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唐五代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窑场竞起，遍及全国，几乎将后世产瓷中心和名窑均包括在内，而越窑又以其密布的窑群、可观的产量、雄厚的实力、精湛的技艺位居诸窑之首。自中唐以来，越窑青瓷生产越来越繁荣，新的器物被不断根据实际需要设计出来，茶具、餐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瓶、罐和各类陈设瓷，应有尽有，形式新颖多样，造型精美，风格鲜明，生产的规模、产品的质量均超越前代。至五代北宋前期，越窑更盛极一时。越窑青瓷繁荣原因决不是单一的，而是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环境资源的优越：宁绍地区地理环境十分优越，为窑业的发展提供自然条件方面的保障。烧窑的先决条件是该地是否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浙东瓷窑的聚集地区均具备这一要素，如上虞联江凌湖、龙浦、上浦这一带的山丘谷地瓷土富集，相传凌湖就是因挖取瓷土而成湖的。现场调查证实目前上虞县小仙坛等地与慈溪县上林湖西岸的瓷土资源还相当丰富。充足的燃料供应，也是发展瓷业的必备条件。越窑瓷业依托会稽山、四明山和天台山，自六朝至唐五代，那里树木参天，植被覆盖良好，还未受到严重破坏（浙东丘陵大强度大面积的毁林滥伐是在宋代开始的），所以燃料供给充足，无断薪之虞。便捷的运输条件，是保证瓷业发展的又一前提。瓷器陆运容易破碎损毁，增加运输成本，特别适宜于水运。早期越窑青瓷主要是北向输入太湖流域等地，尤其在江苏一带发现最多，很可能取道运河经破岗渎而达建康，这条河道运输十分繁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较取道长江更为安全而又便捷可靠。唐代以来，越瓷内销急增，外销扩大，既散播于内陆腹地，又散播于海外，因而船运格外繁忙。贯穿上虞的曹娥江，可直达联江窑山、黄蛇山和龙浦的风凰山、风吹山头及上浦的狸猫湖、窑寺前等各大窑场。产品烧成后可直接下船输出，既可以顺水而下，向北从杭州湾进入钱塘江；也可向西经过曹娥堰进入萧绍古运河，运销到绍兴、杭州，从杭州进入京杭大运河直达京口、建业等各大城市；或向东过梁湖堰进入“四十里”古运河，再翻越通明坝进入余姚江，再顺江而下，直达明州港埠。特别是浙东的上林湖，紧靠海边，居高临下的沿山湖水，越过坝口，与浙东著名水道东横河相连，满载于板船、竹排上的瓷品，在这里被卸下转装。直接北上，经古窑、胜山、破山诸浦，可至杭州湾出海，宛转西向，可南上至余姚江；一路西行，沿浙东古运河，越曹娥、钱塘诸江，可抵达杭州，然后进入南北大运河水系而航向全国；一路东行，越河姆、城山诸渡，可抵达宁波，然后进入甬江，由甬江北行至镇海关出海。唐代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不断拓展，明州海商驾风帆，破恶浪，活跃于东海之上，明州港成了当时的四大名港之一，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近港越窑的生产，无疑进一步适应了外销的需要。
二、烧造技术的改进：生产的需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而科技的发展又进一步激活了生产。陶瓷作为古代物质文明的代表，必须通过原料、成型、高温烧成等一系列工艺流程才能最后确定其成品价值，因此越窑的兴盛离不开陶瓷科技发展成果的有力支撑。越窑在烧制技术上，中唐时已创造性地使用匣钵装烧，以后又不断地改进，终致于精致完美，为烧造秘色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了适应更高要求的烧造工艺，人们还制作了许多因物制宜的各类间隔窑具，上林湖窑场还更多地使用了瓷质窑具。越窑还成功地利用长石克服釉汁不匀的缺点，从而产生细润光洁的效果。越窑的炉窑结构也得到了很好改进，烧成温度已能有效地控制，很少见到胎质疏松的生烧现象，也很少见到变形流釉的过烧情况。所有这些技术上的改进，都保证了越窑出炉时具有极富美感的理想釉面。在造型装饰上，新颖轻巧，变化多端，端庄秀丽，别饶风韵，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越窑凭借着技术上的优势，赢得了各色消费人群的欢迎。
三、江南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经过安史之乱，北方的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却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诚如韩愈《送陆歙州诗序》所云：“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吕和叔文集》卷6亦云：“天宝之后，中原释末，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在江南经济进一步繁荣的大趋势下，浙东一带也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手工业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上林湖为代表的制瓷业异军突起。综观唐代明州手工业的分布格局，非常符合地域空间结构构成模式中的增长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并不是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唐代明州的其他手工业所占的分量不重，惟有制瓷业独领风骚，而制瓷技术的一系列突破和上贡瓷器等政治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极化效应。所以唐代明州经济的发展流向是以青瓷的极化效应为主，以港口的扩散效应为辅。
