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美国人霍布逊和海索林顿在合著的《中国陶瓷艺术》一书中阐述：“中国古今名瓷分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即印度、菲律宾、爪哇、苏门答拉、婆罗州、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的埃及和赞稷也都大量使用中国浙江青瓷..”越窑青瓷以其优良的品质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厚爱，并对海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此数量巨大的越窑瓷器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销往世界各地的呢？
一、越窑青瓷规模化的生产、优良的品质和尊贵的地位是赢得世界的内在条件。
越窑青瓷历东汉始，至唐宋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制瓷系统，近一千年繁盛不衰，达到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越窑青瓷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品种，隋唐以前一直居于中国瓷业前列；不仅质地优良，而且美观实用。
唐宋两朝，越窑瓷器一直作为贡品进献，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喜爱，地位之尊贵，为时钦羡；早在唐代，“茶圣”陆羽就高度评价越窑青瓷，并将“南青北白”两种代表性的瓷器品种进行比较，分析了越瓷之优点；在唐诗文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对越窑青瓷赞美的篇章。造型各异、品种繁多、花纹优美、晶莹剔透的越窑青瓷也为世界各国人们所厚爱，作为商品，越窑青瓷也是他们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西方人对越窑青瓷的重视直接导致大量进口的可能。巴格达驿长伊本·考尔达贝在公元864～881年间写的《郡国道里志》一书中提到：“中国出口货物中有精美的瓷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地理志》中将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列为三大名牌产品。埃及15世纪的历史学家马克里兹引用11世纪的资料时也说：“在开罗宫殿中有几篮子小蛋形瓷器，而在宫殿的储藏室里则放满了各种中国瓷器。”这些瓷器中有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在非洲苏丹的埃德哈布港，也出土过相当多的中国瓷器，其中有唐末的越窑瓷器，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感慨地说：“遗址到处散布着中国的瓷片，这里一定是越过万里波涛运来中国瓷器的主要卸货场。”
二、海洋环境的地理优势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是促成陶瓷外销的必要条件。
形成于汉代贯穿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几乎没有给陶瓷的外销提供机遇，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陶瓷不同于丝绸，陶瓷是易碎品，不适合于陆路上运输。在唐代中后期海上“陶瓷之路”开辟之前，极少有陶瓷沿“丝绸之路”输出，考古亦少有发现；8世纪以后，海洋运输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陶瓷的外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便和可能。史书记载，至迟在公元6世纪，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海上商路已全线贯通。阿拉伯历史学家麦欧斯迪记述唐代以前中国船只已航行至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这条海上商道与唐代宰相贾耽在《从边州入四夷道》中记载中国与西方的海道相吻合：即从广州经南海诸岛、西沙群岛、越南东海、印尼、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西南故临，再西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复傍波斯湾的西海岸到亚丁附近。
唐宋时代，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使得中国在繁忙的国际海洋贸易业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唐时，中国已能建造巨大的远洋船舶。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北宋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远洋航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海上不畏风涛，..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越窑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唐朝时明州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商港，并且与时称“雄富甲天下”的大都市扬州相去不远，海陆交通便利。考古证实：扬州输出过越窑瓷器，这同当时扬州“市舶司”的商港地位是分不开。中唐以后，越窑瓷器主要是通过明州港向外输出，这可从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出土的沉船和大量越窑瓷器得到印证。
三、中国政府积极的外销政策是促进陶瓷外销的有力保障。
如果说海洋环境和造船技术使陶瓷外销成为客观可能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外销政策则是最有力的保障。
