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北宋后期起，越窑青瓷全面衰落，其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与之同时，位于浙西南山区的龙泉青瓷迅速崛起，并很快取代了越窑青瓷的地位。另外，到了南宋中期，朝廷于都城临安设置官窑，即所谓“郊坛下”窑，也烧造瓷器精品。越窑青瓷与此两者的关系如何，令世人注目。从现有考古挖掘资料看，越窑青瓷与龙泉青瓷间仍存在着某些传承关系，而对“郊坛下”瓷器则不再有多大的影响。
第一节 越窑青瓷与龙泉窑青瓷
从越窑衰落的诸原因中，也能窥察到龙泉窑兴起的主要因素。龙泉地处浙江西南，拥有制烧瓷器的优越条件。这一带大都是山林地区，燃料资源非常丰富，地下又蕴藏着大量优质造瓷原料，同时，境内一条蜿蜒流长的龙泉溪，使之水路交通便利，并与浙江西南重镇丽水相毗邻，东可达浙南商贸大港温州，北能同浙西水陆枢纽金华相连。在越窑青瓷盛兴之时，龙泉地区虽亦有制瓷窑口，但比较越地，毕竟地处偏僻，故不被重视，从出土的几处宋朝前窑址遗存看，其烧造的瓷品不能与越窑青瓷相匹敌。然而至北宋后期，尤其到了南宋之后，随着越窑青瓷的全面衰落，龙泉青瓷获得发展的历史机遇，一跃而上，并很快取代之。以致时人竟将越窑青瓷的精品“秘色瓷”与之混为一谈。如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有云：“（龙泉）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盖加工巧”。庄氏虽将“秘色”桂冠错戴在龙泉青瓷头上，却足见龙泉青瓷的精美程度，其被充作朝廷贡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现实的。
时人把龙泉青瓷与越窑青瓷混为一谈也是可以理解的。若对两者出土的窑址遗存进行比较考察，就能很快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可以说，龙泉青瓷的前期产品全面继承了越窑青瓷的制造风格与品种类型，是越窑青瓷在另一地点上的一种延伸。具体理由有三：
其一，就青瓷窑炉而言，龙泉窑与越窑样式基本一致，前者不仅在结构上与后者类同，而且在烧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窑具，诸如支座的形态、支圈、匣钵的特征等几乎一样，故而烧造出的青瓷产品与越窑青瓷的品质类同。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越窑衰败后，大量越窑工匠流入龙泉窑所致，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在庞大的龙泉窑工队伍中，有了同处浙地的越窑工匠的加盟，自然会将已属先进的越窑青瓷的烧制形式移植并运用于龙泉窑身上，致使龙泉炉窑无论是窑炉结构，还是各种窑具以及烧造技术等方面都具有越窑的固有特征。
其二，就青瓷烧制工艺而言，龙泉窑青瓷也继承了越窑青瓷的主要成形手法。从出土的龙泉青瓷遗存看，其制作精细工整，在厚胎薄釉制品中，器壁显得均匀而青莹，通体内外满釉，具有强烈的玉质感，且多运用瓷质垫圈支烧之法。这些作为越窑青瓷的基本制作工艺，在龙泉青瓷制品中均有充分的体现，能见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当然，对龙泉青瓷工艺发生影响的也有北方汝窑的制瓷工艺，它们与越瓷风格有异，但这类瓷器系列在出品的时间上显然晚于厚胎薄釉瓷器系列。因此认为在龙泉窑青瓷的前期基本上保留了越窑青瓷的工艺手法，这已是被龙泉青瓷出土遗存所证明了的历史事实。
其三，就青瓷的造型与装饰风格而言，也能看到两者的紧密联系。龙泉青瓷中的碗、壶、瓶、罐等品类在造型与样式上多相似于越窑青瓷。陈万里先生的《中国青瓷史略》中曾记叙在外国人的著作中误将早期龙泉窑瓷品当成了越窑之青瓷，这是由于两者在形貌上的相似所造成。同时龙泉青瓷在装饰图案上也常取法于越窑青瓷。在龙泉青瓷上常能见到勾勒纤细的卷草、蕉叶、云纹、鹦鹉等生动别致的纹样，这些大都采用刻划的技法，尤其是各式花纹，如莲花纹、萱草纹、牡丹纹、云水纹等，更常见于越窑青瓷，在装饰风格上与烧窑烧制的作品几乎一致。如果说在这种刻划花的装饰技法上龙泉窑完全师承了越窑的风格，似不过分。
既然制瓷的窑炉与窑具同越窑相差无几，于瓷器烧造的工艺上两者也相类同，而且在款式与纹饰上前后亦存风格一致之处，就不能不认为早期的龙泉青瓷在某种程度上是越窑青瓷的延续与后继。从这个意义上说，越窑青瓷只是在北宋后期的越地衰落，却又在龙泉区域异军突起，并且在南方青瓷烧造技术与北方制瓷工艺巧妙地融合于一起时，传统的青瓷作品重新焕发出炫人的光彩。
第二节 越窑青瓷与南宋官窑
