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对于南宋官窑的辨析，在陶瓷研究界一直有分歧，一般的看法以为南宋时期可称得上官窑的在浙江有三处：龙泉窑曾有“禁庭制样需索”的历史事实，（1）故被人称之官窑；另一处为杭州郊区的“郊坛下”窑，另外还有一处为史籍中所记载的“修内司”窑，或曰“内窑”。后两者之名，见诸宋人叶寘《垣斋笔衡》等，其有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苑，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类似记载还见于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之内。迄今为止，由于挖掘出有关龙泉窑与郊坛下窑的大量瓷器遗存，因此将龙泉窑与郊坛下窑确定为南宋时期的浙江官窑是不存问题的，但却因缺乏有说服力的考古挖掘资料，对修内司窑的存在与否，至今尚存疑问。现在有更多的学者提出所谓修内司窑“内窑”是不曾有过的，主要理由是：修内司是朝廷的一个行政性机构，绝无窑场设于其内的可能。（2）90年代中期，有人将杭州凤凰山山坳处发掘的窑址视为“修内司官窑”，其观点也遭到有力的否定，因为在那里出土的瓷器遗存在品质上多不如郊坛下窑，且在一些窑具上有元代的印记，又在瓷器的色泽上“显露了元代南方瓷器的时代风貌”。（3）当然，在有关“修内司窑”尚缺乏考古资料证明的情形下，就绝对地否定史籍上明确记载，亦未必妥当，但在没有证据的条件下要去论及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更无从说起。
另两处中的龙泉窑青瓷在上节文字中论述了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并得出的结论：龙泉窑青瓷的薄釉作品多承袭了越窑青瓷的神韵与风格，故两者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而另一处郊坛下官窑的瓷器作品却无论在烧制方式上，抑或于瓷器的艺术风格上都与越窑青瓷的区别十分明显，两者看来并无多大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乌龟山发掘出一座郊坛下官窑址，从而确认了郊坛下官窑的存在。后于80年代末，对乌龟山的粘土带进行了化学成分的鉴定，得出“杭州乌龟山麓具备生产南宋郊坛下官窑青瓷所需要的全部原材料”，（1）由此而知，郊坛下官窑也是座依靠就地取材的瓷器烧造场。
郊坛下窑的青瓷产品在种类与特征上十分类似于龙泉窑中的厚釉产品，而已被公认了的历史事实是：龙泉窑的薄釉制品属越窑青瓷的工艺范围，其厚釉制品，诸如著名的“粉青”“梅子青”等上乘精瓷则主要受北方官窑的影响，特别是汝窑的烧制技术起了作用。因此，从郊坛下窑址发掘的制品遗存看，这座南宋官窑更多的是接受北方汝窑烧制工艺的影响，而未采用越窑青瓷的制作工艺。应该说在瓷器的烧造工艺上，支烧法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均被普遍采用过，北宋时，南方越窑青瓷多用支圈支烧，北方官窑多用支钉支烧，而到了南宋，北方的垫饼垫烧法则在南方官窑龙泉窑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所谓龙泉窑的经典作品“粉青”“梅子青”，就是以此法烧造得以成功。相反，传统的支烧法被摒弃，用之者已很少。在郊坛下窑的发掘遗址中，尽管能发见少量的支烧瓷器，但主要产品采用的是垫烧工艺，这也证明，郊坛下窑的烧造方法更多的是接受并发展了北方的制瓷工艺，而受传统的越窑青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还有一个明证是，北方汝窑的石灰——碱釉烧制工艺不仅在龙泉窑中获得成功的运用，而且在郊坛下官窑中被运用得更为出色，使粉青瓷堪称古瓷的极品。难怪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将“越乃艾色”的青瓷与“龙溪出者色粉青”的龙泉瓷同郊坛下官窑瓷相提并论，还以为“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赞誉郊坛下窑的瓷品拥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郊坛下官窑生产的青瓷作品已非传统的“艾色”青瓷，而是在制作工艺上源于汝窑，并受北方诸名窑工艺风格的影响。
