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从唐代中后期开始销往海外的越窑瓷器，给国外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的内涵。
一、越窑青瓷丰富了海外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越窑瓷器的输出，改变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风俗习惯，同时越窑瓷器也成了世界许多国家日用生活品的替代品。约卡诺说：“无论是直接贸易或间接贸易，在这种接触中，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通过贸易才使新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接触到菲律宾人的文化中去，这个评价也大致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1）
《诸蕃志》记载：流眉国（今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苏吉旦（今爪哇）“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事，食已则弃之。”东南亚这些落后的国家，原本“饮食不用器皿”，中国瓷器输入以后，成了他们理想的生活用具，从而改变了饮食习惯。
越窑青瓷输入日本以后，被当作各种日用生活用器和艺术品，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五代乾祐三年（950年），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记载：日本宇多法皇在宫廷收藏的中国工艺品中就有越窑的青瓷茶壶、茶碗、罐等，并且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日本天皇常将中国瓷器作为国宝赐给有功之臣，作为至高无上的嘉奖，可见中国瓷器在日本占有极高的地位。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宫廷中还被作为装饰墙壁用，以美化环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的考古发现开启了东非历史研究的新篇章。英国考古学家惠勒说：“10世纪以后的坦葛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据统计，在东非坦桑尼亚一带出土有中国瓷器的遗址达46处之多，故东非有“中国瓷器之储仓”的美誉。
二、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唐末以后，越窑青瓷一直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厚爱，并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的物品；由于瓷器不同于丝绸，是易碎物品，且易占空间，故运输量不大；于是作为日用消费品的越窑瓷器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唐朝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全面而广泛的影响。在民间贸易中，唐时中国输往日本最多的瓷器是越窑青瓷，其次是长沙窑瓷器。从历史上看，日本对中国陶瓷工艺垂慕已久，早在5世纪时，日本天皇就派使臣到朝鲜，邀请我国匠师前往日本传授制陶技艺，其中包括陶部的汉族手工艺匠师数十人。（1）8世纪时，日本开始了对中国陶瓷的仿制，日本猿投窑烧制的淡青釉陶器，其烧造方法是模仿越窑青瓷，造型和纹饰也受到越窑青瓷影响，出现了与越窑青瓷刻划花纹同样的暗花。另一种绿釉陶器，呈淡绿色，类似于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也刻有与越窑青瓷钵刻划花纹相同的暗花；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正像中岛健藏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2）
唐代，越窑青瓷就传到了朝鲜。10世纪初，朝鲜人学会了仿造中国青瓷的技术。11世纪末，高丽陶工仿照越窑青瓷烧成了青釉瓷器，时称“高丽秘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平老人袖中锦》评：“高丽秘色”与“定窑”同称“天下第一”。公元1123年北宋徐兢出使高丽后著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叙述：“有狻香炉，亦翡色，..此物最精。其余则越州古秘色。”可见，高丽人仿造越窑瓷器取得了巨大成就。此外，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如：泰国、伊朗（古称波斯）等也相继模仿越窑青瓷，形成了自己的陶瓷艺术。
越窑青瓷销行的西限是非洲的埃及，20世纪60年代在埃及的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出土了六七十万片陶瓷片，其中绝大部分是埃及制造的，据统计，中国瓷器有1.2万片；在埃及制造的陶瓷片中，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埃及在仿制中国陶瓷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最成功的。埃及在输入越窑青瓷后，即仿制出了黄褐釉刻划纹陶器；据在埃及做调查的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反映，在青瓷系统或青釉系统的陶器中，简直难以分清中国产品和埃及仿制品之间的差异。
三、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进一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主要是通过“陶瓷之路”实现的。从考古发现看，“陶瓷之路”沿岸出土越窑青瓷的国家都发现有转运中国瓷器的运输港、卸货码头以及瓷器集市销售点的遗迹。从7世纪以后，阿拉伯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往来是从“巴格达经波斯湾、印度洋绕马来半岛到广州”，然后由广州北行抵达朝廷指定签证出入的港埠明州。到了10世纪，“陶瓷之路”仍唐之旧。
