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义县图书馆

回忆红军挺进师在武义一带活动的情况
  宣恩金
  一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1、2、3、4、5纵队，1935年间划分地区活动范围：1纵队，活动在缙云、永康、武义等县边境一带及东阳等地；2纵队，在龙泉、遂昌、浦城、江山等县边境；3、4纵队在遂昌的柏南，龙泉的北乡，遂昌的西南一带归司令部管。我们2纵队同1、3纵队一起到达宣平的坛头、武义的白姆，打宣平城。1935年6月间栗裕同志带了1、2、3纵队攻打宣平城。当时余龙贵同志是机枪排排长，占领了宣平北面小山头一个碉堡。当时，为什么要打宣平城，当时挺进师到浙江来，主要根据地选择在浦城，计划把闽东、福鼎和浙南平阳一带老根据地接通，这一块根据地，有群众基础，没有地区武装的大杂烩，主要是一些伪县政府的自卫队、基干队。我们在这块地区活动后，国民党开始注意了，为了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所以决定攻打宣平，捣扰金华，牵制敌人兵力，为有利于我根据地开展工作。
  宣平是个小山城，容易打。打了宣平城以后，我们分开行动了。第二纵队回到龙泉、浦城，一纵队回到永康、缙云、武义这一带活动，还有东阳也属一纵队活动范围。当时张文碧同志是一纵队里的一个特派员，政委是刘达云，以后刘逃跑了，就由张文碧同志负责，搞分配土地，进行土地革命，田都一块块插好了标签。
  关于1935年6月间，攻打宣平城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时3个纵队打进去后，打开监狱，被关的囚犯，大多数是1930年农民暴动时被抓进去的，释放出来，有40多人要求参加我们部队，但后来有的吃不起苦，又自动跑掉了。梁村也有两人参加了部队。打进城后，我们将伪县府内的一些物资如雨伞、鞋子等拿出来分给群众，有的发给战士用，攻打宣平城，我们同志受伤了六七人。当时我们部队撤出后，如杨子本等同志安排在宣平的金鸡山背养伤，金鸡L山背附近的杨梅岗也有我们的同志放在那儿养伤。以后，门阵的养伤员回到部队里来了。西联乡金鸡山背的伤员，伤好了在那里当老百姓了，后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宣平当时党的组织，紫坑、东坑附近的和尚田、竹叶坪党支部建立比较早，有个党员名叫朱金宝，是1936年栗裕同志派到门阵、银坑、东坑、上水碓坑、紫坑等一带活动，他是大革命农民暴动时留下的老党员，门阵的群众都知道有一个老金，就是朱金宝同志。朱是党的交通员，他以修雨伞补鞋子为掩护，在这一带开展秘密活动。1937年7月，抗战开始，栗裕同志带部队去浙南，他也出来到丽水县大港头去了。他在东坑那段时间是宣、遂、汤边区工作委员会一个委员，以后栗裕同志留下警卫员赖德标任工委书记，委员是罗中义、朱金宝。那个时候，他当党的秘密交通员是最合适的，以二角钱作为联络暗号，我就是在修补鞋子时给了他二角钱接上关系的。宣、遂、汤边区工委设在紫坑，赖全金不是委员，是紫坑支部的负责人。1939年12月30日夜，宣平伪自卫队包围了紫坑赖全金家，当时赖德标等7、8个人在赖全金家，仅赖德标一支枪，被包围后，赖德标从房内出来，开枪击毙伪自卫队一人，打伤一人，缴来一支驳壳枪，子弹20余发，赖德标、赖全金冲了出来，赖全金家人逃散了，以后把他老婆及一个孩子找了回来，当时有个女孩子没找到（现嫁武义城里），他的老婆为党做了工作，后在龙泉牺牲，她的孩子在牢里病死。
  1935年5、6月间，1、2、3纵队，近300人，由栗裕同志率领从缙云那边来武义。先打了缙云的一个土围子，在那缴了枪后，部队就从缙云插过武义这边来，从缙云通往武义的大沟里过来的，没经过武义城。到达白姆，天快黑了，我们就在白姆村里住下。当时有个穿绸衫的，以为是土豪，把他抓了起来，后经过调查，不是土豪，是个理发的，将他放了。部队在白姆住宿一夜，第二天天未亮就出发了。
  1935年7、8月间，栗裕同志带了1、3纵队巡视永康、缙云、武义及2纵队活动范围的松阳、遂昌等地。先在松阳、遂昌边境拔掉了国民党的一个据点，后带了1个纵队再来武义。当时，群众告知，国民党税警团（士官团）在吴宅吃中饭，部队马上出击。吴宅有一条溪，可放竹排。部队战士化装成撑排人，身穿蓑衣，进入吴宅村。这次战斗，缴获几十支步枪、三挺汤母机枪，抓到一个伪连长，当场击毙，消灭了敌人1个连。
  
  以后，我们第2纵队打衢州。栗裕同志率领的几个纵队直捣金华，1935年的“七．一”、“八．一”，栗裕同志率领大家搞缴枪比赛来纪念节日。我们2纵队在江山的塘源口，消灭了国民党1个中队，这是攻打宣平后的第二次战斗。2纵队打江山，栗裕同志率领部队打武义吴宅。不到二个月，国民党调18军、省保安纵队1、2、3纵队，还有国民党几个师，驻扎地到处筑碉堡，大举围剿我们。
  1942年，日寇进入武义，国民党军队纷纷逃窜，我们趁这个时机，进入武义地区把那里的党组织恢复起来。
  1943年，日寇收缩到铁路沿线，国民党派兵向我们进攻。1944年。伪金华专署驻在宣平清修寺，集中4个县的反动军队，进行清剿。到处抓人，老百姓不打自招不少，武义的东坑、石柱源、遂昌门阵等地方老百姓被抓去被杀害的达20多人，烧了房子几百间。我们为了敌顽势力，部队所到之处，一面对群众加强宣传教育，坚持斗争；一面对民愤很大的伪乡、保长，就干掉他。
  1937年，栗裕、谢文清等同志到过坛头、周坞，武义党组织曾派人到坛头找过挺进师。具体情况可向他们进一步了解，谢文清同志现任浙江省糖烟酒公司经理。
  二
  1936年6、7月，我红军一部在栗裕同志领导下，曾一度占领宣平县城，释放了一批犯人，（其中有一些人随我军参加红军）。当时伪县长潜逃，后部队拉至山区。
  1936年，宣平是主要游击根据地。1937年4月间，由栗裕、谢文清等同志带领部队五六十人住在宣平紫坑和遂昌门阵等地活动，并建立了党的支部，成立了边区工委（宣、遂、汤工委），派赖德标为工委书记，边区工委成立后，先后在宣平大坑、水碓坑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工委所在地区紫坑，东坑岳品友是个党员（1930年参加红军的），紫坑一个姓赖的党员，1946年时被捕牺牲，枪杀于宣平县城北门。
  在栗裕同志未去以前有一个朱金宝同志曾组织地下活动，宣传党的主张、政策，建立关系。1937年正式成立党组织，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可靠根据地（朱金宝同志离休后于武义逝世）。
  抗日时期，边区工委划为处州特委领导，39年2月，边区工委在紫坑被宣平驳壳枪队包围，打了一仗，缴了一支驳壳枪、子弹20发。工委驻地暴露后，撤到龙泉。
  1941年2月间，组成临时边区，以宣恩金、曹景垣、殷铁飞组成，由宣恩金带了一个武工队十六七人到宣平石柱源一带活动，在门阵紫坑、上、下水碓坑，恢复了组织，并在石柱源建立了党的组织关系，石柱源邱炳太是交通联络员，他家是个联络点，坑尾村有一个党员，和尚田鲍兰土党员、石柱源邱广太弟老四党员，下水碓坑有6个党员，上水碓坑5个党员，田坪邱老五的大儿子是党员，东坑岳品友的儿子是党员，竹叶坪是党员，东坑那里老百姓大部分都很好，章五里有3个党员、陶村有个别关系。
