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20世纪，中国出了两个“船王”，他们以水上航行为企业，名扬中外。一个是民国时期创业上海的虞洽卿，被称为“民国船王”；一个是五十年代创业香港的包玉则，被称为“世界船王”；事有凑巧，这两个“船王”都是宁波人。
  虞洽卿本是海滨拾泥螺的穷孩子，进入上海滩后，当过商店学徒、跑街、洋行买办、银行董事长、轮船公司总经理，最终成为江浙财团代表，民族资本家阶级的上层人物，“宁波帮”在上海的代表。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花在航行事业上，他一生的主要业迹，也表现在航行事业上，为民国时期三家私营航业之魁首，被称为“民国船王”。
  “赤脚财神”的故事
  虞洽卿，字和德，乳名瑞岳，1867年出生于龙山乡山下村。家境贫寒，仅读过三年私塾，粗识文字。14岁时，在族人虞鹏九的带领下，离开故乡，踏上了去上海的征途，临行时母亲含泪叮嘱：千万自重；日后有出头之日，为家乡做些好事。洽卿点头，挥泪与家人道别。
  到上海后，由虞鹏九介绍，虞洽卿进入上海南宁望平街瑞康颜料行当学徒，那是公元1881年（清光绪7年）。120年前的
  上海滩，繁华区尚在南市，以后逐渐向北面苏州河两岸发展。虞洽卿进店时，正是上海开埠不久，国内“在洋务运动趋向高潮，中国近代企业兴办的时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虞洽卿本人天资聪明、办事灵活，学习刻苦。他白天工作，晚上补习英语，进步很快，工作也取得成绩。有一天，虞洽卿到一家颜料批发洋行去看货，发现有一批听装颜料，因船运途中被海浪泼湿，外壳生锈，洋行决定以“次货”交公证行贱价拍卖，虞洽卿向仓库保管员塞了点香烟钱，买了一听，拿回店来开听检验，听内货色完好无损，奚老板就命洽卿以低价买进这批颜料。这一年瑞康获利两万多两银子，奚老板十分欢喜，年终发给虞洽卿的鞋袜费，由原来的12元，增加到40元。
  瑞康行获得巨额利润和虞洽卿经商有才的消息传出去后，沪上一家叫舒三泰的大颜料店，派人来与虞洽卿商谈，许以高薪聘请虞洽卿去任跑街。奚老板得知消息，怕洽卿“跳槽”，答应虞正式任命他为跑街，提高工资，还让出两股股份给虞，年终可享受分红待遇，设法把虞洽卿留住。虞在瑞康工作十年，由学徒升任跑街，由职员兼任股东之一，还学会了英语会话，沪上传说虞洽卿当过英文翻译，这是误传。当时流传着“赤脚财神”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原来虞洽卿进店那天，正遇毛毛细雨，他怕沾污了母亲连夜赶制的新布鞋，从脚上脱下来，挟在肋下，在介绍人的带领下跨进店门。虞洽卿“南人北相”，虽只14岁，已长得蛮高，瑞康老板奚润如见虞洽卿手挟新布鞋进来，心里“格噔”一惊，想起昨夜一梦，梦见“赤脚财神”，胁下挟着元宝走进店里，那财神长脸阔嘴，与今天来人十分相像。奚老板认为虞洽卿进店应了梦中吉兆，心中十分高兴，加上虞进店后，店内生意蒸蒸日上，十分器重虞洽卿，就编了个虞洽卿就是“赤脚财神”的故事，在商界流传开来。后来虞洽卿成了江浙财团的代表、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又是陈其美、蒋介石寓中的座上客，这“赤脚财神”的故事，更是沸沸扬扬传遍了上海滩。
  从颜料行学徒到外国银行买办
  虞洽卿进入上海滩后，以两个十一年时间，从一个颜料店学徒，而跃上外国银行买办宝座，跻身富商之列，这里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他主观努力的因素。买办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经营企业、推销商品的代理人”，洋人称“华人经理”。第一个十一年，虞洽卿从学徒升任颜料店跑街、小股东，学会了做生意，学会了英语会话，了解了上海滩商情；第二个十一年，开始了他的洋行买办生涯，他先后担任三个洋行的买办，即1892年（25岁）由族人虞芗山介绍，进入德商鲁麟洋行；1902年（35岁）进入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任买办，觉得不如人意，第二年转任荷兰银行买办。