总之，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不仅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繁荣了世界经济，同时也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四、中国瓷器的输出，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在精神意志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越窑青瓷与宗教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日本，越窑瓷器被作为一种崇拜物，成为宗教仪式的祭祀用具。在东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着对中国瓷器的崇拜观念，在这一地区，中国瓷器既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又是作为传家之宝而富有价值的财产；一些土著居民还以拥有中国瓷器作为衡量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菲律宾人的葬俗文化里，有用中国瓷器随葬的习惯，艾迪斯说：“除去某些大碟子作为传家宝而传下来以及在山区某些举行仪式场合下仍作为盛酒用的大罐外，在菲律宾出现的所有陶瓷，都是从坟墓里找到的。”（1）这种器物随葬的习惯显然是与菲律宾土著居民的“瓮崇拜”有关，据苏继庼先生考证：他加禄语称瓮为kaong，是汉语“缸”的对音；称瓷缸为gusi，是汉语“古瓷”的对音。（2）因此，他们崇拜的“瓮”其实就是中国古瓷。鉴于菲律宾如此普遍随葬中国瓷器，故在当时中国瓷器被称为“坟墓里的器皿”。菲律宾人除了用瓷器作随葬品外，还用瓷器直接作为棺具以葬，这便是古代菲律宾人“祖骨崇拜”的“瓮棺葬”。《厦门志》记载：“俗用中国瓷器，好市瓷瓮为棺具”。《东西洋考·文郎马神》也记载：加里曼丹居民“..又好市华人瓷瓮画龙其外者，人死，贮瓮中以葬。”在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每年农作物收获后举行“拜瓮”的祭典。
东南亚的穆斯林使用一种特别的中国瓷器“军持”。军持是印度梵语的音译，原为印度和尚游方使用的一种水器，后为伊斯兰教徒普遍惯用的一种器物。在马来民族，举行宗教宴会时，有用中国瓷盘盛饭、席地围坐、用手撮食的习惯。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一些重要的宫殿或伊斯兰清真寺建筑上用中国瓷器作装饰；由于伊斯兰教不允许用器物随葬，一些地方在死者的坟墓上举行摔破中国瓷器的仪式以作纪念；也有一些土著居民，如加里曼丹的帝雅克人用中国瓷碗装饰木制墓标。
陶瓷之路还催发了欧洲的罗可可艺术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表现在绘画、建筑和工艺美术等诸多领域中）。罗可可艺术的那种天然、清逸、潇洒，显然是和中国青瓷的优美清悠、中原白瓷的高逸风韵、南北青花瓷的瑰丽多姿直接相关的。所以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称：“所谓罗可可美术的主要特征，完全由中国工艺美术而来。”英国学者霍卜逊等人亦持相同观点：“罗可可艺术，乃由中国直接借鉴而来，已为美术家所承认。”
当然，在陶瓷之路上，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后来，中国的陶瓷匠们也从后起的国外瓷艺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藉以丰富我国的陶瓷艺术。
一、越窑青瓷丰富了海外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越窑瓷器的输出，改变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风俗习惯，同时越窑瓷器也成了世界许多国家日用生活品的替代品。约卡诺说：“无论是直接贸易或间接贸易，在这种接触中，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通过贸易才使新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接触到菲律宾人的文化中去，这个评价也大致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1）
《诸蕃志》记载：流眉国（今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苏吉旦（今爪哇）“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事，食已则弃之。”东南亚这些落后的国家，原本“饮食不用器皿”，中国瓷器输入以后，成了他们理想的生活用具，从而改变了饮食习惯。
越窑青瓷输入日本以后，被当作各种日用生活用器和艺术品，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五代乾祐三年（950年），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记载：日本宇多法皇在宫廷收藏的中国工艺品中就有越窑的青瓷茶壶、茶碗、罐等，并且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日本天皇常将中国瓷器作为国宝赐给有功之臣，作为至高无上的嘉奖，可见中国瓷器在日本占有极高的地位。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宫廷中还被作为装饰墙壁用，以美化环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的考古发现开启了东非历史研究的新篇章。英国考古学家惠勒说：“10世纪以后的坦葛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据统计，在东非坦桑尼亚一带出土有中国瓷器的遗址达46处之多，故东非有“中国瓷器之储仓”的美誉。
二、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唐末以后，越窑青瓷一直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厚爱，并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的物品；由于瓷器不同于丝绸，是易碎物品，且易占空间，故运输量不大；于是作为日用消费品的越窑瓷器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唐朝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全面而广泛的影响。在民间贸易中，唐时中国输往日本最多的瓷器是越窑青瓷，其次是长沙窑瓷器。从历史上看，日本对中国陶瓷工艺垂慕已久，早在5世纪时，日本天皇就派使臣到朝鲜，邀请我国匠师前往日本传授制陶技艺，其中包括陶部的汉族手工艺匠师数十人。（1）8世纪时，日本开始了对中国陶瓷的仿制，日本猿投窑烧制的淡青釉陶器，其烧造方法是模仿越窑青瓷，造型和纹饰也受到越窑青瓷影响，出现了与越窑青瓷刻划花纹同样的暗花。另一种绿釉陶器，呈淡绿色，类似于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也刻有与越窑青瓷钵刻划花纹相同的暗花；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正像中岛健藏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2）
