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库房里自学出来的专家
  马承源常说，自己是自学出来的。上海博物馆丰富的青铜器藏品让他有得天独厚的实践机会，郭沫若、容庚、商承祚等大学者的著作为他系统学习青铜器知识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博物馆的专家前辈也是他虚心求教的对象。理论联系实际，使得马承源在青铜器研究界迅速成长起来。
  从事文物研究的人都知道，要想在鉴别力上有所长进，大量接触实物是不可缺少的。年轻的马承源一头扎进文物库房，摩挲着一件件青铜器物，对照着一部部学术专著，仔细辨别着每一种纹饰之间的细微差别..为了掌握青铜器辨伪的技能，他利用每个星期四干部参加劳动的机会，主动要求到文物修复部门，跟师傅们一起修复青铜器。后来他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他鉴定青铜器的技能，特别是对于假锈的识别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长期的亲力亲为，沉浸于库房与藏品亲密接触，甚至亲自动手参加修复，练就了马承源鉴定青铜器的一双火眼金睛。他自己也常和年轻的同仁开玩笑说，他的眼睛具有放大功能，青铜器上的瑕疵逃不过他的眼睛。正因为有着如此过硬的业务功底，早在1961年，年仅34岁的马承源就被特聘为上海市文物图书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开始成为青铜器鉴定界的权威人士。在参与征集、鉴定无数件青铜器后，他总结出了一整套鉴定、辨伪的方法和经验，这些内容后来被整理成文，成为他学术著述的一部分。
  2.超前的鉴定眼光
  马承源在青铜器鉴定这门学问上的犀利和超前，在业内是受到极高评价的。上世纪60年代以前，还没有可靠的考古资料证实夏代的存在。当所有人对夏代青铜器的面貌还一无所知的时候，马承源把一件1956年自废铜堆里拣选出来的管流青铜爵判断为夏代铜器，认为这是比二里岗文化更早的器物。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第一个提出此器为夏代青铜器的观点，并在上博展馆的陈列标牌上注明。这个超前的认识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争论。因为没有考古资料的证明，马承源的这个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后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陆续发现了一些夏代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两件管流陶爵形制和上博这件基本相同，这证明了马承源早先的判断完全无误。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二里头文化的面貌愈益清楚，学术界的观点也渐趋一致，即夏、商的分界应在二里头文化的第四期，从而在考古学上证实了马承源当初的观点。
  3.独辟蹊径的学术观点
  马承源在学术研究上从来都不盲从，而是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终成一家。1987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研究》。这篇论文奠定了他对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后来贯穿于他对商周青铜器的总体研究。
  关于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研究，学术界向来泾渭分明，意见并不统一。上世纪后半叶，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长江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长江上游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着中原文化的明显痕迹，同时具有相当强烈的地域文化风格。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时代划分，学术界明显分成两大学派。多数学者认为长江下游的青铜器遗存大致属于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和上游的青铜器遗存主要属于商代晚期，其下限顶多不超过西周早期。对于这样一个占有主导性质的学术观点，马先生明确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研究》一文中，细致分析了宁镇地区土墩墓所出青铜器的类型、纹饰、组合以及埋藏方式，认为土墩墓与土坑墓的葬式和遗存性质均有不同，前者属于土著部族上层，后者是吴王族所用。那些器类、器型和纹饰带有西周特点但地方风格明显的青铜器，应为春秋时期的吴地土著所铸，反映了他们对西周文化的追慕。对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时代判断，马承源认为其中确有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存在，但有被后代改造者，也有相当部分是比较晚的，大洋洲青铜器的埋藏时间要晚于商代。他对三星堆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另外，对于在湖南等地曾陆续出土的一些零散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的地方既不是墓葬，也不是祭坑或遗址区），马承源先生认为它们是当时人们望祭的结果。他认为这些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不是当时铸造的，而是北方早先铸造的。在商周之变的时候，随着商人迁徙到今天的湖南地区，这些青铜器的埋藏时代迟于这些青铜器本身的时代。马承源对南方青铜器的这些观点，有些已被学术界接受，有些仍是一家之言，但无论如何，都大大扩展了中国青铜器学的研究思路。为了推进南方青铜器的研究，马承源还主持成立了南方青铜器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积极组织学术研讨会，并到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地进行全方位的实地考察。研讨会的论文集后来在香港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4.丰硕的成果
