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与兄弟博物馆友好合作
  马承源先生对于加强各地博物馆之间的学术交流、帮助兄弟博物馆共同进步等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任江西省博物馆馆长的彭适凡先生对此感触颇深。在纪念马承源先生的《斯人已去风范永存》一文中，他提到了不少亲身经历的事例。
  1988年10月，江西省博物馆组织的“江西省古代文物展”即将赴日本歧埠县展出，这是江西省第一次组织文物出国外展，各方面都没有经验。与马承源颇有私交的彭适凡想到了向上博求助。马先生当即应承了下来，告诉江西省博可以将外展文物先运到上博库房暂存，然后由上博帮助他们办理出境展览手续。后来整个出关手续和装箱运输、乃至文物的重新包装都是由上博的专业人员帮助完成的。因为经验丰富，而且完全是无偿服务，他们为江西省博省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为江西省博顺利完成出境展览的任务提供了极大帮助。
  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是当年考古界的大事。10月正值考古发掘的关键时期，马承源与陈佩芬、张长寿等多位青铜器专家专程到考古工地进行现场考察。马先生仔细查看了刚刚出土的青铜器，对青铜器的修复、保护和发掘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很多中肯而实用的建议。他还主动提出，可以将损毁严重的青铜器送到上博修复。后来，有两件损毁严重的瓿形鼎和假腹盘正是在马承源的安排下在上博免费修复的。几年以后，当新干出土的这批商代青铜器全部整理修复完毕后，又是在马承源的倡议下，1992年元旦前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以江西新干出土商代青铜器为主题展品的“长江中游青铜王国”展。这是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轰动，不少国际知名专家学者专程远道前来参观。与此同时，马承源还为江西省博积极联系出版事宜。在他的牵线下，香港两木出版社为这批珍贵的青铜器免费出版了精美图录，名为《长江中游青铜王国——江西新淦出土青铜艺术》，进一步将新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推向世界，也扩大了江西省博在学术界的影响。在这次合作中，马承源还代表上博与江西省博物馆签订了兄弟友好馆协议，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互助关系。两馆合作开展了对江西东北上饶土墩墓的考古调查，在文物修复、字画装裱、陈列展览设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江西省博和文物考古所都得到了马承源及上博的热情帮助和支持。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江西省博物院开始筹建新馆，作为业内标杆的上博新馆是学习建馆经验的必去之地。马承源在百忙之中接待了彭适凡馆长和江西省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们，介绍了上博新馆建设的经验和体会，谈到许多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对江西省博新馆建设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他强调，建新馆就一定要在“新”字上下功夫，要敢于创新，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创建一流的博物馆。
  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薪先生对马承源给予湖南文博工作的建议和支持也印象深刻。他记得一次出差到上海，向马先生请教如何做好博物馆的工作，马承源告诉他：“博物馆一定要办好展览，展览要有自己的特点才能争取观众。观众的多少，是检验一个博物馆展览办得好不好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还说：“不仅要在国内把展览办好，还要到国外展出。我们上博每年都要到国外举办展览。文物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欣赏到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文化。”放眼世界的眼光，这确实是马承源作为推动世界文化交流的先行者的独到之处。