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费德昭烈士是姚北革命斗争史上的一颗灿星。他从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直到进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为解放劳苦大众而不计身家，奋战不息，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节。
  投身辛亥革命
  费德昭是坎墩一灶人，生于光绪三年（1877）——正当清王朝日趋没落之时。他目击政府无能，以至列强侵凌、民生凋敝、国家几濒覆亡的危急情景，因而自幼即怀变革之志。据说当他在家随父读书时，就已经常邀集少年好友练武习艺，指望日后能有所作为。
  二十岁后，他在宁波从商时，得知余姚城内开办了一个“地方自治讲习所”，便立即弃业归来，前去参加学习。毕业后，为唤起乡人，在家乡积极创办保德一校、保德二校等新学，还延请了杜天縻等不少进步教师，经常和他们抵掌而谈，痛击时弊，图谋革新。
  这时，以推翻满清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已风起云涌，费为之振奋不已，乃至每每夜不成寐，亟欲投身其中。一日，他终于毅然掷笔而起，只身出走，访求革命，最后在杭州结识了著名的革命党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以后费即随陶奔走沪杭，到处联络同志；当陶筹组革命武装光复军时，他又自告奋勇地多次冒险回乡秘密制造武器，以供发难之用。由于他对革命矢志如一，坚贞不渝，又卓具才干，勇于任事，因而深得陶的器重。
  1911年，辛亥革命告成。正当大地重光、万民欢腾之际，不料陶成章却因在浙江声望较高而遭到阴谋攫取沪浙军事大权的同盟会人陈其美的仇忌，并终于在第二年被陈的爪牙蒋介石所暗杀。费得讯后悲愤交集，曾回乡招集敢死之士，潜入上海，想为陶报仇。但那时陈其美已任沪军都督，防范甚严，费因无从下手，最后只得怏怏归来。从此他便隐居乡里，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教书生涯。
  乡居十年
  由于不平凡的社会经历和出色的办学成绩，他在家乡很快受到了人们的爱戴，因而后来曾被公推为乡自治委员，还当选为县议员，当时更因姚北到对江去运粮的船只常被海匪劫持，米商们筹办了一个北海水巡队，并通过地方父老一再挽他出面领导，而费正痛感辛亥革命成果被新老军阀篡夺，农村中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现象又越演越烈，因此，为保卫乡里和有所再图起见，他终于屈从地方所请，又出任过水巡队队长一职。
  他在这几年中虽不得不周旋于豪富官绅之间，却布衣粗食，始终不改本色。当议及盐价、棉租等有关人民生计的问题时，更总是挺身而出，竭力为劳苦大众讲话。为此姚北耆老至今犹说：“费先生一直是护着我们的。”特别是1923年秋，姚北棉农因大水成灾，饥寒交迫，却得不到丝毫赈济而酿成暴动时，反动廒商竟以武力镇压，以至坎墩一带一夕数惊，形势十分险恶。费闻讯怒不可遏，立即从外地赶回。当时虽然好多人劝说“穷不与富斗”、“忍着点算了”，他却大义凛然，一无所惧，一面只身赴敌，为农民出头，一面又联络各乡，公开揭发廒商暴行，最后迫使廒商不得不撤尽盐兵，并释放了所有在捕的群众。“幸我桑梓有此人，敢为黎民作于城”，他就是这样一个不畏强权的铮铮铁汉；“费先生”三字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才更如春雷行空，直贯海隅的。
  大革命期间
  1926年，他渴望已久的革命风暴终于来到了，当北伐军胜利进入浙江，中共组织派郭静唐、竺清旦等同志来余姚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时，费德昭就再次像蛰龙出海似的纵情奔腾了起来。他在党的领导下一面招集水巡队旧部，一面发动群众，很快建立起一支农民武装——浙东人民自卫军，并在当年年底奇袭相公殿，一举缴掉了盐民群众最为痛恨的反动盐警——缉私营的全部枪枝，还镇压了首恶分子。旗开得胜，使姚北人心大快。
  可当时余姚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县城还在军阀势力控制之下，姚北的斗争，因而亦极为复杂。为尽快打开革命局面，第二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四日），他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了浒山警察分局，打通了前往县城的道路；第三天（2月17日），他更亲自率领全队人马长驱直入地开进了余姚县城。
  入城时，费身先士卒，猛扑县府和警察局，当场手擒县府守卫队长杨金魁等，缴下全部武器，并追回了余姚县长方允中从人民头上勒索所得的巨款一万六千元，一时姚城欢声雷动。
  接着，他按党的指示，将浙东人民自卫军改组为余姚县纠察队，一面协助新成立的县党部召开全城庆祝大会和提灯大会，组织呼口号等宣传，并将反动头目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大张革命声势；一面又率部奔赴陆埠、蜀山等地，惩办顽固分子，截回不法商人私自外运的十五万斤大米，还将这批大米无偿地发放给姚北饥民，从而大大鼓舞了全县人民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广大农民打土豪、吃大户等民主反霸活动和当时盐区大规模的对高锦泰等不法蓬长的斗争，使全县迅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革命高潮，揭开了余姚革命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
  打黄春晓
  不料就在这时，国民党右派总头目蒋介石却在“四·—二”前后开始了他所谓“清党”的反革命大屠杀。当时我党中央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下，事前一无警惕，事后步步退让，以至各地党组织受到十分严重的破坏。4月11日，浙江党的领导人宣中华和宁波著名党人杨眉山、王鲲惨遭杀害，反革命逆流很快波及到了余姚..
