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衰微期越瓷的特征
越窑在经过了自唐代晚期至北宋初期长达两个世纪的辉煌之后，停滞和衰退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北宋中期虽然生产规模依然庞大，但是在技术上已是裹足不前，产品质量非但没有得到进一步提高，反而呈下降趋势。至北宋晚期，衰落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第一节 窑址分布
在越窑的中心地区一一上林湖及其周围的古银锭湖、杜湖、白洋湖一带，宋代窑址共有74处，其中绝大多数窑址都包含有北宋初中期的产品，可以想见当时窑场林立，生产规模之大。到了北宋晚期尚在烧造的窑场就大大减少了，至今共发现27处，它们是：上林湖7处，沈家山Y52，焦角湾Y70，吴家溪Y82、Y84、Y86、Y87、Y88；古银锭湖8处，低岭头Y13，寺龙口Y14，张家地Y22、Y23，开刀山Y24、Y25、Y26，大池坟头Y27；里杜湖7处，躲主庙Y3、Y4，栗子山Y9、Y10，大黄山Y12、Y13、Y15；白洋湖石马弄5处，Y2、Y3、Y4、Y5、Y6。这一时期的突出现象是，精品的比例较低，大部分产品都是不用匣钵装烧，而是直接放入窑炉裸烧的粗产品，装饰简单而粗率。上林湖和白洋湖两地的产品面貌相同，都以碗为大宗产品，还有盘、盏、灯盏、壶、韩瓶等，产品种类单一，釉色灰暗。里杜湖产品种类同样比较单一，但产品结构有所不同，这7处窑址中数量最多的并不是碗、盘类，而是喇叭口带圈足的执壶，似乎是生产执壶的专业窑场。古银锭湖的产品面貌则完全不同，除了同样有与上林湖白洋湖相同的传统越窑产品以外，还出现了带有明显的北方风格的碗、盘、炉、瓶等器物，与越窑的传统产品基本无承继关系。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些窑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天青、月白色调的乳浊釉产品，其面貌与汝官窑及郊坛下官窑产品非常相似，这些窑口的烧造时间延续到南宋初，对于研究越窑的最后衰落、停烧具有特殊的意义，兹简略介绍如下：
低岭头窑址编号C彭Y13，位于匡堰邵岙村低岭头北麓。窑址因建邵岙水库二级发电站和岭脚造机耕路历经二次破坏。粗产品明火叠烧，精细产品采用匣钵装烧，品种繁多，纹饰精细美观，装饰手法多样，有的器物釉色青莹如玉。面积约800平方米，堆积层厚2.5米。1990年浙江省考古所曾在此进行试掘。
寺龙口窑址编号C彭Y14，位于匡堰填寺龙村钓杆山。该窑从晚唐五代直至南宋初一直未曾停烧过，遗物几乎遍布整个山头，堆积高隆，草木丛生，难以垦种，所以至今保存完好。产品有碗、盏、盘、盒、灯、罐、壶、钵、瓶、炉、花盆等，釉色以青釉为主，还有青黄、青灰、月白、天青等。器表装饰有刻划花，图案有缠枝花、牡丹花、荷花、兰花、龙纹、双蝶纹、鹦鹉纹等。尚有部分产品胎质较松，釉色青灰，制作粗率，采用明火叠烧。窑址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1998、1999年浙江省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慈溪市文管会联合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精美瓷片5万余件和南宋时窑炉遗迹，并最终确定了南宋地层（1）。
张家地窑址，编号C彭Y22、Y23，位于匡堰镇游源村张家地山东北麓，东南与福昌寺后窑址相接，西邻开刀山窑址，前临彭东公路，因建房、造公路遭到严重破坏。器物有碗、盘、盏、罐、灯、炉、花盆、玉壶春瓶等，部分器型风格与汝官窑接近；釉色青黄、青灰、无青、月白；有薄釉与厚釉之分，厚釉呈乳浊状，半透明，玉质感强；刻划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荷花、兰花等。窑具有匣钵、垫圈、支钉。总面积2500平方米，堆积层厚约2米左右。
开刀山窑址，编号C彭Y24—Y26，位于匡堰镇游源村开刀山北麓，东至张家地、西至大池坟头的一片平缓坡地上，窑址连成一片。彭东公路横穿窑址堆积下部，窑址遭受严重破坏，但堆积棱岗依然高隆，品种丰富，纹饰精致，尤其是匣钵单件罩烧器物，釉色青莹淡雅，有的厚釉开片，与汝官窑器接近。产品有碗、盘、盏、罐、壶、钵、灯、玉壶春瓶、炉、花盆、尊、鸟食罐等，釉色青黄、青绿、天青、月白。刻划花有鹦鹉、莲瓣纹、缠枝花、摩羯纹、荷花、兰花、牡丹、菊花等。窑具有匣钵、垫圈、支钉。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现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
大池坟头窑址，编号C彭Y27，位于匡堰镇游源村大池坟头，东接开刀山窑址，西至竹山岭脚，前临彭东公路，产品种类、纹饰、釉色、制烧方法均与开刀山窑址相同，面积约1500平方米。
上虞的窑寺前窑址也有北宋晚期的产品遗存（1），如侈口垂腹高圈足碗、篦划纹敞口碗、喇叭口鼓腹执壶等，曾出土过一件“绍圣五年二月十一日”铭文的瓷器，说明至1098年该窑尚在生产。
第二节 产品的类型与特征
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越窑的产品存在三种类型：传统越窑青瓷、非传统越窑青瓷和乳浊釉青瓷。传统越窑青瓷在27处窑址中均大量存在，非传统越窑青瓷和乳浊釉青瓷出现于北宋南宋初，仅见于古银锭湖的8处窑口中，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往往是同炉烧成。
上林湖北宋晚期产品主要有碗、罐、小口瓶、执壶、盒、钵、灯盏，大多制作粗糙，釉色灰暗，纹饰以划花缠枝花、菊花、双线纹及印花为主，其他装饰少见，大多采用明火叠烧。
杜湖栗子山北宋晚期产品以壶的数量为最多，以喇叭口圈足为主要特征；其他特征又富有变化，体形有矮胖、有细瘦，径有长短粗细之分；腹部多数刻划4组或6组双线纹，腹部刻划牡丹或菊花纹；其他器型有直口罐、鼓形罐、韩瓶、钵、碗、盘、盏、深腹杯、盒、灯盏、敛口罐、器盖等，大多与上林湖产品类同，但是整个产品结构很有特色。釉色以青灰为主，灰暗无光，一件器物的釉色往往有明显差异，低劣者甚至不施满釉。装饰花纹除牡丹花和菊花纹外，尚有莲瓣纹、双线纹和印花，刻划线条粗糙呆板。大多数器物为明火装烧（2）。
白洋湖石马弄窑址的产品种类更加单一，仅有碗、盘、盏、壶、灯盏数种，碗占绝大多数；生烧过烧、倒塌粘连现象非常多见；釉色发灰、暗而无关；纹饰以莲瓣纹、双线纹、菊花纹、摩羯纹为主，以双线纹最为多见，刻划潦草，摩羯纹已难以辨认。窑址中见有少量匣钵，大部分产品也是明火叠烧的。
同上林湖、杜湖、白洋湖绝少精细产品相比，古银锭湖8处窑址中的精细产品比例大大提高。在其他两类产品出现以前，传统越窑产品种类也仅有碗、盘、盏、碟、盒、钵、灯盏、韩瓶、器盖数类，装饰流行刻划莲瓣纹、菊花纹、双线纹、太阳纹、牡丹纹、荷花纹和篦划纹，虽然精品占有一定比例，但是明火叠烧产品还是占大多数。两宋之际，两类产品的增烧，引入了北方青瓷的一些工艺技法，使越窑的产品类型和装饰手法、装饰题材大大丰富起来，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
非传统越窑青瓷产品有梅瓶、长颈折肩瓶、鹅颈瓶、觚、钟、侈口圜底三足炉、平折沿平底三足炉、镂孔器座、鸟食罐、卧足折腹盘、圈足折腹盘和卧足盏托，均用匣钵装烧，釉面光润，这类产品以寺龙口窑址最为丰富（1）。梅瓶、长颈瓶、鹅颈瓶等器物与汝窑北宋中晚期的同类产品极为相似；三足炉有侈口圜底炉、平折沿平底炉和子口平底炉，底下安上三个兽足或芦管足；器座中空，呈圈状，一般都为六足，足与足之间以镂孔花装饰；钟顶部开小孔，有条形纽，钟体上一般饰几何图案；觚的造型则模仿青铜器；圈足折腹盘形体大而浅坦，卧足折腹盘形体小，近于直口，卧足盏托腹壁斜直，内底中间置一低矮的托台，这些产品都带有明显的北方青瓷的特征，而与传统的越窑青瓷的联系较少。这类产品的装饰以刻划花为主，刻花、划花、篦划、篦点错杂间使，间以镂孔、雕塑等装饰手法。纹饰中植物纹样最为流行，如缠枝花、荷花纹、牡丹纹、莲瓣纹、兰草纹等，兰草纹、荷花纹、牡丹纹的叶子类同，都很细长，荷花纹样中仅有花苞下面的一片像荷叶。往往用宽阔的刻线勾划轮廊，叶子的一侧往往勾勒双线，再在叶片和花瓣中间填以密集的篦划纹，刻划兼施，线条流畅，层次分明，且有粗犷之意，像缠枝花这样传统的越窑细线划花工艺和题材已失去主导地位。莲瓣纹已不再像北宋初中期那样宽大肥厚，而较为细长，莲瓣数也有所增多，装饰于碗、瓶等器物的外壁。几何纹样如回纹、八卦纹、竖线纹等较少见，波涛纹一般与摩羯纹配合使用，卷云纹作为辅助纹饰往往点缀于器物的口沿位置，不单独出现。上述主要纹饰同样也具有浓厚的北方风格，受到耀州窑、定窑、汝窑等北方名窑的诸多影响。
