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唐代的陶瓷比起六朝来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窑中心都有了窑名。总的说来，唐代瓷业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白瓷开始向青瓷的优势地位发起挑战，并占有了重要席位，但还不足以动摇青瓷的霸主地位，从唐墓尤其是南方唐墓各期出土瓷器考察，青瓷数量仍然多于白瓷就是明证。虽然唐代的青瓷生产遍布南方，并延伸至北方，但越窑青瓷的烧造水平明显高出一筹，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成就。唐代越窑青瓷的生产作坊仍集中在宁绍地区，但其重心明显移向上林湖，而且随着瓷器质量的提高和社会需要量的增加，瓷场迅速扩展，形成一个庞大的瓷业系统。繁盛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恢复期（初盛唐）。这一时期的越瓷产品种类较少，基本上保持着前代风格，胎质灰白而较粗，釉色青黄或淡黄，容易剥落，产品的造型和种类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时期上虞龙浦、慈溪等地虽均有新建瓷窑，但没有构成大规模的窑群。若从全局看，越窑的作坊分布正在悄悄地出现耐人寻味的变动，其重要标志是上林湖窑业开始走出低谷，春光乍露，活力初现。
上林湖库区现已发现隋唐早期窑址13处，主要分布在木勺湾、黄家庵、横塘山、施家K-1、沈家山、牛角山、黄婆山、狗胫山等地。从采集的大量标本分析，制造工艺沿袭南朝，比较落后。大多数器物为明火叠烧，少部分器物采用对口合烧，泥点间隔，有的还把小件器放置在大件器内进行套烧以增加装烧量。其主要产品，壶、钵等一仍旧制，碗、盘、盏的造型也与南朝大同小异，灯、砚的造型较为新型，但装饰极为单调。釉色普遍呈青黄和青灰色调，器足底多露胎，也有半釉器，釉层薄，大都无光泽感，与覆盖在其上的中唐产品的细腻润泽明显不在一个档次。（1）上林湖越窑复苏期间在烧制青瓷的同时，兼烧酱褐色釉产品。上林湖初唐越窑还发现了不少铭文，可以借此窥见有关生产的一些信息。如黄家庵Y5、木勺湾Y3等垫饼上就书有朱、太、金、孔、王、吴等姓氏，这应是参与制作窑具的家族，查考地方志及族谱资料，有不少姓氏自外地迁来，他们与土著居民共同参与了上林湖瓷业的振兴。此外，上林湖越瓷的器底还出现了“利记”、“泰作”之类的标记，应是作坊的名称。
初唐越窑在生产格局变动上值得一提的还有象山窑的兴起。1974年在象山港距出海口不远的黄避岙发现初唐龙窑2条。从遗址堆积物看，该窑场产品种类比较单纯，主要有碗、高足盘、钵、瓶、罐，造型古朴，稳重实用，装饰简单，常施以大片的酱色彩斑装饰。这虽然是象山窑最早的发现，但其工艺水平在初唐时实属翘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象山窑远离城镇，背面为延绵不断的大山环绕，面向大海，窑址选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陆上交通不便，而窑场的规模却很大，是完整的瓷窑作坊。这只能说明它主要不是一个就地销售的手工作坊，它的大部分产品就利用便利的海陆交通运往外地销售，既可船运至我国沿海城市，也可以输出海外。象山窑的诞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即越窑青瓷开始通过海路开拓市场，而域外市场的产品认同与大规模需求更加形成了通畅的销售渠道，反过来刺激了近港越窑的生产，从而引起了生产格局的变化。在原料与燃料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窑场的分布会更加集中到港口附近来，便于产品的直接启运。
二、突破期（中唐）。这一时期的越窑正处于由早期向后期转轨的重要阶段，因而在各方面都酝酿着突破。首先，慈溪上林湖取代上虞成为越窑青瓷中心产地的地位已得到初步确立，从而宣告了“上林湖时代”这一新历史阶段的正式诞生。上虞龙浦等地在中唐时盛烧青瓷，产品以碗为主，兼有一些罐、瓯之类的日用品，但因工艺上缺乏改进，故其中心地位遂为工艺先进的上林湖窑所取代。上林湖窑以上林湖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在其周围的白洋湖、古银锭湖、里杜湖、上岙湖等地置窑烧制。里杜湖现已发现中唐窑址8处，分布在躲主庙、栗子山和大黄山上。杜湖窑区在中唐建窑12处，产品与古银锭湖、上林湖中唐晚期作坊产品完全一致，成为上林湖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在继续烧造初唐时的部分产品并使之更加流行的基础上，试制投产了不少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新创器形。