  城里已被摧垮的反动势力死灰复燃了；姚北的米商覆匾停业，人为地制造粮荒；而最大的盐廒——五属公廒的后台老板张静江竟直接插手，指使地痞黄春晓组织反动武装，公然捣毁刚成立的红色盐协，残杀盐协干部..一时黑浪滚滚，革命岌岌可危！
  余姚县党部为挽救局势，命费德昭率领纠察队驰赴姚北，集中火力打击对革命危害最大的黄春晓匪帮。费受命后一无犹豫，立即向黄匪发起了强大攻势，直逼得黄匪站脚不住，纷纷向海边溃窜而去。可是当纠察队赶回县城执行其他任务时，黄春晓竟在反动官商支持下招兵买马，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地对姚北人民进行残酷的迫害与杀戮。
  眼看县城不稳，而黄匪又横行北乡，气焰十分嚣张，费知道单靠纠察队的力量，已首尾难顾、无济于事，于是便积极建议争取外力支持。他的建议得到党组织的同意。不久，宁绍台办事处主任竺清旦即亲自率领洪塘农民自卫军和上虞县纠察队前来策应。在三支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和姚北人民的全力支持参与下，黄匪终于被彻底击溃，甚至连他在庵东的那几间房子也被忿怒的农民烧得干干净净。
  可谁知道这竟是大革命中余姚最后一次鼓舞人心的重大胜利——当费德昭在6月间再度赶回姚城时，县党部已被迫解散了！整个城内一片白色恐怖，跑遍全城找不到一个革命同志。眼看物换景移，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将夭折，他伫立街头，不禁满腔悲怆。
  正在这时，从弄口踅出一个熟人，紧张地拍拍他的肩头：“费队长，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快走！”费长叹一声，从容答道：“干革命就能那样怕死？”忽想起人们把当时“清党”的刽子手杨虎和陈群呼作“虎狼成群”，他便又辛辣地补上一句：“我倒要看看这帮虎狼的雌雄哩！”说罢，才独自来到纠察队队部，带上留守待命的几个队员，以无限惜别的心情回到自己的血脉之地——坎墩去了。
  最艰难的日子
  刚到家，大盐霸袁公亭派来迫降的人就上了门，说是只要费肯把纠察队员和盐协干部交出来，他自己就可以“前账一笔勾销，保险平安无事。”费听后手起拳落，“砰”一声打在桌上：“你就同姓袁的说，叫他少做春天乱梦！”
  然而，从袁公亭这一行动里，他悟到了一条真理：在敌人面前，决不能示弱。因此他当夜就把附近的纠察队员召了拢来，分析形势，激励斗志，决定深入发动群众，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当时他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但他心中的红旗始终不倒，他相信只要坚持下去，革命总有再起之日。
  姚北豪绅得悉费决意“吃硬”到底后，全都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知道自己不是费的对手，便一再要求上面派兵征剿。因此，6月29日，省防军的一个营终于包围了坎墩，仗着人多势众，对这个小小的集镇大肆进行搜掠。费的三子永余被捕了，十多名盐协干部更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事后，坎墩人民纷纷找费商量，费的次子永禄更咬牙切齿要找省防军算账。然而费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冷静地对大家说：“现在敌我悬殊，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把实力保存下来才是，千万不能轻易犯敌。”说完这话，他就出门去了。他要扎扎实实做好串连工作，准备伺机反击。
  可是，永禄却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第二年农历正月十三浒山庙会时，竟迫不及待地约了一些人乘机混入浒山，冲上了小山墩省防军驻地。虽然他当场戳伤了匪连长朱侠，而自己却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中弹牺牲了。消息传到坎墩，费德昭跌足长叹道：“这不但是自投虎口，还必将使坎墩重遭大难！”便立即派人通知乡里，要有牵连的人迅速转移。
  果然第三天一早，朱侠头缠纱布气势汹汹地率领着大队人马赶来，坎墩再次陷入重围，全村被搞得鸡犬不宁，费德昭家更被洗劫一空。幸而这一次早有防范，所以任凭敌人搜索，却没有一个人被捕。
