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经马承源之手征集的另一件上博重器——商鞅方升，其一波三折的入藏过程与李荫轩先生的捐赠颇为相似。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变法，统一度量衡是其中重要内容。商鞅方升作为统一度量衡时铸造的标准量器，在青铜器研究界备受瞩目。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这件重要器物的铭文、拓本陆续见诸报端，但实物却一直不知所踪。
  相关链接商鞅方升，战国中期的有柄量器，现藏上海博物馆。斗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通长
  18.7厘米，内口长12.4厘米，宽6.9厘米，深2.3厘米，重480克，实测容积为202.15毫升。方升外侧刻有铭文，记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大良造鞅”就是商鞅，这件器物因此被命名为商鞅方升。从铭文可知此器为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时所铸造的一升容积的标准量器，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马承源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这件商鞅方升在安徽合肥收藏家龚氏手中。龚心铭是当地著名的收藏鉴赏大家，所藏历代玉玺、字画、青铜、瓷器等数量可观，而龚先生最看重的藏品是郢爰（战国时楚国的饼状金币）和商鞅方升，尤以方升为重。龚心铭在弥留之际郑重地嘱咐其子龚旭人，秦量（商鞅方升）和印子金（即楚国金饼郢爰）是传家之宝，谁要外卖，谁就是罪人。此遗嘱一直被龚氏后人遵循，从不轻易透露，如有人追问得紧，便托辞说方升已被先祖卖到国外了。无论是以权势压迫，或出重金利诱，龚家人都从未动摇过。马承源听说龚家的后人就住在上海，深感将这件重要器物纳入博物馆收藏以供全社会研究的必要性。他通过种种关系与龚家联系，在当时上海最高级的国际饭店宴请其全家，表达了希望一睹商鞅方升真容的愿望。藏家几十年来谨慎小心，对商鞅方升讳莫如深，虽然感动于上博的诚意，但仍然不接马承源的话茬。征集商鞅方升的第一次尝试就这么失败了，但马承源没有气馁，仍旧默默关注着这件重要的器物。
  “文革”开始后，龚家被抄，几辈人殚精竭虑苦心收藏的文物被尽数抄没，商鞅方升也在龚旭人的妻侄家被抄出。对这件外形毫不起眼、看着像只煤铲一样的东西，造反派也不明所以，就和其他抄家物资胡乱堆放在一起。马承源得知龚家被抄的消息，忧心国宝被毁，想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送了面锦旗到查抄龚家的造反派组织，“感谢”他们为国家发现了这件珍贵文物。造反派不得已，只能将商鞅方升和其他被抄文物交给上海博物馆保管。马承源随即组织专业人员对商鞅方升进行了容积实测，并校对了铭文，同时实测了馆藏其他战国量器和刻有容量校合的战国器容积。他将研究成果总结成《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一文，发表在《文物》1972年第6期上，文章说明了实测所得数据反映出当时量制不一致的情况，并指出“战国的量制经历过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容量单位名称有显著不同，而相同的量值名称，其单位容量也存在或大或小、不同程度的出入”，“当时人们对于量制单位容量的概念是比较强的，当地区或时期先后的因素使量制有改变时，须要对用器重新进行校量，出现了一器校刻几次容量的情况”，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秦以商鞅规定的量制代替列国复杂的量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文革”结束后，根据政策，上博将商鞅方升等一批代管的文物还给了龚家。后经与龚氏子女协商，上海博物馆以收购的方式，终使这件2300多年前的重器归于国有。多年以后，马承源回忆起这件事仍心有余悸，他说：“如果我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代管的话，这个东西早就没了。因为它不起眼，既不是财宝，又不是首饰，谁都不认识，一转眼就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