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李健民
  1941年4月，宁波、镇海沦陷以后，大批青年失学，青年的求学问题急须解决。我党为了解决失学青年的求学问题，并想通过教育工作提高青少年的觉悟水平，使他们能够参加到抗日的洪流中来，准备以合法形式开办一个红色的中学。在此同时，龙山地方士绅也想办一个学校，解决自己子女的求学问题，据龙山士绅朱祖燮说，汉奸姚华康也想办个中学，好弄点名誉，“天亮”以后好给自己讲句话，以表白自己没有全做坏事，也办过好事。因此，党通过地方士绅朱祖燮的关系，在龙山筹建凤湖中学。
  学校的经费，协商决定：由三北（慈北、镇北、姚北）、山南每亩称 1斤学谷，由姚华康在税收中拿一部分。
  校址与校名
  凤湖中学设在龙山所也不是偶然的，因为龙山是敌（山南）我（三北）力量的缓冲地带，如果在敌区必然伪化，我们
  当然不会同意，如果在我区，敌人当然也不同意。
  “凤湖中学”是以当地的“凤浦湖”命名的。如果命名为龙山中学，名称太响亮，目标太大，因为宁波一带的人都知道龙山是三北的一部分，三北有三五支队，而凤浦湖则是不大闻名的，除了龙山一带的人外，其他地方的人不知道凤浦湖的。通过各方面的协商，学校以私立名义出现，这也是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而且算公立又算什么公立呢？算共产党的，国民党和日本人不答应，算国民党的，共产党和日本人不答应，算姚华康的，我们也不会同意。
  用人的斗争
  当时校长的职位有两个人抢，一个是觉渡乡的乡长、地方士绅郑芳华，一个是国民党龙山区党部书记魏约平，魏是龙山演进小学校长，对凤湖中学校长的位置真是馋涎欲滴，他千方百计地拍朱祖燮马屁，开口“祖燮哥”闭口“祖燮哥”（当时龙山地方上层分子都是这样称呼朱祖燮的）。我们党当然反对顽固的魏约平当校长，他当了校长就无异于扩大了国民党的控制，难以进行进步的活动，一切要受到限制，比较起来当然是郑芳华好得多了，因为郑的进步朋友较多，本人思想也比较倾向于我们；另一方面，他是地方士绅，有些地位，与朱祖燮、姚华康也有交往。因此，我们在朱祖燮面前竭力支持郑芳华。最后，郑芳华终于被聘请为校长。
  开学时，我方派李健民和王伯喧到凤湖中学任教员，第二学期又增派毛元仁教语文，更换了林世堂。郑芳华请来陈文舟任总务主任。
  从朱祖燮方面请来的教员有林祖堂（教语文并任教导主任），王赐恩（教英文），（林、王两人第二学期都离开了凤湖中学），另外还有虞金迅（龙山小学校长）来兼课，讲讲经济学，魏约平也兼几节课（三民主义），魏均长（魏约平的堂弟）当音乐、体育教员。
  第二学期，姚华康也派来吴永禄（在宁波当过舞厅乐队指挥，姚华康到宁波跳舞认识的）当音乐、体育教员，更换了魏均长。
  和“部颁先生”、“眼药瓶”打交道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凤湖中学就于1942年9月中旬开学，到了六十几个学生，我到职时间迟了一步，大约是9月下旬。我到校后，郑芳华校长分配我当史地、算术教员。
  从日常接触中了解到凤湖中学的一些情况：
  一、校董朱祖燮，曾在上海某中学毕业，是一个商绅。
  二、校长郑芳华是知识分子出生的士绅，经济、政治地位不如朱祖燮，但在士绅中和朱祖燮一样都是比较开明的，与伪、顽、我各方面的关系基本上与朱祖燮相同，但其思想比朱祖燮更开明一些，更倾向于我们一些。
  三、教员中魏约平，是党棍子，最顽固，反共、反对三五支队是比较露骨的，颇有野心，想扩展他的势力。其次是林世堂，正统观念很浓厚，搞国民党一套的传统教育，不问政治要学生死读书，个性又很固执。这两个人在教员中是右翼。其余教员有的是混口饭吃吃，做天和尚撞天钟，得过且过。有的是有些进步思想，但由于经济地位关系，明哲保身，政治态度模棱两可。其余教员，如陈文舟、王伯喧等都有进步要求。
  四、学生队伍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但都年小比较纯洁，里面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或特务学生。
