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越窑青瓷自东汉创烧成功之后，浙东很快发展成为我国瓷器的主要产区。青瓷生产作为江南手工业的龙头产业，作坊虽然遍布江、浙、赣、闽等地，并初步形成了各有特点的瓷业系统，但惟有越窑青瓷秀冠群芳，不仅窑场分布繁密，生产规模宏大，而且产品造型新颖，质量上乘，风格统一，销售顺畅，深得消费者的青睐。
早期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在上虞，那里窑群林立，匠师云集，其周边的绍兴、萧山、余姚、慈溪等地均有窑场建立，从而在我国率先形成了窑场众多、分布地广、产品风格一致的瓷窑体系。但是早期越窑青瓷的生产也发生过重大波折，总的说来经历了东吴西晋的迅速发展，东晋南朝的逐步衰退，南朝末年奄奄一息、濒临停烧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这与地域社会外部环境的演变密切相关。
一、扩展时期（吴至西晋）的越窑生产
孙吴建基江左以来，为了维护其在三国鼎立之势中的地位，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各类手工业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青瓷制造业迅速崛起，浙江的四个窑系——越窑、瓯窑、婺窑、德清窑在此时已形成雏形，而越窑生产更以大跃进的态势向前推进，独占鳌头。
越窑生产在东吴走上急剧扩展的道路，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从技术上说，水碓的使用，有助于瓷土的洗选，浙东得天独厚的充裕原料，以及烧造工艺的不断成熟，都为青瓷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东汉会稽铜镜生产的高度成熟，也为越瓷的造型提供了历史借鉴。吴国豪族庄园经济的迅速壮大，既为越瓷生产销售提供了经济上的强大保障，也为越瓷的产品设计准备了现成的题材。在孙吴建都的南京、豪族麇集的镇江以及富庶殷实的太湖周边地区出土的三国越窑青瓷，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很高，证明了这一带应是越窑瓷器的主要高消费区。此外，瓷器造价低廉，可以大量生产，推广比较容易，便捷的水陆交通为越窑产品的销售提供了畅通的渠道。总之，内部与外部条件的不断改善，强烈地刺激了越窑青瓷的生产，而且越窑青瓷的生产力一旦获得较大解放，很快就造成了规模效应。
孙吴时代的越窑，主要分布于绍兴地区的上虞县曹娥江中游两岸与绍兴县的丘陵地段，窑址尤以上虞县最为密集，至今已发现30余处，比东汉时猛增四、五倍。而宁波一带则遗存寥寥，仅在慈溪上林湖（桃园山），余姚马步龙、陈家岙，鄞县韩岭乡窑岙等地有零星发现。所以上虞应为早期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大量纪年器的出土，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虞窑场烧制青瓷的历史面貌。安徽马鞍山“赤乌十二年”吴国高级官僚朱然墓出土随葬品中有精美越窑瓷器，在一件漆案上还书有“官”字，这或许意味着当时的达官显贵有指定越窑定向生产高档瓷器的动向。
1978年发掘的上虞联江乡马鞍山窑，其龙窑全长13.32米，宽2.1米～2.4米，窑室装坯件的面积达21.6平方米，足见上虞窑的巨大生产能力。孙吴晚期上浦乡凤凰山窑和尼婆山龙窑身长增至15米以上，进一步增加了装烧量，故而遗存堆积也比较丰厚。为保证窑身加长后火焰能到达后部，使窑后半部的器物烧成避免“生烧”，三国时期还创造了“火膛移位”新工艺，增加了产量，降低了成本。从大量出土器物分析，这一时期的越窑青瓷仍保留着前代的许多特点，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汁纯净，以淡清色为主，少见黄釉或青釉，说明还原焰的烧成技术大有提高；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牢固，极少有流釉或釉层剥落现象；器物成型已达到相当水平，器形规整，器壁厚薄匀称，所有器物都讲究修坯，烧成的瓷器外部一般不易看到拉坯痕迹。常见的器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碗、碟、罐、壶、洗、盆、钵、盘、盒、耳杯、槅、香炉、唾壶、虎子、泡菜坛、水盂等日用器，其花色品种比前代大为增加，造型也不像以前那样单调，浙东匠师们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试制成功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有的窑如绍兴陶官山窑、鄞县韩岭乡窑岙窑，专门烧造这类日用瓷。