虞洽卿在鲁麟洋行，除做颜料生意外，还兼营西药、大豆、桐油等出口生意，获得高薪加回佣，收入甚丰，干了五年，积蓄了一笔钱。在1896年，以他所积资财（包括瑞康行收入）做了两件事：一是出资四万两银子捐了一个四品候补道台的虚衔，当时清廷国库空虚，官衔可出银子购买，虞洽卿知道要立足上海，干一番事业，必须有财有势，所以出资捐衔，有利于他的商途；二是购买了闸北升顺里、北顺徴里的房地产，组成升顺、顺徴房地产公司，炒起房地产买卖来。当时苏州河以北，市面荒凉，地皮房子很便宜，他自己设寓于高乃依格（今皋兰路）。
  1903年，虞洽卿进入荷兰银行任买办后，独揽大权，干了二十多年（1924年交由长子虞顺恩代理），利用荷兰银行名义，分发远期本期，调转头寸；另独资创设了“通惠银号”，并为今后创办“四明银行”打下基础。第二个十一年，虞洽卿在上海的商途，可谓春风得意、名利双收，此时已跻身绅商、闻人之列了。
  两次与洋人较量，“阿德哥”崭露头角
  虞洽卿在三十至四十岁一段时间内，两次与洋人较量，都获得胜利；“他为宁波同乡的利益，不畏艰难，敢当调人，四出奔走，据理力争，这不能不说是爱国爱乡的表现。”
  第一件是四明公所事件。四明公所在上海南市，为旅沪宁波人的会馆。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公所有会馆办公室、义冢地、停柩房，共占地44亩多。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蓝蔚雯任上海知县时，报官批准，公所编入官图，豁免税赋；道光二十九年，公所地区划入法租界范围；清同治十三年（1874），法租界当局拟筑路，要四明公所迁让义冢，宁波同乡向官厅请求制止未果，双方冲突，引起流血事件，闹到北京总理衙门与法国公使才解决，法方放弃筑路计划，第一次四明公所案事态才平息。二十多年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租界公董局欲兴办学校、医院、宰牲场，动用军队，强占四明公所，并开枪打死19名中国人。宁波同乡群起抗争，引起宁波籍受雇于法人之工人、佣人、厨司、汽车夫、轮船水手等工人全体罢工，法租界法人住宅停电，一片黑暗，垃圾成堆，无饭可吃，无衣可换，无车可乘，法人处于十分尴尬局面。虞洽卿出谋划策，多方奔走，孤立法租界洋头目，逼使其谈判，法方放弃原计划，从四明公所撤兵，保存了四明公所地盘。罢工获得胜利，事后虞洽卿对人说：“只须工商两界做我后盾，不怕法国人横蛮到底也。”有人说这是运气，他说：“这不是运气，乃是民气压倒洋气也。”
  第二件是黎黄氏案。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官眷黎黄氏，带领十来名婢女，自四川回广东，乘长江轮船途经上海逗留，英捕房密探诬告黎黄氏是“人口贩子”，无故将其逮捕起诉公审。当时承审官为副会审官金巩伯，中国人，陪审官为英副领事德为门。审问后，金巩伯认为罪证不足，暂收押拘留所，再作调查，德为门说金包庇华人，令巡捕辱骂殴打金巩伯，旁听席上华人群起护卫金巩伯。消息传开，激起公愤，全沪市民、商界罢市抗议，街上英巡捕被群众围攻，有一所英巡捕房被群众焚毁，英方滥捕群众达五六百人之多，事态扩大，上海秩序紊乱。适逢清大臣载泽路过上海，与有关方面协商，派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为代表，与英方谈判。朱葆三等三人，见涉及洋人，事情棘手，谈判无效，中途退出。谈判代表只剩虞洽卿一人。不久，清廷又派两江总督周馥到上海查办此案。虞洽卿不畏洋人强横，多方奔走于官商之间，终于达成协议，谈判获胜。黎黄氏及被捕华人全部无罪释放，英捕头撤职查办，英工部局向华人道歉，商界开市，巡警复岗，以华方获胜而告终。是日，清大臣苏松太道台袁海观、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上海商界代表虞洽卿三人，步行上海南京路劝令各商户开市。市民放鞭炮庆祝。经过这次对洋人的较量，虞洽卿名声更鹊噪沪上，宁波同乡亲昵地呼虞洽卿为“阿德哥”。