低岭头Y13、寺龙口Y14、开刀山Y24～26、大池坟头Y27各窑的乳浊釉产品面貌略有差异。在低岭头试掘中，乳浊釉产品出土于上层堆积，其种类较多，有碗、盘、碟、罐、灯、洗、炉、瓶、花盆、尊、钟、器座、觚、笔山等，每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造型。仅鸟食罐就有五六种之多，（1）大多体型小巧，所示鸟食罐为敛口，平底，单侧带环。除了日常生活用具外，有许多是陈设瓷，甚或可能是祭祀用的礼器。如瓶，撇口长颈，釉肥厚温润，又如三足炉，圜底，葱管足，制作精细，虽具备实用功能，但更多的还是用于陈设或祭祀。大多胎质细腻，胎壁较薄，最薄者仅1毫米，釉色呈天青、粉青多种，有凝脂感，气泡密集，呈乳浊状，不透明。釉层厚薄不等，少数器物釉比胎厚，也有多次施釉，凭肉眼即可从断面观察到釉层数，已达到极高的工艺水平。釉面有裂纹现象。这些极为精致的产品多采用匣钵装烧，间隔具是支钉和垫饼，北宋以后，越窑器物装烧一般均采用垫圈支烧法，至北宋晚期虽然垫圈略有变化，但这种支烧法依然普遍使用。支钉这种垫烧工具显然是受了北方汝窑芝麻钉的影响，但与汝窑芝麻钉又有区别，汝窑的支钉很尖细，越窑的支钉多数较粗，类似于晋代流行的齿口间隔具。垫饼的出现是为了适合这一时期器物圈足变矮的趋势，烧时圈足落在垫饼上，以泥条作间隔，为避免粘连，往往足端刮釉。
寺龙口窑的乳浊釉产品在1998、1999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种类数量均较少，有碗、洗、瓶、鸟食罐、觚、炉和花盆，（2）制作极为精致，工艺特点与低岭头相同。寺龙口窑址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南宋龙窑遗迹，使我们得以了解到上述两类非传统越窑产品仍然是在龙窑中烧成，且三类产品是同窑烧成。龙窑依山而建，斜长达50米，宽约2米，残高30厘米，现存窑床、窑壁、窑门、火膛、火膛前工作面。窑呈东西向，坡度12°。窑门共11个，相互间隔3米～5米不等，均开在窑炉北侧，宽40厘米左右，窑门外侧有八字形护墙。火膛位于窑炉最下端的头部，其两侧有八字形护墙，墙内侧为窑前工作面。窑床底部铺有一层细沙，残留有成行的垫柱。窑底出土遗物与北侧最晚的废品堆积相同，窑炉的烧造时代应在南宋初期。
根据历年来多次对开刀山一带瓷窑的调查资料，Y26乳烛釉产品相当丰富，与低岭头相似。但产品结构上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Y26的乳浊釉产品可分精粗两类，精者用匣钵装烧，与低岭头、寺龙口所见一样。粗者明火叠烧，以碗、盘、盏为主，器盖次之，在所有产品中占有较大比例，因为都是从地表采集而难以作技术统计。为便于叠装，这类粗产品都足端平切，但因乳浊釉的釉层大大厚于传统的青釉，特别不适合于叠烧，所以满釉的内底往往粘有叠烧留下的一圈粗粗的渣土。外底一般不施釉，少量也见有满釉的，其区别仅在于施釉时瓷坯浸入釉浆的深浅，施釉采用浸釉法，用手抓住圈足，浸入釉浆中，一次完成，这样工效很高。所以无论是外底无釉或满釉，圈足上均留有清晰的手指印。可以看出，为了降低成本，对于这类产品的美观极少考虑，产品质量与外观同精品相比自有天壤之别。
乳浊釉因釉层厚、透明度低而不适于多事雕饰，故这类器物上极少见到刻划花纹饰，或在尊的口部做出一圈木耳边，或在盂外腹饰弦纹和铺兽衔环，或在器盖钮的顶部饰花瓣，均极简洁、朴雅。多种器型与汝窑御用瓷接近，以釉色莹润、素雅宁静为主要风格特征。
上述两种产品于越窑而言在产品造型、制釉工艺、装烧方法和部分装饰手法、题材方面均是前所未有的，与越窑的传统产品有明显的差异，因而被学者称为低岭头类型。
第二章 越瓷衰落的原因
享有盛名的越窑青瓷，自东汉以降就以其色泽诱人、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深受世人青睐。然而，到了北宋中晚期，曾横亘了千年历史的越窑青瓷竟在不长的时间内一蹶不振，且从此不再辉煌。这一颇为奇特的现象引起后世人们的热切关注，尤其是近现代的有关专家不断地在研究个中之原因，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导致越窑青瓷衰微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三个，即原料、燃料及来自朝廷的阻力。如果说，前两者已使越窑青瓷烧造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的话，那末，后者作为政治干扰则更让青瓷生产难以为继，可谓雪上加霜。诸多内在与外在的不可抗拒的重压，终于酿成越窑青瓷的全面衰落。
第一节 原料供给出现严重问题
在探讨越窑青瓷的衰落时，研究者们对于青瓷的原料问题未予多大的注意，道理也是明摆着的，那就是至今在越窑青瓷产地中心、慈溪上林湖一带仍有大量可供烧造的瓷土，于是结论似乎很明确，越窑衰落与原料无关。其实，这中间恰恰掩盖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青瓷原料的存在与原料的有效供给并不是一回事。正是由于青瓷原料在当时条件下出现供给上的严重问题，才造成越窑青瓷生产整体滑坡的必然现象。
应该说，原料、高温、釉是瓷器烧造的三大要素。（1）很显然，其中的原料是瓷器生产的先决条件，没有造瓷原料就无所谓瓷器制造。瓷器对自身形成的原料有着严格的选择，在可供烧瓷的原料中，必须具备特定的物质成分。在瓷器的化学分析中，除了能发现大量的氧化硅之外，还有氧化铝、氧化钙及氧化镁等，特别是瓷器制品中因含有一定的氧化铝成分，才使瓷坯可在窑内超千度的高温焙烧下仍不至于被烧塌，而达到良好的烧结程度。因此在交通落后的古代，瓷器的烧造地必须选择在能提供这类造瓷原料的区域内。浙江境内多高岭土与瓷石，以它们为原料制成的瓷器含氧化铝的比例一般均在10％至20％之间，是天然的优质制瓷原料。而这类优质制瓷矿物质在慈溪上林湖等区域尤为丰富，且藏于地表浅层，大量的还处于裸露状态，极易开采。越地蕴藏着如此得天独厚的制瓷矿料，其成为世人瞩目的青瓷发祥地及在中国瓷业史上有过一番无与伦比的辉煌，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浙江虽是瓷器原料之多，但真正能成为瓷器烧造地的却又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既不能存在烧造的燃料问题，更不可有交通运输的问题，否则在古代就无法建立瓷器的烧造基地。从浙江上虞及慈溪等地发掘的窑址看，烧制青瓷的窑口一般均置于交通便利的水系区域，无论是上虞的曹娥江一带抑或慈溪的上林湖区间，窑地所在，必是河网畅通，便于船只行驶。可见，窑址的选择地是很有局限性的，并不是哪里有瓷土，就可在哪里设置窑口，在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窑场也只能建造在江河的两岸附近。已知上虞近40处东汉期间设置的青瓷窑口几乎均集中在曹娥江中游两侧。这是窑址有赖交通而对瓷土产地有着严格选择的明证。
既然青瓷窑口的设置受到运输是否便利的制约，那末就意味着瓷土开采地的认定也是受到限制的。确切地说，在古代越地只有水系发达、便于交通的瓷土矿区，才有可能建造青瓷烧造的工场。问题的要害也由此而产生；越地瓷土或瓷石的蕴藏范围尽管十分广阔，但可供开采的区域仍然有限，而且还须看到，在可供瓷土开采的区域内，瓷土的品位存在差异性，有优质瓷土，也有一般瓷土与劣质瓷土，其分布状况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可供烧造精美瓷品的优质瓷矿，不仅因其在地层中储藏形态不同而对开采与选用带来程度不一的困难，且这类瓷矿在储存的总量上毕竟有限，不可能进行无限期的采挖，一旦优质瓷矿因历代持久采挖而日渐减少或变得不易挖掘时，则优质瓷生产必然受到冲击，伴随而来的瓷器烧造业的萧条与衰落，也就成了难以避免的现象。
在越窑青瓷的发展史上，还有一个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前期的青瓷烧造相对集中的地区为曹娥江流域，从时间跨度上看，自东汉年间至三国、魏晋时期，约五百年左右。后期的青瓷烧造中心地处慈溪上林湖水域，如从唐代算起至北宋末，亦约五百年左右。其实造成它们最终相似结局的根本原因也应该有一致的地方。由于经过数百年的长久开采，曹娥江流域内运输方便区域的优质瓷矿在逐渐减少，于是那里的青瓷生产日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离其地不远的慈溪上林湖区域的众多窑场。慈溪上林湖一带的越窑工场虽然也因有过优质瓷矿的供应保证而在唐代生产出大批无与伦比的瓷器精品“秘色瓷”，但同样摆脱不了因长久开采、原料日趋匮乏的困境，从而又出现如同曹娥江流域制瓷业一样的衰败景象。在整个“越地”，除了上虞曹娥江流域与慈溪上林湖水域外，再也找不到既存优质制瓷原料又交通方便的可供数百年采掘的瓷土矿区，因而延续近千年的越窑青瓷从此不再拥有昔日的辉煌，最终被类似于越地的新的制瓷中心所替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正因为原料上的问题，才有可能构成对越窑青瓷生产最致命的威胁，导致越地青瓷制造业的全面崩溃，这应当也是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说明：为什么在越窑青瓷衰落时期，也就是说烧瓷的优质原料已存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会有品质尚好的青瓷产品出现，甚至仍可作为瓷器精品而上贡朝廷？（1）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也不复杂，在古代，只要有朝廷的需要并加以干预，其产品往往是不计工本的。上面已经论及这样的事实，即越窑青瓷的逐渐绝迹，并不说明越地已不存在烧造优质瓷器的原料，只是易地采料，耗工耗时巨大而已。若在官方意志的干预下，从远离窑址的地域采挖优质原料，依旧可以生产出与往昔等同的青瓷产品。但这样做毕竟体现着官方的意图，而且数量不大。这也是北宋晚期、南宋初期越窑青瓷因原料问题而使其品质普遍低劣，却还能有少量高档瓷品出现的真实原因。