如碗和盘是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餐具，撇口碗初唐虽已出现，但在中唐时更为流行，碗口腹向外斜出，璧形底，制作工整。它与敞口斜壁形底盘和撇口平底碟，器型风格相同，成为一套新型的饮食用具。注子是中唐时出现的一种酒器，它很可能由鸡壶演变而来。隋和初唐越窑仍生产鸡壶，到中唐时期则多生产执壶，而鸡壶少见。瓯是中唐开始流行的茶具，其优美的造型深受文人学士的称赞，顾况《茶赋》就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的句子。其次，匣钵创用是制瓷技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在慈溪里杜湖窑区、上林湖窑区、镇海县小洞岙等几十座中唐窑址中，都发现了匣钵这种新型窑具，其中小洞岙的器物属于中唐元和朝，由此可以判断匣钵的使用不迟于中唐元和朝（806～820年）。其时匣钵还处于初创时期，只有一种形式，仅限于烧造小型器物如碗、盘等，釉色偏于青绿，用以支垫的泥点较大，产品的个性和风格均不够鲜明突出，但其出现的意义不容低估。因为匣钵的使用，不仅提高了窑炉的空间利用率，使产量大幅度增长，而且也大大提升了越窑青瓷的质量档次，避免了烟熏和落砂现象，从而为越窑青瓷走向辉煌奠定了技术基础。越窑在中唐时已经烧制出了许多质量上乘的瓷器，开始上贡朝廷，这批贡瓷，色泽如秋水般澄清，因而也被研究者目为秘色瓷的初烧产品。而其时上虞龙浦窑的生产虽然达到了一定规模，但装烧工艺仍旧采用传统的泥点间隔、明火叠烧，窑址中没有发现匣钵窑具，产品的质量和成品率都不很理想，已明显落后于宁波诸窑。（1）再次，陶瓷贸易日趋繁荣，明州港陶瓷外销获得突破性进展。宁波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了大量中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器如执壶、碗、盘等，而且质量较好，日本等国也出土了中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器，进一步证实中唐晚期越窑青瓷已开始销往国外了，明州港作为东方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始发港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得以正式确立。
三、繁荣期（晚唐）：这个时期上林湖的越窑生产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窑场林立，规模空前。代表性的窑址有马溪滩Y30、荷花芯Y37、黄鳝山Y26。从出土的大批精美标本看，造型趋向轻盈小巧，釉色青绿，釉层深厚如冰玉。产品质量高，品种多，主要有各式碗、壶、盘、盏、托具、杯、罐、灯盏、唾盂、盒、砚台以及瓷塑、墓志、买地券等。晚唐上林湖匠师开发的新产品不少，典型的有海棠式杯、碗，荷叶盘，方形委角盘，大喇叭口唾盂以及造型多姿的各式盒子等。越窑产品釉层匀净，釉面滋润，如冰如玉，在以釉取胜的同时，还采用了刻花、划花、贴花、堆塑和彩绘等装饰技法。大量的精品是由匣钵单件装烧或多件装烧组合生产出来的，确实富有“千峰翠色”的美感，其烧造水平又有所跃升，使越窑牢牢地位居唐代诸名窑之首。这一时期，上林湖窑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有两点，一是由原来的上贡瓷器到设立贡窑。顾名思义，贡窑就是地方上烧造贡奉朝廷精美器物（秘色瓷）的窑场。贡窑不同于后来由宫廷直接垄断的官窑，它是主动或被动地由官府派员定额派烧兼监烧，属于民营的又具有官府定点的性质。贡窑接受烧造秘色瓷的重任，它兼烧的下等品可以作为民用瓷在市场上流通。当然，秘色瓷也不全是贡窑的专利，非“贡窑”中也会有部分精品产出，流入消费市场，两者在釉色、配方、工艺、款式、胎质等方面并无多大差异。诸多地点的精粗两类制品的同层混积现象，均表明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的。