  1944年冬，国民党集中宣、武、汤、遂自卫队配合特务团，三面包围我们的根据地，这一次进攻较厉害，损失也较大，我们党员牺牲较多。那时我们武工队在宣平活动，已发展到30余人，但经济非常困难，全靠自己筹款解决，每筹一次，都要引起敌人的进攻。这样会使群众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1944年我们与浙东“三五”支队一度取得联系，根据谭启龙同志的指示：“在白区工作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靠武装保卫是下策，东跑西跑是中策，深入依靠群众是上策。”接受这一指示回来后，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决定在宣平、遂昌、龙游种苞萝。克服眼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还帮助群众打零工种苞萝。有一次，天下了五六天的大雨不能下山，老大妈（岳品友的姐姐）在家里发急，叫孙子上山看我们，但我在蓬上已病倒不能起来，老大妈当夜冒雨到田铺买了猪爪和什么草药，并带来一只鸡，第二天一早就来帮我煮药。这件事传到坑尾、田坪、石柱源去了，结果大家都送鸡来看我，群众的关心，增添了革命意志。
  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对党对革命成功，不顾一切生命危险来保护革命的干部和同志，他们对革命事业有坚强的信念，在任何时候不动摇，在敌人法庭上、在敌人折磨他的时候，仍然顽强不屈，丝毫不暴露党的秘密，慷慨就义。
  回忆武义农民暴动
  徐强
  一
  1923年我从日本回国以后，在武义县东乡一所小学当教师。1926年春，我在当地发起组织了一个生活互助社。这一组织在1926年下半年以前与党没有联系，是一个自发性的组织，成员主要是受苦农民、小学教员。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穷人，与地主恶霸作斗争。当时互助社规定，不论社员与非社员，凡遇到地主、土豪、劣绅欺压时，大家就团结起来打抱不平，使地主、土豪不能轻易欺压农民；另外，社员中如有生活困难时，则相互救济和援助。为了更好推动生活互助社的活动，我与许申（义乌县人）合作在本村开设了一家中药店。因为当时生活互助社需要一个联络点，所以我要他搬到我村来开这家店。那时中草药很便宜，这家店一共只有几十元资金。以后我又与周作康（永康县人，原来是杂货店店员）合作开设一家杂货店，也成为互助社活动的地方。互助社成立以后，由于它能为农民排难解忧保护农民的利益，逐渐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不久，参加生活互助社的群众就有一二百人。
  武义县的贫苦农民，与全国各地受苦农民一样，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受地主重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又承担着反动政府沉重的苛捐杂税，加上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与地主、官府相勾结、狼狈为奸，又给农民加上一层压迫和剥削。农民辛勤劳动一年，秋收后缴租、缴税之余所剩无几，不堪温饱。如遇天灾人社祸，只得典押衣物，卖房卖地、处境更惨。当时武义县的农民说：“我们不如老财的一只狗。”这充分反映了农民的贫苦处境和愤懑心情。他们对地主、豪绅、官府有一种敢怒不敢言的反抗情绪，处在革命的萌芽状态。
  二
  1927年，中共浙江省委派徐英同志回武义县领导革命活动，恢复了中共武义县委，由徐英任县委书记，县委委员有邵李清、徐云丛、倪云腾、徐理富等同志，并由倪云腾兼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县委书记。徐英同志恢复党的县委组织后，立即开展宣传活动，发展党、团员，并在我所发起组织的生活互助社中开展工作，为秋收斗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8年秋收前夕，正是地主向农民逼租、逼债、逼税的时期，也是农民收成在望却又是一年希望即将落空的时期。农民们担心着一年辛勤劳动果实又会全部落入地主手中，自己又将弄得白忙一年。针对这种情况，武义县委决定发动秋收斗争。首先提出了“双减”的口号，即要求地主减租减息，这是在斗争初期农民比较能够接受的口号和做法。
  祖祖辈辈受尽压榨的贫苦农民，他们有迫切希望改变自己悲惨处境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尽管受尽折磨，面对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势力，加上当时农民本身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因此不敢公然反抗。有的农民以为租田交粮，借债还本付息，历来如此。然而年轻的一代有强烈的变革现状的愿望，经过党的工作，终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党的主张，不少人就积极参加到减租减息斗争的行列中来。
  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第一步是发动农民算帐。算农民的劳动帐和地主的剥削帐。农民们算一算自己一年到头是怎样辛勤劳动的，真如有的农民说：我们的手板和脚皮都磨破了，而地主老财一点也不劳动，整天在家里花天酒地享受甚至抽大烟，等到打下粮食，地主却要拿去六七成，农民只留下三四成，怎够一家人过一年。再加上苛捐杂税，一一年的收入抵不过一年的支出，年年有亏亏空。一年穷似一一年，一年更比一年苦，农民怎么活得下去。通过算帐，农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减租减息，农民是活不下去的。
  经过算帐，贫苦农民对减租减息的道理更明确了，对开展斗争的积极性也提高，加上党团员带头进行串连活动，更使不少农民提高了觉悟。
  经过一个时期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农民们三三两两陆续去向地主讲理，诉说收成不好，要求减租减息，地主老财一听到贫雇农闹减租减息，有的万分恼怒，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恐吓威胁，把要求减租减息的农民一个个赶出门，还恶狠狠地说：“欠租还租，欠债还钱，天公地道，签字画押少一个钱也不行，谁要造反，当心你们的脑袋。”要求减租减息的贫苦农民都被地主骂出来，大家受了一肚子气，心中愤愤不平，不愿就此罢休。在党的领导下，接着开展了抗租抗税的斗争，农民们齐心起来，大家不缴租不缴税，看你地主怎么办？大地主最集中的东乡爆发了武义县历史上第一次抗租抗税的斗争，老财的狗腿子向农民收租收息，也被赶了回去。
