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披沙沥金，炉口夺宝
  上博在1952年建馆之初仅有馆藏文物1.8万件，到1996年新馆建成时，已经拥有21个门类的60万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12万件，称得上是江南文物的半壁江山。这些文物除旧藏和调拨的以外，许多是上博几代人从废旧物资收购站、冶炼厂和其它不同途径抢救回来的。马承源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从进入上博担任保管部副主任时起，就把征集抢救文物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冒着严寒酷暑，奔走于厂站之间，抢救回许多珍贵文物。其中，青铜器藏品的征集始终是马承源关注的重点之一。凭借着犀利独到的眼光，近50年来，马承源为上海博物馆收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青铜器。他深知，只有具备了丰富的藏品，才可能有全面系统的展示，才可能有深入细致的青铜器研究。远离中原的上海并非出土青铜器之地，但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却在中国博物馆界首屈一指，这得益于上博半个多世纪的文物征集和抢救工作。
  浸淫青铜器研究多年的马承源，不仅著作等身，更练就了一双鉴定青铜器的慧眼。从刚进上博、担任保管部副主任起，马承源就负责征集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上海博物馆不仅从古玩市场上征集到了大量的青铜器，还在“大炼钢铁”的狂潮中，抢救回许多珍贵的青铜器。马承源在其中参加了大量征集、拣选和甄别工作。在那个全民炼钢的疯狂时刻，他与同事们炉口夺宝，从上海冶炼厂等企业待回炉的“破铜烂铁”中抢救出了西周早期的鄂叔簋、春秋时期的鲁原钟、东汉时期的婴座熨斗等大批文物。
  自1954年开始，上博就与上海冶炼厂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有意识地在即将回炉冶炼的“废铜烂铁”中搜寻古代青铜器，历年来在废铜中发现的青铜器多达数万件。“文革”期间，社会动荡，博物馆的工作无法正常有序地进行。即便如此，马承源和他的同事们依然竭尽所能，坚持与冶炼厂的合作，保护和抢救了相当数量有价值的文物。1966年，上博在从安徽运来的废铜包里发现了两条青铜半龙残件，似乎是器耳，但不知出于何种器物，只好暂时单独存放起来。与此同时，马承源叮嘱负责这一工作的同事陈佩芬密切注意安徽方面来的废铜包。果不其然，两年多后，又在来自安徽的另一个废铜包里发现了一件青铜大尊，正好是口部有缺损。发现这个意外之喜的陈佩芬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当时已经“靠边站”的马承源，他们带着两年前的那对半龙器耳一核对，正好与铜尊的口部缺损相吻合。经过修复，一件造型优美而罕见的青铜龙耳尊重现人间。正是因为马承源和同事们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从未放弃对文物保护事业的追求，才会有这样令人惊喜的戏剧化结果。
  2.竭尽所能，保护文物
  1966年，“文革”爆发，“破四旧”运动给全社会公立机构和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运动刚刚开始，马承源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危险的气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场丧失理智的狂潮中，个人的对抗卑微而无用，只能随机应变。为了防止红卫兵找上门来“破四旧”，马承源和同事们连夜加班，把博物馆所有的文物陈列柜都用《解放日报》贴了起来，并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在那个全民盲目个人崇拜的时代，有关毛主席的一切都闪耀着神圣的光环，毛主席语录是绝对不能动的。靠着这样的小“花招”，风雨飘摇中的上博才躲过了一劫。
  博物馆里的文物安全了，私人收藏家手里的文物却没有这样幸运。收藏家被视为“遗老遗少”，他们珍藏的文物被称为“四旧”和“封建糟粕”。随着抄家风愈演愈烈，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小将”在“破四旧”中损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收藏家们纷纷向上海博物馆告急求援。看着这些不可再生的古代文化精华被砸烂烧毁，马承源心急如焚，他与沈之瑜馆长商议后，以上博的名义给市政府打了报告，说明这些历史文物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结晶，不能再继续破坏了，建议派专人配合红卫兵和造反派清点接收“牛鬼蛇神”们家中收藏的文物，并出具详细清单，由博物馆代为管理。报告被批准后，馆内编目征集组的职能临时变为抄家文物接收代管。马承源和同事们日夜守在博物馆，24小时轮流值班，随时准备着，一得到消息就出发，从抄家现场抢救文物运回博物馆。他们以市政府的名义与红卫兵组织联络接洽，同时向藏家说明情况，当面清点、鉴定文物，并出具详细的文物清单和代管收据。