  坎墩人民因费之故虽一再受到官军蹂躏，对费却一无怨悒。
  当事态平息、费重回家乡时，人们奔走相告，满街传呼“费先生回来了！”亲切之情，使费十分感动。他挨家挨户好言相慰，心里却因感到离开了党，自己已如小船失舵，随时有遇到危险、遭到失败和连累群众的可能，因而极其沉重。他决定暂时隐蔽，一面在家养鸡养羊以维持生计，一面设法打听党的消息，待有眉目后，再重整旗鼓。
  廒商们见费深居不出，生活困顿，认定这是“逼虎入笼”的好时机，便接连派人前来“拜访”、“慰问”，用金钱、地位来引诱和收买他。费则每次都以摇头作为答复。而当亲友们问及此事，他终于忍不住心头怒火，泼口痛骂了：“这帮人真是瞎了眼睛！”
  武装暴动
  1930年6月，费突然收到上海党组织“江南行动委员会”的来信，说是请他马上到四马路江苏旅社碰头。因情况不明，他派四子永思代行。不久，永思伴史济勋、洪传扃两同志回到坎墩，说是上级党要求立即在姚北发动武装暴动，以配合全国总暴动的形势。当晚，史、洪就在费德昭家中召开了党小组会，确定了成立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的计划，并传达上级指示：因费在姚北深有群众基础，要费担任第一师师长。有人听说他又要“起兵造反”，便再三劝他“慎重”。费德昭却说：“共产党交给我的事，我就是杀头也干！”
  不久，一支革命的武装队伍又出现了。他们佩着“工农红军”的臂章，举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以当时分散在各地的地主武装——保安团为主攻目标而向反动派展开了英勇进击。那些保安团队因不摸底细，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只感到四面都是费的人马，便纷纷不战自溃，四处逃窜。革命烈火终于又势若燎原地燃遍了姚北大地。
  反动当局见费锐不可挡，每日向省里告急。于是，省方不得不再度派兵来姚，在姚北地方武装罗三元部配合下，对坎墩这个英雄的集镇进行了第三次武装围攻。费与史、洪（当时分任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正副指导员）两同志缜密计议后，一面整顿内部，开展肃奸斗争，并发动群众，加强对敌监视；一面将队伍拉出村外，采用昼伏夜出，声东击西，敌进我退，敌退我打的游击战术和敌人周旋。敌营长陈鹏华因旷日持久，一无所获，实在没法向上缴账，最后便强令所部集中火力猛攻，才算攻入了坎墩。接着便穿堂入室，大事搜捕，将费的亲友与邻居全部拉走，还公开悬赏银洋一千圆，口口声声要活捉费德昭。然而金银买不动人民的心，费和史、洪两同志在广大群众掩护下从后海撤走，这时候早已安然到达了上海。
  这次武装暴动，虽因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而很快失败，但浙东工农红军却如林中响箭，震动了东南一角，并为以后的革命斗争留下了不灭的火种。而费德昭的那种屡踣屡起、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更是后人永远忘记不了的。
  壮烈牺牲
  1931年，费在上海法租界以经营志成沙石公司为名，积极招集同志、密谋回乡再举时，不幸竟被反动派侦悉，于六月某日被捕，最后并被转押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不但自己受尽鞭楚，一无所供，还再三发动难友起来反狱，甚至挣断铁镣，与敌斗争，因此大为敌人所忌。当姚北老党员陈文荣前去探望他时，他自知必死，慨然对陈说：“这里一切由我承当，你快回去告诉大家把要干的事干完。”寥寥数语，道尽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之情和对后人的深切期望！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的6月25日（农历5月22日）下午二时，他终于以“危害民国”及所谓“匪浙东红军司令”等“不赦之罪”，被判“三个半死刑”，在西子湖边壮烈牺牲了！
  费德昭烈士离开我们已经七十年了，然而英魂不灭，浩气长存。他叱咤风云的光辉形象始终屹立在姚北人民的心坎里，他感天动地的壮烈业迹更必将世世代代为人们传诵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