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小试牛刀，收购晋侯鼎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日趋繁荣，文物保护工作也开始面临许多棘手的新问题。盗掘古墓、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变得猖獗，一些珍贵文物流失到了境外。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地走私文物的集散地。马承源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动向。他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密切关注海外文物市场，而第一次小试牛刀，他就大有斩获。
  1990年7月，马承源访问香港。一天下午，他与友人美籍华裔收藏家范季融一起造访香港古玩街。这里的两条街有上百家古玩店，沿街橱窗里摆放的古董里，有些一看就是大陆新出土的文物。马承源震惊之余痛心不已，这些都是该在博物馆陈列的好东西啊，怎么都跑到香港的古玩店里来了？在一家店面不大的小古玩行里，一只不起眼的青铜鼎引起了马承源的注意。他看到鼎上有铭文，上手仔细一看，立刻认出了“晋侯”两个字。马承源抑制住心中的激动，小声招呼范季融来看这件鼎上的铭文。他对范先生解释，从形制上看，这件鼎应该是西周中期的东西，那么这应该是他迄今所见最早的带有铭文的晋国青铜器了。此刻马承源深感机会难得，不可错过，而博物馆征集收购文物有一套严格的流程，如果按照正常的征集程序，从向上报告、申请经费到等待审批，恐怕这件青铜鼎早已不知道流失到哪里去了。所幸的是，此时陪在他身边的，是与他私交甚厚的范季融。范先生慷慨解囊，以6万港币的价格买下了这只鼎，送给了马承源。马承源抱着这只鼎回到了上海。经清洗去锈，鼎内壁上的铭文显现了出来，共计6行43字，记述的是一个晋国将领率军抵抗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获胜后，晋侯给予戈、弓等兵器作为奖励，并铸鼎纪念的过程。铭文上记述的这场战争，之前从未见诸于任何历史文献。一段淹没的历史，就此浮现出来。同年11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八次年会在江苏太仓召开，马承源在会上宣读了论文《〓鼎》，公布了这只鼎的来历和铭文的重要历史价值。很多年后，马承源提起这件事，仍难掩内心的喜悦和小小的得意之情，“这么重要的东西，别说6万，恐怕60万、600万都买不到。古玩店老板不懂，被我们捡了个便宜。”倘若没有一双沙里淘金的慧眼，即使真是个“便宜，”也是万万捡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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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季融，美籍华裔收藏家，常居纽约。1937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宁波。1950年随父移居香港，后移民美国，受岳父胡惠春影响进入收藏界。胡惠春是著名的收藏家，纽约“暂得楼”楼主，香港“敏求精舍”发起人之一，曾促成“三希宝帖”之《伯远帖》、《中秋帖》回归祖国，先后向国家捐赠大批文物，目前上海博物馆的暂得楼瓷器馆展品中有许多是胡氏捐献的毕生所藏。范季融创建的“首阳斋”是当今世界中国古代青铜器最重要的私人收藏之一，在海外收藏家中独树一帜。他是最著名的“上博之友”之一，曾多次斥巨资向上海博物馆捐献重要文物。
  香港这次收购晋侯鼎的偶然经历，激发起范季融对青铜器研究极大的好奇心。可以说，正是在马承源的影响下，范季融走上了青铜器收藏之路。香港之行后，范季融购买了一批中英文的青铜器专业书籍，开始阅读学习。他常常飞去上海度周末，向马承源当面求教。针对范先生是收藏家而非考古文博学者的特点，马承源采用了一种“速成教学法”，他不讲书本里能查到的一般知识，只讲鉴定和窍门。范季融在回忆文章里写道：“马先生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当他开始和我讲解青铜器的时候，就教了些制造方法和锈的形成过程。开始他拿一件较简单的器物分解，把一块块范的组合讲地丝丝入扣；之后又拿了件比较复杂的器物，把几十块范的作用一步一步地描述出来。介绍如何看锈也是这样，他把多层锈的成形过程剖析得一清二楚，使我获益匪浅。一般在国外研究制造法的往往是科学家，他们与研究艺术的稍有分界，像马先生这样能够掌握方方面面知识的人才的确非常难得。..当他和我解释青铜器的制造法时，许多细节都能说出因果，好似他在3000年前亲眼目睹了制作的全过程！”在马承源独特而实用性极强的教授下，范季融进步神速，进人青铜器研究界三年后就能独立鉴定，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中国青铜器鉴定家。
  2.抢救晋侯酥钟
  著名的晋侯酥钟，也是马承源为上博从香港抢救回来的。1992年春，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传来一条重要的消息：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套14件的青铜编钟，但钟上的铭文是凿刻的而并非铸造的，当地的收藏家都不敢轻易出手收购，怕是赝品。当编钟的照片和铭文传到上海后，马承源根据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以及仅有的资料，判断这套编钟的来头不小。他自少年时候就开始练习篆刻，这也许为他鉴定晋侯酥编钟的刻铭笔道字口打下了基础。
