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义县图书馆

武义（包括原宣平）县人民，勤劳尚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历代抵御侵略、保家卫国和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不畏强暴，不畏艰险，团结奋斗，无私奉献，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革命先烈和爱国志士。他们的英勇斗争，都是在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主要依靠为国为民、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奋斗精神。他们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是历史记载的主体。
  在本篇中，对个别有影响的武义籍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作为军事人物，作简要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武装的先进模范人物与武义籍团职以上现役人员则另设专节记载。
  第一章 人物简介
  徐道隆
  徐道隆（？～1276），字伯谦。武义县城人。以父有功而荫封入官。初任潭州判官、全州荆湖制置使，后由江陵知府汪立信奏荐为参议官。立信迁兵部尚书，道隆同往。因参与军事得力，升任浙西提点刑狱、大理寺卿。
  南宋咸淳九年（1273），元军沿汉水入长江，形势危急，溃卒四出，浙西纷乱，安吉尤其甚。道隆奉旨治理，斩首乱者于市，危局转安。元军遣书诱降，道隆焚其书，斩其使。
  德祐元年（1275）冬，元军进逼临安，文天祥应诏勤王，道隆起兵响应，从安吉入援。陆路被元军所阻，乃备战船，由太湖经武康向临安进发。次年正月初一，元军追兵至，道隆指挥近卫军士二百余人，激战于船上，箭尽刀断，军上尽殁。道隆与敌拼搏，落水殉职。其长子与幼孙落水亦死。
  陶德义
  陶德义（？～1450），亦作得义、得二，陶村人，矿工出身。明正统十三年（1448）秋，为响应叶宗留、邓茂七两支农民起义军由福建进军赣、浙，与陈鉴湖在丽水宣慈乡（今属武义）发动矿工起义，推陈鉴湖为首、陶德义为辅。建立政权，国号太平，建元泰定。十月，夜袭武义县城获胜，继攻遂昌县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德义率军数千，突袭破桥峡（今丽水境内），杀分守参仪耿定、兵备佥事王晟，军威大震。继而攻处州府城未克。六月廿九日，德义等率军二万余，再次攻打府城，双方争夺激烈，毙都指挥脱纲，歼灭马队，义军损失亦惨重。
  处州告急，朝廷惊动，命都指挥徐恭为总兵，工部尚书石璞督军镇压。徐恭率军驰至处州，守城不敢出战。巡抚张骥，玩弄剿抚两手，出榜告示：“自新者免死，立功者赏官”，并命丽水县丞丁宁率老人王世昌赉榜入山，义军内部发生分化，陈鉴湖被诱，解送京师被害。陶德义杀诱降使者，入深山与明军继续作战。率军攻破遂昌县城，杀指挥弓礼、县丞张智，重震军威，义军又发展至数万。时叶宗留、邓茂七先后战死，闽、赣起义失败。朝廷命都御史张楷移军浙江，水陆并进，会合兰溪、金华官兵，驻军铜山寺。德义率军万余，与楷军列阵对战，受挫，回守破桥峡，被楷军重重围困，为保存实力出降。
  景泰元年（1450），张楷回京，陶德义复起。出庆元，战丽水，攻青田，五月十七日陷武义县城，击毙佥事陶成，继攻永康失利，退回破桥峡，坚栅自守。时兵部侍郎孙原贞督军浙江，调集大军，分三路夹攻破桥峡。寨破，德义、祝岳二转移东岩，与陈允才汇合，坚守18天，岩破。明军选军快万余，穷山搜捕，德义夜往南湖营，路遇军快被捕，解京遭害。后人在陶村大殿为德义塑像祀祭。
  徐平湖 刘大道
  徐平湖（1524～1596），字安世，号碧潭。武义县城人。膂力过人，勤练功，自武生三中武举人。乡友刘大道，勇壮有胆略，两人意志相投，交情深厚。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父亲徐亻雨，任运粮官，因率直遭妒，谪拘湖州狱。平湖上书申诉，倾资事父两年。适倭寇猖獗，总督张侍御知悉平湖武功强而多谋略，遣专使来聘。平湖谓妻曰：“此乃赎父之良机”，遂邀同大道应征。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倭寇犯嘉兴，平湖与大道力战却敌。总督欲表功，平湖乞赎父。其父狱中染疫，平湖求准迁父于仓库，得无恙。八月，追倭至分水，获大胜，朝廷表平湖功，赦释其父，并赐建“忠孝堂”。大道亦受奖。海盗汪五峰、叶宗满引倭寇侵扰两浙，平湖与大道双骑闯入敌垒，谕以利害，使之三次退回海上。后诱擒汪五峰等。平湖立功，授任金华防御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再侵嘉兴，平湖与大道又应召出征。敌围攻，势危急。大道把守北门十条街，奋力血战，杀敌数十人，被敌断一臂，乃以一臂杀敌。平湖指挥督战，跃马赶到，见大道已战死，怒火中烧，抡起大刀勇猛冲杀，倭寇败逃。平湖跪抱大道尸体，痛哭不已。朝廷为表大道忠勇，行文到县，当地为其立祠纪念。
  隆庆二年（1568），平湖因受牵连而解职归里。是年冬，平湖父患毒疮，平湖扫雪挖沟，得双蟾蜍入药，治愈父疾，旋又出征。
  隆庆五年（1571），平湖请求归里，养父于“忠孝堂”（在县城南上街，三进堂楼今尚存）。父病，亲侍汤药，衣不解带逾四十日。
  陈老三
  陈老三，俗名三麻子，茶蒲源（今西联乡四百田村附近）人。清咸丰四年（1854），陈老三聚集贫民响应太平军起义。他们四出活动，打击土豪劣绅。知县刘曦急令当地绅士筹办民团，图谋剿灭。陈老三等只得暂且隐伏。
  咸丰五年，太平军范汝杰部首次入浙。陈老三、陈老七、汪福贵等闻风而动，聚众数百，扎营四百田村，不时打击地主势力。刘曦纠集城乡绅董，督民团千余人直扑四百田。鉴于力量悬殊，陈老三率众撤离。茶蒲源一带茅屋被夷为白地。咸丰八年三月，陈老三趁太平军石达开部逼近松阳、遂昌之机，聚众设营大河源，准备先攻占陶村，扫清北乡地主武装，然后向县城逼进。知县邢鸿涛闻报，密谕四乡绅士限期聚集民团会剿。四月廿一日，农民起义军700余众，直捣陶村，不料进村便遭围击，70余人牺牲，起义军突围而走。知县又令民团乘势四处搜捕，烧毁起义者家属的房屋。陈老三下落不明。
  刘耀勋
  刘耀勋（1866～1907），字佐斋，幼名三清（三春），武义县城人。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20岁，补博士弟子员。耀勋在襄助修复熟溪桥中，精明能干，受到知县赞赏，命其襄助汤俊勋经理县育婴堂。他将育婴堂田产租谷一一查清，豪绅阻梗，俊勋卸任，而耀勋独当之。28岁，耀勋赴金华丽正书院就学。第二年考试，得一等第三名，补廪饩。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武义荒歉，知县命其前往绍兴采购粮米，以赈济饥民。耀勋放弃府试之机，以民为重，欣然应命，购米平粜，使民受惠。嗣后，创办县养正小学堂，任校长，并建造南湖余庆桥。
  耀勋眼见清政府腐败，民不聊生，可苦思不得其解，于是沉湎在鸦片烟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风潮兴起后，即一变常态，结交社会志士，多方探听革命消息，每闻必欢欣鼓舞。龙华会武义首领周华昌，为便于联络会党和各地志士往来休息，在县署前面开一片酒店。耀勋常与志友来此饮酒，到酒酣耳热时，他满腔愤懑迸发，痛骂清政府不止，即使有县署幕客在座，也毫不顾忌。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元月，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司帐赵卓来县，经周华昌介绍，耀勋与之结识。随后到绍兴面见秋瑾，加入光复会。从此，他奋自责励，戒绝鸦片，投身革命，在县城、白溪、履坦、下杨、黄坛等处设点联络革命志士。是年四月，秋瑾来县，授耀勋为参谋。五月初，赵卓来县，同中军官周华昌商议起义事宜，周荐举耀勋为光复会党军武义督办。
  秋瑾发布“于五月二十六日起义”的命令至达武义后，五月十七日，周华昌等人游行街市，演说革命之事。嗣后，耀勋派周华昌去绍兴面议起义事宜，又将起义日期告“巡风”聂李唐，命其多加戒备，然后亲赴宣平去见龙华会副主张恭，共商起义。耀勋走后，聂李唐在邻居中泄出起义之举，风传全县，县城一片混乱，知县急电省请兵。
  耀勋在宣平会见张恭，张估计清政府会派兵镇压，说：“先下手为强，提早起义。”耀勋说：“二十六日乃军期，不可违背”。五月十九日辞归，归途中，闻说清兵已到县，聂李唐已被斩，并正在搜捕起义党人。耀勋只得与两随从往深山中暂避。后因李某告密，耀勋被捕。在刑审中，耀勋与之抗争，凛然不屈。五月二十二日，耀勋被押往刑场。游四门时，他一路高呼：“我是革命党！”并对友人说：“革命总要流血！”在西门就义后，头被悬大南门。
  民国元年夏，县署为之开追悼会，葬遗骸于双路亭福建山，并建祠奉祀。1984年，迁墓于壶山西麓。
  詹蒙
  詹蒙（1892～1911），乳名炳昌，字仰高，号养轩，溪口村（今属云华乡）人。
  詹蒙自幼气宇不俗。少时就学于华塘陈鹤书家办的作新民塾。后由县立高等小学转入浙江陆军小学。在陆小，詹接触到王卓等中国同盟会会员，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加入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襄义社。卒业后，与同乡潘静观等在湖山小学增设高小班，自任义务教员，吸收贫寒子弟入学。后又离乡出外求学，就读于南洋陆军第四中学。詹自此益自振奋，常与进步同学谈时政、议国事，陈述救国大计，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詹蒙大喜过望，立修家书一封，以许身大义自期。先与王卓等同学谋划光复南京。及闻武汉吃紧，即偕季亮、陈人伟等同学奔赴武汉。他们求见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恳陈报国大志，黎委詹为军械科科员。詹拒绝受命，情绪激昂地说：“我远道投奔而来，只望能为国效命。今既人临敌前，怎能置身于无为之地？”后江浙同学陆续而至，遂合编为南洋独立队。汉口失守后，改编成决胜团学生队，由詹蒙和陈方栋率领。11月18日，学生队奉命进防琴断口，掩护架桥。革命军刚渡江，清兵蜂拥而至。詹蒙率众反击。因伤亡过重后援不继，势难抵敌，詹蒙乃独自殿后，掩护部队退守汉水南岸，断桥以拒敌。11月23日，清军从蔡甸进犯汉阳，詹蒙领队前往阻击。至琴断口，闻三眼桥因驻军通敌失守，遂与战友伏横堤下待敌。及近，詹蒙大呼杀敌，率先扑向敌阵。突然，一颗子弹击中左耳，血溅肩胛。季亮急解裹腿为之包扎。詹蒙用力推开，说道：‘我四肢健全，力足杀敌，伤只耳朵算得了什么？“说完，跃身向敌猛扑。又一颗子弹击中头部，贯穿脑颅，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20岁。国民政府在杭州孤山为詹蒙建造了烈士墓，颁发L尉级抚恤金。
  汤恩伯
  汤恩伯（1900～1954），乳名寄法，亦名基法，字克勤，武义汤村人。父汤德彩，为当地殷实之户，育有五子一女，汤恩伯居长。
  9岁在本村普岭殿私塾就读，13岁进县城壶山小学校，后考入浙江体育专科学校。体专毕业后，曾在兰溪体育学校任教，又去湖州警察局和本县东皋警察所担任巡官，因不安职守，为时均不长。汤早有赴日考察之意，时武义首富童维梓，系汤在壶山小学时的同班同学，结交甚厚，意欲东渡扶桑游览，遂极力怂恿同行。抵日后，童出资开中国餐馆。童回国，餐馆交汤主持经营。汤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不久餐馆亏损倒闭，汤留日费用断了来源，几乎被迫辍学。经回国奔走设法，由当时浙江省长陈仪，以官费保送汤在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继续学习。
  汤回国后，在浙江陆军第1师陈仪部任少校参谋。1927年，经陈仪介绍去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中校参谋，后调升中央军校上校大队长，受蒋介石赏识。此后历任旅长、副师长、师长等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率部进攻赣东北、豫鄂皖及中央苏区，参加对中央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930年汤曾派其部一个连来武义进剿红军游击队。
  抗日战争爆发时汤任13军军长。率部参加芦沟桥事变不久的南口战役，重创日军。1938年春，汤部在台儿庄会战中，配合孙连仲部作战，获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嗣后，连连擢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四省党政分会主任委员等职，驻扎河南。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扩充实力，有“中原王”之称。1944年4月，日军进犯河南，汤部一触即溃，不到半月，失地千里。中原大溃败后，蒋介石迫于舆论，调汤至重庆任闲职，旋又被任为西南第三方面军总司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汤奉命抢占沪宁地区，后调任南京卫戍总司令、第一绥靖区司令官、衢州绥靖公署主任等职。1948年汤部一个营进驻武义，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
  汤在民国军界地位显赫，武义乡亲熟人有不少前去投奔。他远离本土南北闯荡，曾多次回乡省亲祭祖，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两次回乡。汤担任私立明招中学名誉董事长，赠送钢琴一架，赠私产积谷300担和毛竹园80亩。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汤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防守长江天险。时陈仪再任浙江省长，默察大势所趋，人心向背，准备起义。汤步入军界得陈仪提携甚多，对陈感恩戴德，视为恩师。是年2月，陈仪策动汤一同起义。汤竟将陈的亲笔密信送交蒋介石，致使陈遭软禁，后转押台湾被杀害。5月底上海解放，汤随蒋去台湾。在台期间，先后担任国民党东南军政副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1954年病死于日本。
  施觉民
  施觉民（1903～1990）字省吾，1903年出生于武义县城。1922年考入杭州省立师范。1924年投考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并在广州参加毛泽东农民讲习所学习。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北京，施觉民被遴选20人之一参加扶柩队，与孙科一起扶柩到南京中山陵。
  北伐战争时施觉民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师连长、营长、团长职。1936年警卫师改编，分87、88两个师。施任88师第1团团长。
  1937年日寇侵犯上海，施觉民率团与第十九路军一起在上海浴血抗日。1938年日军侵占浙江北部，陷进杭州。施觉民率部在孝丰、于潜、苏、浙、皖边区与日寇打游击。
  1939年施觉民调福建任国民革命军新编20师副师长。1940年调重庆任总统府参军室中将参军，1946年任总统府警卫室副主任，1947年任重庆市警察局局长，后赴台湾任三局局长。
