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966年，“文革”爆发，“破四旧”运动给全社会公立机构和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运动刚刚开始，马承源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危险的气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场丧失理智的狂潮中，个人的对抗卑微而无用，只能随机应变。为了防止红卫兵找上门来“破四旧”，马承源和同事们连夜加班，把博物馆所有的文物陈列柜都用《解放日报》贴了起来，并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在那个全民盲目个人崇拜的时代，有关毛主席的一切都闪耀着神圣的光环，毛主席语录是绝对不能动的。靠着这样的小“花招”，风雨飘摇中的上博才躲过了一劫。
  博物馆里的文物安全了，私人收藏家手里的文物却没有这样幸运。收藏家被视为“遗老遗少”，他们珍藏的文物被称为“四旧”和“封建糟粕”。随着抄家风愈演愈烈，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小将”在“破四旧”中损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收藏家们纷纷向上海博物馆告急求援。看着这些不可再生的古代文化精华被砸烂烧毁，马承源心急如焚，他与沈之瑜馆长商议后，以上博的名义给市政府打了报告，说明这些历史文物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结晶，不能再继续破坏了，建议派专人配合红卫兵和造反派清点接收“牛鬼蛇神”们家中收藏的文物，并出具详细清单，由博物馆代为管理。报告被批准后，馆内编目征集组的职能临时变为抄家文物接收代管。马承源和同事们日夜守在博物馆，24小时轮流值班，随时准备着，一得到消息就出发，从抄家现场抢救文物运回博物馆。他们以市政府的名义与红卫兵组织联络接洽，同时向藏家说明情况，当面清点、鉴定文物，并出具详细的文物清单和代管收据。
  在那段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的日子里，红卫兵不仅抄家没收私人收藏家的文物，还把公共场所中他们认为属于“四旧”的东西送到博物馆。外滩汇丰银行门口的那对铜狮和原团市委草坪旁的纪念铜马，就是在那个时候被送到博物馆来的。如果当时博物馆稍微流露出拒绝接收的意思，这些有着历史意义的文物就会被立刻送到冶炼厂化为毫无生气的金属块。当时负责接收代管抄家物资的陈佩芬后来回忆说，红卫兵送来的还有寺庙里的佛像、菩萨、香炉、大钟和发掘出来的铜炮等，上博是来者不拒，通通照收照管。陈佩芬的代管工作一干就是七年。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她经手保管、整理的抄家文物多达15万件，涉及到的收藏家209户。她和同事们将这批文物分户上架，造册、制卡、拍照、做盒子，还为散乱的书画精心做了布套。马承源等“靠边站”的干部和专家也参加了抄家文物的整理工作。马承源和陈佩芬共同对抄家接收的青铜器进行了真伪鉴别。面对五花八门的青铜器，陈佩芬眼界大开，她从马承源那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文革”结束后，国家落实政策，抄家文物物归原主。收藏家们看到自己的藏品在上博的护佑荫庇下躲过劫难、完好无损，有的文物还配了囊匣、书画装裱后做了布套，惊喜不已。其中很多人又感激又感慨，觉得文物还是由博物馆保存更好，主动做出了不收回藏品、变委托代管为直接捐献的决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马承源和收藏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批批落实政策发还的文物，通过捐献或征集，成为博物馆的永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