  即便是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党总支书记、馆长等行政职务牵扯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马承源也从未放弃对学术的追求。他在所剩不多的休息时间里挤出些许空闲搞研究，撰写论文和专著。几十年寒暑潜心学术，获得丰硕成果也是必然的。
  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青铜器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必备工具书。他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和泱泱16卷巨著《中国青铜器全集》，更是集学术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佳作。其中16卷的《中国青铜器全集》是《中国美术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20世纪重点文化工程项目，是20世纪以来最系统、最完整、最权威的中国青铜器图录与研究大全。这部图文并茂的中国青铜艺术的历史性综录共收录器物三千余件。整个编辑出版工作于1991年启动，1996年出版第一册，1998年16册全部出齐，共耗时七年。为保证《中国青铜器全集》高质量地全面反映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体现青铜器研究的最高水平，马承源为之付出了诸多的心血。全集中每一件器物的取舍都由他定夺，每一篇文章和每一卷印样都经他审阅。业内专家评论说，这部著作像一座大型建筑一样，构成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历程的一座“博物馆”，荣获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项“国家图书奖”是当之无愧的。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一部研究青铜器铭文的重要著作，对商、西周、春秋、战国各代的青铜器铭文重新进行断代研究。铭文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历代都最被关注。马承源毕生研究青铜器铭文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这四大本《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上。为了编著此书，他带领有关人员遍访青铜器的出土地和收藏处，一一拓片，逐件研究，共收进1985年前出土和传世的重要青铜器铭文925件，提供了专家学者们继续研究、学子们初步入门的重要工具书。为了这部著作能够早日问世，亲自担纲主编的马承源干脆在上博青铜部搭了个行军床，经常加班开夜车，晚了就睡在馆里。从1980年冬到1981年夏，整整八个月时间，他经常从华灯初上不眠不休地工作到东方既白。长期超负荷加班，终于导致健康出现状况。一次，马承源胰腺炎和胆囊炎一起急性暴发，送到医院后整整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可即便是躺到了病床上，马承源还是念念不忘这本书的编辑进度。
  1984年出版的《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也同样重要。纹饰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承源在对青铜器的器型、器类、铭文及其组合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青铜器纹饰做了具有开创之功的研究。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周青铜器纹饰》是有史以来第一本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和著录工具书。在篇首的长篇综述中，他对青铜器纹饰的起源、纹饰与神话的关系、纹饰与人们的审美观念都做了详尽的分析。特别重要的是，马承源把青铜器的纹饰分为十个大类，每一大类中又据其结构差异和时代演变，再分为若干个样式。他将人们一般所认定的“饕餮纹”命名为“兽面纹”，将人们一般所认定的“窃曲纹”命名为“变形兽面纹”。在纹饰研究的分类学上，他以动物的角来代替眼睛、身躯作为分类的主要标准，这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创新。这样，那些似乎没有规律可循的兽面纹就可以分为内卷角式、外卷角式、麒麟角式、老虎角式。对于后兽面纹时代的纹样和变形兽面纹之间出现的一个新几何纹，马承源给予了诸如“活泼的动态和某种旋律感”等高度评价。对于波曲纹的出现，他认为其宽阔萦回犹如海浪般起伏，给人以“欢畅和解放的愉快感”，是变形兽面纹饰的最佳成就。这种总结说明了马承源对青铜器纹饰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构图、线条的本体化研究上升到了对历史、人生、美学的理性化认识。马承源还提出了纹饰上的配置概念；对兽面纹的来源，从良渚文化开始，将其来龙去脉梳理得非常清楚。对于同一花纹在不同时代的变化，马承源观察到了极致，比如不同时代兽面纹眼睛是圆形的还是臣字目、眼珠的大小、眼白的多少等都成为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准。这些细微变化，仅看照片和拓片是无法分清的，只有像马承源这样过手成千上万件青铜器之后才能总结出其中的奥妙。
  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也很重要。马承源主编的这本著作不仅系统地对中国青铜器的类别、纹饰、铭文、断代、铸造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总结，还独辟“青铜器鉴定”一节，对古往今来的各类作伪手段详加说明，在学术价值之外兼具极高的实用性。这本著作多次再版，印数惊人，并成为海峡两岸共用的大学教材。后来，此书由牛津大学翻译成英文版刊行，影响深远，是青铜器研究学者必备的入门书。
