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为上博的未来储备人才
  新馆的建成，只是向更高目标前进的一个平台。马承源早在着手筹备新馆建设的时候，就对未来博物馆的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新馆建设不仅仅是建筑面积的扩大、展厅的更新拓展、设备设施的先进，更要把上博的展览陈列水平、文物研究水平和管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专业人才的培养储备和博物馆员工素质的提高。马承源深深懂得，一个博物馆不仅担负着征集收藏、陈列展示和宣传教育的功能，同时也应负有科学研究的职能。而科学研究的成果，往往代表着一个博物馆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在学术研究上作出表率，还组织全馆的学术研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早在新馆建设还是一个梦想的时候，马承源就有了清醒的超前认识，他感觉到，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经济的发展，经费困难和设备落后都是暂时的，而专业人才的缺失才是博物馆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最大阻碍。因此，在抓硬件建设的同时，马承源十分注重馆内专业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注重在实践中加强对各种人才的培养，以期将来适应新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在新馆建设项目启动的同时，马承源亲自组建了一个由多位主管业务的副馆长、专家、业务骨干和陈列设计专业人员组成的上博新馆陈列设计领导小组，领导组织对新馆展陈的形式设计、内容设计、展示手段和先进技术应用的筹划、研究、实施方式等具体工作。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拟订陈列方案，以“模拟场景”和“足尺模仿”的方式，制作各类文物陈列的空间，对不同文物陈列的展柜形式、灯光、空间环境的色彩、用材、效果等进行模拟，并多次讨论、反复推敲，不厌其烦地改进和完善，最终达到展示与预想效果相统一、文物安全与陈列形式两相兼顾、实现充分体现各类文物个性特色的展示效果。在设计时，他注意听取意见，做到了统一认识；在制作时，他决定采取场外分批制作、现场安装的方式，既节约了成本，又加快了进度，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上博新馆正式开放后，令人耳目一新的陈列展览得到了国内外观众和博物馆同行的一致好评，激起了文博界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著名博物馆纷纷派专家前来考察交流。他们一致认为，上博新馆的陈列展览代表了中国古代文物陈列展览形式的最高水平。在上博新馆的建设过程中，确实涌现了很多富有实干精神的专业人才，他们中的一些人当时还很年轻。加入到新馆建设中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机遇，在繁忙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们成长得很快，业务水平有很大长进。他们是上博未来发展的基石，他们也是马承源为上博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
  2.培养青年干部
  马承源对青年人的关心和提携是不遗余力的。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张岚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1985年，年轻的张岚结束了在外8个月的借调工作，回到上海博物馆工作。当时，新一届上博领导班子刚刚成立，马承源被任命为馆长主持工作。张岚被任命为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工场副主任，兼任文物修复技术研究室负责人。当时张岚觉得自己太年轻，还是一门心思搞专业更合适。他担心担任行政职务会分散精力，所以执意要回实验室工作。马承源亲自给他做思想工作，言辞恳切。他说，博物馆新班子刚成立，许多部门需要干部，修复工场部门大，人员多，“文革”遗留问题很多，而你是博物馆培养的青年干部，要勇于帮馆里挑起这份责任，并且在业务部门做负责人，你的专业也是有发挥余地的。马承源态度殷切，张岚心悦诚服。当时上博文物修复工场有60余人，而且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试点单位；刚刚成立的文物修复技术研究室则汇聚了全国最著名的修复专家，如王荣达、饶鸿发、华启明等等。张岚作为当时上博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肩挑两个人员众多且性质不同的部门，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当时文物修复工场下设6个组：修复组、裱画组、人工复制组、摄影组、珂罗版印刷组、行政组，聚集着工场成立二十多年来的老中青优秀专业人员，工作面向全国、为国外服务的局面也已打开，工作非常繁重，遇到的矛盾也不少，对此马承源都有所耳闻。他一直鼓励张岚放手大胆干工作，不要畏首畏尾。在马馆长的支持鼓励和全体工场员工的通力合作下，文物修复工场的工作虽然忙碌繁重，但进行得有声有色。文物修复技术研究室为馆里保护了很多文物，还为许多慕名而来的海外友人做文物修复工作，上博因此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十年之后上博建设新馆，海外友人们捐钱捐物，为新馆建设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3.提携青年学者
  1984年，上海博物馆与复旦大学合作举办的文博专业招收了第一届研究生，马承源担任青铜器专业导师。这届研究生是幸运的一届，复旦和上博在教学上特别注重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物学习。上海博物馆为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每星期两个半天的专业课都是在上海博物馆上，每次导师都结合课程从库房提取文物，系统地从器物的分期、特点、辨伪等方面进行讲述，避免了以往照本宣科、脱离实际的弊病。后来的上博副馆长、陶瓷专家陈克伦就是这届研究生中的一位。他虽然选择了中国古代陶瓷作为研究方向，但因为在上大学前有7年铸造造型工的工作经历，因此他对青铜器研究也极有兴趣。马承源得知此事之后，特地在课程的时间安排上将青铜专业课和陶瓷专业课错开，每次上青铜专业课都特地打电话通知他。陈克伦回忆，马先生讲课注重器物的工艺特点，在青铜器分期方面往往把铸造工艺特点作为断代的根据之一。陈克伦在读研之前曾在浙江省博物馆工作过两年时间，曾比较系统地阅读过一些青铜器的著作，其中包括郭宝均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书中论述了铸造工艺在青铜器分期上的作用。这再加上他铸造造型工的经历和大学时考古专业的背景，使得在上课时，陈克伦这位陶瓷专业的旁听生往往比另几位历史学背景的青铜器专业研究生更容易领会马先生的讲课要点，在回答提问时也更切中要点。陈克伦做的课堂笔记通常是文字与器物绘图相结合，马承源在检查笔记时很是赞许。马承源爱才，在他的关照下，陈克伦除了主修陶瓷专业外，还辅修了青铜器专业。
  精准的鉴定眼光的养成离不开扎实的积累和不断学习。马承源自己是这么做的，对学生后辈也是这样要求的。1990年，刚刚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的李朝远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他请马馆长推荐几本青铜器方面的著作，而马承源的回答是，要把馆藏青铜器研究透，先得看十年的资料卡片。李朝远初听之下有点不理解，可慢慢地，在长时间的工作实践中，他领会到了马承源的一片苦心，并衷心感激。馆藏青铜器的资料卡片是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凝聚着数代前辈学者的成果精华，卡片上记载着文物的来源、尺寸、重量、铭文、完残程度、修复记录等，不仅记载着现状，还留下了前人的研究文字。长期坚持查阅资料卡片令李朝远受益匪浅，研究学问的根基更加坚实了。马承源对青年学者的培养，不仅授之以术、教之以方，而且晓之以义、喻之以德。他对青年学者的要求是，不但要做好学问，更要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