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与青铜器之乡宝鸡的缘分
  马承源与宝鸡出土的青铜器缘分很深。他曾在《宝鸡的青铜器及未解之谜》一文中写道：“宝鸡是我年轻时代就仰慕的地方，因为那里出土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青铜器。出于对宝鸡的‘神往’，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就专程去宝鸡参观过青铜器。虽然只是匆匆的观览，但是也算一饱眼福，了一心愿。后来，上海博物馆陆续收藏了不少宝鸡出土的著名青铜器。随着对青铜器研究的深入和青铜器学术研究的发展，我和宝鸡的联系越来越多。”
  相关链接
  宝鸡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宝鸡是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有2770年的建城史。宝鸡出土青铜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早在西汉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当时的美阳县（今扶风县）就出土了西周的尸臣鼎。东汉建初七年（公元前82年），扶风又出土了西周的铜尊。宋代宝鸡出土过师鱼父盨、东宫鼎、伯克壶、駬仲簋、駬仲匜等。清道光年间，宝鸡的青铜器出土达到了高峰，许多著名的青铜器如大盂鼎、小盂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考吉父簋和盨、毛公鼎、天亡簋等就是这个时期出土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科学考古工作的有序开展，宝鸡又陆续出土了大批非常有价值的青铜器。如今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在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能觅到踪迹。作为中国收藏青铜器最丰富的上海博物馆，其馆藏中有相当数量的青铜器都出土于宝鸡地区。
  2.慧眼识何尊
  1975年，马承源赴北京参加赴日本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的筹备工作，当时的办公地点在故宫武英殿出国文物展览处。展品中有一批从陕西宝鸡调集来的青铜器，其中有一件西周早期的方尊，外观雄伟精美，气势不凡。这件铜尊出土于1963年，之前一直被认为没有铭文。马承源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很是纳闷，这么大而造型这么好的器物为什么会没有铭文？于是我用手在内壁底部几个地方磨擦泥土和铜锈，很快发现底部一个地方好像有文字，触手之处有笔道凹凸的痕迹。”这一发现令他大为振奋，立刻把铜尊送去除锈。经过文物研究所的清洗，大家惊人地发现，这件青铜尊的内底竟铸有一篇12行122字的长篇铭文，内容相当重要。
  铭文曰：“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又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
  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大意为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西周早期文字、词义、历史等提供了珍贵资料，这件青铜尊也因铭文有了正式的称谓：何尊。西周初期营建洛邑的史实在其他史料中有过记载，但是否年份确实，学术界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何尊铭文恰好印证了这件事，从而解决了西周初历史研究的疑案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何尊铭文的发现，马承源居功至伟。这与他丰富的青铜器知识、敏锐老辣的鉴定眼力密切相关。正因为有了何尊铭文的重大发现，国家文物局临时取消了何尊赴日本展出的安排。直到1980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伟大的青铜时代”展览，何尊才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展品之一赴美国参展。因为这件文物的重要性，那次赴美展出的文物保险金额在当时还创了历史记录。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吴镇烽先生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马承源告诉他发现何尊铭文时的情景。那是1975年秋天，吴镇烽在故宫博物院筹办陕西省宝鸡新出土的青铜器展，当时他与马承源并不相识。马承源听说他们是从陕西来的，主动找到他们说：“你们来了就好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你们陕西送展的一件兽面纹铜尊，不但造型宏伟，纹饰优美，我在清锈时，还意外地发现了尊的内底铸有长篇铭文，内容十分重要。”马承源一边说，一遍把他亲手捶拓的一张铭文拓本递给昊镇烽，说：“这是你们家乡的宝贝，拓本应该首先送给你们。”吴镇烽等陕西同行惊喜之余都非常感动。当时马承源已经就何尊铭文写好了一篇考证文章，但他仍谦逊地征求吴镇烽的意见：“我做了一些研究，有些看法，但要得到你们宝鸡同志的同意才能发表。因为文物是你们宝鸡博物馆的。”马承源细心谨慎的为人态度，光明磊落的职业道德，给昊镇烽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关链接
