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有口皆碑的敬业精神
  不少上博员工“怕”马承源，因为他对工作要求严格，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跟他出差，他眼里只有博物馆、文物，办好事就走，不为风景名胜所动，缺少情趣。但他对文博事业的专注和极高的专业素养却是所有员工都由衷敬佩的。中风以前，他酒量不错，但他每次叫“开瓶酒来喝喝”，必是为了刚为馆中收到了珍品，或是新馆建设有了大的进展。
  马承源的勤奋敬业，不仅在本馆，在整个文博圈内都是出了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明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长时间的亲密接触，深为马承源先生勤恳的敬业精神所感动。马先生有感于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的青铜器研究有所贬损，特别是我们的青铜器纹饰研究和南方青铜器研究尚感薄弱，希望有组织地开展一些活动，把青铜器纹饰研究推向前进，使中国的青铜器研究走向世界。记得那是1989年5月，中国考古年会第五次年会在长沙召开之际，马先生约我和高至喜等几个同志商量，准备搞一个名为‘中国青铜器研究编撰会’的民间组织。1900年冬天，该组织在上海成立；1991年夏，又组织了对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等六省市的集体考察活动。这是我和马先生朝夕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旅程中，经常是下了火车，到饭店放下行李，便马上去看东西，看完上一站的东西，马上去下一站。只有几次，看完东西时间还早，在回宾馆的路上，去绍兴沈园、南昌滕王阁、长沙岳麓书院转转，每处逗留不到一小时。整个行程，就这么一点业余活动，其他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听上博青铜部的同志讲，他们随马先生去各地收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所需拓片，经常都是这样。马先生的这种敬业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
  即使到了年过花甲的晚年，他依然笔耕不辍，勤奋过人。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一次交谈中他得知了马承源的作息时间表：每天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后，先陪老母亲看看电视，说说话，尽到为人子的孝道；9点母亲睡觉后，他开始读书和写作，直到午夜12点才休息。凌晨5点起床，继续写作2小时；7点出门上班，一整天都在馆里工作。年逾六旬尚如此不眠不休地读书写作，马承源一生的勤奋程度可想而知。
  2.刚正直率，一切为了文物
  马承源为人刚正，个性坚强，自年轻时就不畏权贵，敢于坚持原则。汪庆正先生在回忆马先生的《一生带着光芒》一文中提到过几十年前的一件陈年往事。上世纪50年代后期，马承源在上博承担文物征集工作，汪庆正任职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全市各单位收购的文物都要送到天平路40号的市文管会文物鉴定委员会去鉴定。当时的鉴定委员会大家云集，顾颉刚、徐森玉、昊湖帆、尹石公、王东等都是学养深厚的鉴定家。1960年9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即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与上海博物馆开始合署办公，办公地点在河南南路16号的中汇大厦，马、汪二人从那时起开始了频繁的工作接触。有件事给汪庆正印象很深。1964年，某位中央级领导来到上海，要买一幅唐伯虎的画。马承源认为，这样级别的文物应该由上海博物馆来征集收藏，而不是出售给个人。为此他特地写信给华东局提出反对意见。有关领导找到徐森玉先生，希望他出面做做马承源的工作，不要在这件事上“给领导添麻烦”。结果工作还是没做通。马承源并不因来自“上面”的压力而有所退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时汪庆正是徐森玉先生的秘书，这件事让他第一次对马承源的坚强个性有了深刻的印象：马承源是个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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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森玉（1881—1971，名鸿宝，字森玉，以字行，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中国著名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徐森玉毕生为文物、古籍的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抗战初期负责北京故宫文物南迁的重要人物之一。
  马承源的坚强个性在“文革”期间也有清楚的体现。在政治空气高度紧张的高压气氛下，绝大多数人都噤若寒蝉，深恐多说一句便不能明哲保身，即使有意见也不敢表达，而马承源却坦率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他把“早请示、晚汇报”比作基督教信徒的早晚功课，还因此遭到了红卫兵的殴打。
