领域的多重转型创造了条件，也为我们这些晚辈提供了精神和情感的支撑，使我们处变不惊。因此，无论怎么赞颂他都不过分。
  先生晚年旅居美国，偶尔回来，外文所就像过节似的。我们围着他，众星捧月一般。先生辞世时，晓敏从美国打来电话。我闻此噩耗，非常悲痛，好几天心情沉重，不能平复。我和先生可以说是老乡。他是慈溪人，我是绍兴人，两家人几乎同饮一江水。我刚进所那会儿，先生还在上班，听到他那浓重的乡音，我的内心就充满了别样的感动。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多次造访先生。有儿次是登门请教，谈西方现代派与拉美文学；有几次是陪朋友同去拜访。先生博学多才，且性情豁朗，谈笑间妙语连珠。其情其境，历历在目……
  今天这个追思会一定不是为了忘却的最后一次。我们对先生的怀念是永远的。作为晚辈，我不宜多言，谨此代表外文所表达对先生的难以尽表之情。
  2009年11月17日
  诗人、翻译家袁可嘉
  蒋洪新
  人与人相识与相知，是一种缘分。无论是亲人、师生、同事，都会有冥冥之中的缘。我与袁可嘉先生第一次相识缘于1989年10月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经老翻译家刘重德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在大会作主题发言的袁可嘉先生。我那时在读研究生，当时全国学界正兴起讨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热潮，袁可嘉是此方面研究的权威，他的文章我读过一些，知道其影响力。眼前的大学者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伟岸，而是一位个子不高、安静、慈祥的长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圆圆的大脑袋和闪烁智慧的宽阔额头。我当时想，只有那么亮的大脑袋才能装下那么高深的学问。多少年后我得知，翻译家高莽先生对袁先生圆溜溜的大脑袋也感兴趣，特地给他画了一幅漫画，画中凸显袁先生的圆脑袋，袁先生看了这幅漫画之后幽默地题字：“好一个脑袋！”
  袁先生那次报告题为“新时期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方向。此后我发奋攻读英美诗歌，尤其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与诗论。1993年我有幸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生，师从袁可嘉先生，这样我们成为真正的师徒了。三年博士生学习阶段，我与袁先生见面多是社科院上班时间周二或周四，我既可以去外文所图书馆查资料，又可以请教袁先生和其他老师。有时周末袁先生邀我与博士同学彭宇到他家聚聚。袁先生待我如他自己的孩子，他跟陌生人话不多，有时还可能会出现沉默而导致尴尬。可他跟我在一起却有话讲，除了谈学问外，还谈谈文坛往事。我现在还经常梦见：夕阳西下，从中国社科院大楼下班回家，我们爷儿俩并肩走在建国门内大街上，边走边谈学问。我读书期间，社科院可谓名家云集，简直有如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钱锺书、冯至、何其芳、卞之琳、罗大纲、杨绛、李健吾等，皆在此工作。冯至先生与袁先生同住在一栋楼。袁先生带我开学术会议时，还为我介绍认识了北外的王佐良先生、北大的李赋宁先生。我博士论文答辩时，袁先生请李赋宁先生做答辩主席。事后李先生跟我说：“我这把年纪很少出来主持答辩，但看了你的论文，还有袁先生的面子，我很高兴来。”袁先生称李先生为老师，我当时纳闷：两位先生年龄相差不大，李先生怎么会是袁先生的师辈？袁先生告诉我，他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李先生教他法文。袁先生对他所有的老师都心存敬意，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他弄一套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因为他思念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并想为他写文章，我立即给他邮寄去了。袁先生称沈从文是引导他走上文学创作和评论道路的恩师。老一辈诗人中，还有卞之琳先生是他很尊敬并且关系很密切的。他曾经要我去看看卞先生，可惜卞先生年事已高，不方便见我这样的学生辈了。在卞之琳先生从事诗歌创作六十周年之际，袁先生撰文《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其中谈到他在西南联大读卞之琳的诗爱不释手，时隔半个世纪，重读卞先生的诗仍然感到当年初读时的强烈喜悦。卞先生去世后，袁先生不顾高龄，在女儿袁晓敏陪伴下，从美国坐轮椅赶回来参加追思会。我特地从湖南赶到北京与之相聚，那是我们师徒最后的相聚。此后我们虽有书信联系，但他一直住在女儿晓敏的美国家里。我的论文选题“T.S.艾略特研究”，是老师亲自定的，我现在还在琢磨为什么先生要我做这么有意义且富有挑战的题目。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艾略特是西方现代派诗人中的重镇人物，当时国内还缺乏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他希望我能做些开拓工作；另一方面，艾略特是他一辈子都感兴趣的人物，他早年开始写文章介绍艾略特及其观点，在“文革”期间由于“反资批修”的需要，写过《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一文。后来袁先生对此事多有检讨，认为自己这些文字是在“革命大批判”旗号下写的，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对他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其实，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有些人犯的错误比这大得多，可有儿人像袁可嘉这样不断反思与检讨呢？他要我做艾略特研究的博士论文，也许希望学生的论文能在此方面为他挣回面子。我博士毕业后回到母校湖南师大工作，学业与工作稍有进步，袁先生辄来信鼓励。我的著作《走向〈四个四重奏〉——T.S.艾略特诗歌艺术研究》出版，先生非常高兴，亲自作序。每当我翻看他用钢笔给我写的几千字的序言，泪水就不禁夺眶而出，心中只有一个念想：好好干，才能对得起先生的在天之灵啊。与袁可嘉先生同时代的许多前辈都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他们早岁因战争而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心中留下创伤。袁先生话不多，除了性格原因之外，可能人生的经历也让他少说为善。他七十岁时整理出版了文集《半个世纪的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在回忆自己大半生涯时写道：“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也进入了古稀之年，回顾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心情是酸甜苦辣，四味俱全的。”他一生的确命运多舛、迍遭坎坷，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学术的探索终生不止。
  袁先生是集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于一身的名家。在这些头衔中，他尤看重自己是一位诗人。其实，相比译作和文学评论，他发表的诗歌虽然并不多，但质量很高。他于1921年9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六塘头袁家村（现为慈溪市崇寿镇大袁家村），家境颇为富裕，幼时受其兄影响，爱好文学。1941年秋，入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当时，一批名师如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叶公超、冯至和李广田等，皆在此执教。那时他的人生道路已经明确，他立志以他们为楷模，做一位作家兼学者。入大学后，他与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办名为《耕耘》（双周刊）的壁报，丰富校园生活和练习写作。他的诗歌《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被冯至看中，登载在《生活周报》副刊，后来被1943年7月7日的香港《大公报》转载。这首诗可看出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袁可嘉的锐气和才华，诗中有云：
  我们——新中国的轻骑兵
  沉重地驮载着世纪的灾难
  曾久久抑郁在霉烂的叹息里
  在惨白的默默里
  罪恶的黑手，骄纵地
  为我们增订一页页痛楚的记忆
  多少年，我们急躁地等待第一声出击。
  终于有一天
  （那在历史上嵌稳了不朽的日子）
  一支复仇的火令闪过北国七月的蓝空
  我们狂笑中噙着眼泪
  向风暴，催动我们骁勇的桃花骑。
  如同该诗所言，年轻的袁可嘉的确像“新中国的轻骑兵”。当时家国灾难深重，但他在这些痛楚的记忆里顽强出击，就像当年的英国诗人济慈那样，在诗的王国里纵马驰骋。大学期间，他的诗歌兴趣逐步从浪漫派转向现代派，他评述说：“我最初喜爱英国浪漫主义和徐志摩的诗，1942年以后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卞之琳的《十年诗钞》和冯至的《十四行集》，觉得现代派诗另有天地，更切近现代人的生活，兴趣就逐渐转移。我学习他们的象征手法和机智笔触，力求把现实、象征和机智三种因素结合起来，使诗篇带上硬朗的理性色彩。”
  与此同时，他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T.S.艾略特、叶芝、奥登、里尔克等人的作
  品，感觉到现代派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为口语化，更有现代味。因此，他说：“从此，我就一头扎进现代派文学中去了。”他在1946年发表的《沉钟》颇有些现代诗的风格：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这首诗流传较广，已成为中国现代诗的名篇。诗中沉重基调融亘古与现代为一体，与美国现代诗人斯蒂文斯的名篇《坛子的轶事》意境有些相似。然而，以诗人年仅二十五岁年龄，能有如此强烈的历史沧桑感且能有如此硬朗流畅的语言，实属不易。
  袁可嘉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待遇，如自传所言：“在外文所接受监督劳动。这样，我有四年时间停止业务工作，每天打扫厕所或从事其他劳动。”“文革”梦魇结束后，他并没有对国家有多少抱怨。如他诗中所写：
  水、泪、爱
  飞机越过太平洋上空，
  眼帘中映出了蓝蓝的海水，
  哦，那不是海洋的水，
  那是你梦中的泪。
  飞机越过太平洋上空，
  眼眶中涌出了梦中的泪，
  哦，那不是梦中的泪，
  那是你心中的爱。
  飞机越过太平洋上空，
  心眼中溢出了深沉的爱，
  哦，那不止是心中的爱，
  那还是梦中泪，海中水。
  这是袁可嘉于1980年9月应邀去美国讲学途中所记，诗中“梦中的泪”、“心中的爱”无疑献给大难之后的祖国。在异国他乡，他对祖国的爱永远不变，如“海中水”那么深。那次访美，美国有几所大学想聘请袁可嘉当教授，被他拒绝，他认为自己的读者与事业在中国。
  袁可嘉的文学批评生涯起步于青年时期。大学毕业后，从1946年至1948年，他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任助教，在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人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了新诗二十余首和以“论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评论文字，介绍西方现代派，批评当时新诗存在的弊病，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指幽默机智）相综合的道路”。20世纪40年代初期，九位年轻诗人曹辛之、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在《诗创作》和《中国新诗》发表风格相近的新诗，这些诗吸取我国民族诗歌和新诗的优秀传统，也借鉴现代欧美诗歌的某些手法，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他们之间并没有拉帮结派，而是各自创作，并没有多少联系。“文革”结束后，他们发现自己过去的诗歌还可以为新一辈诗人提供借鉴，于是相约出一本诗集，老诗人王辛笛说：“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鲜花，就做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挑选出儿首自己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诗，出版了《九叶集》，之后他们也就被大家称为“九叶派”诗人了。然而，“九叶派”在中国文坛生根发芽与袁可嘉的理论贡献密不可分。他在一系列文章如《〈九叶集〉序》（《读书》，1980年7月）、《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文艺研究》，1982年4月）、《诗人穆旦的位置》（《八方文艺丛刊6辑》，1987年9月）、《怀唐祈》（《光明日报》，1991年6月5日）中，阐明了“九叶派”诗人所诞生的时代背景、诗歌特点以及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例如，他在《〈九叶集〉序》中谈道：“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艺术上，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手法，探索过自己的道路，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九叶派”的重要理论家与诗人袁可嘉仙逝，如今“九叶派”诗人中仅剩郑敏先生一叶了。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资深研究员吴元迈先生曾对我说过：“中国学者从事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可以说袁可嘉起步最早、贡献最大。他对现代派文学评价的一句名言‘深刻的片面性，片面的深刻性’击中要害，给我印象深刻。”吴先生是袁可嘉多年的老友，是非常了解他的。作为一位诗人，袁可嘉先生的作品并不很多；作为理论家，他从青年时期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他二十几岁时写了一系列关于新诗与西方现代诗相互借鉴的文章，发表在《大公报》《益世报》《文学杂志》《诗创造》《中国新诗》等报纸杂志上，后来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这些文章虽然针对的是当时中国诗坛争论的问题，但于今看来对我们的文艺建设仍有启迪意义。首先，他厘清了新诗“现代化”的意义，许多人开始以为新诗“现代化”等同于新诗“西洋化”。袁可嘉指出，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但决无理由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为一谈。从最表面的意义说，“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鉴于此，他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依据。每当我读到这一组文章，有时竟没法相信：这么老练且充满锐气的文字，竟出自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之手！
  当然，真正奠定袁可嘉先生学术地位的，是他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所发表的一系列成果。他的著作主要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与董衡巽、郑克鲁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下）（与叶廷芳等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与绿原等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在当代中国封闭那么多年之后，从袁可嘉译介的作品里，中国文艺界第一次认识到西方现代派的多种表现手法，如“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很多作家借鉴这些技巧，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
  从理论上对西方现代主义给予总体认识，并将其运用于我们的文化建设，这有着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艺界与学术界由于受“左倾”思潮影响，一直将西方现代派视为毒草，将其列为批判的对象，更没有人对它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认识。袁可嘉自1978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勇敢地向这一学术禁区发起挑战，并对中西方关于这一领域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理有据。首先，关于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边界线问题。由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广泛，内容复杂，学术界对它的起讫期限的界定聚讼纷纭。袁可嘉避免给它下简单的定义，而是从它的起讫期限、思想和艺术特征、它与其他近似的文艺思潮的比较来勾勒其边界线。他把现代主义文学的起迄期定在1890年至1950年间，即从法国象征派兴起（1886）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50年以后的新流派划入后现代主义文学，以便与正统的现代主义相区别，虽说这两者之间又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他还把现代主义和其他相近的文艺思潮（如先锋派、颓废派、象征派、广义的现代文学、唯美派等）相比较，以求明确现代派在整个现代文学中的位置。他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孕育期（1840—1890），从唯美主义到早期象征主义，即从爱伦·坡和波德莱尔到兰波、马拉美；肇始期（1890—1910），即后象征主义在欧美扩散的时期；鼎盛期（1910—1930），各种流派纷呈的年代，如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都崛起于这一期间，20世纪20年代则是巅峰；衰退期（1930—1950），由于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欧美出现“左倾”文学，现代主义阵营开始分化，逐渐走向衰退，到20世纪40年代为存在主义文学所代替。袁可嘉这种分析与划分虽不能说精确到位，但至少是饱读西方现代派许多著作与评论、经过自己思考得来的看法。
