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楚简初现
  马承源晚年多次到香港为上博征集文物，硕果累累，所获甚丰。短短几年，他在香港古玩市场为国家征集了300多件珍贵文物，除青铜器外，还包括石刻、玉器、印章、陶瓷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后来引起轰动的战国楚竹书。
  1991年，上海博物馆获得政府专项拨款及境外友人的赞助，开始回收流散在境外的文物。年初，马承源在香港文物市场考察时，看到新出现很多漆器，从外观分析，这些漆器流入市场时间不长。当时马承源就敏锐地意识到国内有楚墓被盗，极有可能发现楚国竹简。于是他联系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友张广裕教授，希望他多留心市场，密切关注楚简的消息。上世纪90年代前期，张光裕教授多次在香港协助马承源鉴定流散海外的文物，为上博牵线抢救回收重要文物不下数十件。可以说，张先生这里成了上博在香港征集文物的前哨，马承源委托他留意市场上有无楚简也是顺理成章了。
  三年后，预料中的事发生了。1994年春，一天晚上，张光裕接到一家相熟古董店老板的电话，称“一批竹简到了香港，速来看货”。张先生立刻前往。到了店里，看见屋角放了一个大塑料包，打开一看，散乱朽烂的一堆竹简和泥浆混在一起，泥水淡薄处隐约露出了楚国文字“周公”二字。他不由心头一怔。控制住激动的情绪，他向老板要求把这包竹简带回家慢慢看。老板答应了。张光裕把一包竹简带回家后，迫不及待地连夜联系马承源，告诉他市场上发现楚简的消息，并电传过来一批摹本。这批摹本中有几支是《周易》中的一些文字，还有一些不知篇名的有关文王和周公的内容。当时马承源正在墨西哥访问，具体行程早已排定，而且当时香港还未回归，申请赴港手续繁琐，周期很长，一时间马承源无法亲自赴港鉴定这批竹简。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批楚简的具体情况，防止散失，马承源请张光裕继续与卖家周旋，争取拖延一段时间，同时请张先生再多提供一些楚简的摹本。接下来的两个多星期，张光裕陆陆续续电传了三十几页楚简的摹本给马承源，总共有百余枚竹简的文字，内容全都为先秦竹书，多不见于今本，其中也有《诗经》、《周易》以及和《礼记》有关的内容。从后几次电传的摹本看，这些竹简文字多是至今尚未知晓的先秦古籍，简文字体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马承源特地叮嘱张光裕，要密切“关注竹简的保存现状、露光后颜色的变化、水分蒸发后的变形状况，文字方面尤其要注意墨色和书法”。经过多次通话和电传摹本分析，马承源和馆内其他专家判断，这是一批战国时期的楚简，应为楚国迁郢之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简文内容为包括《周易》在内的先秦古籍，而这些古籍的内容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就已经湮灭于世。马承源后来在他的回忆文章《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刊载于《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20日》）中谈起当时的情况说：“我判定这批竹简是战国真品无疑，机会千载难逢，因此断然决定立即由上海博物馆出资收购这批竹简，不使如此珍贵的国家文物再流失海外。……从所获得的情况和我们的鉴定知识判断，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出资收购。”为尽速保护这批珍贵的文物资料，马承源毅然拍板，由上海博物馆出资100多万港币收购。
  2.脱水保护
  1994年5月，第一、二批竹简运抵上海博物馆。马承源立即着手组织修复人员检查竹简的现状。当时发现有少量断简散落开来，多数竹简和泥水胶合在一起，稍一显露于带紫外线的光源中，已是棕色的简体会迅速变成黑黄色，若含水量不充分，也会立即变形。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研究保护的措施。于是，马承源决定将竹简迅速移交给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并成立以陈元生研究员为首的专题研究组，作竹简脱水去色的保护技术研究。
  当年秋冬之际，又一批竹简出现在香港古玩市场，文字内容与第一次发现的相关联，但当时已近岁暮，馆内财务已无支付购置费用的能力。经马承源联系，由在香港的“上博之友”朱昌言先生、董慕节先生、顾小坤先生、陆宗麟先生、叶昌午先生五人共同出资，将它们收购后捐赠给上博。这些竹简共计497支，是为第三批。两次收购的竹简整理统计后，全部整、残简数合计1200余支。这批2300多年前的战国原始古籍，是已发现的战国简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实物史料。由于并非出自正规的考古发掘，竹简出土的地点和时间无从确认。在马承源的主持下，和前两批竹简一样，这些竹简运抵上博后立刻进行脱水保护。脱水保护是收藏竹简的最大难题，上海博物馆的科研人员在竹简保护中调遣了力量，集中了智慧，在不断地解决难题中磨砺了队伍。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的专题研究组经过近三年时间的艰苦探索，圆满完成了“饱水竹简性质及真空冷冻干燥研究”课题。研究组运用醇醚法中的部分工艺，结合真空冷冻干燥原理，探索出一种脱水加固定型法，对1200余枚严重朽烂的竹简进行脱水定型处理，去除污色。处理后的竹简强度提高，色泽自然。这是我国出土饱水竹简大批量脱水保护的首例，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找到了较大规模处理严重朽腐饱水竹简的有效保护途径。1997年，1200余支竹简全部脱水完毕，其成果获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由此，竹简可以在自然或人工光线下进行排比和研究，并得到妥善的保护。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功。
  3.艰苦的释读
  脱水保护后，艰苦的解读工作随即开始。竹简上的文字很小，字形的工整和潦草程度也不相同，字迹看起来很费神。为了看清笔划，上博购置了一台高精度的电子数码显微仪，逐字进行了放大百倍的观察。显微仪操作灵便，字迹笔画纤毫分明，对文字的辨认和隶定工作帮助很大。在显微仪的高倍镜头下，还发现了某些肉眼看不清的文字和原简校对后所补的小字。工作小组成员将待考的不能隶定的字作了放大摄影，以便日后提供给注释者研究。