  1975年退休，1990年病逝，享年87岁。
  陈豪
  陈豪（1909～1980），又名陈方豪、少侠、小翼，本县华塘人。192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陈豪思想活跃，办事有魄力，深得教务长沈钧儒器重。1935年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经济地理。回国后曾任沈钧儒私人秘书。“七君子”案发，陈豪积极参与营救活动。上海沦陷，陈迁徙汉口，再次担任沈钧儒的私人秘书。在此期间，曾数次介绍要求投奔延安的青年，到八路军办事处办理手续。撤迁重庆后，进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任少校科员。后曾任战时服务团团长、第三战区特别党部上校督导员、中央训练团少将教官、《中国时报》社主笔等职。
  1949年初，国民党军政机关开始疏散人员。陈豪认清大势，毅然携带家眷回到故乡。他创办了日新补习班，组织青年学习文化，宣讲时事，准备迎接解放。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策动和平解放宣平县的活动。宣平解放后，参加接管县政府，被委为宣平县初级中学主委，兼人民陪审员。1951年参加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学习，次年，以“反革命”罪判刑7年。1986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复审撤销原判。
  王星吾
  王星吾（1914～2005），1914年10月出生于武义县城，1938年7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大二分校指导员、东北通辽县公安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39军保卫部部长、军留守处政委等职。1952年由部队调入民航工作，历任民航公安处副处长、民航北京管理局政委、民航兰州管理局第二政委、民航北京管理局顾问，1984年离休，享受副部（军）级待遇。
  王星吾在革命战争中学习刻苦、英勇善战，在创建模范支部中，被评为“学习模范”。在抗大工作期间，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百团大战；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四平保卫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广西的战斗；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10月被评定为准师级，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新中国民航的建设中，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蒙冤受屈的日子里，也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信念，毫不动摇。在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充分表现出了老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在担任民航北京管理局政治委员期间，始终坚持“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工作方针，团结同志，依靠群众，努力拼搏，保证了飞行安全，圆满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光荣任务。
  他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2005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附：立功人员名录马继先
  马继先 原籍山东省苍山县人，1925年9月出生，1944年12月入党，1945月参军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区人武部长、县人武部副部长等职，曾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
  1947年，马继先在山东鲁南三军分区特务连任副班长，同年7月在万村地方，军分区司令部遭敌包围进攻，特务连由一名副排长带领马继先等12名战士掩护司令部撤退，在战斗中副排长临阵撤退，班长被敌俘虏，在十分紧急情况下，马继先主动担任临时指挥，以沉着勇敢的精神重新组织火力，阻击敌人的进攻，保卫军分区司令部机关安全撤离。为此，经军分区党委决定，给马继先记一等功。1948年，马继先曾先后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担任阻击任务。
  解放后，曾任巨州军分区巨县大洲区人武部部长，1961年10月调任武义县人武部副部长，1975年转业任武义县财政局副局长，1982年离休，2003年去世。
  刘长州
  刘长州 原籍安徽省宿县人，1919年出生，1941年1月入伍，1943年2月入党，历任新四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解放后任21军63师18团参谋、金华人武部军事股长、罗店区人武部长等职。
  1947年在鲁中一次对日军作战中，他勇敢带领战士冲进敌阵，用内部开花战术击败故人，取得胜利，全排荣立一等功，他被授予模范排长，他身上多处负伤，背上一个弹片一直未曾取出。1950年他被调去福建前线参加战备工作，因成绩突出，经21军27团报领导批准，荣立二等功一次。
  1955年1月转业任武义县供销社副主任，1961年1月调任县税务局副局长。1982年12月离休，2001年3月去世。
  第二章 革命烈士
  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组织就在武义、宣平建立了工农红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武装有力地打击了敌顽势力。解放战争期间，党领导的地方人民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解放后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或部队团以上机关证明批准的烈士就有260名。其中土地革命时期牺牲的136名，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12名，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18名，解放后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20名，在进军西南、抗美援朝及其他军事斗争中牺牲的73名。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建国的功臣，人民武装人员的楷模。他们的名字将永载史册。
  现将各个时期革命烈士名录、红军领导人，立传记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沈春栋，男，生于1909年，原白溪乡沈宅村人，共青团员，1927年入伍，1928年8月27日（农历）参加农民暴动，到汤家彩家缴枪时牺牲，牺牲时系武义县农民协会会员。
  倪新有，男，原茭道乡倪家村人，1928年2月加入共产党，同年被捕入狱后被绞杀，牺牲时系农民暴动骨干。
  王水起，男，生于1898年，原邵宅乡金畈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入伍，农民暴动骨干，1928年9月（农历）被捕，12月杀害于武义县城，牺牲时任中共金畈支部书记。
  徐李富，男，生于1898年，原邵宅乡白阳村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6年入伍，1928年10月16日被敌杀害，牺牲时任中共武义县委委员、永武暴动指挥员。
  洪舍贤，又名洪少年，男，生于1899年，原武阳镇下王宅村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入伍，农民暴动骨干，1928年10月被敌逮捕，1929年4月在狱中被折磨致死。牺牲时任中共武义县北区区委书记。
  潘文奇，曾用名潘芳斋，男，生于1884年，坦洪上坦（江望）村人，1928年入伍，1928年12月9日被捕，16日被抢杀。牺牲时任中共上坦区委江望支部书记。
  潘昌起，曾用名潘昌启，男，生于1899年，坦洪乡上坦（后山凸）村人，1927年冬加入共产党，1928年12月入伍，1929年2月被捕，关了6天后被枪杀宣平北门，牺牲时任中共宣平上坦区候补执委。
  王金虎，男，生于1902年，原邵宅乡桩塘村人，1929年入伍，1929年7月奉命到城里购物，因地主告密被捕杀害于桩塘村，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东营战士。
  何樟满，男，生于1892年，原陶宅乡大莱口村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6年入伍，1929年2月被捕入狱，12月被枪杀于武义西门，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邵樟云，男，生于1903年6月，原邵宅乡上邵村人，1929年入伍，1930年4月15日在邵宅被捕枪杀于武义东门，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东营战士。
  张春木，男，生于1904年10月，桃溪滩乡清塘村人，1930年2月入伍，1930年4月在执行任务时被捕，牺牲于武义东门，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队北营战士。
  邵方荣，男，生于1894年8月14日，原邵宅乡上邵村人，1930年2月入伍，1930年5月15日牺牲于武义东门，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东营战士。
  杜德昌，男，生于1900年，白姆乡下宅村人，1929年8月入伍，1930年4月被敌杀于武义大桥头，牺牲时系武义茶山红军营文书。
  徐曰建，男，生于1901年9月，原猴树乡松树下村人，1930年3月入伍，1930年5月2日在茶山战斗中牺牲，牺牲时系武义茶山红军营战士。
  邵汉昌，男，生于1901年8月，原邵宅乡上邵村人，1928年4月加入共产党，1928年入伍，1930年5月15日被害于武义东门，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东营联络员。
  邱根相，男，生于1884年，原猴树乡长蛇形村人，1928年3月入伍，1930年6月16日被敌捕杀于猴树白鹤殿前，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班长。
  邵德宜，男，生于1911年，原邵宅乡下邵人，1930年入伍，1930年6月16日被捕，19日枪杀于武义西门外，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战士。
  马寿松，男，生于1905年，白姆乡（原猴树乡）长蛇形村人，1928年入伍，1930年6月16日被捕枪杀在猴树白鹤殿前，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战士。
  徐昌妹，女，生于1881年，原邵宅乡下邵村人，1930年6月19日在武义被捕枪杀于武义西门外，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联络员。
  邹登天，男，生于1913年，原茭道乡邹里坞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2月入伍，1930年闰6月被捕，7月杀害于上茭道，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东营红军战士。
  邱嘉利，男，生于1903年6月1日，坦洪乡金隆村人，中共党员，1930年5月入伍，1930年6月28日做扩军工作在少妃岭遇敌牺牲，牺牲时系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龚火财，男，生于1875年12月，原寺前乡郭塘村人，1929年入伍，1930年7月7日被捕枪杀于武义北门，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北营联络员。
  许海云，男，生于1902年，原邵宅乡东吴村人，1930年5月入伍，1930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杀害，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东营联络员。
  李尚春，男，生于1899年1月22日，原陶宅乡杨店村人，1930年5月入伍，1930年7月13日在乌溪桥头战斗中牺牲，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林其法，男，生于1898年，原寺前乡寺后村人，1930年入伍，1930年7月18日被捕，23日枪杀，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北营战士。
  吴章川，男，1902年9月生，柳城镇前湾村人，中共党员，1930年7月入伍，1930年7月21日在三港乡张大山突围中牺牲，牺牲时系宣平红军南营战士。
  程老六，男，生于1903年7月16日，原寺前乡蒋村人，1930年2月入伍，1930年7月23日杀害于武义东门，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北营红军战士。
  刘文应，又名刘子龙，男，生于1906年，原桃溪滩乡两头门村人，1930年6月入伍，1930年7月23日捕杀于武义东门，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排长。
  邵李荣，男，生于1903年7月，原邵宅乡下邵村人，1930年5月入伍，1930年7月在武义西门外新凉亭被捕杀害，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东营文书。
  张春龙，男，生于1905年，原要巨乡岩坞村人，1929年入伍，1930年7月被捕，在押解途中，枪杀在武义西门外枫树亭，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战士。
  吴谦，又名吴余芳，男，生于1896年12月，西联乡马口（陈宅）村人，中共党员，1928年入伍，1930年9月在兰溪被捕杀害，牺牲时系中共宣平县委委员、宣平红军指挥员。
  王湘，男，生于1910年2月，桃溪镇泉丰（西坞）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入伍，1930年因叛徒出卖牺牲于柳城，牺牲时任宣平红军南营党代表。
  郑海进，男，生于1907年，西联乡雪坑（岩山庙脚）村人，1928年5月入党，1930年7月入伍，1930年7月26日在三岩寺战斗中牺牲，牺牲时系宣平红军南营战士。