由于朝廷日用的迫切需要和上林湖产品的优异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朝廷选择在上林湖设立贡窑是顺理成章的。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光启三年（887年）凌倜青瓷罐，志文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之语。从时间上看，其时越州虽处于武人董昌控制之下，但他对朝廷极尽邀宠之能事，有充分利用上林湖窑作文章的可能；从墓志罐的行文看，凌倜“终于..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则“当保贡窑”应指石贵保所属的贡窑，从窑址的地理位置、生产规模和采集标本判断，贡窑应设在今上林湖的后施岙、施家斗、黄鳝山窑场一带。这里还出土过“贡”、“方贡”等铭文器以及刻有“美头人鲍五郎者用烧官场不得滥将恶用”等铭文窑具，进一步佐证贡窑的存在。从施家斗窑址出土大型器盖内书刻“咸通十三年..”的秘色瓷等实物，以及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秘色瓷产地的认定，证明上林湖至迟在晚唐咸通年间就已设立了贡窑。用作外销的瓷器由中唐时的起步发展到规模生产，上林湖成为浙东最大的贸易瓷生产基地和中心。上林湖窑与长沙窑产品联袂在明州港起运，出口势头方兴未艾，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这样，上林湖以宫廷用瓷和贸易瓷两大拳头产品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一时期，上虞窑主要分布在上浦乡徐湾村，联江乡凌湖村，龙浦乡前进村、湾头村等地，产品主要有蟠龙罂、执壶、碗、罐、粉盒、多角瓶、灯盏等。
四、鼎盛时期（吴越时期）：乾宁三年（896年），唐帝敕封钱鑃为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从此两浙一带进入了钱氏家族统治时期。吴越国采取了保境安民的国策，在取悦强国、和好邻邦中，“贡献相望于道”。钱氏掌管越窑窑务，为了适应内政外交的需要，必然要超常地发展这一特色产品。其时越窑生产的布局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侧翼”，即慈溪上林湖、上虞、鄞县东钱湖鼎足成为我国三大越窑生产基地，越瓷精品散布极广，上至达官贵族下至一般民众的墓葬中以及各类遗址中，都可见到越窑极盛期烧制的精品的绰约身影。上林湖窑场在晚唐的基础上规模又有大幅扩张，现已查明五代北宋的作坊多达100余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越瓷烧造中心区，这样规模密集的瓷窑体系，在其他地域是罕有其比的，无论质还是量都达到了顶峰。官方经常直接指定上林湖窑按样烧制青瓷器，上林湖窑址中出土过少数刻“官”字款的青瓷碗残片，审其器型、文饰特点，当属晚唐或北宋早期。在唐末五代钱氏墓也发现有这类刻“官”字款的青瓷器。上林湖烧制的秘色瓷，在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还有大量出土，如竹园山等窑址还散布着铭有“太平戊寅”的青瓷器，这些“文明的碎片”似乎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一个侧翼为东钱湖窑场（包括同一类型的边缘窑区——白杜和宝幢窑区）。东钱湖窑场可划分为郭家峙、窑棚、上水、下水、东吴等几个窑区，绝大多数是在吴越晚期发展起来的，五代北宋时期的窑址共有35处，占了总数的75％以上，迅速崛起而成为宁波的第二大窑场，不但烧造的品种多，而且质地也很精美。产品以成套的各式碗为大宗，另有盅、盘、钵、洗、壶、罐、盏托、杯、水盂、盒、瓶、香熏等，其中很大一部分产品与上林湖相似。从成型、胎质、纹样以及烧造工艺看，各窑区基本上都是相当讲究的，坯泥淘洗十分精细，质地细腻坚密，釉层晶莹滋润，色泽分青翠、青黄或青泛黄数种，均有“玉感”，其产品的精美程度虽然稍逊于上林湖，却比同时代的上虞窑寺前窑高出一筹。东钱湖窑的产品，一部分用于上贡朝廷，如上林湖贡窑中发现的碗标本中的莲瓣纹样做法，在东钱湖窑中屡见不鲜，这种仿作应该出于上贡的需要。东钱湖由于靠近明州港，运输方便，故又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用于外销，在非洲埃及古遗址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器中，不少器物从造型到纹样都与东钱湖窑场中的产品毫无二致，无疑属于从明州港启运的东钱湖窑场的瓷器产品。
另一侧翼为上虞窑场。上虞在五代北宋时期的窑址众多，分布于联江乡的帐子山、石井窑山、凌湖蛇头山，上浦乡的甲仗村（窑寺前）、清泽乡的魏家村，汤浦乡的蒋村等地，密集程度仅次于上林湖。据《嘉泰会稽志》卷8《寺院》“广教寺”条记载，吴越王钱弘俶在位时期，上虞设置有官窑36所（《光绪上虞县志》转引《万历志》，记载大同小异）