  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一书则是马承源一生专注青铜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本专著收录了马承源从业四十多年来有关青铜器研究的论文40多篇，分为概论、铭文考释、形制和纹样、实验考古等几个部分。他的论著中既有对青铜器的综合研究，也有对诸多个别器物铭文、纹饰的考释；既有利用铭文、图像结合典籍研究古史的鸿文，也有考古探索的成功记录。他就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器型、纹饰、铭文、分期断代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史实乃至铸造、修复、鉴定等诸多方面，提出了科学合理的论断和新颖独到的见解，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青铜器及其鉴别、辨伪、研究及与史实的联系等都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开创了全新的中国青铜器分期体系。早在1964年，马承源就对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作出比较科学的划分，即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和衰退期共五个阶段。商代盘庚迁殷以前是青铜艺术形成和开始发展的时期，可谓育成期；自商代晚期至西周昭王止，为鼎盛期；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早期，是青铜器艺术的转变期；春秋中期至战国、秦，是青铜器的更新期；到了汉代，由于漆器、早期青瓷和釉陶的广泛使用，青铜艺术进入了衰退期。后来，随着二里头文化等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加之马承源认为汉代不应属于青铜时代，他省去了汉代的衰退期，在育成期之前增加了萌生期，建立了新的五期说，从而把青铜器自身的发展历史分解得更加科学。
  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研究》的自序中写道：“往昔的岁月里有各种各样的挫折，但不论在何种条件下，我都不会放弃求索青铜器各种知识的初衷。”这也正是马承源一生醉心学术、孜孜以求的写照。一个早年投身革命、担任博物馆馆长并从事行政工作多年的老人能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确实令人惊叹。要知道，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真正做到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两不误的人凤毛麟角。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作为文物教材的《中国青铜器》年年再版外，专业性极强、受众面较窄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一书在短短的时间里也得以再版，这种现象极为罕见，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对马承源先生研究水平认同度之高。
  5.卓越的学术研究
  马承源在青铜器研究方面成果丰厚，可谓著作等身。他的《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何尊铭文初释》、《商周青铜双音钟》、《晋侯稣编钟》、《商代青铜器纹样属性溯源》等论著，说理清楚，论据充分，逻辑缜密，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深受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马承源在青铜器方面的一个卓越贡献是对西周铭文中周历的研究。他写过一篇长篇论文《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后又写过一篇《西周金文中一月四分月相再证》，在全面梳理青铜器器型、器类、铭文和纹饰的基础上，对西周金文进行了合历，推演出了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并对无法合历的青铜器进行了分析。马承源坚守王国维的观点，力主一月四分说，反对定点说。他认为，在众多的月相幅度数值中，最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是四分月相说。这一工作已成为周历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以致后续的研究均无法绕过。
  马承源对周历的研究中，有几点卓越的认识需要特别指出。其一，在合朔表上有相应位置的青铜器不仅月相和干支合历适当，同时这件青铜器的同群器及姓名与之有关联的同组器，都要有适当的位置，不能够顾此失彼。有一方面的不合，都不能确认它的合历上的合理性。其二，马承源认为，自恭王到宣王的金文测算材料与合历证明，这一时期的历法并不都是建子。如果当年设置闰月的话，这个闰月的正朔后的三十号之前，这一年是建子的，如果闰月在三十一号或三十二号，这一年则不建子。其三，所有金文合历的纪年都可以证明金文组合的可靠性，但其干支的日序未必每一个都是绝对数字。马承源的研究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现在实质上并不知道西周究竟是如何置大小月的。其四，西周王室编年的拟定，除了金文组合测算及这种测算的闰年数值和组合内最后一件器的年代估算之外，还必须重视文献史料的根据，并且要尽可能地达到两者吻合。
  在关于商周贵族使用日干称谓问题的探讨中，马承源的结论是：其一，商周贵族日干之称是生称，即每一个人生前都有其日干，日干不是死后选择的，死后则在干名上加上大祖、祖、妣、大父、中父、大兄、兄等称谓，从而成为庙祖或庙号；其二，商周贵族男子所称的日干，实为冠礼中所授之字，而女子日干是许嫁之字，冠礼在前，婚礼在后，所以男女一般不同字；其三，商人或商王的日干之称是社会生活中冠礼或婚礼的正常现象，而不是政治或政治集团的现象；其四，商贵族宗庙中，有如三勾兵那样的族谱，谱的名单中表明同辈人的日干之称可多次重复，这再次表明日干的择定与生死的次序无关。
  关于青铜爵和斝的口沿为什么要设一对柱，马承源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证明这对柱并非纯粹的装饰，在当时是用来安装滤网具有过滤作用的，后来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酒过滤好后直接倒入爵里，爵、斝口沿的柱随之逐渐增高，过滤的功能逐渐消亡，最终，两根柱只有装饰性和艺术性功能了。
  此外，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如何尊铭文、德方鼎铭文、小臣单觯、晋侯苏编钟、商周青铜器纹饰、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吴越文化青铜器、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商周青铜双音钟、新莽无射律管对黄钟十二律研究的启示、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等，马承源都有独到的研究，具有理论突破的意义，深得国内外文博界的赞赏。
