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从1919到1949的三十年间，如以十年为一代，则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当为第一代，冯至、艾青、卞之琳为第二代，而40年代的“九叶派”为第三代。这只是大概的断代而已，其实抽刀何能断水，不过方便论述罢了。“九叶派”的九位诗人，在1949年之前，处于动荡的过渡时期，未能尽展才情，为要面对新时代，不得不“改弦”，却未能“更张”；所以在读者的心目中，既无机会像徐志摩、艾青那样成名于“解放”之前，也没有可能像北岛、舒婷那样发轫于“开放”之初。政治无情，磨尽了他们的壮年。
  《九叶集》九人之中，辛笛承先启后，声名较著，年龄也较长，晚年干脆写起旧体诗来。大致说来，这九位诗人（辛笛、陈敬容、穆旦、郑敏、唐湜、唐祈、杜运燮、袁可嘉、杭约赫）的师承，不再是第一代之于浪漫主义或第二代之于写实主义，而是追摹英国邓约翰以降的玄学诗风，强调形式上的传统格律与风格上的虚实相生，艺术科学相融，感性知性兼通。因为在20世纪初艾略特鼓吹的正是邓约翰的这种诗风，牛津少壮派以奥登为首莫不景从。其间有一位诗人兼评论家燕卜荪（Wil-liamEmpson，1906—1984）更在北京大学任过教授，其诗学名著《歧义七型》（TheSevenTypesofAmbiguity）对当年的论诗诠释影响至巨。40年代中国新诗本有机会摆脱西方浪漫诗派滥情纵感之风而引进玄学诗派情理兼通的综合诗观，可惜“九叶诗人”未能竟其全功即面临政治变化，改弦之余来不及更张。例如袁可嘉，他在创作、理论、翻译三方面都很用心，但面临新的意识形态，只能放下布莱克、哈代、叶慈与奥登，转而去译介彭斯。毕竟彭斯成分正确，是苏格兰的农民诗人啊。君不见识相的沈从文也放下小说创作，转而研究古代服装史了吗？
  大陆的媒体一律称我为台湾诗人，当然没错。可是我的诗心早在南京，甚至重庆就起跳了。《九叶集》的诗人跟我并不算完全隔代。早在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辛笛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我不但与他初识，还提出一篇论文，叫《试为辛笛看手相》。至于《九叶集》另一诗人袁可嘉，则是我的学长。
  我与可嘉成为同学，是在四川江北县悅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当时正值抗战，该校由南京迁往重庆。1940年，我进该校初一班，他却是高二的高才生，更是军训大队的大队长。全体寄宿生在膳堂吃完饭，得由他喝令大家“起立”，并代表大家向训导主任一鞠躬，再喝令大家“解散”。我初次住校，吃饭又慢，袁大队长往往等我停筷之后，才发“起立”之令。事后他会走过来，婉劝小学弟“要练习吃快一点”。
  除此之外，大队长和小队员并无任何接触。1941年春天他转学去名校南开中学。同年秋天他终于进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好的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并的西南联大。
  但是两位同学重聚，要等到1992年9月，我应北京社科院之邀北上去讲学。那次在可嘉陪同下，我更拜见了卞之琳、冯至两位前辈，非常感慨。后来他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短文《五十年后喜重逢》。同年10月，“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在珠海召开，可嘉与王佐良、许俊、罗新璋等南下与会，我则会同金圣华等香港学者去参加。但是会短人多，两位老同学并未畅叙。我送他的书显然他也无暇细看。
  又过了六年，我正值七十岁，香港《诗双月刊》的主编王伟明预备为我出一专辑，特邀可嘉撰稿。可嘉长我七岁，他所属《九叶集》诗社也早于《蓝星》十年，按理根本无须应邀。结果他还是动了笔，交了一篇写得很认真的五千字长文：《奇异的光中——余光中诗歌选集读后感》。为了鼓励当年吃饭太慢的小学弟，他对我一生的诗作语多溢美，开头的第一段是：“这是一座现代诗坛的富金矿啊！全书三册，包括作者半个世纪（1950—1997）以来十六部诗集。其产量之丰，平均质素之高，题材范围之广，开掘之深，想像之丰沛，构思之灵巧，风格之多变，实在使我惊喜，叹为现代诗坛所罕见。这得力于他从事创作的执着勤奋，他的中外文学修养深厚，善于融欧化古，结合现代和传统，并向绘画音乐学习，中年还注意吸收歌谣的长处。”
  接着可嘉列举拙作多篇，一一赏析肯定，所选包括《敲打乐》《当我死时》《忘川》《有一个孕妇》《呼唤》《乡愁》《中国结》《湘逝》《夜读东坡》《刺秦王》《寻李白》《念李白》《还乡》《白玉苦瓜》《火浴》《自塑》《五十岁以后》《珍珠项链》《水晶牢》《浪子回头》《在渐暗的窗口》《五行无阻》。凡所赏析，点到为止，并不拘泥于西方当令的显学理论。
  可嘉已经作古，他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在创作、翻译、评论各方面都令人不能忽视，可惜他的时代变得太快，禁忌也太多，时不我与，未尽其才，否则他的贡献当更巨大。然而当年能进西南联大，还是一大幸运。至于和我同窗的南京青年会中学，虽非名校，却也为他厚建了修炼西学的基础。他在2001年1月29日给我的信中，也不禁对我们共同的母校深怀感恩，强调该校“办学认真，师资优良，校风端正。孙良骥老师教我英文十分得法，常予我鼓励..”。
  想必孙良骥老师更早已作古了，但他响亮清晰的英语和南京腔调的普通话仍在我听觉记忆的深处回荡。要是他知道他班上先后出了两位诗人，辛苦的他，该感到有多安慰啊。
  2014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