  其次，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局限和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碰到西方现代派这一敏感话题往往噤若寒蝉，更不敢肯定其成就。袁可嘉经过全面细致的清理与分析之后，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它所暴露的严重局限以及它所带来的复杂问题，进行了客观的梳理和比较。他认为，现代派文学的主要成就首先是：它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危机意识，这对我们认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益的。“所谓危机意识不仅包括经济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危机等等，更根本的是在人类四个基本关系方面——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产生的脱节和扭曲；所谓变革意识是指在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剧烈变化。”对现代主义表现人类四个基本关系的深刻分析，西方学术界还没有如此展开论证，这是袁可嘉在理论上的一大重要贡献，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为指导、经过自己理论提炼而得出的结论。袁可嘉的分析是以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现代派的局限，“现代派作家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使他们看不到出路，只能提出反传统、反理性的主张，散布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情绪。在意识变革方面也有做过了头的地方。在一个具体作品里，这种成就和局限往往是混淆在一起的，我们只能肯定其成就，批判其局限，而不能全部肯定或全盘否定，何况具体作家和作品的情况又千差万别，需要区别对待”。他除了在理论上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和把握之外，还深入到现代主义每个流派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进行阐释，组织人将这些流派的文本代表作进行翻译或者节译，让国人了解现代主义文学的风貌，给中国文坛注入了新鲜气息。
  再次，袁可嘉不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分析和解读，还讨论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的关系，总结了七十五年来我国译介和借鉴现代派文学的成绩与教训——“五四前后（1915—1924）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和胡适等作家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主义的译介评论；30年代（1925—1937）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引进，施蛰存、刘呐鸥等对日本新感觉小说的仿效，曹禺、洪深等对奥尼尔戏剧手法的吸收；40年代西南联大师生，主要是冯至、卞之琳、燕卜荪以及后来所谓九叶诗人等对里尔克、瓦雷里、叶芝、奥登、纪德等翻译和述评及其所受的影响；60年代对现代派的猛烈批判和全盘否定；70、80年代对现代派的重新引进和在创作界、理论界产生的影响。”例如他在《西方现代派与九叶诗人》一文中指出了九叶诗人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独特色彩，在他看来：“独特在他们既坚持了三十年代新诗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又保留了抒写个人心绪波澜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既继承了民族诗歌（包括新诗本身）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诗艺，努力尝试走新旧贯通、中西结合的道路，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在九叶诗人中间，既有共同的创作倾向，又有各人的鲜明风格。简言之，一向被许多人认为水火不容的事物——反映论与表现论，社会性与个人性，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虽然远不是完美的结合。”经过袁可嘉这些有根有据、辩证客观的分析，“九叶派”诗人在中国诗坛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诗歌翻译家江枫先生对我说过，袁先生学问好，为人厚道正派，还帮助过他。他对袁先生的翻译评价说：“因为袁可嘉先生作为一位前辈，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轻易将他遗忘掉，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和愚昧。”“即便一百年后，大家忘记了作为诗人的他，写过些什么，也不会忘记作为翻译家的他，翻译了什么。”能得到江枫先生这么高的赞扬当然不易。袁可嘉自叙：“我最早搞翻译是在四十年代，但专门从事翻译则在五十年代的最初六年。这以后以研究为主，翻译是副业了。”于他而言的副业，对我们常人来说却是难以企及的丰硕成果。他出版的翻译诗集，英译中的有：《布莱克诗选》（与查良铮等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米列诗选》（新文艺出版社，1957），《彭斯诗钞》（新文艺出版社，1959；上海译文出版社增订版，1986），《英国宪章派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60；修订版，1984），《美国歌谣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中译英的有：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外文出版社，1957），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外文出版社，1957）。他还将英美作家的文论翻译成中文：《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上、下）（作家出版社，1961），《试论独创性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面对如此丰硕的翻译成果稍加整理，我们发现他的翻译活动至少有如下特点：
  一、翻译着眼于时代需要。袁可嘉的翻译选题往往从高处着眼，针对现实需要，一方面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介到国外，另一方面将外国的文学作品输进中国，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成果。1950年夏至1953年底，袁可嘉从北大调离，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这一时期，袁可嘉自述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和一部分马列主义经典作品，思想上大有长进；在翻译业务上，又得到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的指导，也颇有提高。毛选英译是中国翻译界的汉译英经典之作，是以钱锺书为首的老一辈翻译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凝聚了袁可嘉先生的一份心血。1958年，袁可嘉被派到农村接受劳动锻炼，他觉得当时的环境与英国诗人彭斯很吻合，就从牛津版《彭斯诗选》中选译了七十首，编成《彭斯诗钞》，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赶上当时中国诗界正兴起向民间歌谣学习的热潮，袁可嘉的译本既为这位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二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献了礼物，同时也为中国的新民歌运动输送了新的材料。故这本诗集出版后很受欢迎，以后扩充翻译并多次重印。袁可嘉1986年访问英国时受到彭斯故乡人民的热情接待，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学术界许多人认为袁可嘉最重要的贡献是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此话有些道理。因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儿十年处于被封杀状态，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急需引进新的文学思想与手法。1979年袁可嘉复出之后，迎来了学术上的第二个春天。他和董衡巽、郑克鲁主持编译了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共四册八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系统引进西方现代派文学，译文质量高，切合当时社会需要，为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野。当代中国作家、诗人如王蒙、莫言、韩少功、北岛、高行健等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他们大多从这套书以及袁先生的著作中得到过启发。
  二、译论深刻，译诗形神皆备。袁可嘉除对所翻译的诗人及其作品有深刻的研究之外，在翻译过程中还非常善于总结经验，并形成了他独特的翻译理论。他发表的翻译方面的研究心得在他的译作序言、报刊文章与采访中有不少。此外还有以下研究论文：《论翻译中对待中外语言的态度》（《翻译通报》1951年3卷4期），《习语译法的商榷》（《翻译通报》1951年3卷5期），《论译注和加注的原则》（《翻译通报》1952年1月号），《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与卞之琳、叶水夫、陈荥合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译诗点滴谈》（《青年翻译家》1985年），《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中国翻译》1989年第5期）。作为诗人与翻译家，他对诗歌翻译有许多独到的体会。例如，他在《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一文中，提醒译者在采用“顿”的方法来译格律诗时，要防止绝对化，切勿胶柱鼓瑟。他说：“我以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宽严有度，不作绝对化的追求，在影响译文流畅或风格表现时，宁可在形式上做点让步。”他告诫译诗者要避免两种做法：一是语言一般化，即“以平板的语言追踪原诗的字面，既不考虑一般诗歌语言的应有的特点，也不照顾个别诗人的语言特色，结果既不能保住原诗的真正面貌，更谈不上传出原诗的神味”（《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二是语言的“民族化”，把外国诗歌汉译成整齐划一的中国五言、七言或者中国民歌，这样虽有诗意，但经常导致削足适履，矛盾重重。他举例说：“译的是美国歌谣，那又怎样把美国的民族性‘民族化’过来呢？如果硬要民族化，便是改成中国化的东西了，结果作品不伦不类，甚至庸俗化。”经过自己多年的译诗实践，袁可嘉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文学翻译是一种很特殊的行业。就语言说，它要求熟谙本国语（母语）和外国语（外语）以及它们背后的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涉及广泛的文化修养；在文学内部，翻译又居于创作与研究之间，既要有创作家的创造性，又不可离开原作；既要有研究家的深入理解，又不能故弄玄虚。它经常处于创造与模仿，本能与规律的张力之间。要在这些矛盾之间保持平衡，掌握分寸，是相当困难的事。有些译者做得较好，全仗他们的悟性与功夫。悟性部分是天生的，同样需要通过治学来培养，功夫则全赖勤奋刻苦。一个好的文学翻译家应当是通晓母语和外语，熟悉中外历史文化，有较高创造才能和研究功夫的作家兼学者。”袁可嘉事实上就是这样，集诗人、学者和翻译家为一体，故他翻译的选材、译文的艺术以及相关的研究都是非同凡响的。可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算是一个业余译者”。我们不妨重温他所译的叶芝《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这首诗海内外至少有十来个译文，其中不乏出自名家之手，但网上评论还是袁可嘉的译文好。我想袁先生的译文好，源自他熟知叶芝，他本人是诗人，诗的语言与节奏把握到位，故手下别具炉锤。
  袁可嘉1988年8月写下《茫茫》一首诗：“生也茫茫，/死也茫茫，/宇宙洪荒，/我将何往？//我将何往？/地狱？/天堂？/我将何往？/火化？/水葬？//何处我来，/何处我往，/青山绿水，/皆我故乡。”他晚年与家人团聚在美国，直至2008年11月8日去世，这首二十年前写的诗如今似乎在冥冥之中变为谶语。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老人，他的诗文没有国界，所谓“青山绿水，皆我故乡”也；他的诗文如同洪钟，永恒长鸣，令我们奋发前进。
  蒋洪新
  1964年出生，湖南省永州市人。1993年至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袁可嘉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获文学博士。现任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翻译，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冷眼看待生与死
  ——悼袁可嘉
  王伟明
  2008年11月中旬，巴塞罗那已是深秋，刺骨的寒风自门隙中透进来，着实有点冷。清晨六时许，移动电话突然响起，把浓浓睡意骤然捣散——那么早来的电话多半是坏消息吧。猜得一点也没错，是晓敏自纽约挂来的：她告知可嘉已于8日乘鹤西去。这虽是意料中事，也不禁怅然。晓敏力邀我30日到北京出席其父的追思会，无奈我那时应仍身处慕尼黑，赶不及了，只得致歉谢过。
  这些年来，我不断接到可嘉健康欠佳的消息。他原应允为我的第四本访谈录《诗前诗后》写序言，岂知多年来他深为痼疾所苦，更遑论执笔。序言一再推延，未能完篇，终成憾事。我与可嘉相交，全因陈敬容牵线。80年代初，内子与我首访京华，敬容邀约在京诸叶到她家一聚。曹辛之、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诸前辈老远赶来，着实让我受宠若惊。如今九叶只剩下郑敏一叶，今年亦已八十九岁了，庆幸还挺利索。
  可嘉曾陪内子与我一道游圆明园。那时园址一片荒芜，杂草丛生，西洋楼附近还残存些旧瓦片，却比那些什么兽首来得自然可亲。当时看到可嘉的背影，饶有趣的：他就像一个圆球放在一块正方形的积木上，总让我想起雪姑七友的小矮人来。一路上可嘉和我有说有笑，畅所欲言，毫无忌讳，看来真有点一反常态，与他惯常的木讷迥然不同。他曾被人诬告，心有余悸；一旦说到关节处，便急得满头冒汗。或许有人认为他胆小懦弱，但个中原委，又有谁知晓呢？
  1973年3月，西南联大外语系旧同窗许介昱访华，特地向接待单位提出欲与老同学可嘉一聚。可嘉获悉后向当局申请汇报，经核准后始能圆梦。会面时许介昱要求可嘉为其新书搜集当代中国作家情况，可嘉亦一一应允。许介昱还一厢情愿地要为周恩来作传；他根本不谙中国国情，不晓得此乃不合时宜甚而犯禁的做法，结果以“特嫌”身份被驱逐出境。可嘉亦因而受到株连，被定为犯有“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公开批判后在外文所接受监督劳动达六年之久，负责打扫单位厕所。
  唐山大地震时，家家户户忙着搭地震棚暂栖，唯独可嘉仍要奉命四出帮忙，蹬着板车挨家挨户给别人送木料搭棚子，家中老少的安危也顾不上。“反革命罪行”的冤案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这桩冤案不仅中断了可嘉的研究，甚至直接影响到晓敏无论升学还是后来的出国留学，一度让他耿耿于怀；更要命的是遭人排斥，教他既不敢怒复不敢言，只能积压心头。
  可嘉所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那时门禁初开，年轻一辈大幅度向西方膜拜，不管什么流派，只要是与西方沾上边的，便一致叫好。可嘉看在眼里，直感不是味儿。他的诗评，在九叶诸友中堪与唐湜相互辉映，可嘉为文却多了些外国理论为依据。对于欧美文学思潮，他知之甚详，不会因循固袭，往往另辟蹊径，梳理得井井有条，丝毫没有生吞活剥的感觉。唯一令他不忿不甘的，乃《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一书，曾先后四卷刊行，只是各卷印数不一，令不少读者无法购藏整套参考，枉煞作为编者的他那一番苦心。
  傅浩在外文所曾随可嘉修读英美文学，只是关系不算太融洽。事缘傅浩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卞之琳所倡议的格律诗；可嘉看后认为暂缓刊发为佳，原因是例证欠缺理据。傅浩当然不服气，径自把文章拿给卞之琳看；卞老阅后，竟建议傅浩直接寄给我，看看能否在香港刊发。当时我任诗刊主编，采“百花齐放”方针，只要文章言之成理，便不管来头大小，照登如仪。作为编者，我认为用不着单凭主观好恶来判定对错，一切交由读者论断好了。文章刊发后，外销内转，倒惹来不少争论；而可嘉自始至终没有向我施压，不赞同刊发该文。
  2000年12月，卞之琳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同时假中国社科院举行。可嘉、晓敏自美国赶来出席，张曼仪与我则从香港北上赴会，其余与会者皆来自全国各地。岂料卞老竟于会议前数天溘然离世，祝寿会顿成追思会，能不怅然！卞老遗体告别后翌日，李方设宴款待可嘉、晓敏、运燮伉俪与我；张同道与内子作陪。下午三时许，可嘉、运燮与我叙旧，东拉西扯，谈个不亦乐乎。当天可嘉的兴致奇高，主动提议九叶诸诗友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著作和手稿，成立“九叶文库”。运燮与我实时表示赞同，细节则由可嘉与馆方自行磋商。翌年8月，文学馆举行开库仪式与学术研讨会。
