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对出版物图片色彩的“苛求”
  马承源常说，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关于他对细节的一丝不苟，有很多佳话流传。马承源对颜色的把握堪称一绝。1991年，上博老馆雕塑陈列馆完成现代化改造后，照例要出本图录。从印刷厂运到馆里来后，众人都赞排版精到，印刷精美。但马承源翻阅之后，仍觉得图录照片与文物本身有色差，遂令此图录不得公开发行。当时正值一外省城市的考古所所长在上博参观，见此情形，该所长不由惊呼：这样高质量的文物图录在自己省还没有见过，可这样的印刷品竟然要被束之高阁！对此，马承源说：“不可虐待文物。”苛求完美的背后是对博物馆和文物事业的赤诚挚爱和高度责任心。
  1995年，上博编撰的《上海博物馆文物科技论文集》即将出版。由于原来印刷都是铅印的，马承源对于照片的印刷质量很不满意。为此负责此书编辑工作的修复专家张岚特地了解了印刷工艺及流程，得知国内已经有厂家采用较为先进的胶版印刷工艺。马承源在详细了解了有关胶版印刷的情况后，当即决定将原出版组已做好的铅版全部报废，改用新的胶版工艺印刷。他的这一决定使这本科技论文集成了上海博物馆第一本改用胶版印刷的学术专著，书籍的质量和精美的图版得到了业内同行的一致好评。马承源手持放大镜仔细对比胶版和铅版照片的模样深深留在了张岚的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
  类似的事情在数年后又发生了一次。2004年初，《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册印刷完毕，面临装订，可马承源对印刷质量不满意，要求重印，原因是墨色不一，且部分简文没有排直。有人来说情，劝马馆长不要太较真了，马承源说：“600元一本啊，要对得起读者。”不计成本的背后是对读者的高度负责。他太追求完美了，不允许有任何的瑕疵，不论是对事还是对己。
  1984年，马承源受命主编国家文物局的文博系列教材《中国青铜器》。在编撰过程中，他对书的质量要求很高，把关很严，从编写提纲、学术观点、版面的设计，甚至细到每一张照片、每一幅插图，他都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在讨论《中国青铜器》的编写提纲时，他严肃地说：“这是教材，一定要有学术性、科学性，要有质量。我们要为事业负责，不能误人子弟。”
  2.不只是挂名的主编
  在《中国青铜器全集》长达数年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马承源先生始终如一，以高标准、严要求的态度进行把关。马承源是这泱泱16卷之巨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作为享誉海内外的青铜器专家，由他来统领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可谓是不二人选。这套大型丛书的出版从1987年开始酝酿，1992年正式启动进入编辑出版程序，历经七年，直到1998年方全部出齐。在这几年时间里，马承源认真履行了他作为编委会主任的职责，从全书的编辑体例，到分卷主编人选、各卷内容和选目、每篇论文的论点和论据乃至地图的编制，他都提出了明确的主导性意见。四川广汉召开的编写研讨会，汇集了全国各地的青铜器研究专家和学者，会上马承源主持制定了16卷的编写体例，并对编撰进行了分工。他还亲自撰文《中国青铜器艺术总论》载于卷首，洋洋万言，全面论证了各个时期中国青铜艺术的特征以及中国青铜艺术在世界人类文化艺术史上的魅力，简明扼要地将他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全部理解和认识作了一次系统的阐述。马承源对细节的关注、对完美的追求给编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段时间里，不少文物类的大型图录都在同时出版，和一些仅仅是挂个虚名担当主编的大专家不同，马承源先生对图录的拍摄和制版工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当时负责《中国青铜器全集》出版工作的文物出版社编辑张囤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马承源先生对他们送去的彩色底片和制版打样一边细加审视、一边不断地加以点评的情景。他一点儿客气话都没说，只对他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提出自己的意见：一会儿说这张片子薄了，一会儿讲那张彩色打样色彩还原存在问题，一会儿又说，有的片子拍摄角度不够理想，要求编辑们精益求精，不够完善的地方要重新来过。张囤生回忆说，当时听到马先生的这些话，并不能安然接受，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委屈抱怨的。《中国青铜器全集》的图片拍摄工作本就非常艰难，几乎覆盖全国每个省份，甚至深入到县、乡一级文保部门，全部工作按部就班做下来，早已人困马乏，重拍任何一件都会带来极大的麻烦。看到丛书主编对图片和图版如此苛责，当时编辑们确实有点接受不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辑们渐渐理解了当时他对出版质量严格要求的一片苦心。当1998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巴黎欣然接受马承源赠送的16卷《中国青铜器全集》并大加赞赏时，当这套大型图录在1999年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评比中获得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项“国家图书奖”时，编辑们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马先生的苦心孤诣。没有当初他的高标准、严要求，哪有最终完美的结果。马先生主编《中国青铜器全集》就像他主持建设上海博物馆新馆一样，把它当作了一个出版工程，并为之尽心尽力，一丝不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青铜器全集》16卷成功的编辑出版，就如同建造一座精美的展示中国青铜器发展历程的青铜器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也是马承源先生的心血之作。
  3.对馆刊编辑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
  马承源是个认真的学者，学风严谨，对上博自办馆刊的要求也是如此。曾经负责《上海博物馆集刊》编辑工作的宋明明女士回忆，当初马馆长对馆刊的编辑要求非常严格，稿件中引文资料必须逐条核对，引文内容必须字字落实，行文用词须字字斟酌，遇到材料不实、行文不如意者，要发回作者重写。对于时下流行的“天下文章一大抄”之说，马承源深恶痛绝，他不允许馆刊作者大段引用他人著作或大量引用辞典条文等二手资料，对文稿中一些无伤大雅的自谦套话，他也力主删减。他担任馆刊主编，绝非只挂虚名，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一篇文章他都逐字逐句审阅，每句评语都写得极其中肯，甚至具体到怎么改写、如何处理评略。而他自己为馆刊提供的文稿是最少需要加工的，书写之认真，书体之漂亮，近乎书法作品。文稿的最后还工工整整地写着：“一稿于××××年×月×日；二稿于××××年×月×日；三稿于××××年×月×日。”可见其作文之严谨。编辑对马承源文章字句的个别修正，只要是正确的，他总是谦逊地欣然接受。宋明明记得，《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期中马承源《汉代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一文原稿中，“崇明型白酒”一词后对崇明岛有注：“长江口的一个小岛”，宋明明审稿时在此处写道：“此乃中国第三大岛，何谓小岛？”稿子发回马承源手中后，他删去了“小岛”这个注，找到宋明明道谢。他说：“做学问，写文章，有三个层次。刚开始学写文章的人，怕写不好，希望有人替他改，这是第一个层次；自己觉得会写了，又没达到一定高度，就怕被人改，怕丢面子，这是第二个层次；到了最后，学问做得精深了，文章写得漂亮了，他就希望别人给他找毛病，好让自己的文章更上一层楼，这是第三个层次。..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自己要不断地改，也要请别人帮着改。”一个注释的修改，引出他“为文三个层次”的高见，确实有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