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享有盛名的越窑青瓷，自东汉以降就以其色泽诱人、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深受世人青睐。然而，到了北宋中晚期，曾横亘了千年历史的越窑青瓷竟在不长的时间内一蹶不振，且从此不再辉煌。这一颇为奇特的现象引起后世人们的热切关注，尤其是近现代的有关专家不断地在研究个中之原因，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导致越窑青瓷衰微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三个，即原料、燃料及来自朝廷的阻力。如果说，前两者已使越窑青瓷烧造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的话，那末，后者作为政治干扰则更让青瓷生产难以为继，可谓雪上加霜。诸多内在与外在的不可抗拒的重压，终于酿成越窑青瓷的全面衰落。
第一节 原料供给出现严重问题
在探讨越窑青瓷的衰落时，研究者们对于青瓷的原料问题未予多大的注意，道理也是明摆着的，那就是至今在越窑青瓷产地中心、慈溪上林湖一带仍有大量可供烧造的瓷土，于是结论似乎很明确，越窑衰落与原料无关。其实，这中间恰恰掩盖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青瓷原料的存在与原料的有效供给并不是一回事。正是由于青瓷原料在当时条件下出现供给上的严重问题，才造成越窑青瓷生产整体滑坡的必然现象。
应该说，原料、高温、釉是瓷器烧造的三大要素。（1）很显然，其中的原料是瓷器生产的先决条件，没有造瓷原料就无所谓瓷器制造。瓷器对自身形成的原料有着严格的选择，在可供烧瓷的原料中，必须具备特定的物质成分。在瓷器的化学分析中，除了能发现大量的氧化硅之外，还有氧化铝、氧化钙及氧化镁等，特别是瓷器制品中因含有一定的氧化铝成分，才使瓷坯可在窑内超千度的高温焙烧下仍不至于被烧塌，而达到良好的烧结程度。因此在交通落后的古代，瓷器的烧造地必须选择在能提供这类造瓷原料的区域内。浙江境内多高岭土与瓷石，以它们为原料制成的瓷器含氧化铝的比例一般均在10％至20％之间，是天然的优质制瓷原料。而这类优质制瓷矿物质在慈溪上林湖等区域尤为丰富，且藏于地表浅层，大量的还处于裸露状态，极易开采。越地蕴藏着如此得天独厚的制瓷矿料，其成为世人瞩目的青瓷发祥地及在中国瓷业史上有过一番无与伦比的辉煌，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浙江虽是瓷器原料之多，但真正能成为瓷器烧造地的却又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既不能存在烧造的燃料问题，更不可有交通运输的问题，否则在古代就无法建立瓷器的烧造基地。从浙江上虞及慈溪等地发掘的窑址看，烧制青瓷的窑口一般均置于交通便利的水系区域，无论是上虞的曹娥江一带抑或慈溪的上林湖区间，窑地所在，必是河网畅通，便于船只行驶。可见，窑址的选择地是很有局限性的，并不是哪里有瓷土，就可在哪里设置窑口，在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窑场也只能建造在江河的两岸附近。已知上虞近40处东汉期间设置的青瓷窑口几乎均集中在曹娥江中游两侧。这是窑址有赖交通而对瓷土产地有着严格选择的明证。
既然青瓷窑口的设置受到运输是否便利的制约，那末就意味着瓷土开采地的认定也是受到限制的。确切地说，在古代越地只有水系发达、便于交通的瓷土矿区，才有可能建造青瓷烧造的工场。问题的要害也由此而产生；越地瓷土或瓷石的蕴藏范围尽管十分广阔，但可供开采的区域仍然有限，而且还须看到，在可供瓷土开采的区域内，瓷土的品位存在差异性，有优质瓷土，也有一般瓷土与劣质瓷土，其分布状况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可供烧造精美瓷品的优质瓷矿，不仅因其在地层中储藏形态不同而对开采与选用带来程度不一的困难，且这类瓷矿在储存的总量上毕竟有限，不可能进行无限期的采挖，一旦优质瓷矿因历代持久采挖而日渐减少或变得不易挖掘时，则优质瓷生产必然受到冲击，伴随而来的瓷器烧造业的萧条与衰落，也就成了难以避免的现象。