  总起来看，情况还是很好的，反动势力不大，有党和三五支队撑腰，大有可为。
  根据上述情况和党的政策，我的工作方针是：团结进步教员，争取中间教员和校董方面对我们进步行动的支持，孤立反动教员；在学生中开展交朋友的活动，相机进行抗日救亡教育，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工作方式上比较隐蔽一些，尽量使公开合法的活动与秘密工作相结合。
  我开始在学生中找到一些骨干，如蔡辛、蒉国标等，和他们谈谈心。在史地课中，我结合着课文讲讲世界形势（苏德战争情况、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建设等）和国内形势（正面战场国民党消极抗战和敌后战场取得的伟大胜利，八路军、新四军欣欣向荣等），还介绍一些进步书报给学生看。在社会活动方面，带领过学生去参加江北办事处（是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但为我党所控制）举行的“九一八”纪念会和军民联欢会（这里的军是三五支队、龙山自卫大队等），对高年级的同学如蔡辛、吴辉等，秘密地进行一些教育，谈谈中国的出路和青年的出路问题，什么是阶级，对凤湖中学现状一些分析等。对要求进步的教师，也作了一些教育工作，揭露蒋党腐败内幕，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相机进行一些阶级教育，穷的为什么这样穷？富的为什么这样富？两个月后，总务主任陈文舟就被党的秘密系统吸收入党，蔡辛、郑延伦等学生也被党的公开系统吸收入党。
  可是就连这么一些正义的公开的活动也遭到了魏约平、林世堂的阻挠，尤其是魏约平，在他的党义课中大发其仇视共产党、反对三五支队的反动言论来毒害学生，说什么中国只有一个主义 ——三民主义，一个党 — —国民党，说国民党是正统，暗射八路军、新四军是草寇，中国只有一个领袖 ——蒋委员长，又说什么赤匪祸国殃民，把三五支队的合理收税、征谷行动说成是“搜括”，说三五支队办农会、妇女会是非法，威胁学生必须信三民主义，不要与三五支队、北办的人接近，否则将来要吃亏。
  我针对着魏的这些反动言论，在史地课中针锋相对地大谈国民党误国（还不谈卖国），蒋介石丢掉东三省、平津，现在仍然消极抗战，正面战场节节溃退，保存实力，对中国人民搜括财富则不遗余力，不准人民讲话；三五支队提倡合理负担，抗战时期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大家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在三五支队里官兵平等，生活很好，唱歌的唱歌，学习的学习，很活跃，战斗力很强，因为大家都懂得，只有打走日本强盗，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在旧军队里，则是官兵不平等，当官的克扣军饷吃空额，当兵的吃不饱饭，还要挨当官的打骂。结果学生从与三五支队接触的印象中，认为我们的话是对的，欢喜听我的，不喜欢听魏约平的。在课堂讨论中，有些学生也谈到三五支队到龙山一带时群众纪律很好，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买卖公平，讲话和气，与老百姓住在一起，离开时仍然原样子，好象没有支部队住过一样。至于魏约平，年纪大的一些学生也知道他的一些底细，说他拍朱祖燮马屁，由于他的目光短浅（其实是反动），过去魏约平有个绰号叫做 “眼药瓶 ”。
  林世堂是很高傲的，瞧不起进步教员，吹嘘他和魏约平、王赐恩等是无试验检定的甲级中学教员（无试验检定是国民党对教员的一种等级制度，大学毕业的或者当过多少年以上中学教员的，可以不经过国民党政府的试验就发给无试验鉴定及格的证书担任中学教员；大学没有毕业的，要想当中学教员，则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试验），认为其余教员都是大学门也没有进过，过去只当过小学教员，都是不学无术的不够格的教员。林世堂是教导主任，开口闭口“要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规定办事”，反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工作，认为这样会影响学生的“学业”，降低教学“质量”，主张关门谈书。因此，学生也送林世堂一个外号 “部颁先生 ”。