他积极把中国优秀的古代文明引向世界，同时把世界优秀的文明引向中国、引来上海。他说，要强调文明的对话，文明的交流，而不是文明的冲突。各国各地区的古代文明和灿烂的古代文化最能够突破种族和政治的种种界限，积极举办文物交流展，可以架设起各国人民之间文明的桥梁、积极推动民间沟通，使得国外对中国的文明能有更形象、更深刻的了解，也能使得我们中国更了解世界。马承源的话对熊馆长触动很大。后来湖南省博物馆也多次组织文物外展，先后在日本、法国、荷兰等国举办文物展览。每次赴国外展出，上博都是他们必经的中转站和接待处，而马承源对兄弟场馆的事务向来是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帮助。
  2.对业内同行学术出版活动的支持帮助
  马承源对于业内同行的支持和帮助，从来都是慷慨无私、毫无保留的。2000年5月，美国达慕斯大学艾兰教授联系李伯谦和李学勤两位先生，商讨在北京大学举办“新出简帛国际学术讨论会”事宜。在此之前的1994年，一批重要的战国楚简刚刚入藏上海博物馆，正在马承源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整理，内容尚未公开发表。李伯谦等人深知，这次国际研讨会能否办成一次有学术分量的会议，最关键的在于马承源先生是否愿意参加，并公布部分战国楚竹书的整理研究成果。如果马先生缺席，那么所谓“新出简帛”的研讨会就名不副实了。为了动员上博参会，艾兰教授专门赶赴上海拜访了马承源先生。业内人士都知道，考古文博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最新的研究资料在没有整理成文正式出版发表之前，一般是不会在研讨会之类的场合公布的，这涉及到资料的保密性和正式发表时吸引的关注度。在马承源和上博同仁们正在商议是否携带最新研究材料参会的时候，李伯谦又以会议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和老朋友的身份再次向上博和马承源发出了正式邀请。最后，马承源果断决定，他将和参加战国楚竹书整理的陈佩芬、濮茅左两位先生一起赴会，上博还慷慨地借出了刚刚整理出眉目的《孔子诗论》简，参加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为配合此次研讨会举办的“新出简帛精华展”。马承源在会上做了关于《孔子诗论》的报告，新出楚简的展出也给北大博物馆带来了人头攒动、争睹为快的盛况。正是马承源和上博的无私支持，才保证了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上博楚简的展出也提升了展览的档次和质量。
  对兄弟单位的学术研究出版活动，马承源也是全力支持，毫无保留。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编纂《殷周金文集成》这本专著的过程中，得到了马承源先生和上海博物馆慷慨无私的帮助。马先生和上博青铜部的研究人员们对王世民等人关于索要资料的请求一直是不厌其烦，有求必应。中科院考古所曾经派人专门到上博，抄录馆藏有铭文青铜器的全部目录，以便随时索取拓片，有时甚至直接打电话来请教疑难问题，马承源和青铜部的工作人员总是第一时间给出解答，为这部专著的顺利出版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和帮助。为了支持《殷周金文集成》的编纂，马承源和上博毫无保留地把馆藏全部先秦有铭青铜器资料的清单提供给了中科院考古所，凡是此书需要的资料，包括每件器物的铭文和照片，全部无偿提供。《殷周金文集成》全书共18册，共计收录青铜器铭文将近一万两千件，其中有十分之一是上海博物馆的藏品。而这一千一百多件器物的铭文拓片又有一半是上博陆续提供的，这在全书使用的原拓中所占比重最大。《殷周金文集成》是在上海制版印刷的，每个分册付印前，中科院考古所都要派人赴沪校阅，前前后后来过三十几人次，每有人来都要到上博参观，下榻上博的招待所，甚至请馆里帮忙买一票难求的卧铺火车票。凡此种种，马承源和上博都给予最大程度的配合与帮助。《殷周金文集成》出版后屡次获奖，其中包括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国家优秀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等，而这些都是与马承源毫无保留的无私帮助分不开的。
  3.帮助浙江省博征集抢救越王剑