  何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东北郊贾村，现藏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何尊是西周成王时宗族中一位叫何的贵族所铸的青铜器，是西周初期的一件珍贵艺术品。尊是一种酒器，古文献上说尊这种器物“为器虽小，而在礼实大”，可见其地位之高、意义之重大。器高39厘米，口径28.6厘米，重14.6公斤，方体圆口，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口沿下饰有蕉叶纹。整个尊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饰有饕餮纹，造型雄奇，纹饰精美，庄严厚重，极具观赏价值。何尊内底有铭文122字，残损3字，现存119字。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极具史料价值，而其中“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何尊的发现颇有传奇色彩。1963年，宝鸡贾村一陈姓人家在取土时，断崖上落下一个大土块，土块破碎后里面滚出一件青铜器，这就是何尊。陈家人不知这是国宝，清理干净后就顺手用来装粮食了。1965年8月，陈家因经济拮据，就把这件青铜器和其他一些废铜卖给了宝鸡市一家废品收购站，总共卖了30元钱。一个月后，宝鸡博物馆的职工老佟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这件青铜尊，当天就收购带回了博物馆。
  何尊是国家一级文物，因其重要性，还被国务院列为禁止出国参展的六十四件文物之一。它的最高价值在于尊内所铸的长篇铭文。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训，营建被称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出现，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而这篇重要铭文的发现，最大的功臣是慧眼识珠的马承源。在仔细研究了何尊的铭文后，马承源撰写了《何尊铭文初释》一文，发表在《文物》1976年第1期，指出何尊铭文涉及了武王灭商和武王、成王相继营造成周洛邑的史实。1983年，他又发表了论文《何尊铭文和周初史实》，对何尊铭文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文中首先就何尊铭文首句“唯王初壅，宅于成周”进行了考辨，认为应解释为营建成周，并指出成周为武王营之、成王继之而最后完成；其次就周公摄政七年说、成周洛邑的经营始于武王、周初青铜器编年等与何尊铭文有关的周初史实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2008年8月，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为体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各地的文物精品，在位于北京国家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中国科技馆新馆举办了“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这一展览是唯一获批在国家奥林匹克公园内举办的大型文物展，是奥运期间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何尊作为代表文物大省陕西的一件重头展品，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展会。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张亚炜馆长说：“如果不是当年马老发现上面的铭文，撰写论文向学界介绍它的价值，我们宝博就缺少了一件镇馆之宝。”马承源发现何尊铭文的意义，可谓功在千秋。
  3.破解双音钟的秘密
  1978年，上海博物馆为宝鸡新出土的一套秦公钟作除锈处理，马承源全程参与了这一工作。除锈之后，试着敲击这组编钟，音色异常纯正清亮，而且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一个钟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声音。马承源等人对这个发现吃惊不已，又请人用专门的仪器对编钟的声音进行测定，结果还是一样。后来发现，秦公钟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双音效果，与它高超的制造工艺是分不开的。秦公钟外形是扁圆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共鸣箱，形成了两个共振模式。最不可思议的是，工匠们在制作这些青铜钟的时候，对于每个沟槽的深度和宽度都把握得十分准确，似乎早就计算好了哪种沟槽会发什么样的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激光研究所发明了全息摄影技术，由祝鸿范先生引进到博物馆的资料档案管理部门。马承源立刻将这项新技术与正在研究的双音钟研究课题结合了起来。全息摄影技术可以同时显示文物不同的立体面，而且通过震动震形可以解释鱼洗共振和编钟双音的现象。马承源经过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合瓦型的青铜钟能够在钟的鼓部和侧鼓部各敲出一个音，即每个钟都是双音的，两个音之间的音程相差三度。换言之，一组编钟如果是8件的话，则可敲出16个音。经过细致分析和科学测试，他又进一步发现，钟的侧鼓音部分有的铸有鸟形，有的没有鸟形，而没有鸟形的钟往往是一组编钟的第一、第二件，有鸟形标志的往往是一套编钟的第三、第八件。这些钟都是双音钟。研究表明，第一和第二个钟的侧鼓音往往和下一个钟的正鼓音的音程和音阶相一致，所以在整个演奏过程中是不需要敲击第一第二大钟的侧鼓音的，不铸鸟形纹饰说明它可不使用这两音的侧鼓音，而后面六件钟都铸有鸟形纹饰，说明整个青铜钟的演奏过程中是需要而且可以敲击使用的。马承源为此专门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商周青铜双音钟》，并且附有软X光片的校音琴振动图、鼓钟振动模式全息摄影记录，不仅回答了双音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回答了为什么能发出双音的问题。这是对学术界的一个