  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矛盾到了焦点，展开了一场论争。先是我提出要改进我们学校教育工作的主张，认为当时抗战的形势下，绝对不是关门办学叫学生死念几本书就好了，而是要开门办学，办抗战教育，组织学生参加到抗日救亡的实际活动中去，结合抗战活动进行各科的教学，使学生培养成为适应于长期抗战需要的人材。这一主张立刻遭到林世堂、魏约平等的反对，认为学生的水平太差，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人，将来可以服务于社会，学生成天地外出去鬼混，还像什么话，哪里能够得到知识呢？将来考高中怎么办？找职业怎么办？王伯喧有着激进的性格，听了后就恼火，他说：“外面抗战搞得这样热闹，我们还能叫学生关门死读吗？我同意李先生的主张，反对林先生的意见。”
  接着，陈文舟也说： “抗日救国这样高，我们凤湖中学还是在关门睡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抗战有什么帮助呢？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我又说： “居然还有人公开讲抗日的三五支队坏话，像这样的教育，岂不与抗战背道而驰？”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起来了，有的教师不吱声，最后还是朱祖燮开口打圆场，他说学校参加抗日活动是应该的，但是学生的“学业”还是应该注意的。这一场争论就草草结束。以后我们的活动就更增多些了。
  第一学期结束，林世堂感到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办学而乏味，自动向朱祖燮提出辞职，北办负责人趁机在朱祖燮面前就推荐我担任教导主任。
  难忘的第二学期
  第二学期，学生增加到80余人。“部颁先生”没有了，魏约平也不来兼课讲党义了，王赐恩因凤湖中学待遇太低也走了。当时形势也很好，三五支队有了进一步壮大，朱祖燮更加靠拢三五支队一些。这时我任教导主任，新来的教员毛崇芳、吴永禄等都倾向进步，我们党就全部控制了这个学校，就有条件在教育内容上进行全面的改革，各科教学贯串政治内容，教科书除物理、化学以外，都是教员和学生自已动手编写，刻印讲义、抗日形势图表、抗日宣传品、抗日歌曲；作文也是以抗日为中心内容；二年级以上的选课，就公开讲政治经济学 ——剩余价值的学说；请新浙东报记者林聿如同志给同学们讲新闻知识；新浙东报每人一份，作为语文、政治学习的基本教材。
  二三月间，学校里正式成立了秘密的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党员有蔡辛、郑庭信、虞顺徵等。同时，还成立了学生会，主席是蔡辛。这样，学校的社会活动大大加强，校内有剧团，有妇女识字班（以妇女会名义办）、难童教养所；校内墙报、标语琳琅满目；抗日歌声，如《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梁弄之战》..代替了靡靡之音的《支那之夜》等流行曲。政治空气很浓厚，只要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人，一进去就会被这种情形所吸引。当时在敌伪区有些人听了敌人的谣言，抱着似信非信的态度来学校参观，可是他们看了这种情形之后，有的就激动地说：“我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你们是否可以让我在这里教书？”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学生都认识到抗日是中国的出路，是青年的出路，学生纷纷要求参加三五支队。有4个学生自动离开学校去参加三五支队，那天，我刚从慈北公干后返校，在路上碰到他们，他们说是去看亲戚的，我明知他们是去参军的，装做不知道，让他们去。因为和我一起回来的还有其他教师。后朱祖燮向北办提意见，要将学生要回来。但因为他们人小，三五支队不要，结果，金如山同志被迫到学校来向学生们说：“你们要抗日很好，但要分工，有的用枪，有的用笔和嘴巴，现在你们人还小..”但学生们认为金如山同志的话不能自圆其说，三五支队里也有小鬼，难道不允许我们打日本鬼子吗？后来有些学生又自己写信给三五支队的指导员，问参加部队的条件。