四、消费市场的饥渴：任何一类手工业制品的生产总是与消费市场发生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唐代国内外陶瓷市场总的说来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商机无限，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首先，唐代商贸发达，国内发生了“铜币不周于用”的现象。据《唐会要》卷86记载，开元十一年（721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另一方面唐人也发现了日用铜器不适合盛装食物的缺陷，促使消费者纷纷寻求实用而又廉价的耐用品，以取而代之，于是全国的瓷业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获得迅猛发展，造型优美、款式新颖的越瓷制品大量打入市场，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使瓷器更加普及于民间。其次，生活习俗的改变也与越窑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唐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给瓷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越窑从业人员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机遇，紧跟消费心理的高新追求，着力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如饮茶之风的兴起，刺激了对精美茶具的需求。唐人饮茶已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的阶段，讲究技艺，意在情趣。饮茶作为日常生活方式而兴起，对茶具的需求大增，茶具不仅是品茶的重要器具，还有助于提高茶的色、香、味。唐代茶具门类齐全，南北方各窑均大量生产瓷碗、瓯、钵等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唐人讲究茶具质地，注意因茶择具。越茶的特点是青绿色，它能借青瓷之色，使茶汤色泽翠青，分外赏心悦目，故而陆羽在《茶经》中有邢瓷不如越瓷之说。唐代南北诸窑以越窑生产的茶具数量最多，最精美绝伦，博得了文人学士的一片赞美之声。可以说，茶艺的需求促进了越瓷的精益求精，而越瓷类玉似冰的极致之美，反过来也促进了茶艺的发展。自晚唐以来，妇女化妆用品使用瓷制香盒、油盒、脂粉盒，于是越窑投其所好，大量生产这类妇女用品。尽管如此，南青北白，诸窑并起，国内市场还是充满着竞争的。而国外市场在唐以前几乎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越窑青瓷在满足内销的同时，已经完全具备了外销的能力，于是借港口之便率先走向世界，成为当时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当然，唐代输出海外的还有长沙窑等，但越窑青瓷无疑在海外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瓷器外销畅通无阻，成为刺激越窑制瓷业高度发达的重要因素。吴越时代，越窑生产如火如荼，钱氏将上贡之外的大量青瓷用于海外贸易，成为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在澎湖岛发现的大量这一时期的越瓷精品就是外销的有力佐证。
五、政治行为的拉动：唐代越窑的兴盛并非纯属自发的经济行为，在相对稳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行为的深度介入是促发越窑兴盛的举足轻重的因素。越窑在中唐取得技术上重大突破之后，自然被地方官选为向朝廷进贡的土产，很快博得了统治者的青睐，越窑青瓷因此身价倍增，声誉日隆，这反过来促进了越窑生产的精益求精。晚唐时朝廷又在上林湖特设贡窑，这在当时的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土贡进而演变为特贡，更加刺激了越窑生产规模的大幅扩增。唐末五代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所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应是实录。延至五代吴越时期，浙江境内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产富庶。吴越钱氏为了巩固和维持他们统治的小天地，不断向中原地区的各王朝进贡。仅瓷器一项据《宋史》、《十国春秋》、《宋会要》、《吴越备史》等文献记载统计，从宝大元年（924年）钱镠向后唐进贡秘色瓷器，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钱惟濬贡宋金银陶器的60年中，吴越国进奉瓷器多达14万件以上，它们绝大多数属于越窑青瓷。尤其是北宋立国至吴越归宋的18年间，各割据政权相继灭亡，钱俶（948～978年在位）自知势单力薄，岌岌可危，为了保全一隅江山，“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定做了大批轻巧精细、装饰华贵的秘色瓷器，贡瓷数量动辄上万。如，此繁重的生产任务，光靠上林湖窑场烧造显然是远远不敷所需的，所以吴越小朝廷又让上虞窑场和鄞县东钱湖窑场在官方监督下承烧部分贡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上虞县窑寺前窑场，其极盛期即在吴越后期。《宋会要辑稿》历代朝贡里明确记载了明州贡瓷。如开宝九年（976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濬进..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当然，秘色瓷在贡奉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产品被吴越国各级显贵留作自己享用，而且往往根据官方的审美情趣到窑场定烧。这种政治行为不仅使上林湖窑厂的烧造达于极限，而且也刺激了上虞窑的蓬勃兴起，东钱湖窑场也得到了迅速开辟，越窑生产因此而臻于极盛。但是政治行为的拉动对于越窑来说毕竟属于外部的强力注入，而非内力的驱动，一旦外力撤去，贡窑易位，那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成为引发越窑衰落的举足轻重的因素。因此，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王被迫纳土归宋之后，越窑制瓷业便从巅峰一路下滑了。
