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一、唐代越瓷纹饰
唐代越窑青瓷造型稳重端庄，釉色滋润典雅，有“千峰翠色”、“如冰似玉”的美誉，装饰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历年来的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唐代越瓷装饰技法新颖多变，花纹多样，构图美观。纹饰多出现于碗、盘、盒、壶、碗托、香炉、砚等器物中。唐代的装饰艺术，主要表现在装饰技法和纹样题材两个方面。装饰技法有刻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花纹有荷花、荷叶、鱼纹、葵花、云纹、龙纹、朵花等。现有考古调查资料、纪年墓出土器物表明，唐代的装饰艺术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现分述如下：
（一）唐早期
唐代早期的青瓷不但制作较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而且装饰简单，偶见刻花、点彩、镂孔。
刻花：仅见于上林湖Y4、Y6、Y55甲窑址出土的直口深腹罐，在贴耳上刻花。
镂孔：也仅见于上林湖唐代早期窑址出土的圆形圈足砚台，在圈足部位上镂对称的二孔或四孔，孔呈壶门状。
点彩：这种装饰技法最早见于三国东吴时期，东晋、南期盛行，到唐代演变成大片褐彩斑。象山县文管会所藏的双系壶，在口沿、腹部饰褐彩斑。
（二）唐中期
唐代中期，越窑的生产工艺进一步提高，胎质细腻，釉色光泽，器表光滑，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同时装饰艺术进一步得到发展，出现了少量的刻划花、印花、褐彩斑、堆贴、雕刻等装饰技法。
刻花：是用刀具在半干的坯体上刻出深浅不一的线条花纹。花纹以荷花居多，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不但在上林湖以及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同时期的窑址中均有出土，而且在镇海小洞岙窑址、上虞的唐代窑址也有发现。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但只刻无划的花纹甚少。其次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胚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的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的口沿上刻四曲，呈四等分，曲下外壁划粗棱线。这种刻划风格的器物在纪年墓中也有见到，如河南偃师杏园的大历十三年（778年）郑询夫妇合葬墓（1）出土的一件青瓷碗，内刻鱼纹，其造型、釉色和刻划风格与上林湖唐中期的敞口外翻、弧腹、宽矮圈足碗相同，应是越窑青瓷。扬州城东唐会昌元年（841年）墓出土的刻划荷花纹盘（2）与上林湖窑址的盘一样，无疑是上林湖窑场的产品，为越窑青瓷断代提供了依据。
划花：是用尖状工具在半干胚体上划出线条花纹。在窑址中，划花数量明显少于刻划兼施的花纹，常见的花纹有荷花、云纹等。此外，还有一种用非尖状工具划出的粗棱线。这种粗棱线主要施在碗、盘、盆，口沿曲下的外壁，往往出现外壁微凹、内壁微凸的现象。
印花：是刻有花纹图案的印花范具在坯体上印出花纹的一种装饰技法。印花有阴、阳两种。花纹有葵花、鱼纹、龙纹。线条比较粗壮，图案呆板，多施在碗、盘、洗的内底。这种印花仅见于镇海小洞岙中唐窑址，为其他窑址所不见。在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文化层出有葵花纹和双鱼王字款。这类器物应是小洞岙窑址的产品。在上林湖Y72唐代窑址中曾出土过一件碗内底印有飞鸟纹的标本。
褐彩斑：是一种釉下彩装饰工艺，先把配制的彩料涂于坯体上，然后再通体上釉，烧成后，彩料和釉料熔为一体，呈现出深浅不同的圆形和半圆形的褐色彩斑，起到较好艺术效果。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褐彩斑的装饰仅见于小洞岙窑址，可作为鉴别小洞岙窑址产品的特征之一。
堆塑、雕刻是突出主题纹样、美化越瓷造型的一种艺术手法。上虞市文物保护所藏的盘口、四系蟠龙青瓷罂，在颈部堆塑蟠龙，形象、生动、逼真，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浙江嵊县出土一件腹刻“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一千文”蟠龙青瓷罂，为越窑青瓷的断代提供了标准器。
（三）唐晚期
这一时期的装饰艺术在继承唐代中期风格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装饰技法有划花、印花、褐色彩绘、镂雕及金银饰等。