  在那段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的日子里，红卫兵不仅抄家没收私人收藏家的文物，还把公共场所中他们认为属于“四旧”的东西送到博物馆。外滩汇丰银行门口的那对铜狮和原团市委草坪旁的纪念铜马，就是在那个时候被送到博物馆来的。如果当时博物馆稍微流露出拒绝接收的意思，这些有着历史意义的文物就会被立刻送到冶炼厂化为毫无生气的金属块。当时负责接收代管抄家物资的陈佩芬后来回忆说，红卫兵送来的还有寺庙里的佛像、菩萨、香炉、大钟和发掘出来的铜炮等，上博是来者不拒，通通照收照管。陈佩芬的代管工作一干就是七年。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她经手保管、整理的抄家文物多达15万件，涉及到的收藏家209户。她和同事们将这批文物分户上架，造册、制卡、拍照、做盒子，还为散乱的书画精心做了布套。马承源等“靠边站”的干部和专家也参加了抄家文物的整理工作。马承源和陈佩芬共同对抄家接收的青铜器进行了真伪鉴别。面对五花八门的青铜器，陈佩芬眼界大开，她从马承源那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文革”结束后，国家落实政策，抄家文物物归原主。收藏家们看到自己的藏品在上博的护佑荫庇下躲过劫难、完好无损，有的文物还配了囊匣、书画装裱后做了布套，惊喜不已。其中很多人又感激又感慨，觉得文物还是由博物馆保存更好，主动做出了不收回藏品、变委托代管为直接捐献的决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马承源和收藏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批批落实政策发还的文物，通过捐献或征集，成为博物馆的永久收藏。
  3.与收藏家们的深厚友谊
  收藏家们对上博如此信任，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他们与马承源个人的深厚私交。马承源不仅是位学养丰厚的专家学者，也是一位为抢救国家珍贵文物、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而广结善缘的社会活动家。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就形成了较发达的文物市场，私人收藏丰富。建国初期，陈毅市长重视文物征集工作，上博收到捐赠品，往往由市长出面送奖状、副市长出面设宴感谢捐赠者，并发给奖金。一些收藏大家如苏州潘氏、合肥李氏等出于爱国热忱，纷纷积极捐献。马承源和当时上博的专家、员工们一起，努力摸清沉在民间的收藏家情况，积极征集或动员捐赠。上博的青铜器藏品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沪上知名的收藏家手里征集来的。为了做好征集工作，马承源与收藏家广交朋友，以坦诚磊落的人格和渊博深厚的学养打动他们，使收藏家们感到将个人收藏的文物交给上博、交到马承源这样的专业人士手中是物归其所，绝无“明珠暗投”之谬。
  马承源与著名青铜器收藏家李荫轩的交往堪称佳话。李荫轩是沪上著名的收藏家，自十几岁起就开始收藏古钱币，尤其喜好青铜器，藏品颇丰。抗战期间，为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掳掠，他殚精竭虑，终使这些文物没有散落。李荫轩生性淡泊，为人低调，行事谨慎，不喜张扬，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家里有丰富的文物收藏。他频频出现在上海的古玩市场中，一身书卷气，并不引人注目，丝毫不会给人以财大气粗的感觉。看到中意的东西，他总是态度温和地和老板谈价格，对确实好的东西不惜重金。金石收藏家潘祖荫“攀古楼”的珍贵藏品中，有一部分就是李荫轩出资买走的。有时李荫轩手中有重复品，也会投放进古董市场。但无论买进还是卖出，总是静悄悄地，不太引人注意。他在市肆店面从不多作停留，看准就买，买完就走。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他从不给古董店老板留下地址和电话，是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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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荫轩（1911—1972），著名古玩收藏家和鉴赏家。生于上海，自幼喜好文物古玩。成年后，勤于研究考古学、掌故学、鉴定学，通览中外历史。一生不求名利闻达，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考古、收藏和文物保护。他热爱一切古物，即使是残铜废石也不舍弃，把“抱残守缺”当做自己的座右铭。