  有论者认为可嘉的诗模仿及套用外国体式者多，这方面我并不认同。可嘉的诗，数量本已不多，加上他熟读欧美诗作，潜意识里自会不时浮现相关意象，甚至用典用韵，以至对话手法等，也偶尔不自觉地套用，却绝非刻意仿用。可嘉那副不与人争的德行，难免让人感到他可欺。我也喜欢跟他和郑敏不时抬抬杠，说些歪理和他们斗嘴逗笑。郑敏素知我装蒜闹着玩，多顾左右而言他；可嘉倒认真极了，有时冒汗也跟我争个不休，尤其一旦涉及欧美诗歌的解读，他更丝毫不肯退让。他那股自信常常教我暗自吃惊，较量起来，我倒过足瘾。
  谈到翻译，可嘉说过：“译诗无准则，一切看对象。”准则以对象为准，相对地紧贴原作的面目和精神；译诗是一种不完善的传达方式而已。《彭斯诗钞》大部分是1958年可嘉在河北接受劳动锻炼时译的，翌年由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刊印；该书先后印了四次，累计印数达三万多册，其中《彭斯与民间歌谣》一文探讨民间歌谣与文人创作相互影响的关系，与当时文艺界讨论民歌与新诗有莫大关联。此外，他在评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的贡献，亦不容忽视。1987年重刊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与2003年重刊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不但梳理了欧美现代派的发展脉络（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以至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等方面），更评论其优劣，充分反映可嘉的识见。
  青乔也好，姚平、姚明也好，圣思也好，洛中也好，晓敏也好，她们似乎对父亲的片言只字都十分爱惜；那份执着与坚持，难道又是同样的不忿不甘？
  2009年5月28日
  盗火者和播火者袁可嘉
  王海龙
  一
  在今天，谈起“文革”后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引进、介绍、研究和发展，您绕不开一个在这个领域里贡献卓著的学者，他就是袁可嘉。
  袁可嘉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但他对中国当代文化史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其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介。
  袁可嘉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关心西方现代派文学并大量地研究、介绍和引入它们，从现代派诗歌研究的滥觞发端，一直到其后各种流派和各家见解的推介，可以说在这方面竖起了大纛，他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在大陆的执牛耳者。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入在中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介绍和引入过程中始终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风风雨雨。这些阻力中有的是美学的原因暨文学学科内部的争议和理解问题，但更多的却是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羁绊。因此，在那段岁月里，玩现代派文学无异于玩火。它充满了惊异、危险和奇幻甚至厄运，而袁可嘉就是儿个最早敢于玩火的人之一；他乐此不疲，居然玩到了最后。
  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文学欣赏习惯是喜欢有故事喜欢情节甚至喜欢大团圆结局的。这种欣赏模式和美学风范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态度和文艺趣味。在中国“文革”以前甚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读惯了西方19世纪小说、看惯了宏大叙事和完整史诗般现实主义描述的读者非常不喜欢西方现代派文学。
  可以想见，耽溺于巴尔扎克、热爱莫泊桑和梅里美小说的读者很难读懂卡夫卡，更不易喜欢加缪、贝克特那种既缺少情节又不注重读者喜欢的细节描写，而靠主观的心灵倾诉或者充满了苦难和晦涩的象征寓意之类的小说。你很难想象平日里享受读《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或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甚或《牛虻》的人能够喜欢或欣赏《荒原》《尤利西斯》《城堡》《等待戈多》这类让人读后常常感到郁闷、一头雾水而不得要领的作品。特别是现代派文学表现的那种心理折射的鸡零狗碎、个人化、潜意识及其在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上的那种刻意追求的阴郁、隐喻、晦涩和不合逻辑，处处都给人以尖利、嘈杂、无理、壅塞、硌硬而不舒服的阅读体验。
  读者对这类表达不适应，岂不知这些却正是现代派作家和艺术家刻意的追求！他们正是用这种不和谐、凌乱、有违章法和反逻辑的手段制造一种新的美学范式。
  现代派之所以深刻，是它的主观意识、反社会性和反传统性；它表现手法的荒诞，影射着人生的荒诞——人生本身就未可知，人生本身就不圆满。既然人生不像一个故事更不像一首史诗，我们为什么又刻意造作地把它粉饰或表现得像牧歌那样呢？现代派艺术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真实。如果荒诞成了我们生命或者是我们的宿命本身，又为什么不能把这种荒诞用文学手段表现出来呢？惯于长夜过春时，长夜的颜色就是春天。这种美学新理念，我认为，是袁可嘉先生给我们揭示出来的。这可以被看作是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切入点。
  有什么样的读者就造就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观众就培养什么样的演员。正如看惯了达·芬奇、拉斐尔和列宾、苏里柯夫的欣赏者很难适应毕加索、达利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画作；同样，西方现代派的音乐也跟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外古典音乐大相径庭。艺术欣赏的模式和现代派的矛盾同时发生在中外艺术的几乎每个领域，这是现代主义文艺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它需要突围，它呼唤一个突破点。
  除了民族的欣赏趣味和习惯外，另一个理解西方现代派的阻力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因素。
  20世纪中叶，不知从何时起，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特别是主流思想趣味范畴兴起了一种反现代派的观念。那时的主流思想都认为西方的现代派是反理性的、颓废的、阴郁的和反社会的。这种认知也许基于对现代派艺术美学上的体验，也许是基于对现代派思想所表达出的那种混乱、混沌和迷茫躁动情绪的一种反动。总而言之，这种结合了意识形态、政治好恶以及美学批判的庙堂观念却成了当时的一种正宗的论断。要想给西方的现代主义翻案甚至想正常地、客观地介绍一下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理念，是需要一种非凡的勇气的。袁可嘉就是这样敢于反潮流、逆主流思想与钦定美学趣味而动的一个人。
  二
  我们不禁要问，袁可嘉为什么？他出于什么目的要介绍、推荐和身体力行地为现代主义文艺在中国的推广高歌呐喊呢？
  这些都跟他的美学理念和其个人人生阅历有着不可剥离的内在关联。
  袁可嘉是个诗人。他早年的第一个文学情人是诗，这个缪斯启迪了他的诗情，让他一生不能忘情于斯。诗的训练使他敏感和耽溺于体悟，我想，这是他喜欢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徘徊甚至不谙世事、迷失归途的一个原因。诗神引导他，让他变成了一个不合时俗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候，他是在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
  袁可嘉早年赶上了中国大灾难的年代，疲于逃命，耽于奔波，但是在战火和灾难中他仍然看着天边草地上的小花，憧憬着诗。他是以一个诗人的姿态走上文坛的。其后他一生命运坎坷，从诗到翻译、再到理论探索，最后归于体悟和天凉好个秋，一生中深悟人生荒诞。这种生命的契合，跟西方现代派表达的主题有一种天然的共鸣，西方现代派文艺产生的土壤其实就是他思考生命的土壤或者说是他一生阅历的原点。
  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钟情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谜底之一。
  笔者在读了袁可嘉的书多年以后，在纽约曾听到袁可嘉儿十年前的朋友夏志清先生提起他跟袁可嘉在北大红楼时期的友谊、往还以及袁可嘉的文学个性，印证了他们在北大任教的青涩岁月里袁可嘉的某些心路历程契合了上述推断。
  可是，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学跟西方的现代文学却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夏志清曾经谈起，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不论在理念、表现手法还是主题等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文学传统是“五四”以来的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主题，其表现手法大多是遵循西方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传统揭露现实的丑恶并唤醒民众，它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文学更像是西方的19世纪古典文学，它的集中表现是批判现实主义，更要紧的任务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再现和解释苦难。而西方的现代文学则与此大相径庭：由于西方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化内容跟中国不同，西方的现代文学的使命更在于表现人性异化，人的潜意识，人生荒诞，人与社会现实，人与科技、制度、机器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对“五四”后处于民族生死存亡危机面前的中国文坛来说是有些超前的“富贵病”，因之对这类“重口味”的西方先锋文学中国的劳苦大众和一般读者是不能欣赏和喜欢的。
  那么，为什么袁可嘉之流的学者却能够欣赏这类怪诞佻脱的作品呢？——因为他们超前，因为他们敏感，也因为他们遭历的独特荒诞经历。
  犹记得当年从知青考上大学，笔者还耽溺在唐诗宋词和英、法、德、意、西、俄19世纪文学的岁月，遇到欧美现代派文学就感到焦虑读不懂。觉得那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泥淖、一片魔域，非常令人头疼。不幸的是，我毕业后又被分配在中文系讲授欧美文学，现代派文学是我躲不掉的一个冤家。
  也就是这时候，我幸运地遭遇了袁可嘉。他的书里坦诚地告诉读者他在“文革”前也读不懂现代派。是“文革”的不幸遭历，是蹲牛棚，是朝不保夕，是大祸当头妻离子散人人自危，是人间的种种背叛、卖友、出卖人格自轻自贱，是人世中的种种无常让他一下子体味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那种绝望、异化、黑暗和警醒人心的力量。这是一把钥匙，像暗夜里的一团火，让他找到了路径。而他，也无私地将这把钥匙递给了一个个的后来者。
  我的少小经历其实也是一个懵懂者的经历。“文革”前我的童年曾经生活优渥，突然在十七岁上“失乐园”，被“上山下乡”从城市生生拔起送到了农村当知青，在乡下的儿年里遍历世态炎凉，痛感人生无常。1977年从农村考到大学中文系，开始把读诗读小说作为终生事业，其间白云苍狗世事变幻令人目不暇接；虽然我的阅读习惯仍然是遵循着中外古典文学的那种喜欢读故事讲情节的习惯模式，但是已能逐渐接受欧美现当代文学暴露人生荒诞和错位、无理的沧桑感。虽然懵懂中我仍然不喜欢现代派文学，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因缘和契机，我有了理解袁可嘉理论的基础。
  袁可嘉的这种提示让我顺利地读懂了西方现代文学。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也可以设身处地、也可以体味近似的人生经验去补足文学中的启示和象征。就这样，一声“芝麻开门”，我也进入了这片奇幻的土地领略了其中的堂奥。
  窃以为，不仅我，当年教授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后生们都欠着袁可嘉先生的一分私淑的情意，因为他给了大家解谜之钥，给阅读这类题材和体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读法和视角，从而丰富了大家的阅读经验。这样，原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支离破碎、晦涩甚至古怪荒诞的象寓和表述就都有了支点，读者在这种阅读中也融入了自己的个体经验；那样，这种种荒唐就不再扰人而成了深刻与精湛，成了无可替代的新技巧和表现手法。理解了语言与技巧，西方现代文学也就陡然变得可以欣赏，甚至虽然其不必可口却也如苦茶和咖啡般隽永深挚了。
  三
  有趣的是，袁可嘉生命轨迹的启示虽然让我们看到了老一代学人的坎坷和不幸，也引起了笔者关于学术和成就定位间的不期而然的遐想。
  在国内学术圈子里，袁可嘉有自己的领地，他像是一个特定圈子里的国王，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比如说，在那时的中国，说到西方美学，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光潜。说到史学，不期而然地，大家共同想到陈寅恪。说到逻辑学当然是金岳霖，说到中国古代哲学有冯友兰，说到希腊文学有罗念生，说到莎士比亚翻译有朱生豪，说到巴尔扎克或者法国文学翻译有傅雷，等等。
  自然，说到对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介，非袁可嘉莫属。
  术业有专攻或者扎扎实实地占有一席之地是踏实的治学态度。一个人的一生精力毕竟有限，能在一个领域有所突破就很不容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袁可嘉数十年如一日，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精神攻克最难啃的欧美现代派文学而且泽被后人，这是值得肯定和效法的。
  值得肯定的还有，他自量其力，没有逞才使气而是吭哧吭哧地筚路蓝缕，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有理论有实践，主持翻译和整理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文献读本，撰写了理论著作，在这个学科里作出了很平实而可贵的贡献。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里倾注了袁可嘉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我以为，这正是袁可嘉成功的基础。由于这种非凡的刻苦，他成了这个领域里的一个里程碑、一个绕不开的指路标。
  他们那一代人里其实不缺少这样聪明的文人甚或更有才华的学者，但是有人不屑或不愿意做这样的苦工或者愿意掉书袋逞才使气展现更亮眼炫目的东西，其艳丽若七宝楼台，华饰若珠宝遍地，但唯缺乏一根线索和红绳把散碎的珠玉穿缀成首饰。这样，有的名士虽学问被公认好，贡献却是几希无。美轮美奂似乎玄妙无边，但是论到具体实用处却使人生疑。结果一肚子好学问却因没有或者不屑于找一个学术支点或领地而被作为图腾供奉着，却对学界缺少实际的指导意义。璀璨委地不可收拾，处处闪闪发光却处处零碎，像一个高级杂货铺，即使再高级，卖的东西却还是杂货。这也许是那些所谓的才子和专家间的区别吧？才子或者通才往往不屑囿于一域，他们喜欢高蹈而不甘于选定一个学科奋斗。拣尽寒枝不愿栖，最后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和冷落。窃以为，像袁可嘉这样的专家、这样咬定青山不放松地献身于一个领域而且踏踏实实出成绩的学者，对学科、对普通读者更实惠更有助益。虽然，在今天的后人看来，才子和专家都逃不脱最后的归宿，他们都已并肩走入了不朽。
  而今天，我们回顾先贤们治学的历史和路途的目的并非着意褒贬学科臧否人物，而是希望从前辈的经验和挫折里寻到一些启示。
  其实，袁可嘉也是个一直探索、不甘心局限于一隅者。他没有像文艺少年那样终生追梦，当一个纯粹的诗人，也没有立志坐定当一个翻译家或者理论工作者。他的成功还由于他有实践、有理论，又有外语这个利器。这些学术积淀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那个突然到来的春水潺潺、百鸟啁啾的日子一时间成了国内那个百废待兴的荒原上的一只领头羊，他带着大伙儿疯狂地拥抱春天、拥抱阳光、拥抱以前捞不到拥抱的东西，那种如饥似渴，今天回想起来有些让人可怜，让人动容。
  只有真正经历过大寒的人才能体悟那时那一缕透过寒窗的半米阳光之可贵和诱惑——也许跟今天的年轻人说起这些，他们往往觉得挺寒碜、挺好笑。但这，其实真的是我们的青春，也是袁可嘉先生的青春。或许，他的青春比我们的更蹉跎：少年时历经离乱和战祸，青年时噤若寒蝉动辄得咎，壮年时被迟到的阳光刺得眼睛有些不适应有些睁不开，而到了能够不惧黑暗拍着良心说话的时候却感到垂垂老矣时日无多。对于袁先生，人生不是一场荒诞又能是什么呢！
  所以他理解荒诞派，用他的血肉去理解，用他的灵魂去身受，用他的不屈和倔强人格去体悟；在血水里泡三生，在碱水里煮三生，再在人生的铁砧上被无数次甚至永无休止地敲打和残酷地锤锻、再铸，遍历人生凄惶、世态炎凉、政治高压和时局动荡、朝不保夕的日子，从“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到人生中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背叛、出卖、告密和阴谋，他不可能不理解人生的荒诞、黑色幽默和迷茫。袁可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理解不是读出来的，他是身受、历练和体悟出来的。
  当然，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也不容假设。可是如果容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比如说，在中国大动荡大革命的年代，青年时期的袁可嘉出了国，如果他到了港台，如果他到了欧美，他也许会比在国内的朋辈更幸运？他也许能在国外的大学尽情发挥，像他当年流落海外的同学、友人以及他几十年后在纽约相遇的那些功成名就的同侪一样？也许。也许他能因远离祖国政治和动荡少受些波折和坎坷，也许他能够养尊处优因为有安全感而对故国指手画脚，也许他能有更多说话的自由和权利，等等等等。