  叶有余，男，生于1893年，原桃溪滩乡清塘村人，1930年4月入伍，1930年8月5日在清塘牺牲，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北营战士。
  范祯祥，又名范荣旗，男，生于1886年1月16日，三港乡章湾村人，1930年8月6日被敌杀害于柳城，牺牲时系宣平红军南营战士。
  范祖堂，又名范祖尧，男，生于1905年7月26日，三港乡章湾村人，1930年8月6日被敌杀害于柳城，牺牲时系宣平红军南营战士。
  邵李清，男，生于1901年12月，原邵宅乡上邵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伍，1930年在上海被敌逮捕，杀害于兰溪县，牺牲时系中共武义县委书记、浙武红军游击队党代表兼副总指挥。
  钟樟有，男，生于1901年，原陶宅乡里大坑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入伍，1930年8月11日杀害于石井里村，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钟金彩，男，生于1902年，大田乡宏阁村人，1930年入伍，1930年8月11日被捕，在押解途中被杀害，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胡振福，男，生于1905年，桃溪镇锦后（松树下）村人，1930年8月入党，同年被敌枪杀于柳城下桥头，牺牲时系宣平红军西营排长。
  钟福月，男，生于1912年，原陶宅乡里大坑村人。1930年5月入伍，1930年8月12日被敌杀害于武义小南门，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张心田，男，生于1889年，原邵宅乡石井口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入伍，1930年8月12日在石井口后山突围中牺牲，牺牲时系浙武红游击队东营战士、中共石井口党支部书记。
  俞樟林，男，生于1890年4月，原邵宅乡下埠口（下坞龙）村人，1929年入伍，1930年8月13日（农历）在下坞龙与敌作战时牺牲，时任浙武红军游击了队代理总指挥。
  邹永明，男，生于1907年，西联乡大溪口村人，1930年入伍，1930年8月14日在筹粮中被敌杀害，牺牲时系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巫金珠，又名铁珠头，男，生于1899年，原陶宅乡里大坑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冬入伍，1930年8月15日在后树战斗中牺牲，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潘四妹，又名潘德善，男，生于1901年8月，原云华乡云溪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入伍，1930年8月19日在增溪被敌杀害，系宣平北营红军文书。
  陈肇荣，又名索面荣，男，生于1896年，原宣武乡少妃村人，1930年5月入伍，1930年8月25日被杀害于武义东门，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教练员。
  徐英，曾用名：徐胡连、徐凤呜，男，生于1907年，原溪里乡水堆后村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6年入伍，1930年8月27日在杭州陆军监狱被敌杀害，曾任中共武义县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农民暴动指挥员。
  潘成波，又名：潘初二，男，生于1890年，柳城镇前湾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7月入伍，1930年8月28日在三岩寺牺牲，时任宣平红军南营指挥。
  邹金奎，男，生于1908年10月，茭道镇邹里坞村人，共青团员，1930年入伍，1930年8月在战斗中牺牲于邹里坞村，时为浙武红军游击队东营战士。
  邵志耀，男，生于1910年7月，原邵宅乡下邵村人，1929年入伍，1930年在盛岭顶中弹牺牲，时任浙武红军游击队战士。
  李昌友，男，生于1889年，原白溪乡万石院（雪白岭）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入伍，1930年8月赴东皋收集情报，途中被敌杀害，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联络员。
  胡风南，男，生于1891年，柳城镇前湾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入伍，1930年8月28日在三岩寺战斗中牺牲，系宣平红军南营炮手。
  祝金祖，男，生于1906年，桃溪镇后茶园村人，1930年入伍，1930年8月30日被敌捕杀于柳城南门大桥头，时任宣平红军北营连长。
  黄朱品，男，生于1904年，西联乡雪坑村人，1930年6月入伍，1930年8月在壶源水口塘与敌作战中牺牲，时为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郑法弟，男，生于1909年，西联乡马口村人，1930年8月入伍，1930年8月在凡岭脚战斗中于陶村下库王牺牲，时为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陈志道，男，生于1895年，坦洪乡上周村人，1930年8月入伍，1930年9月9日被敌杀害于宣平北门，时任宣平红军东营文书。
  祝樟海，男，生于1898年10月，俞源乡阳铺平村人，1930年6月入伍，1930年9月14日在阳铺平炼火药时牺牲，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潘增芳，男，生于1908年6月，坦洪乡白岩村人，中共党员，1930年5月入伍，1930年9月4日在何处村被敌杀害，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潘寿芝，男，生于1912年4月6日，坦洪乡上坦村人，1930年5月入伍，1930年9月5日被敌捕杀于上坦村，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邹根土，男，生于1886年，俞源乡双源口村人，1930年9月4日入伍，1930年9月6日被敌捕杀于周德兴店门口，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何金海，男，生于1904年1月，原陶宅乡下巨口村人，1930年7月入伍，1930年9月6日在俞源战斗中牺牲，时为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陶永水，男，生于1898年3月6日，俞源乡小后陶村人，1930年7月入伍，1930年9月6日在俞源战斗中牺牲，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钟新园，男，生于1912年，桃溪镇大路山村人，1930年5月入伍，1930年9月6日在俞源战斗中牺牲，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陶新垚，男，生于1898年6月，坦洪乡上陶村人，1928年2月入党，1930年5月入伍，1930年9月8日被敌杀害于凡岭脚阳彭桥山上，时任宣平红军北营排长。
  陈世源，男，生于1910年，坦洪乡上周村人，1930年9月9日在柘坑被敌抓捕，杀害于宣平南门大桥头，时为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邱永隆，男，生于1894年，坦洪乡金隆（原叶坑）村人，1930年9月10日被捕牺牲于柳城，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陶加旺，男，生于1897年5月，桃溪镇陶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入伍，1930年9月11日被敌捕杀于陶村，时为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潘广银，男，生于1896年2月16日，坦洪乡南源村人，1930年5月入伍，1930年9月11日牺牲于宣平县城，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陶加兴，男，生于1893年9月，桃溪镇陶村人，1929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入伍，1930年9月11日被捕，次日被敌枪杀于陶村，时为宣平红军战士。
  柳增芳，男，生于1897年，西联乡马口（八百岭头）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6月入伍，1930年9月11日在章五里执行任务时被捕杀害于宣平南门大桥头，时为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吴焕章，男，生于1896年，柳城镇前湾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7月入伍，1930年9月被敌捕杀于宣平南门，时为宣平红军南营通讯员。
  潘土法，男，生于1902年4月，原明山乡上坊村人，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0月入伍，1930年9月因叛徒出卖捕杀于凡岭脚阳彭桥山上，时任宣平红军东营指挥。
  叶加兴，男，生于1897年10月18日，原泽村乡塘头村人，1930年入伍，1930年9月9日捕杀于宣平北门。时为宣平西营红军战士。
  邱金隆，男，生于1903年，坦洪乡叶坑（现改为金隆村）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入伍，1930年9月13日被敌逮捕枪杀，时任宣平红军北营指挥。
  聂涂兴，男，生于1912年，柳城镇前湾村人，1928年7月加入共产党，1930年9月13日在张大山战斗中牺牲，时为宣平红军南营战士。
  巫樟海，男，生于1905年，原陶宅乡里大坑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7月入伍，1930年9月在俞源村对敌作战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战士。
  谢振芳，男，生于1904年5月16日，原泽村乡泽村人，1930年7月入伍，1930年9月在老鼠岩与敌作战被俘牺牲于宣平县城，时任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陶茶儿，男，生于1904年9月8日，桃溪镇陶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5月入伍，1930年9月18日被敌杀于石眼床地方，时任宣平红军西营排长。
  饶舍包，男，生于1901年10月，桃溪镇陶村人，1930年入伍，1930年9月被敌捕杀于宣平北门，时系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许连生，男，生于1911年，柳城镇前湾村人，1928年7月加入共产党，1930年7月月入伍，1930年9月18日在三岩寺战斗中牺牲，时为宣平红军南营战士。
  毛宗行，男，生于1912年，柳城镇前湾村人，1930年7月入伍，1930年9月18日在三岩寺战斗中牺牲，时系宣平红军南营战士。
  王土成，男，生于1910年，大溪口乡底章（王大市）村人，1930年7月入伍，1930年9月20日被捕，24日枪杀于宣平下桥头。时为宣平红军南营战士。
  张春芳，男，生于1903年3月，原桃溪滩乡清塘村人，1930年2月入伍，1930年9月24日被敌杀害于清塘村，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北营战士。
  邹王宝，男，生于1909年12月，西联乡大溪口村人，1930年6月入伍，1930年9月28日被敌捕杀于大溪口村下河口凉亭，时为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沈明杨，男，生于1900年，西联乡章五里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9月29日去石柱源途中被敌杀害，时系宣平西营红军战士。
  罗三星，男，生于1899年，原明山乡上坊村人，1928年6月加入共产党，1929年10月入伍，1930年9月29日被敌杀于东巨村，时系宣平红军东营联络员。
  戴文星，男，生于1898年，原明山乡东渠村人，1930年6月入伍，1930年9月29日执行任务时牺牲于东巨村，时系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李金昌，男，生于1897年8月，原宣武乡陈弄村人，1930年5月入伍，1930年10月6日在后树战斗中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伍方涛，男，生于1904年，白姆乡伍家坞村人，1927年10月加入共产党，1930年4月入伍，1930年l0月8日被敌杀害于董处村，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茶山营战士。
  方祝意，男，生于1900，原陶宅乡梁宅村人，1930年9月入伍，1930年10月被敌枪杀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经济保管员。
  吴汝川，男，生于1899年，坦洪乡洪村人，1928年10月加入共产党，1930年10月被敌捕杀于柳城，时任宣平红军北营排长。
  钟田有，男，生于1904年，原陶宅乡里大坑村人，1928年10月加入共产党，1930年7月入伍，1930年10月11日在紫溪村战斗中牺牲，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吴仁标，男，生于1902年9月22日，原泽村乡前吴村人，1930年7月入伍，1930年10月14日被敌捕杀于宣平下桥头，时为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邹广春，男，生于1894年，原登云乡大河源（反背）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10月27日被敌捕杀于红花竹园地方，时任宣平红军西营副指挥。
  阮占来，男，生于1903年9月15日，坦洪乡上陶村人，1929年5月加入共产党，1930年5月入伍，1930年10月29日被敌捕杀于凡岭脚阳彭桥山上，时为宣平红军北营联络员。
  胡玉林，男，生于1903年，原泽村乡泽村人，1930年7月入伍，1930年10月24日被捕，10月31日杀害于宣平北门，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沈永茂，男，生于1898年，西联乡章五里村人，1930年6月入伍，1930年11月4日在反背村突围时牺牲。时为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柳连旺，男，生于1911年，西联乡马口（八百岭头）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在金华被捕押回宣平遭枪杀，时为宣平红军西营战士。