若从上述观点出发，即站在越窑青瓷原料供给的角度看，至少还有两个曾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变得清晰而明了了。其一，为什么越窑青瓷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低谷期？在现有的越窑青瓷发掘资料中不难看到，在南北朝及隋朝期间，越窑的青瓷产量非常少，这很可能是由于越地制瓷业由上虞曹娥江中流转移到慈溪上林湖一带并形成青瓷中心需要有一个过渡期所至，前后有百余年时间。在古代各方面条件均相当落后的情形下，要完成这样的转移而需要有这样长的时间是可以理解的。而处于过渡时期内的青瓷生产当然会出现严重滑坡，这也是正常现象。其二，为什么越窑青瓷在唐、宋期间才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代表越窑青瓷最高艺术品位的“秘色”瓷之所以出现于唐代晚期，这是由于位于浙东慈溪上林湖区域的越窑青瓷制造中心已经完全形成，这一地区作为古瓷瓷都，其窑口大多采用当时制瓷的先进工艺，且在充分继承历代制瓷技术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从现今的发掘现状看，分布在慈溪上林湖周边的窑口多采用龙窑形式，这类窑更有利于提高窑炉内的温度，加之炉内的窑具也较前有了大的改进，因此可以说，慈溪上林湖的制瓷工艺是在不断地改进、提高的情形下又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于是最终烧制出被誉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青瓷精品。当原有成熟的制瓷技术重新获得工艺上的升华时，在瓷品苑圃中也就会开出更加艳丽夺目的花朵。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
第二节 燃料不足引起烧造困难
如上所述，原料与燃料是产生制瓷业的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到北宋中期之后，就在越窑青瓷的烧造遇上原料问题时，燃料不足也相当突出地成了困扰越地制瓷业正常生产的重要因素。越窑青瓷的生产要依赖于窑炉的焙烧，其燃料的来源也是就地取材的，以松木为主的木柴成了越地各窑口最主要的燃料。应该说无论是越窑青瓷前期的上虞曹娥江流域、抑或慈溪上林湖一带的地区，水分充足，气温良好，到处青山叠翠、树木葱茏。大自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燃料资源，也是越窑青瓷会有千年发展历史的重要保障。但到北宋后期，作为制瓷燃料的树木呈现锐减的势头，给已受到原料干扰的瓷业生产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燃料不足又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越窑青瓷的日益消亡。
在浙东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林木覆盖率是很高的，优良的自然条件曾为发达的制瓷业提供燃料上的有力支持。但是，到了北宋后期与烧造瓷器休戚相关的燃料支持力度日益减弱，也就是说可为生产瓷器精品的龙窑当作燃料的松木及各种耐烧的杂木在这块山水丰足之地的储存量已经不多，在烧瓷的燃料供应上开始出现困难的局面。造成制瓷燃料严重不足情形的原因当然也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主要因素不外乎以下两个：
首先，燃料不足与长时间的采伐有关。越窑青瓷有千年左右的历史，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因烧瓷业的需要，一直不停地在这一带山林上砍伐充当燃料的树木。龙窑的主要燃料是松树，尽管上林湖及其周边地区盛产松木，但也经不起上千年的连续采伐，况且松树的生长期较长，被砍伐后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长成，因此，树木的自然生长已跟不上人为采伐的速度，瓷器烧造所需要的大量当柴火的木材必然会有供不应求的时候，燃料不足引起烧造困难也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燃料不足与其他行业对木材需要量的增大有关。入宋之后浙东地区人口增多，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有云：“夏税两浙最多”，达270余万斤，而在川地称得上鱼米之乡的成都一带，夏税“只七万有零”，相差悬殊。可见粮食增收与农村人口增多有关。而这一历史事实又说明当时民宅、居室的建造量大增，为此又需要耗费大量成材的材料。同时在宋代不仅垦山种田，以增加粮食，还垦山植茶、出现大批的茶园。社会生活的需要与农业、茶业对森木植被的破坏都不同程度地造成对制瓷燃料的供给威胁，加上封建朝廷对山林管理的不善，致使浙东山区竟出现有山无木的荒芜景象。宋人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1）能为制瓷业提供丰富燃料的岁月已成永不复还的昔日历史。
第三节 廷窑政抑制青瓷生产
越窑青瓷的生产在唐五代时已发展到鼎盛阶段，制瓷业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亦使之成为朝廷进行税收渔猎的重要对象。吴越钱氏于五代时对越窑的征税数额已十分巨大，而浙东诸窑首当其冲。（2）广大窑民虽辛勤劳作仍一贫如洗，负债至“家累千金”者极为普遍，北宋政权灭亡吴越之后，即派官员“监越州瓷窑务”，（3）其目的显然不仅为朝廷输贡青瓷精品，还在于为掠取大量的窑业赋税。当时，浙江地区的税银是封建朝廷国库的重要来源。苏轼在《进单谔吴中水利书状》内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来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胜数。”很显然，越地诸窑的征税款也必定作为“其他财赋”而上缴朝廷。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已受原料、燃料困扰的青瓷烧制业犹如雪上加霜，更加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另外，入宋之后，封建统治者以越窑青瓷为贡物的需要大为减少。在吴越钱氏时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常作为指定的贡品供统治者们享用。《宋史》中就有吴越氏钱弘俶于太平三年朝宋时贡进的详细记录，内中有越窑青瓷达5万件之多。（4）吴越政权被灭亡后，类似的进贡有减无增，而且到了北宋中、晚期，由于受北方女真族势力的威胁，战事吃紧，宋统治者也无多少心思花在越窑青瓷的享用上。著名瓷器研究者陈万里先生说：“嗣后忠懿归宋，不复需要此巨量越器之贡进，益以赵宋诸帝力戒奢侈，禁用金饰，恐怕越器就以这种情况而衰落下去。”（5）虽然陈先生将瓷器衰落的主因归结于统治者的政治心态未必妥当，但失去封建朝廷的急切需要，毕竟在青瓷发展的支撑面上少了一根强有力的支柱，也不能不说是青瓷衰落诸因素中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从窑政的角度看，一头丝毫也未减轻对制瓷业的赋税负担，另一头，却改变了统治者原有对于青瓷的青睐，使可能出现过的有利于青瓷烧造的政策、措施等随之消失。于是在诸多压力之下，越窑青瓷终于走上衰落的穷途。
第三章 衰微期越窑青瓷与其他青瓷的关系
北宋后期起，越窑青瓷全面衰落，其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与之同时，位于浙西南山区的龙泉青瓷迅速崛起，并很快取代了越窑青瓷的地位。另外，到了南宋中期，朝廷于都城临安设置官窑，即所谓“郊坛下”窑，也烧造瓷器精品。越窑青瓷与此两者的关系如何，令世人注目。从现有考古挖掘资料看，越窑青瓷与龙泉青瓷间仍存在着某些传承关系，而对“郊坛下”瓷器则不再有多大的影响。
第一节 越窑青瓷与龙泉窑青瓷
从越窑衰落的诸原因中，也能窥察到龙泉窑兴起的主要因素。龙泉地处浙江西南，拥有制烧瓷器的优越条件。这一带大都是山林地区，燃料资源非常丰富，地下又蕴藏着大量优质造瓷原料，同时，境内一条蜿蜒流长的龙泉溪，使之水路交通便利，并与浙江西南重镇丽水相毗邻，东可达浙南商贸大港温州，北能同浙西水陆枢纽金华相连。在越窑青瓷盛兴之时，龙泉地区虽亦有制瓷窑口，但比较越地，毕竟地处偏僻，故不被重视，从出土的几处宋朝前窑址遗存看，其烧造的瓷品不能与越窑青瓷相匹敌。然而至北宋后期，尤其到了南宋之后，随着越窑青瓷的全面衰落，龙泉青瓷获得发展的历史机遇，一跃而上，并很快取代之。以致时人竟将越窑青瓷的精品“秘色瓷”与之混为一谈。如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有云：“（龙泉）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盖加工巧”。庄氏虽将“秘色”桂冠错戴在龙泉青瓷头上，却足见龙泉青瓷的精美程度，其被充作朝廷贡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现实的。