1.为了保障商业贸易有序的进行，早在唐代就设立了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市舶司”，掌管蕃货、海舶贸易之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设广州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后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设市舶司。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增设泉州市舶司，大大促进了宋代海外贸易业的发展。明州港地处越窑青瓷产区，为越瓷的对外输出创造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2.中国政府对海外商人采取优待政策。唐太和八年（834年），文宗诏谕：“南海番船，本以慕化而来。故在结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旧唐书》载，李勉在广州任官时，每年来华的商人达十几万人以上，其中主要是波斯、大食等地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唐政府对伊斯兰教商人特别优待，允许他们与汉族通婚、开设商店、占田、常住、参加科举、升官等。对待回教商贾，政府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20世纪在阿拉伯世界普遍发现的唐代名瓷正是这种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3.为了刺激海外贸易，中国政府派遣使臣拓展海外贸易，同时采取招诱奖进的政策以获其利。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召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
四、物质欲望的驱使是促使越窑青瓷外销可能的主观条件。
越窑瓷器在海外普遍发现，除了自身开发早和高贵的品质外，物质欲望的驱使是造成青瓷外销可能的主观条件。
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以其辉煌的业绩和繁荣驰名世界。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这样描述阿拔斯王朝（8世纪初～13世纪中）巴格达皇宫；凤阁龙楼，巍然屹立，雕梁画栋，极为华美。宫内陈设全是世界珍品，御花园内珍禽奇兽，佳葩异卉，无不具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订购中国精美的瓷器，或陈列于皇宫，或装饰于清真寺等建筑上。
中国陶瓷很早就为阿拉伯人所熟识，并像中国丝绸一样得到珍视。最早到中国游历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游记中记述：“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各种器皿，透明可比玻璃，里面加酒外面可以看见。”（2）越窑瓷器以其质地精良、美观实用在阿拉伯世界成为极受欢迎的贵重物品，是进口货物中必不可少的项目。阿拉伯学者查希兹（约779869年）在《守财奴》一书中提到一份换货协议，其中一款便是从中国进口瓷器。哈里发·哈仑·拉希德（786～809年）执政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他进献过2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数达二千件的中国民用瓷器，这在哈里发皇宫是从未见过的。（1）其时正值中国唐五代，越窑瓷器已迈入鼎盛时期，这一点在埃及、西亚等地普遍发现越窑瓷器中体现出来。
8～9世纪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作为特殊商品的越窑瓷器更是海外商人追逐的目标，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10世纪时忽鲁谟斯商人本·沙赫里尔在《印度珍闻集》里记述了一则轶事：一位资金很少的犹太人在公元883年左右来到远东，公元912年前后回到阿曼时，带回大量丝绸和瓷器，后来这位犹太人靠这些丝绸和瓷器成为富翁。曾在埃及作过调查的美国东方文化官员斯堪伦说：“被运往开罗的中国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以至有理由完全相信中世纪的开罗居民几乎家家都普遍使用过质地精良的中国瓷器。”据调查分析，在这些瓷器中有大部分是越窑青瓷。据此可以推断：中国瓷器长期以来是海外贸易中持续的大宗物品，并一直受到当地商人和收藏家的青睐。
一、越窑青瓷规模化的生产、优良的品质和尊贵的地位是赢得世界的内在条件。
越窑青瓷历东汉始，至唐宋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制瓷系统，近一千年繁盛不衰，达到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越窑青瓷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品种，隋唐以前一直居于中国瓷业前列；不仅质地优良，而且美观实用。
唐宋两朝，越窑瓷器一直作为贡品进献，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喜爱，地位之尊贵，为时钦羡；早在唐代，“茶圣”陆羽就高度评价越窑青瓷，并将“南青北白”两种代表性的瓷器品种进行比较，分析了越瓷之优点；在唐诗文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对越窑青瓷赞美的篇章。造型各异、品种繁多、花纹优美、晶莹剔透的越窑青瓷也为世界各国人们所厚爱，作为商品，越窑青瓷也是他们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西方人对越窑青瓷的重视直接导致大量进口的可能。巴格达驿长伊本·考尔达贝在公元864～881年间写的《郡国道里志》一书中提到：“中国出口货物中有精美的瓷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地理志》中将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列为三大名牌产品。埃及15世纪的历史学家马克里兹引用11世纪的资料时也说：“在开罗宫殿中有几篮子小蛋形瓷器，而在宫殿的储藏室里则放满了各种中国瓷器。”这些瓷器中有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在非洲苏丹的埃德哈布港，也出土过相当多的中国瓷器，其中有唐末的越窑瓷器，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感慨地说：“遗址到处散布着中国的瓷片，这里一定是越过万里波涛运来中国瓷器的主要卸货场。”
二、海洋环境的地理优势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是促成陶瓷外销的必要条件。
形成于汉代贯穿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几乎没有给陶瓷的外销提供机遇，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陶瓷不同于丝绸，陶瓷是易碎品，不适合于陆路上运输。在唐代中后期海上“陶瓷之路”开辟之前，极少有陶瓷沿“丝绸之路”输出，考古亦少有发现；8世纪以后，海洋运输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陶瓷的外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便和可能。史书记载，至迟在公元6世纪，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海上商路已全线贯通。阿拉伯历史学家麦欧斯迪记述唐代以前中国船只已航行至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这条海上商道与唐代宰相贾耽在《从边州入四夷道》中记载中国与西方的海道相吻合：即从广州经南海诸岛、西沙群岛、越南东海、印尼、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西南故临，再西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复傍波斯湾的西海岸到亚丁附近。