  潘祖荫（1830—1890），清代官员、书法家、藏书家、金石学家。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潘世恩之孙。咸丰二年（1852）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在南书房近四十年。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通经史，精书法，收藏金石甚丰。有《攀古楼彝器图释》传世。
  上海博物馆找到李荫轩也费了不少力气。马承源等负责征集的同志从上海古玩圈内流传的这位神秘人物的种种行为特征分析，此君不是普通的文物爱好者，而是一位对青铜器有深入研究的收藏家，肯定有丰富的藏品。从1955年到1961年，他们不停地寻找了六年之久，终于辗转找到了李荫轩。马承源和同事专程登门拜访，希望李先生能出让几件藏品给上博。李荫轩为人谨慎，对这群贸然登门的陌生人只是虚与委蛇，并未给出任何出让藏品的承诺。马承源没有死心，他根据李先生“嗜古物成癖，日读古籍，考订彝器，有所著述，则立说甚为谨慎，不轻以示人”的特点，经常主动登门拜访，与他切磋学术，“相与讨论古器物，甚为欢欣”，时间长了，两人成了相见恨晚的好朋友。不久，李荫轩根据博物馆藏品的特点，在自己的藏品中精心挑选了几件青铜器转让给了上博，其中就有未曾见诸著录、记载了周厉王东征南淮夷史实的西周晚期重器翏生盨。马承源后来曾为这件珍品特地撰写了论文《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发表在《考古》1979年第1期上。文中讨论了该器的铭文和器形，指出铭文记载了一次征伐淮夷的事件，并将此器的年代断定为西周厉王时期。
  翏生盨是一件极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上博收购此器，将价格定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李荫轩当然并不在乎这点钱，但他因此了解了上博对他的态度和诚意，双方进一步熟悉起来。马承源知道他有一些秘不示人的非凡藏品，出于对收藏家的尊重，他并未强求点名看这些器物。马承源说，人都是讲感情的，对当时的上博来说，重要的是交上一个有学问的好朋友，事情总会水到渠成的。
  从此，李荫轩与上海博物馆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开始后，李家面临灭顶之灾。和所有私人收藏家的命运一样，李荫轩也难逃劫难。据李夫人邱辉回忆，抄家风愈演愈烈的那些日子，每天都心惊肉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冲进来抄家。一天，果然来了一群红卫兵。这群狂热而无知的年轻人看到满屋子稀奇古怪的古董，大声喊叫着：“回收！回收！砸掉！砸掉！”看到珍贵的西洋瓷器被一件件从阳台上扔到楼下砸得粉碎、年代久远的古钱币在红卫兵的手里被随意掰碎，看到几十年的心血惨遭厄运、一辈子的收藏珍品被肆意糟践，李荫轩心如刀绞。为了不让所有的珍藏都毁于“革命小将”之手，他想到了求助于马承源，说明要将自己的收藏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博物馆的人来保护这些文物”。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他想到了还是“把东西放在博物馆最放心”。
  心急火燎的马承源一放下电话就匆忙奔到李宅，联系车辆运输，组织人手清点，火速将70多件青铜器珍品抢救回博物馆保护起来。李荫轩的藏品中最重要的是青铜器，其中器身有大篇铭文的小臣单觯、鲁侯尊等都是流传有序的重器。小臣单觯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时代平灭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的史实，鲁侯尊上的铭文则记载了周康王命明公领导征伐东夷的历史事件。李荫轩的收藏极为丰富，除了青铜器外，还有大量古钱币、印章、金表、外国纪念金币等等。那些外国金币并非杂乱无章，都是一些国家的纪念节日或庆典的纪念币，李荫轩按年度编号成为系列，非常珍贵。这一次，博物馆收集得非常彻底，清点从当天下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用了两辆大卡车才拖完。当时被认为不属于文物的外国纪念币被房管所收走了，后来又重新鉴定为文物，最终要回来存放在上海博物馆。
  所有运回馆的文物，马承源与同事们都逐一登记造册，留给李荫轩一份，以备查验。“文革”结束后，上博考虑到李荫轩当时的捐献是因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决定将文物一件不少地退还李家。李荫轩深为感动，他在病重时写下遗嘱，决定将所藏青铜器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李先生去世后，他的夫人邱辉女士秉承丈夫的遗愿，将其毕生所藏青铜器精品悉数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其中就有小臣单觯、鲁侯尊、厚卓方鼎、克钟、史颂鼎等一大批著名的重器。