  1997年9月，马承源主持召开有关上海博物馆所藏竹简文字内容整理和注释分工的顾问小组会议，邀请简牍文字专家参加，并作出了具体分工。分工的原则是内外结合。除了馆内人员以外，也邀请馆外的专家参加。由此，竹简辞文内容的注释和简序的再次排列工作正式启动。这次会议对竹简的整理工作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专家们对保存杂乱的竹简进行初步的分类、缀合、分篇、排简、释文，马承源亲自领导并参加了整理小组的释文、注释和再排序的工作。说到这批竹简解读工作的难度，有人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那就好比把一叠报纸剪成面条宽的长条，打乱之后重新把文字拼出来。其实，这个比方还不尽准确。竹简上的文字是2300多年前的楚国人写的，作者不止一个，文章也不止一篇，真是比“天书”还难懂。这1200余支完整和断残竹简的辞文内容有哲学、文学、历史、政论等方面的丰富记载，文字多达三万余。按所著内容，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共约百种。这约百种篇目，只有不到十种能和流传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对照。虽然当时按其胶结状态分别编了号，但是后来才知道，这些号码对整理工作仅有作用不大的局部意义，特别是散失较多的书篇，排序尤为困难。因事实上没有定本，负责注释者只能尽可能地求其排列的合理。
  经初步整理判断，这批竹简被认为是楚国迁郢之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根据晋人在魏墓中发现记载史事的竹简后来被称为《竹书纪年》的先例，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竹简也有了正式的学术称谓——战国楚竹书。从简文内容看，其中一些史实记载多与楚国有关。简文字体亦为惯见的楚国文字。据《上海博物馆竹简样品的测量证明》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所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测验报告，标本的时代在战国晚期。其中有两篇未经著录的赋残简，显然是楚国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赋多是战国晚期之作，屈原的《离骚》就属于这一时期。这批竹简中的赋，大体上也是同一时代的作品。据以上种种情况推断，并与1993年冬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简相比较，专家们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上博征集的这批竹简乃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
  为了尽早把竹简的内容解读出来，马承源不仅集结了上博馆内的精英，同时还邀请了北京、香港的古文字学者一起参与整理。早在1995年，马承源就邀请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类、释文，之后又就释字、排简、缀合等方面继续作了整理。1997年夏，竹简脱水工作完全结束，在9月会议之后开始了正式的文字解读工作。
  专家学者们遇到的两大难题，一是“简文识读”，二是“依序排简”。经过年代测定，这些竹简的时代均为战国晚期，简文所涉史事多与楚国有关，有的是楚国的文学作品，简文字体为楚国文字，识读十分不易。楚简文字为战国时的东土一系，即六国文字，待秦统一后，与秦文字的不合写法已被废除。汉晋时辨识六国文字已属难事，更别说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人了。在专家们日以继夜地研究下，“简文识读”中的难点被一一攻克，这为战国楚竹书的整理研究拓展了通途。“依序排简”是第二大难题。劫余截归的竹简共1200余枚，有的是残简，排序谈何容易。竹简分批抵沪，有的在购置时已经分散。“劫余”另加“流散”，无疑为排序工作增添了新的难度。在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依序排简”工作不断推进与完善，保证了整个学术工程的顺利进展。
  这些战国楚竹书是楚国迁郢都之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在时代上早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字内容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而简书本身又是书法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这批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重大价值。战国楚竹书的简文字数之巨、跨越领域之广、所涉书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具有空前的意义。楚简共1200余枚，计达35000字，在已出土楚简中占有较大比重，实为难得。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这批楚竹书近百种，其中能和业已流传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10种，足见发现这批楚竹书的独特意义及其重大价值。楚竹书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不少经典论点的首见，对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音乐史等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4.整理出版
  2000年10月，马承源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许多与会者都对上博所藏的这批战国楚竹书非常感兴趣，要求上博尽快发表整理材料。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竹简辞文内容太多，提出了边释读边发表、陆续出版的要求。马承源等人认为后一种意见更合乎实际，因而着手将一些文字数量较大的篇目次第选摘发表，并将每支竹简放大彩印，以提供给读者对文字隶定和注释考订的最大方便。