时人把龙泉青瓷与越窑青瓷混为一谈也是可以理解的。若对两者出土的窑址遗存进行比较考察，就能很快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可以说，龙泉青瓷的前期产品全面继承了越窑青瓷的制造风格与品种类型，是越窑青瓷在另一地点上的一种延伸。具体理由有三：
其一，就青瓷窑炉而言，龙泉窑与越窑样式基本一致，前者不仅在结构上与后者类同，而且在烧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窑具，诸如支座的形态、支圈、匣钵的特征等几乎一样，故而烧造出的青瓷产品与越窑青瓷的品质类同。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越窑衰败后，大量越窑工匠流入龙泉窑所致，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在庞大的龙泉窑工队伍中，有了同处浙地的越窑工匠的加盟，自然会将已属先进的越窑青瓷的烧制形式移植并运用于龙泉窑身上，致使龙泉炉窑无论是窑炉结构，还是各种窑具以及烧造技术等方面都具有越窑的固有特征。
其二，就青瓷烧制工艺而言，龙泉窑青瓷也继承了越窑青瓷的主要成形手法。从出土的龙泉青瓷遗存看，其制作精细工整，在厚胎薄釉制品中，器壁显得均匀而青莹，通体内外满釉，具有强烈的玉质感，且多运用瓷质垫圈支烧之法。这些作为越窑青瓷的基本制作工艺，在龙泉青瓷制品中均有充分的体现，能见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当然，对龙泉青瓷工艺发生影响的也有北方汝窑的制瓷工艺，它们与越瓷风格有异，但这类瓷器系列在出品的时间上显然晚于厚胎薄釉瓷器系列。因此认为在龙泉窑青瓷的前期基本上保留了越窑青瓷的工艺手法，这已是被龙泉青瓷出土遗存所证明了的历史事实。
其三，就青瓷的造型与装饰风格而言，也能看到两者的紧密联系。龙泉青瓷中的碗、壶、瓶、罐等品类在造型与样式上多相似于越窑青瓷。陈万里先生的《中国青瓷史略》中曾记叙在外国人的著作中误将早期龙泉窑瓷品当成了越窑之青瓷，这是由于两者在形貌上的相似所造成。同时龙泉青瓷在装饰图案上也常取法于越窑青瓷。在龙泉青瓷上常能见到勾勒纤细的卷草、蕉叶、云纹、鹦鹉等生动别致的纹样，这些大都采用刻划的技法，尤其是各式花纹，如莲花纹、萱草纹、牡丹纹、云水纹等，更常见于越窑青瓷，在装饰风格上与烧窑烧制的作品几乎一致。如果说在这种刻划花的装饰技法上龙泉窑完全师承了越窑的风格，似不过分。
既然制瓷的窑炉与窑具同越窑相差无几，于瓷器烧造的工艺上两者也相类同，而且在款式与纹饰上前后亦存风格一致之处，就不能不认为早期的龙泉青瓷在某种程度上是越窑青瓷的延续与后继。从这个意义上说，越窑青瓷只是在北宋后期的越地衰落，却又在龙泉区域异军突起，并且在南方青瓷烧造技术与北方制瓷工艺巧妙地融合于一起时，传统的青瓷作品重新焕发出炫人的光彩。
第二节 越窑青瓷与南宋官窑
对于南宋官窑的辨析，在陶瓷研究界一直有分歧，一般的看法以为南宋时期可称得上官窑的在浙江有三处：龙泉窑曾有“禁庭制样需索”的历史事实，（1）故被人称之官窑；另一处为杭州郊区的“郊坛下”窑，另外还有一处为史籍中所记载的“修内司”窑，或曰“内窑”。后两者之名，见诸宋人叶寘《垣斋笔衡》等，其有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苑，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类似记载还见于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之内。迄今为止，由于挖掘出有关龙泉窑与郊坛下窑的大量瓷器遗存，因此将龙泉窑与郊坛下窑确定为南宋时期的浙江官窑是不存问题的，但却因缺乏有说服力的考古挖掘资料，对修内司窑的存在与否，至今尚存疑问。现在有更多的学者提出所谓修内司窑“内窑”是不曾有过的，主要理由是：修内司是朝廷的一个行政性机构，绝无窑场设于其内的可能。（2）90年代中期，有人将杭州凤凰山山坳处发掘的窑址视为“修内司官窑”，其观点也遭到有力的否定，因为在那里出土的瓷器遗存在品质上多不如郊坛下窑，且在一些窑具上有元代的印记，又在瓷器的色泽上“显露了元代南方瓷器的时代风貌”。（3）当然，在有关“修内司窑”尚缺乏考古资料证明的情形下，就绝对地否定史籍上明确记载，亦未必妥当，但在没有证据的条件下要去论及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更无从说起。
另两处中的龙泉窑青瓷在上节文字中论述了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并得出的结论：龙泉窑青瓷的薄釉作品多承袭了越窑青瓷的神韵与风格，故两者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而另一处郊坛下官窑的瓷器作品却无论在烧制方式上，抑或于瓷器的艺术风格上都与越窑青瓷的区别十分明显，两者看来并无多大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乌龟山发掘出一座郊坛下官窑址，从而确认了郊坛下官窑的存在。后于80年代末，对乌龟山的粘土带进行了化学成分的鉴定，得出“杭州乌龟山麓具备生产南宋郊坛下官窑青瓷所需要的全部原材料”，（1）由此而知，郊坛下官窑也是座依靠就地取材的瓷器烧造场。
郊坛下窑的青瓷产品在种类与特征上十分类似于龙泉窑中的厚釉产品，而已被公认了的历史事实是：龙泉窑的薄釉制品属越窑青瓷的工艺范围，其厚釉制品，诸如著名的“粉青”“梅子青”等上乘精瓷则主要受北方官窑的影响，特别是汝窑的烧制技术起了作用。因此，从郊坛下窑址发掘的制品遗存看，这座南宋官窑更多的是接受北方汝窑烧制工艺的影响，而未采用越窑青瓷的制作工艺。应该说在瓷器的烧造工艺上，支烧法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均被普遍采用过，北宋时，南方越窑青瓷多用支圈支烧，北方官窑多用支钉支烧，而到了南宋，北方的垫饼垫烧法则在南方官窑龙泉窑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所谓龙泉窑的经典作品“粉青”“梅子青”，就是以此法烧造得以成功。相反，传统的支烧法被摒弃，用之者已很少。在郊坛下窑的发掘遗址中，尽管能发见少量的支烧瓷器，但主要产品采用的是垫烧工艺，这也证明，郊坛下窑的烧造方法更多的是接受并发展了北方的制瓷工艺，而受传统的越窑青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还有一个明证是，北方汝窑的石灰——碱釉烧制工艺不仅在龙泉窑中获得成功的运用，而且在郊坛下官窑中被运用得更为出色，使粉青瓷堪称古瓷的极品。难怪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将“越乃艾色”的青瓷与“龙溪出者色粉青”的龙泉瓷同郊坛下官窑瓷相提并论，还以为“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赞誉郊坛下窑的瓷品拥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郊坛下官窑生产的青瓷作品已非传统的“艾色”青瓷，而是在制作工艺上源于汝窑，并受北方诸名窑工艺风格的影响。
但是，在审视越窑与南宋官窑的关系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官窑所生产的乳浊釉青瓷尽管在技术上受到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然而其焙烧过程均在以柴火为燃料的龙窑内完成，这与北方乳浊釉产品多在烧煤的馒头窑内烧成不一样。也就是说，从汝窑御用瓷、北宋官窑到南宋官窑，实现了乳浊釉产品从馒头窑向龙窑，即以柴替代煤的烧造技术的过渡，在这一重要的技术过渡中，越窑青瓷的烧造是两者间的极为重要的跳板，越窑烧造技术在其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容忽视。
越窑在经过了自唐代晚期至北宋初期长达两个世纪的辉煌之后，停滞和衰退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北宋中期虽然生产规模依然庞大，但是在技术上已是裹足不前，产品质量非但没有得到进一步提高，反而呈下降趋势。至北宋晚期，衰落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第一节 窑址分布
