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2000年10月，马承源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许多与会者都对上博所藏的这批战国楚竹书非常感兴趣，要求上博尽快发表整理材料。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竹简辞文内容太多，提出了边释读边发表、陆续出版的要求。马承源等人认为后一种意见更合乎实际，因而着手将一些文字数量较大的篇目次第选摘发表，并将每支竹简放大彩印，以提供给读者对文字隶定和注释考订的最大方便。
  面对学术界希望上博战国楚竹书早日出版公布的愿望，为人通达的马承源深以为然。在此之前，不乏一些著名的出土简帛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公布，最后不幸散落不了了之的憾事。马承源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批备受关注的战国楚竹书应该早日公布于世。按照以往文博界的惯例，重要文献资料的发表多半都是由北京的文物出版社经手出版，这次的战国楚竹书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如果不能在上海本地出版，对上海出版界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小的憾事。为了争取到这个重要的出版项目，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张晓敏等积极行动起来，在分析了已有同类出版物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出版方案。方案提出把原简尽可能放大，这样既可以清晰地显示字形，解决了文字学家隶定字形之累，又充分展示了简帛体书法的书法效果，同时，把已出版简帛的相同的字放在一起，便于读者对照使用。开本则采用大气的国际标准八开版。这个有特色的方案得到了马承源的认同，最终上海古籍出版社拿到了这个项目。
  2001年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正式面世。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张晓敏等人充分领教了马承源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整书的质量、装帧、版式和放大彩印都是由马承源亲自把关，而图片的制作效果，他是拿着放大镜一张一张仔细检查下来的。一些连印刷业行家都难以察觉的瑕疵也逃不过马先生的眼睛。整部书的出版，不知返工了多少次，重做了多少片子。他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给了年轻编辑们极大的教益。年轻编辑们与他建立了友谊，并切身体会到其人格的巨大感染力。台湾辅仁大学的丁原植教授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质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已有简帛类图书出版中最具创意、质量最好的出版物。而这其中，凝聚了马承源先生的巨大心血。
  这本著作的正式面世是当年文博出版界的大事，书中解读出的内容填补了秦前思想文化史上的很多空白。马承源本人亲自注释了包括《孔子诗论》（收录于第一册）、《子羔》（收录于第二册）、《鲁邦大旱》（收录于第二册）、《采风曲目》（收录于第四册）、《逸诗》（收录于第四册）等重要篇目，见解精湛，独树一帜，为学界所推崇。对这本重量级学术著作的出版，权威的《新华文摘》评价说：“对于学术界的朋友来讲，2002年最响的鞭炮，也响不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辅仁大学纷纷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学术界一时兴起了简帛研究热。
  另外，简书在书法艺术史上也是至关重要的文化遗产。战国楚竹书在古代书法研究方面的意义很大，因此，这本书不仅是提供给古文字专业工作者，也是提供给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在这本书的出版首发式上，上海著名书法家翁闿运先生兴奋地说，以后练习书法的人不仅仅是要多练习柳公权、颜真卿，也应该练练这本上博简了。以马承源发表的战国简帛研究成果为代表，关于简帛的发表及研究被评为2004年中国学术界十大热点。一时间，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上博简”热潮。四面八方的求购电话打到出版社，都希望尽早买到这本书。这样，在较短的时间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就进行了再版，这在出版业是并不多见的现象。
  就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出版的同年11月，马承源访问日本，在东京大学发表了关于楚竹书《孔子诗论》的演讲。12月，马承源发表文章《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26日），介绍了这批珍贵竹简的发现过程和保护、整理工作。不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也正式出版，共收录竹简近120支，包括6篇古代文献。除《民之父母》篇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相近外，其余5篇皆是未见今本的罕见之品。其中有记载孔子言行的《子羔》与《鲁邦大旱》，论述当时政治规范的《从政》与《昔者君老》，记述上古帝王传说的《容成氏》等。
  战国楚竹书的解读工作此后一直在延续。至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版九册，研究成果涉及先秦历史、哲学、文学、宗教、军事、教育、音乐等多个领域，使学术界为之瞩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马承源晚年因主持收购战国楚竹书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而受到争议，甚至一度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但时至今日，古文字学领域对上博战国楚竹书简序排列、文字隶定、训诂释义的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持续进行。学术讨论会一次又一次地召开，释读文本一本又一本地出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个又一个地立项。这些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无声地回击了流言，也是对马先生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