出土的这类越瓷颇有一些精品，如江苏金坛出土青瓷扁壶，腹部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也”十三字，另一面腹部刻“紫是鱼浦土也”六字，显然是由上虞白马湖（鱼浦）一带作坊的匠师设计制作的。再如南京光华门赵士岗四号墓出土的青瓷虎子，提梁作成背部弓起的奔虎状，腹部划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铭文，这说明其时越窑已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并拥有了自己的匠师，设计出了优秀的产品。上虞联江乡帐子山窑址中发现的蛙形水盂，背负管状盂口，腹部作蛙形，蛙头向前伸出，前足捧缸作饮水状，后足直立，蛙尾曳地，构成鼎立的三足，形似一只直立的青蛙在宁静的旷野中悠闲自在地喝水，造型独特。此外，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青瓷熊灯，通高11.5厘米，灯柱作成熊型，蹲坐在承盘内，头顶和前托着灯盏，熊的造型生动可爱，同灯盏的比例恰到好处，承盘外底刻有“甘露元年五月造”七字，是当时有明确纪年铭文的青瓷灯珍品。
越窑青瓷的另一大类是供随葬用的鐎斗、火盆、鬼灶、鸡笼、狗圈、谷仓、碓、砻、磨、米筛等明器，尤其是竭匠师心智的堆塑罐闪亮登场，一改越瓷纹饰的简朴而逐渐走向繁复，制造技术复杂，从而将早期越窑的装饰艺术和烧制工艺推向极致，其主题则反映了当时浙东社会的经济、宗教、文化面貌，包含了大量发人深省的历史信息。嵊县出土的吴永安元年（263年）青瓷佛像饰三足奁，南京出土吴青瓷羽人纹佛像盘口壶等系列作品，构成了不同于前代的新风格。
西晋立国不久，吴国垮台之前（265～280年），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越窑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并奠定了烧造工艺的技术基础。西晋后期的越窑虽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只是数量上的扩张，而没有出现质上的飞跃。西晋越窑生产达到了前期的巅峰状态，仅在上虞一地，已发现这时期的窑址达60多处，比三国时翻番，基本上分布在上浦乡凤凰山、尼姑婆山，皂湖乡皂李湖畔的多层山、宋家山、老鼠山、庙山，横塘乡马山、夹坝山、馒头山，形成三大中心点。其中上浦乡大善村的凤凰山、尼姑婆山窑址的烧造规模较大，窑场面积各约180平方米，遗物堆积层较厚。此外，在绍兴九岩、王家楼、古窑庵和禹陵等地也有窑址十余处，比前代有显著发展，宁波一带则在余姚马步龙等地续有生产，但缺乏声势。慈溪上林湖至今尚未找到西晋窑址，看来那里的越窑生产因为某种原因而偃旗息鼓。这时期的产品质量亦以上虞的朱家山、南越、凤凰山、尼姑婆山、山前山、帐子山、陶窑和绍兴县九岩等窑所出最好。
西晋越窑产品的总体面貌比东汉、三国时大有改观。胎骨比以前稍厚，胎色较深，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而均匀，普遍呈青灰色。器物丰富多彩，应有尽有，数量庞大，品种齐全，而且在西晋古墓葬中大量出土。主要器物：（一）生活用具有壶、罐、碗、盏、碟、盆、钵、耳杯、扁壶、簋、盂、罂等酒器、餐具，其中如扁壶、鸡首壶等均为新见产品。上虞百官镇西晋砖室墓中出土有划花鸟兔纹扁壶，足底划“先姑■一枚”五字。1974年无锡县东■公社西晋永兴二年（305年）墓出土的扁壶，直口，筒颈，扁方体壶身，下承条形足，肩竖对应的半环状系，肩沿戳印一周联珠纹。造型方中寓圆，圆中见方。鸡首壶也称天鸡壶，纪年最早的见于永宁二年墓伴出。余姚肖东五星墩出土的青瓷提梁鸡首壶堪称绝品，肩部由联珠纹、弦纹、网格纹组成带式布于肩一周；肩腹部雕有正在啼鸣的鸡首和尾巴，羽毛丰满，形象逼真；宽敞的盘口之上，以黄鼬前两足作伏状，伸头竖耳，对准鸡冠似觅食，后两足夹住长长的尾巴停于口沿上，造型别具一格。（二）文房用具有蛙形水盂、兔形水注、砚台等。（三）日常用具有香薰、虎子、唾盂等卫生用瓷以及洗、狮形烛台、格盘、神兽尊等。1977年上虞联江乡帐子山出土的狮形烛台，通高8.5米，背部置一插烛用圆管，质地细腻，釉层光亮透明；狮子昂首伏卧，双眼圆睁，张口露齿，长须下垂，鬃毛清晰，形态逼真。（四）明器产品花样繁多。一类是模拟生产、生活设施用具的各种小明器，如火盆、鐎斗、灶、吊桶、扫帚、畚箕、筛、磨等。另一类是显著增多的反映地主庄园经济内容的明器，除东吴时已出现的鸡笼、猪圈外，新出现了鹅圈、狗圈、羊圈、牛厩等，且鸡笼、猪圈等在规模上比前期加大，这些充分反映了西晋时期江南农业、畜牧业的繁荣景象。第三类为专用明器，从原来的单一的堆塑罐增至镇墓兽、力士俑、男女俑等。1979年慈溪县鸣鹤乡瓦窑头村龙潭山西晋早期墓出土的青瓷随葬品，就有鸡笼、犬、堆塑罐等明器，通体施釉而不及于底，釉色青中泛灰，其中堆塑罐所贴印的人物、佛像、飞鸟、麒麟、凤凰、走兽、游鱼等，造型生动，布局巧妙，釉层薄而均匀，滋润明亮，堪称上乘青瓷珍品。（1）这些明器“大像其生以送其死”，反映了人们的灵魂观念和厚葬习俗。