  马承源不仅为上海博物馆抢救回购了众多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对兄弟博物馆征集抢救文物的工作也是倾力相助。1995年9月下旬，马承源收到一份来自香港的传真，照片上是一柄即将进入拍卖市场的战国青铜剑。剑格上铸有错金鸟虫书铭文八字，正面为“戊（越）王戊（越）王”，反面为“者旨於睗”。若考释无误，此剑即为越王勾践之子者旨於睗自作用剑。马承源以他丰富的鉴定经验和职业的敏感性意识到，这是一柄堪称国宝的绝世名剑，其价值和意义可能远在众多已出土的吴越名剑之上。他立即联系了浙江省博物馆，希望浙博能够赎回国宝，让它回归越国故里。这柄剑当时开价100万元港币，临时向政府申请这么一大笔征集经费，不但手续十分繁琐，等待批复的周期也很长。眼看着就要到了最后的筹款期限，浙江省博物馆因难以筹措到这笔巨资一筹莫展。此时，国外不少买家表示希望购得此剑，有一个日本藏家甚至愿意出150万元港币购买。在国宝即将流失的紧要关头，马承源建议浙江博物馆向企业求助。在上博的帮助下，最终由杭州钢铁集团慷慨出资136万元港币，买回了这柄价值连城的战国青铜剑，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使得这柄越王者旨於睗剑得以回归故里。
  “越民铸宝剑，出匣吐寒芒。”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剑，不仅是步骑兵得心应手的武器，也是上层贵族显示身份的饰物。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铸剑技术远超中原诸国，越人铸造的剑，成为列国君主冀求的宝器。著名的越王剑是越国历代国王铸造的专剑，剑上铸有他们的名字。人们谈及古代越国，总是赞叹越人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和杰出的铸剑技术，越王者旨於睗剑就是一件具有特殊价值的证物。它以其突出的历史与工艺价值，不仅见证了越国的兴盛与衰亡，也成为显示越人绝世才智与精湛工艺的不朽代表。这柄越王剑从多个方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卓绝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是吴越地区冶铸技术水平达到高峰的一个缩影。其高超的铸造技术主要体现在剑身、茎、格、箍、首的成型技术、剑身的磨削技术、铭文的成型技术、剑格的绿松石加工和镶嵌技术、剑首同心圆成型技术以及剑鞘制作技术等诸方面。这柄青铜剑为铜质，通长52.4厘米，剑作斜宽从厚格式，中起脊，两从斜弧，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圆茎，实心，近首处渐粗。茎上有两凸箍，箍饰细密夔纹。圆盘形剑首，饰5道同心圆。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范铸极精，正面为“戊（越）王戊（越）王”；反面为“者旨於睗”。字口间镶嵌着薄如蝉翼的绿松石，部分脱落，脱落处可见红色粘接材料的痕迹。剑茎绕丝质缠缑，已呈黑色，带宽约2毫米，松散地卷绕在整个剑柄之上。通过仔细观察研究后推测其缠裹方法是：在剑柄的顶端先有宽约2厘米的木圈垫底，木圈外由宽约2.5厘米的数层丝织品包缠，同时将丝带的一头压住，然后再将丝带绕在丝织品之处，而在剑柄的其余部分则是丝带的直接缠绕，剑柄之上尚能看到丝带的印痕。这是研究古代剑茎缠缑的珍贵资料，也代表了越国蚕桑丝织生产的技艺。更为难得的是，剑附有完整的剑鞘。鞘木质，通长44.3厘米、上宽4.8厘米、下宽3.5厘米。系用两块薄木片分别制作后粘合而成，上宽下窄，从鞘口至31.4厘米处弧形内收。木胎制成后，两薄木片相粘合，然后在剑鞘处每距0.21厘米处用丝线缠缚一道，进行加固，最后髹以黑漆。鞘无璏，佩带方式应为插入腰带之内。由于保存状态良好，剑身亮泽如新，寒芒泠泠，虽历经2400多年的岁月，依然不锈不蚀，风采依旧。剑体磨砺光滑，剑刃极薄，异常犀利，吹毛可断。剑鞘齐全，缠缑完整。集如此多的优点于一身，在出土或传世的吴、越剑中可谓绝无仅有，因此学术界对其评价极高。李学勤认为：“这柄剑铸工精绝，保存良好，令人叹为观止。实在是罕见的珍品。”为它的回归牵线搭桥的马承源先生更是不吝溢美之词，认为：“在已发现千件古剑中，难能有一件与之相匹，此乃剑中之极品，稀世之珍宝..此者旨於睗与越王勾践剑，可并列为越剑之双绝，为国家之重宝。”现在，回归故里的越王者旨於睗已成为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静静地陈列在展厅里，向观众们诉说着它昔日的辉煌与沧桑。
  4.对上海其他文博场馆的鼎力支持