  6.“实验”出真知
  马承源提倡实验考古，尊重典籍而不拘泥于典籍。他特别重视青铜器铸造过程的研究，指导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套青铜器浇铸过程的模型。马承源对青铜器铸造过程中垫片的使用、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青铜器的浑铸法以及南方青铜兵器上亮斑、菱形纹饰、虎皮纹等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对青铜器合金成分的研究，马承源当时利用馆藏的一些废品，用实验、取样的办法完成了合金成分的测定。他还将上海博物馆内原先附属于保管部的实验小组，扩充改编成了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这一举措开全国博物馆之先河，且研究成果丰硕显著。
  上博藏品中著名的汉代青铜蒸馏器是马承源等人在冶炼厂的高炉前抢救下来的。1959年，该器物被陈列于上博陈列室的汉代部分，标明其用途为“蒸馏器”。这一发现，将中国蒸馏器的制造往前推进了1000年。1983年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上，马承源特地介绍了这件器物。1990年7月，马承源应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邀请，赴英国伦敦参加“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食品科学与营养学专题会议”，他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论文考证了上博从废铜中拣选出来的一件文物即是汉代的青铜蒸馏器。通过对其形制、纹饰方面的考察以及各种蒸馏实验，文章论证了中国在公元1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青铜蒸馏器，从而将中国古代蒸馏技术产生的时间从传统观念中的金元时期提早到了汉代。这件器物由甑和釜两部分组成，分为凝露室和贮料室，釜体下部可容水，甑内壁的下部有一圈穹型的斜隔层，可积留蒸馏液，而且有导流管引流至器外。为了既保护文物又能做好实验，马承源在用原器进行初步实验成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多次复制蒸馏器的实验。他分别以烧酒和绍兴黄酒作为原料进行蒸馏的尝试，实验结果证明，用高度酒和低度酒液蒸馏的效果都是令人满意的。51.5度的烧酒原液蒸馏出来的酒为79.4度，15.5度的绍兴黄酒蒸馏出来的酒为42.5度。另外，这件器物还有一个特殊的储料器，马承源做实验时，在这个储料器内分别放了纱布、丝瓜筋、桂皮，都分别达到了事先假设的效果，说明这些蒸馏器既可蒸馏酒又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某些药物的有效成分。这充分证明，在公元1世纪的汉代，中国就有了青铜蒸馏器。
  7.注重实地考察
  马承源在青铜器研究中特别注重实践和观摩实物。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马承源曾多次到陕西考察青铜器。当时生活条件还比较差，交通也很不方便。马先生那时候也已经是五六十岁上年纪的人了，但依然不辞辛劳，对吃住行等生活方面从不提任何特殊的要求。他坚持亲自到收藏有青铜器的县博物馆和基层文管所去，亲眼看到文物，亲自上手摩挲研究。每到一处，他都坚持先看文物，多多益善，一边潜心观察，反复揣摩，一边不厌其烦地回答收藏单位的同志们的提问，讲解保护青铜器的知识。他常说，对待文物，“珍视之，善护之，保其安全完好，就是对祖宗对子孙的负责。”
  除了经常到各地考察、参观和访问，马承源还亲自动手，拓印铭文、纹饰或测音等。他多次到湖南省博物馆考察青铜器藏品，有时亲自拓制青铜器铭文和纹饰。他为湖南省博物馆藏的商代人面纹方鼎亲自拓制了精美的拓片，湖南省馆的文保人员得以现场观摩学习他的拓片技法，并获赠其收藏的一些早已停产的拓片专用的纸张。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马承源孜孜不倦，勤于著述，创造性地研究了多种纹样的属性源流，确立了更切合历史真相的青铜器纹样命名及分类系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并为学术界所公认的研究体系，在青铜器研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努力不仅使自己的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带动提升了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研究水平，使之始终处于该专业领域的前沿，他因此而成为青铜器学术界当之无愧的带头人。在马承源这位专家型领导的带领下，上博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馆藏以及陈列，无论数量、质量，还是体系的完整性，均被公认为世界第一。上博还培养出了一批不同年龄层次的青铜器研究人员，他们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和鉴定，以及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修复保护技术、复制技术方面，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马承源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了将近五十年，对文博研究的多个领域均有涉猎，但他始终谦逊地认为自己只是个“青铜器专家”。他说：“博物馆的专家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当，当一个领域的专家要真正的‘专’，当两个领域的专家就要尤为谨慎，当三个领域的专家，依我看就和古玩店的老板没有区别了。”质朴而中肯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身为长久以来人们公认的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谦逊的品格，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