对于南宋官窑的辨析，在陶瓷研究界一直有分歧，一般的看法以为南宋时期可称得上官窑的在浙江有三处：龙泉窑曾有“禁庭制样需索”的历史事实，（1）故被人称之官窑；另一处为杭州郊区的“郊坛下”窑，另外还有一处为史籍中所记载的“修内司”窑，或曰“内窑”。后两者之名，见诸宋人叶寘《垣斋笔衡》等，其有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苑，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类似记载还见于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之内。迄今为止，由于挖掘出有关龙泉窑与郊坛下窑的大量瓷器遗存，因此将龙泉窑与郊坛下窑确定为南宋时期的浙江官窑是不存问题的，但却因缺乏有说服力的考古挖掘资料，对修内司窑的存在与否，至今尚存疑问。现在有更多的学者提出所谓修内司窑“内窑”是不曾有过的，主要理由是：修内司是朝廷的一个行政性机构，绝无窑场设于其内的可能。（2）90年代中期，有人将杭州凤凰山山坳处发掘的窑址视为“修内司官窑”，其观点也遭到有力的否定，因为在那里出土的瓷器遗存在品质上多不如郊坛下窑，且在一些窑具上有元代的印记，又在瓷器的色泽上“显露了元代南方瓷器的时代风貌”。（3）当然，在有关“修内司窑”尚缺乏考古资料证明的情形下，就绝对地否定史籍上明确记载，亦未必妥当，但在没有证据的条件下要去论及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更无从说起。
另两处中的龙泉窑青瓷在上节文字中论述了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并得出的结论：龙泉窑青瓷的薄釉作品多承袭了越窑青瓷的神韵与风格，故两者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而另一处郊坛下官窑的瓷器作品却无论在烧制方式上，抑或于瓷器的艺术风格上都与越窑青瓷的区别十分明显，两者看来并无多大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乌龟山发掘出一座郊坛下官窑址，从而确认了郊坛下官窑的存在。后于80年代末，对乌龟山的粘土带进行了化学成分的鉴定，得出“杭州乌龟山麓具备生产南宋郊坛下官窑青瓷所需要的全部原材料”，（1）由此而知，郊坛下官窑也是座依靠就地取材的瓷器烧造场。
郊坛下窑的青瓷产品在种类与特征上十分类似于龙泉窑中的厚釉产品，而已被公认了的历史事实是：龙泉窑的薄釉制品属越窑青瓷的工艺范围，其厚釉制品，诸如著名的“粉青”“梅子青”等上乘精瓷则主要受北方官窑的影响，特别是汝窑的烧制技术起了作用。因此，从郊坛下窑址发掘的制品遗存看，这座南宋官窑更多的是接受北方汝窑烧制工艺的影响，而未采用越窑青瓷的制作工艺。应该说在瓷器的烧造工艺上，支烧法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均被普遍采用过，北宋时，南方越窑青瓷多用支圈支烧，北方官窑多用支钉支烧，而到了南宋，北方的垫饼垫烧法则在南方官窑龙泉窑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所谓龙泉窑的经典作品“粉青”“梅子青”，就是以此法烧造得以成功。相反，传统的支烧法被摒弃，用之者已很少。在郊坛下窑的发掘遗址中，尽管能发见少量的支烧瓷器，但主要产品采用的是垫烧工艺，这也证明，郊坛下窑的烧造方法更多的是接受并发展了北方的制瓷工艺，而受传统的越窑青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还有一个明证是，北方汝窑的石灰——碱釉烧制工艺不仅在龙泉窑中获得成功的运用，而且在郊坛下官窑中被运用得更为出色，使粉青瓷堪称古瓷的极品。难怪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将“越乃艾色”的青瓷与“龙溪出者色粉青”的龙泉瓷同郊坛下官窑瓷相提并论，还以为“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赞誉郊坛下窑的瓷品拥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郊坛下官窑生产的青瓷作品已非传统的“艾色”青瓷，而是在制作工艺上源于汝窑，并受北方诸名窑工艺风格的影响。
但是，在审视越窑与南宋官窑的关系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官窑所生产的乳浊釉青瓷尽管在技术上受到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然而其焙烧过程均在以柴火为燃料的龙窑内完成，这与北方乳浊釉产品多在烧煤的馒头窑内烧成不一样。也就是说，从汝窑御用瓷、北宋官窑到南宋官窑，实现了乳浊釉产品从馒头窑向龙窑，即以柴替代煤的烧造技术的过渡，在这一重要的技术过渡中，越窑青瓷的烧造是两者间的极为重要的跳板，越窑烧造技术在其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容忽视。