在越窑的中心地区一一上林湖及其周围的古银锭湖、杜湖、白洋湖一带，宋代窑址共有74处，其中绝大多数窑址都包含有北宋初中期的产品，可以想见当时窑场林立，生产规模之大。到了北宋晚期尚在烧造的窑场就大大减少了，至今共发现27处，它们是：上林湖7处，沈家山Y52，焦角湾Y70，吴家溪Y82、Y84、Y86、Y87、Y88；古银锭湖8处，低岭头Y13，寺龙口Y14，张家地Y22、Y23，开刀山Y24、Y25、Y26，大池坟头Y27；里杜湖7处，躲主庙Y3、Y4，栗子山Y9、Y10，大黄山Y12、Y13、Y15；白洋湖石马弄5处，Y2、Y3、Y4、Y5、Y6。这一时期的突出现象是，精品的比例较低，大部分产品都是不用匣钵装烧，而是直接放入窑炉裸烧的粗产品，装饰简单而粗率。上林湖和白洋湖两地的产品面貌相同，都以碗为大宗产品，还有盘、盏、灯盏、壶、韩瓶等，产品种类单一，釉色灰暗。里杜湖产品种类同样比较单一，但产品结构有所不同，这7处窑址中数量最多的并不是碗、盘类，而是喇叭口带圈足的执壶，似乎是生产执壶的专业窑场。古银锭湖的产品面貌则完全不同，除了同样有与上林湖白洋湖相同的传统越窑产品以外，还出现了带有明显的北方风格的碗、盘、炉、瓶等器物，与越窑的传统产品基本无承继关系。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些窑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天青、月白色调的乳浊釉产品，其面貌与汝官窑及郊坛下官窑产品非常相似，这些窑口的烧造时间延续到南宋初，对于研究越窑的最后衰落、停烧具有特殊的意义，兹简略介绍如下：
低岭头窑址编号C彭Y13，位于匡堰邵岙村低岭头北麓。窑址因建邵岙水库二级发电站和岭脚造机耕路历经二次破坏。粗产品明火叠烧，精细产品采用匣钵装烧，品种繁多，纹饰精细美观，装饰手法多样，有的器物釉色青莹如玉。面积约800平方米，堆积层厚2.5米。1990年浙江省考古所曾在此进行试掘。
寺龙口窑址编号C彭Y14，位于匡堰填寺龙村钓杆山。该窑从晚唐五代直至南宋初一直未曾停烧过，遗物几乎遍布整个山头，堆积高隆，草木丛生，难以垦种，所以至今保存完好。产品有碗、盏、盘、盒、灯、罐、壶、钵、瓶、炉、花盆等，釉色以青釉为主，还有青黄、青灰、月白、天青等。器表装饰有刻划花，图案有缠枝花、牡丹花、荷花、兰花、龙纹、双蝶纹、鹦鹉纹等。尚有部分产品胎质较松，釉色青灰，制作粗率，采用明火叠烧。窑址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1998、1999年浙江省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慈溪市文管会联合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精美瓷片5万余件和南宋时窑炉遗迹，并最终确定了南宋地层（1）。
张家地窑址，编号C彭Y22、Y23，位于匡堰镇游源村张家地山东北麓，东南与福昌寺后窑址相接，西邻开刀山窑址，前临彭东公路，因建房、造公路遭到严重破坏。器物有碗、盘、盏、罐、灯、炉、花盆、玉壶春瓶等，部分器型风格与汝官窑接近；釉色青黄、青灰、无青、月白；有薄釉与厚釉之分，厚釉呈乳浊状，半透明，玉质感强；刻划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荷花、兰花等。窑具有匣钵、垫圈、支钉。总面积2500平方米，堆积层厚约2米左右。
开刀山窑址，编号C彭Y24—Y26，位于匡堰镇游源村开刀山北麓，东至张家地、西至大池坟头的一片平缓坡地上，窑址连成一片。彭东公路横穿窑址堆积下部，窑址遭受严重破坏，但堆积棱岗依然高隆，品种丰富，纹饰精致，尤其是匣钵单件罩烧器物，釉色青莹淡雅，有的厚釉开片，与汝官窑器接近。产品有碗、盘、盏、罐、壶、钵、灯、玉壶春瓶、炉、花盆、尊、鸟食罐等，釉色青黄、青绿、天青、月白。刻划花有鹦鹉、莲瓣纹、缠枝花、摩羯纹、荷花、兰花、牡丹、菊花等。窑具有匣钵、垫圈、支钉。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现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
大池坟头窑址，编号C彭Y27，位于匡堰镇游源村大池坟头，东接开刀山窑址，西至竹山岭脚，前临彭东公路，产品种类、纹饰、釉色、制烧方法均与开刀山窑址相同，面积约1500平方米。
上虞的窑寺前窑址也有北宋晚期的产品遗存（1），如侈口垂腹高圈足碗、篦划纹敞口碗、喇叭口鼓腹执壶等，曾出土过一件“绍圣五年二月十一日”铭文的瓷器，说明至1098年该窑尚在生产。
第二节 产品的类型与特征
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越窑的产品存在三种类型：传统越窑青瓷、非传统越窑青瓷和乳浊釉青瓷。传统越窑青瓷在27处窑址中均大量存在，非传统越窑青瓷和乳浊釉青瓷出现于北宋南宋初，仅见于古银锭湖的8处窑口中，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往往是同炉烧成。
上林湖北宋晚期产品主要有碗、罐、小口瓶、执壶、盒、钵、灯盏，大多制作粗糙，釉色灰暗，纹饰以划花缠枝花、菊花、双线纹及印花为主，其他装饰少见，大多采用明火叠烧。
杜湖栗子山北宋晚期产品以壶的数量为最多，以喇叭口圈足为主要特征；其他特征又富有变化，体形有矮胖、有细瘦，径有长短粗细之分；腹部多数刻划4组或6组双线纹，腹部刻划牡丹或菊花纹；其他器型有直口罐、鼓形罐、韩瓶、钵、碗、盘、盏、深腹杯、盒、灯盏、敛口罐、器盖等，大多与上林湖产品类同，但是整个产品结构很有特色。釉色以青灰为主，灰暗无光，一件器物的釉色往往有明显差异，低劣者甚至不施满釉。装饰花纹除牡丹花和菊花纹外，尚有莲瓣纹、双线纹和印花，刻划线条粗糙呆板。大多数器物为明火装烧（2）。
白洋湖石马弄窑址的产品种类更加单一，仅有碗、盘、盏、壶、灯盏数种，碗占绝大多数；生烧过烧、倒塌粘连现象非常多见；釉色发灰、暗而无关；纹饰以莲瓣纹、双线纹、菊花纹、摩羯纹为主，以双线纹最为多见，刻划潦草，摩羯纹已难以辨认。窑址中见有少量匣钵，大部分产品也是明火叠烧的。
同上林湖、杜湖、白洋湖绝少精细产品相比，古银锭湖8处窑址中的精细产品比例大大提高。在其他两类产品出现以前，传统越窑产品种类也仅有碗、盘、盏、碟、盒、钵、灯盏、韩瓶、器盖数类，装饰流行刻划莲瓣纹、菊花纹、双线纹、太阳纹、牡丹纹、荷花纹和篦划纹，虽然精品占有一定比例，但是明火叠烧产品还是占大多数。两宋之际，两类产品的增烧，引入了北方青瓷的一些工艺技法，使越窑的产品类型和装饰手法、装饰题材大大丰富起来，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
非传统越窑青瓷产品有梅瓶、长颈折肩瓶、鹅颈瓶、觚、钟、侈口圜底三足炉、平折沿平底三足炉、镂孔器座、鸟食罐、卧足折腹盘、圈足折腹盘和卧足盏托，均用匣钵装烧，釉面光润，这类产品以寺龙口窑址最为丰富（1）。梅瓶、长颈瓶、鹅颈瓶等器物与汝窑北宋中晚期的同类产品极为相似；三足炉有侈口圜底炉、平折沿平底炉和子口平底炉，底下安上三个兽足或芦管足；器座中空，呈圈状，一般都为六足，足与足之间以镂孔花装饰；钟顶部开小孔，有条形纽，钟体上一般饰几何图案；觚的造型则模仿青铜器；圈足折腹盘形体大而浅坦，卧足折腹盘形体小，近于直口，卧足盏托腹壁斜直，内底中间置一低矮的托台，这些产品都带有明显的北方青瓷的特征，而与传统的越窑青瓷的联系较少。这类产品的装饰以刻划花为主，刻花、划花、篦划、篦点错杂间使，间以镂孔、雕塑等装饰手法。纹饰中植物纹样最为流行，如缠枝花、荷花纹、牡丹纹、莲瓣纹、兰草纹等，兰草纹、荷花纹、牡丹纹的叶子类同，都很细长，荷花纹样中仅有花苞下面的一片像荷叶。往往用宽阔的刻线勾划轮廊，叶子的一侧往往勾勒双线，再在叶片和花瓣中间填以密集的篦划纹，刻划兼施，线条流畅，层次分明，且有粗犷之意，像缠枝花这样传统的越窑细线划花工艺和题材已失去主导地位。莲瓣纹已不再像北宋初中期那样宽大肥厚，而较为细长，莲瓣数也有所增多，装饰于碗、瓶等器物的外壁。几何纹样如回纹、八卦纹、竖线纹等较少见，波涛纹一般与摩羯纹配合使用，卷云纹作为辅助纹饰往往点缀于器物的口沿位置，不单独出现。上述主要纹饰同样也具有浓厚的北方风格，受到耀州窑、定窑、汝窑等北方名窑的诸多影响。
低岭头Y13、寺龙口Y14、开刀山Y24～26、大池坟头Y27各窑的乳浊釉产品面貌略有差异。在低岭头试掘中，乳浊釉产品出土于上层堆积，其种类较多，有碗、盘、碟、罐、灯、洗、炉、瓶、花盆、尊、钟、器座、觚、笔山等，每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造型。仅鸟食罐就有五六种之多，（1）大多体型小巧，所示鸟食罐为敛口，平底，单侧带环。除了日常生活用具外，有许多是陈设瓷，甚或可能是祭祀用的礼器。如瓶，撇口长颈，釉肥厚温润，又如三足炉，圜底，葱管足，制作精细，虽具备实用功能，但更多的还是用于陈设或祭祀。大多胎质细腻，胎壁较薄，最薄者仅1毫米，釉色呈天青、粉青多种，有凝脂感，气泡密集，呈乳浊状，不透明。釉层厚薄不等，少数器物釉比胎厚，也有多次施釉，凭肉眼即可从断面观察到釉层数，已达到极高的工艺水平。釉面有裂纹现象。这些极为精致的产品多采用匣钵装烧，间隔具是支钉和垫饼，北宋以后，越窑器物装烧一般均采用垫圈支烧法，至北宋晚期虽然垫圈略有变化，但这种支烧法依然普遍使用。支钉这种垫烧工具显然是受了北方汝窑芝麻钉的影响，但与汝窑芝麻钉又有区别，汝窑的支钉很尖细，越窑的支钉多数较粗，类似于晋代流行的齿口间隔具。垫饼的出现是为了适合这一时期器物圈足变矮的趋势，烧时圈足落在垫饼上，以泥条作间隔，为避免粘连，往往足端刮釉。