1.划花：唐代中期的刻划花中，以刻划兼施的花纹占多数，单纯的划花很少，到晚唐，这种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在制品中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主要装饰在碗、盘、碗托的内底壁，盒盖面上和执壶的腹部。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青瓷执壶，腹部划荷花纹和“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铭文，会昌七年即大中元年（847年），这种荷花纹与上林湖窑址出土的碗、盒盖上的纹饰完全一样，应是上林湖窑址的产品。执壶上既划有花纹，又有绝对纪年，这为我们推断这种纹样盛行的年代提供了一个标尺。除荷花纹外，还有云龙纹。1983年慈溪鸣鹤瓦窑头唐墓出土一件四系龙纹青瓷盖罂，其腹颈部划云龙纹。
2.印花：在唐代晚期的窑址和遗址中，出土的印花青瓷器较少。上林湖马溪滩、黄鳝山、荷花芯等窑址曾出土过花碗，花纹有云鹤纹、鱼纹等，均为阳纹，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活泼。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中出土过一件碗，内底模印“寿”字和云鹤纹，并划“大中二年”纪年铭文，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纪年器。
3.褐色彩绘：由唐中期的釉下褐彩斑装饰发展到釉下彩绘。此期最典型的越窑作品有临安市文物馆藏的唐水邱氏墓（901年）出土的褐彩云纹盖罂、褐彩云纹灯和褐彩云纹香炉。
1990年在上林湖黄婆岙唐代窑址中出土褐彩云纹钵和罂的残片。这为我们进一步确定烧制褐釉青瓷的产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4.镂雕：这种装饰多见于香熏，在盖面上镂雕出朵花、朵云等形状，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青瓷香炉，在荷花形钮上盖镂朵花及朵云孔，通体褐彩云纹，施青黄釉，釉面晶莹。此炉集彩绘与镂雕于一体，造型庄重典雅。浙江省三门县博物馆藏的香熏，盖面镂孔，成花瓣状。这种造型及镂雕装饰在上林湖唐代窑址均有发现。
5.金银饰：考古资料表明，这种装饰是对秘色瓷的再加工，使其更加美观、华贵。装饰技法有两种：其一在器口器足镶嵌金银边，通常称为金银扣；其二是器身上涂金。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出土的2件秘色瓷碗均为银扣，外涂黑漆，并用金银团花等装饰。（1）
1984年上林湖后施岙唐代窑址出土一件盘的残片，釉色青绿，腹外壁划有棱线，在口沿内侧面刮釉一周，宽0.3厘米，是用来包镶金银边的。这件盘口沿的刮釉现象为镶嵌金银边找到了实物证据。
二、五代越瓷的纹饰
纪年墓资料和采集的瓷片标本表明，五代时期的装饰艺术继承了晚唐时期的特点，划花、刻花、褐色彩绘、金银饰、镂孔仍是这一时期的装饰技法。
（一）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五代晚期出现纤细划花，纹样有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杭州玉皇山钱元瓘墓（941年）出土的执壶和器盖上划缠枝纹和朵花纹。（2）这类纹饰的线条纤细、流畅，构图规整，讲究对称，具有工笔画的风格。
（二）刻花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主要装饰在碗、盘、罂的腹壁，盒的盖面。典型器有苏州市博物馆馆藏的刻花仰覆莲瓣纹碗托、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馆藏的莲蓬纹粉盒、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浮雕蟠龙罂、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出土的莲瓣纹越窑青瓷碗。除此之外，大量的制品仿金银器，碗、盘、盏托、杯等器的口沿刻成花瓣状，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展示着蓬勃向上的气息，这种装饰流行于整个五代，是这一时期装饰艺术的一大特点。
（三）褐色彩绘、镂孔装饰技法继续使用，与晚唐时期无明显差异。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褐彩瓷罂，颈、腹绘褐色云纹，肩部绘覆莲纹，并饰二道彩线，使彩绘分为上下二层，主次分明，有层次感，与唐代单调的通体彩绘有所不同。苏州七子山五代墓，钱元瓘墓、临安康陵墓（941年）均出土镂孔委角方盒。在上林湖五代窑址中也有不少出土。
（四）五代时，除唐代的金银扣装饰继续沿用外，又出现了新的涂金装饰工艺。吴越国时秘色瓷成了纳贡的重要方物之一。其中金银饰秘色瓷的数量相当可观，这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会要·蕃夷》等文献都有记载，其中所谓“金棱”、“银棱”、“瓷器”、“扣金瓷器”、“金扣越器”、“金银陶器”、“金银饰陶器”，其实都是金银所饰的“秘色瓷”。如苏州七子山五代钱氏贵族墓出土的一件金扣秘色瓷碗、杭州五代钱元罐墓出土的浮雕涂金双龙罂就是代表作。
三、北宋越瓷的纹饰