  但是有一点我却隐约地觉得，他或许绝不会有他在今天中国的影响力，因为他现在的资格和尊严是以他受的苦、受的磨难换来的。这是血泊中的花朵，格外艳丽。袁可嘉在今天中国几代学人眼里的地位，是他用受难的尊严博得的——虽然如果能够再生一次，或许他并不愿刻意选择为此去受难。
  历史老人在这儿停顿了一下或者说叹息了一声。有时候，人生命运的终极结果并不印证原因；而在更多的时候，原因却并不一定确保最后结果。受磨难最多的人往往不敢不相信宿命这冥冥之中纠缠我们的无赖。在迷茫的人生中，虽然有时候我们播种龙种却收获跳蚤，而有时候我们种瓜却得豆。种豆呢？收获的却可能是苞米。人的生存，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场大荒诞、大浩叹。这些，都已经不是古典的悲剧理论甚至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所能解释的了。袁可嘉治了一辈子理论，或许他的理论都不能告诉他自己一生经历悲剧性的原因。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历史有时候无情却也有时候多情。它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对你微笑。文章憎命达，现实中命运的多蹇也淬炼了不少文学史上的杰出英才。一生惴惴却凄惶在追求纯美或者纯真道路上的袁可嘉遭逢离乱，遭际堪伤，但他对文学使命的追求，他那不懈前行的身影却定格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甚或现代思想史的画面上，渐渐融入了永恒……
  在古希腊的传说中有个普罗米修斯，他盗火给人间，照亮了入世却受到了众神的惩罚。在近代，鲁迅先生把从事翻译和介绍外国文明、文化和文学的译者称为传递文明火种的盗火者。借外国的火，来照耀中国的黑暗，以便寻出路把中国引向光明。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袁可嘉也是普罗米修斯。他盗来的火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他不仅盗火，而且播火，这就是那个时代赋予袁可嘉的使命。
  【后记】2014年1月18日，在夏志清先生追思会上，笔者巧遇袁可嘉先生的女公子袁晓敏女士。忆起袁先生往事，袁女士索文纪念。次日，得袁女士书申约稿函，此时离袁可嘉纪念册结集截稿期只有十日，此二日恰又适逢本校开学，冗事不少，但思及袁先生及他那一代人的遭际，不胜唏嘘。三十年前的旧事联袂袭来，遂捉笔记写遐思以表达这迟到的感谢。唯笔者人在海外欠缺资料，时间又较紧；此匆匆急就章中一些片段和引言多是据过去记忆书写，未及核对原文，如有不能传递袁先生初始意思之处，是我之失，敬请原宥。
  森林里的拾薪者
  张黎
  我认识袁可嘉先生是在1959年。那年秋天我刚从德国回来，参加国庆十周年接待外宾工作以后，回了一趟家。记得来单位报到，是11月初。我被分配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组做研究实习员。一进西方组，有两个现象令我惊讶不已，一是西方文学组老专家成堆，除了组长、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卞之琳，还有“五四”老人、易卜生翻译家潘家洵，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专家缪郎山、罗念生，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李健吾、罗大冈，英美文学研究专家杨季康。他们都是外国文学界泰斗级人物，分配我与他们一起工作，让我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觉。第二个令我惊讶的现象，是西方文学组有三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卞之琳、袁可嘉、郑敏。后来我才知道，袁可嘉和郑敏都是著名的“九叶派”诗人。尽管他们谦虚地自称为“叶”，甘愿做“花”的陪衬，可我当时还是非常崇拜他们。在我看来，诗歌是文学的精华，写诗的人必然也是文学家中的佼佼者。再说了，年轻人有几个不喜欢诗歌，不崇拜诗人的呢？“没有诗，怎么活呀”，我那时就是这样想的。
  袁可嘉先生在研究组里地位很特殊，他不属于老专家之列。从年龄来说，他比他们年轻；从资历来说，相差一辈人。可也不同于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年长我们十几岁，资历也长我们一辈。他很尊敬那些老专家，像我们一样尊称他们为“先生”，老专家们称他为“可嘉”，从这个称呼明显听得出老专家们对他的才华的爱戴和尊敬。我到西方组不久发现，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同志”，都称呼袁可嘉先生为“老袁”，我当时心想，他们都是文学所的“元老”，称呼他为“老袁”，口气中透着亲密无间，可我是刚刚毕业的新人，无论如何不敢如此造次。现在想来，我随着老同志称呼他为“老袁”，是“文革”以后的事情。“文革”以前，我在文学所工作的时间不多，刚从国外回来，对60年代初期的各种政治运动，总觉得跟不上趟，只要有机会，我就主动要求下乡去锻炼，与袁可嘉先生交往的机会很少，避免了如何称呼的尴尬。那时尽管与袁先生接触不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相当深刻。袁先生为人极为随和，只要有机会就笑眯眯地与我们年轻人搭话，间或用他那不紧不慢的慈祥语调，与我们开儿句玩笑。这是我后来敢于像老同志一样直呼他“老袁”的原因。
  我与袁先生接触较多，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从干校回来以后。那时我们都住在建外宿舍10号楼，低头不见抬头见，不但与袁先生夫妇见面的机会多了，他们的两个女儿小敏、玲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经过他家楼下的时候，常常听见小敏那甜美的歌声：“听奶奶，讲革命……”她的歌声给建外宿舍区的住户平添了许多欢乐。
  袁可嘉先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研究组里关于西方文学“现代派”问题的议论，有时谈到现代派诗歌，有时谈到小说，1962年以后谈得最多的是“新批评派”文学理论。那时我刚刚毕业，关于西方文学的“现代派”所知甚少，只对个别作家有点印象，例如卡夫卡。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因写文章公开呼吁“把卡夫卡的地下阅读，变成公开阅读，”而遭到民主德国官方舆论批判。我的老师在学术问题上，是个敢为天下先的人。二战以后，是他第一个划清了音乐家瓦格纳与纳粹政权的界限，打破了“瓦格纳禁忌”，为在全德国范围内公演瓦格纳歌剧扫清了思想障碍。50年代中期，他又提出重新评价卡夫卡的问题，试图打破当时的学术禁忌。本来安排他作电台演说，未得到官方允许，改为在《星期日周刊》上发表他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界、读书界对卡夫卡的议论热闹起来。我对卡夫卡的了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西方文学现代派的兴趣，还是听了袁可嘉先生的议论，读了他发表的文章和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以后的事情，袁先生是我认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启蒙者之一，我应该感谢他。
  不过，对于袁先生向国人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敬仰和感恩之情，是我读过《本雅明日记》以后的事情。德国文学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好朋友，流亡期间，他曾经去丹麦拜访布莱希特，并就卡夫卡评价问题征求他的意见。那时布莱希特一家流亡在丹麦，居住在一个小岛上的一栋茅草房里。本雅明把论卡夫卡的文章交给布莱希特，却三个礼拜不见答复，他几次谈起这篇文章，布莱希特也都避而不答。本雅明好生纳闷，便悄悄地把稿子拿回来。有一天晚上，布莱希特突然说起这篇文章，显然是经过认真思考，有了成熟的想法。
  据本雅明在1934年8月5日的日记里记载，为了说明卡夫卡作品的倾向，布莱希特设想了一场老子与其弟子卡夫卡的谈话。从谈话中，老子得出结论，认为卡夫卡是讨厌当前的社会制度、法律形式和经济形态的，他希望自己生活的国家，能有一个信得过的领导人。显然，这是布莱希特对卡夫卡作品社会倾向的理解。不过在他看来，卡夫卡是“从布拉格五光十色的文化泥沼里冒出来的一个气泡”，他的作品里既有“毫不含糊的，非常有趣的”东西，也有“无用的东西”。在他看来，评论家的任务，就是向读者揭示作家作品中那些有用的东西，批判地指出那些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布莱希特援引庄子的“材之患”故事说：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树，粗大结实的，砍来做房梁；不太结实、看起来还顺眼的，用来做箱盖和棺材板；生得奇形怪状、派不上用场的，则躲过了遭砍伐的灾祸。布莱希特援引的这个故事，与庄子的故事用意不同，它并不是提倡“无用之用”，而是提倡一种探索精神。他说：对待卡夫卡的作品，你必须像拾薪者一样，深入森林中去寻找有用的东西。他认为卡夫卡作品中那些比喻的确很好，但对他作品中那些不合理的、神秘莫测的情节，“必须把它们搁置一边”。
  布莱希特不赞成卡夫卡的社会观和艺术观，但他并不否定卡夫卡在小说创作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在后来的“表现主义论争”中，他理直气壮地为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的存在理由进行过辩护。布莱希特主张对待卡夫卡这样的现代派作家的作品，评论家要做去粗取精的分析工作，让读者正确理解它们。本雅明听了布莱希特的意见，意识到自己论卡夫卡的文章，并不算成功。不过他日记中的这段记载，为人们理解西方文学中的“现代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袁先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像个深入森林的拾薪者一样，寻寻觅觅，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他的介绍和评论，遵循中国“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尽量做到有分析，实事求是，为国人认识和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出了令人赞美的贡献。袁先生离开我们五年了，他对西方文学的研究成就，像他的音容笑貌一样，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激励着我在有生之年，继续探索那些外国文学的未知领域。
  2014年1月20日写于北京车公庄西路坎斋袁可嘉——世界诗歌的汉语身份
  阿西
  2008年11月8日，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美国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九叶散落。辛笛、穆旦、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这些名字也许只在唯一一叶郑敏独自暗叹的记忆中留存，举世无人倾听九叶摇晃的声音。
  因为诗歌琐碎，因为诗歌消失，因为诗歌面临无人在乎是否琐碎是否消失的岁月里，在翻译已经彻底成为即时工具的时代里，一位以诗人身份，做不是工具翻译的人走了，谁知道他的安详如他的诗歌？谁知道他的诗歌是汉语的，但他诗人的身份却是世界的！
  1980年《九叶集》出版的时代，是现在所有人怀念的时代，是被称为再也回不来的人文理想至高的年代。那时九叶默默不做莲花，他们的诗歌默默，他们是诗人也默默，他们的诗歌是汉语的，但他们诗人的身份却都是世界的。如果要纪念他们，那是要从庞德、艾略特、叶芝、布莱克、彭斯、哈代、埃利蒂斯这样的诗人成为汉语语言中一分子开始的。我们如今尽享这些伟大诗人名字的时候，我们心里已经没有译文次于原文的迷信。然而这个迷信不在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九叶。
  可读过诗的人谁不记得《茵纳斯弗利岛》那动人的桃园——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笆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这是陶渊明在今天说话吗？还是爱尔兰叶芝的中国身份？
  “五四”以来白话文对文言文普天的胜利中，孰是孰非，或得或失，争论不休。但译文成为中国语言转型的重要部分，这没有什么人会怀疑的，也没有什么人有足够的理由反对。但假如没有袁可嘉先生这样细腻的诗句，谁可以想象我们的汉语言今天应该是什么样子？至少80年代所谓的人文精神，是肯定要少一些必要的组成部分的——比如现代西方文学流派种种；比如那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语和概念，意识流、荒诞派、意象等等。也不会有我们今天值得自豪的朦胧诗，这样一个星光灿烂的“崛起的诗群”。
  要纪念袁可嘉先生，这是纪念一个逝去的时代。这个时代里默默的绿叶给我们留下的，已经深深进入我们的语言之中。他写给我们的是汉语，但传达的声音却是世界的。他不仅打破了翻译次于原文的迷信，他还创造了世界诗人的中文身份，使得伟大的中文有了别样的美丽诗句。
  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汪剑钊
  11月10日下午，我坐在电脑前翻译着俄国诗人艾基的一首诗《死》，正在字斟句酌地推敲该诗的几个词句时，我突然收到朋友的一个短信：“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8日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八十七岁。”顷刻，我的内心不由得战栗了一下，为如谶的巧合感到了一丝生命的寒冷。数分钟后，接到编辑先生的电话，邀约一篇关于这位诗坛前辈的稿子，我没有任何推辞就答应了。
  虽说同在一个单位供职，我见到袁可嘉先生的次数并不多。印象较深的是两次，一次是在杭州参加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召开的一个研讨会，在会议间隙有过短暂的交谈；另一次是在卞之琳先生的诞辰纪念会上，当时袁先生已移居美国，是专程回国来为老师祝寿的，这让我看到了前辈学者对“师道”的尊崇。而今获悉噩耗，我自然应该对这位仙逝的诗歌老人表达一份悼念和敬意。
  就中国现代诗而言，袁可嘉先生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他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个参与者，其半个多世纪的写作“脚印”堪称对中国现代诗最好的丈量。
  中国现代诗的复兴基本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算起，谈及这一点，绝不能绕开袁可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编的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套四卷八本的作品我家中便存有两套，是我和内人在当时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购买的，由此可见，此书在这个时间段成长起来的诗人、作家心目中的地位。正是通过这个重要途径，我和我的同时代人较集中地接触到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的流派，知悉了瓦雷里、里尔克、叶芝、奥登、艾略特、勃洛克、洛尔加、卡夫卡、斯特林堡、马利奈蒂、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一大串当时十分陌生的名字和他们颇具启迪意义的写作。因此，说他是中国现代诗写作的“盗火”者绝不为过，其对年轻的中国诗人给予的启迪可谓功莫大焉。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序文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背景和艺术特征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文章虽说不得已地留有时代的印痕，但其中的精彩就像褴褛的衣衫遮不住俊朗的身体，袁可嘉先生良好的学养、超人的艺术悟性、敏锐的现代意识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洋溢于字里行间，为读者给出了一张清晰的阅读地图。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其中的成败得失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平心而论，政治为中国“五四”以降的新诗提供了坚硬的现实性，使政治抒情诗这一文体抵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峰。但同时，政治对诗的损伤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先生以西方诗歌作为参照和借鉴，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七项原则，构建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性的新传统。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多次谈到“政治抒情诗”的感伤性问题，颇富预见地指出了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重症。首先，他肯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个体生命中诸般因子的“相对相成”，但反对其中任何一种质素或几种质素凌驾于全体之上的倾向。他承认诗与政治有平行的密切关系，“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他认为，这种对自身的束缚不仅会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对个人的生命意义造成伤害。同时，他又指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从属的关系，纯粹地为政治服务其实与另一个极端——“为艺术而艺术”就如硬币的两面，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为此，他重点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一些所谓的“政治诗”，将其中的病症命名为“政治感伤性”，它们可怕地缺乏个性，遂导致艺术价值意识的混乱和颠倒，在写作上以“诗情的粗犷”为“唯一表现形式”，以“技巧的粗劣为有力”，以表达的观念来决定作品价值高下的标准。一首诗的好坏与否并不以艺术为准绳，只以主题作为绝对的判断。联系到作者写作这些文章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能不叹服于作者认识之清醒，更为其意见没能得到更多的响应而备感遗憾。