一、环境资源的优越：宁绍地区地理环境十分优越，为窑业的发展提供自然条件方面的保障。烧窑的先决条件是该地是否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浙东瓷窑的聚集地区均具备这一要素，如上虞联江凌湖、龙浦、上浦这一带的山丘谷地瓷土富集，相传凌湖就是因挖取瓷土而成湖的。现场调查证实目前上虞县小仙坛等地与慈溪县上林湖西岸的瓷土资源还相当丰富。充足的燃料供应，也是发展瓷业的必备条件。越窑瓷业依托会稽山、四明山和天台山，自六朝至唐五代，那里树木参天，植被覆盖良好，还未受到严重破坏（浙东丘陵大强度大面积的毁林滥伐是在宋代开始的），所以燃料供给充足，无断薪之虞。便捷的运输条件，是保证瓷业发展的又一前提。瓷器陆运容易破碎损毁，增加运输成本，特别适宜于水运。早期越窑青瓷主要是北向输入太湖流域等地，尤其在江苏一带发现最多，很可能取道运河经破岗渎而达建康，这条河道运输十分繁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较取道长江更为安全而又便捷可靠。唐代以来，越瓷内销急增，外销扩大，既散播于内陆腹地，又散播于海外，因而船运格外繁忙。贯穿上虞的曹娥江，可直达联江窑山、黄蛇山和龙浦的风凰山、风吹山头及上浦的狸猫湖、窑寺前等各大窑场。产品烧成后可直接下船输出，既可以顺水而下，向北从杭州湾进入钱塘江；也可向西经过曹娥堰进入萧绍古运河，运销到绍兴、杭州，从杭州进入京杭大运河直达京口、建业等各大城市；或向东过梁湖堰进入“四十里”古运河，再翻越通明坝进入余姚江，再顺江而下，直达明州港埠。特别是浙东的上林湖，紧靠海边，居高临下的沿山湖水，越过坝口，与浙东著名水道东横河相连，满载于板船、竹排上的瓷品，在这里被卸下转装。直接北上，经古窑、胜山、破山诸浦，可至杭州湾出海，宛转西向，可南上至余姚江；一路西行，沿浙东古运河，越曹娥、钱塘诸江，可抵达杭州，然后进入南北大运河水系而航向全国；一路东行，越河姆、城山诸渡，可抵达宁波，然后进入甬江，由甬江北行至镇海关出海。唐代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不断拓展，明州海商驾风帆，破恶浪，活跃于东海之上，明州港成了当时的四大名港之一，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近港越窑的生产，无疑进一步适应了外销的需要。
二、烧造技术的改进：生产的需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而科技的发展又进一步激活了生产。陶瓷作为古代物质文明的代表，必须通过原料、成型、高温烧成等一系列工艺流程才能最后确定其成品价值，因此越窑的兴盛离不开陶瓷科技发展成果的有力支撑。越窑在烧制技术上，中唐时已创造性地使用匣钵装烧，以后又不断地改进，终致于精致完美，为烧造秘色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了适应更高要求的烧造工艺，人们还制作了许多因物制宜的各类间隔窑具，上林湖窑场还更多地使用了瓷质窑具。越窑还成功地利用长石克服釉汁不匀的缺点，从而产生细润光洁的效果。越窑的炉窑结构也得到了很好改进，烧成温度已能有效地控制，很少见到胎质疏松的生烧现象，也很少见到变形流釉的过烧情况。所有这些技术上的改进，都保证了越窑出炉时具有极富美感的理想釉面。在造型装饰上，新颖轻巧，变化多端，端庄秀丽，别饶风韵，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越窑凭借着技术上的优势，赢得了各色消费人群的欢迎。
三、江南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经过安史之乱，北方的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却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诚如韩愈《送陆歙州诗序》所云：“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吕和叔文集》卷6亦云：“天宝之后，中原释末，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在江南经济进一步繁荣的大趋势下，浙东一带也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手工业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上林湖为代表的制瓷业异军突起。综观唐代明州手工业的分布格局，非常符合地域空间结构构成模式中的增长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并不是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唐代明州的其他手工业所占的分量不重，惟有制瓷业独领风骚，而制瓷技术的一系列突破和上贡瓷器等政治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极化效应。所以唐代明州经济的发展流向是以青瓷的极化效应为主，以港口的扩散效应为辅。