  农民的抗租抗税，使地主老财们大吃一一惊，他们本以为只要怒吼声，农民们就会乖乖地继续交租交息，想不到这些“顺民”可真造反了。东乡的地主们为了磋商对策，就去找绅士老爷汤德彩。汤德彩是东乡汤村一个有名的土豪劣绅，武义县的参议员，他依仗着大儿子汤恩伯的势力，称霸一方。汤德彩平时还装着一付假仁假义的绅士面孔，满嘴也喊着要为老百姓办事，实际上是一付黑心肠，每当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打官司，他总是站在地主一方，代表地主利益，帮助地主说话，与地主勾结起来迫害农民。这次农民抗租抗税，他在大吃一惊之后，便为地主出主意和出力，亲自去串通了县政府派出大批警察来抓人。
  农民从提出减租减息到抗租抗税，这是他们悲惨遭遇与穷困处境所逼出来的。抗租抗税不成，很自然的就发展成武装暴动。
  三
  1927年11月，武义县委召开会议，推选邵李清任县委书记。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县委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发动农民进行秋收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1928年8月3日，在徐英与浙西特委邵溥慈的指导下，县委在东乡金畈召开会议，检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落实情况，决定在全县东、南、西、北四乡建立区委，以加强农民暴动的领导。当时东区有30多个支部，每个支部10人左右，全区党团员约300人。南区有六七个支部，党团员60多人。西区有支部十五六个，党团员100多人。北区有9个支部，党团员90人左右，此外，县委会议还拟定了秋收起义计划，决定分东、北、西、南区活动；东区由徐理富、章有熙及倪云腾等人负责指挥；北区由邵李清、徐云从、洪少年（即舍贤）及陈琳负责指挥；西区由方洛民、方文德二人负责指挥；南区因支部少，力量不足，未实行武装暴动，要求南区一带张贴标语配合行动。会后积极准备暴动用的物资，做了八面党旗，刻了四枚印章。在武器方面，除鸟枪外，有两响头手枪五六十支，黄檀木做的炮3门，还有红缨枪400多支。
  8月4日首先爆发了东区隔屋事件。起因是东区金畈农民王水起和王鸣钟2人，他们曾向东区隔屋财主林新福借了100多元钱，利息为每月每元4分，年息为4角8分，100元钱到一年就得还148元。王水起和王鸣钟已将钱还清，而林新福却赖着不把借据退还，先是说借据找不到，过一个时间后竟称没有收到钱，甚至对已交给的租谷也不承认，还扬言要与王水起、王鸣钟打官司。农民知道，到反动政府去与财主打官司不会有好结果，王水起、王鸣钟被逼得无路可走。邵李清、倪云腾抓住这一事件，于8月4日先是由邵李清亲自写了布告，让倪云腾、王水起等通过国民党县政府的岗哨，把林新福剥削罪恶用布告贴在县政府第二道大门内的大堂里，当晚，率领金畈等5个村的党团员40余名，手持刀枪、木棍到隔屋村包围了林新福的家，想杀死林新福，因林已逃掉未遂。这次隔屋村惩办恶霸林新福的事件揭开了武义农民暴动的序幕。
  9月13日，根据省委指示，浙西特委邵溥慈在桐琴召开了永（康）武（义）两县党的领导人联席会议，决定永康和武义两县委组织暴动，成立武装队伍，并定于10月10日夜两县同时举行暴动。这次会议武义县委由我和倪云腾两人参加。会后，我们召开了县委扩大会，布置暴动的准备工作。
  10月10日晚上，全县举行暴动，东区指挥设在乾口垅塔山头，实到参加暴动的有400多人，分3路出发，东路由倪云腾负责，打汤村土豪劣绅汤德彩；北路由邵李清负责，打地主林新福，缴履坦警察所的枪；西路由徐理富负责，打地主鲍经田，缴东皋警察所的枪。
  东路由倪云腾带领到汤村后，把汤村大门围住，敲了半天门，里面无人答应，大家就用扁担、红缨枪等撞门，由于汤家大门很坚固，一时撞不开，沈宅的一个共青团员沈春东用一块20多斤的石块来砸门。由于当时门前人很多，一部分人正在用红缨枪撞门，忙乱中把枪尖刺进了沈春东的腹部，沈的伤势很重，大家就忙于救护他（后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汤德彩的大门虽被撞开，但汤已逃掉，大家就撤回了。
  西路由徐理富组织阳南阳西农民，去东皋缴警察所缴枪和杀泉溪地主鲍经田。到东皋缴的人，在中途要过河时，听到河对面的狗叫得很凶，怕土豪已有准备所以中途就折回了。
  此外，还有破坏敌人交通的小组，由组长倪新富带领，有队员10多人，拿了斧头、锯子、柴刀等，在内白到杨公一段电话线路上，破坏了电线杆10多根，割断电线200余公斤，到天亮时胜利完成任务。
  这次秋收斗争，对国民党的震动很大，反动派十分惊慌，国民党永康县长怕农民攻进城去杀他，慌忙逃到船上。武义县政府向省里请救兵，浙江省政府派了省防军一个团来武义，加强了对农民的镇压。
  宣平农民暴动的梗概
  陈俊
  改造青红帮
  青红帮在宣平的势力很大，帮会成员不仅限于民间，就在政府机构中也有好些人，多数是青红帮的骨干，他们左右着宣平县的整个社会，影响甚大。为了改造青红帮，中共宣平党组织与该帮保持经常的联系。当时，南乡新屋人郑仕俊、高森人、叶定荣、老竹人萧政、自卫队等，大都是青红帮成员。经过一段时间接触，青帮头目对我党主张深表赞同，并表示拥护。1928年初，宣平县委见争取时机已成熟，特邀帮会成员到县城隍殿东厢房集中开会。我代表县委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着重分析了青帮发起人郑成功和顾炎武在当时条件下的“反青复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对革命的局限性，尤其是帮会的只讲江湖义气，打抱不平的原始教义，已不适应现今社会，只有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有前途。帮会头目认为陈俊代表县委所作的报告，很入情入理，具有启发性。会议中途，帮会首领几经商议，一致表示愿意听从中共宣平县委的领导，并参加了中共组织。
  会后，帮会头头在弟子中积极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组织，并仍以“开香堂收弟子”的方法，扩充势力。他们对后来的宣平农民暴动和红军起义起了很大作用。
  筹集武器酝酿暴动
  城隍殿“青红帮”首领会议后，郑仕俊等回南乡，以设立香坛、招收弟子等方式扩大我党组织。他们对吸收新成员，除农会会员外各行各业其它成员也都是他们争取的对象。为了解决武器装备，各农会组织将会员们的入会款，报交县委由我和郑仕俊前往杭州等地统一购置武器，先后购买手枪四支。