虽然这批窑是否真属于官窑并未得到确证，但吴越王为了政治需要在，上虞大量发展窑场，并派官员监理越州窑务是完全有可能的。可见广教寺（俗称“窑神庙”）一带应是五代上虞窑场的最重要分布区，其地即今位于百官镇南20公里窑寺前村，那里窑场林立，规模宏大，遗存极为丰富。主要产品有碗、碟、盒、盘、罐、壶、杯、茶盏、托具、灯盏、熏炉、瓷兽等，并多见精工之作，说明其烧造工艺比较先进和讲究。窑寺前窑址（场）的遗物釉色多作青绿，釉层青亮，胎质细腻，成型规整，不唯造型与上林湖窑场一致，而且其繁缛纤柔的纹样，从取材、构图到技法，都与上林湖如出一辙，因而被人目为“上林湖越窑的卫星窑”。以上三大窑群集中了最优秀的匠师，他们烧造的秘色瓷精美绝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流布各地的秘色瓷绝大部分是由这三大窑群生产的。二十多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县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7座，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这批瓷器，质地细腻，制作精巧，胎壁较薄，表面光滑，釉色滋润光泽，造型新颖优美，而且不少器物带有皇家气象，装饰华贵。如钱元罐墓出土的瓷罂，圆肩球腹，圈足外撇，肩颈两侧各安一对并列的耳形高鋬，腹部浮雕双龙，旁缀云纹，龙腾空飞舞，奋力抢珠，龙身涂金，璀璨辉煌，其造型之庄重，气魄之宏大，绝非唐代一般瓷罂可比。史书所记钱氏多用“金银扣瓷”、“金银饰陶器”、“金棱秘色瓷器”，由此得到证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缸、瓶等大件瓷器的烧成，足以代表五代越窑的工艺成就。如钱元玩墓出土的几件瓷缸，宽厚唇，口下安环耳四个，耳根饰柿蒂形，高37厘米，口径62.5厘米～64.7厘米，底径35厘米～38厘米。临安板桥吴氏墓所出褐彩云纹四系瓶，形似瓷罂，腹部呈椭圆形，高50.7厘米，腹径31.5厘米。这类大件瓷器，无论是成型还是烧成都是相当困难的。越窑工匠能烧造出这样形体高大的秘色瓷珍品，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应该指出，“一个中心，两个侧翼”只是对工艺超绝、规模庞大的窑群的概括，并非越窑的全部。其实在绍兴、余姚、宁波等地还分布着一些散窑，它们同样受到中心窑的影响，但其规模和产量均难望上述三大窑群之项背。如绍兴的窑址不多，有代表性的是城关上灶官山窑和东湖乡缸窑山窑，北宋时产品相近。绍兴上灶官山窑建在山麓平缓地带，有上灶江连接浙东运河，交通便利，官山南面又有丰富的瓷土矿藏，条件优越。官山窑生产的器物为碗、盘、壶，以及粉盒、砚台等，胎质灰白纯净，施釉均匀，色泽青绿，富有透明性，大多器物施有刻划纹样，其造型逼肖东钱湖窑场的产品，因而可视为受上林湖、东钱湖等窑场影响的作坊，时代自五代以迄北宋，代表了当时绍兴最高的越瓷烧造水平。
越窑的规模生产，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于是朝廷开始置官监窑，其主要任务是征收窑业税，当然也不排除对窑场进行某种形式的监督管理。考古工作者在上林湖皮刀山发现一件北宋青瓷卧足残盘，盘外刻有“上林窑[自]..年之内一窑之民[值]于监..[交]代窑民..”等字样，说明该窑属于“置官监窑”的范围，与“民”相对的“监”自然代表了官方，而“监”又与“民[值]”相联系，正表明监窑的目的在于经济方面。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北宋朝廷曾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越州瓷窑务，差不多同时，陈尧咨为“漕案而行窑所”。置官监窑一方面为朝廷带来了不菲的税收，另一方面还可能以实物商税的形式获取官物瓷器，履行监督“官样”瓷器烧成质量的职责，从而加重了越窑的生产负担。上林湖后施岙发现的内外刻莲瓣纹、器底刻有“官样”二字的残青瓷小碗，“官样”应是官方指定监烧的一种碗的样品，即所谓“禁廷制样需索”的样品，即是明证。
吴越钱氏统治结束之后，越窑宫廷用瓷的数量锐减，政治特贡又一变而为土贡，京都建隆坊专设的瓷器库，掌受贡自明、越两州的青瓷和饶、定两州的青白瓷、白瓷。据《元丰九域志》卷5《两浙路》记载，越州土贡数额仅为“瓷器五十事”，估计明州也不会相差太悬殊，只是秘色瓷的质量每况愈下，己显示出明显的败象。不过，越窑民用商品瓷生产在大约半个世纪中，仍维持了一定的规模，产品从略失旧时风貌演变为粗放拙率。庆历七年（1047年），余姚知县谢景初（10201084年）深入考察了上林湖越窑现场，写下了珍贵的《观上林湖垍器》一诗，中云：“作灶长如丘，取土深如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价，门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朴，争乞宁有厌。鄙事圣尤能，今予乃亲觇。”谢诗写到了长长的龙窑、取土留下的深沟，并且提到了用脚踏飞轮制模及采用施釉技术烧造精品。窑匠劳作极为辛苦，力疲身病仍不得休息，而最后烧成的高档瓷成品率仅为百分之一、二。然而物稀价昂，来里中收购的商贾络绎不绝，直到关门时分才渐渐散去。