在越窑青瓷的发展史上，还有一个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前期的青瓷烧造相对集中的地区为曹娥江流域，从时间跨度上看，自东汉年间至三国、魏晋时期，约五百年左右。后期的青瓷烧造中心地处慈溪上林湖水域，如从唐代算起至北宋末，亦约五百年左右。其实造成它们最终相似结局的根本原因也应该有一致的地方。由于经过数百年的长久开采，曹娥江流域内运输方便区域的优质瓷矿在逐渐减少，于是那里的青瓷生产日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离其地不远的慈溪上林湖区域的众多窑场。慈溪上林湖一带的越窑工场虽然也因有过优质瓷矿的供应保证而在唐代生产出大批无与伦比的瓷器精品“秘色瓷”，但同样摆脱不了因长久开采、原料日趋匮乏的困境，从而又出现如同曹娥江流域制瓷业一样的衰败景象。在整个“越地”，除了上虞曹娥江流域与慈溪上林湖水域外，再也找不到既存优质制瓷原料又交通方便的可供数百年采掘的瓷土矿区，因而延续近千年的越窑青瓷从此不再拥有昔日的辉煌，最终被类似于越地的新的制瓷中心所替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正因为原料上的问题，才有可能构成对越窑青瓷生产最致命的威胁，导致越地青瓷制造业的全面崩溃，这应当也是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说明：为什么在越窑青瓷衰落时期，也就是说烧瓷的优质原料已存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会有品质尚好的青瓷产品出现，甚至仍可作为瓷器精品而上贡朝廷？（1）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也不复杂，在古代，只要有朝廷的需要并加以干预，其产品往往是不计工本的。上面已经论及这样的事实，即越窑青瓷的逐渐绝迹，并不说明越地已不存在烧造优质瓷器的原料，只是易地采料，耗工耗时巨大而已。若在官方意志的干预下，从远离窑址的地域采挖优质原料，依旧可以生产出与往昔等同的青瓷产品。但这样做毕竟体现着官方的意图，而且数量不大。这也是北宋晚期、南宋初期越窑青瓷因原料问题而使其品质普遍低劣，却还能有少量高档瓷品出现的真实原因。
若从上述观点出发，即站在越窑青瓷原料供给的角度看，至少还有两个曾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变得清晰而明了了。其一，为什么越窑青瓷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低谷期？在现有的越窑青瓷发掘资料中不难看到，在南北朝及隋朝期间，越窑的青瓷产量非常少，这很可能是由于越地制瓷业由上虞曹娥江中流转移到慈溪上林湖一带并形成青瓷中心需要有一个过渡期所至，前后有百余年时间。在古代各方面条件均相当落后的情形下，要完成这样的转移而需要有这样长的时间是可以理解的。而处于过渡时期内的青瓷生产当然会出现严重滑坡，这也是正常现象。其二，为什么越窑青瓷在唐、宋期间才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代表越窑青瓷最高艺术品位的“秘色”瓷之所以出现于唐代晚期，这是由于位于浙东慈溪上林湖区域的越窑青瓷制造中心已经完全形成，这一地区作为古瓷瓷都，其窑口大多采用当时制瓷的先进工艺，且在充分继承历代制瓷技术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从现今的发掘现状看，分布在慈溪上林湖周边的窑口多采用龙窑形式，这类窑更有利于提高窑炉内的温度，加之炉内的窑具也较前有了大的改进，因此可以说，慈溪上林湖的制瓷工艺是在不断地改进、提高的情形下又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于是最终烧制出被誉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青瓷精品。当原有成熟的制瓷技术重新获得工艺上的升华时，在瓷品苑圃中也就会开出更加艳丽夺目的花朵。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
第二节 燃料不足引起烧造困难
如上所述，原料与燃料是产生制瓷业的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到北宋中期之后，就在越窑青瓷的烧造遇上原料问题时，燃料不足也相当突出地成了困扰越地制瓷业正常生产的重要因素。越窑青瓷的生产要依赖于窑炉的焙烧，其燃料的来源也是就地取材的，以松木为主的木柴成了越地各窑口最主要的燃料。应该说无论是越窑青瓷前期的上虞曹娥江流域、抑或慈溪上林湖一带的地区，水分充足，气温良好，到处青山叠翠、树木葱茏。大自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燃料资源，也是越窑青瓷会有千年发展历史的重要保障。但到北宋后期，作为制瓷燃料的树木呈现锐减的势头，给已受到原料干扰的瓷业生产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燃料不足又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越窑青瓷的日益消亡。