  马承源和上博对同一城市文博场馆的支持和帮助也是有口皆碑。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王锡荣副馆长在纪念文章中详细记述了马承源对鲁迅纪念馆新馆建设的鼎力支持和指导。1995年起，上海鲁迅纪念馆通过跟踪测量和观察，发现该馆建筑由于多年地基的不均匀沉降，造成了严重的开裂，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最严重的地方裂缝宽达40毫米。1996年初，马承源特地到现场查看了裂缝情况，当场表态，一旦资金允许，这个建筑必须推翻重建。随即他就向当时主管上海文物工作的龚学平副市长汇报了这一情况。恰巧几天后龚副市长到文管会开工作会议，王锡荣等又向他汇报了鲁迅纪念馆建筑开裂严重的情况。龚副市长当即表示，只要提出改扩建提案，“两会”上获批，市里有决心把老馆翻掉重建。之后，在马承源等人的全力支持和协调下，鲁迅纪念馆的改扩建工程项目在半年内正式获批，并被额外加入市委宣传部《“九五”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在建设过程中，马承源和上博也给了鲁迅馆强有力的支持。当时由于筹建资金少，有关方面曾提出，为节约能源，建议新馆使用立柜式空调。这对于站在新世纪门坎上的鲁迅纪念馆来说并非良策，会使新馆一建成就处于落后状态，以后肯定还得改建。长远来看，不但节约不了，反而会造成浪费。在这个关键时刻，马承源和上博有关领导经过商议，一致决定，鲁迅纪念馆新馆一定要用中央空调，资金不够，文博系统内部省吃俭用也要把这笔钱调剂出来。这样的情谊让王锡荣等鲁迅馆员工深受感动，铭记至今。
  对鲁迅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和管理，马承源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和具体的指导。他认为，博物馆陈列不应用艺术品代替展品。以前鲁迅纪念馆老馆在陈列中用了许多油画、国画、版画等来加强陈列效果，马承源认为这混淆了博物馆与展览馆的界线。他说，博物馆要以文物唱主角，此外一切的辅助手段都是为了突出文物的展出效果。他的这一观点后来在鲁迅馆新馆的陈列设计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除了少数纯粹作为展示效果辅助手段的场景、多媒体装置外，新馆没有用艺术品作为陈列展示内容。马承源还提出，目前通常使用的“临时展览”的概念是不对的，这种提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非正式”和“简陋”的感觉，应该用“专题展览”或“短期展览”的概念来进行表述。事实上，在上海博物馆所举办的短期专题展览，也常常采用永久性陈列的手法，这已经成为国际展陈设计的潮流。
  1999年春，鲁迅纪念馆新馆建设进入陈列布置阶段，当时先布置了一小段展厅，请马承源等领导来审查。这段新陈列的小说明是用抒情的笔法写的，马承源和汪庆正两位先生对此都表示不认同。王锡荣等人原先以为，这种抒情笔法的说明文字是一种创新，是体现设计者的主观意识。但马、汪两位先生的意见让他们领悟到，这样的写法只是表现了展览设计者自己的解读，而作为博物馆是不应该表现太多主观倾向的，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观众是不合适的，明显宣示自己的一家之说确实会显得狭隘。在马先生的提点下，新馆陈列对展览文字说明做了修改，从展馆开放后观众的反馈看，这次修改是成功而且必要的。
  5.对民间博物馆热心相助
  马承源和上博对业界同行的支持，不仅体现在江西省博、湖南省博等国有博物馆上，对保利艺术博物馆等非国有性质的民间博物馆，也是一样的热心帮助。1999年春，保利艺术博物馆还在筹建初期，作为国内首家国有大型企业兴办的艺术类博物馆，由于主办单位中国保利集团从未接触过这一领域，急需专家给予全面系统的指导和帮助。经过广泛咨询，该馆列出了一份由40余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顾问名单，包括启功、徐邦达、宿白、马承源、李学勤、王世襄、朱家溍、史树青、金维诺、耿宝昌、孙机、杨泓、李伯谦等赫赫有名的业内巨擘。当时马承源刚刚出院不久，身体一直欠佳，保利艺术馆方在致电马先生时颇为忐忑，不知该馆的建设能否得到他老人家的实际指导。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刚在电话中介绍完保利艺术馆的情况和相关意图后，马承源当即爽快地表示：国有企业兴办博物馆是新生事物，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好事，我举双手赞成，也愿尽全力支持保利博物馆的建设。随即马承源与同事陈佩芬在安排好手头的工作后，冒着酷暑来到北京，实地指导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他们几乎是一下飞机就投入了工作。那时候，大病初愈的马承源身体还相当虚弱，他与陈佩芬一起，连续三天仔仔细细逐一鉴别察看了保利馆已经购藏的青铜器。他们渊博的学识和严谨负责的工作作风，深深的感染了保利博物馆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相关链接