  倾心实业，首创民营“宁波商轮公司”，与洋商斗法
  虞洽卿于1893年、1906年两次赴日本考察实业，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他在日本结识了经济界名人大隈重信、色泽荣一，看到日本工商业发达，国力日益强盛，虞洽卿萌发了办实业兴国的念头，经周密考虑，决定以航行业为起点，出资加入沪—甬轮船航线。
  1908年，沪甬航线上，已有轮船往来行驶载客装货，当时宁绍地区客货均从水路进入上海，而宁波地区在沪谋生者已达40余万人，浙东各县的土特产、药材，如大米、棉花、白蚕豆、金丝草帽、草席、象贝等，在上海销量很大。上海的布匹、肥皂、火油等轻工品、日用品，也从这条航线进入浙东，所以这条航线被人称为“黄金航线”，生意十分红火。沪—甬线上原有三家公司的轮船行驶：一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太古轮”，二是法国东方公司的“立大轮”，三是清政府招商局的“江天轮”，每位需价银圆一元；货运价格亦昂贵，洋轮中船员、茶房，倚仗洋人势道对旅客横蛮无理，宁波同乡早有不满。虞洽卿亦有同感，他设想以“平价售票，文明待客”的货轮，出现在这条“黄金航线”上，并可挽回“宁绍两府，每年损失一百万元”之财富。
  1908年7月，虞在沪集资，首创民办轮船运输业“宁绍商轮公司”，向宁绍帮商人集资。资本额100万元，分作20万股，每股5元，当时商界集资28万元，不足之数，向“四明银行”贷款。四明银行是这年初新办起来的，是宁波帮的银行，虞洽卿是该行的发起人之一，任协理（副经理），贷款自然顺利。筹足经费后，虞向福州马尾造船厂购进轮船一艘，载重为2600吨，命名“宁绍轮”，后又购进一轮，载重1600吨，命名“甬兴轮”。“宁绍公司”在沪设公司，宁波设分公司，虞洽卿任经理，两轮进入沪—甬航线，载客运货。
  虞洽卿为了打破洋商垄断的局面，航行一开始，即在船上立一木牌，上书“立永洋五角”字样，票价比洋商低一半，货运价格也便宜。由于“宁绍轮”、“甬兴轮”价格低廉，加上船上茶房、职员大部为宁波人，对旅客招呼亲切，服务文明，“宁绍公司”生意兴隆，一炮打响。“太古轮”、“立大轮”、“江天轮”生意清淡，有时竟然到“放空”的地步。英商法商陷入尴尬境地，他们便想以雄厚实力，企图挤垮新生的“宁绍公司”。轮船票价从一元跌至三角，并随票送毛巾一条（或肥皂一块），官商招商局也忍痛跟上。这一来，“太古”、“立大”、“江天”的生意又好转了，“宁绍”的生意清淡了，虞洽卿的“立永洋五角”，利润不大，如果也降至三角，公司就要亏本了。为了与洋人竞争，虞洽卿忍痛也把票价降至三角，每票优待“淘箩饭一客”（在船上吃），拉住了旅客。宁波商人徐乾麟、孙梅堂等数百名宁波同乡，怕宁绍公司被洋人挤垮，团结起来，立即组成“宁绍航业维持会”开展募捐，向“宁绍公司”每票贴二角，使“宁绍公司”以三角票价与洋商竞争不致亏本，并在同乡中相约把货运荐给“宁绍轮”。这样“宁绍”、“甬兴”的生意又红火了，虞洽卿又露出笑容。如此相持数月，“航业维持会”贴补“宁绍公司”达十余万银元，而洋商亏损很大，只得托人来与虞洽卿协商，大家票价又回至五角。这场中国新生的民族工商业与洋商官商的斗争，在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获胜，成为上海工商史上一段佳话。
  “宁绍公司”为了有一个长久的客运、货运码头，在南市沿江与南通巨商张謇协商，出租金在十六铺新建码头——大达码头，这样虞洽卿等人新办的“宁绍商轮公司”，在洋商官商的夹缝中，经过较量，总算站稳了脚跟。
  破釜沉舟，续办独资“三北”“宁兴”“鸿安”轮船公司
  虞洽卿投资航运业，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商务之发达，端赖交通便利，而航业盛衰，尤觇国势。”“轮船一业兴，商货运输攸关，实为振兴实业之枢纽。”而投资轮船业所获得之高额利润，也符合商人致富的目的。“宁绍公司”的初创成功，更增强了他办航运业的信心。
