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山西石刻考察
  在刚进博物馆的那几年，为了考察、征集文物，马承源跑了很多地方。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专业学术水平也在潜移默化中水涨船高。1955年，为筹建石雕陈列，他与蒋大沂、黄宣佩两位先生一起赴山西省考察了石刻造像，并进行征集工作。
  山西省在古代佛寺林立。唐代武宗灭佛之后，许多造像被毁，其中一部分被藏匿于庙墙夹缝之中。经历千年之后，墙倒屋塌，古寺倾颓，早年藏匿的佛像一座座显露出来。马承源等一行即是前去调查和征集这些资料。在上世纪50年代交通还非常落后的条件下，野外考古调查是在荒原小径中进行的，途中还只能到农民家吃派饭。而沉浸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的马承源丝毫不觉得苦，一路兴致勃勃。三人从太原出发，经晋祠、平遥、洪赵、襄汾、运城、永济直达风陵渡黄河边，穿越晋南，行程五百多公里，新发现了十余件精美的唐代造像。在当地文物行政部门的协调下，其中的三件被调拨给了上海博物馆。这样的跨地区馆际交流，在建国初期各地文博部门之间还很少交往的情况下，是很罕有的。
  2.调查仰韶遗址
  1956年秋，马承源赴山西、河南、陕西等省考察，对仰韶文化的遗址进行调查，同时采集了标本。第二年，他就这次调查撰写了专著《仰韶文化的彩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综合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对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作了详尽、系统的介绍，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同时，他还在文物专刊上撰文，与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专家就彩陶问题展开论争，在当时的考古界颇有一番影响。这一年，马承源年仅30岁。
  3.艰苦的西北之行
  1959年，上海博物馆因少数民族工艺品陈列的需要，派遣工作人员分西南、西北两路，到边远地区征集少数民族文物及工艺品。马承源被分至西北组，与年长他十岁的李鸿业先生同行。这次远行时间很长，从3月底一直延续到8月，跑遍了甘肃、青海、新疆、陕西等地，征集了丰富的彩陶和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文物。在甘肃期间，他们还重点调查了青岗岔和灰地儿新石器时代遗址。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条件艰苦，征集调查工作很不容易。在新疆和田调查时，马承源积劳成疾，病得很重。后来他回忆说：“要不是李鸿业把我背回了驻地，那一次我就死了。”在西北开展征集工作的艰苦经历，李鸿业先生在他的《西北出差记》里记录得更加详细。由于水土不服，马承源先后病了三次。一次是在和田，一次是在兰州（日记中写“马生病，睡了一天，未能起床”），一次是在回程路上的洛阳（日记中写“马在洛生病一天”）。漫长的征集考察琐碎而辛苦，奔波一天回到住处后，还得洗瓷片。去遗址常常只能步行。李鸿业在日记中曾写道：“看了半山遗址、马家窑遗址，来回60里，当日跑回兰州。”短短一句道尽西北之旅的辛苦。如此，正值壮年的马承源数次在途中累病也就不足为怪了。
  西北一行长达半年，虽历尽艰险，收获也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行的李鸿业先生是马承源文博专业道路上的引路人。生于1917年的李鸿业身世颇有传奇色彩。其父李文光是著名的古董商，所经营的古玩店“天云阁”在郑州、北京两地都开有分号。李鸿业从小就和父亲泡在店里，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眼力非凡。十六七岁时，他子承父业，开始独自走南闯北，四处收货，为以后从事文博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949年后，李鸿业多次将个人收藏的文物捐献给郑州市政府，仅1952年就一次性捐献了2000多件。同年，他迁居上海，开始以资方代理人的身份为雪耕斋古玩店工作。几年后，凭借着多年在古玩行业摸爬滚打练出的一双慧眼，李鸿业正式调入上海博物馆负责征集工作，完成了从古董商到新中国第一代文博工作者的转变，进而为上博的文物征集和鉴定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在1959年与马承源相携同行的西北征集之路上，他们先后考察了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彩陶片、瓷片标本，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重要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对于马承源这个年轻的后辈，李鸿业在专业上毫不吝惜，有问必答，悉心指导。在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者指点下，马承源深感长进不少，不虚此行。回到上海后，马承源就此次西北之行中所学所想陆续写成了数篇颇具学术含量的论文，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其中，发表在《考古》1961年第7期上的《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甘肃灰地儿及青岗岔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两篇，通过对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材料的整理，就黄河流域仰韶、马家窑、半山和马厂诸遗址是否仅能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以及这种区分方法还存在什么问题提出了讨论。从这个意义来说，李鸿业堪称马承源文物专业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