在浙东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林木覆盖率是很高的，优良的自然条件曾为发达的制瓷业提供燃料上的有力支持。但是，到了北宋后期与烧造瓷器休戚相关的燃料支持力度日益减弱，也就是说可为生产瓷器精品的龙窑当作燃料的松木及各种耐烧的杂木在这块山水丰足之地的储存量已经不多，在烧瓷的燃料供应上开始出现困难的局面。造成制瓷燃料严重不足情形的原因当然也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主要因素不外乎以下两个：
首先，燃料不足与长时间的采伐有关。越窑青瓷有千年左右的历史，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因烧瓷业的需要，一直不停地在这一带山林上砍伐充当燃料的树木。龙窑的主要燃料是松树，尽管上林湖及其周边地区盛产松木，但也经不起上千年的连续采伐，况且松树的生长期较长，被砍伐后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长成，因此，树木的自然生长已跟不上人为采伐的速度，瓷器烧造所需要的大量当柴火的木材必然会有供不应求的时候，燃料不足引起烧造困难也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燃料不足与其他行业对木材需要量的增大有关。入宋之后浙东地区人口增多，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有云：“夏税两浙最多”，达270余万斤，而在川地称得上鱼米之乡的成都一带，夏税“只七万有零”，相差悬殊。可见粮食增收与农村人口增多有关。而这一历史事实又说明当时民宅、居室的建造量大增，为此又需要耗费大量成材的材料。同时在宋代不仅垦山种田，以增加粮食，还垦山植茶、出现大批的茶园。社会生活的需要与农业、茶业对森木植被的破坏都不同程度地造成对制瓷燃料的供给威胁，加上封建朝廷对山林管理的不善，致使浙东山区竟出现有山无木的荒芜景象。宋人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1）能为制瓷业提供丰富燃料的岁月已成永不复还的昔日历史。
第三节 廷窑政抑制青瓷生产
越窑青瓷的生产在唐五代时已发展到鼎盛阶段，制瓷业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亦使之成为朝廷进行税收渔猎的重要对象。吴越钱氏于五代时对越窑的征税数额已十分巨大，而浙东诸窑首当其冲。（2）广大窑民虽辛勤劳作仍一贫如洗，负债至“家累千金”者极为普遍，北宋政权灭亡吴越之后，即派官员“监越州瓷窑务”，（3）其目的显然不仅为朝廷输贡青瓷精品，还在于为掠取大量的窑业赋税。当时，浙江地区的税银是封建朝廷国库的重要来源。苏轼在《进单谔吴中水利书状》内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来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胜数。”很显然，越地诸窑的征税款也必定作为“其他财赋”而上缴朝廷。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已受原料、燃料困扰的青瓷烧制业犹如雪上加霜，更加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另外，入宋之后，封建统治者以越窑青瓷为贡物的需要大为减少。在吴越钱氏时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常作为指定的贡品供统治者们享用。《宋史》中就有吴越氏钱弘俶于太平三年朝宋时贡进的详细记录，内中有越窑青瓷达5万件之多。（4）吴越政权被灭亡后，类似的进贡有减无增，而且到了北宋中、晚期，由于受北方女真族势力的威胁，战事吃紧，宋统治者也无多少心思花在越窑青瓷的享用上。著名瓷器研究者陈万里先生说：“嗣后忠懿归宋，不复需要此巨量越器之贡进，益以赵宋诸帝力戒奢侈，禁用金饰，恐怕越器就以这种情况而衰落下去。”（5）虽然陈先生将瓷器衰落的主因归结于统治者的政治心态未必妥当，但失去封建朝廷的急切需要，毕竟在青瓷发展的支撑面上少了一根强有力的支柱，也不能不说是青瓷衰落诸因素中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从窑政的角度看，一头丝毫也未减轻对制瓷业的赋税负担，另一头，却改变了统治者原有对于青瓷的青睐，使可能出现过的有利于青瓷烧造的政策、措施等随之消失。于是在诸多压力之下，越窑青瓷终于走上衰落的穷途。