通过大量的实物标本以及纪年墓葬资料的对照排比，根据器物的造型、装饰、装烧技术等方面的演变，北宋时期的装饰艺术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一）北宋早期
这一时期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划花、刻花和镂孔三种，装饰纹样繁多，题材广泛，构图优美，装饰技巧娴熟精妙，表明越窑仍处在鼎盛阶段。
划花，是北宋早期最盛行的一种装饰。花纹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如首都博物馆藏的辽韩佚墓（995年）出土的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划四组人物宴乐图，构图新颖，内容丰富，富有诗意。整个画面，人物突出，用小山、云纹作背景，似乎把人带到天山仙境、奏乐宴庆的欢乐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大人小山的绘画风格。把这种绘画艺术首先用于越窑制品，是一个创新。与其同出的还有鹦鹉纹碗、蜂花纹盏托和四缠枝朵花纹盏。宋太宗元德李后陵（1001年）出土的套盒，共4层，通体施青釉，每层腹壁划展翅飞翔的云鹤纹，下腹划朵云纹，外底有“千”字款。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1018年）出土有花口双蝶纹盘和花口菊花盘。1999年慈溪匡堰镇瓦片滩青瓷窑址出土一件盘的残片，内底划双蝶纹，外底划“太平戊寅”年款。这些器物不仅代表了当时越窑青瓷的最高水准，而且还为我们推断这类器型、文饰流行的时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刻花，是此期比较少见的装饰手法。单纯的刻花较少，往往与划花技法配合使用，使花纹有层次感，立体感。主要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龙纹等。
镂孔、捏塑的越窑制品极为少见。黄岩博物馆珍藏的青瓷香熏，于1987年出土于吴石寺塔。香熏盖镂缠枝花卉孔，下腹刻重瓣仰莲，圈足外卷，施满釉，釉色青绿，滋润光泽。器物造型奇特，装饰构图庄重严谨，是北宋早期的镂孔装饰代表作。上虞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鸳鸯水盂，是捏塑和划花装饰相结合的作品。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除此之外，还有戳印、压线纹。戳印是用芦管状的工具在碗的内底戳出8～9个排列均匀的小圆圈纹，形似莲蓬，外壁往往刻重瓣仰莲，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压线纹是由唐、五代的棱线纹演变而来的。在碗、盘的口沿至外壁往往压印出6条粗线纹，呈六曲，曲口向上微凸，使碗、盘的外壁呈六花瓣形，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荷花。
上述的装饰技法表明，北宋早期的越瓷装饰技法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将器物装饰得新颖、美观、多样，对同一件器物的装饰，往往多种技法配合使用，从而使各种不同的装饰技法在器物造型上得到充分的发挥，烧制出惹人喜爱的越瓷艺术品。
（二）北宋中期
这一时期的装饰艺术在继续流行细线划花的同时，还盛行刻划兼施的装饰技法，刻划花大量出现，主要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花、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划花纹饰有缠枝花、龟心荷叶纹、鹦鹉、蝴蝶、双凤、朵花、缠枝荷花等，与早期纹样无明显差别，但有的划花出现草率的现象；在碗、盘、盏等器的内外壁饰划花较早期多。印花和镂孔在窑址中偶有发现。除了上述装饰技法外，继续沿用压线技法，这种装饰技法比较常见，大多用于碗、盘、杯、盏等器类。
（三）北宋晚期
上林湖地区窑址，以及上虞、鄞县等地考古资料表明，北宋后期的产品制作普遍粗糙，釉色灰暗，无光泽，装饰手法草率，绝大多数制品采用明火装烧，质量低劣，这表明着越窑瓷业已由鼎盛走向衰落。
这时期的装饰艺术仍然是划花、刻花、印花、镂孔，与前一时期没有差异，但所装饰的纹样趋于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北宋前期盛行的纤细划花和刻划兼施的制品那样精致。划花的比例较前期少，前期流行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减少，单纯的刻花增多，印花大量出现，主要装饰在壶耳，新出现了划和刻的双线纹，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牡丹花、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
