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马承源先生对于博物馆建设和管理的真知灼见对许多业界的朋友影响颇深，帮助很大。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先生在纪念马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写到1994年他们共同赴台访问，半个月的朝夕相处，两人经常讨论博物馆未来的发展。作为新成立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李伯谦向马承源咨询了很多问题，如上博如何开展学术研究、如何通过展览吸引观众、如何打开与国外的交流渠道、如何对外募集捐款等等。马承源说，管理好一个博物馆的前提是先找准定位。中国的博物馆五花八门，性质各不相同，上海博物馆是艺术博物馆，北大的博物馆是考古博物馆，还是得在“考古”两个字上做文章。他还说，北大博物馆作为大学博物馆的主要任务是做研究，是学术的提高，不能用一般的博物馆模式来要求。马承源的一番话让李伯谦深感受益匪浅。1995年北大博物馆所藏文物受邀到日本出光美术馆举办“中国考古学展”，正是如马先生先前所说，围绕“考古”两个字做文章的结果。
  原陕西省考古所所长吴镇烽回忆，他几次到上海博物馆参观，马承源都请分管业务的陈佩芬副馆长全程陪同，还让他进入青铜器库房，对他提出的要求无不重视，尽量满足。吴镇烽不无感佩地说，到了上海博物馆，就像回到自己单位一样。马承源和上博从不把文物资料当做本馆的“私产”，也从不搞所谓的“资料保密”，这种开放的态度在文博考古界是非常罕见的。马承源这种开阔的胸襟、诚恳待人的品质、尊重他人的态度、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在他引领下整个上博胸怀大局的大馆风度，给全国的文博考古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对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马承源也一向给予力所能及的最大支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圃教授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系所指导的访问学者和历届研究生们在研修古文字课程时，总要去上海博物馆展厅上现场课、每次教学总是由马承源先生主讲。上博的青铜馆就是开放的教室。讲课时，马先生站在展柜前，结合实物，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断代一直讲到铭文文字的释读。他渊博的知识、睿智的思辨和精心的教学指导，给一批批的同学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老朋友提出的要求，马承源总是尽最大努力，能帮就帮。即使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如此。彭适凡记得，就在马先生去世前的两个月，江西省丰城电厂新增建了两台66千瓦火力发电机组，要铸一座高2.66米的大型青铜宝鼎。因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称丰城为“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新铸宝鼎因而得名“龙光宝鼎”。丰城电厂方面向江西省博求助，希望彭馆长能找位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为宝鼎题写鼎名。彭适凡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马承源，但他知道，此时马先生已重病缠身，这时候提出请他题字的要求，不知是否合适。犹豫许久，他还是拨通了电话。马先生诚恳地表示，这次恐怕是要让老朋友失望了，“最近我的手总是发抖，没办法写字。”稍稍停顿后，马承源又说：“..过几天如果稍好一点，我就争取写吧。”彭适凡听着电话中马先生有些疲惫的声音，后悔不该开这个口让老先生为难。没意料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竟收到了马先生托人寄来的“龙光宝鼎”四个金文墨书题字，惊喜之外，又是感动又是钦佩。只要自己还能做得到，马先生从不忍心让朋友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