  谢海山，男，生于1895年3月18日，西联乡上水碓坑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5月入伍，1930年11月13日与省防军战斗中牺牲，时任宣平西营文书。
  邹增水，男，生于1898年6月，坦洪乡洪村人，1929年入伍，1930年在仰天垄营地被省防军抓捕押解南湖二里亭地方被杀害，时为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潘土南，男，生于1882年1月，坦洪乡上坦村人，1929年入伍，1930年在仰天垄营地被捕，被省防军杀害于南湖二里亭地方，时为浙武红军游击队武义西营战士。
  陈国章，男，生于1898年7月，坦洪乡塘齐村人，1929年入伍，1930年在仰天垄营地被省防军抓捕押解南湖二里亭地方杀害，时为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潘连堂，男，生于1902年1月，坦洪乡上坦村人，1929年2月入伍，1930年在仰天垄营地被省防军抓捕押解南湖二里亭地方杀害，时为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钱正相，男，生于1897年8月，坦洪乡上陶村人，1929年入伍，1930年在仰天垄营地被省防军抓捕押解南湖二里亭地方杀害，时为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祝春旺，男，生于1895年，俞源乡凡岭脚村人，1930年6月入伍，1930年12月24日被敌捕杀于凡岭脚，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祝舍朝，男，生于1893年，俞源乡凡岭脚村人，1930年6月入伍，1930年12月24日被敌捕杀于凡岭脚，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邹舍孟，男，生于1904年10月，俞源乡凡岭脚树人，1930年6月入伍，1930年12月24日被敌捕杀于本村大桥外，时为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祝永品，男，生于1912年，俞源乡凡岭脚村人，1930年6月入伍，1930年12月24日被敌捕杀本村大桥外，时系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祝庆训，男，生于1891年，俞源乡凡岭脚村人，1930年入伍，1930年12月24日被敌捕杀本村大桥外，时系宣平红军北营战士。
  吴升堂，男，生于1902年，俞源乡吴宅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5月入伍，1930年12月24日在金华茶山头村牺牲，时任宣平红军北营排长。
  朱茂树，男，生于1901年，履坦镇上茶山村人，1930年5月入伍，1931年被捕入狱折磨死亡，时为浙武红军游击队北营战士。
  陈惠昌，男，生于1906年，原杳巨乡岩坞村人，1928年入伍，1931年3月18日枪杀于武义县城西枫树亭，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姜云龙，男，生于1893年，柳城镇前湾村人，1928年5月加入共产党，1928年5月入伍，1931年被敌杀害于杭州陆军监狱，时任宣平红军南营副指挥、连长。
  胡福元，男，生于1903年，原杳巨乡岩坞村人，1928年入伍，1930年被捕，1930年3月18日被敌枪杀于武义城西枫树亭，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何樟堂，男，生于1907年10月，原陶宅乡下巨口村人，1930年6月入伍，1931年6月在下杨被捕杀害于武义西门，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西营战士。
  陈祖训，又名俞陈寿，男，生于1888年8月，坦洪乡上周村人，1930年7月入党，同年入伍，1931年4月17日在杭州被捕，同年8月6日遭敌判处死刑，时任宣平红军东营副指挥。
  邹高水，男，生于1893年12月21日，俞源乡凡岭脚村人，1927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31年7月7日在金华（当时汤溪县）童铺村被捕押杭州陆军监狱遭杀害，时任宣平红军北营副指挥。
  张福林，男，生于1909年11月，原邵宅乡石井口村人，1929年4月入伍，1931年4月叛徒出卖被捕，同年12月杀害于武义东门，时任浙武红军游击队东营指挥。
  吴苏文，男，生于1906年，俞源乡吴宅村人，1928年4月加入共产党，1930年7月入伍，1931年12月23日被敌捕杀于凡岭脚，时任宣平红军经济管理员。
  陶德尊，男，生于1902年3月2日，原陶宅乡陶宅村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入伍，1930年被捕，1932年1月4日折磨致死，时任中共武义西区区委书记。
  鲍振川，男，生于1889年，桃溪镇大河源村人，1928年入伍，1932年在严州被捕入狱，被敌枪杀于杭州，时任宣平红军西营经济管理员。
  王连武，男，生于1901年7月8日，桃溪镇泉丰村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入伍，1931年被捕，1932年2月15日被枪杀在下库王天堂岭地方，时任宣平红军北营排长。
  徐振甲，男，原白溪乡西村人，中共党员，1932年由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于河南许昌，时为党的特工人员，派驻河南许昌八0师学兵营执行任务。
  郑汝良，男，生于1898年，原登云乡吴畈村人，1928年入伍，1932年12月在严州被捕杀于杭州，时任宣平红军西营指挥。
  何金云，男，生于1908年10月28日，西联乡内河洋村人，1930年7月入伍，1933年10月26日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押解途中枪杀，时任宣平红军排长。
  谢玮，又名：谢李法，男，生于1904年3月8日，原泽村乡种子源村人，中共党员，1927年入伍，1929年1月在金华被捕，1933年12月被枪杀杭州松木场，时任中共宣平江山党支部书记。
  曾志达，男，生于1906年8月，原泽村乡后溪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2年杭州陆军监狱牺牲，曾任中共宣平县委书记、兰溪中心县委书记、宣平红军总指挥。
  潘漠华，又名：潘训，男，生于1902年6月，坦洪乡上坦村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1934年被捕在狱中斗争，被折磨而死，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
  邹法林，男，生于1909年7月10日，茭道镇麻粟畈村人，1927年入伍，1934年3月6日被敌枪杀于武义东门外，时为浙武红军游击队战士。
  叶树法，男，生于1901年7月西联乡内河洋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入伍，1929年2月9日被捕，1935年在杭州陆军监狱折磨致死。
  何觉人，又名：何高人、何永金，男，生于1903年，武义县城人，1926年8月入党，1926年8月入伍，1932年2月被敌杀害于杭州松木场，时系中共武义县委委员。1981年浙江省革命烈士通知书第47号批准。
  魏维贤，男，生于1907年，茭道镇外沙溪村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被捕，1937年被折磨死于嘉兴狱中，时系农民协会会员。
  涂兴榜，男，生于1902年10月，大溪口乡下鲍村人，1928年5月加入共产党，1930年5月入伍，1930年7月在三岩寺战斗中被捕，1937年11月死于杭州陆军监狱，时任宣平红军南营副指挥。
  魏顺汉，男，生于1904年，茭道镇沙溪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入伍，1928年被捕，关押嘉兴监狱，1938年被折磨而死，时任中共沙溪支部书记。
  潘广兴，男，生于1906年，原陶宅乡石彭头村人，1928年8月加入共产党，1928年入伍，1929年12月15日被捕，1941年3月9日被折磨死于狱中，时系浙武红军游击队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
  刘凤连，女，生于1910年，桃溪镇子杭村人，1941年11月入伍，1941年11月18日在龙泉临战边委驻地东萤山铺被捕牺牲，时任浙西南特委联络员。
  李守初，又名驮头舍牛，男，生于1890年2月，武义县城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6年入伍，1942年9月在上茭道遭敌枪杀牺牲，时为抗日游击队秘密党员，1926年曾任中共武义支部书记。
  蒋震凡，男，生于1913年8月2日，武义县城人，1938年12月加入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抗大入伍，1942年在反扫荡中被日寇杀害，时任冀西徐水县武装部长。
  邱米太，男，生于1902年，原登云乡大坑（竹叶坪）村人，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6年入伍，1942年2月被捕入狱，同年3月被敌杀害于遂昌县门阵村，时系宣遂汤边区武工队员。
  邱彬太，男，生于1889年，西联乡石柱源村人，1942年入伍，1944年3月10日被敌杀害于章五里村，时系闽浙边委武工队联络员。
  邱礼太，男，和于1897年，西联乡石柱源村人，1942年入伍，1944年3月10日牺牲于章五里村百州田角，时系闽浙边委武工队联络员。
  周渭水，男，生于1908年，西联乡章五里村人，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4年3月12日被敌杀害于章五里村，时任中共章五里支部书记。
  谢老五，男，生于1885年3月，西联乡上水碓坑村人，1937年加入共产党，1941年入伍，1944年4月25日牺牲于下水碓坑袂元寺岭脚，时任中共上水碓坑支部书记。
  鲍樟明，男，生于1895年9月，西联乡东坑（和尚田）村人，1942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入伍，1944年3月10日牺牲，时系闽浙边委武工队联络员。
  陈樟珠，女，生于1897年，西联乡石柱源村人，1942年春入伍，1944年4月25日牺牲于章五里，时为闽浙边委武工队联络员。
  李康法，男，生于1925年，茭道镇上茭道村人，1943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入伍，1945年4月在绍兴遭遇战中牺牲，时系新四军三支队二分队副班长。
  谢万金，又名谢黄金，男，生于1894年3月，西联乡下水碓坑村人，1942年春加入共产党，同年入伍，1944年11月被捕后牺牲于宣平，时系宣遂汤边区武工队员。
  解放战争时期
  徐行，又名徐庆丹，男，生于1910年，武义县城人，中共党员，1938年10月入延安抗大，1946年王震部队从中原解放区撤回延安时失踪，时系王震359旅部队干部。
  赖林宝，又名赖孟良，男，生于1912年6月，原登云乡子坑村人，1938年加入党组织，1943年入伍，1946年8月8日被敌逮捕，9月6日杀害牺牲，时为宣遂汤边区武工队队员。
  邹志义，男，生于1911年，茭道镇邹里坞村人，中共党员，1947年12月29日被敌杀害于永康八字墙，时系秘密交通员。
  李子银，又名李德洪，男，生于1926年，泉溪镇山方村人，1948年6月入伍，1948年8月15日在新宅区和尚弄被敌杀害，时为浙东游击队6支队9大队战士。
  周德寿，男，生于1921年，桐琴镇石仓岩村人，1948年6月加入共产党，1947年5月入伍，1948年8月15日在武义和尚田战斗中牺牲，时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6支队9大队战士。
  胡金顺，男，生于1930年，原桃溪滩乡两头门村人，1948年入伍，1948年9月在两头门被敌杀害，时系浙东游击队6支队9大队联络员。
  李济旺，男，生于1918年，原新宅乡李村人，1947年5月入伍，1949年2月在黄呈坑与匪作战中牺牲，时系浙东游击队6支队战士。
  潘广海，男，原宣武乡道芝村人，1947年2月入伍，1949年2月29日被匪抓捕，3月30日杀害于少妃，时任浙南第3支队2大队1中队班长。
  谢祖玄，男，生于1925年1月，桃溪镇种子源（西山下）村人，1948年入伍，1949年6月14日在宣平赴金华途中马鞍岭脚地段被匪杀害牺牲，时系宣平县发运队保管员。
  何其法，男，生于1929年6月，原溪里乡郭洞下宅村人，中共党员，1947年6月入伍，1949年7月在武义履坦区工作时牺牲，曾任武义县新宅中队指导员。
  谢绍同，又名：谢列平，男，生于1929年6月，柳城镇县前横街内外塘巷人，1949年4月入伍，1949年7月下乡北山途中遭匪杀害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政治部文化教员。
  李桂生，又名：兆庆，男，生于1923年11月，原新宅乡李村人，中共党员，1946年6月入伍，1949年8月2日在下杨剿匪时牺牲。时任新宅区副区长、武工队队长。
  钱子勤，又名：陶子勤，男，生于1935年，坦洪乡上陶村人，1949年1月入伍，1949年8月被捕杀害于上陶村夫人庙，时为宣平县桃溪中队战士。
  朱志江，男，生于1927年，原芦北乡郭村人，1949年6月入伍，1949年失踪，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0军88师264团1营2连战士。
  赖家永，男，白姆乡外麻阳村人，1949年5月入伍，在部队失踪，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35师战士。
  吴官有，男，生于1929年，三港乡三港（毛长）村人，1949年6月入伍，1949年在宣平剿匪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宣平县中队战士。
  钱玉川，男，生于1890年，西联乡章五里村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6月入伍，1949年9月23日在执行任务时遭土匪杀害于章五里村，时任中共章五里支部书记。
  史会，男，生于1926年，茭道镇人，1949年5月入伍，1949年9月于上海市宝山县杨溪牺牲，时为第28军84师250团机枪连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蒋长春，男，生于1950年，茭道镇蒋马洞村人，1949年12月23日在本村被匪杀害，时任蒋马洞村农会文书。
  郑小苟，男，生于1899年，茭道镇下茭道村人，1949年12月30日，被匪杀害，时任白洋区普岭乡下茭道自卫团长。
  周兴文，男，生于1927年2月，西联乡壶源（李章后）村人，1949年12月入伍，1949年进军西南作战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0051部队1支队战士。
  吴李德，男，生于1925年12月，西联乡章五里村人，1949年4月入伍，1949年12月在曳岭区一带与敌作战牺牲，时为宣平县大队1中队战士。
  郑泰，又名：生林，男，生于1925年8月，原新宅乡许里村人，1949年入伍，1950年1月17日执行任务中死亡，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105师314团1营机炮连战士。