西晋越窑瓷器制作精巧，品种丰富，经久耐用，满足了各阶层人们特别是贵族士大夫的需要，更为深入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家庭对瓷器的拥有率不断上升，并逐渐代替了陶器及金属制品，显示了瓷器制品的优越性及美好未来。
西晋时期越窑青瓷生产进入鼎盛时期，这与当时世族豪强势力恶性发展密切相关。越窑青瓷中许多器形复杂、成型困难、费工费时的产品，显然是供贵族使用的，至于各式各样的熏炉，小巧玲珑，是为了适应当时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生活习俗。细巧优雅的水盂、笔筒、砚台以及唾壶和各种明器，同样是为适应文人和世族豪强的需要而大量生产的。浙东政治、社会的稳定，也为越窑生产提供了保障。
二、萎缩时期（东晋至南朝）的越窑生产
东晋时期，上虞曹娥江两岸窑址的数量约减少一半，与三国时持平；而从现有纪年墓资料看，东晋纪年墓比西晋多，但青瓷出土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比西晋时减少。可见此时的越窑生产的发展势头明显回落。当然，这只是就总的趋势而论，具体到局部窑场却不可一概而论。据考古调查，在上虞曹娥江中游两岸保存了难以严格判分的东晋、南朝瓷窑14处，而与上虞邻近的慈溪上林湖地区则打破了西晋烧窑的空白而趋于热闹。1957年11月省文管会派员调查，曾在慈溪上林湖大坝附近发现过东晋窑址，出土瓷以盏形碗为多，其次是罐、碟和水盂，但因窑址沉于坝基，以后的多次复查一直没有找到其遗迹，仅发现了3处南朝窑址，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古银锭湖一带却一下子发现了7处东晋窑址。这样，东晋南朝时期上林湖地区的窑址总数首次与上虞平分秋色。上虞自西晋之后瓷窑剧减，虽然极为勉强地保持了越窑传统烧造中心的地位，但上林湖地区的瓷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惟规模与曹娥江中游地区相当，而且器物的造型、胎质、釉色及产品的种类、制瓷工艺等均与上虞青瓷毫无二致，足以与上虞并驾齐驱。这种局面虽然如昙花一现，但却为日后形成上林湖越窑青瓷生产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萧山上董、石盖村，余姚，鄞县小白市等地都有少量新建窑分布，产品内涵、风格基本一致，如鄞县东吴窑头山窑，生产的直口弦纹碗、三足砚、盏、罐等器形，是上虞百官、萧山上董等晋代窑址中常见的器形。台湾收藏的一件东晋青瓷罂的肩部有褐彩书写的“余姚”二字，有类商标，可以判明其产地。
慈溪古银锭湖7处东晋窑址分布于彭东、樟树、彭桥等3个乡，出土器物在造型、釉色、装烧方法上基本相似。其中樟树2窑中Y1的堆积丰富，具有一定代表性，出土器形有碗、盏、罐、壶、钵、洗、砚、盆、灯、唾盂、器座等，釉色以青釉为主，也有青灰、青黄，器表装饰除弦纹外，褐色点彩占有一定比例。彭东Y31的产品以碗为大宗，还有罐、壶、钵、洗、盘、砚、尊、槅等，除青瓷外，兼烧少量黑釉瓷（仅见于Y31）。彭桥2窑产品有碗、罐、壶、砚等，大多数为假圈足器形，装饰以弦纹为主，偶见莲瓣纹，不见褐色点彩，其烧造年代应在东晋中期至南朝。它们的胎质细腻致密，施釉由半釉发展到全釉，后期偶见满釉器，早期釉面不太均匀，釉层透明度较差，晚期釉面均匀，釉层的玻璃质感较强，釉色以青为主，也有青中泛黄和黑釉器。它们的装烧方法有三种，即锯齿具间隔装烧、泥点间隔叠烧、对口合烧。同时为提高装烧量，往往在罐和钵内再放置小件器进行套烧。这种装烧方法在上林湖的唐代窑址中也有发现。（1）杜湖西岸窑头山两座东晋后期纪年墓（太元八年、十六年，即公元383、391年）随葬青瓷器有罐、壶、碗、盏、盘、槅、唾盂（黑釉）等，与古银锭湖东晋窑址采集标本的造型风格、釉色相同，应属本地产品。（2）
东晋时期上虞窑，以鲤鱼山、羊岙山较有代表性。产品种类不及西晋时多，常见的器物，生活器皿有钵、碗、碟、罐、盘、盆、盘口壶、鸡首壶等，日常用器有尊、唾壶、洗、虎子、羊形烛台、槅、灯等，文房用具有砚台、水盂等，而西晋时期一度大量生产流散各地的明器基本停烧。釉色多为青中泛灰（兼烧少量黑瓷），装饰大为减少。1979年在通明乡瓦窑头村出土的羊形烛台，胎灰白坚密，釉色青绿莹润，羊曲肢蹲坐，神态恬静，腰部两侧划有飞翼，头上置一圆孔，供插烛之用。
东晋越窑常见产品中，碗、碟等都已大小配套，不同尺寸的碗达10种以上，碟也有5种左右。此期器物胎骨大多比较细腻，呈灰白色，烧结良好，釉色以青绿为主。前期器物绝大多数仍沿用西晋时造型，多施弦纹，褐色点彩，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