寺龙口窑的乳浊釉产品在1998、1999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种类数量均较少，有碗、洗、瓶、鸟食罐、觚、炉和花盆，（2）制作极为精致，工艺特点与低岭头相同。寺龙口窑址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南宋龙窑遗迹，使我们得以了解到上述两类非传统越窑产品仍然是在龙窑中烧成，且三类产品是同窑烧成。龙窑依山而建，斜长达50米，宽约2米，残高30厘米，现存窑床、窑壁、窑门、火膛、火膛前工作面。窑呈东西向，坡度12°。窑门共11个，相互间隔3米～5米不等，均开在窑炉北侧，宽40厘米左右，窑门外侧有八字形护墙。火膛位于窑炉最下端的头部，其两侧有八字形护墙，墙内侧为窑前工作面。窑床底部铺有一层细沙，残留有成行的垫柱。窑底出土遗物与北侧最晚的废品堆积相同，窑炉的烧造时代应在南宋初期。
根据历年来多次对开刀山一带瓷窑的调查资料，Y26乳烛釉产品相当丰富，与低岭头相似。但产品结构上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Y26的乳浊釉产品可分精粗两类，精者用匣钵装烧，与低岭头、寺龙口所见一样。粗者明火叠烧，以碗、盘、盏为主，器盖次之，在所有产品中占有较大比例，因为都是从地表采集而难以作技术统计。为便于叠装，这类粗产品都足端平切，但因乳浊釉的釉层大大厚于传统的青釉，特别不适合于叠烧，所以满釉的内底往往粘有叠烧留下的一圈粗粗的渣土。外底一般不施釉，少量也见有满釉的，其区别仅在于施釉时瓷坯浸入釉浆的深浅，施釉采用浸釉法，用手抓住圈足，浸入釉浆中，一次完成，这样工效很高。所以无论是外底无釉或满釉，圈足上均留有清晰的手指印。可以看出，为了降低成本，对于这类产品的美观极少考虑，产品质量与外观同精品相比自有天壤之别。
乳浊釉因釉层厚、透明度低而不适于多事雕饰，故这类器物上极少见到刻划花纹饰，或在尊的口部做出一圈木耳边，或在盂外腹饰弦纹和铺兽衔环，或在器盖钮的顶部饰花瓣，均极简洁、朴雅。多种器型与汝窑御用瓷接近，以釉色莹润、素雅宁静为主要风格特征。
上述两种产品于越窑而言在产品造型、制釉工艺、装烧方法和部分装饰手法、题材方面均是前所未有的，与越窑的传统产品有明显的差异，因而被学者称为低岭头类型。
第二章 越瓷衰落的原因
享有盛名的越窑青瓷，自东汉以降就以其色泽诱人、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深受世人青睐。然而，到了北宋中晚期，曾横亘了千年历史的越窑青瓷竟在不长的时间内一蹶不振，且从此不再辉煌。这一颇为奇特的现象引起后世人们的热切关注，尤其是近现代的有关专家不断地在研究个中之原因，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导致越窑青瓷衰微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三个，即原料、燃料及来自朝廷的阻力。如果说，前两者已使越窑青瓷烧造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的话，那末，后者作为政治干扰则更让青瓷生产难以为继，可谓雪上加霜。诸多内在与外在的不可抗拒的重压，终于酿成越窑青瓷的全面衰落。
第一节 原料供给出现严重问题
在探讨越窑青瓷的衰落时，研究者们对于青瓷的原料问题未予多大的注意，道理也是明摆着的，那就是至今在越窑青瓷产地中心、慈溪上林湖一带仍有大量可供烧造的瓷土，于是结论似乎很明确，越窑衰落与原料无关。其实，这中间恰恰掩盖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青瓷原料的存在与原料的有效供给并不是一回事。正是由于青瓷原料在当时条件下出现供给上的严重问题，才造成越窑青瓷生产整体滑坡的必然现象。
应该说，原料、高温、釉是瓷器烧造的三大要素。（1）很显然，其中的原料是瓷器生产的先决条件，没有造瓷原料就无所谓瓷器制造。瓷器对自身形成的原料有着严格的选择，在可供烧瓷的原料中，必须具备特定的物质成分。在瓷器的化学分析中，除了能发现大量的氧化硅之外，还有氧化铝、氧化钙及氧化镁等，特别是瓷器制品中因含有一定的氧化铝成分，才使瓷坯可在窑内超千度的高温焙烧下仍不至于被烧塌，而达到良好的烧结程度。因此在交通落后的古代，瓷器的烧造地必须选择在能提供这类造瓷原料的区域内。浙江境内多高岭土与瓷石，以它们为原料制成的瓷器含氧化铝的比例一般均在10％至20％之间，是天然的优质制瓷原料。而这类优质制瓷矿物质在慈溪上林湖等区域尤为丰富，且藏于地表浅层，大量的还处于裸露状态，极易开采。越地蕴藏着如此得天独厚的制瓷矿料，其成为世人瞩目的青瓷发祥地及在中国瓷业史上有过一番无与伦比的辉煌，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浙江虽是瓷器原料之多，但真正能成为瓷器烧造地的却又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既不能存在烧造的燃料问题，更不可有交通运输的问题，否则在古代就无法建立瓷器的烧造基地。从浙江上虞及慈溪等地发掘的窑址看，烧制青瓷的窑口一般均置于交通便利的水系区域，无论是上虞的曹娥江一带抑或慈溪的上林湖区间，窑地所在，必是河网畅通，便于船只行驶。可见，窑址的选择地是很有局限性的，并不是哪里有瓷土，就可在哪里设置窑口，在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窑场也只能建造在江河的两岸附近。已知上虞近40处东汉期间设置的青瓷窑口几乎均集中在曹娥江中游两侧。这是窑址有赖交通而对瓷土产地有着严格选择的明证。
既然青瓷窑口的设置受到运输是否便利的制约，那末就意味着瓷土开采地的认定也是受到限制的。确切地说，在古代越地只有水系发达、便于交通的瓷土矿区，才有可能建造青瓷烧造的工场。问题的要害也由此而产生；越地瓷土或瓷石的蕴藏范围尽管十分广阔，但可供开采的区域仍然有限，而且还须看到，在可供瓷土开采的区域内，瓷土的品位存在差异性，有优质瓷土，也有一般瓷土与劣质瓷土，其分布状况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可供烧造精美瓷品的优质瓷矿，不仅因其在地层中储藏形态不同而对开采与选用带来程度不一的困难，且这类瓷矿在储存的总量上毕竟有限，不可能进行无限期的采挖，一旦优质瓷矿因历代持久采挖而日渐减少或变得不易挖掘时，则优质瓷生产必然受到冲击，伴随而来的瓷器烧造业的萧条与衰落，也就成了难以避免的现象。
在越窑青瓷的发展史上，还有一个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前期的青瓷烧造相对集中的地区为曹娥江流域，从时间跨度上看，自东汉年间至三国、魏晋时期，约五百年左右。后期的青瓷烧造中心地处慈溪上林湖水域，如从唐代算起至北宋末，亦约五百年左右。其实造成它们最终相似结局的根本原因也应该有一致的地方。由于经过数百年的长久开采，曹娥江流域内运输方便区域的优质瓷矿在逐渐减少，于是那里的青瓷生产日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离其地不远的慈溪上林湖区域的众多窑场。慈溪上林湖一带的越窑工场虽然也因有过优质瓷矿的供应保证而在唐代生产出大批无与伦比的瓷器精品“秘色瓷”，但同样摆脱不了因长久开采、原料日趋匮乏的困境，从而又出现如同曹娥江流域制瓷业一样的衰败景象。在整个“越地”，除了上虞曹娥江流域与慈溪上林湖水域外，再也找不到既存优质制瓷原料又交通方便的可供数百年采掘的瓷土矿区，因而延续近千年的越窑青瓷从此不再拥有昔日的辉煌，最终被类似于越地的新的制瓷中心所替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正因为原料上的问题，才有可能构成对越窑青瓷生产最致命的威胁，导致越地青瓷制造业的全面崩溃，这应当也是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说明：为什么在越窑青瓷衰落时期，也就是说烧瓷的优质原料已存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会有品质尚好的青瓷产品出现，甚至仍可作为瓷器精品而上贡朝廷？（1）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也不复杂，在古代，只要有朝廷的需要并加以干预，其产品往往是不计工本的。上面已经论及这样的事实，即越窑青瓷的逐渐绝迹，并不说明越地已不存在烧造优质瓷器的原料，只是易地采料，耗工耗时巨大而已。若在官方意志的干预下，从远离窑址的地域采挖优质原料，依旧可以生产出与往昔等同的青瓷产品。但这样做毕竟体现着官方的意图，而且数量不大。这也是北宋晚期、南宋初期越窑青瓷因原料问题而使其品质普遍低劣，却还能有少量高档瓷品出现的真实原因。