  在“宁绍公司”工作，虞洽卿是总经理，他的上头还有董事会、董事长，这就使他觉得难以施展他的理想和才干。1917年5月，果然为了“甬兴轮”的处理问题，与董事会发生矛盾，虞辞去了“宁绍公司”总经理职务，自己扩展他独资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
  “三北轮埠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公司在宁波、慈溪。虞洽卿是个看重乡谊的传统的中国商人，他牢记14岁时母亲送他赴沪学生意时的叮嘱，要为家乡做些好事。这一年，他着手在镇海县龙山乡（今慈溪市龙山镇）杭州湾南岸的家乡，创建“三北轮埠公司”。他买了三艘轮船（船名镇北轮、慈北轮、姚北轮），建造了码头，铺上简易铁轨，行驶小火车，还在山下村新建电话电报房，与沪甬通电报电话；轮船行驶在慈溪、宁波、镇海、舟山、沈家门之间，三北一带的土特产，如大米、棉花、白蚕头、土布、麦冬，可从龙山出口，免除转口税，使三北农民一年可获利60万元。“三北公司”龙山码头落成之时，在庆祝大会上，虞发表演说，“要把家乡三北建成‘小上海’。”这一年建码头、造电报房、发电厂，同时又办了一所小学，共投资200万元。早在1914年，为了继续扩展航运业务，他就毅然破釜沉舟，把升顺、顺徴两处房地产变卖掉，投资续办航运业。这样，他在1917年建成“宁兴轮船公司”（交长子虞顺恩管理），1919年建成“鸿安”商轮公司，这两个子公司，统一由“三北公司”领导。到1936年，“三北公司”已有轮船19艘，“宁兴公司”有轮船4艘，“鸿安公司”有轮船9艘，共有轮船32艘；各公司还有拖船、驳船、趸船共50艘，共计82艘，载重达9万多吨位，为民营之冠。其航线北至天津、青岛、烟台，西至南京、长沙、宜昌、重庆，南达广州、香港，东至舟山、定海，均有定期航班，不定期的航线到达日本、南洋群岛；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航运网，实现了虞洽卿梦寐以求的理想。他在“船业”投资达450万元。
  创办机械厂、造船厂、码头仓库栈房，增添趸船拖船驳船，配套齐全，人称“民国船王”
  航运业需要众多配套行业，如修船，配零件，要建码头、仓库、栈房，没有自己的配套企业，大把的钱会被人赚去，虞及时完成了配套工程：
  一、创办修船厂、造船厂。虞洽卿为了节省资金，往往买进旧船，修理油漆后出航，虽较便宜，但修理次数也多；开始到别人厂去修，所费甚巨。1922年，他出资盘入上海肇成机器厂，改为修船厂，名“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但还不能满足船队需要。1926年6月扩资改建为“三北机器造船厂”，自兼厂长，为船队修理、油漆、配件服务，还制造了中、小型轮船十多艘，并承接外来修船业务，增加了收入。
  二、各埠设立分公司，设立码头栈房仓库并自办煤号。为了配套航运业务，沿线设立“三北”分公司，有天津、广州、重庆、汉口、南京、镇江等地计20多个，并建立码头仓库栈房，较大的有“上海十六铺鸿安栈房”，“上海浦东码头堆栈公司”
  投资40万元。轮船蒸汽机要烧煤，船队所费量大，虞在1919年，与煤商徐贵生合作，在上海合办“大昌煤号”，在用煤上又为自己船队节约开支。
  三、添置趸船、拖船与驳船。货物运输，码头上必需趸船、驳船，内河航行又需拖船。原向别人租来，花费甚大，随着航业的扩大，必须逐步添置。抗战前夕，“三北公司”在长江一线，即拥有趸船21艘，拖船5艘，驳船12艘，总吨位达2万多吨。
  此外，虞洽卿还创办“四明银行”，广交金融界人士，为自己的“航业”解决资金周转困境，“到全面抗战爆发，虞洽卿的轮运势力已发展到了最高峰，其船队规模（包括已与外商订妥但尚未抵华之轮及所有拖、驳、囤船）为82艘，91694.44吨，有人统计这个数字，几占全国轮船总吨的1/7。”虞洽卿的航运业，终于成为全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魁首。
