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越窑青瓷的生产在唐五代时已发展到鼎盛阶段，制瓷业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亦使之成为朝廷进行税收渔猎的重要对象。吴越钱氏于五代时对越窑的征税数额已十分巨大，而浙东诸窑首当其冲。（2）广大窑民虽辛勤劳作仍一贫如洗，负债至“家累千金”者极为普遍，北宋政权灭亡吴越之后，即派官员“监越州瓷窑务”，（3）其目的显然不仅为朝廷输贡青瓷精品，还在于为掠取大量的窑业赋税。当时，浙江地区的税银是封建朝廷国库的重要来源。苏轼在《进单谔吴中水利书状》内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来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胜数。”很显然，越地诸窑的征税款也必定作为“其他财赋”而上缴朝廷。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已受原料、燃料困扰的青瓷烧制业犹如雪上加霜，更加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另外，入宋之后，封建统治者以越窑青瓷为贡物的需要大为减少。在吴越钱氏时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常作为指定的贡品供统治者们享用。《宋史》中就有吴越氏钱弘俶于太平三年朝宋时贡进的详细记录，内中有越窑青瓷达5万件之多。（4）吴越政权被灭亡后，类似的进贡有减无增，而且到了北宋中、晚期，由于受北方女真族势力的威胁，战事吃紧，宋统治者也无多少心思花在越窑青瓷的享用上。著名瓷器研究者陈万里先生说：“嗣后忠懿归宋，不复需要此巨量越器之贡进，益以赵宋诸帝力戒奢侈，禁用金饰，恐怕越器就以这种情况而衰落下去。”（5）虽然陈先生将瓷器衰落的主因归结于统治者的政治心态未必妥当，但失去封建朝廷的急切需要，毕竟在青瓷发展的支撑面上少了一根强有力的支柱，也不能不说是青瓷衰落诸因素中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从窑政的角度看，一头丝毫也未减轻对制瓷业的赋税负担，另一头，却改变了统治者原有对于青瓷的青睐，使可能出现过的有利于青瓷烧造的政策、措施等随之消失。于是在诸多压力之下，越窑青瓷终于走上衰落的穷途。

（2）《新五代史》卷67，郑文宝：《江表志》。 （3）周密：《志雅堂杂钞》。 （4）（5）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