  张光裕与马承源的相识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四川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古文字学年会上，当时张光裕还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任职。张先生热衷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多次访华均不忘造访上博，受到马承源和上博的热情接待。在马承源的帮助下，他多次进入库房亲手触摸馆藏青铜珍品，这些实物观摩带来的经验和体会，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1990年11月，在太仓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八次年会上，张光裕先生宣读了论文《新见保员簋铭试释》。同时与会的马承源对他论文中提到的这件器物非常重视，他找到张光裕，希望他能代为牵线，将保员簋回购入藏上海博物馆。张光裕回香港后，几经周折，经过与藏家范季融先生协商，这件西周重器终于得以回归祖国。1992年12月，马承源特地在上博安排了一次简单而隆重的仪式，向张光裕先生颁发了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荣誉顾问的证书，自此，张光裕与上博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每当香港市场上有重要的器物出现，张光裕都会与马承源在电话里讨论，而马承源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直觉，常常在没有见到原物的情况下，只凭张光裕对器物特征的描述，便能作出精准的分析和判断。这种深邃果敢的胆色和判断力，确实是令人心悦诚服。根据张光裕传来的器物铭文和照片，马承源当即毅然拍板，决定将这批青铜器抢救回上博。马承源让张光裕转告这个香港古玩店的老板，“这14件钟，你不要给别人看，因为我们已经看了。”这也是古玩行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成文的规矩，一件东西给有意向购买的买家看了之后，只有买家发话确定不要了，才可以给第二个买家看。在马承源的积极运作下，上海博物馆斥资抢救收购了包括这套编钟在内的二十余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用邮寄的方式从香港运到了上海，大概装了十二三个大箱，到达上博时非常轰动。后来人们发现，包括这14件编钟在内的一批西周晋国青铜器是来源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的盗掘品，这批抢救回来的晋侯墓青铜器从此成为研究晋侯墓地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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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钟为古代成组的青铜打击乐器，将成系列的铜甬钟或铜钮钟悬挂在木架上，用木槌击奏出动听的乐曲。各时代钟的形制大小不一，枚数也不尽相同。
  就在这批青铜器入藏上博的当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盗掘后的山西翼城与曲沃县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十余件青铜器。其中，有个残墓中发现两件小编钟，形制与上博收购的晋侯稣钟完全相同，大小合衬，其铭文也是凿刻的，与上博的那14件编钟如出一辙。经考证，它们竟是完整的一套。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出自同一个晋侯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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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村—天马遗址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镇，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规模宏大的晋侯墓葬群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在1992年至2000年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发现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晋侯墓地最重要的考古价值在于：自桐叶封弟以后，从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开始的九代晋侯全部被发现了，和《史记·晋世家》完全吻合。9组墓葬再现了晋侯排列有序的完整世系链环。大多数学者认定，晋侯墓地的9组晋侯与夫人墓是从西周早期偏晚的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仇，九世父子相继。
  晋侯墓地出土文物是山西进入文明时代的直接物证，无论青铜器、玉器还是陶器，件件工艺精湛、美轮美奂，代表了周王朝最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共出土青铜礼乐器数百件，显示出晋国作为西周属国的独特文化面貌。在青铜器用鼎制度上，九世晋侯墓表现出西周器用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有铭器物相当丰富，这些珍贵的铭文中包括六位未见诸史册的晋侯名字、一批有研究价值的西周人名、多种前所少见的时历等等，具有证经补史的作用。