  祝昭光，男，生于1928年10月，柳城镇县后村人，1949年6月16日入伍，1950年1月26日在四川被匪包围在突围中牺牲，时系四川省秀山县溶溪区公所工作人员。
  周德让，男，生于1931年8月，桃溪镇泽村人，1949年12月入伍，1950年2月因工作从澧浦返金华途中遇匪被杀牺牲，时系金华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办事员。
  郑驮万，男，茭道镇罗山（麻车岗）村人，1950年2月7日被匪杀害，时系金华县公安局干部。
  甘传昌，男，生于1929年，柳城镇县后街人，1950年4月2日去东阳采访在离城15里地方被匪杀害，时系金华大众报社记者。
  王高升，又名：王联志，男，生于1925年，武义县城溪南汤村人，1949年5月入伍，1950年4月7日在军事演习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5团2营4连战士。
  谢金龙，男，生于1919年，原邵宅乡下埠口村人，1949年8月入伍，1950年4月9日夜被匪杀害于下埠口，时任下埠口村民兵大队长。
  张舍定，男，生于1915年9月，原新宅乡麻竹园村人，1950年4月19日在麻竹园被土匪杀害，时任菊溪乡第八农会主任。
  邵桂荣，又名：邵天脱，男，生于1922年，原邵宅乡仙洞村人，1949年5月加入共产党，1948年10月入伍，1950年4月在广东从代县六台山战斗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132师395团2营4连战士。
  李友顺，男，生于1931年6月，原白溪乡西田畈村人，1949年12月入伍，1950年5月在收农业税途中遇匪战斗中牺牲，时系武义县童芦粮库保管员。
  祝兆贤，又名：祝三奶，男，生于1930年11月，俞源乡吴宅村人，1949年5月入伍，1950年在塘家园剿匪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第八军分区战士。
  杨增垚，男，生于1896年，白姆乡里麻阳村人，1949年5月入伍，1950年6月被匪杀害，时任麻阳村农会副主任。
  陈祖舜，男，生于1931年10月，原竹客乡竹客村人，1949年6月入伍，1950年8月14日在四川万县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11军炮兵团政治处摄影员。
  张李金，男，生于1915年，原溪里乡下徐村人，1950年1月入伍，1950年10月在溪里村被匪杀害，时任武义县双坑乡农会主任。
  芦树奶，男，生于1902年，桃溪镇锦平（叶村）村人，1949年入伍，1950年10月19日被匪杀害，时任德云乡第五行政村农会主任。
  汤德庆，男，生于1915年，原项店乡瑶村人，1945年入伍，1950年10月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24军山炮东海部队931支队兽医。
  曹品，男，1948年10月入伍，1950年10月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志愿军110师358团4连战士。
  刘公昌，男，生于1925年11月，西联乡东坑村人，1950年入伍，1950年10月14日被匪杀害，时系西联乡东坑村民兵队长。
  潘钱富，男，生于1912年10月，俞源乡黄家里村人，1948年11月入伍，1950年11月28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79师236团3营7连战士。
  魏宝生，男，生于1917年，茭道镇沙溪村人，1949年4月入伍，1950年11月28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第9兵团20军58师172团1机连炊事员。
  方珍山，男，生于1911年，原陶宅乡梁宅村人，1949年入伍，1950年11月在朝鲜牺牲，时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赵方桂，男，生于1923年，大田乡派塘村人，1949年10月入伍，1950年12月19日在剿匪中牺牲。时系派塘村民兵。
  徐天高，男，1949年4月入伍，1950年12月在四川牺牲，时系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战士。
  鲁鸿贵，男，生于1927年，原陶宅乡里大坑村人，1949年11月入伍，1950年12月29日在本村被匪杀害，时系本村民兵。
  张火法，男，生于1910年，原宣武乡三坑口（八百后）村人，1951年在黄呈坑被匪杀害，时任黄呈坑村农会副主任。
  李岳庭，男，生于1924年，泉溪镇车苏（杨思岭）村人，1948年10月入伍，1951年2月11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38军114师342团炮兵2连副班长。
  朱亦法，男，生于1921年7月，原项店乡白革村人，1948年9月入伍，1951年2月13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370团1营1连战士。
  邹福明，男，生于1920年10月，原登云乡大坑（小坑）村人，1948年8月在济南解放入伍，1951年3月7日在河北衡水专区深县六区来信后，一直失去联系，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34师100团3营8连战士。
  李德明，男，生于1926年，原登云乡上内陈村人，1950年5月入伍，1951年3月30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117师351团战士。
  叶顺进，男，生于1928年6月，桃溪镇泽村（塘头）村人，1949年2月10日入伍，1951年4月7日因剿匪牺牲，时系桃溪区中队战士。
  谢堂寿，又名谢堂福，男，生于1927年8月，原邵宅乡白阳村人，1949年8月入伍，1951年4月22日在朝鲜金鹤山战斗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6军78师232团1营战士。
  胡叔权，又名：胡叔传，男，生于1924年，武义县城人，1949年5月入伍，1951年在朝鲜734高地牺牲，时系志愿军第37军80师139团副班长。
  陈美月，女，生于1933年，武义县城人，1949年6月入伍，1951年5月在朝鲜三巨里牺牲，时系志愿军第12军后勤部看护。
  陈志昌，男，生于1919年，武义县城人，1948年12月入伍，1951年在朝鲜牺牲，时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1军63师187团3营8连战士。
  吴登清，又名：吴陈兴，男，生于1918年，原云华乡上江村人，1950年入伍，1951年在抗美援朝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5团战士。
  陈品珍，男，生于1913年，原新宅乡塘头村人，1948年2月入伍，1951年10月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190师418团1营2连战士。
  俞增富，又名：俞振富，男，生于1934年6月，俞源乡俞源村人，1949年12月入伍，1951年10月13日在朝鲜上甘岭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战校3支队7中队7小队战士。
  祝林武，又名祝加云，男，生于1934年10月，桃溪镇陶村人。1949年入伍，1951年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33师99团战士。
  沈舍伟，男，生于1922年，原云华乡华塘村人，1949年5月入伍，1951年12月8日在曳岭区剿匪中牺牲，时系宣平县中队战士。
  王冬清，又名：王科成，男，生于1916年，原云华乡上江村人，1950年入伍，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役中失踪，时系志愿军12军59师175团战士。
  王土文，又名王舍宝，男，生于1929年9月，原泽村乡潘家洋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2年在朝鲜战场牺牲，时系志愿军战士。
  梁尚华，男，生于1919年，大溪口乡山下鲍村人，1949年入伍，1951年12月在朝鲜战役中牺牲，时系志愿军26军16师226团1营1连战士。
  吴金根，男，生于1933年，三港乡五福村人，1952年1月入伍，战士，1952年4月在抗美援朝中牺牲。
  童舜贵，男，生于1930年，原白溪乡白溪村人，1950年2月入伍，1952年在福建南岛战斗中失踪，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83师247团6连见习文化教员。
  徐炳云，男，生于1930年，武义县城人。1951年3月入伍，1952年6月11日在黄岩礁山战斗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62师186团3营9连战士。
  陈庆元，男，生于1930年10月，武义县城人，1951年2月入伍，1952年6月11日在黄岩礁山战斗中牺牲。系中国人民解放军62师186团3营9连战士。
  徐文成，男，生于1932年，桐琴镇湖干畈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2年6月11日在黄岩礁战斗中牺牲，系中国人民解放军62师136团3营9连战士。
  王岳祥，男，生于1928年，原泽村乡锦后（乌石后）村人，1951年1月入伍，1952年6月23日在抗美援朝中牺牲，时系志愿军91团2营5连战士。
  李潘兴，又名李潘新，男，生于1931年，原宣武乡大莱村人，1951年1月入伍，1952年6月22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志愿军91团1营2连战士。
  何庆云，男，生于1925年，原武阳镇南源村人，1949年1月入伍，1952年8月14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40军120师359团机炮连战士。1955年10月20日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第00556号。
  陶增富，男，生于1930年12月，桃溪镇陶村（下畈心）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2年8月30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12军34师100团2营4连战士。
  祝土生，男，生于1931年，俞源乡凡岭脚村人，1951年2月入伍，1952年8月30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12军34师100团1营2连战士。
  朱寿辰，男，生于1933年2月，原泽村乡锦平（山朱）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2年9月29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12军34师100团2营2连战士。
  陈祖祥，男，生于1925年，原宣武乡上少妃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2年9月13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34师100团1营2连战士。
  郑金贵，男，生于1929年，原大源乡大岭头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2年9月15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12军34师100团1营2连战士。
  廖乾明，男，生于1924年，原大源乡乌溪（内铺）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2年10月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12军34师100团1营2连战士。
  吴曰彩，男，生于1931年，俞源乡吴宅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2年10月30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12军34师100团2营6连战士。
  陶远旺，又名陶园旺，男，生于1929年5月，桃溪镇陶村人，1951年2月入伍，1952年11月在朝鲜上甘岭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3营8连战士。
  项子芳，男，生于1927年，三港乡三港村人，1951年1月入伍，1952年11月2日在朝鲜上甘岭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第92团3营8连战士。
  周立祥，男，生于1931年9月，大溪口乡水头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2年1月14日在朝鲜五暨山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12军31师92团2营4连战士。
  金再富，男，生于1932年，桐琴镇湖干畈村人，1949年9月入伍，1952年12月12日在朝鲜牺牲，时系志愿军后勤4分队27大站大车连战士。
  曾万进，男，生于1929年，原大源乡青坑村人，1951年1月入伍，1953年1月28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536团2营4连战士。
  徐金明，又名徐鸣生，男，生于1927年11月，桐琴镇敕令桥村人。1949年4月入伍，1953年2月21日在朝鲜上甘岭205高地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201团3营9连战士。
  王世云，男，生于1925年10月，武义县城溪南汤村人，1949年5月入伍，1953年2月23日在朝鲜光大岱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67师201团2营6连战士。
  施周木，男，生于1930年4月，原溪里乡郭洞上宅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3年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第201团3营8连卫生员。
  林春茂，男，生于1924年，武义县城人，1949年5月入伍，1953年3月11日在朝鲜205高地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67师201团战士。
  吴仁法，又名吴毛牛，男，生于1925年9月，俞源乡吴宅村人。1951年12月入伍，1953年6月在朝鲜反击战中牺牲，时系志愿军536团九连战士。
  吴德广，男，生于1933年9月，原邵宅乡吴村人。1952年10月加入共青团，1951年7月入伍，1953年6月在朝鲜上甘岭275高地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24军70师208团1营2连任助教。