应当指出，东晋时期越窑生产出现顿挫，究其实质，乃是生产总量的急剧缩减，而非质上的停滞倒退，笼统地说越窑在这时处于停滞时期是不准确的。其时越窑产品种类和纹饰虽然相对减少，但瓷器的总体质量并未明显下降，尤其是东晋后期的青瓷，足可与前此任何阶段的优质青瓷相媲美。首先，从釉色上看，越窑瓷胎呈灰白色，施以豆青色釉，显出深沉的色调。越瓷过去常因釉料中氧化钙含量偏高而产生失透现象，但从东晋后期越窑产品来看，透明度开始有所提高，使“瓷”的特点更加突出和鲜明，从而为造型和纹饰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从造型上看，除了动物堆塑工艺趋于衰落之外，东晋的越窑青瓷比较注重器物造型的合理和匀称，较之前一阶段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器形普遍加大加高，弧线和折线有机地结合，增添了挺拔中见和谐的韵律美。再次，从纹饰上看，弦纹之所以成为东晋流行的装饰，乃是因为青瓷质地、釉色显著提高，点缀式的弦纹更加衬托出了瓷质釉色之美感，而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借助于繁缛的纹饰来弥补瓷质的不良。同时，越窑还广泛采用了褐彩和刻划花装饰技法，以及器底满釉的烧制工艺。在上虞五夫山出土的褐彩鸡首壶、绍兴市文管会收藏的蛙尊中，还可见冰裂纹装饰。以上这一切都说明早期越窑青瓷与瓯窑、德清窑等都是在东晋时共同趋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标志着青瓷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正因如此，尽管青瓷的生产由来已久，但古人偏对晋代青瓷正式冠以“瓷”的称号，而美称为“缥瓷”（潘岳《笙赋》），这应是东晋制瓷工艺趋于成熟、瓷的特色更加显露的客观反映。故此有学者认为：“东晋青瓷的风格特征已开唐宋瓷器的先河，它们在胎釉、装饰特征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瓷器风格变‘浓妆’为‘淡抹’，向着清新、雅致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是从东晋开始的。”（1）
南朝越窑一落千丈，生产跌入谷地。目前宁绍地区所发现的南朝窑址总共也不到10处，上虞以上浦乡姥山、皂湖乡沿山长池湾、西华瑶窑址具有代表性，姥山窑遗物堆积丰厚，分布较广。主要产品有碗、盘、钵、鸡首壶、盘口壶、罐、水丞、砚、唾壶、长颈瓶等，大部分胎骨坚硬，釉色有淡清、青黄、青绿等，仍有少量黑釉瓷。另在萧山上董、慈溪上林湖鳖裙山、古银锭湖（彭东）小姑岭、宁波江北区云湖、奉化白杜等地稍有窑址分布。即使从现有纪年墓资料看，南朝也是出土青瓷数量最少、品种最缺的时期，某些器物数量锐减乃至绝迹，如方壶、插、虎子等。毫无疑问，在这一个半世纪（420～589年）中，越窑生产全面萎缩。尽管如此，上林湖越窑生产亦有可称道者，鳖裙山窑大量遗存中数量最多的是碗、盘、盅等器物，它们又可分为大中小各种规格，成套生产，另有罐、壶、灯、钵、鸡首壶、砚台等器物。胎体厚薄得当，器形比较规整。宁波云湖窑经过试掘，以碗为大宗，出土188件，皆为成套，还有钵、盘、壶、盏等产品，胎骨稍厚，质地细腻坚实。
浙东越窑生产自东晋出现不景气以来，至南朝全面萎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其时江南地域的政治、经济环境开始恶化，强烈地干扰了越窑的生产。东晋的孙恩起兵，敲响了门阀政治的丧钟，也对江南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孙恩攻占浙东，会稽郡守官僚以及著名的世家大族王氏、谢氏都受到沉重打击，会稽郡的世族势力大受削弱。相应地，孙恩起兵重创浙东地区之后延至南朝，会稽地域社会的稳定性有所动摇，遭受战争创伤比以前显著增多。浙东人民不堪豪族、官府的腐朽统治，不断揭竿反抗，进一步促使士族走向衰亡。加之这一时期江南连年饥荒，经济一蹶不振，导致厚葬风的消歇，使得社会对瓷器的需求量陡然下降。梁室板荡之际，浙东更饱受其害，几百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越窑元气大伤，注定了越窑必定走向衰落。隋代越窑几乎处于休眠状态，不仅产品数量稀少，仅见盘口壶等寥寥数种，而且质量也很低劣，胎质粗糙，釉易剥落，釉色青黄，光泽暗淡，每一件瓷器仿佛都诉说着侯景之乱以后经济凋敝的历史辛酸。