  马承源是个直率的人，只要是和文物有关，他总是有什么说什么，一切从保护文物出发，从不怕因自己的心直口快“得罪”人。中科院考古所的王世明先生说起过这方面的一件小事。一次，上海博物馆举办古代青铜器和玉器的特别展，从中科院考古所借了一批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文物展出。展览结束时，马承源特地拉住王世明，认真而诚恳地说：“咱们是老朋友了，我就不客气直接讲了。你们搞考古的人往往不懂得怎么保护文物。玉器由墓葬中出土时沾满了泥土，你们都是用水清洗，这一洗，玉器就失去了光泽。应该让它自然干燥，然后再用毛刷清除干土。”王世明后来感慨，只有信得过的老朋友，才能这样知无不言。此后，王世明不止一次地将马承源传授的这一宝贵经验转告其他同志，避免了以后在出土玉器的保护工作上再走弯路。
  3.廉洁自律，恪守职业道德
  同事陈佩芬对马承源先生的尊重是发自肺腑的。她曾说，她的一生是幸运的，因为她一直在马先生的领导或指导下工作。她觉得，马承源在道德和学问上都堪称楷模，“马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陈佩芬经常和马承源共同出席学术讨论会或参加青铜器鉴定，从来不收鉴定费。他们都是北京保利艺术公司的顾问，曾为保利公司鉴定过上千件文物，不仅拒收鉴定费，连顾问费也没拿过。马承源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同事和朋友。陈佩芬在她所著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第一卷扉页上，印上了“谨将此书献给尊敬的马承源先生”的字迹，以此表达对师友马先生的敬意和怀念。她说：“马先生已经逝世，我要继承马先生的遗志，做好青铜器研究工作，完成战国楚竹书的考释任务。”
  4.永不自满，不断超越
  马承源一生勤奋，笔耕不辍。和一些老派的学者不同，他并不排斥现代科技和新鲜事物，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他极其关注现代科学，崇尚技术进步，对新的现代技术和科学进步充满热情，永远追随时代的步伐，孜孜不倦地学习。七十岁之后，他开始学电脑。他在上博馆内组织的电脑班里学习电脑操作技术，从最基础的学起，进度飞快，很快就能用电脑从事专业研究，后期论著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用电脑直接进行写作的，一时间被业内传为佳话。勇于创新、崇尚先进、追求完美是马承源十分强烈的个人特质。正是这种可贵的个人特质，才使他在年近古稀之年领导建设了一个以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世界一流的上海博物馆新馆。
  马承源的与时俱进还表现在永不自满，总是不断自我加压，不断超越自我。他不但是位严谨的学者，也是思路开阔、敢于创新的改革家和管理者。他在上海博物馆的领导岗位上任职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他睿智的创新思路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上博新馆建成后，马承源在行政管理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体制上引进专业化、社会化管理，冲击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在机制上实行行政和业务分流管理，行政部门率先实行聘任制，双向选择，择优录用；在分配上打破平均主义，奖励和岗位责任、工作实绩挂钩；在制度上按现代化博物馆要求制定规章制度..这些改革从局部到整体，都反映了马承源的创新思路。
  2001年12月，正值上海博物馆建馆50周年大庆之时，早已从馆长岗位上退下的马承源与时任上博馆长的陈燮君一起在北京开完了会准备返沪。在首都机场候机时，马先生与陈馆长聊起了上博的发展。他语重心长地说，上博建馆已经整整半个世纪，新馆开馆也有六七年了，上博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于不断拓展，不断自我加压，包括超越“自我”、发展“自我”，如上博新馆的陈列专馆，虽然几年过去了，大家的反应依然很好，但我们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抓紧做出计划，及时相继改建。在马承源的建议下，陈燮君馆长随后在上博原有陈列专馆更新调整的基础上，加快了自我拓展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上海博物馆的收藏、研究、教育三大功能的现代化步伐，形成了举办大型展览的三大思路：走进人类古代文明、努力展示我国边远省份和文物大省的文物精品以及举办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大展。上博之后还完成了报告厅和南汇文物保护基地的建设，加强了基础业务管理和学术研究的力度，积极推进“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工程，成功完成了信息化三期工程，推出了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在加快鉴定人才培养、打造一流文博队伍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些年上博的持续发展稳步前进，正是继承了马承源先生永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超越自我的奋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