  此外，他对当时诗歌“散文化”的弊端，以及对日常语言的迷信、对激情的一味热衷、认定主题高于一切的谬论，等等，都作了独到的剖析和批评，为现代诗的回归本体、建立新的传统起到了一种拨乱反正的作用，迄今仍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
  作为出色的翻译家、学者，袁可嘉在学术界内知名度甚高，但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恐怕就鲜为人知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翻译和研究的名声对他的诗名有着一定的遮蔽，另一方面则跟袁可嘉先生为人的谦逊与低调有关，在他为《九叶集》所作的序言中，他对其余八位诗人的写作特征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逐一给予了精到的评点和知音的赏析，却只字未提自己的创作。然而，即以收入《九叶集》和《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的一部分作品而论，细心、专业的读者也能看出，袁可嘉在原创性诗歌写作上也有过人的禀赋，其中如《沉钟》《进城》《走近你》《难民》《母亲》等，即便跻身于冯至、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中也毫不逊色，它们激情内敛、意象新奇、诗思隽永，且已粗具20世纪90年代诗人大量运用的“叙事性”、“戏剧化”的质素，堪称是“从分析到综合”的新探索。叶落归根是一种文化的归属感
  童蔚
  我的这个发言不是学术论文，只是随感，出于我对袁可嘉诗人的尊敬，我喜欢袁先生一些有分量的诗作，崇敬他这样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献身事业的精神。
  中国有句老话是“叶落归根”，它不是源自常识提炼出的知识，而是对人生的观照与比拟；我想，所谓“叶落归根”也不仅仅暗喻一个人肉体的生命回归故乡，而是指一个人对于文化与文明有着自觉的归属感。虽然，飘逝于异国他乡树下有“九叶”诗人中的一叶，但这片“落叶”仍然会在我们的母语中升起，这即是今天袁先生的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谈论他，也关乎叶落归根的终极意义。
  袁老先生一生从事创作、评论、翻译，他的贡献属于这片土地。通过这种文化的根，可以纵向地深入儿千年，也可以横向地向外传播汉语文学以及吸纳西方文明。这是一个旋转的轴，而这位诗人、学者是用一生的岁月来推动的。因此，时间的磨盘上承载着他语言的分量、求索的印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磨盘上的精神食粮使一代读者接受到思想和文化的启迪，这也是我们民族最近的一次精神启蒙。袁先生在特殊年代所作出的贡献来自双方面的给予：即思想、文化匮乏年代读者对西方现代派作品阅读的渴求，这种需求量千载难逢；同时，面对机遇也是诗人、学者必须以自己的文化构成“对应”，肩负起传递的重任。这必然带来时间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也正是基于双方的“给”和“予”，奠定了他著书立说所能达到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80年代，“九叶”不是很红，却充满绿色的创造力，赢得过读者的尊重。袁先生在其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包括他后来移居美国还推动、组织这边“九叶”的活动。当这样的曾经的贡献者逝去后，这种根与轴的合力是否依然存在且留有影响，就要看其推动的文化是否还有影响力。袁先生曾以一句诗表达过自己的心声，他说：“你决心献身奇迹。”无论当今的创作者是为了金钱还是奇迹埋首于工作，这样的想法依然还是存在着；而袁老先生不仅曾经期盼过，也敢为人先，承接过历史赋予的重任。
  一次，袁先生在与我母亲郑敏乘火车赶赴会议的路途上说：我这一生最后留下的，就是我写的那些诗吧？这当然是一句非常非常谦虚的话，但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绝对重视。以我很有限的阅读来看，我发现了他诗作中的个性魅力，就裹挟在对素材的捕捉中，这些生动的“材质”源自40年代的文化土壤，由此孕育出他的诗风——是以思想为中心的感性编织，是恰如其分的汉语与欧式译文美声的交织并且与坚实的诗歌结构相重叠。说到诗歌，我们也许首先看重作品蕴含的精神能量，即使面对一条街巷，诗人的抒写也一定出自灵魂的窗口选取词汇以达成作品的意志力及自由诗文本的质量。虽然，街道在时间的转换中会忽然变得面目全非，但诗人在作品中已经预留了宽广的思考空间，在时间中的阅读又总能返回到写作源头的那一刻，于是，我重读他的诗作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如，写于40年代的那首《难民》当中的诗句：
  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
  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
  死也好，活也好，都只是为了别的，
  逃难却成了你们的世代专业；
  太多的信任把你们拖到城市，
  向贪婪者求乞原是一种讽刺；
  饥饿的疯狂掩不住本质的诚恳，
  慧黠者却轻轻把诚恳变作资本；
  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
  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
  深恨现实，你们缺乏必需的语言，
  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捉弄的苦难。
  这些诗句就像经过流水的时光机器一样，在今天读来，仍然让读者感悟到触动，有冲击力。这并非由于政治正确，而是诗歌以语言旋律的调子，传达出诗人在时空中的深思，甚至是坦率、直接的诗意，也能把间隔了儿个历史阶段的现实层面，延展到诗歌的维度中，触及人性永恒的层面。
  另一首写于1947年的《出航》，抒发了航海者对于离开土地的担忧以及无意之间涉及了人生的晚年：
  航行者离开陆地而怀念陆地，
  送行的视线如纤线在后追踪，
  人们恐怕从来都不曾想起，
  一个多奇妙的时刻：分散又集中。
  年轻的闭上眼描摹远方的面孔，
  远行的开始担心身边的积蓄；
  老年人不安地看着钟，听听风，
  普遍泛滥的是绿得像海的忧郁；
  只有小孩们了解大海的欢跃，
  破坏以驯顺对抗风浪的嘱咐，
  船像摇篮，喜悦得令人惶惑；
  大海迎接人们以不安的国度：
  像被移植空中的断枝残叶，
  航行者夜夜梦着绿色的泥土。
  在我与晓敏的一次交谈中，得知她父亲晚年在异乡生活，物质优渥但精神苦闷。由此，我想到，精神世界的苦闷与创作之间的关联从而诞生了词语的奇迹，属于文学史辑录的作家常态。1947年，一个二十六岁的诗人就感知自己晚年的心绪，那是来自未知世界的灵感，当他辅以语言的技艺表达出来时，就是将生命的预感与文学结盟在一起的奇迹；如今，再次阅读，我以为那好比从远方传来的回声：诗人预言了自己的晚年，就像阳光照射在山上，也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语言的声线再次发出振动，这同时印证了语言在时间中的投影作用。
  还是在80年代，在一次袁先生主持的诗歌讲座中，他请我朗读艾略特的诗作《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我于讲座前到他在永安里的寓所，品尝了袁伯母烹调的阳春面。在那里，我发现他们家和我们家一样，餐桌就在离门很近的过道上，而客厅里堆满了书籍。老一辈知识分子都有着嗜书如命的“坏习惯”，至今如此。那个客厅如今浮现在我脑海里，印象就是袁先生要全力推动译介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气势。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是横向的轴，他不仅自己翻译，还组织人员、联系出版，那时他也应邀四处演讲，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向当时的年轻人全力推介现代派文学的理念与创作文本。
  那回见面，袁老还跟我讲，你们这代女性非常不容易，要读书、工作，还要做家务，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女生，家庭都比较富裕，所以不用做家务。说这话时，我能觉察到袁老先生对时间的敏感。回首他从事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出其高产的效率是基于中青年时期优厚的积淀，当然，还有勇气。“文革”期间，他与“外面的学者”开始交往，他意识到交流的重要性，也许他还深信“门”最终是要被打开的。但在极为封闭的年代，先行者总是先付出“牺牲”，结果他就被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挨整，隔离审查，还有扫厕所等等体罚，吃了很大的苦。这些特殊的经历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属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烙印之一。“文革”后，大批创作者都属于过度压抑之后的“爆发”，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先抑后扬”。的确，在开放之初，最为前卫的文化创作者，正是在新时代的钟声还没有敲响之前，就提前进入了工作状态。他们对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敏感异常，而且热爱一种文化是发自真心、深入骨髓的，绝非像一件时尚的外套可以随时更换。
  不久前，在和晓敏的通话中得知，袁先生有着很深的“九叶”情怀。当晚年接近失明时，他非常惋惜不能和老友们通信了。“九叶”中的一些诗人在早年读书时，彼此就结下了友情。从这一点上说，“九叶”的各位都非常珍惜友情与诗情，他们的相聚是历史中的结缘，而非小团体主义的哥们儿义气。
  我母亲说过，她很怕出席类似的活动，因为年事已高，但她会忽然跟我讲：“没关系，我不去还有曹辛之呢！”我想，这种错位的记忆，恰好体现出记忆本身所具有的遗忘与复活的功能。今天她没能来参加会议，但在电话里她非常鼓励袁晓敏出版她父亲的文集，也让我转达她对袁可嘉夫人程其耘女士及女儿们的衷心祝福：祝你们健康、如意！
  2009年10月31日
  悼念袁可嘉先生的一封信
  王圣思
  亲爱的小L：
  外公辛笛的“九叶”诗友中有儿位和外公一样都是外语系毕业的，如穆旦、袁可嘉、杜运燮、唐湜，也有留学美国的，除穆旦外还有女诗人郑敏，他们的英文都非常好，对西方文学和诗歌很熟悉。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0—1985）在爱好文学的大学生中儿乎人手一套，那时现代派在中国还遭到种种非议，编选的过程中也承受着所谓“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冲击和压力，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套书还是风靡一时，全面的介绍打开了大学生们和文学爱好者的眼界，影响极大。80年代初我第一次见到袁可嘉先生，正是他从美国讲学回来，途经上海。他为人谦逊，平易近人，个子不高，胖墩墩的，前额饱满，度数很深的镜片后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举止更像一位学者。他与外公一起到我所任教的大学作演讲，介绍美国诗歌的最新发展，轻声地侃侃而谈，带来大洋彼岸最新的学术信息。90年代我因编选《冯至诗文选》去北京请他作序，在他那堆满书报的书房里，他微笑着一口答应，要为自己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的作品写序，并给我有益的建议和指点。近年他住在美国的女儿家，身体不佳，与外界很少联系。但是人们不会忘记，这位集诗人、诗论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其诗歌创作实践和现代诗歌的理论研究为中国新诗走向现代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后为介绍评析西方现代派作品及诗学不遗余力，半个世纪以来他的翻译作品同样脍炙人口。我在这里给你介绍一下。
  袁可嘉是浙江慈溪人，生于1921年9月18日，家里以经商为主，母亲是旧式家庭妇女，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备极辛劳。袁可嘉以后曾有一诗，题为《母亲》（写于1946年），抒发了他外出求学、阔别故乡八年后再见母亲时的情景和感情：
  迎上门来堆一脸感激，
  仿佛我的到来是太多的赐予；
  探问旅途如顽童探问奇迹，
  一双老花眼总充满疑惧。
  从不提自己，五十年谦虚，
  超越恩怨，你建立绝对的良心；
  多少次我担心你在这人世寂寞，
  紧挨你的却是全人类的母亲。
  面对你我觉得下坠的空虚，
  像狂士在佛像前失去自信；
  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
  见了你才恍然于根本的根本。
  这首诗不作直露的抒情，而是从儿子的角度凸现出母亲的形象，勾画出不识字的母亲见到离别已久又学成归来的儿子时所表现的神情和言谈，“感激”、“顽童”、“疑惧”等字眼的运用，似乎有些反常，却又在情理之中，表现了母亲对儿子思念之烈，急切地想了解儿子在外八年的生活，儿子旅途中的种种艰险都引起老人的情感反应；进而抒发儿子对母亲的关爱和敬重，回顾五十年来母亲的忘我付出，曾担心自己不在母亲会寂寞，但进而领悟到无私的母爱是全人类母亲的体现；最后对照自己，进一步强化母亲给自己的启迪，尽管自己大学毕业，有了一些书本知识，但相比于母亲，实在渺小空虚，她的实实在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正是全人类母亲“根本的根本”。此诗既蕴含颂扬母爱的真挚情感，却又不是直截了当地写出，而是通过母亲的言谈举止神情和自身的领悟，采用感性与知性相结合的方法，将独具个体的母亲与全人类的母亲形象勾连在一起，此情此意也就深广起来。全诗在形式上为三节四行体，较为整齐，因每行内有适当的停顿，韵脚相对固定，朗读起来自然上口。
  袁可嘉兄弟姐妹九人，他排行老五，大哥在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爱好文史和写作，对他影响最大。他从小就爱读课外书，家中藏有一些旧书报，大哥又带回新文学书刊，他接触到《西游记》和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作品后，对文学逐渐产生兴趣。小学还没毕业，就随大哥到了上海，自学半年，大哥教他英语和算术，与他后来以英美文学作为专攻对象不无关系。初中阶段他学习努力，经常获得奖学金，尤其在语文和英文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课余活动活跃，参加校刊编辑工作和学术辩论会，也参加童子军和球类比赛，同时开始新诗的写作，他的智力和体力均得到提高。
  袁可嘉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经历并不顺利，正逢日寇入侵、国家遭难之际，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随时可能进犯浙江，形势日益紧张，为避战乱而东奔西走，他的学习也就断断续续，1939年在南京迁川的青年会中学读了高中一年半课程，学校教学重视英文课程。他平时喜欢和同学一起办壁报，发表自己的短诗习作。后来成为著名台湾诗人的余光中当年也在该校读初一，不过比读高二的袁可嘉小了七岁，他俩直到五十年后才在北京重逢。1940年袁可嘉又转入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在英语学习方面得到柳无忌教授夫人的指导。在课外阅读中，除《中学生》是他爱读的杂志外，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文艺心理学》等都引起青年袁可嘉的极大兴趣。
  半年后，他以同等学力报考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原本可以就近报考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但他宁愿舍近求远，因为他早就知道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合办而成，它的自由民主学术气氛和文科方面的师资盛名深深地吸引了他。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他正式发表第一首诗《死》，是悼念重庆大轰炸中的死难者的，刊登在1941年7月的重庆《中央日报》上。就在这一年，他搭乘装载黄沙的卡车，历经战时路途的种种艰险，也许正是有过这样的跋涉和以后的旅行经历，在他后来所写的《旅店》（1948）一诗中，也就充满着现实的“慌乱”、“彷徨”、“不安”和对“深夜一星灯光”的渴望：
  对于贴近身边的无所祈求，
  你的眼睛永远注视着远方；
  风来过，雨来过，你要伸手抢救
  远方的慌乱，黑夜的彷徨；
  你一手接过来城市村庄，
  拼拼凑凑够你编一张地图，
  图形多变，不变的是深夜一星灯光，
  和投奔而来的同一种痛苦；
  我们惭愧总辜负你的好意，
  不安像警铃响彻四方的天空，
  无情的现实迫我们匆匆来去，
  留下的不过是一串又一串噩梦。
  在这首诗里，旅店被拟人化，成为与“我们”交流情感的对象——“你”，而路途上一个个旅店可以歇脚的温馨和无情现实造成的噩梦形成强烈的对比，加强了旅途时间的急促感，蕴含揭示现实的一种张力。
  1941年的秋天，经过长途颠簸，袁可嘉终于跨入昆明大西门外的西南联大的新校舍，这所大学对他的人生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立志做一个作家兼学者，开始大学外文系的读书生涯。
  这所战时著名的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拥有一批有影响力的诗人、作家和教授，如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叶公超、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他们对文学青年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当时校园里学生社团十分活跃，袁可嘉参加了外语系许芥昱主持的英文壁报《回声》和西洋戏剧学会的活动，自己和同宿舍的同学办起名为《耕耘》的双周刊壁报，强调学术研究，提供发表文学创作的园地。该壁报经常刊出袁可嘉的诗作，邹承鲁（后来的生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小说、马逢华（后为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诗和散文、陈明逊（后为加拿大湖滨大学历史教授）的政论等。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袁可嘉喜爱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和徐志摩的诗，他沉浸在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诗人作品中，以为天下诗歌至此为极。他也学着写浪漫主义的诗歌，一首试笔之作《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就是歌颂抗战的浪漫主义作品，最初发表在1943年7月7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后来被冯至先生拿去登在昆明的《生活周报》副刊上。