第一节 原料供给出现严重问题
在探讨越窑青瓷的衰落时，研究者们对于青瓷的原料问题未予多大的注意，道理也是明摆着的，那就是至今在越窑青瓷产地中心、慈溪上林湖一带仍有大量可供烧造的瓷土，于是结论似乎很明确，越窑衰落与原料无关。其实，这中间恰恰掩盖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青瓷原料的存在与原料的有效供给并不是一回事。正是由于青瓷原料在当时条件下出现供给上的严重问题，才造成越窑青瓷生产整体滑坡的必然现象。
应该说，原料、高温、釉是瓷器烧造的三大要素。（1）很显然，其中的原料是瓷器生产的先决条件，没有造瓷原料就无所谓瓷器制造。瓷器对自身形成的原料有着严格的选择，在可供烧瓷的原料中，必须具备特定的物质成分。在瓷器的化学分析中，除了能发现大量的氧化硅之外，还有氧化铝、氧化钙及氧化镁等，特别是瓷器制品中因含有一定的氧化铝成分，才使瓷坯可在窑内超千度的高温焙烧下仍不至于被烧塌，而达到良好的烧结程度。因此在交通落后的古代，瓷器的烧造地必须选择在能提供这类造瓷原料的区域内。浙江境内多高岭土与瓷石，以它们为原料制成的瓷器含氧化铝的比例一般均在10％至20％之间，是天然的优质制瓷原料。而这类优质制瓷矿物质在慈溪上林湖等区域尤为丰富，且藏于地表浅层，大量的还处于裸露状态，极易开采。越地蕴藏着如此得天独厚的制瓷矿料，其成为世人瞩目的青瓷发祥地及在中国瓷业史上有过一番无与伦比的辉煌，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浙江虽是瓷器原料之多，但真正能成为瓷器烧造地的却又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既不能存在烧造的燃料问题，更不可有交通运输的问题，否则在古代就无法建立瓷器的烧造基地。从浙江上虞及慈溪等地发掘的窑址看，烧制青瓷的窑口一般均置于交通便利的水系区域，无论是上虞的曹娥江一带抑或慈溪的上林湖区间，窑地所在，必是河网畅通，便于船只行驶。可见，窑址的选择地是很有局限性的，并不是哪里有瓷土，就可在哪里设置窑口，在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窑场也只能建造在江河的两岸附近。已知上虞近40处东汉期间设置的青瓷窑口几乎均集中在曹娥江中游两侧。这是窑址有赖交通而对瓷土产地有着严格选择的明证。
既然青瓷窑口的设置受到运输是否便利的制约，那末就意味着瓷土开采地的认定也是受到限制的。确切地说，在古代越地只有水系发达、便于交通的瓷土矿区，才有可能建造青瓷烧造的工场。问题的要害也由此而产生；越地瓷土或瓷石的蕴藏范围尽管十分广阔，但可供开采的区域仍然有限，而且还须看到，在可供瓷土开采的区域内，瓷土的品位存在差异性，有优质瓷土，也有一般瓷土与劣质瓷土，其分布状况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可供烧造精美瓷品的优质瓷矿，不仅因其在地层中储藏形态不同而对开采与选用带来程度不一的困难，且这类瓷矿在储存的总量上毕竟有限，不可能进行无限期的采挖，一旦优质瓷矿因历代持久采挖而日渐减少或变得不易挖掘时，则优质瓷生产必然受到冲击，伴随而来的瓷器烧造业的萧条与衰落，也就成了难以避免的现象。
在越窑青瓷的发展史上，还有一个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前期的青瓷烧造相对集中的地区为曹娥江流域，从时间跨度上看，自东汉年间至三国、魏晋时期，约五百年左右。后期的青瓷烧造中心地处慈溪上林湖水域，如从唐代算起至北宋末，亦约五百年左右。其实造成它们最终相似结局的根本原因也应该有一致的地方。由于经过数百年的长久开采，曹娥江流域内运输方便区域的优质瓷矿在逐渐减少，于是那里的青瓷生产日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离其地不远的慈溪上林湖区域的众多窑场。慈溪上林湖一带的越窑工场虽然也因有过优质瓷矿的供应保证而在唐代生产出大批无与伦比的瓷器精品“秘色瓷”，但同样摆脱不了因长久开采、原料日趋匮乏的困境，从而又出现如同曹娥江流域制瓷业一样的衰败景象。