  傅银良，男，生于1926年，俞源乡吴宅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3年6月19日在朝鲜反击战中牺牲，时系志愿军536团机2连战士。
  兰火友，男，生于1922年7月，大溪口乡底章（王大市）村人，1951年2月入伍，1953年7月2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60军179师536团2营5连战士。
  程朝堂，男，生于1934年，原邵宅乡王村人。1951年4月入伍，1953年7月10日在朝鲜八九0二高地战斗中牺牲，当时系志愿军第181团高机连战士。
  陈尚起，男，生于1931年，武义县城人，1951年3月入伍，1953年7月牺牲，时系解放军16军46师137团后勤部汽车连副驾驶。
  李贵林，男，生于1929年，原邵宅乡吴村人，1951年4月入伍，1953年7月在朝鲜六四九八高地南麓战斗中牺牲，时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1军61师181团1机连副班长。
  方树舟，男，生于1924年5月，柳城镇县后横街通德巷人，1949年5月入伍，1953年7月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200团2营4连战士。
  周儒生，男，生于1928年，桐琴镇（原芦北乡）乌石头（上新屋）村人。1951年3月入伍，1953年7月20日在朝鲜牺牲，时系志愿军68军后勤部汽车2队战士。
  沈才兴，男，生于1932年6月，西联乡水口村人，1952年加入共青团，1951年2月入伍，1953年11月5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时系志愿军60军179师936团3营8连战士。
  吕茂春，男，生于1918年，原新宅乡大方村人，1947年8月入伍，1953年12月9日在朝鲜牺牲，时系志愿军67师炮兵团1营3连战士。
  朱培，男，生于1929年，武义县城人，1951年1月加入共青团，1949年7月入伍，1954年6月在飞行中失事牺牲，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728部队2支队1支队空军通讯长
  徐敬志，又名徐敬子，男，生于1928年10月，武义县城人，1951年入伍，1955年在飞行巡逻时因汽缸爆炸牺牲，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空军2740部队领航长。
  刘火馀，男，生于1932年2月，原云华乡皮子源村人，1953年2月加入共产党，1953年3月入伍，1955年6月12日在福建漳州牺牲，时系人民解放军0111部队9支队技工。
  俞凤吉，男，生于1930年，王宅镇王宅村人，1949年10月入伍，1956年6月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00115部队战士。
  汪绍雄，男，生于1945年6月，柳城镇祝村人，1964年加入共青团，1965年3月入伍，1967年5月10日在援越抗美战斗中牺牲，时系8335部队221大队战士。
  唐寿山，又名唐舍川，男，生于1946年11月，原武阳镇唐里畈村人，1965年12月加入共青团，1966年3月入伍，1968年8月22日在训练中牺牲，时系人民解放军6316部队13分队2小队战士。
  陈金木，男，生于1936年5月，王宅镇马府下村人，1956年3月入伍，1971年1月7日在萧山县因公牺牲，时任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采石连指导员。
  邹宝林，男，生于1947年3月，三港乡黄西村人，1969年10月加入共产党，1968年4月入伍，1971年5月18日在江山煤矿因公牺牲，时系解放军6298部队9小队班长。
  潘宝昌，男，生于1956年9月，坦洪乡上陶村人，1977年1月入伍，1978年8月12日在中蒙边界执行任务时牺牲，时属人民解放军00912部队。
  廖松文，男，生于1956年4月，原新宅乡麻竹园村人，1975年1月入伍，1979年4月26日执行任务中因公牺牲，时系人民解放军699野战医院副班长。
  支志根，男，生于1948年11月11日，原邵宅乡石井口村人，1969年加入共产党，1968年入伍，1971年退伍，1984年7月2日为保护石井岗水电站抗洪中牺牲，时系邵宅乡石井岗电站发电组长。
  胡洪言，男，生于1940年4月，武义县城人，1965年12月加入共产党，1958年7月入伍，1991年11月6日在东风莹石公司招待所与歹徒搏斗时牺牲，时任武义县公安局正局级纪检员。
  金东广，男，生于1978年3月，桐琴镇姚产村人，1994年4月19日为抢救弱水儿童牺牲，时为姚产村基干民兵，为此金华军分区给金东广追记二等功。
  烈士传记
  徐英传
  徐英（1907～1930），原名胡连，又名紫衡，化名于凤鸣，武义县熟溪街道水碓后村人，生于1907年8月19日。1925年冬，在宁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武义县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和省委书记，中共宁波特支书记、党中央巡视员等重要职务。1928年9月担任武义秋收暴动总指挥，打响了当地农民武装斗争的第一一枪。1930年8月27日，在杭州陆军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4岁。
  一
  徐英出生于浙西一个贫穷山村的农民家庭，他5岁时父母双亡，从小由姐姐抚养。徐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还练就了一手好字。
  从少年时代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徐英，备受困厄，饱尝辛酸，但他绝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1925年，他19岁时，告别亲人，远离家乡，只身来到杭州、宁波等地寻找职业，几经周折，终于进了宁波美球针织厂，当了一名工人。不久，上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股浪潮也在宁波引起了强烈反响。此时，徐英与一批新工人正在上海福华丝边厂培训，他看到了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回到宁波美球针织厂后，发动全厂的工友，成立工会。在成立大会上大家推选他担任厂里第一任工会主席。徐英领导厂里的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迫使厂方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福利条件等一些正当的要求。
  1925年冬，徐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在美球针织厂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还承担了地委交通联络的工作。
  在艰险的秘密斗争中，徐英表现了他的机智、沉着和勇敢。1926年7月的一天晚上，宁波党组织在启明女中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有地委领导和工人、学生代表30多人参加。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发现反动军警包围了学校，大家一时有些慌乱；徐英见状，立即提醒同志们：“别慌！先把党的文件、名单收藏在井下。”为了防止意外，他又要求每个人再检查一遍身上，接着让大家有秩序地分散到教室外面去。校门打开后，军警多人拥入，经搜查，没有发现可疑之外，同志们就安全脱险。
  1927年4月9日，国民党右派正式宣布全市戒严，进行“清党”，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团体被军警占领、查封，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受拘留拷问，参加抗议示威的游行队伍也遭武装军警的枪击。面对急剧恶化的形势，徐英一刻也没有停止党的工作。他经常改名换姓，化装成各种不同身分的人出没在人群中，避开密探的跟踪，到同志那里去打听消息和进行秘密联络，在敌人的眼皮下进行“无声的斗争”。中共宁波地委负责人王家漠（即王小曼）很赏识徐英的机智勇敢和出色的化装本领，曾说：徐英化装起来，就连自己的同志一时也难以辩认出来。
  宁波反动派继续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环境愈来愈险恶。不久，城里出现了“生擒五小猫（指王小曼），活捉徐狐狸（指徐英）”的标语。徐英也因美球针织厂厂厂主告发他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带领工人“闹事”，遭到当局逮捕。在拘留所里，他面对敌人的审讯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丝毫不肯吐露真情。当徐英被捕的消息传到美球针织厂时，立即激起了工人们的义愤，许多工友去找厂主交涉，提出“若不释放徐英，我们就不上工”的条件，以示抗议。厂方唯恐事态扩大，难以平息，答应保释徐英，由于徐英的真实身分尚未暴露，不久他就获释。
  宁波党组织考虑到时局不断恶化，为了保存实力和隐蔽骨干，徐英奉命从城里转移到郊区隐蔽。不久，他来到杭州，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中共浙江省委指派徐英回到家乡武义进行恢复党组织和发动农民武装起义。
  二
  1927年11月，徐英秘密地回到武义。当时武义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多数流散各地暂作隐蔽，党的组织活动陷入停顿状态。徐英为重新恢复党的组织活动而东奔西走，秘密串连，终于和县委的同志接上了联系，把党组织机关恢复了起来，并将原来的临时县委组建为正式县委，徐英任县委书记。
  不久，徐英在下王宅主持召开秘密会议，根据中央“八七”会议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确定县委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发动农民进行秋收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会议并推定邵李清为县委书记。
  1928年6月，徐英在金畈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在会议上分析了革命形势。会议决定在全县成立东、南、西、北四个区委，以加强对农民秋收起义的领导。会后，徐英等人到各地去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动员群众参加农会，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
  7月中旬的一天，徐英等人在县农会主任蒋卓南的陪同下，来到离城40里的新宅，参加农会在这里召开的群众大会。徐英利用这个机会，在会上宣传了党的主张，并注意从农民积极分子中物色党团员发展对象。大会结束后，徐英等人立即赶到西乡梁宅、陶宅，了解那里党支部的活动情况。接着他们又来到了山区的东阳门、大莱口一带，一面察看地形，一面商量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问题。然后又翻山越岭，来到徐英的家乡水碓后村，当晚召集村里的党员开会，直到深夜3点钟才散会。
  为了加快组织建设的步伐，徐英经常与群众的积极分子秘密串连，促膝谈心，宣传党的主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经过徐英等人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全县先后建立起63个党支部，发展党团员近500人，参加农会的人数就更多了。
  徐英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为建立革命武装，进行不少准备工作。他曾秘密地到外地筹办到一些武器。
  8月初，武义县委为了有力地打击地主豪绅嚣张气焰、消除农民的顾虑、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在徐英和邵李清的指挥下，组织了武义农民第一次武装袭击地主豪绅的斗争，严厉惩办了隔屋村依仗权势、疯狂欺压农民的恶霸林新福。嗣后，同志们分头张贴揭露林新福罪恶的布告。一夜之间，几十张布告出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第二天“隔屋事件”轰动了整个武义县城，吓得土豪劣绅们胆颤心惊，弄得县太爷惶惶不可终日。
  9月13日，县委派倪云腾、徐乙威（徐强）两人前去桐琴参加永康、武义两县党的领导人会议，决定10月10日晚两县同时举行秋收暴动。会后，即成立武义暴动总指挥部，由徐英任总指挥，邵李清任副总指挥。下设东、西、南、北四个区暴动指挥部：东区指挥徐李富，副指挥倪云腾；西区指挥方文德，副指挥方济民；南区指挥金福仁，副指挥赵德法；北区指挥邵李清，副指挥洪舍贤。徐英与徐乙威隐蔽在县城，探听敌情，进行策应和指挥四个区的活动。会后积极准备暴动物资，做了8面党旗，刻了4颗印章，并筹集到两响头手枪50多支，黄檀炮3门，红缨枪400多支。
  10月10日，全县举行暴动。东路攻打汤村土豪劣绅汤德彩，并派人割断内白至杨公的电话线；西路去东皋警察所缴枪；南路主要是张贴标语口号。由于行动中发生事故，主要目标未能实现。但这次暴动对国民党政府震动很大，县长紧急向省政府请救兵。
  暴动过后，省防军一个团和县自卫队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徐英按照省委指示，又立刻秘密调查这次暴动中的人员伤亡情况和被捕同志的家庭状况，并做了难友家属的善后救济工作。为了狠刹敌人的嚣张气焰，他和战友们研究了对策，派人镇压了抓人凶手林金良。不久他得知，团县委书记倪云腾也遭逮捕，被关在县城的看守所里，倪的家里因怕受株连，不敢前去探望。徐英就委托姐姐前去探监，叫她将一碗干菜肉和五元银元带去交给倪，告诉他“要坚强些，母亲时时挂念着你！”
  三
  1928年冬，徐英奉命从武义返回杭州，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次年1月16日，浙江省委根据中央关于从工人中提拔领导干部的指示，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改组省委，决定由工人出身的徐英担任省委书记。这一期间，杭州及各地白色恐怖愈加严重，不少同志被捕，许多基层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由于有人向敌人自首，中共浙江省委机关也受到严重威胁，一时无法进行活动。于是省委决定委员们分头到各地巡视，以便直接领导各地的工作。徐英先后来到嘉兴、浙西一带检查和指导党的工作。此时浙江党组织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徐英深感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曾写给中央一份报告，请求派一位精干同志来领导浙江的工作。他说：“我这一请求，并不是为了逃避艰苦，也不是因为工作的艰苦而动摇。我是决心干的，不过从浙江党的工作前途计，我不得不请求中央派人。”