  随着农民暴动的发展，远有湖南、江西的秋收起义，近有永康、武义的联合暴动，对宣平农运影响极大，加上宣平土豪劣绅的压榨盘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民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寄希望通过全面暴动来改变困境。当时县委已注意到农民的情绪，为了正确引导民众，县委特地于1928年9月在冲真观召开全县党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非常特殊，以往开会多在白天举行，虽以烧香拜佛游览名胜为借口，还照样吃中饭，打麻将，公开而有排场，这次会议则完全不同：（一）会议放在夜间在森林里举行；（二）各区委、支部都有暗号；（三）对不识线路的人，插香引路，并布置许多步哨。整个会议很短促。县委委员、区委、支部书记都出席参加。会议主要是传达关于省委被破坏，各县党组织要做好应急措施，以防不测等内容，以及鉴于全国各地暴动纷起形势，县委根据特委指示，告戒各区委、支部慎重行事，切不可自由行动。由于时间非常仓促，对某些明显存在的盲动倾向未加认真讨论，就匆匆宣布散会了。等县委意识到问题已极为严重，连夜分赴各村召集会议，劝阻党员骨干控制情绪，不可盲动，但已为时太晚了。12月中旬开始，在吴谦、潘思源和谢伟的领导下，发动了清修寺、吴宅外窑岗、青坑岭脚等地暴动。
  当然，接连出现的农民暴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他们惊恐不安，纷纷逃往县城，要求反动当局派兵镇压。国民党当局一面悬赏通缉县、区委领导成员：陈俊悬赏150元，曾志达、吴谦、俞契琴、潘思源悬赏100元，潘渭、阮芝唐悬赏各50元；一面从遂昌、金华调遣兵力，四处抓捕暴动的党员、农协干部和群众。潘文奇、黄山东、叶定洪等同志被枪杀。我当时在杭州，正准备回家，忽接吴谦由松阳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重请勿回！”这是暗语，意即县委已遭破坏，不能回家。随后俞契琴、曾志达、吴谦、潘渭先后到杭州，因风声日紧，不久后就避往上海租界。郑仕俊以为南乡未参加暴动，当局不会抓他，拒绝一道去上海，没过几天就与潘振武一道被捕了。
  攻城劫狱
  宣平县、区委领导避居上海期间，仍与坚持在宣平斗争的党员保持密切联系。我设法在德商爱社洋行找到一份工作，利用推销肥田粉工作之便，到丽水、松阳一带活动。经常约上坦区委委员鲍建华到松阳集成商店秘密相会，了解宣平局势，并与柳城青帮首领郑春和取得联系。为了鼓励在宣平的同志，我曾三次回到宣平，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安慰在家同志，告诉大家，县委虽在上海，但决不会忘记在家坚持斗争的同志，更不会忘记因暴动被捕在狱的苦难同胞，县委一定设法营救狱中的党员、群众。
  为了尽量减少伤亡，在上海，县委就作了周密布置，一面组织力量，打算趁方志敏部来浙江抢运食盐之机，攻打宣平城，营救同志；一面与城内同志取得联系，届时里应外合好策应工作。宣平名为县城，其实没有什么真正城门，只不过在县城东、南、西、北四处要道设了一道木栏栅，到处可以破门而入。加上城内还有我党力量和一大批同情革命的群众，只要配合得当，不难一举成功。县委意图被在金武一带活动的郑友瑞（号苍蝇）得悉后，为了个人扬名，急于未成，未等县委作进一步指示，就约隐蔽在金武一带的一部分党员匆匆回宣，动员北乡近千名同志，又以土炮（黄檀树制成）、鸟枪、刀、梭标为武器，于10月的一天晚上，向戒备森严的北门发起了进攻，加之郑某本人缺乏军事常识，不知声东击西，向防守相对薄弱的其他三路同时发起了攻势，结果攻城失利。郑友瑞命令农军以土炮轰打县城，但土家伙威力很小，炮弹是破铜烂铁等为主、圆铅铁子为辅的明火武器，不能连发，杀伤力不大，守城的反动派只是虚惊一场。攻城战从晚上开始，直打到次日天明，仍未攻克，只得转移。当然攻城虽未成功，却也抑制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显示了农军的力量。
  在上海的县委负责同志，得悉攻城失败后，未责备同志们性急，只怪县委领导自己太拖拉，未能及时作出指示，加上避在邻县的吴谦等工作能力较强的同志，都没能参加这次行动，失败更是难免的。
  影响深远的宣平红军
  自1926年农民暴动到1929年的攻城劫狱以后，白色恐怖笼罩宣平。1930年初，武义红军揭竿而起，影响遍及邻近各县。当时参加武义仰天垄红军营的宣平人邱金隆（又名满满），见宣平组织红军的时机日益成熟，便于1930年5月返宣，另立部队，成立了宣平北营红军。北营以阳铺坪为大本营。邱金隆任指挥，邹高水任副指挥。
  我和曾志达等人在上海，知道宣平成立红军，情绪都非常高涨。为了掌握红军情况，县委派我先行回宣调查一下究竟，约好一个月后，与曾志达在杭州省委通讯处会面。我到兰溪后，作了化妆，随宣平红军派来迎接的人返回宣平，首先到上陶会晤阮芝唐，适白军50多人在吴宅与红军相遇在水碓边，红军有500多人将白军围困住，我的意思应用唤话方法，叫白军士兵携枪过来，认为分化比硬打有效力，红军领导人不肯这样做。结果天黑白军向桃溪一带逃回柳城。
  当时宣平红军除部分老同志外，多数是过去农民协会会员、被反动政府追捕隐蔽在外的共产党员以及不满国民党的同情分子。听说红军成立，莫不雀跃三尺，拍手欢迎，旬日之间，500余人来阳铺坪报名参军。我到阳铺坪后，邱金隆就要求我担任党代表，重新加强红军政治思想教育，严肃纪律，训练军事等等。我认为急切问题是与上级取得联系并决定先去西营与吴谦面洽一下，再行定夺。西营在大河源，郑汝良任总指挥，王湘任副指挥，吴谦任党代表。我对吴谦说，军事行动可全权委郑当良指挥，而政治思想工作不可随波逐流，听任大家自由行动，违反阶级斗争原则，不但达不到革命的目的，而反会产生许多坏影响，是党所不容许的。有的同志告诉我，内部团结，偏袒一方，自以为是等问题很严重。我急于要去杭州会曾志达，所以就约定吴谦在杭州通讯处会面，一星期后离开北营去杭州。我到杭州，在城站小旅馆等吴谦，在省委通讯处（华英旅馆）等了一星期，到买好火车票准备去上海时，再去一看一看，有吴余庆名字写在旅客一览表里，我去楼上吴余庆房里国民党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已派人候着我。他见我进去，慌称吴谦生病住院，带我去医院见吴谦。当时我不知道吴谦已在兰溪被捕后遭枪决之事。待我走到长庆寺派出所门口时，警察就把我逮捕了。
  忆路南斗争
  卜明
  1948年初，中共上海局决定调我去浙东工作。临行前，上海外县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林枫、周克同志对我谈了去浙东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并望我物色一些军事干部同去。刚过春节，我与董运谋（陶然），黄梓材（蒋杰）搭轮去宁波。由于三人身分不同，为安全计，分两批进山，我与交通员先行。在浙东临委驻地余姚陆家埠附近山上，临委书记张瑞昌、副书记马青同志跟我谈了工作，决定我去路南地区任党的特派员，应飞同志为副特派员。马青同志凭一份市场上购买的浙江省地图，给我讲浙东的现况与未来，指出浙东的游击战争正经过恢复进入全面发展的初期，还要做很多工作，经历许多胜利战斗，才能实现临委的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目标。为等路南交通，在山下呆了20来天，随三五支队活动，做点临时工作，我给连队编写识字课本，为教导队讲课。4月中旬，我在路南女交通员陶兰林陪同下赴永康，一路以表兄妹相称，安全抵达永康古山。三姑娘（胡菊生）家是我到路南的第一个落脚点。过了二天，李秀芝、李文华同志把我接到部队，从此开始了我在路南地区一年多的战斗生活。