  上海沦陷，出奇招悬挂挪威旗，创办“中意轮船公司”获巨利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同年11月，上海、无锡、苏州、太原沦陷，特别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虞洽卿的船队遭受重创，轮船被政府征用，又被日寇炸沉炸伤强占，损失惨重。据1941年调查：虞之船队被日寇炸伤5艘，炸沉5艘，强虏去27艘，共计约5万吨位；被国民党军队征用炸沉以阻塞长江口12艘，拉去装军用物资牺牲6艘，共约2万余吨位，在上海可用的轮船仅27艘，计1.1万吨位，入川的“渝万线”（长江上游）只蜀丰等四小轮，仅1300吨位，虞船队损失占三北公司的70％，留下的又不能出航。虞洽卿正在悲叹一生惨淡经营的航业遭受如此厄运而束手无策时，忽报“三北公司”向挪威国“华伦洋行”订购的三艘海轮，挂着挪威国旗，顺利地通过日军关卡，来沪交货（约2万吨位）。虞洽卿心头一亮，“我挂上挪威旗，不是也可以搞运输吗？”虞向香港汇丰银行贷款，付清船价，以悬挂挪威旗去西贡、仰光运大米来沪，以济沪上粮荒之急。原来上海粮食由江西的九江、安徽的芜湖等三大米市供应，战争一开，日寇封锁严密，商人束手。虞洽卿就用这三艘轮船去西贡、仰光运大米，平粜给上海市民（比市价低50％），还赚了一笔运输费。虞洽卿又与意大利商人泰来那齐合作，创办“中意轮船公司”，言明虞占88％，意商占12％，船由虞出，船上悬挂意大利旗，可顺利通过日军关卡。虞派幼子顺慰为公司代表，出轮船8艘（约2万吨位）也去香港、西贡、仰光一线搞运输，以运粮食为主，解救上海粮食问题，虞也曾运一部分大米到镇海、宁波、慈溪进行平粜，博得同乡好评。如此数次，获利数百万元，此时虞花100万元买进南京西路成都路一块地产，花51万元买进大上海戏院，又花60万元买进泥城桥鸿福里等房产，真是因祸得福获巨利。
  日寇占领上海后，要组织伪政权，几次要虞洽卿当“市长”，大汉奸李士群多次向虞敲诈，逼虞“下水”。1938年2月，虞接到重庆方面在沪特工的警告信，装有子弹一粒，警告虞不得当汉奸，否则以真弹相对。虞洽卿召开家属会议，一致表示坚持民族大义，不当汉奸。在重庆的女婿江一平（原上海名律师），以蒋介石的名义来电，催虞速离沪去渝，以防有失。1941年春，74岁的虞洽卿，与苦心经营的“三北公司”告别，经香港到四川重庆。1943年，意大利退出轴心国，“中意轮船公司”轮船全被日寇掳去，“三北公司”也被日寇“接管”。这是后话。
  舍舟登陆，创办“三民”“三北”“川光”汽车运输公司
  1941年春，74岁的老人虞洽卿，风尘仆仆，来到重庆与蒋介石会晤，蒋要他在政府中任高官，以报多年来对他蒋介石的经济援助之恩。虞洽卿说“在商言商”，婉言谢绝了。他着手组织陆路运输，把国外军用民用物资运进来，在香港向英商“华伦洋行”借款5万英镑，购汽车300辆，与王晓籁、朱联馥合伙组成“三民运输公司”，负责滇缅公路的运输任务。第二年去云南与龙云合作，在昆明创办“三北运输公司”，购买汽车120辆，负责仰光—昆明—重庆的运输业务，主要是采办汽车零件和五金器材的进口。又命三子顺慰在重庆组织“川光运输公司”，负责运输供应重庆一带所需的日用百货。他请原“三北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郑鲁斋，集资90万元，购入4艘小货轮，行驶宜宾、万县等地，赚来的钱以维持三公司大批内迁职工的生活。虞洽卿以74岁高龄还亲自采货押车到仰光装货，用英语与洋人打交道，他的亲临运输第一线，加上蒋的手谕“通告证”，使他在西南大通道上搞运输“春风得意”。他组建的“三民”、“三北”、“川光”三个运输公司，为抗战干了一件好事，也为自己获得巨额利润。笔者1986年在虞的家乡采访时，碰到一位年已88岁的当年驻云南边境某镇的采购员韩维表说：曾在防空洞里看到虞，虞一停下来，就拿出文件披阅，两鬓如霜，精神很好，可谓“老当益壮”。虞有一辆小轿车，出入滇缅边境，因他持有蒋的“特准证”，关卡员、海关人员一见虞的车号就放行，可谓畅通无阻。