  入大学的第二年，也就是1942年，对袁可嘉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的兴趣从浪漫主义文学转向了现代派文学。他在联大新校舍的茅屋里先捧读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尽管是用土纸印刷的，但他仍读得爱不释手，后又读到冯至的《十四行集》，同样受到极大的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如此多种不同的写法的。与此同时，他读到美国意象派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等人的诗作，更加对现代派作品产生兴趣，因为这些诗作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更有现代味，而且切近现代人的生活。当时西南联大校园里也刮着强劲的现代风。在袁可嘉入校之前，30年代末就有英国现代诗人燕卜荪给高他两班的穆旦们开过现代诗课程，而更早在30年代前期叶公超在清华大学也给辛笛们讲过西方现代诗，介绍过艾略特的《荒原》等。在袁可嘉就读时期，有英国著名记者和诗人罗伯特·白英教授给他们上现代英诗的课程，袁可嘉曾应这位外籍老师的要求用英文翻译了儿首徐志摩的诗，收入白英编的《当代中国诗选》，这是袁可嘉第一次发表译作。所以在大学讲坛上对同时代西方现代派的横向介绍，可以说从辛笛30年代前期就学的清华大学，一直延续到40年代穆旦、袁可嘉先后入学的西南联大，现代派诗歌在这些校园里蔚然成风。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完成抗战八年培养学生三千人的历史使命，宣告解散，原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的师生纷纷北上，返回北京和天津。而袁可嘉就在这一年毕业，先回老家探望年迈的母亲，前面介绍的《母亲》一诗就是这次探亲的艺术结晶。然后在10月赴北京就职，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给大学一年级生上英语课，同时课余写作和做研究。
  大学所受的影响在以后的岁月继续消化融汇，最终形成自身诗歌的特点，袁可嘉在1946年开始进入自己诗歌创作集中期，1947年至1948年达到最高峰。当时他在前辈作家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新诗二十余首，并以“论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相结合的道路。
  袁可嘉早期诗歌（1946年）可见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也有他的老师卞之琳的某些痕迹，被评论者看作“从句式、诗体架构到意象营造、意境追求都毫不模糊地揭示了这一点”①，并指出《空》这首诗与卞之琳的《白螺壳》在艺术上的肖似。其实，袁可嘉对诗艺的吸收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我国古典诗词的熏陶，有老师卞之琳的影响，也有对冯至哲思的吸取，更有对西方现代派诗艺的采撷，甚至可见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艺特点。那些影响的痕迹其实是盐溶于水的表现，可以指出这点那点的相似，但整体却仍是袁可嘉的。袁可嘉早期的代表作《沉钟》《空》《岁暮》《墓碑》体现了他这个阶段自身的空灵飘忽哲思的特点，抒发对生命的沉思、内在的体验和自省的探求。
  沉钟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1946年
  《沉钟》既有对中国古典咏物诗的继承，借物咏志，又有现代诗的创意，选取“古寺锈绿的洪钟”作为全诗的中心意象，将它设定为“我”主观抒发的“客观对应物”，点出钟所在的“古寺”，外表的“锈绿”，说明年代的久远，曾经声音洪亮的洪钟已无声响。第一节采用明喻点出“我”一如“沉钟”：在时间中沉默，背驮岁月的重载，倾听历史的风雨，第二、三节则明确地将“我”和“沉钟”画上了等号：“我是沉寂的洪钟”，“我是锈绿的洪钟”，主体情思与客体物象叠加成一体。如果说第一节着重从时间上把握，第二节则通过“大海”、“苍穹”扩展到空间，洪钟在阔大的空间沉寂。经过如此时空的铺垫，第三节完成了对主旨的揭示，由沉钟思考生命和苦痛，而最后一句“收容八方的野风”，则说明洪钟仍有着生命力和包容力，在苦痛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声响。此诗巧妙的是，由于每句大多七字三顿，形成短促的节奏感，每行句尾基本押韵，朗朗上口，尽管强调的是沉默沉寂，但由于押ong音，又有短促的节奏，默诵中似仍有洪钟的回响，萦绕不绝，从而达到沉钟即主体“我”并未真正死寂、仍在思考的艺术效果。
  1947年开始袁可嘉的诗歌创作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植根于现实的土壤，追求“现实、象征和玄学的综合”，他对这三者的解释是：“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①这些理论是他对现代诗的总结，也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冬夜》《进城》《上海》《南京》《北平》等都是这个阶段的优秀之作，表现出这位诗人“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②。
  英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诗人奥登曾在抗战期间有中国之行，他能够将现实题材用现代派手法加以表现，对“九叶”诗人都有很大的启发。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以奇想和巧智赢得读者，他用哲学的辩论和说理的方式写诗，常将当时的科学发明作比喻入诗。这种从科学、哲学、神学中摄取意象的特点对学院派出身的“九叶”诗人同样颇有吸引力。袁可嘉在这个阶段的作品中借鉴这些特点写出表现中国现实的现代诗。他善用新奇的比喻制胜：“冬夜的城市空虚得失去重心，/街道伸展如爪牙勉力捺定城门；/为远距离打标点，炮声砰砰，/急剧跳动如犯罪的良心；//谣言从四面八方赶来，/像乡下大姑娘进城赶庙会，/大红大绿披一身色彩，/招招摇摇也不问你爱不爱。”（《冬夜》）。40年代后期的政局摇摇欲坠，北平城里的街道用含有贬义的“爪牙”来比喻，守军向城外发炮的声音用“打标点”来讽刺，奇特而贴切；而时局混乱造成城里的谣言纷纷四起，又用乡下姑娘的穿着“大红大绿”来形容，既形象又真实。他也善于用巧智来赢得读者，表现在将矛盾现象并存于同一审美对象——城市：“走进城就走进了沙漠，/空虚比喧哗更响；/每一声叫卖后有窟窿飞落，/熙熙攘攘真挤得荒凉。”（《进城》）该诗采用语义相反的语词搭配造成理解上的张力，照理，城市是热闹的，此处却说“走进沙漠”，内在的“空虚”比外在的“喧哗”更强烈，“熙熙攘攘”却与“荒凉”搭配，透过繁华的表象揭示出贫乏的内里，造成机智而有力度的讽刺效果；又如实体的城门用符号“括弧”作比，“括弧”之内充斥的东西则是诗人极力针砭和讽刺的对象：“东西两座圆城门伏地如括弧，/括尽无耻，荒唐与欺骗。”（《冬夜》）诗人解释自己在《冬夜》中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特点是：一、多处运用大跨度的比喻；二、突出机智和讽刺的笔法；三、运用强烈的对照，有时用正相反的词语来渲染气氛。“这是英国玄学派诗人创造的手法，后来为现代派诗人所承袭和发展。我在四十年代的作品里有意识地做过类似的试验。”①这些特点在他同时期其他诗作中也多少可见。
  《上海》《南京》等诗在形式结构上更为紧凑，采用现代派手法达到针砭时弊的艺术效果。
  上海
  不问多少人预言它的陆沉，
  说它每年都要下陷几寸，
  新的建筑仍如魔掌般上伸，
  攫取属于地面的阳光、水分。
  而撒落魔影。贪婪在高空进行；
  一场绝望的战争扯响了电话铃，
  陈列窗的数字如一串错乱的神经，
  散布地面的是饥馑群真空的眼睛。
  到处是不平。日子可过得轻盈，
  从办公房到酒吧巴间铺一条单轨线，
  人们花十个小时赚钱，花十个小时荒淫。
  绅士们捧着大肚子走进写字间，
  迎面是打字小姐红色的呵欠，
  拿张报，遮住脸：等待南京的谣言。
  1948年
  《上海》《南京》是两首以城市名为题的十四行诗，前者讽刺上海商界，后者针砭南京政界。采用不太严格的十四行体，尝试如英国现代诗人奥登那样将社会性题材和现代派诗艺糅合在一起加以表现，取得非同寻常的效果。《上海》是一首讽刺诗，诗人有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上海豪富对资源的贪婪占有和掠夺，将上海的陆沉现象与高楼的林立相对照，也有大跨度的比喻和象征，展示商业竞争通过架设在高空的电话线进行，物价猛涨如错乱的神经，老百姓忍受着饥饿，富商们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每天无聊地等待的是南京政府的政治谣言，只要谣言一出，又可大发国难财。诗人在营造意象时故意将丑恶的现实和现代发明及科学术语相联，如“电话铃”、“饥馑群”、“真空的眼睛”等，有点陌生跳跃实有内在关联，感性和理性结合，更显示出文明特征下的畸形。诗人也善用巧智幽默揭露现实，呵欠之所以是红色的，那是打字小姐涂着口红的嘴在打呵欠，写得巧妙曲折又令人发笑。
  当然，青年袁可嘉也曾尝试写情诗，《走近你》是他创作中唯一的一首情诗。但若不是诗人夫子自道，承认是“他青年时代感性生活中的一次强烈体验”①，读者决不会把它看作是一首情诗。我最早读到它是在1988年，为编选《九叶之树长青——九叶诗人作品选》一书，有一段时间每天泡在徐家汇藏书楼翻阅着发黄发脆的报刊，突然看到1948年3月的《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有着署名袁可嘉的《走近你》，感到一阵发现的惊喜，因为《九叶集》中没有收入此诗。初读该诗感觉意象丰富多义，有吸引力，“你”可泛指生活中的某些事物道理，而“我”可指诗人，似也能让任何读诗的人自居，做不同的联想和阐释，不过就是想不到这是一首情诗。幸而以后有诗人自己介绍①和他的学生傅浩的读解②，才使我们进入诗人隐秘的感情世界。
  走近你③
  走近你，才发现比例尺的实际距离，
  旅行家的脚步从图面移回土地；
  如高塔升起，你控一传统寂寞，
  见了你，狭隘者始恍然身前后的幽远辽阔；
  原始林的丰实，热带夜的蒸郁，
  今夜我已无所舍弃，存在是一切；
  火辣，坚定，如应付尊重次序的仇敌，
  你进入方位比星座更确定、明晰；
  划清相对位置便创造了真实，
  星与星一片无垠，透明而有力；
  我像一绫山脉涌上来对抗明净空间，
  降伏于蓝色，再度接受训练；
  你站起如祷辞：无所接受亦无所拒绝，
  一个圆润的独立整体，“我即是现实”；
  凝视远方恰如凝视悲剧——
  浪漫得美丽，你决心献身奇迹。
  1947年
  原来诗中的“你”即是一位深深吸引诗人的姑娘，交往已有数年，在一个热气蒸郁的夜晚，他们单独相聚。此时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很近很近，但诗人却发现一如地图的比例尺在实际中的距离——其实相当遥远，对方如寂寞的高塔升起，可望而不可即，诗人感觉到自己的狭隘，也就恍然于身后幽远辽阔的世界了。尽管对这样的距离感有所醒悟，但仍不愿后退，就在第二、三节加以展示，“无所舍弃”也就是没什么可舍弃，坚持存在就是一切；但对方也以同样的坚定进入确定明晰的方位，有情人互相尊重却又互不妥协，就像星座之间相隔着无垠的空间而互相对峙。诗人自省试图像一绫山脉也升起来，却够不着明净的空间，只有接受现实，“降伏于蓝色，”走自己的路。“蓝色，既是无垠天空的颜色又是忧郁的象征”①。而对方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一个圆润的独立整体”，她凝视远方，有所向往，她“决定献身奇迹”，尽管“浪漫得美丽”，但也许等待她的是悲剧，“暗示着某种异乎寻常的选择”②。这里通篇没有一个“爱”字，众多的意象铺排着两人在相聚中的情感发展，用暗示、启发的方式让读者自己体味，即使作出不是情诗的判断也是一种理解。诗的含意比较隐晦，但一旦破解为情诗则又感到经得起咀嚼，回味有余。
  读解此诗让我想起穆旦的情诗组诗《诗八首》：“唉，那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尽管穆旦情诗的意象含义有着更为繁复丰赡的意象，欲望和知性相交织，同时存在着深刻的哲学意味，但与袁可嘉的情诗仍有相通之处，不是一目了然的抒情，而是要经过反复吟读，才能获得对爱情真谛的思考。
  《走近你》和《诗八首》都是20世纪40年代提倡新诗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情诗作品。
  袁可嘉的诗作数量并不多，写得少而精，总共不超过五十首，1946年至1948年是他最能专心写诗的两年，他最优秀的诗歌都是在40年代创作的；同时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新诗现代化的论文，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互为印证。1949年至1977
  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他根本没有条件和心情写诗，只有在1957年至1958年受新民歌的影响写了一组歌谣体的《劳动诗抄》，1977年以来也不过写了十来首。诗歌创作不多产的原因正是外部环境和内在心境所致。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翻译方面，到了晚年则由于长期做学术研究，逻辑思维超过形象思维，诗歌创作的冲动也就减少了。
  袁可嘉的研究著作令人瞩目，撰有《论新诗现代化》（论文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结集出版于1988年）、《现代派论·英美诗论》（1985）、《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1993）、主编有《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1961）、《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合作，1980—1985）、《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合作，1989）等。他受英美新批评和西方现代诗的启迪，又经过自身诗歌创作的实践探索，并参证“九叶”诗人如穆旦、杜运燮的诗创作，同时考察新诗发展到40年代的成败得失，提出中国新诗现代化一套体系性理论。对新诗现代化的实质，他作了明确的归纳：“说得简单一点，无非是两条。第一，在思想倾向上，既坚持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又保留抒写个人心绪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强调社会性与个人性、反映论与表现论的有机统一；这就使我们与西方现代派和旧式学院派有区别，与单纯强调社会功能的流派也有区别。第二，在诗艺上，要求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追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注重象征和联想，让幻想与现实交织渗透，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这又与诗艺上墨守成规或机械模仿西方现代派有区别。”①他的诗论对于当时存在于诗坛的说教诗、口号诗、感伤诗、模仿诗等是一种清醒的纠正。到80年代，他进一步称之为“中国式现代主义”，体现在他当时指出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方法两个方面，强调与西方现代主义有同更有异，具有中国现代诗自己的特色。
  在他看来，现代诗歌的高度综合性质，表现在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诗是多种因素结合的有机组织，成败决定于整体效果；诗与主客观有机联系，不可偏执一端；诗表现手法的现代化（如新诗戏剧化所表现的客观性、间接性；象征联想的暗示性、曲折性）等。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过了五十年风雨之后，他仍然坚持这些观点，而且经过时间的考验，新诗创作一度走过的弯路都证明了他的理论的预警性和有效性。
  同样，他在诗歌翻译方面也成就斐然，译有《米列诗选》（1957）、《布莱克诗选》（与穆旦合译，1957）、《彭斯诗钞》（1959；修订版1981；增订版1986）、《英国宪章派诗选》（1960；修订版1984）、《美国歌谣选》（1985）、《驶向拜占庭》（1995）、《叶芝抒情诗精选》（1997）等。他把译诗看作“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技术。这里‘整体观念’极为重要”①。他认为一首诗就是艺术品，首先要从整体上把握它，在充分理解原作这一艺术整体的基础上，再用最贴切的中文加以表达，而不是停留在逐字逐句翻译出来就行。因此，他的译作既不脱离原诗体式，随意乱译，又不强求形式上的亦步亦趋，而力求传达出原诗的神韵。他看到不同的诗人如叶芝、威廉斯、塔·休斯等人的诗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他从语言、意象、节奏、体式、口吻、情调等各个方面逼近原作，当然也包括必要的变通，目的是尽可能完整忠实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和诗味。与穆旦一样，他的译作体现了诗人译诗的特点。
  在“九叶”诗人中，袁可嘉的诗歌创作不多，但有留世的精品在，而他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诗论更是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对中国现代诗创作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启迪作用。
  信刚写到此，忽闻袁可嘉先生病逝的噩耗，2008年11月8日他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八十七岁。我给你的这封有关他的书信也就成为对他最好的悼念了。希望通过我的介绍，使你对他有所了解，也希望你和你的年轻朋友们会喜欢他的诗歌、译作和诗论。
  祝好！
  思阿姨
  2008年11月11日
  读袁可嘉一九四八年《诗三首》
  邵燕祥
  袁可嘉先生《诗三首》，指的是他发表于1948年10月2日《新路周刊》第1卷第21期上的《诗三首》，即《香港》《北平》《时感》。
