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新馆建筑完工后，是更为复杂繁琐的内部展陈设计装修过程。马承源对新馆室内装饰提出的要求是简洁、高雅，有博物馆的特色。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建筑符号，他都慎之再慎。经过精心对比，他们最终选定了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材装点大堂的墙面和地坪，用印度的砂石作为大堂内墙贴面的装饰。一次，他在审阅建筑图纸时，发现新馆建筑造型俯视角度颇似汉代铜镜的图案，于是从资料室借来铜镜图册对照，发现果然与汉代规矩镜相似。马承源立刻建议大厅地坪的图案选用唐代铜镜图案与之相呼应。他亲自参与设计图样，巧用大理石在大堂中央地坪上镶嵌了一组具有唐代铜镜图案风格的宝相花花纹。
  新馆南大门外狮子和辟邪的选样、用材，大堂内各层楼面扶栏的龙纹装饰，南北玻璃大门上的羊角把手..这些都是马承源亲自选定或亲自构思、绘制出图的。他对新馆建设的痴迷程度，真可以用“做梦都在想”来形容。有一天，一大早，马承源就高兴地给大家看他设计的羊角图案。原来，前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还在构思图案，想到青铜器上的羊角形可以作为大门上的把手装饰，所以一上班就来征求大家意见。他先请建筑师邢同和画图，再请工程师黄仁生做出实样，最后由铸造专家谭德睿精工雕琢细节，反复修改，终于让羊角形门把手以传统和现代完美结合的形式出现在上博新馆的南北大门上。
  大厅扶梯起始扶手的两个龙头装饰也是马承源在一天夜里突然想到的。他先用孙子书包里的橡皮泥捏了一个青铜龙首的小样，第二天找修复人员仿出大样再铸造出来。大堂栏杆装饰图样的原始图稿也是马承源亲自设计的。那是一组战国青铜器中龙首龙尾相接联成的一个美妙图案，是他在一次出访深夜回国、第二天又要去北京开会的晚上连夜赶工绘出来的。
  今天来到上博参观的人，但凡稍有青铜功底的，立刻就能察觉到这座建筑强烈的青铜情结。俯瞰之，如一面铜镜；正视之，似敦厚的铜鼎；进门以后，可见门把手造型仿的是商周青铜器羊角纹饰；走进大厅，中厅地面图案取于唐代铜镜上的纹饰；拾梯而上，扶手栏板系战国青铜器上回首龙卷尾的龙纹，扶梯龙首取自西周青铜纹饰..在几乎每个细微之处，马承源都留下了自己作为一个青铜器专家的情感印迹。一次，在谈到上博新馆的外型时，马承源说：“上海博物馆的外型，是基于商代的圆形青铜鼎，因为中国青铜文化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而青铜鼎有一言九鼎的寓意，它代表了一种文化，也是青铜文化的标志。我们以青铜鼎的造型为母本来建造新馆，将之立于上海市区，既表现了历史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又可作为上海的城市标志。”
  上博新馆各展厅中，中国古代青铜器馆是最先建成开放的展厅之一。作为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尽管在新馆建设期间诸事缠身，忙得不可开交，但仍然时时关注着青铜器馆的陈列筹备工作。他明确提出，陈列内容要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要将最新的考古发现展示出来。在马承源的指导下，青铜器陈列在内容设计上做了不少调整。比如，根据二里头遗址的考古资料，将原先定为商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提到了夏代晚期。同样，根据考古资料，在萌生期青铜器中增加了可以断代为夏代晚期的青铜鼎。再比如在商代的青铜器断代中，增加了商代中期这一时期，使得商代青铜器的断代更细致、更科学。除此之外，在陈列中还增加了“青铜器铸造技术”这一部分，使观众对中国古代的青铜工艺能够有更完整和更全面的了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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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中期：在马承源将青铜器时代划分为五个时期的理论中，他提出育成期的历史年代是商代的早期和中期。他很早就提出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属于商代早期，而且认为它与武丁时期的殷墟青铜器并不直接衔接，之间尚有一个时间跨度并不短的商代中期。这一观点为后来不断出土的器物所证实。湖北黄陂盘龙城的部分器物、河北蒿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安徽阜南等地出土的器物，加之武丁之前的殷墟青铜器都填补了这一缺环。近年来在殷墟之北花园庄一带发现的早于商代晚期的城址和宫殿，进一步证实了马承源所谓商代中期的存在。
  上博新馆各个展厅的色调、灯光的配置、展柜的样式、展品的多寡、观众的参观路线以及消防、监控、报警设备的安装，每一个细节都浸透了马承源的心血。直到最后的布展阶段，他仍然亲临现场，全程参与。展品摆放的位置、高度、角度，与灯光的配合，他都要求调整到最佳观赏效果为止。布展阶段，加班到深更半夜是常事，马承源当时毕竟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经常累得站都站不住。同事们劝他回去休息，他干脆直接坐在地板上，继续指挥。有他这样身先士卒作表率，全馆上下无不坚守岗位，人人不敢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