  重要贡献。
  相关链接
  秦公钟，1978年陕西宝鸡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出土，共五件，大小不同。最大的通高48厘米，两铣间距27厘米，重24千克；最小的通高27.6厘米，重6千克。
  这五件秦钟为一组编钟，形制、纹饰沿袭了西周甬钟风格。这组编钟为秦武公（前697年一前678年在位）所作，五件大小不同而形制一致。甬上饰四条小龙，舞部饰变形夔龙纹，钲部中间为刻铭处，篆间饰两条双身夔龙纹，鼓中部装饰相对而立凤鸟一对。编钟均有铭文，按其连续关系，可分为两组，两组铭文完全相同，仅行款稍异。甲、乙两钟铭文合成一篇，丙、丁、戊三钟铭文连读为另一组，但仍缺21字，可知仍缺一件最小的钟。全篇铭文共135字。秦公钟铭文为刻铭，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青铜刻铭。
  西周时期，音乐与礼制密不可分，称为“礼乐”，编钟是礼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时期，数量不等，能发出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的两个音级。当时编钟经常用于国君祭祀大典、宫廷宴会，被称为“钟鼓之乐”。
  4.考察杨家村窖藏
  2003年初宝鸡杨家村青铜器窖藏的发现是当年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当年1月19日，宝鸡眉县马家镇杨家村的五位村民（王宁贤、王拉乾、王明锁、王勤宁、张勤辉）在本村砖场取土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2700多年前的青铜器窖藏。陕西省文物部门随即对该窖藏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27件西周青铜器，其中鼎12件，鬲9件，壶2件，盘、匜、盂、盉各1件，件件都有铭文，总字数多达4048字。最大的铜鼎通高58厘米，口径50厘米，重46公斤；铜壶高达60厘米；铜盘口径54厘米，铭文多达372字，字数超过著名的墙盘，成为目前青铜器盘中铭文最长的一件。窖藏的主人是单逨，逨盘和逨鼎的铭文记述了文王、武王至厉王、宣王计11代共12位周天子的业绩和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王室伐商纣、建周邦、征荆楚、讨猃狁、管山林以致和天下、因功受册封赏赐等重要活动和事迹。逨盘铭文一一记载了12位周王，在以往发现的青铜器中是绝无仅有的；单氏家族8代与11代12位周天子的对应关系，对估定西周纪年总数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对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铭文对于研究周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这批青铜器数量之众、形体之大、精品之多、铭文之长、内容之珍贵、纹饰之华丽、保存之完好在整个中国考古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堪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的第一个硕果。马承源和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等专家一致认为，杨家村窖藏的发现创造了中国考古史上八个“第一”和“之最”：
  一、第一次发现西周青铜器的洞式窖藏；
  二、第一次发现一个家族27件青铜器出土于一个窖藏，且件件有铭文和华丽的纹饰；
  三、第一次出土系统介绍一个家族8代世系事迹的青铜器；
  四、第一次发现一个家族史铭文总长达4048字，是迄今为止一次性发现最多铭文的考古发现；
  五、第一次出土完整记录周王朝纪年铜器中年份最高的；
  六、第一次出土完整记录周王朝从文王到厉王以及宣王的名号、位次和有关时间的青铜器，是记录周王最多的一次发现；
  七、第一次在青铜器铭文中发现“考（孝）”字；
  八、第一次发现出土铭文最长的铜盘——逨盘，铭文多达372字，内容极其重要。
  确实，宝鸡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对西周历史进行过多次验证，有相当大的准确性。随着青铜器出土数量的增多和青铜器研究的深入，不少青铜器铭文明确记载了西周具体的历史事件，并且还大量补充了史料记载的不足和缺漏。杨家村窖藏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其铭文在印证西周历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杨家村窖藏被发现是当年的元月19日，当时已临近春节，到处都在忙着过年，邀请外地专家来宝鸡现场看文物不太现实。为了尽快准确地解读国宝的历史价值，2月17日，刚过了元宵节，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段德新先生就打电话给马承源先生，请他来宝鸡指导。马先生当即就应承了下来。第二天晚上，马承源打电话给段先生，说他后天就到。马先生特地告诉段德新：“不需要特地来接，我们已经和咸阳机场一家旅行社联系好了，他们会给我联系去宝鸡的车子。请你帮我们预订3个房间就行了，但钱由我们出。”接到电话的段德新非常感动，马先生不但雷厉风行地立刻安排了前往宝鸡的行程，而且考虑得如此周到，对地方博物馆十分体贴理解。