  面对学术界希望上博战国楚竹书早日出版公布的愿望，为人通达的马承源深以为然。在此之前，不乏一些著名的出土简帛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公布，最后不幸散落不了了之的憾事。马承源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批备受关注的战国楚竹书应该早日公布于世。按照以往文博界的惯例，重要文献资料的发表多半都是由北京的文物出版社经手出版，这次的战国楚竹书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如果不能在上海本地出版，对上海出版界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小的憾事。为了争取到这个重要的出版项目，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张晓敏等积极行动起来，在分析了已有同类出版物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出版方案。方案提出把原简尽可能放大，这样既可以清晰地显示字形，解决了文字学家隶定字形之累，又充分展示了简帛体书法的书法效果，同时，把已出版简帛的相同的字放在一起，便于读者对照使用。开本则采用大气的国际标准八开版。这个有特色的方案得到了马承源的认同，最终上海古籍出版社拿到了这个项目。
  2001年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正式面世。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张晓敏等人充分领教了马承源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整书的质量、装帧、版式和放大彩印都是由马承源亲自把关，而图片的制作效果，他是拿着放大镜一张一张仔细检查下来的。一些连印刷业行家都难以察觉的瑕疵也逃不过马先生的眼睛。整部书的出版，不知返工了多少次，重做了多少片子。他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给了年轻编辑们极大的教益。年轻编辑们与他建立了友谊，并切身体会到其人格的巨大感染力。台湾辅仁大学的丁原植教授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质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已有简帛类图书出版中最具创意、质量最好的出版物。而这其中，凝聚了马承源先生的巨大心血。
  这本著作的正式面世是当年文博出版界的大事，书中解读出的内容填补了秦前思想文化史上的很多空白。马承源本人亲自注释了包括《孔子诗论》（收录于第一册）、《子羔》（收录于第二册）、《鲁邦大旱》（收录于第二册）、《采风曲目》（收录于第四册）、《逸诗》（收录于第四册）等重要篇目，见解精湛，独树一帜，为学界所推崇。对这本重量级学术著作的出版，权威的《新华文摘》评价说：“对于学术界的朋友来讲，2002年最响的鞭炮，也响不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辅仁大学纷纷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学术界一时兴起了简帛研究热。
  另外，简书在书法艺术史上也是至关重要的文化遗产。战国楚竹书在古代书法研究方面的意义很大，因此，这本书不仅是提供给古文字专业工作者，也是提供给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在这本书的出版首发式上，上海著名书法家翁闿运先生兴奋地说，以后练习书法的人不仅仅是要多练习柳公权、颜真卿，也应该练练这本上博简了。以马承源发表的战国简帛研究成果为代表，关于简帛的发表及研究被评为2004年中国学术界十大热点。一时间，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上博简”热潮。四面八方的求购电话打到出版社，都希望尽早买到这本书。这样，在较短的时间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就进行了再版，这在出版业是并不多见的现象。
  就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出版的同年11月，马承源访问日本，在东京大学发表了关于楚竹书《孔子诗论》的演讲。12月，马承源发表文章《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26日），介绍了这批珍贵竹简的发现过程和保护、整理工作。不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也正式出版，共收录竹简近120支，包括6篇古代文献。除《民之父母》篇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相近外，其余5篇皆是未见今本的罕见之品。其中有记载孔子言行的《子羔》与《鲁邦大旱》，论述当时政治规范的《从政》与《昔者君老》，记述上古帝王传说的《容成氏》等。
  战国楚竹书的解读工作此后一直在延续。至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版九册，研究成果涉及先秦历史、哲学、文学、宗教、军事、教育、音乐等多个领域，使学术界为之瞩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马承源晚年因主持收购战国楚竹书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而受到争议，甚至一度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但时至今日，古文字学领域对上博战国楚竹书简序排列、文字隶定、训诂释义的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持续进行。学术讨论会一次又一次地召开，释读文本一本又一本地出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个又一个地立项。这些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无声地回击了流言，也是对马先生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