早期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在上虞，那里窑群林立，匠师云集，其周边的绍兴、萧山、余姚、慈溪等地均有窑场建立，从而在我国率先形成了窑场众多、分布地广、产品风格一致的瓷窑体系。但是早期越窑青瓷的生产也发生过重大波折，总的说来经历了东吴西晋的迅速发展，东晋南朝的逐步衰退，南朝末年奄奄一息、濒临停烧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这与地域社会外部环境的演变密切相关。
一、扩展时期（吴至西晋）的越窑生产
孙吴建基江左以来，为了维护其在三国鼎立之势中的地位，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各类手工业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青瓷制造业迅速崛起，浙江的四个窑系——越窑、瓯窑、婺窑、德清窑在此时已形成雏形，而越窑生产更以大跃进的态势向前推进，独占鳌头。
越窑生产在东吴走上急剧扩展的道路，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从技术上说，水碓的使用，有助于瓷土的洗选，浙东得天独厚的充裕原料，以及烧造工艺的不断成熟，都为青瓷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东汉会稽铜镜生产的高度成熟，也为越瓷的造型提供了历史借鉴。吴国豪族庄园经济的迅速壮大，既为越瓷生产销售提供了经济上的强大保障，也为越瓷的产品设计准备了现成的题材。在孙吴建都的南京、豪族麇集的镇江以及富庶殷实的太湖周边地区出土的三国越窑青瓷，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很高，证明了这一带应是越窑瓷器的主要高消费区。此外，瓷器造价低廉，可以大量生产，推广比较容易，便捷的水陆交通为越窑产品的销售提供了畅通的渠道。总之，内部与外部条件的不断改善，强烈地刺激了越窑青瓷的生产，而且越窑青瓷的生产力一旦获得较大解放，很快就造成了规模效应。
孙吴时代的越窑，主要分布于绍兴地区的上虞县曹娥江中游两岸与绍兴县的丘陵地段，窑址尤以上虞县最为密集，至今已发现30余处，比东汉时猛增四、五倍。而宁波一带则遗存寥寥，仅在慈溪上林湖（桃园山），余姚马步龙、陈家岙，鄞县韩岭乡窑岙等地有零星发现。所以上虞应为早期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大量纪年器的出土，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虞窑场烧制青瓷的历史面貌。安徽马鞍山“赤乌十二年”吴国高级官僚朱然墓出土随葬品中有精美越窑瓷器，在一件漆案上还书有“官”字，这或许意味着当时的达官显贵有指定越窑定向生产高档瓷器的动向。
1978年发掘的上虞联江乡马鞍山窑，其龙窑全长13.32米，宽2.1米～2.4米，窑室装坯件的面积达21.6平方米，足见上虞窑的巨大生产能力。孙吴晚期上浦乡凤凰山窑和尼婆山龙窑身长增至15米以上，进一步增加了装烧量，故而遗存堆积也比较丰厚。为保证窑身加长后火焰能到达后部，使窑后半部的器物烧成避免“生烧”，三国时期还创造了“火膛移位”新工艺，增加了产量，降低了成本。从大量出土器物分析，这一时期的越窑青瓷仍保留着前代的许多特点，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汁纯净，以淡清色为主，少见黄釉或青釉，说明还原焰的烧成技术大有提高；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牢固，极少有流釉或釉层剥落现象；器物成型已达到相当水平，器形规整，器壁厚薄匀称，所有器物都讲究修坯，烧成的瓷器外部一般不易看到拉坯痕迹。常见的器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碗、碟、罐、壶、洗、盆、钵、盘、盒、耳杯、槅、香炉、唾壶、虎子、泡菜坛、水盂等日用器，其花色品种比前代大为增加，造型也不像以前那样单调，浙东匠师们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试制成功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有的窑如绍兴陶官山窑、鄞县韩岭乡窑岙窑，专门烧造这类日用瓷。出土的这类越瓷颇有一些精品，如江苏金坛出土青瓷扁壶，腹部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也”十三字，另一面腹部刻“紫是鱼浦土也”六字，显然是由上虞白马湖（鱼浦）一带作坊的匠师设计制作的。再如南京光华门赵士岗四号墓出土的青瓷虎子，提梁作成背部弓起的奔虎状，腹部划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铭文，这说明其时越窑已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并拥有了自己的匠师，设计出了优秀的产品。上虞联江乡帐子山窑址中发现的蛙形水盂，背负管状盂口，腹部作蛙形，蛙头向前伸出，前足捧缸作饮水状，后足直立，蛙尾曳地，构成鼎立的三足，形似一只直立的青蛙在宁静的旷野中悠闲自在地喝水，造型独特。此外，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青瓷熊灯，通高11.5厘米，灯柱作成熊型，蹲坐在承盘内，头顶和前托着灯盏，熊的造型生动可爱，同灯盏的比例恰到好处，承盘外底刻有“甘露元年五月造”七字，是当时有明确纪年铭文的青瓷灯珍品。
