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998年，马承源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文博代表团，赴美国纽约参加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中华文明艺术五千年”展览开幕活动。除参加开幕式外，代表团成员还参观了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的多个博物馆。几乎每到一个博物馆，无论是市立的、私立的还是大学的博物馆，接待方博物馆负责人总是首先问：“请问哪位是马承源馆长？”可见马先生在国外文博界名气之大、影响之深。他们见到马先生时，那种尊敬和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皆称美国博物馆界都知道上海博物馆是中国最好的博物馆，更知道上博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好的博物馆，正是因为有马承源馆长。那时距上博新馆建成开放不久，上海博物馆和马承源的名声如日中天，代表团里因为有马承源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处处受到优待和欢迎。代表团参观各大博物馆时，美方人员总是恭敬地征询马先生的意见，问他是否想提看博物馆库房里的什么文物，马承源也总是谦逊地征求代表团其他成员们的意见，大家因此看到了许多平时深锁库房秘不示人的馆藏珍品。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代表团在库房里看到了他们的镇馆之宝——宋徽宗赵佶摹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和他的《五色鹦鹉图》。在哈佛大学博物馆，馆方也因马承源的到来，特地在库房为代表团提看了青铜器、玉器、瓷器等珍品。在纽约期间，马承源应邀参加了美国上海博物馆之友为欢迎他访美的一次会议。这个组织是由居住在美国的部分热爱并支持上海博物馆事业的著名收藏家、企业家组成，他们身在异国，却心系上博，把上博的发展和壮大视为自己的责任，并为能成为“上博之友”的成员而感到自豪。他们积极捐款捐物，上博新馆的建设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海外“上博之友”的捐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博物馆中只有上海博物馆在海外有这样的组织，可见马承源领导下的上海博物馆在海外的影响力之惊人。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上博之友”向马承源表示，准备向上海博物馆捐赠50万美元，用作上博的发展资金。与马承源一起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们亲眼目睹了“上博之友”们对马先生的尊重和对上博的关爱，也深深体会到了马承源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给上博带来的福祉。
  2000年，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千古遗珍——四川省出土文物精品展”，策展人许杰是西雅图艺术馆的东方部主任，未出国前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曾担任马承源的秘书有四五年之久。四川省的这一出国展览也得到了马承源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他专门为该展览的图册题写了中文书名：千古遗珍。西雅图艺术馆的馆长倪密（MimiGardnerGates）女士对马承源充满崇敬之情，她本人是耶鲁大学中国艺术史的博士，对中国书画和陶瓷都有精深的研究。马承源去世后，倪密女士亲自写了一封吊唁函表达对马先生的缅怀，信中写道：“我谨代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员工和我本人向马承源先生亲属、上海博物馆同仁表示最深切的吊唁。马先生博闻强识，眼光远大，是中国艺术考古界许多优秀学者的良师益友。他不光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和中国古文字学方面有重大的建树，并且亲自主持了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建设，使之成为世界第一流、亚洲最好的博物馆。我个人会永远缅怀和珍视马承源馆长杰出的才学、富有魅力的人格。他的去世是世界整个博物馆界的巨大损失，是世界汉学界的巨大损失。”
  马承源对青铜器的热爱始终如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3年10月，马承源与陈佩芬去美国考察青铜器，日程安排得极其紧凑，一星期跑5个州，5天跑5个城市。那时候马先生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依然是每天一大早起来背着包急匆匆地赶飞机。陈佩芬回忆道：“在美国那些日子里，各个博物馆的人都非常尊重他，大凡马老要看的青铜器，他们马上掏出钥匙打开展柜拿出来给他看，还把周围区域隔开，给他一个人仔仔细细慢慢看。”那时许杰已从西雅图迁居至芝加哥，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担任亚洲艺术部主任。再次在美国见到老馆长马先生，许杰非常高兴，除了给马、陈两位老师提看库房里的藏品外，芝加哥艺术馆还特地临时关闭了展厅，把展柜一一打开，请马先生现场指导。马承源耐心细致的讲解令馆方研究人员获益良多，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们也专门赶来聆听马先生的讲课。许杰清楚得记得，1990年，他即将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临行前夕，马承源先生送给他几本书留念，在其中一本书上，马先生为他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锲而不舍，必有大成。”回过头来看，这几个字正是马承源先生一生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