在整个“越地”，除了上虞曹娥江流域与慈溪上林湖水域外，再也找不到既存优质制瓷原料又交通方便的可供数百年采掘的瓷土矿区，因而延续近千年的越窑青瓷从此不再拥有昔日的辉煌，最终被类似于越地的新的制瓷中心所替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正因为原料上的问题，才有可能构成对越窑青瓷生产最致命的威胁，导致越地青瓷制造业的全面崩溃，这应当也是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说明：为什么在越窑青瓷衰落时期，也就是说烧瓷的优质原料已存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会有品质尚好的青瓷产品出现，甚至仍可作为瓷器精品而上贡朝廷？（1）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也不复杂，在古代，只要有朝廷的需要并加以干预，其产品往往是不计工本的。上面已经论及这样的事实，即越窑青瓷的逐渐绝迹，并不说明越地已不存在烧造优质瓷器的原料，只是易地采料，耗工耗时巨大而已。若在官方意志的干预下，从远离窑址的地域采挖优质原料，依旧可以生产出与往昔等同的青瓷产品。但这样做毕竟体现着官方的意图，而且数量不大。这也是北宋晚期、南宋初期越窑青瓷因原料问题而使其品质普遍低劣，却还能有少量高档瓷品出现的真实原因。
若从上述观点出发，即站在越窑青瓷原料供给的角度看，至少还有两个曾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变得清晰而明了了。其一，为什么越窑青瓷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低谷期？在现有的越窑青瓷发掘资料中不难看到，在南北朝及隋朝期间，越窑的青瓷产量非常少，这很可能是由于越地制瓷业由上虞曹娥江中流转移到慈溪上林湖一带并形成青瓷中心需要有一个过渡期所至，前后有百余年时间。在古代各方面条件均相当落后的情形下，要完成这样的转移而需要有这样长的时间是可以理解的。而处于过渡时期内的青瓷生产当然会出现严重滑坡，这也是正常现象。其二，为什么越窑青瓷在唐、宋期间才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代表越窑青瓷最高艺术品位的“秘色”瓷之所以出现于唐代晚期，这是由于位于浙东慈溪上林湖区域的越窑青瓷制造中心已经完全形成，这一地区作为古瓷瓷都，其窑口大多采用当时制瓷的先进工艺，且在充分继承历代制瓷技术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从现今的发掘现状看，分布在慈溪上林湖周边的窑口多采用龙窑形式，这类窑更有利于提高窑炉内的温度，加之炉内的窑具也较前有了大的改进，因此可以说，慈溪上林湖的制瓷工艺是在不断地改进、提高的情形下又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于是最终烧制出被誉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青瓷精品。当原有成熟的制瓷技术重新获得工艺上的升华时，在瓷品苑圃中也就会开出更加艳丽夺目的花朵。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
第二节 燃料不足引起烧造困难
如上所述，原料与燃料是产生制瓷业的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到北宋中期之后，就在越窑青瓷的烧造遇上原料问题时，燃料不足也相当突出地成了困扰越地制瓷业正常生产的重要因素。越窑青瓷的生产要依赖于窑炉的焙烧，其燃料的来源也是就地取材的，以松木为主的木柴成了越地各窑口最主要的燃料。应该说无论是越窑青瓷前期的上虞曹娥江流域、抑或慈溪上林湖一带的地区，水分充足，气温良好，到处青山叠翠、树木葱茏。大自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燃料资源，也是越窑青瓷会有千年发展历史的重要保障。但到北宋后期，作为制瓷燃料的树木呈现锐减的势头，给已受到原料干扰的瓷业生产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燃料不足又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越窑青瓷的日益消亡。
在浙东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林木覆盖率是很高的，优良的自然条件曾为发达的制瓷业提供燃料上的有力支持。但是，到了北宋后期与烧造瓷器休戚相关的燃料支持力度日益减弱，也就是说可为生产瓷器精品的龙窑当作燃料的松木及各种耐烧的杂木在这块山水丰足之地的储存量已经不多，在烧瓷的燃料供应上开始出现困难的局面。造成制瓷燃料严重不足情形的原因当然也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主要因素不外乎以下两个：