第一节 越窑青瓷与龙泉窑青瓷
从越窑衰落的诸原因中，也能窥察到龙泉窑兴起的主要因素。龙泉地处浙江西南，拥有制烧瓷器的优越条件。这一带大都是山林地区，燃料资源非常丰富，地下又蕴藏着大量优质造瓷原料，同时，境内一条蜿蜒流长的龙泉溪，使之水路交通便利，并与浙江西南重镇丽水相毗邻，东可达浙南商贸大港温州，北能同浙西水陆枢纽金华相连。在越窑青瓷盛兴之时，龙泉地区虽亦有制瓷窑口，但比较越地，毕竟地处偏僻，故不被重视，从出土的几处宋朝前窑址遗存看，其烧造的瓷品不能与越窑青瓷相匹敌。然而至北宋后期，尤其到了南宋之后，随着越窑青瓷的全面衰落，龙泉青瓷获得发展的历史机遇，一跃而上，并很快取代之。以致时人竟将越窑青瓷的精品“秘色瓷”与之混为一谈。如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有云：“（龙泉）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盖加工巧”。庄氏虽将“秘色”桂冠错戴在龙泉青瓷头上，却足见龙泉青瓷的精美程度，其被充作朝廷贡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现实的。
时人把龙泉青瓷与越窑青瓷混为一谈也是可以理解的。若对两者出土的窑址遗存进行比较考察，就能很快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可以说，龙泉青瓷的前期产品全面继承了越窑青瓷的制造风格与品种类型，是越窑青瓷在另一地点上的一种延伸。具体理由有三：
其一，就青瓷窑炉而言，龙泉窑与越窑样式基本一致，前者不仅在结构上与后者类同，而且在烧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窑具，诸如支座的形态、支圈、匣钵的特征等几乎一样，故而烧造出的青瓷产品与越窑青瓷的品质类同。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越窑衰败后，大量越窑工匠流入龙泉窑所致，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在庞大的龙泉窑工队伍中，有了同处浙地的越窑工匠的加盟，自然会将已属先进的越窑青瓷的烧制形式移植并运用于龙泉窑身上，致使龙泉炉窑无论是窑炉结构，还是各种窑具以及烧造技术等方面都具有越窑的固有特征。
其二，就青瓷烧制工艺而言，龙泉窑青瓷也继承了越窑青瓷的主要成形手法。从出土的龙泉青瓷遗存看，其制作精细工整，在厚胎薄釉制品中，器壁显得均匀而青莹，通体内外满釉，具有强烈的玉质感，且多运用瓷质垫圈支烧之法。这些作为越窑青瓷的基本制作工艺，在龙泉青瓷制品中均有充分的体现，能见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当然，对龙泉青瓷工艺发生影响的也有北方汝窑的制瓷工艺，它们与越瓷风格有异，但这类瓷器系列在出品的时间上显然晚于厚胎薄釉瓷器系列。因此认为在龙泉窑青瓷的前期基本上保留了越窑青瓷的工艺手法，这已是被龙泉青瓷出土遗存所证明了的历史事实。
其三，就青瓷的造型与装饰风格而言，也能看到两者的紧密联系。龙泉青瓷中的碗、壶、瓶、罐等品类在造型与样式上多相似于越窑青瓷。陈万里先生的《中国青瓷史略》中曾记叙在外国人的著作中误将早期龙泉窑瓷品当成了越窑之青瓷，这是由于两者在形貌上的相似所造成。同时龙泉青瓷在装饰图案上也常取法于越窑青瓷。在龙泉青瓷上常能见到勾勒纤细的卷草、蕉叶、云纹、鹦鹉等生动别致的纹样，这些大都采用刻划的技法，尤其是各式花纹，如莲花纹、萱草纹、牡丹纹、云水纹等，更常见于越窑青瓷，在装饰风格上与烧窑烧制的作品几乎一致。如果说在这种刻划花的装饰技法上龙泉窑完全师承了越窑的风格，似不过分。
既然制瓷的窑炉与窑具同越窑相差无几，于瓷器烧造的工艺上两者也相类同，而且在款式与纹饰上前后亦存风格一致之处，就不能不认为早期的龙泉青瓷在某种程度上是越窑青瓷的延续与后继。从这个意义上说，越窑青瓷只是在北宋后期的越地衰落，却又在龙泉区域异军突起，并且在南方青瓷烧造技术与北方制瓷工艺巧妙地融合于一起时，传统的青瓷作品重新焕发出炫人的光彩。
第二节 越窑青瓷与南宋官窑
对于南宋官窑的辨析，在陶瓷研究界一直有分歧，一般的看法以为南宋时期可称得上官窑的在浙江有三处：龙泉窑曾有“禁庭制样需索”的历史事实，（1）故被人称之官窑；另一处为杭州郊区的“郊坛下”窑，另外还有一处为史籍中所记载的“修内司”窑，或曰“内窑”。后两者之名，见诸宋人叶寘《垣斋笔衡》等，其有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苑，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类似记载还见于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之内。迄今为止，由于挖掘出有关龙泉窑与郊坛下窑的大量瓷器遗存，因此将龙泉窑与郊坛下窑确定为南宋时期的浙江官窑是不存问题的，但却因缺乏有说服力的考古挖掘资料，对修内司窑的存在与否，至今尚存疑问。