  《新路周刊》是一批教授、学者主办的刊物，以时事政论为主，其倾向当时即引起注意，因为据说他们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因此左翼指他们实际上是为垂死的蒋家王朝帮忙，则刊物的立场自然是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去了。
  与另一自由主义刊物，政治上中间偏左的《观察》杂志（储安平主编）相似，这个《新路周刊》不是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筹备期间，他们曾邀知名记者、作家、书评家萧乾参加，萧一度应允，然并未到职就退出了，但在1949年后的审查和批判运动中，萧乾还是不断检讨才得以过关，并且成为影响他后半生的“历史污点”之一。
  袁可嘉在该刊发表诗作，且其中涉及政治敏感点，在1948年末到1949年初，就先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遭到左翼学生特别是诗歌爱好者的抨击。袁可嘉在那里供职到1950年，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这是用其所长于英译了，或许这让他在运动中受到的冲击会比留在高校要减少些吧，不得其详。
  在漫长的“文革”之后，袁可嘉在1978年写的《断章（一）》中说：
  我是哭着来的，/我将笑着归去。
  我是糊里糊涂来的，/我将明明白白地归去。
  现在袁先生归去了，我相信他是笑着归去的。我也相信他个人是明明白白归去的。
  然而六十年前留下的这桩小小的诗案，还是值得我们后来者重新一读，加以澄清，让读者对真相能够明明白白。尘埃落定，透过时代的沧桑，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更少受一时一地偏见的遮蔽了。
  我不是诗评家，也不是当代史学者，我只是凭一己的常识，对这三首诗，尽可能试作一次政治解读。限于手头的资讯不足，我想，如有有心人能再以诗人在那前后发表的其他文章相参照（如《“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批评与民主》《我的文学观》《诗与民主》等），也许会更接近他诗义的内涵。
  第一首《香港》和第二首《北平》，应是与他后来经常被各种选集选用的代表作《上海》《南京》属于同一系列。
  《香港》，从诗中“帝国绅士夸耀本港的自由”，“香港原是英帝国伸出远东的贪婪巨手”来看，在今天也不失为“政治正确”的；然而说“远来客人中有革命家，暴发户”，居然把“革命家”和“暴发户”相提并论，又说“破船片向来视你为避风港”，这不是说革命家也只是“破船片”吗？至于“明日的风暴正在避风港酝酿”，作为一首涉及政治的诗，不能不联系政治背景来看：当时，由于内战日益临近决战，原先作为中间力量的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一些知名人士，为国民党所不容，于是由中共统战部门护送到香港暂住，1948年中共发布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核心的“五一”节口号，吸引了更多的人。有些知名人士当时就在香港发表了拥护中共主张的声明。而与此同时，中共南方局文委在香港主办并向内地秘密发行的《大众文艺丛刊》，则在批判胡风及其文学友人的同时，又发表郭沫若的时文《斥反动文艺》，点名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大家知道，袁可嘉与朱光潜、沈从文都有师生之谊，关系密切，朱光潜主编的商务版《文学杂志》和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都是袁可嘉经常发表诗作和评论文章的地方。以意逆志，他在写《香港》一诗时，心头或不免掠过暗影。诗人都是敏感的，我们不排除袁可嘉从郭沫若檄文的火药味中，预见了“明日的风暴”对像他这样的文化人展示的不祥前景。
  但袁可嘉虽不是象牙塔里的诗人，毕竟还是书斋中的学者，而并非政客或政治家，他在概括当时香港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时的几句诗，便显得晦涩难懂，如“革命家与被革命家搭台唱双簧”就不知何指，也许是诗人词不达意，也许是由我不了解的当时某个历史细节引申出来。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困惑，可以算是“诗无达诂”的结果。也可以说，这首诗看来写得匆忙，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佳境。
  下面，暂且跳过第二首《北平》，先来看看第三首《时感》。我们记得，在1948年初，穆旦发表了他的《时感四首》，便曾经一度引起争议。通观袁可嘉的诗作，虽然也有不少“感时伤世”的篇章，但径直题为“时感”的只此一首，该是寄托着他对时世由衷的忧患之感吧？
  全诗三段，各六行。是由他置身其间的文化教育圈子的现象有感而发的，但小气候离不开大气候，他的感伤也触及整个中国的形势。要知道，时为1948年，而在不久前的1947年，在国统区“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即毛泽东誉为“第二条战线”的配合下，共产党的军队已在内战战场上转入全线反攻；12月，毛泽东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说“黑暗就要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这时已将内战初期所提的被动的“自卫战争”改称主动的“人民解放战争”，动员群众的口号也不再是一年前策略性的“反对内战”，而是支援前线，将革命的车轮推向前进了。
  袁可嘉一介文人，从来没有投身于政治，更不曾置身于革命队伍。但他是一个原始语义上的爱国者，又因其个人的文化教养，具有朴素的人道情怀，因此，他是反对内战的，无论内战的责任准属。这在他于1947年7月发表的《号外三章·三》（《九叶之树长青》，王圣思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写得明明白白：
  当然要咒诅：多少生命倒下如泥土，
  你们拿枪杆在死人身上划地图；
  你争面，他占线，我们岂只能装糊涂，
  伴随地名肉团子般任你们吞吞吐吐？
  一种自私化生为两型无耻，
  我们能报效的却只是一种死；
  冬夜远地的战争传来如闷鼓，
  城市抱紧人畜为你们底自信受苦！
  这在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剿匪戡乱”和拥护共产党进行革命战争的两种声音之外，的确是曾有的另一种声音，但因它主要发自基层没有话语权的弱势者，所以在当时就淹没在非杨即墨的声浪中了。而如袁可嘉这样不知瞻前顾后发出的仅仅是叹息而已，却也难免“第三条道路”之嫌，如后来毛泽东指责的夷齐之阻拦武王伐纣的义师。
  袁可嘉在他的教学生涯中，切身地感受到政治进入校园给他造成的压力。他是敬业的，要把课上好，把论文写好，无如周围已经缺少读书的气氛。青年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胜于关心个人的学业，在教师间、学生间，甚至在整个文化教育界，已因不同的政治态度而逐渐分化得壁垒分明。在袁可嘉看来，这里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怀疑和诅咒，透露了可耻且可怕的反智倾向。可能有些左翼同学表露出对他的不屑，认为他是在贩卖资产阶级的一套（翻看他那时的文章，也的确尽是在谈论克罗齐、艾略特），于是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当人们已不再关心你在说些什么，
  只问你摇着呐喊的党派的旗帜；
  当异己的才能已是洗不清的罪恶，
  检起同党的唾沫恍如闪烁的珠子？
  ……
  ……
  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疑心课本有毒，
  在黑板与他们间的先生更是不可救药的书蠹；
  在洋装书、线装书都像烟毒般一齐摆脱，
  然后填鸭似的吞下漂亮而空洞的天书？
  这里描述的场景，经历过二三十年后那场文化浩劫的人们并不陌生：不是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以人划线，先有所谓“立场”，由之派生观点；在文化领域大反“封资修”，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彻底反对，而灌输以某种教条。当时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在革命战争的狂飙中，有类似后来红卫兵式的表现，不足为怪，可以理解。而面对这些激情压倒理性和常识的年轻学生，袁可嘉无奈地发出嗟叹，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诗人认为北平是传播文化的中心，尤其从“五四”以来是新文化的中心，如上的遭遇更让他痛心。不仅由于学术面临经济和政治的挤压，他分明预感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浩劫，但他却以知识者的坚守自勉：“总得有人奋力振作”，“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
  正因为包围我们的是空前的耻辱，
  传播文化的中心竟时刻宣布学术的死讯，
  在普遍的沉沦里总得有人奋力振作，
  击溃愚昧者对于愚昧万能的迷信，
  突破合围而来的时代的黑色地狱，
  持一星微光，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
  读过这首《时感》，回头来再读《诗三首（三）》的《北平》，就易于索解了。诗一开头说北平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一份美景，“生命不强”是消受不了的，这是从来未经人道的一语。继之他说：
  但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你是新文化的中心，
  思想的新浪潮都打从你的摇篮起身，
  踉踉跄跄地大步前去，穿越紧裹的夜心，
  突然飞出一脚将大小沉睡的灵魂踢醒。
  不过你一旦沉醉，酣睡深深，也着实让人担心，
  一向是理性的旗手，如今也自困于反民主的迷信，
  我来自南方，爱你像爱我失去而复得的爱人。
  在这里，诗人把他个人对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爱，升华为对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新浪潮”的爱，如油与蜜不可分了。
  下面，结束这首“十四行”的最后三行，就是包含着当时为人所诟病的那句涉及傅作义的诗。虽然为此让袁可嘉长期背着一个政治包袱，但看来，诗人对这首诗是不忍割爱的。这首诗在收入蓝棣之编选的《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时，据作者手稿（自然是得到作者同意的）排印，这末一段是：
  总愿你突破一时的眩惑，返求朴质的真身，
  至勇者都须自我搏求，像你在“五四”之春
  所发出的追求科学民主的宏大呼声！
  这三行诗与前面的诗行是血脉贯通的，归结到“五四”，也是水到渠成的。说它不是后来的改稿而是最初的手稿，也说得过去。然而当年《新路周刊》上的发表稿则是：
  总愿你突破一时的眩惑，返求朴质的真身，
  至勇者都须自我搏求，像你所拥有，当今
  重心的重心：傅宜生——将军队里的将军！
  按：傅宜生即傅作义，当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匪”者指的是共产党。袁可嘉在此时此地歌颂傅作义为“将军队里的将军”，自然惹来一片骂声，左翼学生不但在北大民主墙上贴壁报，还在自办的文学诗歌刊物上抨击“无耻之尤的袁可嘉”，对于迂阔的诗人来说，也许这竟是始料所不及的。探讨袁可嘉为什么会这样写，近于“诛心”，可能在嗣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组织”和“群众”会向诗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据此可以对他在当时国内形势下的政治立场作出审查和判断。但时过境迁，这一层作业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然而，从常识出发，我以为，袁可嘉与傅作义不沾亲不带故，他也不会借此攀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国民党军政要人，特别是在中共军队势如破竹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政界的许多人都在各作打算，各寻后路，而诗人能以一句“颂诗”求得什么功利呢？
  就诗论诗，袁可嘉是扯来傅作义作一个比喻：比喻古城北平，比喻热爱北平的文化和文化北平的人，能像傅作义守城一样坚守文化和理性。当然，在这里，诗人是把守护北平及其文化遗产的安全对傅作义寄予厚望的，因为他认为傅是“将军队里的将军”。历史地看，傅作义从30年代到40年代，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当得起这句颂词的。如果客观地估计其后他作为守城一方，在和平解决北平归属问题，因而使八百年故都北京城的人民生命财产、不可复制的历史建筑和宝贵文物，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不致毁于战火，这个贡献是够大的，而傅作义为此也绝非没有付出代价。倘超越于党派意识之上，对于傅作义，以及像他一样的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将领”，对于他们的功勋立传赋诗加以歌颂，许多人也是当之无愧的。直到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中共在正式文件中评价了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及其所辖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绩。片面的历史叙述也开始在改。相信对于抗战后的内战，人们也将以新思维来对待。
  袁可嘉这位醉心于学术，且偏于知性的现代诗人，即以他这曾引起争议的《诗三首》为例，在艺术上如何考量是另一问题，而在现代诗史上，它却是表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文化良知，并且见微知著，实际对后来发生的与反智、愚昧和迷信互为因果的例如“文革”这样的浩劫，发出了超前的预警。近年人们常常重提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在今天，也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能做到的。在这一点上，诗人袁可嘉早在1948年就作出了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跟风、不随波逐流的表率。他的警句“持一星微光，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值得我们永远记住，永远讽诵。
  2009年10月18日，北京
  〔附〕袁可嘉《诗三首》
  （一）香港在无路的海上你铺出一条路，
  破船片向来视你为避风港，
  远来客人中有革命家，暴发户，
  明日的风暴正在避风港酝酿。
  革命家与被革命家搭台唱双簧，
  洋绅士修养有素，毫不觉汗颜，
  你演说企业社会化，他则投机撒谎，
  正反合，懂辩证法的都为之一唱三叹。
  各有春秋，帝国绅士夸耀本港的自由，
  港口无须纳税，出口不必受查检，
  香港总督最懂买卖，盗窃之流
  从不被处徒刑，只是罚钱，罚钱，罚钱，
  拆穿西洋镜，委实也呒啥希罕，
  香港原是英帝国伸出远东的贪婪巨手。
  （二）北平
  有人说你是活着的死人，我替你不平，
  试打开任何一个角落，别处哪有这份美景？
  公园的黄昏，北海的午夜，景山的早晨，
  生命不强，哪里消受得了那么多美的浸淫？
  但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你是新文化的中心，
  思想的新浪潮都打从你的摇篮起身，
  踉踉跄跄地大步前去，穿越紧裹的夜心，
  突然飞出一脚将大小沉睡的灵魂踢醒。
  不过你一旦沉醉，酣睡深深，也着实让人担心，
  一向是理性的旗手，如今也自困于反民主的迷信，
  我来自南方，爱你像爱我失去而复得的爱人。
  总愿你突破一时的眩惑，返求朴质的真身，
  至勇者都须自我搏求，像你所拥有，当今
  重心的重心：傅宜生——将军队里的将军！
  （三）时感
  为什么你还要在这时候伏案写作，
  当汇来的稿金换不回寄去的稿纸；
  当人们已不再关心你在说些什么，
  只问你摇着呐喊的党派的旗帜；
  当异己的才能已是洗不清的罪恶，
  检起同党的唾沫恍如闪烁的珠子？
  为什么你还要在这时候埋头头苦读，
  当智识分子齐口同声的将智识咒诅；
  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疑心课本有毒，
  在黑板与他们间的先生更是不可救药的书蠹；
  在洋装书、线装书都像烟毒般一齐摆脱，
  然后真鸭似的吞下漂亮而空洞的天书？
  正因为包围我们的是空前的耻辱，
  传播文化的中心竟时刻宣布学术的死讯，
  在普遍的沉沦里总得有人奋力振作，
  击溃愚昧者对于愚昧万能的迷信，
  突破合围而来的时代的黑色地狱，
  持一星微光，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
  （刊于1948年10月2日《新路周刊》第1卷第21期）
  袁可嘉的两首十四行诗
  许光锐
  一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叶集》，如一声春雷，带来了中国诗坛春天的喜讯。于是这九个40年代的诗人被称为“九叶诗人”或“九叶派诗人”。他们是：辛迪、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辛迪是清华大学校友，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穆旦是西南联大校友，也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校友。
  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这样写道：
  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忧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艺术上，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手法，探索过自己的道路，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
  ……
  在艺术上，他们力求智性与感性的融合，注意运用象征与联想，让幻想与现实相互渗透，把思想、感情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通过烘托、对比来取得总的效果，借以增强诗篇的厚度和密度，韧性和弹性。他们在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表现手段，丰富了新诗的表现能力。
  ……
  在语言句法方面，他们有不同程度的欧化倾向。在这方面，一向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化得较好的，与要表达的内容结合得较紧密，能增强语言的表达能力；另一种是化得不太好的，与要表达的内容有隔阂，就造成了一些晦涩难解。这里面有学习西方现代诗歌表现手法恰当与否的问题，也有运用上是否达到“化”境的问题。外来的表现方法是需要我们吸收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才能获得效果的。