  1996年，李荫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这批珍贵文物正式结集出版，是为《李荫轩所藏中国青铜器选集》。该图录发表了李荫轩生前编制的《藏器著录表》和李荫轩儿子李尔白的《对青铜器研究的概述》。专著从李荫轩收藏的青铜器中精选出六十件，自商早期开始，历西周诸王世至春秋战国，构成中国青铜器发展之缩影，并自成体系。文章还对青铜器铭文作了重点分析和说明，并对其历史价值做了评述。丰富的器物铭文记述了许多历史事件，弄清楚了许多历代学者无法厘清的问题，这也正体现了李荫轩投注一生心血的生命价值。
  4.征集商鞅方升
  经马承源之手征集的另一件上博重器——商鞅方升，其一波三折的入藏过程与李荫轩先生的捐赠颇为相似。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变法，统一度量衡是其中重要内容。商鞅方升作为统一度量衡时铸造的标准量器，在青铜器研究界备受瞩目。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这件重要器物的铭文、拓本陆续见诸报端，但实物却一直不知所踪。
  相关链接商鞅方升，战国中期的有柄量器，现藏上海博物馆。斗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通长
  18.7厘米，内口长12.4厘米，宽6.9厘米，深2.3厘米，重480克，实测容积为202.15毫升。方升外侧刻有铭文，记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大良造鞅”就是商鞅，这件器物因此被命名为商鞅方升。从铭文可知此器为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时所铸造的一升容积的标准量器，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马承源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这件商鞅方升在安徽合肥收藏家龚氏手中。龚心铭是当地著名的收藏鉴赏大家，所藏历代玉玺、字画、青铜、瓷器等数量可观，而龚先生最看重的藏品是郢爰（战国时楚国的饼状金币）和商鞅方升，尤以方升为重。龚心铭在弥留之际郑重地嘱咐其子龚旭人，秦量（商鞅方升）和印子金（即楚国金饼郢爰）是传家之宝，谁要外卖，谁就是罪人。此遗嘱一直被龚氏后人遵循，从不轻易透露，如有人追问得紧，便托辞说方升已被先祖卖到国外了。无论是以权势压迫，或出重金利诱，龚家人都从未动摇过。马承源听说龚家的后人就住在上海，深感将这件重要器物纳入博物馆收藏以供全社会研究的必要性。他通过种种关系与龚家联系，在当时上海最高级的国际饭店宴请其全家，表达了希望一睹商鞅方升真容的愿望。藏家几十年来谨慎小心，对商鞅方升讳莫如深，虽然感动于上博的诚意，但仍然不接马承源的话茬。征集商鞅方升的第一次尝试就这么失败了，但马承源没有气馁，仍旧默默关注着这件重要的器物。
  “文革”开始后，龚家被抄，几辈人殚精竭虑苦心收藏的文物被尽数抄没，商鞅方升也在龚旭人的妻侄家被抄出。对这件外形毫不起眼、看着像只煤铲一样的东西，造反派也不明所以，就和其他抄家物资胡乱堆放在一起。马承源得知龚家被抄的消息，忧心国宝被毁，想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送了面锦旗到查抄龚家的造反派组织，“感谢”他们为国家发现了这件珍贵文物。造反派不得已，只能将商鞅方升和其他被抄文物交给上海博物馆保管。马承源随即组织专业人员对商鞅方升进行了容积实测，并校对了铭文，同时实测了馆藏其他战国量器和刻有容量校合的战国器容积。他将研究成果总结成《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一文，发表在《文物》1972年第6期上，文章说明了实测所得数据反映出当时量制不一致的情况，并指出“战国的量制经历过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容量单位名称有显著不同，而相同的量值名称，其单位容量也存在或大或小、不同程度的出入”，“当时人们对于量制单位容量的概念是比较强的，当地区或时期先后的因素使量制有改变时，须要对用器重新进行校量，出现了一器校刻几次容量的情况”，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秦以商鞅规定的量制代替列国复杂的量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文革”结束后，根据政策，上博将商鞅方升等一批代管的文物还给了龚家。后经与龚氏子女协商，上海博物馆以收购的方式，终使这件2300多年前的重器归于国有。多年以后，马承源回忆起这件事仍心有余悸，他说：“如果我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代管的话，这个东西早就没了。因为它不起眼，既不是财宝，又不是首饰，谁都不认识，一转眼就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