越窑青瓷的另一大类是供随葬用的鐎斗、火盆、鬼灶、鸡笼、狗圈、谷仓、碓、砻、磨、米筛等明器，尤其是竭匠师心智的堆塑罐闪亮登场，一改越瓷纹饰的简朴而逐渐走向繁复，制造技术复杂，从而将早期越窑的装饰艺术和烧制工艺推向极致，其主题则反映了当时浙东社会的经济、宗教、文化面貌，包含了大量发人深省的历史信息。嵊县出土的吴永安元年（263年）青瓷佛像饰三足奁，南京出土吴青瓷羽人纹佛像盘口壶等系列作品，构成了不同于前代的新风格。
西晋立国不久，吴国垮台之前（265～280年），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越窑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并奠定了烧造工艺的技术基础。西晋后期的越窑虽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只是数量上的扩张，而没有出现质上的飞跃。西晋越窑生产达到了前期的巅峰状态，仅在上虞一地，已发现这时期的窑址达60多处，比三国时翻番，基本上分布在上浦乡凤凰山、尼姑婆山，皂湖乡皂李湖畔的多层山、宋家山、老鼠山、庙山，横塘乡马山、夹坝山、馒头山，形成三大中心点。其中上浦乡大善村的凤凰山、尼姑婆山窑址的烧造规模较大，窑场面积各约180平方米，遗物堆积层较厚。此外，在绍兴九岩、王家楼、古窑庵和禹陵等地也有窑址十余处，比前代有显著发展，宁波一带则在余姚马步龙等地续有生产，但缺乏声势。慈溪上林湖至今尚未找到西晋窑址，看来那里的越窑生产因为某种原因而偃旗息鼓。这时期的产品质量亦以上虞的朱家山、南越、凤凰山、尼姑婆山、山前山、帐子山、陶窑和绍兴县九岩等窑所出最好。
西晋越窑产品的总体面貌比东汉、三国时大有改观。胎骨比以前稍厚，胎色较深，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而均匀，普遍呈青灰色。器物丰富多彩，应有尽有，数量庞大，品种齐全，而且在西晋古墓葬中大量出土。主要器物：（一）生活用具有壶、罐、碗、盏、碟、盆、钵、耳杯、扁壶、簋、盂、罂等酒器、餐具，其中如扁壶、鸡首壶等均为新见产品。上虞百官镇西晋砖室墓中出土有划花鸟兔纹扁壶，足底划“先姑■一枚”五字。1974年无锡县东■公社西晋永兴二年（305年）墓出土的扁壶，直口，筒颈，扁方体壶身，下承条形足，肩竖对应的半环状系，肩沿戳印一周联珠纹。造型方中寓圆，圆中见方。鸡首壶也称天鸡壶，纪年最早的见于永宁二年墓伴出。余姚肖东五星墩出土的青瓷提梁鸡首壶堪称绝品，肩部由联珠纹、弦纹、网格纹组成带式布于肩一周；肩腹部雕有正在啼鸣的鸡首和尾巴，羽毛丰满，形象逼真；宽敞的盘口之上，以黄鼬前两足作伏状，伸头竖耳，对准鸡冠似觅食，后两足夹住长长的尾巴停于口沿上，造型别具一格。（二）文房用具有蛙形水盂、兔形水注、砚台等。（三）日常用具有香薰、虎子、唾盂等卫生用瓷以及洗、狮形烛台、格盘、神兽尊等。1977年上虞联江乡帐子山出土的狮形烛台，通高8.5米，背部置一插烛用圆管，质地细腻，釉层光亮透明；狮子昂首伏卧，双眼圆睁，张口露齿，长须下垂，鬃毛清晰，形态逼真。（四）明器产品花样繁多。一类是模拟生产、生活设施用具的各种小明器，如火盆、鐎斗、灶、吊桶、扫帚、畚箕、筛、磨等。另一类是显著增多的反映地主庄园经济内容的明器，除东吴时已出现的鸡笼、猪圈外，新出现了鹅圈、狗圈、羊圈、牛厩等，且鸡笼、猪圈等在规模上比前期加大，这些充分反映了西晋时期江南农业、畜牧业的繁荣景象。第三类为专用明器，从原来的单一的堆塑罐增至镇墓兽、力士俑、男女俑等。1979年慈溪县鸣鹤乡瓦窑头村龙潭山西晋早期墓出土的青瓷随葬品，就有鸡笼、犬、堆塑罐等明器，通体施釉而不及于底，釉色青中泛灰，其中堆塑罐所贴印的人物、佛像、飞鸟、麒麟、凤凰、走兽、游鱼等，造型生动，布局巧妙，釉层薄而均匀，滋润明亮，堪称上乘青瓷珍品。（1）这些明器“大像其生以送其死”，反映了人们的灵魂观念和厚葬习俗。
西晋越窑瓷器制作精巧，品种丰富，经久耐用，满足了各阶层人们特别是贵族士大夫的需要，更为深入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家庭对瓷器的拥有率不断上升，并逐渐代替了陶器及金属制品，显示了瓷器制品的优越性及美好未来。