首先，燃料不足与长时间的采伐有关。越窑青瓷有千年左右的历史，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因烧瓷业的需要，一直不停地在这一带山林上砍伐充当燃料的树木。龙窑的主要燃料是松树，尽管上林湖及其周边地区盛产松木，但也经不起上千年的连续采伐，况且松树的生长期较长，被砍伐后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长成，因此，树木的自然生长已跟不上人为采伐的速度，瓷器烧造所需要的大量当柴火的木材必然会有供不应求的时候，燃料不足引起烧造困难也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燃料不足与其他行业对木材需要量的增大有关。入宋之后浙东地区人口增多，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有云：“夏税两浙最多”，达270余万斤，而在川地称得上鱼米之乡的成都一带，夏税“只七万有零”，相差悬殊。可见粮食增收与农村人口增多有关。而这一历史事实又说明当时民宅、居室的建造量大增，为此又需要耗费大量成材的材料。同时在宋代不仅垦山种田，以增加粮食，还垦山植茶、出现大批的茶园。社会生活的需要与农业、茶业对森木植被的破坏都不同程度地造成对制瓷燃料的供给威胁，加上封建朝廷对山林管理的不善，致使浙东山区竟出现有山无木的荒芜景象。宋人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1）能为制瓷业提供丰富燃料的岁月已成永不复还的昔日历史。
第三节 廷窑政抑制青瓷生产
越窑青瓷的生产在唐五代时已发展到鼎盛阶段，制瓷业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亦使之成为朝廷进行税收渔猎的重要对象。吴越钱氏于五代时对越窑的征税数额已十分巨大，而浙东诸窑首当其冲。（2）广大窑民虽辛勤劳作仍一贫如洗，负债至“家累千金”者极为普遍，北宋政权灭亡吴越之后，即派官员“监越州瓷窑务”，（3）其目的显然不仅为朝廷输贡青瓷精品，还在于为掠取大量的窑业赋税。当时，浙江地区的税银是封建朝廷国库的重要来源。苏轼在《进单谔吴中水利书状》内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来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胜数。”很显然，越地诸窑的征税款也必定作为“其他财赋”而上缴朝廷。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已受原料、燃料困扰的青瓷烧制业犹如雪上加霜，更加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另外，入宋之后，封建统治者以越窑青瓷为贡物的需要大为减少。在吴越钱氏时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常作为指定的贡品供统治者们享用。《宋史》中就有吴越氏钱弘俶于太平三年朝宋时贡进的详细记录，内中有越窑青瓷达5万件之多。（4）吴越政权被灭亡后，类似的进贡有减无增，而且到了北宋中、晚期，由于受北方女真族势力的威胁，战事吃紧，宋统治者也无多少心思花在越窑青瓷的享用上。著名瓷器研究者陈万里先生说：“嗣后忠懿归宋，不复需要此巨量越器之贡进，益以赵宋诸帝力戒奢侈，禁用金饰，恐怕越器就以这种情况而衰落下去。”（5）虽然陈先生将瓷器衰落的主因归结于统治者的政治心态未必妥当，但失去封建朝廷的急切需要，毕竟在青瓷发展的支撑面上少了一根强有力的支柱，也不能不说是青瓷衰落诸因素中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从窑政的角度看，一头丝毫也未减轻对制瓷业的赋税负担，另一头，却改变了统治者原有对于青瓷的青睐，使可能出现过的有利于青瓷烧造的政策、措施等随之消失。于是在诸多压力之下，越窑青瓷终于走上衰落的穷途。
附注
（1）李刚：《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周密：《志雅堂杂钞》
（1）庄绰：《鸡肋编》卷中。
（2）《新五代史》卷67，郑文宝：《江表志》。
（3）周密：《志雅堂杂钞》。
（4）（5）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