  就地理位置而言，路南已属浙中，这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地区。自大革命以来一直有我党的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十三军三团”在这一带活动，抗战时期虽没有人民武装，但地方党组织一直在活动。浙东新四军奉命北撤后，应飞等同志经一年多的反清剿斗争，把失散的同志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了武装，与处属部队合编成立了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3总队。应飞同志领导的部队称第3大队，斗争的烈火就在永、武地区熊熊燃烧。
  我到部队时，3大队正在永东地区隐蔽整训。与应飞同志交换意见后，着重进行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军队和地方党干部学习党中央、浙东临委指示。当时也没有文件，全凭记忆。传达讨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按照浙东临委4.28、5.18两次指示，要求路南选择最有利地区发展，开辟新的游击区，根据全局斗争形势、方针、任务，结合路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对敌斗争的行动计划。二是建立并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员的组织、群众、政策观念，提高党组织和部队的战斗力。连队、武工队均建立党的支部，有专职政治指导员、文化教员。将部队与地方党的组织分开，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既要适应部队活动的需要，又要做好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三是部队在隐蔽整训同时，地方党组织和武工队积极活动，开展政治攻势，搞好统战工作，团结进步力量，与达德、石鹤等乡的乡长、保长达成互不干预的默契，建立若干乡事实上的两面派政权，使军事行动和统战工作相结合，争取中间分子向我靠拢，镇压了一些猖狂反共、残害人民的乡、保长、保队附。
  1948年5月下旬，根据浙东临委关于成立路南地区主力部队的指示，吴甫新率领在金义浦地区活动的8大队40来人枪，到达永康与3大队会合。6月5日，在郎下村将两部合编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6支队。当时只有1个大队（辖1个中队），作为支队的主力，沿用人们熟知的8大队作为大队番号。应飞任支队长兼大队长，卜明任政委，吴甫新任副大队长（不久升任大队长）。全大队90余人，有轻机枪7挺、步枪60余支、短枪10余支，另有一短枪组、一经济组，直属支队部，主要做侦察、警卫和经济工作。
  6支队成立的翌日（即6月6日），就抓住国民党永康县自卫队常备中队进山征粮之机，利用有利地形，在永康俞溪头九里畈地方组织伏击，不到一小时结束战斗。毙敌中队长徐义康以下10来人，余敌纷纷弃械溃逃，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5支。当晚6支队在俞溪头召开群众大会，将敌征收的粮食分发给群众，首战告捷，人心振奋。为逐步实现临委要路南地区积极发展、壮大力量的战略部署的初步目标，同时也为防止敌报复，我和应飞同志商量决定6支主力跳至外线作战，开辟新区，内线留武工队坚持。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调整了永武地区党的领导机构，将永康县工委改为路北、路东特派员，同时建立路北、路东两支武工队。6支主力跳出永康，西向武义、宣平一带活动，为创建新的游击区做准备。沿途宣传群众，摧毁敌政权，以胡一元为组长的支队民运组，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60人。西进途中接到临委要6支队到永东边准备与浙东主力3支队会师，遂折回永康。回程中，与处属3支队2大队合并与张之清、宣恩金等同志商谈了处、金两地区互相支援合作问题，接受了2大队派基层干部来6支队随军培训的要求。7月底6支队回到永康。留在永武内线坚持的两个武工队很快抓住俞溪头战后的大好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动员参军，使两个武工队很快扩大到160余人。8月，部分武工队员上升到主力部队，大部分武工队员组建6支队第7大队，李文华任大队长、李秀芝任教导员；武义武工队扩编为6支队第9大队，任陶健为大队长，李西京为副大队长。加上翌年3月成立的第10大队，徐文佩为副大队长（后代理大队长），6支队辖4个大队。
  俞溪头战后，国民党永康县政府连连向省政府及衢州绥靖公署告急，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亲到永康部署清剿，采取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在我活动区增修碉堡、据点，增拨武器，扩建自卫队，任用在乡军人为县、区、乡、镇保长，乡、保队附，同时运用当年的苏区反共策反诱降等故伎，妄图摧毁我游击根据地。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保安司令陈昴林指挥下，8月1日，敌102旅2个营和永康县自卫队突然纠集700余人，开始向我永东地区清剿。这时6支队主力正在四十四坑召开“八一”建军节纪念会。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支队部率8大队突破敌人包围，向东磐边境转移，执行临委指示打通与路东的通道与浙东3支队会师。同时派胡一元、黄光耀同志率武工队向西跳至外线到永康八字墙一带活动，以吸引和迷惑敌人。当时东磐地区有为数不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农工民主党组织活动，浙东临委受该党上海组织委托，叫路南代为领导。我们与其负责人陈伟卿、方福仁等联系，在经济、武器方面给予支持。以后还吸收其成员陈心发来六支队任军医，并帮助他们培训干部，组织武工队到该地区协助他们开展工作。6支队主力在该地区活动期间，一时与他们联系不上，加之当地土顽势力较强，我地方工作薄弱。