  那时学生确实还小，参加部队不够条件，我们就组织学生建立情报网，一有情况我们就将情报从一个学校到一个学校，送到江北事处去，起了情报员的作用。
  也曾经组织过一次捐废铜烂铁给三五支队做手榴弹的运动，学生非常积极，连家里的锁匙也捐了，有的同学还将虞洽卿的小火车铁轨也去锯了背来。
  我们的活动情况，姚华康他们总有所闻，我们也不得不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意外事变。我们每个同学都有一坛包袱布，将所有的“违禁品”包好，班里有坛大包袱，厨房有一付固定的空箩担，所城外面有个草扇棺材。如果一发生情况，每人的包袱放入班，每班包袱放入厨房箩里，有工人送到所城外面，放在空棺材里。我们经过多次演习，只要分工明确，行动迅速，10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改变面貌。如果敌人来搜查，也不会被查出什么东西来。
  反 “迫迁”斗争
  凤湖中学，经过一年的教育活动，在社会上已有很大的影响。那时，黄源提议应该扩大学校，因此，我们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就组织学生回去进行宣传工作，动员别区青年学生，来凤湖中学读书。这样，第三学期的学生由原来的80名突然上升到170多名。
  由于我们影响的逐渐扩大，使敌人大为震惊。有一天，朱祖燮来劝告我们说： “你们搞得太红了，南面（指姚华康）都知道了，暂时要冬眠一下，防止意外！ ”我们知道这是敌人对我们的威胁。没有几天一场严重的斗争就开展了。
  10月25日晚上三四点钟， “砰砰！砰砰！ ”短促紧急的敲门声从校门口传来。
  我们开门一看原来是住在学校贴邻在澥浦经商的虞俊岩，他跑得喘不过气来告诉我们说：“姚..华康在..紧急集合部队，立刻要往三北出发，我想一定和凤湖中学有关，你们要作准备。”
  我们就将此情况通知同学，同平时一样睡觉，不必惊慌，准备工作因为昨天日本鬼子从三北“扫荡”回来，路过龙山时，我们就把所有的“违禁品”都隐藏起来了。
  早上6点光景，姚华康带来了60余人包围了凤湖中学，关上了学校的铁门，架起了两挺机关枪，还带来了几付手铐，看来是准备来抓人的。
  包围以后，姚华康首先在校内进行搜查，翻箱倒柜搜了半天，一点也没有搜出我们同三五支队共产党有联系的证据。但姚华康他总想找出一点什么来，找来找去翻到一本鲁迅全集，他显得十分高兴似的，凶黑着脸对我说：“这是什么？”
  “这是宁波买来的，如果你说有问题，那先请你把宁波的书店封掉！”我感到可笑又感到气愤地回答着。姚华康一时弄得张口结舌无话可答。
  搜查之后，姚华康将我们全体教师软禁在一间办公室里，将学生集合起来点名。
  这一下糟了！陈英民同志（王剑君同志的爱人）因在附近做民运工作，暂时住在校内。她年纪不大，同学生差不多，我们总认为她混在学生中总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没有估计到姚华康这家伙会来这一手，怎么办呢？
  党员陈文舟同志想到了这个问题，而为此着急，因为她是总务主任，她不动声色地推说学生膳食需要照料，敌人就让她出去了。那天，正好有一个女同学虞藕然因事请假。陈文舟同志就通过一个学生会的干部，暗地里通知陈英民同志，叫她在叫到“虞藕然”的时候，应一声“到”就好了。结果是被混过去了。
  搜查、点名，敌人都没有得到什么，姚华康气呼呼地上台讲话：“限24小时内写下保证书，今后不与三五支队联系，并在3天以内迁往澥浦，每个教员都要写一份一年来的工作报告。”