唐代越窑青瓷造型稳重端庄，釉色滋润典雅，有“千峰翠色”、“如冰似玉”的美誉，装饰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历年来的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唐代越瓷装饰技法新颖多变，花纹多样，构图美观。纹饰多出现于碗、盘、盒、壶、碗托、香炉、砚等器物中。唐代的装饰艺术，主要表现在装饰技法和纹样题材两个方面。装饰技法有刻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花纹有荷花、荷叶、鱼纹、葵花、云纹、龙纹、朵花等。现有考古调查资料、纪年墓出土器物表明，唐代的装饰艺术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现分述如下：
（一）唐早期
唐代早期的青瓷不但制作较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而且装饰简单，偶见刻花、点彩、镂孔。
刻花：仅见于上林湖Y4、Y6、Y55甲窑址出土的直口深腹罐，在贴耳上刻花。
镂孔：也仅见于上林湖唐代早期窑址出土的圆形圈足砚台，在圈足部位上镂对称的二孔或四孔，孔呈壶门状。
点彩：这种装饰技法最早见于三国东吴时期，东晋、南期盛行，到唐代演变成大片褐彩斑。象山县文管会所藏的双系壶，在口沿、腹部饰褐彩斑。
（二）唐中期
唐代中期，越窑的生产工艺进一步提高，胎质细腻，釉色光泽，器表光滑，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同时装饰艺术进一步得到发展，出现了少量的刻划花、印花、褐彩斑、堆贴、雕刻等装饰技法。
刻花：是用刀具在半干的坯体上刻出深浅不一的线条花纹。花纹以荷花居多，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不但在上林湖以及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同时期的窑址中均有出土，而且在镇海小洞岙窑址、上虞的唐代窑址也有发现。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但只刻无划的花纹甚少。其次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胚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的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的口沿上刻四曲，呈四等分，曲下外壁划粗棱线。这种刻划风格的器物在纪年墓中也有见到，如河南偃师杏园的大历十三年（778年）郑询夫妇合葬墓（1）出土的一件青瓷碗，内刻鱼纹，其造型、釉色和刻划风格与上林湖唐中期的敞口外翻、弧腹、宽矮圈足碗相同，应是越窑青瓷。扬州城东唐会昌元年（841年）墓出土的刻划荷花纹盘（2）与上林湖窑址的盘一样，无疑是上林湖窑场的产品，为越窑青瓷断代提供了依据。
划花：是用尖状工具在半干胚体上划出线条花纹。在窑址中，划花数量明显少于刻划兼施的花纹，常见的花纹有荷花、云纹等。此外，还有一种用非尖状工具划出的粗棱线。这种粗棱线主要施在碗、盘、盆，口沿曲下的外壁，往往出现外壁微凹、内壁微凸的现象。
印花：是刻有花纹图案的印花范具在坯体上印出花纹的一种装饰技法。印花有阴、阳两种。花纹有葵花、鱼纹、龙纹。线条比较粗壮，图案呆板，多施在碗、盘、洗的内底。这种印花仅见于镇海小洞岙中唐窑址，为其他窑址所不见。在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文化层出有葵花纹和双鱼王字款。这类器物应是小洞岙窑址的产品。在上林湖Y72唐代窑址中曾出土过一件碗内底印有飞鸟纹的标本。
褐彩斑：是一种釉下彩装饰工艺，先把配制的彩料涂于坯体上，然后再通体上釉，烧成后，彩料和釉料熔为一体，呈现出深浅不同的圆形和半圆形的褐色彩斑，起到较好艺术效果。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褐彩斑的装饰仅见于小洞岙窑址，可作为鉴别小洞岙窑址产品的特征之一。
堆塑、雕刻是突出主题纹样、美化越瓷造型的一种艺术手法。上虞市文物保护所藏的盘口、四系蟠龙青瓷罂，在颈部堆塑蟠龙，形象、生动、逼真，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浙江嵊县出土一件腹刻“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一千文”蟠龙青瓷罂，为越窑青瓷的断代提供了标准器。
（三）唐晚期
这一时期的装饰艺术在继承唐代中期风格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装饰技法有划花、印花、褐色彩绘、镂雕及金银饰等。
1.划花：唐代中期的刻划花中，以刻划兼施的花纹占多数，单纯的划花很少，到晚唐，这种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在制品中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主要装饰在碗、盘、碗托的内底壁，盒盖面上和执壶的腹部。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青瓷执壶，腹部划荷花纹和“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铭文，会昌七年即大中元年（847年），这种荷花纹与上林湖窑址出土的碗、盒盖上的纹饰完全一样，应是上林湖窑址的产品。执壶上既划有花纹，又有绝对纪年，这为我们推断这种纹样盛行的年代提供了一个标尺。除荷花纹外，还有云龙纹。1983年慈溪鸣鹤瓦窑头唐墓出土一件四系龙纹青瓷盖罂，其腹颈部划云龙纹。