  保利艺术博物馆位于北京东四十条立交桥西南角，从属于中国保利集团，是我国首家国有大型企业兴办的艺术类博物馆。1998年12月，保利艺术博物馆经国家和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成立，1999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保利艺术博物馆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抢救保护流散在海外的中国珍贵文物、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为宗旨。馆藏以青铜器为主，另有石刻佛教造像、书画等，不乏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品。2000年5月，保利集团将100多年前遭列强掠夺的三件圆明园国宝——牛首、猴首、虎首铜像抢救回国，激发了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三件国宝回归祖国后，保利艺术博物馆先后组织在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以及台湾地区进行巡展。现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已被海内外博物馆界普遍誉为“中国大陆最具现代化水准的博物馆之一”。
  自此以后，保利博物馆入藏每一件青铜器，都要事先经过马承源先生把关。很多与博物馆建设相关的琐碎事务，马承源也耐心细致地一一指导。1999年和2000年是保利艺术博物馆筹建最繁忙的时期，青铜器入藏数量多、频率高。马承源和陈佩芬两位专家有时一个月就要跑一次北京，帮助保利博物馆鉴定新入藏的青铜器，指导博物馆展厅建设以及馆藏文物研究等一系列工作，奔波劳碌，从无怨言。对于保利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马承源从一开始就强调，要突出“精”、“珍”、“稀”的特色，要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为主。这一高屋建瓴的指导性意见，使保利馆的青铜器收藏得以在正确的轨道上良性发展。同时，马承源也积极向保利博物馆提供青铜器收藏的信息，神面卣、王作左守鼎、凤首扁盉等重器的入藏，都凝聚了马承源的辛劳和心血。在此期间，马承源还为保利博物馆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指导了多件青铜器的修复保护工作。
  作为博物馆学的权威，马承源还对保利艺术博物馆青铜器、石刻佛像两个专题陈列展厅的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从展柜设计、展厅照明，到展品的摆放、展厅的环境布置，马承源均给予了细致、深入的指导和帮助。甚至连青铜器陈列馆展柜的生产厂家，也是马承源亲自帮助联系的。和一些只挂名、不做事的顾问不同，马承源是切切实实为保利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的。他在担任保利艺术博物馆的顾问后，一直对这个馆关爱有加，毫无保留地给予精心的呵护和无私的帮助，投入了巨大的心血。直到临终前不久，他仍然关心着保利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他向前来看望他的保利博物馆负责人仔细询问了有关该馆近期文物征集和新馆建设、展陈安排的进展情况，并不厌其烦地多次叮咛，近年来国内外青铜器的造假水平提高很快，博物馆开展征集工作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能由于一时大意，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马承源就是这样，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心为公，毫不在意个人得失。在他担任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五年多的时间里，仅鉴定青铜器一项，就有近千件之多，而他从来没有拿过保利一分钱鉴定费。1999年夏，当马承源和陈佩芬第一次为保利博物馆鉴定青铜器时，离开北京前，保利博物馆方要向他们支付一点劳务费，被马承源严肃地拒绝。他说：“我和陈馆长为别人鉴定文物从来不收钱，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定下的规矩，这个规矩永远不会改变。我们是保利博物馆的顾问，做点事是应该的。”此后几年中，保利博物馆数次想有所表示，都被马先生挡了回去。如马承源自己所说，他是一个老派的人，在这个愈来愈利益至上的物质社会里，像马先生这样丝毫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了文博事业的人确实是太稀有了。