通道中相当大地区还是空白，部队行至永东边境南马附近已感无所依托，又接临委通知说三支队不来路南，遂又折回永康。此次敌人围剿扑空，竟逮捕群众100余人，杀害无辜53人。下旬，6支8大队一中队内部发生了一起6人带枪向路西逃跑，拖去最好的一挺加拿大机枪的突然事件。8大队行动随之改变，派吴甫新大队长率8大队1中前往路西追拿逃兵，并付以慰问烈军属、配合路西稳定金义局势相机作战的任务。不及旬日，便在义西地区截获逃兵，追回全部武器。8月31日，永康工委书记李立倚在雅庄工作时被袭牺牲。9月，永康党员徐老驮、徐业莲等9位同志被驻永的八区保安副司令陈昴林部枪杀。10月15日夜，6支7大队一部为筹制冬衣，在大塘下村宿营。次晨，陈昴林率保安部队及永康3个区自卫队共500余人包围了该村，大队长李文华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从后山突围，在阵地拼搏时缴获卡宾枪1支。李文华为抢救伤员负伤后，只身留下掩护，退入民房继续作战，连毙数敌。为避免敌火焚民房，他纵身跳出楼窗，殊死战斗，终因弹绝枪毁英勇牺牲。小分队虽突出重围，但有8人伤亡，1人被俘。为纪念牺牲同志，我在缴获的卡宾枪托上刻写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字。11月初，6支9大副中队长方坚率2名战士到宣平俞源等地征粮返回途中，在青蓬岭脚与宣平县自卫中队遭遇，为掩护战友撤退而牺牲。
  为夺取反清剿斗争的胜利，路南主力跳至外线作战。9月13日，8大2中在永康柘岭头反击了尾追的磐安县大皿警察所、永康东岭乡自卫分队、朱长兴自卫中队的联合行动，毙敌6人，伤数人。10月9日，9大队中队长李西京率短枪组在金武公路上拦截客车，活捉国民党永康县书记长、县戡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金兆桂。11月28日，8大队2中、9大联合在武义麻田伏击武义县自卫中队，毙敌7人，伤敌3人。8大1中完成追捕逃兵任务后，在金义地区与金萧支队第3大队统一行动。军事上吴甫新负责，李铁峰任教导员。11月6日，吴甫新、李铁峰率队袭击浦江墩头敌办事处，击毙敌常备三中队中队长以下3人，俘18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0来支。随后在金义浦一带毁敌乡公所、田粮办事处，收缴民枪、开仓济贫。金义浦斗争局面很快得到恢复。12月7日，参加金萧支队政委张凡组织的攻打桐庐灰岗据点，歼敌1个中队，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39支。12月中旬，8大1中返回路南（内有10余人枪留路西），所有战斗缴获全部留路西。我内线坚持的部队坚持宣传群众，反对敌征兵征粮，镇压了舟山乡乡长黄会修等，进行两面派政权建设。12月，拔除了永康山下村敌据点，击溃到卅里坑征粮的自卫队100余人。翌年1月，6支7大向东磐永缙地区发展，派方高为武工队长，开辟向路东的交通线。
  1948年底，反清剿斗争已取得了胜利，遏制了敌嚣张气焰，路南局势趋向稳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干部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为此我们决定开办教导队，自力更生解决干部问题。当时基于三种考虑：一是6六支队成立后，吸收了大量新干部、新战士，他们是来自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工人，虽然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学运、工运，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经验，但对党纲党章、我军历史、优良作风缺乏系统认识，需要补课，使之能在执行革命任务，发展、建设根据地斗争中更好工作；二是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无论地方、部队都需要大量干部，而干部却无现成来源，浙东各地都在发展，临委也难以派出；三是临委指示我们向浙西南发展，打开闽浙赣老苏区的通道，并要抓紧时机，做好接应起义、瓦解敌军、壮大我军，建立根据地及各级政权，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加紧培养干部已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冬，我们就在上蒋举办了一期地方党务干部学习班，学习时事政策、调查研究、工作检查等，在此基础上，对领导作风、党的建设等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1949年2月，6支队第一期教导队开学。抽调部队基层优秀干部和地方干部，吸收新参军的城市工人、青年学生参加，处属也派人参加，共70人，编成军事、政治两个队，由应飞和我分别授课。教导队采用“抗大”、“陕公”、“随营学校”的教育方式，时间短、授课内容广泛。我讲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群众运动、政权建设、领导工作方法、政治工作中的管理教育、反对自由主义、党性锻炼、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十二个问题，最后又讲了“团结向前走向胜利”。其中五、六两讲各分两次讲，前后共讲了16课。这些都是党政干部必须了解的基本知识。在远离浙东总部，孤悬一方，独立作战的游击环境中，既没有固定的课堂又缺乏教学的基本设施，连粉笔也没有，讲课题材也没有文件书籍可作参考，全凭记忆和工作实践，对这些问题作了概略的讲解。除学员外，部队和地方干部也尽量抽出时间参加听课、讨论，并以补办入党宣誓、讲解斗争实例、讨论战斗总结，使讲课能联系实际，加深理解。由于组织松阳起义，教导队提前结业，并对学员作了初步安排，除地方调训的干部仍回原地外，其余学员一部分回原部队，一部分准备派到起义部队建立政治工作，一部分组建《新路南报社》。教导队支部书记应雪梅同志留雪峰山区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地后勤联络工作。举办一期教导队，实际上是一次大发展前思想、政治、组织准备，也是具体贯彻浙东临委、浙东总部要求路南向浙西南发展、帮助处属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指示，达到了预期目标。在教导队结业典礼上，《新路南报》社宣布成立，至5月路南全境解放为止，共出期刊32期，丛书4辑33册。松丽起义后，教导队改为路南干校。