但是，在审视越窑与南宋官窑的关系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官窑所生产的乳浊釉青瓷尽管在技术上受到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然而其焙烧过程均在以柴火为燃料的龙窑内完成，这与北方乳浊釉产品多在烧煤的馒头窑内烧成不一样。也就是说，从汝窑御用瓷、北宋官窑到南宋官窑，实现了乳浊釉产品从馒头窑向龙窑，即以柴替代煤的烧造技术的过渡，在这一重要的技术过渡中，越窑青瓷的烧造是两者间的极为重要的跳板，越窑烧造技术在其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容忽视。
另两处中的龙泉窑青瓷在上节文字中论述了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并得出的结论：龙泉窑青瓷的薄釉作品多承袭了越窑青瓷的神韵与风格，故两者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而另一处郊坛下官窑的瓷器作品却无论在烧制方式上，抑或于瓷器的艺术风格上都与越窑青瓷的区别十分明显，两者看来并无多大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乌龟山发掘出一座郊坛下官窑址，从而确认了郊坛下官窑的存在。后于80年代末，对乌龟山的粘土带进行了化学成分的鉴定，得出“杭州乌龟山麓具备生产南宋郊坛下官窑青瓷所需要的全部原材料”，（1）由此而知，郊坛下官窑也是座依靠就地取材的瓷器烧造场。
郊坛下窑的青瓷产品在种类与特征上十分类似于龙泉窑中的厚釉产品，而已被公认了的历史事实是：龙泉窑的薄釉制品属越窑青瓷的工艺范围，其厚釉制品，诸如著名的“粉青”“梅子青”等上乘精瓷则主要受北方官窑的影响，特别是汝窑的烧制技术起了作用。因此，从郊坛下窑址发掘的制品遗存看，这座南宋官窑更多的是接受北方汝窑烧制工艺的影响，而未采用越窑青瓷的制作工艺。应该说在瓷器的烧造工艺上，支烧法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均被普遍采用过，北宋时，南方越窑青瓷多用支圈支烧，北方官窑多用支钉支烧，而到了南宋，北方的垫饼垫烧法则在南方官窑龙泉窑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所谓龙泉窑的经典作品“粉青”“梅子青”，就是以此法烧造得以成功。相反，传统的支烧法被摒弃，用之者已很少。在郊坛下窑的发掘遗址中，尽管能发见少量的支烧瓷器，但主要产品采用的是垫烧工艺，这也证明，郊坛下窑的烧造方法更多的是接受并发展了北方的制瓷工艺，而受传统的越窑青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还有一个明证是，北方汝窑的石灰——碱釉烧制工艺不仅在龙泉窑中获得成功的运用，而且在郊坛下官窑中被运用得更为出色，使粉青瓷堪称古瓷的极品。难怪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将“越乃艾色”的青瓷与“龙溪出者色粉青”的龙泉瓷同郊坛下官窑瓷相提并论，还以为“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赞誉郊坛下窑的瓷品拥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郊坛下官窑生产的青瓷作品已非传统的“艾色”青瓷，而是在制作工艺上源于汝窑，并受北方诸名窑工艺风格的影响。
但是，在审视越窑与南宋官窑的关系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官窑所生产的乳浊釉青瓷尽管在技术上受到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然而其焙烧过程均在以柴火为燃料的龙窑内完成，这与北方乳浊釉产品多在烧煤的馒头窑内烧成不一样。也就是说，从汝窑御用瓷、北宋官窑到南宋官窑，实现了乳浊釉产品从馒头窑向龙窑，即以柴替代煤的烧造技术的过渡，在这一重要的技术过渡中，越窑青瓷的烧造是两者间的极为重要的跳板，越窑烧造技术在其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容忽视。
附注
（1）庄绰：《鸡肋编》。
（2）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3）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至134页。
（1）周少华：《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原料的研究》，《中国陶瓷》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