  6.视野开阔，襟怀坦荡
  马承源先生对于博物馆建设和管理的真知灼见对许多业界的朋友影响颇深，帮助很大。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先生在纪念马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写到1994年他们共同赴台访问，半个月的朝夕相处，两人经常讨论博物馆未来的发展。作为新成立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李伯谦向马承源咨询了很多问题，如上博如何开展学术研究、如何通过展览吸引观众、如何打开与国外的交流渠道、如何对外募集捐款等等。马承源说，管理好一个博物馆的前提是先找准定位。中国的博物馆五花八门，性质各不相同，上海博物馆是艺术博物馆，北大的博物馆是考古博物馆，还是得在“考古”两个字上做文章。他还说，北大博物馆作为大学博物馆的主要任务是做研究，是学术的提高，不能用一般的博物馆模式来要求。马承源的一番话让李伯谦深感受益匪浅。1995年北大博物馆所藏文物受邀到日本出光美术馆举办“中国考古学展”，正是如马先生先前所说，围绕“考古”两个字做文章的结果。
  原陕西省考古所所长吴镇烽回忆，他几次到上海博物馆参观，马承源都请分管业务的陈佩芬副馆长全程陪同，还让他进入青铜器库房，对他提出的要求无不重视，尽量满足。吴镇烽不无感佩地说，到了上海博物馆，就像回到自己单位一样。马承源和上博从不把文物资料当做本馆的“私产”，也从不搞所谓的“资料保密”，这种开放的态度在文博考古界是非常罕见的。马承源这种开阔的胸襟、诚恳待人的品质、尊重他人的态度、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在他引领下整个上博胸怀大局的大馆风度，给全国的文博考古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对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马承源也一向给予力所能及的最大支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圃教授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系所指导的访问学者和历届研究生们在研修古文字课程时，总要去上海博物馆展厅上现场课、每次教学总是由马承源先生主讲。上博的青铜馆就是开放的教室。讲课时，马先生站在展柜前，结合实物，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断代一直讲到铭文文字的释读。他渊博的知识、睿智的思辨和精心的教学指导，给一批批的同学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老朋友提出的要求，马承源总是尽最大努力，能帮就帮。即使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如此。彭适凡记得，就在马先生去世前的两个月，江西省丰城电厂新增建了两台66千瓦火力发电机组，要铸一座高2.66米的大型青铜宝鼎。因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称丰城为“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新铸宝鼎因而得名“龙光宝鼎”。丰城电厂方面向江西省博求助，希望彭馆长能找位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为宝鼎题写鼎名。彭适凡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马承源，但他知道，此时马先生已重病缠身，这时候提出请他题字的要求，不知是否合适。犹豫许久，他还是拨通了电话。马先生诚恳地表示，这次恐怕是要让老朋友失望了，“最近我的手总是发抖，没办法写字。”稍稍停顿后，马承源又说：“..过几天如果稍好一点，我就争取写吧。”彭适凡听着电话中马先生有些疲惫的声音，后悔不该开这个口让老先生为难。没意料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竟收到了马先生托人寄来的“龙光宝鼎”四个金文墨书题字，惊喜之外，又是感动又是钦佩。只要自己还能做得到，马先生从不忍心让朋友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