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著名的晋侯酥钟，也是马承源为上博从香港抢救回来的。1992年春，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传来一条重要的消息：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套14件的青铜编钟，但钟上的铭文是凿刻的而并非铸造的，当地的收藏家都不敢轻易出手收购，怕是赝品。当编钟的照片和铭文传到上海后，马承源根据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以及仅有的资料，判断这套编钟的来头不小。他自少年时候就开始练习篆刻，这也许为他鉴定晋侯酥编钟的刻铭笔道字口打下了基础。
  张光裕与马承源的相识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四川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古文字学年会上，当时张光裕还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任职。张先生热衷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多次访华均不忘造访上博，受到马承源和上博的热情接待。在马承源的帮助下，他多次进入库房亲手触摸馆藏青铜珍品，这些实物观摩带来的经验和体会，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1990年11月，在太仓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八次年会上，张光裕先生宣读了论文《新见保员簋铭试释》。同时与会的马承源对他论文中提到的这件器物非常重视，他找到张光裕，希望他能代为牵线，将保员簋回购入藏上海博物馆。张光裕回香港后，几经周折，经过与藏家范季融先生协商，这件西周重器终于得以回归祖国。1992年12月，马承源特地在上博安排了一次简单而隆重的仪式，向张光裕先生颁发了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荣誉顾问的证书，自此，张光裕与上博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每当香港市场上有重要的器物出现，张光裕都会与马承源在电话里讨论，而马承源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直觉，常常在没有见到原物的情况下，只凭张光裕对器物特征的描述，便能作出精准的分析和判断。这种深邃果敢的胆色和判断力，确实是令人心悦诚服。根据张光裕传来的器物铭文和照片，马承源当即毅然拍板，决定将这批青铜器抢救回上博。马承源让张光裕转告这个香港古玩店的老板，“这14件钟，你不要给别人看，因为我们已经看了。”这也是古玩行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成文的规矩，一件东西给有意向购买的买家看了之后，只有买家发话确定不要了，才可以给第二个买家看。在马承源的积极运作下，上海博物馆斥资抢救收购了包括这套编钟在内的二十余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用邮寄的方式从香港运到了上海，大概装了十二三个大箱，到达上博时非常轰动。后来人们发现，包括这14件编钟在内的一批西周晋国青铜器是来源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的盗掘品，这批抢救回来的晋侯墓青铜器从此成为研究晋侯墓地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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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钟为古代成组的青铜打击乐器，将成系列的铜甬钟或铜钮钟悬挂在木架上，用木槌击奏出动听的乐曲。各时代钟的形制大小不一，枚数也不尽相同。
  就在这批青铜器入藏上博的当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盗掘后的山西翼城与曲沃县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十余件青铜器。其中，有个残墓中发现两件小编钟，形制与上博收购的晋侯稣钟完全相同，大小合衬，其铭文也是凿刻的，与上博的那14件编钟如出一辙。经考证，它们竟是完整的一套。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出自同一个晋侯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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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村—天马遗址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镇，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规模宏大的晋侯墓葬群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在1992年至2000年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发现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晋侯墓地最重要的考古价值在于：自桐叶封弟以后，从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开始的九代晋侯全部被发现了，和《史记·晋世家》完全吻合。9组墓葬再现了晋侯排列有序的完整世系链环。大多数学者认定，晋侯墓地的9组晋侯与夫人墓是从西周早期偏晚的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仇，九世父子相继。
  晋侯墓地出土文物是山西进入文明时代的直接物证，无论青铜器、玉器还是陶器，件件工艺精湛、美轮美奂，代表了周王朝最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共出土青铜礼乐器数百件，显示出晋国作为西周属国的独特文化面貌。在青铜器用鼎制度上，九世晋侯墓表现出西周器用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有铭器物相当丰富，这些珍贵的铭文中包括六位未见诸史册的晋侯名字、一批有研究价值的西周人名、多种前所少见的时历等等，具有证经补史的作用。
  根据器形和铭文，这是一套西周厉王时代（约公元前9世纪中叶）的编钟，编钟大小不一，高度从22厘米到52厘米不等，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经过专业修复人员精心清洗、去锈，获得可以连读的铭文共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编钟上的铭文被分别刻在每座钟的正面，铭文可以连缀起来，表达完整的故事。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根据铭文记载，钟的所有者为“稣”，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青铜编钟被正式命名为“晋侯稣钟”。
  山西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都有着晋侯的名字，而这些晋侯的名字和《史记·晋世家》列出来的晋侯名字，有些可以对应起来。据史料记载，稣是晋国的第八位王侯，史称晋献侯。他英勇善战，深得周王的赏识。钟上的铭文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以此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世次记载有较大疏漏。编钟铭文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为后人了解几千年前那场战役的始末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正月八日，晋侯稣受命伐东夷的全过程。整个作战过程都是周厉王亲自下达命令，作战计划、进攻方向等军事部署非常具体，可看出这套编钟是为颂扬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而铸造的。而在这套编钟未被发现之前，这一重要史实从未见诸于史书记载。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过程中，晋侯稣钟成为周厉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晚期，国家大乱，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出逃，随后西周王室年号被改为共和元年。晋侯稣钟铭文印证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学术界对于晋侯稣钟具体所属王室曾有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晋侯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14年代测定，“稣”的去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30年和前798年之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第八位晋侯死于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的献侯“籍”相符合。编钟主人“稣”就是第八位晋侯——晋献侯“籍”。晋侯稣钟铭文所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显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厉王。稣钟铭文所描述的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年轻的稣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侯“籍”协同周厉王对其他反叛诸侯进行的一场讨伐征战。
  晋侯稣钟是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发现，其意义不仅仅在铭文及其反映的史实，在青铜铸造工艺和音乐范畴内也极具研究价值。一整套编钟的铸造，必须形制精确，方能保证音律精准，这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合理的金属成份配比和规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堪称稀世之宝。
  1993年10月，马承源赴香港中文大学出席“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会议上宣读了他对晋侯墓地中一件青铜器的研究成果——《晋侯〓盨》。文中考释了分属两组的4件晋侯〓盨铭文，指出此晋侯为《史记·晋世家》世次中的晋厉侯。
  1995年9月，马承源赴台湾访问，先后在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表了《关于晋侯稣钟》的演讲。1996年，马承源的论文《晋侯稣编钟》发表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文中论述了晋侯稣编钟的形制、音乐性能以及钟上铭文的刻制形态，考释了长达355字的铭文，就其纪年、征战、地理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文章指出，铭文完整记载了厉王三十三年正月八日开始晋侯稣受命伐东夷的全过程，记载了厉王亲征的功烈，弥补了史料的阙失；铭文所载的月相和日干，也密合于一月四分月相说。2002年8月，已经75岁高龄的马承源还出席了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开幕式上作专题学术报告。他与晋侯墓地青铜器的缘分，至此已整整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