他们把收购来的秘色瓷器出售给北人，没有一个北人不为之爱惜而倾囊的。谢氏这首诗可能是唐宋时期文人惟一亲临上林湖窑场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作品，场面真实可信，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一、恢复期（初盛唐）。这一时期的越瓷产品种类较少，基本上保持着前代风格，胎质灰白而较粗，釉色青黄或淡黄，容易剥落，产品的造型和种类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时期上虞龙浦、慈溪等地虽均有新建瓷窑，但没有构成大规模的窑群。若从全局看，越窑的作坊分布正在悄悄地出现耐人寻味的变动，其重要标志是上林湖窑业开始走出低谷，春光乍露，活力初现。
上林湖库区现已发现隋唐早期窑址13处，主要分布在木勺湾、黄家庵、横塘山、施家K-1、沈家山、牛角山、黄婆山、狗胫山等地。从采集的大量标本分析，制造工艺沿袭南朝，比较落后。大多数器物为明火叠烧，少部分器物采用对口合烧，泥点间隔，有的还把小件器放置在大件器内进行套烧以增加装烧量。其主要产品，壶、钵等一仍旧制，碗、盘、盏的造型也与南朝大同小异，灯、砚的造型较为新型，但装饰极为单调。釉色普遍呈青黄和青灰色调，器足底多露胎，也有半釉器，釉层薄，大都无光泽感，与覆盖在其上的中唐产品的细腻润泽明显不在一个档次。（1）上林湖越窑复苏期间在烧制青瓷的同时，兼烧酱褐色釉产品。上林湖初唐越窑还发现了不少铭文，可以借此窥见有关生产的一些信息。如黄家庵Y5、木勺湾Y3等垫饼上就书有朱、太、金、孔、王、吴等姓氏，这应是参与制作窑具的家族，查考地方志及族谱资料，有不少姓氏自外地迁来，他们与土著居民共同参与了上林湖瓷业的振兴。此外，上林湖越瓷的器底还出现了“利记”、“泰作”之类的标记，应是作坊的名称。
初唐越窑在生产格局变动上值得一提的还有象山窑的兴起。1974年在象山港距出海口不远的黄避岙发现初唐龙窑2条。从遗址堆积物看，该窑场产品种类比较单纯，主要有碗、高足盘、钵、瓶、罐，造型古朴，稳重实用，装饰简单，常施以大片的酱色彩斑装饰。这虽然是象山窑最早的发现，但其工艺水平在初唐时实属翘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象山窑远离城镇，背面为延绵不断的大山环绕，面向大海，窑址选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陆上交通不便，而窑场的规模却很大，是完整的瓷窑作坊。这只能说明它主要不是一个就地销售的手工作坊，它的大部分产品就利用便利的海陆交通运往外地销售，既可船运至我国沿海城市，也可以输出海外。象山窑的诞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即越窑青瓷开始通过海路开拓市场，而域外市场的产品认同与大规模需求更加形成了通畅的销售渠道，反过来刺激了近港越窑的生产，从而引起了生产格局的变化。在原料与燃料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窑场的分布会更加集中到港口附近来，便于产品的直接启运。
二、突破期（中唐）。这一时期的越窑正处于由早期向后期转轨的重要阶段，因而在各方面都酝酿着突破。首先，慈溪上林湖取代上虞成为越窑青瓷中心产地的地位已得到初步确立，从而宣告了“上林湖时代”这一新历史阶段的正式诞生。上虞龙浦等地在中唐时盛烧青瓷，产品以碗为主，兼有一些罐、瓯之类的日用品，但因工艺上缺乏改进，故其中心地位遂为工艺先进的上林湖窑所取代。上林湖窑以上林湖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在其周围的白洋湖、古银锭湖、里杜湖、上岙湖等地置窑烧制。里杜湖现已发现中唐窑址8处，分布在躲主庙、栗子山和大黄山上。杜湖窑区在中唐建窑12处，产品与古银锭湖、上林湖中唐晚期作坊产品完全一致，成为上林湖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在继续烧造初唐时的部分产品并使之更加流行的基础上，试制投产了不少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新创器形。如碗和盘是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餐具，撇口碗初唐虽已出现，但在中唐时更为流行，碗口腹向外斜出，璧形底，制作工整。它与敞口斜壁形底盘和撇口平底碟，器型风格相同，成为一套新型的饮食用具。注子是中唐时出现的一种酒器，它很可能由鸡壶演变而来。隋和初唐越窑仍生产鸡壶，到中唐时期则多生产执壶，而鸡壶少见。瓯是中唐开始流行的茶具，其优美的造型深受文人学士的称赞，顾况《茶赋》就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的句子。