  国民党松阳县长、县自卫总队长祝更生，抗战时期就与我党有联系，因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与丽水县长、县自卫总队长张慕槎相约向浙东起义。1949年2月，浙东临委责成路南地区全力配合，争取时间，越快越好地接应祝更生起义。并指示起义成功即成立浙东第五专署，由我任专员，祝更生任副专员兼县长，起义武装可归6支队建制，也可单独编为1支队，由我以浙东司令部与浙东党代表名义统一指挥，同时介绍到松阳做联络工作的吴虎同志来6支队汇报祝起义准备情况，商谈接应起义的行动计划。于是我们立即结束部队整训工作，率主力8大向南潜行200余里，于3月9日到达松阳城郊，即派支队部秘书黄文理进松阳城与祝联系；派何东到丽水找丽水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胡允孚（适逢张慕槎回家奔丧），叫他与松阳同举义旗。次日晚，在中共党员周延清带引下，祝更生星夜赶到三都淡竹村6支队驻地，商定起义具体部署。12日午夜，应飞率主力部队接下全部交通要道的哨位，控制了全城；祝更生的亲信控制了邮电通讯，自卫总队在指定地点集中，县府各部门包括警察局在原地待命；我带一名警卫员率先入城，部署工作，13日，松阳解放，6支队列队入城，全城秩序井然，学校、商店照常开学、营业。上午，召开群众大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宣布浙东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松阳县民主政府成立，专员卜明、副专员兼县长祝更生、副县长王桂五；宣传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号召各界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会后镇压了长期作恶的特务头子兰琛，解放了被长期监禁的包括10余名红军战士在内的所有囚犯，散发了几十万斤粮食给贫苦群众。考虑到起义人员撤出城区在乡间坚持，故对400余起义人员在城里先作了初步处理，凡年老体衰、有家室、有地就处者，均发给路费遣散。经与处属松阳县委书记林艺圃同志商量，起义部队整编为松（阳）宣（平）遂（昌）游击支队，祝更生任支队长，林艺圃任政委，下辖2个大队和1个特务队，人枪300余，计有轻机枪5挺、步短枪324支、手榴弹500枚，子弹3万发，用摇发报机1台。13日，何东回松阳复命。考虑到丽水系国民党专署所在地，在城内起义就必须解除专署警卫，就会有一场恶战，而当时6支队8大不足200人，而且全部在松阳，分不出力量。为此，遣何东当天返丽，通知胡允孚率军政起义人员以打野外、出差名义，将部队拉出城外。14日，胡允孚、屠泽民（县府秘书、县长亲信）率县自卫部队及县府部分工作人员500余人，携轻机枪7挺、长短枪207支，子弹万余发，在碧湖龙子庙宣布起义，随后转移至马村。经与丽水县委书记张之清商议，对起义部队作了初步清理后整编为丽（水）缙（云）永（康）武（义）游击支队，胡允孚任支队长，张之清任政委，陈仿尧任政治部主任，下编第4、第5两个大队和1个特务中队，为统一对两支起义部队和6支队的军事指挥，成立了浙东人民解放军路南军分区司令部。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应林艺圃、张之清的要求，实行一元化领导，建立松宣遂、丽宣两个工委，林、张分任书记，起义后的重大军政行动，均由工委讨论处理。同时成立丽水县民主政府，张之清任县长，屠泽民任副县长。
  松丽起义后，敌急调正规军11师、省保安团前来追剿。为此，我们决定6支队、祝支队、胡支队分别向北、西、南三个方向活动，互为犄角，配合支持。起义部队以整顿巩固为主，不贪战，不恋战，6支队在侧面掩护，牵制敌人。4月3日，祝支队2大队在松阳高亭与11师33团遭遇中受挫，支队参谋长郑金法、秘书吴虎、副县长王桂五等24人牺牲，专员耿易率同志突围，部队被击溃。5日，胡支队4大队在黄呈坑遭敌优势兵力袭击，仓促应战，副县长屠泽民及20余名指战员牺牲。战后，6支队与胡支队再次会合。因该部第5大队大部分是温州、文成、瑞安人，与浙南龙跃也有联系，为此决定由胡允孚率领，并派副教导员何东持应飞和我给龙跃的信，将5大队全部人枪移交浙南；另1大队经进一步整编后并入浙南3支队2大队。同时将丽宣工委、丽水县民主政府改称为处北县委、处北县人民政府，派六支队秘书黄文理任副县长协助张之清同志工作。4月26日，祝更生支队夜袭松阳城，第二次解放松阳，然后主动转移，这时部队已较稳固，已能独立地在松宣遂地区活动。
  在松丽起义后的反清剿斗争中，6支队各部积极实施外线出击，瓦解驻在铁路、公路沿线的城镇敌人。徐文佩副大队长率领的6支队10大队在金华长山争取浙江省交警总队3大队9中队队长牛中民率70余人枪起义。陶健大队长率领的9大队配合东磐部队解放了磐安县城大盘，整编了起义的四路口区中队，龙川乡分队。8大队瓦解、整编了驻义乌城郊的敌23师67团机炮连50余人枪。澧浦、佛堂区中队伏击浙保部队和解除敌2个排之武装。7大队解除了芝英镇自卫中队的武器。永康地方武装在岩洞村消灭敌人1个排。四路口区中队接受了无锡、镇江团管区残部100余人投诚。在此期间，对在东缙磐地区活动的浙赣城工部领导的独立支队，经与李华雄、高展、卓青等同志商定，撤销该部队交6支队整编。至此，6支队已逾千人，据不完全统计，共歼敌200余人，俘敌700余人，缴获迫击炮4门、轻机枪25挺、长短枪1200余支；组织成功起义10次，起义人数近千人，武器840余件，其中迫击炮2门、轻机枪19，政权建设方面，又先后建立了金武永义、丽缙永武、永缙东磐3个办事处，区、乡政权组织也相继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日益巩固。
  1949年4月21日，路南电台收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浙东游击纵队同时传达了上海局、华中局关于敌后游击队配合渡江大军作战的指示。21日，百万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中路直插皖南、浙西，切断浙赣线。6支队即向铁路靠拢，迎接大军。5月7日，二野3兵团12军35师解放金华，8日解放义乌、东阳。8日一早，我们即派人在武义上茭道与大军34师师长尤太忠取得联系，配合大军解放了永康。次日，9大队配合34师解放武义，祝支队与处属2大队配合31师解放宣平，10大队配合33师解放汤溪。5月10日，我东磐部队配合12军35师，第二次解放磐安。路南其他各县也在两三天内相继解放。至此，我们决定撤销松宣遂工委、处北县委、松阳、处北两县政府，其建制仍回处属。所有干部统由新的浙江第七地委、专署、军分区安排工作。6支队编为八分区部队，地方党员、干部统由八地委、专署安排工作。中共路南特派员、浙江第五专署、路南军分区及其下属组织，完成了历史使命。