四、消费市场的饥渴：任何一类手工业制品的生产总是与消费市场发生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唐代国内外陶瓷市场总的说来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商机无限，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首先，唐代商贸发达，国内发生了“铜币不周于用”的现象。据《唐会要》卷86记载，开元十一年（721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另一方面唐人也发现了日用铜器不适合盛装食物的缺陷，促使消费者纷纷寻求实用而又廉价的耐用品，以取而代之，于是全国的瓷业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获得迅猛发展，造型优美、款式新颖的越瓷制品大量打入市场，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使瓷器更加普及于民间。其次，生活习俗的改变也与越窑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唐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给瓷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越窑从业人员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机遇，紧跟消费心理的高新追求，着力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如饮茶之风的兴起，刺激了对精美茶具的需求。唐人饮茶已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的阶段，讲究技艺，意在情趣。饮茶作为日常生活方式而兴起，对茶具的需求大增，茶具不仅是品茶的重要器具，还有助于提高茶的色、香、味。唐代茶具门类齐全，南北方各窑均大量生产瓷碗、瓯、钵等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唐人讲究茶具质地，注意因茶择具。越茶的特点是青绿色，它能借青瓷之色，使茶汤色泽翠青，分外赏心悦目，故而陆羽在《茶经》中有邢瓷不如越瓷之说。唐代南北诸窑以越窑生产的茶具数量最多，最精美绝伦，博得了文人学士的一片赞美之声。可以说，茶艺的需求促进了越瓷的精益求精，而越瓷类玉似冰的极致之美，反过来也促进了茶艺的发展。自晚唐以来，妇女化妆用品使用瓷制香盒、油盒、脂粉盒，于是越窑投其所好，大量生产这类妇女用品。尽管如此，南青北白，诸窑并起，国内市场还是充满着竞争的。而国外市场在唐以前几乎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越窑青瓷在满足内销的同时，已经完全具备了外销的能力，于是借港口之便率先走向世界，成为当时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当然，唐代输出海外的还有长沙窑等，但越窑青瓷无疑在海外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瓷器外销畅通无阻，成为刺激越窑制瓷业高度发达的重要因素。吴越时代，越窑生产如火如荼，钱氏将上贡之外的大量青瓷用于海外贸易，成为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在澎湖岛发现的大量这一时期的越瓷精品就是外销的有力佐证。
五、政治行为的拉动：唐代越窑的兴盛并非纯属自发的经济行为，在相对稳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行为的深度介入是促发越窑兴盛的举足轻重的因素。越窑在中唐取得技术上重大突破之后，自然被地方官选为向朝廷进贡的土产，很快博得了统治者的青睐，越窑青瓷因此身价倍增，声誉日隆，这反过来促进了越窑生产的精益求精。晚唐时朝廷又在上林湖特设贡窑，这在当时的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土贡进而演变为特贡，更加刺激了越窑生产规模的大幅扩增。唐末五代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所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应是实录。延至五代吴越时期，浙江境内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产富庶。吴越钱氏为了巩固和维持他们统治的小天地，不断向中原地区的各王朝进贡。仅瓷器一项据《宋史》、《十国春秋》、《宋会要》、《吴越备史》等文献记载统计，从宝大元年（924年）钱镠向后唐进贡秘色瓷器，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钱惟濬贡宋金银陶器的60年中，吴越国进奉瓷器多达14万件以上，它们绝大多数属于越窑青瓷。尤其是北宋立国至吴越归宋的18年间，各割据政权相继灭亡，钱俶（948～978年在位）自知势单力薄，岌岌可危，为了保全一隅江山，“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定做了大批轻巧精细、装饰华贵的秘色瓷器，贡瓷数量动辄上万。如，此繁重的生产任务，光靠上林湖窑场烧造显然是远远不敷所需的，所以吴越小朝廷又让上虞窑场和鄞县东钱湖窑场在官方监督下承烧部分贡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上虞县窑寺前窑场，其极盛期即在吴越后期。《宋会要辑稿》历代朝贡里明确记载了明州贡瓷。如开宝九年（976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濬进..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当然，秘色瓷在贡奉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产品被吴越国各级显贵留作自己享用，而且往往根据官方的审美情趣到窑场定烧。这种政治行为不仅使上林湖窑厂的烧造达于极限，而且也刺激了上虞窑的蓬勃兴起，东钱湖窑场也得到了迅速开辟，越窑生产因此而臻于极盛。但是政治行为的拉动对于越窑来说毕竟属于外部的强力注入，而非内力的驱动，一旦外力撤去，贡窑易位，那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成为引发越窑衰落的举足轻重的因素。因此，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王被迫纳土归宋之后，越窑制瓷业便从巅峰一路下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