其次，匣钵创用是制瓷技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在慈溪里杜湖窑区、上林湖窑区、镇海县小洞岙等几十座中唐窑址中，都发现了匣钵这种新型窑具，其中小洞岙的器物属于中唐元和朝，由此可以判断匣钵的使用不迟于中唐元和朝（806～820年）。其时匣钵还处于初创时期，只有一种形式，仅限于烧造小型器物如碗、盘等，釉色偏于青绿，用以支垫的泥点较大，产品的个性和风格均不够鲜明突出，但其出现的意义不容低估。因为匣钵的使用，不仅提高了窑炉的空间利用率，使产量大幅度增长，而且也大大提升了越窑青瓷的质量档次，避免了烟熏和落砂现象，从而为越窑青瓷走向辉煌奠定了技术基础。越窑在中唐时已经烧制出了许多质量上乘的瓷器，开始上贡朝廷，这批贡瓷，色泽如秋水般澄清，因而也被研究者目为秘色瓷的初烧产品。而其时上虞龙浦窑的生产虽然达到了一定规模，但装烧工艺仍旧采用传统的泥点间隔、明火叠烧，窑址中没有发现匣钵窑具，产品的质量和成品率都不很理想，已明显落后于宁波诸窑。（1）再次，陶瓷贸易日趋繁荣，明州港陶瓷外销获得突破性进展。宁波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了大量中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器如执壶、碗、盘等，而且质量较好，日本等国也出土了中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器，进一步证实中唐晚期越窑青瓷已开始销往国外了，明州港作为东方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始发港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得以正式确立。
三、繁荣期（晚唐）：这个时期上林湖的越窑生产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窑场林立，规模空前。代表性的窑址有马溪滩Y30、荷花芯Y37、黄鳝山Y26。从出土的大批精美标本看，造型趋向轻盈小巧，釉色青绿，釉层深厚如冰玉。产品质量高，品种多，主要有各式碗、壶、盘、盏、托具、杯、罐、灯盏、唾盂、盒、砚台以及瓷塑、墓志、买地券等。晚唐上林湖匠师开发的新产品不少，典型的有海棠式杯、碗，荷叶盘，方形委角盘，大喇叭口唾盂以及造型多姿的各式盒子等。越窑产品釉层匀净，釉面滋润，如冰如玉，在以釉取胜的同时，还采用了刻花、划花、贴花、堆塑和彩绘等装饰技法。大量的精品是由匣钵单件装烧或多件装烧组合生产出来的，确实富有“千峰翠色”的美感，其烧造水平又有所跃升，使越窑牢牢地位居唐代诸名窑之首。这一时期，上林湖窑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有两点，一是由原来的上贡瓷器到设立贡窑。顾名思义，贡窑就是地方上烧造贡奉朝廷精美器物（秘色瓷）的窑场。贡窑不同于后来由宫廷直接垄断的官窑，它是主动或被动地由官府派员定额派烧兼监烧，属于民营的又具有官府定点的性质。贡窑接受烧造秘色瓷的重任，它兼烧的下等品可以作为民用瓷在市场上流通。当然，秘色瓷也不全是贡窑的专利，非“贡窑”中也会有部分精品产出，流入消费市场，两者在釉色、配方、工艺、款式、胎质等方面并无多大差异。诸多地点的精粗两类制品的同层混积现象，均表明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的。
由于朝廷日用的迫切需要和上林湖产品的优异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朝廷选择在上林湖设立贡窑是顺理成章的。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光启三年（887年）凌倜青瓷罐，志文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之语。从时间上看，其时越州虽处于武人董昌控制之下，但他对朝廷极尽邀宠之能事，有充分利用上林湖窑作文章的可能；从墓志罐的行文看，凌倜“终于..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则“当保贡窑”应指石贵保所属的贡窑，从窑址的地理位置、生产规模和采集标本判断，贡窑应设在今上林湖的后施岙、施家斗、黄鳝山窑场一带。这里还出土过“贡”、“方贡”等铭文器以及刻有“美头人鲍五郎者用烧官场不得滥将恶用”等铭文窑具，进一步佐证贡窑的存在。从施家斗窑址出土大型器盖内书刻“咸通十三年..”的秘色瓷等实物，以及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秘色瓷产地的认定，证明上林湖至迟在晚唐咸通年间就已设立了贡窑。用作外销的瓷器由中唐时的起步发展到规模生产，上林湖成为浙东最大的贸易瓷生产基地和中心。上林湖窑与长沙窑产品联袂在明州港起运，出口势头方兴未艾，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这样，上林湖以宫廷用瓷和贸易瓷两大拳头产品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一时期，上虞窑主要分布在上浦乡徐湾村，联江乡凌湖村，龙浦乡前进村、湾头村等地，产品主要有蟠龙罂、执壶、碗、罐、粉盒、多角瓶、灯盏等。