2.印花：在唐代晚期的窑址和遗址中，出土的印花青瓷器较少。上林湖马溪滩、黄鳝山、荷花芯等窑址曾出土过花碗，花纹有云鹤纹、鱼纹等，均为阳纹，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活泼。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中出土过一件碗，内底模印“寿”字和云鹤纹，并划“大中二年”纪年铭文，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纪年器。
3.褐色彩绘：由唐中期的釉下褐彩斑装饰发展到釉下彩绘。此期最典型的越窑作品有临安市文物馆藏的唐水邱氏墓（901年）出土的褐彩云纹盖罂、褐彩云纹灯和褐彩云纹香炉。
1990年在上林湖黄婆岙唐代窑址中出土褐彩云纹钵和罂的残片。这为我们进一步确定烧制褐釉青瓷的产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4.镂雕：这种装饰多见于香熏，在盖面上镂雕出朵花、朵云等形状，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青瓷香炉，在荷花形钮上盖镂朵花及朵云孔，通体褐彩云纹，施青黄釉，釉面晶莹。此炉集彩绘与镂雕于一体，造型庄重典雅。浙江省三门县博物馆藏的香熏，盖面镂孔，成花瓣状。这种造型及镂雕装饰在上林湖唐代窑址均有发现。
5.金银饰：考古资料表明，这种装饰是对秘色瓷的再加工，使其更加美观、华贵。装饰技法有两种：其一在器口器足镶嵌金银边，通常称为金银扣；其二是器身上涂金。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出土的2件秘色瓷碗均为银扣，外涂黑漆，并用金银团花等装饰。（1）
1984年上林湖后施岙唐代窑址出土一件盘的残片，釉色青绿，腹外壁划有棱线，在口沿内侧面刮釉一周，宽0.3厘米，是用来包镶金银边的。这件盘口沿的刮釉现象为镶嵌金银边找到了实物证据。
二、五代越瓷的纹饰
纪年墓资料和采集的瓷片标本表明，五代时期的装饰艺术继承了晚唐时期的特点，划花、刻花、褐色彩绘、金银饰、镂孔仍是这一时期的装饰技法。
（一）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五代晚期出现纤细划花，纹样有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杭州玉皇山钱元瓘墓（941年）出土的执壶和器盖上划缠枝纹和朵花纹。（2）这类纹饰的线条纤细、流畅，构图规整，讲究对称，具有工笔画的风格。
（二）刻花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主要装饰在碗、盘、罂的腹壁，盒的盖面。典型器有苏州市博物馆馆藏的刻花仰覆莲瓣纹碗托、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馆藏的莲蓬纹粉盒、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浮雕蟠龙罂、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出土的莲瓣纹越窑青瓷碗。除此之外，大量的制品仿金银器，碗、盘、盏托、杯等器的口沿刻成花瓣状，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展示着蓬勃向上的气息，这种装饰流行于整个五代，是这一时期装饰艺术的一大特点。
（三）褐色彩绘、镂孔装饰技法继续使用，与晚唐时期无明显差异。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褐彩瓷罂，颈、腹绘褐色云纹，肩部绘覆莲纹，并饰二道彩线，使彩绘分为上下二层，主次分明，有层次感，与唐代单调的通体彩绘有所不同。苏州七子山五代墓，钱元瓘墓、临安康陵墓（941年）均出土镂孔委角方盒。在上林湖五代窑址中也有不少出土。
（四）五代时，除唐代的金银扣装饰继续沿用外，又出现了新的涂金装饰工艺。吴越国时秘色瓷成了纳贡的重要方物之一。其中金银饰秘色瓷的数量相当可观，这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会要·蕃夷》等文献都有记载，其中所谓“金棱”、“银棱”、“瓷器”、“扣金瓷器”、“金扣越器”、“金银陶器”、“金银饰陶器”，其实都是金银所饰的“秘色瓷”。如苏州七子山五代钱氏贵族墓出土的一件金扣秘色瓷碗、杭州五代钱元罐墓出土的浮雕涂金双龙罂就是代表作。
三、北宋越瓷的纹饰
通过大量的实物标本以及纪年墓葬资料的对照排比，根据器物的造型、装饰、装烧技术等方面的演变，北宋时期的装饰艺术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一）北宋早期
这一时期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划花、刻花和镂孔三种，装饰纹样繁多，题材广泛，构图优美，装饰技巧娴熟精妙，表明越窑仍处在鼎盛阶段。
