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脱水保护后，艰苦的解读工作随即开始。竹简上的文字很小，字形的工整和潦草程度也不相同，字迹看起来很费神。为了看清笔划，上博购置了一台高精度的电子数码显微仪，逐字进行了放大百倍的观察。显微仪操作灵便，字迹笔画纤毫分明，对文字的辨认和隶定工作帮助很大。在显微仪的高倍镜头下，还发现了某些肉眼看不清的文字和原简校对后所补的小字。工作小组成员将待考的不能隶定的字作了放大摄影，以便日后提供给注释者研究。
  1997年9月，马承源主持召开有关上海博物馆所藏竹简文字内容整理和注释分工的顾问小组会议，邀请简牍文字专家参加，并作出了具体分工。分工的原则是内外结合。除了馆内人员以外，也邀请馆外的专家参加。由此，竹简辞文内容的注释和简序的再次排列工作正式启动。这次会议对竹简的整理工作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专家们对保存杂乱的竹简进行初步的分类、缀合、分篇、排简、释文，马承源亲自领导并参加了整理小组的释文、注释和再排序的工作。说到这批竹简解读工作的难度，有人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那就好比把一叠报纸剪成面条宽的长条，打乱之后重新把文字拼出来。其实，这个比方还不尽准确。竹简上的文字是2300多年前的楚国人写的，作者不止一个，文章也不止一篇，真是比“天书”还难懂。这1200余支完整和断残竹简的辞文内容有哲学、文学、历史、政论等方面的丰富记载，文字多达三万余。按所著内容，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共约百种。这约百种篇目，只有不到十种能和流传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对照。虽然当时按其胶结状态分别编了号，但是后来才知道，这些号码对整理工作仅有作用不大的局部意义，特别是散失较多的书篇，排序尤为困难。因事实上没有定本，负责注释者只能尽可能地求其排列的合理。
  经初步整理判断，这批竹简被认为是楚国迁郢之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根据晋人在魏墓中发现记载史事的竹简后来被称为《竹书纪年》的先例，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竹简也有了正式的学术称谓——战国楚竹书。从简文内容看，其中一些史实记载多与楚国有关。简文字体亦为惯见的楚国文字。据《上海博物馆竹简样品的测量证明》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所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测验报告，标本的时代在战国晚期。其中有两篇未经著录的赋残简，显然是楚国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赋多是战国晚期之作，屈原的《离骚》就属于这一时期。这批竹简中的赋，大体上也是同一时代的作品。据以上种种情况推断，并与1993年冬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简相比较，专家们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上博征集的这批竹简乃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
  为了尽早把竹简的内容解读出来，马承源不仅集结了上博馆内的精英，同时还邀请了北京、香港的古文字学者一起参与整理。早在1995年，马承源就邀请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类、释文，之后又就释字、排简、缀合等方面继续作了整理。1997年夏，竹简脱水工作完全结束，在9月会议之后开始了正式的文字解读工作。
  专家学者们遇到的两大难题，一是“简文识读”，二是“依序排简”。经过年代测定，这些竹简的时代均为战国晚期，简文所涉史事多与楚国有关，有的是楚国的文学作品，简文字体为楚国文字，识读十分不易。楚简文字为战国时的东土一系，即六国文字，待秦统一后，与秦文字的不合写法已被废除。汉晋时辨识六国文字已属难事，更别说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人了。在专家们日以继夜地研究下，“简文识读”中的难点被一一攻克，这为战国楚竹书的整理研究拓展了通途。“依序排简”是第二大难题。劫余截归的竹简共1200余枚，有的是残简，排序谈何容易。竹简分批抵沪，有的在购置时已经分散。“劫余”另加“流散”，无疑为排序工作增添了新的难度。在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依序排简”工作不断推进与完善，保证了整个学术工程的顺利进展。
  这些战国楚竹书是楚国迁郢都之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在时代上早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字内容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而简书本身又是书法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这批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重大价值。战国楚竹书的简文字数之巨、跨越领域之广、所涉书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具有空前的意义。楚简共1200余枚，计达35000字，在已出土楚简中占有较大比重，实为难得。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这批楚竹书近百种，其中能和业已流传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10种，足见发现这批楚竹书的独特意义及其重大价值。楚竹书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不少经典论点的首见，对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音乐史等都将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