  根据器形和铭文，这是一套西周厉王时代（约公元前9世纪中叶）的编钟，编钟大小不一，高度从22厘米到52厘米不等，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经过专业修复人员精心清洗、去锈，获得可以连读的铭文共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编钟上的铭文被分别刻在每座钟的正面，铭文可以连缀起来，表达完整的故事。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根据铭文记载，钟的所有者为“稣”，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青铜编钟被正式命名为“晋侯稣钟”。
  山西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都有着晋侯的名字，而这些晋侯的名字和《史记·晋世家》列出来的晋侯名字，有些可以对应起来。据史料记载，稣是晋国的第八位王侯，史称晋献侯。他英勇善战，深得周王的赏识。钟上的铭文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以此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世次记载有较大疏漏。编钟铭文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为后人了解几千年前那场战役的始末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正月八日，晋侯稣受命伐东夷的全过程。整个作战过程都是周厉王亲自下达命令，作战计划、进攻方向等军事部署非常具体，可看出这套编钟是为颂扬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而铸造的。而在这套编钟未被发现之前，这一重要史实从未见诸于史书记载。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过程中，晋侯稣钟成为周厉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晚期，国家大乱，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出逃，随后西周王室年号被改为共和元年。晋侯稣钟铭文印证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学术界对于晋侯稣钟具体所属王室曾有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晋侯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14年代测定，“稣”的去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30年和前798年之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第八位晋侯死于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的献侯“籍”相符合。编钟主人“稣”就是第八位晋侯——晋献侯“籍”。晋侯稣钟铭文所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显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厉王。稣钟铭文所描述的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年轻的稣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侯“籍”协同周厉王对其他反叛诸侯进行的一场讨伐征战。
  晋侯稣钟是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发现，其意义不仅仅在铭文及其反映的史实，在青铜铸造工艺和音乐范畴内也极具研究价值。一整套编钟的铸造，必须形制精确，方能保证音律精准，这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合理的金属成份配比和规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堪称稀世之宝。
  1993年10月，马承源赴香港中文大学出席“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会议上宣读了他对晋侯墓地中一件青铜器的研究成果——《晋侯〓盨》。文中考释了分属两组的4件晋侯〓盨铭文，指出此晋侯为《史记·晋世家》世次中的晋厉侯。
  1995年9月，马承源赴台湾访问，先后在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表了《关于晋侯稣钟》的演讲。1996年，马承源的论文《晋侯稣编钟》发表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文中论述了晋侯稣编钟的形制、音乐性能以及钟上铭文的刻制形态，考释了长达355字的铭文，就其纪年、征战、地理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文章指出，铭文完整记载了厉王三十三年正月八日开始晋侯稣受命伐东夷的全过程，记载了厉王亲征的功烈，弥补了史料的阙失；铭文所载的月相和日干，也密合于一月四分月相说。2002年8月，已经75岁高龄的马承源还出席了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开幕式上作专题学术报告。他与晋侯墓地青铜器的缘分，至此已整整十年。