  192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浙江省委及各重要地域的负责人会议。17日作出《《浙江问题决议案》，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另行建立杭州、宁波、湖州、台州、温州和兰溪等6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并决定徐英负责巡视浙东、浙南一带党的工作。5月，徐英接受任务后来到宁波，再次领导宁波地区的革命斗争。
  5月下旬，党中央巡视员卓兰芳也来到宁波，与徐英一道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徐英化名于凤鸣，与卓兰芳保持单线联系，先后和一一批坚持秘密斗争的共产党员接上了组织关系。徐英等人经过两个月隐蔽而紧张的准备，于8月成立了宁波地区党的组织——中共宁波特支，徐英担任书记。鉴于宁波城区白色恐怖严重，特支成员难于集体活动，遂决定在执委之间实行单线领导和联络，由“交通”往返联系，传递信息。徐英为了便于联系和加强对特支的领导，不顾个人安危，住在城里的特支机关里，不少同志分散在邻近各县坚持活动。由于徐英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安排巧妙，方法得当，各项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党的组织迅速发展，活动有了开展。到10月底，宁波特支已在镇海、鄞县、慈溪、奉化、象山等地以及鄞县警察局教练所内建立起党支部6个，有党员30余名。
  7、8月间，徐英还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台州、天台、温州等地，对党的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并将当地党组织的恢复和活动的情况及时报告党中央。他参加了台州地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共台州中心县委。
  正当宁波特支领导全市秘密党组织努力工作，准备迎接新的斗争之时，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党组织加紧了破坏和搜捕活动。特支机关也终于被特务发现。1929年12月17日凌晨，徐英在特支机关宁波君子道三街4号楼上被捕。
  四
  1930年2月3日，宁波反动当局将徐英解押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敌人得知徐英曾任浙江省委书记和宁波特支书记等重要职务，国民党浙江高等法院在4月28日判决徐英死刑。徐英从被捕时就下定决心：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坚持斗争下去，绝不放弃自己的斗争权利。在法庭上，他把这里当作战场，与敌人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在监狱中，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很快与狱中党组织成员裘古怀等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加和领导狱中的斗争活动。他提出了法庭是战场，监狱是熔炉的口号，给难友们指明了坚持斗争的方向。徐英还和其他同志巧妙地用密语建立起狱中的联络网，并且与狱外的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平时交谈，也用生活语言来代替政治术语，称狱外的上级党组织为外祖母，狱中党组织为“母亲”。
  徐英在狱中还带领难友们坚持学习和锻练身体。他对难友们说：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活着就要为党工作。“我们关在狭小的笼子里，终年不见阳光，反动派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身体弄垮，成为不能再干革命的残废者。所以我们要学习，要锻炼，不然身体垮了，头脑麻木了，出去怎能继续工作！”徐英每天都以附近杭州造币厂的汽笛声为起床信号，叫难友起床，做徒手操、八段锦，然后，就和难友们一起学习理论和文化。当时狱中党组织秘密编印了两种地下刊物，一种是政治犯看的理论刊物——《火花》（NCKOPO），俄文伊斯库拉），刊登党的“六大”精神、学习心得等：另一种是给普通犯看的文化刊物——《洋铁碗》，文字浅显，通俗易懂，很受难友欢迎。
  在阴森的大牢里，每个监房（即笼子）都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狱中发病率相当高，致使许多犯人病死在狱中。徐英为了争取改善难友们的生活条件，与狱中党组织共同领导难友们向监狱当局展开了3天绝食斗争，但敌人不放过闹事的带头人，将徐英五花大绑，拖出去用藤条毒打，然后铐上九斤重的三节镣。但徐英铮铮铁骨，毫不动摇。
  5、6月间，狱中党组织接到“外祖母”嘱咐，要他们采取越狱行动。徐英和难友们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特别是对卫队士兵做了长时间的策反工作。不料此事被敌人发觉，在预定越狱的前3天，调换了卫队士兵，致使越狱计划未能实现。
  同年7月，工农红军攻打长沙，各地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一面丧心病狂地在各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一面疯狂地屠杀监狱里的政治犯，以此进行报复。8月27日早上，狱中情况异常，全副武装的军警布满各笼子周围，戒备森严，走廊里响起了一阵阵沉重的脚镣声和口号声，“这是最后的斗争……”悲壮的《国际歌》歌声震撼着这座人间地狱。此时，徐英知道敌人开始下毒手了，他和难友们紧紧地握手告别，勉励战友：不要悲伤，不要流泪，要努力奋斗。当看守打开牢门时，徐英从容不迫地走出牢门，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昂首挺胸地走向刑场。徐英等19人，在浙江陆军监狱英勇就义。
  邵李清传
  邵李清（1901～1930），字泽民，1901年2月5日出生于武义县上邵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丧母，由外祖母抚养成人。1919年夏毕业于壶山小学，1922年秋考进省立第七中学师范部。在校参加白话诗文研究会，阅读进步书刊，接触革命思想。1924年夏因家境贫寒辍学在家，先后到大莱口小学、邵宅小学教书，平时接近农民兄弟，深知农民疾苦。
  1926年8月他由千家驹、钱兆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武义县支部成立后，被选为支部委员，分工农运工作。1927年6月任中共武义临时县委委员。1927年11月任中共武义县委书记。1928年10月，他组织指挥了永武秋收暴动。1930年1月，他发动组织浙武红军游击队，担任党代表兼副总指挥。
  邵李清是武义县建党初期首批入党的，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入党以后，根据党中央有关“农民运动问题”的指示精神，在自己的家乡——邵宅村发动贫苦农民，建立了全县第个农民协会，邵李清被选为主任。农民协会成立以后，邵李清一面领导农会实行“二五”减租；一面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中共邵宅支部。邵李清在领导农民运动中，明确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剥削”、“没收常产庙会土地”的口号，实现了全村的“二五”减租。与此同时，邵宅村常产庙会的100多亩粮田被收归农会，并分配给60多户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1927年春荒时，邵李清又领导农民协会打开邵氏宗祠的粮仓，把豪绅保管的四五百担积谷，根据困难程度，借给农会会员度荒。邵宅村的宗族势力比较深厚，“清明”祭祖，宴请聚餐都被绅士宗主把持，按权势排辈，把妇女和贫苦农民排除在外。农民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就推翻了歧视妇女的旧俗，全村男女老少人人可祭清明吃“清明”。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4月15日在武义大街上就出现了反共标语。18日上午，在清党、反共的逆流中，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在上街运动场召开所谓“市民大会”，他们纠集一批暴徒，把邵李清捆绑到台上，一顿毒打，关进监狱。邵宅农民协会得知后，当即聚集100余名农民，带着扁担、锄头，闹到国民党的县政府，要求释放邵李清。在众怒斥骂声中，国民党县政府被迫释放了邵李清。
  在国民党“清党”以后，中共武义临时县委成立，邵李清被选为临时县委委员。1927年11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共武义县委，邵李清被选为县委书记。
  1928年8月3日，邵李清在邵宅乡金畈村王明钟家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在徐英的指导下，认真分析了“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情况，决定在全县成立了东南西北4个区委，提出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的问题。
  金畈会议第二天，即8月4日夜，邵李清根据县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与县委委员倪云腾一起，率领邵宅、金畈、沈宅等5个支部的党团员40余人，手持刀枪棍棒，到隔屋村惩办了作恶多端、欺压农民的恶霸林新福，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对全县城乡震动很大。
  1928年9月13日，武义、永康两县党组织在桐琴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10日夜两县联合举行秋收暴动。会后，邵李清在白溪新殿湾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各区参加永武秋收暴动的指挥人员，部署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他动员到会同志在行动中要胆大心细，勇敢沉着，为群众作出榜样。
  暴动失败后，反动政府立即调来省防军一个团配合武义的保卫团，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暴动分子”，悬赏缉拿邵李清。在这危急这关，邵李清于1928年11月在邹里坞的插竹庙与倪云腾、徐云从、徐强（徐乙威）开会商量，分析了暴动失败以后的形势，决定作战略上的退却，实行分散隐蔽。他一面通知各基层党支部和农民协会进行单线联系：一面于深夜到杨海涛家，、研究保存实力的隐蔽工作。然后，由杨海涛护送，经过永康的风坑岭，安全到达了义乌县，与义乌的中共秘密党员方城顺接上组织关系，又通过骆文斌安排到义乌与东阳交界的华溪乡里塘小学教书，并参加了当地的支部活动。
  邵李清在义乌期间，以教书为掩护，仍然与武义的党组织保持经常联系，密切关注武义家乡的动向。1930年1月，邵李清接到家乡党组织酝酿组织红军的消息后，在邵炳荣的陪伴下，立即赶回武义。邵李清回到武义后，即与邵炳荣等8人在王村的龙潭坑秘密开会，决定成立武义红军。并指派倪新富、张若安、潘广天、邵顺长等分别到武义县东南西北四乡，发展红军，武装队伍，组建红军游击队。不久，中国共产党浙武红军游击队在王村附近的大公山正式成立，由徐金财担任总指挥，邵李清任党代表兼副总指挥，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
  红军的崛起，有力地打击了敌人。3月20日邵李清亲自率领总部红军30余人，镇压上邵村作恶多端的豪绅邵三喜。同月31日又率总部红军50余人袭击后陈的恶霸陈子贤及其保卫团，当场击毙了陈子贤与2名团丁，，缴获土枪9支。
  首战告捷、旗开得胜。镇压了邵三喜、陈子贤后，军威大振，红军队伍进一步扩大到3000多人，红军组织扩展到金华寺口、喻斯。
  邵李清非常重视红军纪律，认为这是站住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他亲自为红军制订了4条纪律，即1、服从领导听指挥，不准闹独立；2、不准乱拿老百姓的东西；3、不准调戏妇女；4、不准私自派款私分。战斗之余，他还亲自带领红军，帮助驻地的农民生产。
  随着红军队伍的迅速扩大和斗争的节节胜利，红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违法乱纪行为相继暴露。1930年6月，邵李清了解到东路红军指挥倪新富擅自派款、贪污腐化；西路红军潘广天私刻印章、私自派款及不服从总部指挥、闹独立，甚至发展到阴谋收缴总部军监督员和卫队的枪支、企图携枪逃跑等严重问题。邵李清及时召开了总部会议，研究整顿红军。他亲自到邹里坞召开了东路红军大会，宣布总部的决定，开除了倪新富的党籍，撤销其东路红军的指挥职务，又亲自派人处决了潘广天。
  邵李清为加强红军的武器装备，做了大量的筹集工作。1930年8月8日，他离开武义，亲自到上海购买枪支弹药。由于奸细告密，不幸于1930年9月13日在上海被捕，10月2日在兰溪台基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临刑前，他给爱人陈春凤写了绝笔信和诗。他在信中说：“人虽死，精神不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嘱咐妻子“汝静心以待，必有光明之日”。字里行间铁骨铮铮，正气浩然。他坚信革命自有后来人，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信心。
  曾志达传
  曾志达（1906～1932），又名曾尚志、曾权，化名曾昕，武义县后溪村（属原宣平县）人。曾任中共宣平独支书记、宣平县委书记、兰溪中心县委书记和宣平红军总指挥等职。
  曾志达于1906年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1914年进入泽村二益小学读书，1927年夏毕业于杭州宗文中学。
  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武义籍中共党员潘漠华从武汉北伐军回到杭州，参加中共浙江省委工作。当时，刚从杭州宗文中学毕业的曾志达前去看望，在交谈中，漠华介绍了蒋、汪叛变革命的经过及种种罪行，愤慨地说，大屠杀决然阻挡不了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同年7月，就在这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曾志达由潘漠华、马东林介绍，于杭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曾志达由省委安排，到萧山学习半个月后，被派回到宣平家乡建党。回到家乡后，他与省委派去宣平负责党的通讯联络工作的潘振武（化名潘震旦）接上了关系。潘振武介绍了宣平的形势及联络的情况，两人商量决定，首先发展当时在国民党宣平县党部工作的小学同学陈俊（又名陈一飞）为中共党员，不久又发展了俞契琴、潘思源、吴谦等人入党，在宣平城内东街的协盛酱园内成立了中共宣平独支，曾志达任独支书记。独支建立后，在县城创办了青年读书会、平民夜校、妇女半日校，发展了手工业和店员工会等群众组织。1927年10月，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共宣平县委，曾志达任县委书记。