  上面所引的儿段话很重要，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九叶诗人的诗。
  二
  袁可嘉既是诗人，又是诗论家。他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一文中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他指出：“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引自蒋登科《九叶诗人论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九叶集》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喜爱。喜欢九叶诗人的诗的人越来越多。可喜的是先后出版了《穆旦诗文集》《陈敬容诗文集》《九叶诗人论稿》《九叶派诗选》等。谢冕、蒋登科、蓝棣之等的文章都很有水平。谢冕对穆旦的评价很高。他在《一颗星亮在天边》一文中说：“一颗星亮在天边，冲出浓云它闪着寒光。它照耀过，但浓云最终还是埋葬了它。在偏见的时代，天才总是不幸的。”蒋登科说：“在九叶诗派中，袁可嘉的主要贡献是诗歌研究，他的诗论可以看成是九叶诗派的创作宣言，对九叶诗派的形成和中外诗歌艺术交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主张主要是在1946—1948年间，而他集中进行诗歌创作也主要是在那段时间，于是，他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便形成了一种相互证实的关系。”“即使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他的诗也不会因此而失去艺术上的价值。”蓝棣之说袁可嘉“是一位学者型诗人”。“他的诗虽然有时理多于情，稍嫌雕琢，但总的特色是深刻精炼，艺术表现上寻求创新。”“《南京》《上海》几首，力图概括城市的特征，讽刺是有深度的。”
  三
  九叶诗人都写过十四行诗。他们的十四行诗都是变体十四行诗，不严守十四行诗的格律。钱光培选编评说《中国十四行诗选》和许霆、鲁德俊编选《中国十四行体诗选》中都选了袁可嘉的《上海》《南京》《出航》三首。可见《上海》《南京》是他的代表作。钱光培说，40年代“十四行诗创作的一个突出的特色，是明显地走着奥登、里尔克和冯至的道路”，“他们在形式上所给予自己的自由度，又比冯至的十四行诗要大得多”。“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十四行诗，还较多地具有西方古典十四行诗的色彩，那么，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十四行诗，就更多地具有‘现代化’的气息了。”“袁可嘉的这首题为《上海》的十四行诗，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四十年代中后期的那批十四行诗人所作的新的追求，也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十四行诗发展到四十年代中后期所出现的新的流变。”“从卞之琳、冯至直到袁可嘉等人的十四行诗创作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不循故道、要走新路’的创造精神。”
  袁可嘉的十四行诗《上海》《南京》：
  上海
  不向多少人预言它的陆沉，
  说它每年都要下陷几寸，
  新的建筑仍如魔掌般上伸，
  攫取属于地面的阳光、水分
  而撒落魔影。贪婪在高空进行；
  一场绝望的战争扯响了电话铃，
  陈列窗的数字如一串错乱的神经，
  散布地面的是饥馑群真空的眼睛。
  到处是不平。日子可过得轻盈，
  从办公房到酒吧间铺一条单轨线，人们花十小时赚钱，花十小时荒淫。
  绅士们捧着大肚子走过写字间，
  迎面是打字小姐红色的呵欠，
  拿张报，遮住脸：等待南京的谣言。
  1948年
  注：“一场绝望的战争”指国统区在通货膨胀下进行的商业竞争。
  南京一梦三十年，醒来到处是敌视的眼睛，手忙脚乱里忘了自己是真正的仇敌；漫天飞舞是大潮前红色的蜻蜓，怪来怪去怪别人：第三期的自卑结。
  总以为手中握着一支高压线，
  一己的喜怒便足以控制人间，
  讨你喜欢，四面八方都负责欺骗，
  不骗你的便被你当作反动、叛变。
  官员满街走，开会领薪俸，
  乱在自己，戳向人家，手持德律风，
  向叛逆的四方发出训令：四大皆空。
  糊涂虫看着你觉得心疼，
  精神病学家断定你发了疯，
  华盛顿摸摸钱袋：好个无底洞！
  1948年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新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上把两个“十小时”改为两个“十二小时”。《九叶诗人论稿》上“散布”误为“散步”。
  四
  袁可嘉的《上海》《南京》是变体十四行诗，不严守十四行诗的格律。每行的字数和音组（顿）数都不整齐。字数最少的十个字：“官员满街走，开会领薪俸”，字数最多的是十五个字：“一梦三十年，醒来到处是敌视的眼睛”。《上海》的音组（顿）数是：45555555556555，韵式是ababcc
  ccdcddd。《南京》的音组（顿）数是：66555565466445，韵式是：abacddddeeeeee。
  袁可嘉的两首十四行诗《上海》《南京》是十四行诗的佳作。《上海》的第七行和第十一行可这样划分：
  陈列窗的/数字/如一串/错乱的/神经，
  人们花/十小时/赚钱，花/十小时/荒淫。
  《南京》的第七行和第十一行可这样划分：
  讨你/喜欢，/四面/八方/都负责/欺编，
  向叛逆的/四方/发出/训令：/四大/皆空。
  注意：成语“四面八方”，“四大皆空”要划分成两个二字言组。
  我欣赏这两行：“陈列窗的数字如一串错乱的神经”、“满天飞舞时大潮前红色的蜻蜓”。把“陈列窗的数字”比作“一串错乱的神经”，把“解放”比作“大潮”，把“盼望解放的人民”比作“红色的蜻蜓，”太妙了！“红色”暗示“共产党”。“到处是不平”，揭示了旧中国阶级矛盾的本质。“官员满街走，开会领薪俸”，是对国民党官僚人浮于事、无所事事的生动写照。
  要读懂这两首诗，先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是蒋家王朝行将灭亡、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期。学生上街游行，反内战，反饥饿。政治腐败，倒行逆施，反共反人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党已失去人心。“山雨欲来风满楼。”先知先觉者，地下共产党员已预感到：“天快亮了！”
  这两首十四行诗有两个特点：一是口语入诗，平白如话。如“到处是不平”，
  “拿张报，遮住脸，”“官员满街走，开会领薪俸，”“华盛顿摸摸钱袋：好个无底洞”。二是比喻奇妙，令人叹绝。如“魔掌般上伸”、“错乱的神经”、“真空的眼睛”、“红色的呵欠”、“红色的蜻蜓”、“一支高压线”、“好个无底洞”。
  当年的上海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城市，“冒险家的乐园”。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信的建筑”、“魔掌”、“魔影”指资本家、高官、接收大员、投机商。“真空的研究”、“敌视的研究”指平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上伸”和“攫取”很形象。“攫取”就是剥削。“真空的眼睛”就是一无所有、绝望的眼睛。“陈列窗的数字”指陈列在橱窗里商品的标价。因为货币贬值，一天要涨儿次价。“错乱的神经”就是控制不住的意思。“铺一条单轨线”：“单轨”比“双轨”行驶快。“人们花十小时赚钱，花十小时荒淫”就是说这些人拼命赚钱，尽情寻欢作乐。“十小时”是夸张的说法，不能改为“十二小时”。“人们”不是一般人，而是指那些贪官污吏、公子哥儿、资本家、投机商。“绅士”指有权有影响的人物。“办公房”就是现在的“办公室”，“打字小姐”就是现在的女秘书，“红色的呵欠”指涂了口红的打字小姐打的呵欠。“呵欠”现用“哈欠”。南京的谣言”指中央电台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的广播。
  南京当年是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的首都。“你”指执政的最高统治者。“一梦三十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19年孙中山把中国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到1948年，算起来差一年就是三十年。统治者三十年一梦醒来，发现四面楚歌，“到处是敌视的眼睛”。怪谁，只能怪自己。战乱的结果，乱了自己。发动内战的结果，自取灭亡。所以说“自己是真正的仇敌”。“第三期的自卑结”：“自卑结”就是自卑感，“第三期的自卑结”就是完全失去了信心。“高压线”有两个意思：指输送高压电流的导线，比喻不可触犯的条规。“支高压线”，两个意思都有，是比喻的说法。“德律风”是telephone的音译，意为“电话，电话机”。动词“扯”用得很妙。“扯响电话铃”就是抢着打电话的意思。“四大皆空”是佛教用语，指世界上一切都是空虚的。《金瓶梅词话》：“一心无挂，四大皆空。”注意：诗中“四大皆空”不是训令的具体内容，而是训令产生的结果。“糊涂虫”指稀里糊涂、混日子、随大流的人，“精神病学家”指先知先觉者，也就是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这里指美国政府。“无底洞”比喻永远满足不了的要求、欲望等。美国看到大局已定，国民党必败，如果再帮助国民党打内仗，就像把钱扔进无底洞。
  五
  九叶诗人一个一个走了，现在袁可嘉也走了。许渊冲写信告诉我，袁可嘉在美国去世了，要我写一篇文章，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和一首十四行诗，寄托我的哀思。
  悼袁可嘉
  你像夜莺在黑夜里歌唱，
  你像苍鹰在高空中翱翔。
  你针砭时弊，入木三分，
  你的诗像匕首刺中敌人心脏。
  你深思熟虑，高瞻远瞩，
  探索一条新诗发展的道路；
  你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
  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学习西方。
  “九叶诗人”这顶桂冠，
  是人民，不是官方，给你戴上，
  证明时间是最好的裁判。
  一个真理，是金子就要发光。
  即使尘封百年千年，
  也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2009年10月12日于南京天泓山庄云山苑
  
  录佚诗再寄袁可嘉先生
  李光荣
  知道袁可嘉先生仙逝，我脑际一直萦绕着他早年的诗作《多岛海》：
  城里的灯火，像罗列的岛屿的峰尖，
  沉浮于暗红的珊瑚海。
  ……
  有蓝白相间的水云浮过，
  像棉絮做的小舢板，
  低垂——低垂——低垂——
  溶化于夜雾迷濛的多岛海！
  也许这首诗发表后不久就被人们忘记了，至今无人知道，包括袁先生生前也把它遗忘了。但这诗多美啊，那“城里的灯火”，那“水云”，那“夜雾迷濛的多岛海”！还有那“浊狼”般的“夜色”，“帆船”般的“茅舍”，那“像作法的女妖尖声怪叫”的“松林的黑发”……这么美的海与岛，似乎又成了诗人的宿命——驾鹤于大洋彼岸。
  袁可嘉先生名彰于世，在于他对现代派文学的卓越贡献。1980年，《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问世，开启了中国“40后”、“50后”、“60后”三代人的文学视野；1981年《九叶集》行世，袁先生作为“九叶派”的重要成员被学界推崇；随后，《论新诗现代化》《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和《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出版，确定了袁先生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大家的地位；而他的现代主义诗学理论观念却早在此前三十年就确立了。那时，他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并致力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这是为学界所知道的。但对于袁可嘉的更早时期，即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诗作，人们知道的仅限于《九叶集》《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西南联大现代诗钞》等书所载的五首。正是为弥补这一缺陷，我产生了写一些文字的动机。而本文作为怀念文章，只能写出与袁先生文学交往的情况，提供认识袁先生早年诗作和晚年生活的一些内容。
  2004年金秋时节，我去北京搜集有关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材料，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拜访当年文学社团的成员。樊骏先生告诉我：袁可嘉先生现在北京。这使我喜出望外！我以为他这次从美国远道而来会在家里多住些日子，等我按计划访问了其他人再去打电话，他的女儿袁晓敏告诉我：“过两个小时就要乘车去机场了。”遗憾！遗憾！我精神颓丧若遭打击。不过，晓敏记下了我的地址和电话，说“去美国后与我联系”。
  12月27日晨，晓敏从纽约打来电话，她问我要访谈的内容，并介绍了袁先生的近况。我希望和袁先生交谈，她把话筒递给了他，于是，我与袁先生交谈了十几分钟，主要内容是关于耕耘社和《耕耘》壁报的事，他向我提供了一些新情况。我觉得他的脑子总体清楚，至于一些事情想不起来，很正常，六十年前的事，谁能记得多少呢？最后，我与晓敏约定E-mail联系。
  2005年3月30日，晓敏又来电话，说我发去的E-mail袁先生看了，但她的软件不能输出中文，只好用电话交谈。她和袁先生交替与我谈话。在她的帮助下，袁先生进一步回答了关于耕耘社的一些问题，问到他当时的作品发表在什么地方，他说：“记不得了，不过一开始的那几首诗肯定在壁报上刊登过。”说到“一二·一”运动，他似乎有些激动，抢着谈了他的态度。我在E-mail中征求袁先生当时的作品，晓敏只推荐了《半个世纪的脚印》，并说“我爸在编文集，但他的病比较重，编得很难”。电话打了三十五分钟。我几次想说“今天是我四十七岁的生日”，但没有说出。放下电话，妻子说：“这是袁先生从美国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太有意义了！
  7月3日晨，我给袁先生发去两首他发表于1944年的诗。晚上接到晓敏的电话：“我爸昨夜醒来，我把放大后打印出来的诗拿给他看。他开始想不起来，后来想起来了，高兴得直笑。”她让袁先生跟我说话，袁先生说：“李先生——您好！——谢谢您！”之后就表达不出完整的句子了。他确实有些激动，但更多的恐怕是病情发展所致。
  让袁先生“高兴得直笑”的诗歌是《渡》和《发酵的夜》。《发酵的夜》抒发夜色下的感受，《渡》是对书信的吟咏：
  我读着一弓长虹
  斜跨在你我底清潭之上
  用跳跃的标点符号
  和崎岖的文法结构
  思想与思想接枝
  当他们以蓝白的帆点飞渡
  相接处开出听不见的音乐
  敲响眼睛回答眼睛的诗歌
  当“听不见的音乐”已“开出”，“眼睛回答眼睛的诗歌”被“敲响”的时候，怎能不“高兴得直笑”呢？何况，这是地域横跨太平洋，时间纵越六十年的“一弓长虹”！这是对我，也是对诗，更是对六十年前的青春岁月的笑。我仿佛听到了他的笑声，至今依然。
  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动，晓敏那边恐也有事，中断了联系。没想到，今年11月8日，一代诗人、翻译家、文学理论家、现代派文学的推动者袁可嘉先生，竟萎谢于世！
  我抱着怀念的心情诵读袁可嘉先生的诗作，尤其是他早年写于西南联大的佚诗，心灵受到一次又一次震动。年轻时的袁先生，就有敏锐的诗感，空灵的境界，深厚的语言功力。而他对于海、岛、夜、星体、陆地的描绘，似乎预示了他的人生道路和生命的归宿。他咏“夜航机”道：
  这岂是巴比伦底英灵，
  在另一个星体上浮游，
  幻着我们一样的梦——
  这自生至死无穷的追求！
  这首《夜航机》和篇头所录的《多岛海》《渡》《发酵的夜》都是佚诗，袁先生大约离开昆明后再没见到，渐渐地把它们忘记了。在此录出，遥寄袁先生的英灵，但愿能再次使他“高兴得直笑”！
  我们知道，袁先生的一生，总在不停地追求，包括他晚年去美国居住都是人生的“出航”。而他这次从美国“出航”远行，或许是乘“夜航机”去“另一个星体上浮游”吧，也或许只是一次“分散又集中”的实践，我们知道他“怀念陆地”，“夜夜梦着绿色的泥土”：
  航行者离开陆地而怀念陆地，
  送行的视线如纤线在后追踪，
  人们恐怕从来都不曾想起，
  一个多奇妙的时刻：分散又集中。
  ……
  航行者夜夜梦着绿色的泥土。
  《出航》从哲理高度抒写人生的离别，对留住者和出航者的心理把握精准，描绘贴切。袁先生带着这样的诗歌“出航”，心灵一定不寂寞。人在航行，心系陆地，热爱生活的袁先生，会想着留下的人们，会回来的，这暂时的“分散”，为的是长久的“集中”。代替他归来的脚步和形象的，是他的诗歌、他的著作，以及他催生出来的当代现代派文学。而我们，等待，品味着他的优美的诗歌等待，吮吸着他的深厚理论等待，享用着他赐予的精神财富等待……
  2008年12月21日于成都

①张同道：《探险的风旗》第3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第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②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第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①袁可嘉赏析《冬夜》，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第61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 ①唐祈主编《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第44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 ①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③辛笛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第528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 ③发表在1948年3月的《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 ①唐祈主编《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8页。 ②同上。 ①袁可嘉《自》，见个世脚印—可文》第2页人民版社，1994年。 ①《不成圆的弧圈——袁可嘉访谈录》，见王伟明《诗人诗事》第137页，香港诗双月刊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