西晋时期越窑青瓷生产进入鼎盛时期，这与当时世族豪强势力恶性发展密切相关。越窑青瓷中许多器形复杂、成型困难、费工费时的产品，显然是供贵族使用的，至于各式各样的熏炉，小巧玲珑，是为了适应当时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生活习俗。细巧优雅的水盂、笔筒、砚台以及唾壶和各种明器，同样是为适应文人和世族豪强的需要而大量生产的。浙东政治、社会的稳定，也为越窑生产提供了保障。
二、萎缩时期（东晋至南朝）的越窑生产
东晋时期，上虞曹娥江两岸窑址的数量约减少一半，与三国时持平；而从现有纪年墓资料看，东晋纪年墓比西晋多，但青瓷出土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比西晋时减少。可见此时的越窑生产的发展势头明显回落。当然，这只是就总的趋势而论，具体到局部窑场却不可一概而论。据考古调查，在上虞曹娥江中游两岸保存了难以严格判分的东晋、南朝瓷窑14处，而与上虞邻近的慈溪上林湖地区则打破了西晋烧窑的空白而趋于热闹。1957年11月省文管会派员调查，曾在慈溪上林湖大坝附近发现过东晋窑址，出土瓷以盏形碗为多，其次是罐、碟和水盂，但因窑址沉于坝基，以后的多次复查一直没有找到其遗迹，仅发现了3处南朝窑址，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古银锭湖一带却一下子发现了7处东晋窑址。这样，东晋南朝时期上林湖地区的窑址总数首次与上虞平分秋色。上虞自西晋之后瓷窑剧减，虽然极为勉强地保持了越窑传统烧造中心的地位，但上林湖地区的瓷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惟规模与曹娥江中游地区相当，而且器物的造型、胎质、釉色及产品的种类、制瓷工艺等均与上虞青瓷毫无二致，足以与上虞并驾齐驱。这种局面虽然如昙花一现，但却为日后形成上林湖越窑青瓷生产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萧山上董、石盖村，余姚，鄞县小白市等地都有少量新建窑分布，产品内涵、风格基本一致，如鄞县东吴窑头山窑，生产的直口弦纹碗、三足砚、盏、罐等器形，是上虞百官、萧山上董等晋代窑址中常见的器形。台湾收藏的一件东晋青瓷罂的肩部有褐彩书写的“余姚”二字，有类商标，可以判明其产地。
慈溪古银锭湖7处东晋窑址分布于彭东、樟树、彭桥等3个乡，出土器物在造型、釉色、装烧方法上基本相似。其中樟树2窑中Y1的堆积丰富，具有一定代表性，出土器形有碗、盏、罐、壶、钵、洗、砚、盆、灯、唾盂、器座等，釉色以青釉为主，也有青灰、青黄，器表装饰除弦纹外，褐色点彩占有一定比例。彭东Y31的产品以碗为大宗，还有罐、壶、钵、洗、盘、砚、尊、槅等，除青瓷外，兼烧少量黑釉瓷（仅见于Y31）。彭桥2窑产品有碗、罐、壶、砚等，大多数为假圈足器形，装饰以弦纹为主，偶见莲瓣纹，不见褐色点彩，其烧造年代应在东晋中期至南朝。它们的胎质细腻致密，施釉由半釉发展到全釉，后期偶见满釉器，早期釉面不太均匀，釉层透明度较差，晚期釉面均匀，釉层的玻璃质感较强，釉色以青为主，也有青中泛黄和黑釉器。它们的装烧方法有三种，即锯齿具间隔装烧、泥点间隔叠烧、对口合烧。同时为提高装烧量，往往在罐和钵内再放置小件器进行套烧。这种装烧方法在上林湖的唐代窑址中也有发现。（1）杜湖西岸窑头山两座东晋后期纪年墓（太元八年、十六年，即公元383、391年）随葬青瓷器有罐、壶、碗、盏、盘、槅、唾盂（黑釉）等，与古银锭湖东晋窑址采集标本的造型风格、釉色相同，应属本地产品。（2）
东晋时期上虞窑，以鲤鱼山、羊岙山较有代表性。产品种类不及西晋时多，常见的器物，生活器皿有钵、碗、碟、罐、盘、盆、盘口壶、鸡首壶等，日常用器有尊、唾壶、洗、虎子、羊形烛台、槅、灯等，文房用具有砚台、水盂等，而西晋时期一度大量生产流散各地的明器基本停烧。釉色多为青中泛灰（兼烧少量黑瓷），装饰大为减少。1979年在通明乡瓦窑头村出土的羊形烛台，胎灰白坚密，釉色青绿莹润，羊曲肢蹲坐，神态恬静，腰部两侧划有飞翼，头上置一圆孔，供插烛之用。
东晋越窑常见产品中，碗、碟等都已大小配套，不同尺寸的碗达10种以上，碟也有5种左右。此期器物胎骨大多比较细腻，呈灰白色，烧结良好，釉色以青绿为主。前期器物绝大多数仍沿用西晋时造型，多施弦纹，褐色点彩，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