划花，是北宋早期最盛行的一种装饰。花纹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如首都博物馆藏的辽韩佚墓（995年）出土的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划四组人物宴乐图，构图新颖，内容丰富，富有诗意。整个画面，人物突出，用小山、云纹作背景，似乎把人带到天山仙境、奏乐宴庆的欢乐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大人小山的绘画风格。把这种绘画艺术首先用于越窑制品，是一个创新。与其同出的还有鹦鹉纹碗、蜂花纹盏托和四缠枝朵花纹盏。宋太宗元德李后陵（1001年）出土的套盒，共4层，通体施青釉，每层腹壁划展翅飞翔的云鹤纹，下腹划朵云纹，外底有“千”字款。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1018年）出土有花口双蝶纹盘和花口菊花盘。1999年慈溪匡堰镇瓦片滩青瓷窑址出土一件盘的残片，内底划双蝶纹，外底划“太平戊寅”年款。这些器物不仅代表了当时越窑青瓷的最高水准，而且还为我们推断这类器型、文饰流行的时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刻花，是此期比较少见的装饰手法。单纯的刻花较少，往往与划花技法配合使用，使花纹有层次感，立体感。主要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龙纹等。
镂孔、捏塑的越窑制品极为少见。黄岩博物馆珍藏的青瓷香熏，于1987年出土于吴石寺塔。香熏盖镂缠枝花卉孔，下腹刻重瓣仰莲，圈足外卷，施满釉，釉色青绿，滋润光泽。器物造型奇特，装饰构图庄重严谨，是北宋早期的镂孔装饰代表作。上虞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鸳鸯水盂，是捏塑和划花装饰相结合的作品。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除此之外，还有戳印、压线纹。戳印是用芦管状的工具在碗的内底戳出8～9个排列均匀的小圆圈纹，形似莲蓬，外壁往往刻重瓣仰莲，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压线纹是由唐、五代的棱线纹演变而来的。在碗、盘的口沿至外壁往往压印出6条粗线纹，呈六曲，曲口向上微凸，使碗、盘的外壁呈六花瓣形，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荷花。
上述的装饰技法表明，北宋早期的越瓷装饰技法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将器物装饰得新颖、美观、多样，对同一件器物的装饰，往往多种技法配合使用，从而使各种不同的装饰技法在器物造型上得到充分的发挥，烧制出惹人喜爱的越瓷艺术品。
（二）北宋中期
这一时期的装饰艺术在继续流行细线划花的同时，还盛行刻划兼施的装饰技法，刻划花大量出现，主要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花、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划花纹饰有缠枝花、龟心荷叶纹、鹦鹉、蝴蝶、双凤、朵花、缠枝荷花等，与早期纹样无明显差别，但有的划花出现草率的现象；在碗、盘、盏等器的内外壁饰划花较早期多。印花和镂孔在窑址中偶有发现。除了上述装饰技法外，继续沿用压线技法，这种装饰技法比较常见，大多用于碗、盘、杯、盏等器类。
（三）北宋晚期
上林湖地区窑址，以及上虞、鄞县等地考古资料表明，北宋后期的产品制作普遍粗糙，釉色灰暗，无光泽，装饰手法草率，绝大多数制品采用明火装烧，质量低劣，这表明着越窑瓷业已由鼎盛走向衰落。
这时期的装饰艺术仍然是划花、刻花、印花、镂孔，与前一时期没有差异，但所装饰的纹样趋于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北宋前期盛行的纤细划花和刻划兼施的制品那样精致。划花的比例较前期少，前期流行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减少，单纯的刻花增多，印花大量出现，主要装饰在壶耳，新出现了划和刻的双线纹，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牡丹花、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
附注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2期。
（2）扬州博物馆：《扬州城东唐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
（1）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第3期。
（1）李家治、陈显求、陈士萍、朱伯谦、马成达：《上林湖历代越窑瓷胎、釉及其工艺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