  从支援辛亥革命到亲蒋仇共
  虞洽卿是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个具有复杂政治思想的人物，他声称平生崇拜四个人：孙中山、陈其美、段祺瑞、蒋介石。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时期，期间先后发生了维新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八年抗战，他病逝在抗战胜利前4个月的重庆。
  虞洽卿支援辛亥革命，既出钱又出力，同盟会在上海秘密活动期间，他自掏腰包为陈其美提供活动经费8000圆，还在租界提供了一个秘密会议场所，以成立“宁商总会”为革命党作掩护。上海发难成功，虞奉陈其美命令到苏州劝巡抚程德全起义成功，虞花银100万两助程军饷，虞还冒险亲送弹药到南京接济革命军。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发行公债，以解决财政困难，他认购了大量公债，支持民国政府。他还推动同乡大资本家方樵苓，共同支援辛亥革命，为其募捐，后虞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时，每月为东南一带的国民党人提供一、二万圆的活动费。总的来说，这时他的政治倾向是积极向上的，对四明公所案及黎黄氏案，他表现了正义反帝、爱国爱乡的政治倾向，也因此赢得上海“宁波帮”的爱戴。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激起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时的虞洽卿（58岁）已是“三北轮船公司”总经理、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一人身兼数职的上海闻人和大资本家。虞在北京奉段祺瑞令“回沪调停”，他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身份参加调处。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沪成立“工商学联”，提出17条向租界当局交涉，虞洽卿与商会协商改为13条。在调停中，虞洽卿、方椒伯、傅筱庵等人，表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反帝斗争中的软弱性与妥协性。1927年春，蒋介石在沪发动“四·一二”事变，捕杀在沪中共人士，实行“清党”。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大资本家们，首先在经济上支援蒋介石：4月1日给蒋300万圆，4月25日又给蒋300万圆，以“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名义，认购3000万圆，第二年初又以以上名义认购4000万圆。蒋介石得到虞等大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支援，十分得意，虞洽卿为此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封为“清党”五大功臣之一（另四人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虞还公开说：“今日全国共产党完全消灭，清党工作业己完成，当时吾人参加清共，不过开其端耳。”他还策划组织武装“商团”来对付上海工人，后因故未能实现。蒋介石因虞助其反共有功，欲安排虞当中央财政部次长，虞答“在商言商”没有接受，只接受了中央银行监事、上海市参议会董事等虚衔。
  毛泽东曾论证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虞洽卿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