若从上述观点出发，即站在越窑青瓷原料供给的角度看，至少还有两个曾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变得清晰而明了了。其一，为什么越窑青瓷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低谷期？在现有的越窑青瓷发掘资料中不难看到，在南北朝及隋朝期间，越窑的青瓷产量非常少，这很可能是由于越地制瓷业由上虞曹娥江中流转移到慈溪上林湖一带并形成青瓷中心需要有一个过渡期所至，前后有百余年时间。在古代各方面条件均相当落后的情形下，要完成这样的转移而需要有这样长的时间是可以理解的。而处于过渡时期内的青瓷生产当然会出现严重滑坡，这也是正常现象。其二，为什么越窑青瓷在唐、宋期间才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代表越窑青瓷最高艺术品位的“秘色”瓷之所以出现于唐代晚期，这是由于位于浙东慈溪上林湖区域的越窑青瓷制造中心已经完全形成，这一地区作为古瓷瓷都，其窑口大多采用当时制瓷的先进工艺，且在充分继承历代制瓷技术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从现今的发掘现状看，分布在慈溪上林湖周边的窑口多采用龙窑形式，这类窑更有利于提高窑炉内的温度，加之炉内的窑具也较前有了大的改进，因此可以说，慈溪上林湖的制瓷工艺是在不断地改进、提高的情形下又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于是最终烧制出被誉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青瓷精品。当原有成熟的制瓷技术重新获得工艺上的升华时，在瓷品苑圃中也就会开出更加艳丽夺目的花朵。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
第二节 燃料不足引起烧造困难
如上所述，原料与燃料是产生制瓷业的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到北宋中期之后，就在越窑青瓷的烧造遇上原料问题时，燃料不足也相当突出地成了困扰越地制瓷业正常生产的重要因素。越窑青瓷的生产要依赖于窑炉的焙烧，其燃料的来源也是就地取材的，以松木为主的木柴成了越地各窑口最主要的燃料。应该说无论是越窑青瓷前期的上虞曹娥江流域、抑或慈溪上林湖一带的地区，水分充足，气温良好，到处青山叠翠、树木葱茏。大自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燃料资源，也是越窑青瓷会有千年发展历史的重要保障。但到北宋后期，作为制瓷燃料的树木呈现锐减的势头，给已受到原料干扰的瓷业生产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燃料不足又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越窑青瓷的日益消亡。
在浙东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林木覆盖率是很高的，优良的自然条件曾为发达的制瓷业提供燃料上的有力支持。但是，到了北宋后期与烧造瓷器休戚相关的燃料支持力度日益减弱，也就是说可为生产瓷器精品的龙窑当作燃料的松木及各种耐烧的杂木在这块山水丰足之地的储存量已经不多，在烧瓷的燃料供应上开始出现困难的局面。造成制瓷燃料严重不足情形的原因当然也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主要因素不外乎以下两个：
首先，燃料不足与长时间的采伐有关。越窑青瓷有千年左右的历史，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因烧瓷业的需要，一直不停地在这一带山林上砍伐充当燃料的树木。龙窑的主要燃料是松树，尽管上林湖及其周边地区盛产松木，但也经不起上千年的连续采伐，况且松树的生长期较长，被砍伐后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长成，因此，树木的自然生长已跟不上人为采伐的速度，瓷器烧造所需要的大量当柴火的木材必然会有供不应求的时候，燃料不足引起烧造困难也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燃料不足与其他行业对木材需要量的增大有关。入宋之后浙东地区人口增多，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有云：“夏税两浙最多”，达270余万斤，而在川地称得上鱼米之乡的成都一带，夏税“只七万有零”，相差悬殊。可见粮食增收与农村人口增多有关。而这一历史事实又说明当时民宅、居室的建造量大增，为此又需要耗费大量成材的材料。同时在宋代不仅垦山种田，以增加粮食，还垦山植茶、出现大批的茶园。社会生活的需要与农业、茶业对森木植被的破坏都不同程度地造成对制瓷燃料的供给威胁，加上封建朝廷对山林管理的不善，致使浙东山区竟出现有山无木的荒芜景象。宋人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1）能为制瓷业提供丰富燃料的岁月已成永不复还的昔日历史。
第三节 廷窑政抑制青瓷生产
越窑青瓷的生产在唐五代时已发展到鼎盛阶段，制瓷业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亦使之成为朝廷进行税收渔猎的重要对象。吴越钱氏于五代时对越窑的征税数额已十分巨大，而浙东诸窑首当其冲。（2）广大窑民虽辛勤劳作仍一贫如洗，负债至“家累千金”者极为普遍，北宋政权灭亡吴越之后，即派官员“监越州瓷窑务”，（3）其目的显然不仅为朝廷输贡青瓷精品，还在于为掠取大量的窑业赋税。当时，浙江地区的税银是封建朝廷国库的重要来源。苏轼在《进单谔吴中水利书状》内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来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胜数。”很显然，越地诸窑的征税款也必定作为“其他财赋”而上缴朝廷。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已受原料、燃料困扰的青瓷烧制业犹如雪上加霜，更加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另外，入宋之后，封建统治者以越窑青瓷为贡物的需要大为减少。在吴越钱氏时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常作为指定的贡品供统治者们享用。《宋史》中就有吴越氏钱弘俶于太平三年朝宋时贡进的详细记录，内中有越窑青瓷达5万件之多。（4）吴越政权被灭亡后，类似的进贡有减无增，而且到了北宋中、晚期，由于受北方女真族势力的威胁，战事吃紧，宋统治者也无多少心思花在越窑青瓷的享用上。著名瓷器研究者陈万里先生说：“嗣后忠懿归宋，不复需要此巨量越器之贡进，益以赵宋诸帝力戒奢侈，禁用金饰，恐怕越器就以这种情况而衰落下去。”（5）虽然陈先生将瓷器衰落的主因归结于统治者的政治心态未必妥当，但失去封建朝廷的急切需要，毕竟在青瓷发展的支撑面上少了一根强有力的支柱，也不能不说是青瓷衰落诸因素中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从窑政的角度看，一头丝毫也未减轻对制瓷业的赋税负担，另一头，却改变了统治者原有对于青瓷的青睐，使可能出现过的有利于青瓷烧造的政策、措施等随之消失。于是在诸多压力之下，越窑青瓷终于走上衰落的穷途。
第三章 衰微期越窑青瓷与其他青瓷的关系
北宋后期起，越窑青瓷全面衰落，其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与之同时，位于浙西南山区的龙泉青瓷迅速崛起，并很快取代了越窑青瓷的地位。另外，到了南宋中期，朝廷于都城临安设置官窑，即所谓“郊坛下”窑，也烧造瓷器精品。越窑青瓷与此两者的关系如何，令世人注目。从现有考古挖掘资料看，越窑青瓷与龙泉青瓷间仍存在着某些传承关系，而对“郊坛下”瓷器则不再有多大的影响。
第一节 越窑青瓷与龙泉窑青瓷
从越窑衰落的诸原因中，也能窥察到龙泉窑兴起的主要因素。龙泉地处浙江西南，拥有制烧瓷器的优越条件。这一带大都是山林地区，燃料资源非常丰富，地下又蕴藏着大量优质造瓷原料，同时，境内一条蜿蜒流长的龙泉溪，使之水路交通便利，并与浙江西南重镇丽水相毗邻，东可达浙南商贸大港温州，北能同浙西水陆枢纽金华相连。在越窑青瓷盛兴之时，龙泉地区虽亦有制瓷窑口，但比较越地，毕竟地处偏僻，故不被重视，从出土的几处宋朝前窑址遗存看，其烧造的瓷品不能与越窑青瓷相匹敌。然而至北宋后期，尤其到了南宋之后，随着越窑青瓷的全面衰落，龙泉青瓷获得发展的历史机遇，一跃而上，并很快取代之。以致时人竟将越窑青瓷的精品“秘色瓷”与之混为一谈。如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有云：“（龙泉）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盖加工巧”。庄氏虽将“秘色”桂冠错戴在龙泉青瓷头上，却足见龙泉青瓷的精美程度，其被充作朝廷贡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现实的。
时人把龙泉青瓷与越窑青瓷混为一谈也是可以理解的。若对两者出土的窑址遗存进行比较考察，就能很快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可以说，龙泉青瓷的前期产品全面继承了越窑青瓷的制造风格与品种类型，是越窑青瓷在另一地点上的一种延伸。具体理由有三：