四、鼎盛时期（吴越时期）：乾宁三年（896年），唐帝敕封钱鑃为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从此两浙一带进入了钱氏家族统治时期。吴越国采取了保境安民的国策，在取悦强国、和好邻邦中，“贡献相望于道”。钱氏掌管越窑窑务，为了适应内政外交的需要，必然要超常地发展这一特色产品。其时越窑生产的布局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侧翼”，即慈溪上林湖、上虞、鄞县东钱湖鼎足成为我国三大越窑生产基地，越瓷精品散布极广，上至达官贵族下至一般民众的墓葬中以及各类遗址中，都可见到越窑极盛期烧制的精品的绰约身影。上林湖窑场在晚唐的基础上规模又有大幅扩张，现已查明五代北宋的作坊多达100余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越瓷烧造中心区，这样规模密集的瓷窑体系，在其他地域是罕有其比的，无论质还是量都达到了顶峰。官方经常直接指定上林湖窑按样烧制青瓷器，上林湖窑址中出土过少数刻“官”字款的青瓷碗残片，审其器型、文饰特点，当属晚唐或北宋早期。在唐末五代钱氏墓也发现有这类刻“官”字款的青瓷器。上林湖烧制的秘色瓷，在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还有大量出土，如竹园山等窑址还散布着铭有“太平戊寅”的青瓷器，这些“文明的碎片”似乎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一个侧翼为东钱湖窑场（包括同一类型的边缘窑区——白杜和宝幢窑区）。东钱湖窑场可划分为郭家峙、窑棚、上水、下水、东吴等几个窑区，绝大多数是在吴越晚期发展起来的，五代北宋时期的窑址共有35处，占了总数的75％以上，迅速崛起而成为宁波的第二大窑场，不但烧造的品种多，而且质地也很精美。产品以成套的各式碗为大宗，另有盅、盘、钵、洗、壶、罐、盏托、杯、水盂、盒、瓶、香熏等，其中很大一部分产品与上林湖相似。从成型、胎质、纹样以及烧造工艺看，各窑区基本上都是相当讲究的，坯泥淘洗十分精细，质地细腻坚密，釉层晶莹滋润，色泽分青翠、青黄或青泛黄数种，均有“玉感”，其产品的精美程度虽然稍逊于上林湖，却比同时代的上虞窑寺前窑高出一筹。东钱湖窑的产品，一部分用于上贡朝廷，如上林湖贡窑中发现的碗标本中的莲瓣纹样做法，在东钱湖窑中屡见不鲜，这种仿作应该出于上贡的需要。东钱湖由于靠近明州港，运输方便，故又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用于外销，在非洲埃及古遗址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器中，不少器物从造型到纹样都与东钱湖窑场中的产品毫无二致，无疑属于从明州港启运的东钱湖窑场的瓷器产品。
另一侧翼为上虞窑场。上虞在五代北宋时期的窑址众多，分布于联江乡的帐子山、石井窑山、凌湖蛇头山，上浦乡的甲仗村（窑寺前）、清泽乡的魏家村，汤浦乡的蒋村等地，密集程度仅次于上林湖。据《嘉泰会稽志》卷8《寺院》“广教寺”条记载，吴越王钱弘俶在位时期，上虞设置有官窑36所（《光绪上虞县志》转引《万历志》，记载大同小异）
虽然这批窑是否真属于官窑并未得到确证，但吴越王为了政治需要在，上虞大量发展窑场，并派官员监理越州窑务是完全有可能的。可见广教寺（俗称“窑神庙”）一带应是五代上虞窑场的最重要分布区，其地即今位于百官镇南20公里窑寺前村，那里窑场林立，规模宏大，遗存极为丰富。主要产品有碗、碟、盒、盘、罐、壶、杯、茶盏、托具、灯盏、熏炉、瓷兽等，并多见精工之作，说明其烧造工艺比较先进和讲究。窑寺前窑址（场）的遗物釉色多作青绿，釉层青亮，胎质细腻，成型规整，不唯造型与上林湖窑场一致，而且其繁缛纤柔的纹样，从取材、构图到技法，都与上林湖如出一辙，因而被人目为“上林湖越窑的卫星窑”。以上三大窑群集中了最优秀的匠师，他们烧造的秘色瓷精美绝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流布各地的秘色瓷绝大部分是由这三大窑群生产的。二十多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县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7座，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这批瓷器，质地细腻，制作精巧，胎壁较薄，表面光滑，釉色滋润光泽，造型新颖优美，而且不少器物带有皇家气象，装饰华贵。