  2月20日下午五点多，马承源和陈佩芬、濮茅左三位上博专家乘出租车到达了宝鸡博物馆，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不顾一天旅途劳顿长途颠簸，坚持要先看窖藏出土的青铜器，“先睹为快”。当他看到27件形制各异、铭文密布的新出土青铜器时，高兴得不得了，一边看一边感叹：“你们宝鸡真是不得了。”天色已晚，粗略看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在段先生等人的一再催促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一回到宾馆，马承源顾不得休息，急切地和宝鸡馆研究人员讨论这批青铜器所属的世系。他还拿出一张从上海带来的从报纸上复印的逨盘铭文照片。原来，他在这批国宝出土之后就开始密切关注、着手研究了。马承源又仔细询问了窖藏出土时的情况，问他们有没有做拓片。根据下午在库房看到的实物现状，马承源还对他们清除锈蚀的做法提出了专业的批评意见。
  第二天一早，马承源就和陈、濮两位老师一起来到博物馆，进库房看文物。27件出土青铜器一件一件认真评看，一个字一个字地释读铭文并记录，直到下午一点才全部看完。先生们简单用过午餐后，两点多又进了库房。马先生要亲自为逨盘做拓片。博物馆的员工们闻讯纷纷赶到了库房——大专家亲自打拓片，这是难得的观摩机会。段德新搬来了椅子，但马承源根本不坐，从整理宣纸、打湿、铺纸、用针挑纸、打纸、上墨，一招一式进行得井井有条。他一边操作一边讲解，连续站了几个小时，一张逨盘拓片终于完成。已经76岁高龄的马承源此时非常疲倦，但仍诚恳地对大家说：“这张拓片做得不行，我已经三十年没干这个了，眼力也不行了，实在对不起大家。”
  晚上回到宾馆，陈佩芬拿出了她已抄写得工工整整的逨盘、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的释文。段德新非常惊讶：“昨天晚上你们刚到，怎么这么快释文就做出来了？”陈佩芬说：“我们昨天晚上就开始做了，今天中午饭后回到宾馆也没休息。”段德新感动极了。这几位专家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最年轻的濮茅左也已经54岁了，陈佩芬69岁，马承源76岁。为了自己热爱的文物事业，他们真是拼了命地工作。
  第三天早上，马承源等三位专家又去了库房，对几个之前不甚清楚的铭文再次做了订正，之后参观了展厅，和馆里的同志进行了座谈。马承源对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工作提出了三条嘱托：“一是要有创业精神，事业是靠人创出来的。上海博物馆80年代初也很难，也没有多少观众，今天的辉煌是过去多年艰苦创业换来的。要通过创造性工作引起领导的重视，还要善于同外国友人和新闻媒体打交道，让他们为你们宣传，外国友人和媒体宣传比咱们自己宣传起作用。二是要改善陈列，不能把一个个墓葬的东西全摆上，不能搞成考古标本陈列。文物要清理干净，灯光要搞好，灯光搞不好展览就不好看。三是要有自己的人才。你们有大量的文物，也很有自己的特色，但更要有自己的人才队伍。这就是本钱，上博就有这个本钱。特别要培养年轻人。做到了这三条，你们将来一定会超过上海博物馆。因为你们的东西多，东西好，还不断有新的重要文物出土，这是上海所不能比的。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我还可以为你们馆做点工作，发挥上海博物馆的优势帮助你们发展。”马先生一番热情洋溢的话语，诚恳亲切的鼓励，让在场所有的宝鸡馆员工都受到了鼓舞。
  下午，马承源等三位先生考察了出土27件青铜器的眉县杨家村窖藏遗址。这个遗址位于几十米高的半山崖上，只有一条陡峭的小路可以攀援而上，但马先生几乎不要人搀扶，就精神抖擞地爬了上去。看完遗址后，他们还去考察了法门寺博物馆和周原博物馆，看了周原遗址新出土的文物。马承源这次宝鸡之行，日程安排得极其紧凑。他那高涨的工作热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出土文物的痴迷和深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平易近人、满腔热忱的宽大胸怀，追求科学、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给宝鸡当地的文博工作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承源等青铜器专家们对杨家村青铜器窖藏的评价极高，认为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发现”，是“近十年来全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杨家村青铜器窖藏的发现被评为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现窖藏的五位农民被评为2003年文化杰出人物。马承源在《宝鸡的青铜器及未解之谜》一文中写道：“逨盘的长篇铭文记载了自文王、武王起连续至夷王、厉王的王世，与《史记·周本纪》所列的西周王世完全相同。让人吃惊的是，这些青铜器的铭文提出了西周晚世王年和合历。逨鼎铭文记载了四十二年和四十年王世年份的全新资料。不论是周厉王还是周宣王，文献资料中都没有出现如此之长的纪年，但这是真实而可靠的资料。由此已经推论的西周王世纪年，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研究。这是从未出现过的西周王世推算的重大问题。所以我说，好像宝鸡的大地下还埋藏着许多青铜器，如果能把它们科学地发掘出来，西周的历史发展轨迹将会更多、更具体地得到展示。在历史上，宝鸡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地方。今天，我们的历史还将随着宝鸡的青铜器的出土而更加丰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宝鸡青铜器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