唐宋时代，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使得中国在繁忙的国际海洋贸易业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唐时，中国已能建造巨大的远洋船舶。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北宋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远洋航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海上不畏风涛，..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越窑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唐朝时明州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商港，并且与时称“雄富甲天下”的大都市扬州相去不远，海陆交通便利。考古证实：扬州输出过越窑瓷器，这同当时扬州“市舶司”的商港地位是分不开。中唐以后，越窑瓷器主要是通过明州港向外输出，这可从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出土的沉船和大量越窑瓷器得到印证。
三、中国政府积极的外销政策是促进陶瓷外销的有力保障。
如果说海洋环境和造船技术使陶瓷外销成为客观可能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外销政策则是最有力的保障。
1.为了保障商业贸易有序的进行，早在唐代就设立了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市舶司”，掌管蕃货、海舶贸易之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设广州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后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设市舶司。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增设泉州市舶司，大大促进了宋代海外贸易业的发展。明州港地处越窑青瓷产区，为越瓷的对外输出创造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2.中国政府对海外商人采取优待政策。唐太和八年（834年），文宗诏谕：“南海番船，本以慕化而来。故在结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旧唐书》载，李勉在广州任官时，每年来华的商人达十几万人以上，其中主要是波斯、大食等地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唐政府对伊斯兰教商人特别优待，允许他们与汉族通婚、开设商店、占田、常住、参加科举、升官等。对待回教商贾，政府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20世纪在阿拉伯世界普遍发现的唐代名瓷正是这种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3.为了刺激海外贸易，中国政府派遣使臣拓展海外贸易，同时采取招诱奖进的政策以获其利。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召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
四、物质欲望的驱使是促使越窑青瓷外销可能的主观条件。
越窑瓷器在海外普遍发现，除了自身开发早和高贵的品质外，物质欲望的驱使是造成青瓷外销可能的主观条件。
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以其辉煌的业绩和繁荣驰名世界。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这样描述阿拔斯王朝（8世纪初～13世纪中）巴格达皇宫；凤阁龙楼，巍然屹立，雕梁画栋，极为华美。宫内陈设全是世界珍品，御花园内珍禽奇兽，佳葩异卉，无不具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订购中国精美的瓷器，或陈列于皇宫，或装饰于清真寺等建筑上。
中国陶瓷很早就为阿拉伯人所熟识，并像中国丝绸一样得到珍视。最早到中国游历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游记中记述：“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各种器皿，透明可比玻璃，里面加酒外面可以看见。”（2）越窑瓷器以其质地精良、美观实用在阿拉伯世界成为极受欢迎的贵重物品，是进口货物中必不可少的项目。阿拉伯学者查希兹（约779869年）在《守财奴》一书中提到一份换货协议，其中一款便是从中国进口瓷器。哈里发·哈仑·拉希德（786～809年）执政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他进献过2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数达二千件的中国民用瓷器，这在哈里发皇宫是从未见过的。（1）其时正值中国唐五代，越窑瓷器已迈入鼎盛时期，这一点在埃及、西亚等地普遍发现越窑瓷器中体现出来。
8～9世纪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作为特殊商品的越窑瓷器更是海外商人追逐的目标，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10世纪时忽鲁谟斯商人本·沙赫里尔在《印度珍闻集》里记述了一则轶事：一位资金很少的犹太人在公元883年左右来到远东，公元912年前后回到阿曼时，带回大量丝绸和瓷器，后来这位犹太人靠这些丝绸和瓷器成为富翁。曾在埃及作过调查的美国东方文化官员斯堪伦说：“被运往开罗的中国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以至有理由完全相信中世纪的开罗居民几乎家家都普遍使用过质地精良的中国瓷器。”据调查分析，在这些瓷器中有大部分是越窑青瓷。据此可以推断：中国瓷器长期以来是海外贸易中持续的大宗物品，并一直受到当地商人和收藏家的青睐。
附注
（1）《全唐文》卷75版。
（2）苏来曼：《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应德：《阿拉伯史纲610～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