应当指出，东晋时期越窑生产出现顿挫，究其实质，乃是生产总量的急剧缩减，而非质上的停滞倒退，笼统地说越窑在这时处于停滞时期是不准确的。其时越窑产品种类和纹饰虽然相对减少，但瓷器的总体质量并未明显下降，尤其是东晋后期的青瓷，足可与前此任何阶段的优质青瓷相媲美。首先，从釉色上看，越窑瓷胎呈灰白色，施以豆青色釉，显出深沉的色调。越瓷过去常因釉料中氧化钙含量偏高而产生失透现象，但从东晋后期越窑产品来看，透明度开始有所提高，使“瓷”的特点更加突出和鲜明，从而为造型和纹饰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从造型上看，除了动物堆塑工艺趋于衰落之外，东晋的越窑青瓷比较注重器物造型的合理和匀称，较之前一阶段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器形普遍加大加高，弧线和折线有机地结合，增添了挺拔中见和谐的韵律美。再次，从纹饰上看，弦纹之所以成为东晋流行的装饰，乃是因为青瓷质地、釉色显著提高，点缀式的弦纹更加衬托出了瓷质釉色之美感，而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借助于繁缛的纹饰来弥补瓷质的不良。同时，越窑还广泛采用了褐彩和刻划花装饰技法，以及器底满釉的烧制工艺。在上虞五夫山出土的褐彩鸡首壶、绍兴市文管会收藏的蛙尊中，还可见冰裂纹装饰。以上这一切都说明早期越窑青瓷与瓯窑、德清窑等都是在东晋时共同趋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标志着青瓷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正因如此，尽管青瓷的生产由来已久，但古人偏对晋代青瓷正式冠以“瓷”的称号，而美称为“缥瓷”（潘岳《笙赋》），这应是东晋制瓷工艺趋于成熟、瓷的特色更加显露的客观反映。故此有学者认为：“东晋青瓷的风格特征已开唐宋瓷器的先河，它们在胎釉、装饰特征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瓷器风格变‘浓妆’为‘淡抹’，向着清新、雅致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是从东晋开始的。”（1）
南朝越窑一落千丈，生产跌入谷地。目前宁绍地区所发现的南朝窑址总共也不到10处，上虞以上浦乡姥山、皂湖乡沿山长池湾、西华瑶窑址具有代表性，姥山窑遗物堆积丰厚，分布较广。主要产品有碗、盘、钵、鸡首壶、盘口壶、罐、水丞、砚、唾壶、长颈瓶等，大部分胎骨坚硬，釉色有淡清、青黄、青绿等，仍有少量黑釉瓷。另在萧山上董、慈溪上林湖鳖裙山、古银锭湖（彭东）小姑岭、宁波江北区云湖、奉化白杜等地稍有窑址分布。即使从现有纪年墓资料看，南朝也是出土青瓷数量最少、品种最缺的时期，某些器物数量锐减乃至绝迹，如方壶、插、虎子等。毫无疑问，在这一个半世纪（420～589年）中，越窑生产全面萎缩。尽管如此，上林湖越窑生产亦有可称道者，鳖裙山窑大量遗存中数量最多的是碗、盘、盅等器物，它们又可分为大中小各种规格，成套生产，另有罐、壶、灯、钵、鸡首壶、砚台等器物。胎体厚薄得当，器形比较规整。宁波云湖窑经过试掘，以碗为大宗，出土188件，皆为成套，还有钵、盘、壶、盏等产品，胎骨稍厚，质地细腻坚实。
浙东越窑生产自东晋出现不景气以来，至南朝全面萎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其时江南地域的政治、经济环境开始恶化，强烈地干扰了越窑的生产。东晋的孙恩起兵，敲响了门阀政治的丧钟，也对江南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孙恩攻占浙东，会稽郡守官僚以及著名的世家大族王氏、谢氏都受到沉重打击，会稽郡的世族势力大受削弱。相应地，孙恩起兵重创浙东地区之后延至南朝，会稽地域社会的稳定性有所动摇，遭受战争创伤比以前显著增多。浙东人民不堪豪族、官府的腐朽统治，不断揭竿反抗，进一步促使士族走向衰亡。加之这一时期江南连年饥荒，经济一蹶不振，导致厚葬风的消歇，使得社会对瓷器的需求量陡然下降。梁室板荡之际，浙东更饱受其害，几百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越窑元气大伤，注定了越窑必定走向衰落。隋代越窑几乎处于休眠状态，不仅产品数量稀少，仅见盘口壶等寥寥数种，而且质量也很低劣，胎质粗糙，釉易剥落，釉色青黄，光泽暗淡，每一件瓷器仿佛都诉说着侯景之乱以后经济凋敝的历史辛酸。
附注
（1）慈溪县文管会：《浙江慈溪西晋墓出土一组青瓷器》，《文物》1985年第10期。
（1）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慈溪东晋窑址的调查》，《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
（2）慈溪文管会、宁波市博物馆：《浙江慈溪窑头山东晋纪年墓清理》，《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
（1）刘建国：《东晋青瓷的分期与特色》，《文物》198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