  接着有姚华康的政训室主任、汉奸李敬讲话： “姚团长多么爱护青年，要大家好好读书，好好教书，否则要不客气.. ”讲话以后，姚华康他们都被朱祖燮请去吃中饭了，同学生们都议论着怎么办？下午，朱祖燮到学校里来召集教师开会，他说：“学校搬到澥浦去，不会亏待大家，薪金照发。”
  当时，我就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能同意，姚华康是伪军，过去就是投降！”
  朱祖燮说：“漂亮话我也会讲，过去我也讲过‘饭可以不吃，国不可不救’。可是现在要吃饭只有去！ ”他以为我们要吃饭非去不可。
  我见笑他说： “朱先生是有身价的，可以讲这种话，可是我们不行。”
  他避开我的话头，同大家说： “大家都要写一个报告，就没有事了。
  ”我简单地又回答了他一句： “我们决不能向敌军作报告！”
  党棍魏约平厚颜无耻地说：“写报告很容易，你不写我可以替你写。”
  我听得有些生气，就毫不客气地说：“魏先生，你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是讲礼义廉耻的，请问你的耻到哪里去了？”大家听了都哈哈地笑出声来。他一见不妙，就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当天下午，我去龙山区委找戚铭渠同志，金如山同志也在那边。戚铭渠同志一见我就说： “你们受惊了！”
  “没有什么，就是善后工作怎样做，想请示一下区委。”
  接着，我们就分析了情况，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分析，魏约平是国民党龙山区党部书记，又是演进小学校长，是不会去的；李良栋也是不会去的；吴永禄可以争取；青年学生都在我们这一边，是不会去的。
  根据这一情况，县委指示我们：“应该发动群众，向姚华康去请愿，不去澥浦，不行就撤出去。”
  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第三天晚上，虞天石、毛崇芳、我和朱祖燮、郑芳华在朱家谈判，半途，我和毛崇芳就借故退出到学校里去了，由虞天石拖住他们。这时，戚铭渠同志已带部队来学校，集中学生开会。戚铭渠同志大量揭露了姚华康的罪恶，动员学生抗日，千万不要接受奴化教育，要反对到敌区去！你们有些老师，因姚华康的威胁，只得暂时离开你们这里。
  戚铭渠同志讲话以后，会场上学生情绪激昂，一致认为抗日无罪，读书无罪，但又想到大家即将离开这所生气勃勃的学校，在强烈的政治气氛下，步调一致，亲如家人的师生即将分开，没有一个同学不痛哭流涕的。会场十分严肃，突然有人提出（是我们事先布置好的党员）：“我们不离开凤湖中学，我们要向姚华康去示威，要求在24时内答复！”会场上群起响应：“我们不离开凤湖中学！”
  学校里闹得翻天覆地，可是，朱祖燮、郑芳华还不知道。第二天，学生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汉奸姚华康”、“反对将凤湖中学迁到敌区去”等口号，发《告同胞书》，从学校出发，一直到龙山区署。学生回来以后，在新的课桌上用油墨大写“反对内迁”、“反对汉奸姚华康”等标语。
  根据群众的发动情况，看来拉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和金如山同志去见王仲良，当时王指示：拉的时机已经成熟，但现形势很紧张，负担不能太重，要短小精干。
  根据这一指示，我们挑选了二十几个青年学生，组成了“凤湖中学流动训练班”，流动在沈师桥、掌起桥、东埠头一带。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忍饥挨冻过着艰苦的军事生活。两个月以后都分配工作了，为革命输送了新的血液！
  可是，伪凤湖中学在澥浦开办，且没有人去读书，姚华康硬捉了几个士绅的子弟去读书，后只有三四个人。
  （《时事简讯》第一百六十二期 1943年11月10日）

①本文略有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