其一，就青瓷窑炉而言，龙泉窑与越窑样式基本一致，前者不仅在结构上与后者类同，而且在烧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窑具，诸如支座的形态、支圈、匣钵的特征等几乎一样，故而烧造出的青瓷产品与越窑青瓷的品质类同。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越窑衰败后，大量越窑工匠流入龙泉窑所致，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在庞大的龙泉窑工队伍中，有了同处浙地的越窑工匠的加盟，自然会将已属先进的越窑青瓷的烧制形式移植并运用于龙泉窑身上，致使龙泉炉窑无论是窑炉结构，还是各种窑具以及烧造技术等方面都具有越窑的固有特征。
其二，就青瓷烧制工艺而言，龙泉窑青瓷也继承了越窑青瓷的主要成形手法。从出土的龙泉青瓷遗存看，其制作精细工整，在厚胎薄釉制品中，器壁显得均匀而青莹，通体内外满釉，具有强烈的玉质感，且多运用瓷质垫圈支烧之法。这些作为越窑青瓷的基本制作工艺，在龙泉青瓷制品中均有充分的体现，能见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当然，对龙泉青瓷工艺发生影响的也有北方汝窑的制瓷工艺，它们与越瓷风格有异，但这类瓷器系列在出品的时间上显然晚于厚胎薄釉瓷器系列。因此认为在龙泉窑青瓷的前期基本上保留了越窑青瓷的工艺手法，这已是被龙泉青瓷出土遗存所证明了的历史事实。
其三，就青瓷的造型与装饰风格而言，也能看到两者的紧密联系。龙泉青瓷中的碗、壶、瓶、罐等品类在造型与样式上多相似于越窑青瓷。陈万里先生的《中国青瓷史略》中曾记叙在外国人的著作中误将早期龙泉窑瓷品当成了越窑之青瓷，这是由于两者在形貌上的相似所造成。同时龙泉青瓷在装饰图案上也常取法于越窑青瓷。在龙泉青瓷上常能见到勾勒纤细的卷草、蕉叶、云纹、鹦鹉等生动别致的纹样，这些大都采用刻划的技法，尤其是各式花纹，如莲花纹、萱草纹、牡丹纹、云水纹等，更常见于越窑青瓷，在装饰风格上与烧窑烧制的作品几乎一致。如果说在这种刻划花的装饰技法上龙泉窑完全师承了越窑的风格，似不过分。
既然制瓷的窑炉与窑具同越窑相差无几，于瓷器烧造的工艺上两者也相类同，而且在款式与纹饰上前后亦存风格一致之处，就不能不认为早期的龙泉青瓷在某种程度上是越窑青瓷的延续与后继。从这个意义上说，越窑青瓷只是在北宋后期的越地衰落，却又在龙泉区域异军突起，并且在南方青瓷烧造技术与北方制瓷工艺巧妙地融合于一起时，传统的青瓷作品重新焕发出炫人的光彩。
第二节 越窑青瓷与南宋官窑
对于南宋官窑的辨析，在陶瓷研究界一直有分歧，一般的看法以为南宋时期可称得上官窑的在浙江有三处：龙泉窑曾有“禁庭制样需索”的历史事实，（1）故被人称之官窑；另一处为杭州郊区的“郊坛下”窑，另外还有一处为史籍中所记载的“修内司”窑，或曰“内窑”。后两者之名，见诸宋人叶寘《垣斋笔衡》等，其有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苑，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类似记载还见于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之内。迄今为止，由于挖掘出有关龙泉窑与郊坛下窑的大量瓷器遗存，因此将龙泉窑与郊坛下窑确定为南宋时期的浙江官窑是不存问题的，但却因缺乏有说服力的考古挖掘资料，对修内司窑的存在与否，至今尚存疑问。现在有更多的学者提出所谓修内司窑“内窑”是不曾有过的，主要理由是：修内司是朝廷的一个行政性机构，绝无窑场设于其内的可能。（2）90年代中期，有人将杭州凤凰山山坳处发掘的窑址视为“修内司官窑”，其观点也遭到有力的否定，因为在那里出土的瓷器遗存在品质上多不如郊坛下窑，且在一些窑具上有元代的印记，又在瓷器的色泽上“显露了元代南方瓷器的时代风貌”。（3）当然，在有关“修内司窑”尚缺乏考古资料证明的情形下，就绝对地否定史籍上明确记载，亦未必妥当，但在没有证据的条件下要去论及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更无从说起。
另两处中的龙泉窑青瓷在上节文字中论述了其与越窑青瓷的关系，并得出的结论：龙泉窑青瓷的薄釉作品多承袭了越窑青瓷的神韵与风格，故两者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而另一处郊坛下官窑的瓷器作品却无论在烧制方式上，抑或于瓷器的艺术风格上都与越窑青瓷的区别十分明显，两者看来并无多大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乌龟山发掘出一座郊坛下官窑址，从而确认了郊坛下官窑的存在。后于80年代末，对乌龟山的粘土带进行了化学成分的鉴定，得出“杭州乌龟山麓具备生产南宋郊坛下官窑青瓷所需要的全部原材料”，（1）由此而知，郊坛下官窑也是座依靠就地取材的瓷器烧造场。
郊坛下窑的青瓷产品在种类与特征上十分类似于龙泉窑中的厚釉产品，而已被公认了的历史事实是：龙泉窑的薄釉制品属越窑青瓷的工艺范围，其厚釉制品，诸如著名的“粉青”“梅子青”等上乘精瓷则主要受北方官窑的影响，特别是汝窑的烧制技术起了作用。因此，从郊坛下窑址发掘的制品遗存看，这座南宋官窑更多的是接受北方汝窑烧制工艺的影响，而未采用越窑青瓷的制作工艺。应该说在瓷器的烧造工艺上，支烧法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均被普遍采用过，北宋时，南方越窑青瓷多用支圈支烧，北方官窑多用支钉支烧，而到了南宋，北方的垫饼垫烧法则在南方官窑龙泉窑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所谓龙泉窑的经典作品“粉青”“梅子青”，就是以此法烧造得以成功。相反，传统的支烧法被摒弃，用之者已很少。在郊坛下窑的发掘遗址中，尽管能发见少量的支烧瓷器，但主要产品采用的是垫烧工艺，这也证明，郊坛下窑的烧造方法更多的是接受并发展了北方的制瓷工艺，而受传统的越窑青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还有一个明证是，北方汝窑的石灰——碱釉烧制工艺不仅在龙泉窑中获得成功的运用，而且在郊坛下官窑中被运用得更为出色，使粉青瓷堪称古瓷的极品。难怪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将“越乃艾色”的青瓷与“龙溪出者色粉青”的龙泉瓷同郊坛下官窑瓷相提并论，还以为“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赞誉郊坛下窑的瓷品拥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郊坛下官窑生产的青瓷作品已非传统的“艾色”青瓷，而是在制作工艺上源于汝窑，并受北方诸名窑工艺风格的影响。
但是，在审视越窑与南宋官窑的关系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官窑所生产的乳浊釉青瓷尽管在技术上受到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然而其焙烧过程均在以柴火为燃料的龙窑内完成，这与北方乳浊釉产品多在烧煤的馒头窑内烧成不一样。也就是说，从汝窑御用瓷、北宋官窑到南宋官窑，实现了乳浊釉产品从馒头窑向龙窑，即以柴替代煤的烧造技术的过渡，在这一重要的技术过渡中，越窑青瓷的烧造是两者间的极为重要的跳板，越窑烧造技术在其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容忽视。
附注
（1）《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0日第1版。
（1）汪济英：《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文物》1963年第1期。
（2）谢纯龙：《慈溪里杜湖越窑遗址》，《东南文化》2000年第5期；《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0日第1版。
（1）权奎山、沈岳明：《越窑的一朵奇葩——记寺龙口窑址》，《文物天地》1999年第5辑。
（1）沈岳明：《修内司窑的考古学观察——从低岭头谈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
（2）谢纯龙：《慈溪里杜湖越窑遗址》，《东南文化》2000年第5期；《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0日第1版。
（1）李刚：《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周密：《志雅堂杂钞》
（1）庄绰：《鸡肋编》卷中。
（2）《新五代史》卷67，郑文宝：《江表志》。
（3）周密：《志雅堂杂钞》。
（4）（5）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6年版。
（1）庄绰：《鸡肋编》。
（2）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3）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至134页。
（1）周少华：《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原料的研究》，《中国陶瓷》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