唐代，越窑青瓷就传到了朝鲜。10世纪初，朝鲜人学会了仿造中国青瓷的技术。11世纪末，高丽陶工仿照越窑青瓷烧成了青釉瓷器，时称“高丽秘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平老人袖中锦》评：“高丽秘色”与“定窑”同称“天下第一”。公元1123年北宋徐兢出使高丽后著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叙述：“有狻香炉，亦翡色，..此物最精。其余则越州古秘色。”可见，高丽人仿造越窑瓷器取得了巨大成就。此外，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如：泰国、伊朗（古称波斯）等也相继模仿越窑青瓷，形成了自己的陶瓷艺术。
越窑青瓷销行的西限是非洲的埃及，20世纪60年代在埃及的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出土了六七十万片陶瓷片，其中绝大部分是埃及制造的，据统计，中国瓷器有1.2万片；在埃及制造的陶瓷片中，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埃及在仿制中国陶瓷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最成功的。埃及在输入越窑青瓷后，即仿制出了黄褐釉刻划纹陶器；据在埃及做调查的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反映，在青瓷系统或青釉系统的陶器中，简直难以分清中国产品和埃及仿制品之间的差异。
三、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进一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主要是通过“陶瓷之路”实现的。从考古发现看，“陶瓷之路”沿岸出土越窑青瓷的国家都发现有转运中国瓷器的运输港、卸货码头以及瓷器集市销售点的遗迹。从7世纪以后，阿拉伯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往来是从“巴格达经波斯湾、印度洋绕马来半岛到广州”，然后由广州北行抵达朝廷指定签证出入的港埠明州。到了10世纪，“陶瓷之路”仍唐之旧。
总之，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不仅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繁荣了世界经济，同时也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四、中国瓷器的输出，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在精神意志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越窑青瓷与宗教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日本，越窑瓷器被作为一种崇拜物，成为宗教仪式的祭祀用具。在东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着对中国瓷器的崇拜观念，在这一地区，中国瓷器既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又是作为传家之宝而富有价值的财产；一些土著居民还以拥有中国瓷器作为衡量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菲律宾人的葬俗文化里，有用中国瓷器随葬的习惯，艾迪斯说：“除去某些大碟子作为传家宝而传下来以及在山区某些举行仪式场合下仍作为盛酒用的大罐外，在菲律宾出现的所有陶瓷，都是从坟墓里找到的。”（1）这种器物随葬的习惯显然是与菲律宾土著居民的“瓮崇拜”有关，据苏继庼先生考证：他加禄语称瓮为kaong，是汉语“缸”的对音；称瓷缸为gusi，是汉语“古瓷”的对音。（2）因此，他们崇拜的“瓮”其实就是中国古瓷。鉴于菲律宾如此普遍随葬中国瓷器，故在当时中国瓷器被称为“坟墓里的器皿”。菲律宾人除了用瓷器作随葬品外，还用瓷器直接作为棺具以葬，这便是古代菲律宾人“祖骨崇拜”的“瓮棺葬”。《厦门志》记载：“俗用中国瓷器，好市瓷瓮为棺具”。《东西洋考·文郎马神》也记载：加里曼丹居民“..又好市华人瓷瓮画龙其外者，人死，贮瓮中以葬。”在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每年农作物收获后举行“拜瓮”的祭典。
东南亚的穆斯林使用一种特别的中国瓷器“军持”。军持是印度梵语的音译，原为印度和尚游方使用的一种水器，后为伊斯兰教徒普遍惯用的一种器物。在马来民族，举行宗教宴会时，有用中国瓷盘盛饭、席地围坐、用手撮食的习惯。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一些重要的宫殿或伊斯兰清真寺建筑上用中国瓷器作装饰；由于伊斯兰教不允许用器物随葬，一些地方在死者的坟墓上举行摔破中国瓷器的仪式以作纪念；也有一些土著居民，如加里曼丹的帝雅克人用中国瓷碗装饰木制墓标。
陶瓷之路还催发了欧洲的罗可可艺术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表现在绘画、建筑和工艺美术等诸多领域中）。罗可可艺术的那种天然、清逸、潇洒，显然是和中国青瓷的优美清悠、中原白瓷的高逸风韵、南北青花瓷的瑰丽多姿直接相关的。所以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称：“所谓罗可可美术的主要特征，完全由中国工艺美术而来。”英国学者霍卜逊等人亦持相同观点：“罗可可艺术，乃由中国直接借鉴而来，已为美术家所承认。”
当然，在陶瓷之路上，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后来，中国的陶瓷匠们也从后起的国外瓷艺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藉以丰富我国的陶瓷艺术。
附注
（1）朱培初：《明清陶瓷与世界文化交流》，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8月版。
（1）朱培初：《明清陶瓷与世界文化交流》，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8月版。
（2）唐杏煌等：《中国古代瓷器在国外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与影响》，《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1辑。
（1）富斯译载：《菲律宾发掘的中国陶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
（2）苏继庼：《夷岛志略校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