如钱元罐墓出土的瓷罂，圆肩球腹，圈足外撇，肩颈两侧各安一对并列的耳形高鋬，腹部浮雕双龙，旁缀云纹，龙腾空飞舞，奋力抢珠，龙身涂金，璀璨辉煌，其造型之庄重，气魄之宏大，绝非唐代一般瓷罂可比。史书所记钱氏多用“金银扣瓷”、“金银饰陶器”、“金棱秘色瓷器”，由此得到证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缸、瓶等大件瓷器的烧成，足以代表五代越窑的工艺成就。如钱元玩墓出土的几件瓷缸，宽厚唇，口下安环耳四个，耳根饰柿蒂形，高37厘米，口径62.5厘米～64.7厘米，底径35厘米～38厘米。临安板桥吴氏墓所出褐彩云纹四系瓶，形似瓷罂，腹部呈椭圆形，高50.7厘米，腹径31.5厘米。这类大件瓷器，无论是成型还是烧成都是相当困难的。越窑工匠能烧造出这样形体高大的秘色瓷珍品，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应该指出，“一个中心，两个侧翼”只是对工艺超绝、规模庞大的窑群的概括，并非越窑的全部。其实在绍兴、余姚、宁波等地还分布着一些散窑，它们同样受到中心窑的影响，但其规模和产量均难望上述三大窑群之项背。如绍兴的窑址不多，有代表性的是城关上灶官山窑和东湖乡缸窑山窑，北宋时产品相近。绍兴上灶官山窑建在山麓平缓地带，有上灶江连接浙东运河，交通便利，官山南面又有丰富的瓷土矿藏，条件优越。官山窑生产的器物为碗、盘、壶，以及粉盒、砚台等，胎质灰白纯净，施釉均匀，色泽青绿，富有透明性，大多器物施有刻划纹样，其造型逼肖东钱湖窑场的产品，因而可视为受上林湖、东钱湖等窑场影响的作坊，时代自五代以迄北宋，代表了当时绍兴最高的越瓷烧造水平。
越窑的规模生产，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于是朝廷开始置官监窑，其主要任务是征收窑业税，当然也不排除对窑场进行某种形式的监督管理。考古工作者在上林湖皮刀山发现一件北宋青瓷卧足残盘，盘外刻有“上林窑[自]..年之内一窑之民[值]于监..[交]代窑民..”等字样，说明该窑属于“置官监窑”的范围，与“民”相对的“监”自然代表了官方，而“监”又与“民[值]”相联系，正表明监窑的目的在于经济方面。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北宋朝廷曾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越州瓷窑务，差不多同时，陈尧咨为“漕案而行窑所”。置官监窑一方面为朝廷带来了不菲的税收，另一方面还可能以实物商税的形式获取官物瓷器，履行监督“官样”瓷器烧成质量的职责，从而加重了越窑的生产负担。上林湖后施岙发现的内外刻莲瓣纹、器底刻有“官样”二字的残青瓷小碗，“官样”应是官方指定监烧的一种碗的样品，即所谓“禁廷制样需索”的样品，即是明证。
吴越钱氏统治结束之后，越窑宫廷用瓷的数量锐减，政治特贡又一变而为土贡，京都建隆坊专设的瓷器库，掌受贡自明、越两州的青瓷和饶、定两州的青白瓷、白瓷。据《元丰九域志》卷5《两浙路》记载，越州土贡数额仅为“瓷器五十事”，估计明州也不会相差太悬殊，只是秘色瓷的质量每况愈下，己显示出明显的败象。不过，越窑民用商品瓷生产在大约半个世纪中，仍维持了一定的规模，产品从略失旧时风貌演变为粗放拙率。庆历七年（1047年），余姚知县谢景初（10201084年）深入考察了上林湖越窑现场，写下了珍贵的《观上林湖垍器》一诗，中云：“作灶长如丘，取土深如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价，门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朴，争乞宁有厌。鄙事圣尤能，今予乃亲觇。”谢诗写到了长长的龙窑、取土留下的深沟，并且提到了用脚踏飞轮制模及采用施釉技术烧造精品。窑匠劳作极为辛苦，力疲身病仍不得休息，而最后烧成的高档瓷成品率仅为百分之一、二。然而物稀价昂，来里中收购的商贾络绎不绝，直到关门时分才渐渐散去。他们把收购来的秘色瓷器出售给北人，没有一个北人不为之爱惜而倾囊的。谢氏这首诗可能是唐宋时期文人惟一亲临上林湖窑场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作品，场面真实可信，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附注
（1）谢纯龙：《隋唐早期上林湖越窑》，《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1）章金焕：《上虞龙浦唐代窑址》，《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