现在有更多的学者提出所谓修内司窑“内窑”是不曾有过的，主要理由是：修内司是朝廷的一个行政性机构，绝无窑场设于其内的可能。（2）90年代中期，有人将杭州凤凰山山坳处发掘的窑址视为“修内司官窑”，其观点也遭到有力的否定，因为在那里出土的瓷器遗存在品质上多不如郊坛下窑，且在一些窑具上有元代的印记，又在瓷器的色泽上“显露了元代南方瓷器的时代风貌”。（3）当然，在有关“修内司窑”尚缺乏考古资料证明的情形下，就绝对地否定史籍上明确记载，亦未必妥当，但在没有证据的条件下要去论及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更无从说起。
另两处中的龙泉窑青瓷在上节文字中论述了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并得出的结论：龙泉窑青瓷的薄釉作品多承袭了越窑青瓷的神韵与风格，故两者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而另一处郊坛下官窑的瓷器作品却无论在烧制方式上，抑或于瓷器的艺术风格上都与越窑青瓷的区别十分明显，两者看来并无多大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乌龟山发掘出一座郊坛下官窑址，从而确认了郊坛下官窑的存在。后于80年代末，对乌龟山的粘土带进行了化学成分的鉴定，得出“杭州乌龟山麓具备生产南宋郊坛下官窑青瓷所需要的全部原材料”，（1）由此而知，郊坛下官窑也是座依靠就地取材的瓷器烧造场。
郊坛下窑的青瓷产品在种类与特征上十分类似于龙泉窑中的厚釉产品，而已被公认了的历史事实是：龙泉窑的薄釉制品属越窑青瓷的工艺范围，其厚釉制品，诸如著名的“粉青”“梅子青”等上乘精瓷则主要受北方官窑的影响，特别是汝窑的烧制技术起了作用。因此，从郊坛下窑址发掘的制品遗存看，这座南宋官窑更多的是接受北方汝窑烧制工艺的影响，而未采用越窑青瓷的制作工艺。应该说在瓷器的烧造工艺上，支烧法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均被普遍采用过，北宋时，南方越窑青瓷多用支圈支烧，北方官窑多用支钉支烧，而到了南宋，北方的垫饼垫烧法则在南方官窑龙泉窑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所谓龙泉窑的经典作品“粉青”“梅子青”，就是以此法烧造得以成功。相反，传统的支烧法被摒弃，用之者已很少。在郊坛下窑的发掘遗址中，尽管能发见少量的支烧瓷器，但主要产品采用的是垫烧工艺，这也证明，郊坛下窑的烧造方法更多的是接受并发展了北方的制瓷工艺，而受传统的越窑青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还有一个明证是，北方汝窑的石灰——碱釉烧制工艺不仅在龙泉窑中获得成功的运用，而且在郊坛下官窑中被运用得更为出色，使粉青瓷堪称古瓷的极品。难怪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将“越乃艾色”的青瓷与“龙溪出者色粉青”的龙泉瓷同郊坛下官窑瓷相提并论，还以为“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赞誉郊坛下窑的瓷品拥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郊坛下官窑生产的青瓷作品已非传统的“艾色”青瓷，而是在制作工艺上源于汝窑，并受北方诸名窑工艺风格的影响。
但是，在审视越窑与南宋官窑的关系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官窑所生产的乳浊釉青瓷尽管在技术上受到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然而其焙烧过程均在以柴火为燃料的龙窑内完成，这与北方乳浊釉产品多在烧煤的馒头窑内烧成不一样。也就是说，从汝窑御用瓷、北宋官窑到南宋官窑，实现了乳浊釉产品从馒头窑向龙窑，即以柴替代煤的烧造技术的过渡，在这一重要的技术过渡中，越窑青瓷的烧造是两者间的极为重要的跳板，越窑烧造技术在其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容忽视。
附注
（1）庄绰：《鸡肋编》。
（2）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3）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至134页。
（1）周少华：《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原料的研究》，《中国陶瓷》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