  我到路南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路南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在浙江临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应飞为首的李立倚、李文华、吴甫新、李秀芝、胡一元、陶健、黄光耀、李西京、徐文佩等大批当地优秀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指战员，进行长期艰苦英勇斗争的结果。还得到上海局外县委与沪、锡、常、杭等城市党组织的大力配合和帮助，给我们输送干部，提供物资、技术上的支援。尤其是历经革命战争锻炼、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百万路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斗争，才取得了伟大胜利。饮水思源，对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和作出努力和贡献的情场以及英勇的路南人民，我们将永志不忘。
  武义解放的回忆
  陶健
  一、1948年底“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在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6支队主力奉命向浙南挺进，于1949年3月12日接受了国民党松阳县县长兼自卫总队长祝更生率领全体官兵的起义，解放了松阳县。接着，又于14日接受了国民党丽水县自卫总队四百多官兵的起义。在浙赣路南地区迎接解放的大好形势中，武义县于1949年5月9日胜利解放。
  二、解放战争时期在武义地区活动的有两支人民武装：一支是浙赣路南党领导的浙东人民解放军第6支队（包括6支队前身应飞领导的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3大队）；另一支是浙南党张之清同志的处属3支队2大队（包括前身武工队）。1948年4月，我们智擒并镇压了国民党武义县县党部书记长何如圭后，武义地区的整个斗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群众得到了进一步发动，部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并主动向敌人出击。1948年8月初，在武义武工队基础上扩编为第6支队第9大队。同时，6支队决定成立了金（华）、汤（溪）、武（义）、宣（平）武工队，在武（义）宣（平）山区一带开展活动，主动攻打敌人。1949年2月，中共路南地区特派员决定建立永（康）武（义）丽（水）缙（云）办事处，由我兼任主任，并在办事处下建立了武义县清溪区、下杨区和永康县的永祥区。三个区都有一个区中队武装，全面开展地方工作，收粮收款，发动群众，做好侦察敌情，配合主力打击敌人。
  三、1949年3月间，6支队政委卜明、支队长应飞，根据浙东临工委的部署，在6支队所属部队和路南地区县级党委以上领导干部中进行解放县城的准备。一方面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另一方面大力培训干部，为接收城市做准备。1949年3月中旬，6支队主力奉命向丽水、松阳出发，3月12日解放了松阳县，接着，又接受了丽水县自卫总队四百多官兵的起义。松阳、丽水两县相继起义后，与处属3支队合并，成立了2个游击支队；一是宣、松、遂人民游击支队，二是丽、缙、永、武人民游击支队。在当地与敌人开展斗争，6支队主力仍回路南地区。另一方面，由于6支队主力向浙南挺进，为了统一永康、武义一带党的工作，路南地区特派员决定成立中共永武工委，我任书记。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指示9大队从武义向永康、东阳出击。4月21日，9大队与东磐兄弟部队联合攻打，解放了磐安县。尔后又回永康接受国民党四路口区中队起义，为了阻止国民党败军向南逃窜，9大队直赴嵊东公路，烧毁歌山大桥；接着，又折回金温公路，烧毁石柱和前仓两座大桥，在公路沿线拦截国民党溃逃军车，缴获了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等战利品。
  6支队主力从松阳、丽水回来后，由卜明同志带领支队部的政工、后勤人员和部分指战员到雪峰进行整训。由应飞同志带领的支队主力和从东阳、永康回来的6支队9大队，在永康八字墙一带会合，待命解放金华永康武义等县城。当时，支队决定9大队解决接管武义，9大队随即指派胡玉仙和项冲带领短枪组到武义城郊的白溪一带侦察，做好进城的准备工作。
  二野渡江后，第11军33师和12军34师于5月7日直捣金华。8日，12军34师从金华沿公路直指永康，在6支队配合下解放了永康。9日，在白溪待命的9大队短枪组指战员十余人，侦察到武义城里的203师与自卫队已逃离县城，当天下午，在县城各界群众的欢迎下，进城解放了武义。鉴于当时武装人员过少，进城后，在县商会作了短暂停留，就转移到离县城七里的端村住宿。当晚，二野34师宣传科长韦明也从永康率领一排指战员，乘车来到武义，项冲率领游击队指战员即星夜进城，与大军会师。当时，自卫队百余官兵逃到南湖殿，经商议后，邀请民主人士杨海涛前往南湖劝降。次日黎明，自卫队特务中队中队长王兆祥就率领百余名自卫队官兵，放下武器进城投降。同时，在西寺的203师部分官兵，也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
  10月晨，6支队支队长应飞与我带小分队武装，从永康乘车到武义，又指派副大队长李西京率领9大队全体指战员从永康经桐琴、东皋来武义。经与二野34师宣传科长韦明商量后，成立了武义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我任主任，胡一元、韦明任副主
  任。
  四、张贴布告，宣传成立武义县军管会，并成立城防警备司令部，在部署县城警卫、维护城市秩序、追剿残敌的同时，开展群众工作，着手接管。军管会决定由胡玉仙同志接管县政府秘书处；由项冲、颜寿康、卢竹多、姚炳塘等同志接管警察局，清理关押犯人，释放“政治犯”和无辜犯人，由童梦熊等同志接管建设等科室；由徐云从等同志接管教育等科室；并向电话所（胡长月）、卫生院（胡秀吟）等要害部门派出军代表。几个政府和武工队员，也先后集中到县，经过整训，回到各个区，开展追剿残敌等各项斗争，保证全县城乡的安定。
  5月20日，南下干部到达武义。当天，就贴出布告，宣布成立武义县人民政府，21日成立县委。并在县委、县政府中建立相应的部委办科室，全面开展接管工作。同时，将原来永武丽缙办事处和处北县所属的四个区合并，全县设立了城关、白阳、清溪、新宅、下杨、履坦等六个区委和区公所，工作开展比较顺利，残敌不断向我投降，全县城乡比较安定。
  五、县委、县人民政府建立后，南北干部会师工作做得比较好，当时在金华地区各县中，武义的南北干部团结和社会安定，恢复生产都是抓得比较好的。6月中旬后，小股国民党残敌开始在永（康）武（义）交界山区清溪一带和金（华）武（义）交界山区集结。我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曾先后率领县大队（9大队改编）前去清剿，二次俘敌（包括投降自首的一百余人，缴获枪支百余支，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