  3.征集吴王夫差盉
  自1990年在香港买回晋侯鼎，马承源开始高度关注香港的文物市场。1995年底，马承源与上博副馆长汪庆正在香港期间，又在荷里活道的古玩店发现一件极有收藏价值的青铜器。那是一件春秋晚期的青铜盉，肩部刻有“敔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12字铭文，是一件吴王夫差时期铸造的重要礼器，属首次发现。马、汪两位馆长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重器带回上博，但店主所开的150万港币报价对当时征集经费极其有限的上博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面对资金困难，马承源并没有放弃收购这件国宝的打算。通过多方工作，他与“上博之友”——香港著名实业家何鸿章先生取得了联系。何先生斥资买下了这件吴王夫差盉，捐赠给了上博。后来，在谈起这次一波三折的收购经历时，马承源曾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国宝，我是一个搞文物工作的人，看到了而不想办法把它抢救回来，那我真是上愧对祖宗，下愧对子孙。
  4.重见天日的战国交龙纹鉴
  2012年10月，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战国“交龙纹鉴”在沪重生》的消息。消息称，一件距今2000多年的青铜交龙纹鉴原先破损成89片碎片，且器身缺损三分之一，经过上海博物馆修复专家们16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修复，即将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文章还配发了上博修复专家张光敏修复交龙纹青铜鉴的照片。这件修复成功的交龙纹鉴是上海博物馆馆藏青铜鉴中体积最大的一件，公开展出意义重大。当时距马承源离世已有8年，而这件青铜鉴还是当年他从香港的古董店里抢救回来的。如前文所述，上世纪90年代，马承源时常奔波于沪港两地，为上博抢救、收购文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香港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了这件青铜鉴。虽然修复的手段很粗劣，原本的纹饰都很难分辨，但该器体量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与上博此前收藏的两件“吴王夫差鉴”相比，这件青铜鉴体形要更庞大：高45厘米、口径79厘米、底径39厘米。马承源对上博的修复部门有信心，相信在专家们的妙手修复下，这件青铜鉴一定能恢复它原有的光彩。于是他当即决定收购，带回上博后交付青铜器修复部门进行修复。
  青铜鉴是一种储存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多用于储水、储冰或洗澡，战国中期以后就几乎消失了。马承源从香港抢救回来的这件青铜鉴修复过程极其复杂漫长，堪称一项工程。它的修复工作始于1996年。在初步清洗后，文物修复人员发现这件青铜鉴存在大量不合乎文物保护规范的修复痕迹。古董贩子为了能快速出手，用很粗劣的手段把它胡乱粘补上了，原本的花纹已很难看得清。另一个难题是，这件青铜鉴的器壁非常薄，平均厚度只有1.5毫米，最薄处仅为1毫米。经过对原先不合规范修复处的拆除和清理，修复人员发现，这件青铜鉴共破损为89件碎片，体积缺损三分之一。器物残片数量多而脆弱，这件青铜鉴的修复难度可称得上是上博建馆以来的难度之最。整个修复过程包括清洗、拆除、除锈、矫形、焊接、翻模、铸铜、刻纹、配缺、打磨等12道工序，十分艰难。所幸的是，社会力量的介入起到了提速的作用。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美国的美银美林集团向上博捐助了一笔资金，专门用于青铜交龙纹鉴的修复工作。这是国内大型国有博物馆第一次引入社会资本修复馆藏文物，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修复工作全部完成后，人们欣喜地看到了这件青铜交龙纹鉴的本来面目。它不仅体形大，而且纹饰精致，表面装饰着精细复杂的交龙形图案，为上博此前青铜器藏品中所未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马承源若在天有灵，也会欣慰他当年抢救回来的文物，能有焕然重现昔日光彩的一天。
  自马承源担任上博馆长后，他与同事们从海外抢救回的各类珍贵文物达三百多件，包括青铜器、陶瓷器、金银器、玉器、印章、石刻造像以及丝织品等。无论是战国楚竹书，还是晋侯〓鼎、晋侯稣钟、吴王夫差盉、子仲姜盘，几乎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藏着爱国同胞或“通风报信”、或慷慨解囊的传奇故事，这些都是与马承源广结善缘、诚信为本的为人处世风格密不可分的。在马承源的主持和参与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藏品已达7000余件，其中不少是流传有序、屡经著录的国宝重器，形成了体系完整、种类齐全、精品良多的收藏特点，为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展示、青铜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