  为了开展党的工作，曾志达以泽村小学校长的公开身份开展活动，发展了教师陶王容入党，成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站。他秘密地联络群众，讲解革命道理，宣传党的主张，物色劳苦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积极培养农会的骨干分子入党；他领导党员和农会开展减租抗租斗争。1927年11月，省委机关遭破坏，潘漠华也从杭州回到宣平上坦。当时正值宣平秘密党的联络通讯地址暴露，负责联络的党员潘振武被捕，潘漠华在上坦无法立足，就与曾志达商量，隐居到少妃的冷泉岩。在此期间，曾志达多次前往研究党的秘密活动和农民运动问题。1929年2、3月间，曾志达根据党的发展需要，提议由县委决定，成立城区（马口）、北乡（上坦）、华塘、江山4个区委。同年6月，曾志达又指派县委委员陈俊在宣平城内召集青帮首领和百子会头目会议，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宣传党的主张，动员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通过一系列的工作，顺利地改造了青帮和百子会，并从中发展了青帮的头目郑士俊、肖政、吴兰才等为中共党员。在县委的领导下，党在农村的组织发展迅速，到1928年冬，全县建立了5个区委，35个党支部，有党员近500人。
  1929年1月19日，泽村小学教师、地下党联络站负责人陶王容被捕，暴露了中共宣平县委和区季负责人的全部名单。在国民党省防军和宣平县保卫团的搜捕及国民党县政府的悬赏通缉下，曾志达毅然决定，一面通知各地党组织，火速转移隐蔽：一面带领县委委员陈俊、俞契琴、吴谦、阮芝唐等到杭州、上海等地寻找党的上级组织，汇报情况，请示工作。就在他们离开宣平的第二天，大批国民党军警人员，前往泽村的后溪抓捕曾志达，抄了他的家，封了他家的门。2月，他到上海，经潘漠华的精心安排，隐蔽在法租界；并到赫德路的浦江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参加上海沪西区委工作，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此期间，在潘漠华的指导下，曾志达等写出《浙江宣平党务报告》，找到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巡视员卓兰芳，详细汇报了宣平党组织和农民运动的情况。
  1928年8月，宣平县委在岩山殿召开了县委、区委和支部书记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明确指出了组织农民武装为建立红军打基础的主张。
  为了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镇压，曾志达在上海向卓兰芳汇报宣平党的活动情况，提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问题。当他的设想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以后，即与潘漠华、陈俊、吴谦等人商量，决定由陈俊、吴谦等人回到宣平组织农军，开展攻城劫狱未成，但通过攻城劫狱的战斗洗礼，形成了宣平红军的雏型。在武义红军的影响下，1930年5月，原来在武义参加浙武红军游击队的邱金隆（又名邱满满）、邹高水等回到宣平筹建红军。经过秘密联络，在吴宅的慈仁寺成立了北营红军。到了6月，又相继成立了西营和南营红军。当陈俊、阮芝唐再次赴沪向曾志达汇报宣平党组织及组建红军的情况时，曾志达又提出了加强红军的领导措施。陈、阮俩根据他的意见，首先成立了宣平红军军事委员会，以加强红军的统一领导，使原来以营为战的红军组织，置于县委的直接领导和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之下。军事委员会由曾志达、陈俊、吴谦、王湘、阮芝唐、邱金隆、邹高水7人组成，曾志达亲任总指挥，陈俊、吴谦、王湘分别兼任北营、西营、南营的党代表（也称政治部主任）。王湘到丽水联系了解红军的组织编制，定番号为“红十三军浙西第三纵队”，并以成立营的前后为序，下设三个大队，即北营为一大队，西营为二大队，南营为三大队。与此同时，进一步扩展红军组织，到了7月，东营红军在上周成立，定编为四大队。至此，参加红军的人数已达2000多人。
  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宣平红军相当活跃，斗争锋芒也由原主要指向地主豪绅，转到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武装，先后组织了凡岭脚伏击战、吴宅阻击战、袭击国民党曳岭区署、攻打遂昌门阵等战斗。10月6日，宣平红军还配合武义、金华的红军，联合攻打了后树保卫团。
  1930年10月上旬，为了提高红军的素质，曾志达面对国民党军警到处搜捕、残杀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白色恐怖，在浙西活动期间，还特地回到宣平，在上坦潘氏祠堂召开红军大会（除南营留驻直坑外，其他3个营全部参加通过总结红军的战斗情况，进行一次集中整顿。会上，他认真分析了红军队伍的成份、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情况，鉴于当时宣平红军在迅速发展中混进了少数土豪劣绅的亲信及某些自由散慢、不听指挥的人等影响战斗力的问题，提出精简人员、提高素质的主张。后因坏人告密，遭到国民党省防军的袭击，红军先后解体，没有达到整顿的目的。
  1929年冬，曾志达在上海，经中共闸北区委领导人徐强（徐乙威）的介绍，由上海党组织安排到江苏省委举办的济难会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党中央就派他到浙江恢复浙西特委、兼任杭州互济会委员。
  1930年建德农民暴动失败，曾志达于7月前往调查失败的原因和党组织的情况。
  该县负责人房森林汇报了暴动失败后仍有少数党组织坚持秘密活动，并有从温州、台州等地流散在建德山区烧炭的四五百农民武装等情况，要求上级党组织派人帮助。不久，他就指派义乌的中共党员吴询雍到建德，协助房森林工作。旋即，他又转折到嵊县调查情况、指导工作。7月底，曾志达到金华的低田召开新昌、嵊县、永康、武义、宣平、兰溪、昌化、于潜、分水、浦江、义乌、富阳和建德等13个县的负责人紧急会议，总结了建德、武义、宣平等县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各县之间互相配合，相互支持组织暴动的问题。
  1930年8月15日，卓兰芳、郑馨参加了苏浙皖三省召开的联席会议，决定党、团、工为一体，组织浙南、浙北两个行动委员会。会后，他们回到杭州，于8月20日至22日召开会议，成立了浙北行动委员会，共有委员11人，候补委员4人，卓兰芳任书记，曾志达为委员，负责杭嘉湖和浙西地区农民暴动的组织领导。9月党派他到金华、衢州、严州地区恢复浙西特委。但由于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兰溪、建德等地党组织屡遭破坏，浙西特委未能正式成立。9月下旬，他又到义乌、金华、建德、兰溪一带整顿党组织。月底，当得知武义县委与上级党一度失去联系时，他指派中共义乌县委青年部长吴询雍（吴舜和）到武义，帮助邵李荣在叶长埠一带整顿党组织。10月2日，武义县委书记邵李清为红军筹集武器，不幸被捕牺牲，曾志达在义乌主持召开了追悼会，表示对邵李清的沉痛哀悼。11月，他在兰溪石渠一带活动，帮助成立了中共兰北区委。1931年1月，兰溪中心县委成立，曾志达任书记，领导兰溪、义乌、金华、永康、武义、宣平、建德、松阳、遂昌、龙游、衢县、桐庐和浦江等13个县的工作。
  曾志达作风艰苦、深入，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在浙西一带活动了2年左右的时间，到过浙西地区的每一个县。1931年2月20日，他向党中央写出了《浙西三个月计划》，提出了向各县传达“四中”全会精神、恢复党组织、组织红军、向中央输送培训干部等13项工作计划。不久，又向中央写了《关于浙西情况的报告》，汇报了浙西各县党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各县执行党的纪律及组织调整充实的情况。在此期间，他亲自调查了建德、义乌两县委负责人及兰溪中心县委一名领导成员的违纪问题，分别给以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调整其职务的处理。
  1931年春，曾志达在上海，住在沪西工人区。同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反动当局勾通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会同敌区法院抓捕曾志达。他们派出特务、军警人员，日夜守候在上海沪西工人住宅区，以及英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和小沙渡路（今西康路）。12月14日下午，曾志达外出联系工作，被埋伏在四周的反动军警逮捕，押禁在上海市公安局第四署第二分所。24日押解杭州，关在浙江陆军监狱。
  曾志达离开家乡2年多，从不给家里写信，也不回家，就连到上坦整顿红军，离家只有15华里，也未回家过。他一直竭尽全力为革命而奋斗。直到被捕后在狱中，他才先后给家里写了8封明信片，告诉被捕情况和狱中生活，嘱咐父老妻子节哀，“要坚持地活下去，不必为此奔波，多花路费”，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对党赤胆忠诚的高贵品质。
  1932年4月，曾志达在杭州松木场英勇就义，时年26岁。
  徐李富传
  徐李富（1899～1928），武义县原邵宅乡白阳村人，乳名昌赓，字子明，号阳山。1899年2月18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生，浙江体育专科学校毕业，曾任教壶山小学。1926年8月由千家驹、徐云从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终，担任中共白阳支部书记，1927年11月任中共武义县委委员。1928年l0月10日永（康）武（义）联合秋收暴动中，担任武义暴动总指挥部东路指挥。暴动失利后于同月14日，由于恶霸何海唇的告密在白阳村家里被捕，16日在武义县城西门头英勇就义，时年30岁。
  徐李富，家庭贫困，他青少年时代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他常与同窗好友谈论国家大事，喟然感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立下壮志，誓为救国救民而奋斗。
  1922年春，徐李富考上了浙江体育专科学校，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对当时的国情有了新的了解。在香港海员罢工等革命浪潮的影响下，耳闻目睹了中国内忧外患的困境，开始寻求革命的真理。
  浙江体专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在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经朋友介绍到武义壶山小学担任体育教员。他在上体育课时，常常对学生讲述有关半封建、半殖民地愚味教育的害处，要同学们振作精神，看到光明，读好书，练好身体，鼓励他们立大志，做大事。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徐李富义愤填膺，积极参加声援爱国运动。他与同学何觉人在县城育婴堂召开大会，徐李富昂首上台诉说：“父老同胞们，敌人正举起屠刀，我们的同胞在流血，我们的祖国在淌泪，我们要为兄弟姐妹报仇雪恨。”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大游行，徐李富领头振臂高呼：“打倒日、英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他还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英货活动，在小南门溪滩上烧毁了一批日、英的“洋货”，激励了人们爱国的思想和民族精神。
  通过一系列的爱国反帝斗争，徐李富的思想境界进一步开阔了，经常与同学李守初、王惠质、何觉人等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谈论国事，开始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1926年8月，在金华七中师范部读书的千家驹、徐云从回到武义家乡开展建党活动，徐李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徐李富入党以后，就按支部的分工，到白阳一带，联络同乡好友，发展党员，从事建党活动。他深入群众，接待那些不满现状，富有正义感的人，帮助分析中国黑暗的现实，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1926年冬，中共白阳支部成立，徐李富担任支部书记。同年10月，国民党武义临时县党部成立以后，徐李富又受中共武义县党支部书记李守初的指派，同时又以李守初担任国民党武义县临时县党部常务委员身分，在东乡桩塘成立了国民党武义县东乡第二区党部，担任党务委员。从此，他以国民党区党部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在东乡与北乡的履坦一带走村串户，宣传党的主张，教育人们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培养和发展青年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金华独支书记钱兆鹏来武义联络党的活动时，徐李富与李守初、邵李清一起组织履坦、邵宅一带的秘密党员在邵宅祠堂开会，学习党的文件、讨论党的建设，先后建立了白阳、石桥头、桩塘、沈宅、履坦等六个支部。同年冬，北伐军挺进浙江，途经武义，他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并亲自为北伐军当向导，帮助运输军用物资。
  徐李富不仅开展党的活动十分出色，而且组织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也卓有成效。在短短几个月中，他就在东乡组织了30多个村的农民协会和20多个村的妇女协会，成功地领导了东乡群众的“二五”减租与反霸斗争。
  面对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运动，国民党右派进行了种种破坏，特别是利用封建迷信诋毁共产党。徐李富就针锋相对地领导农民破除迷信，揭穿国民党的谣言，发动农民敲菩萨、砸庙宇，提出“不信神、不信鬼，人民的命运自己掌”的口号04月5日清明节，他通过农民协会，发动一批积极分子敲掉了普岭庙的佛像，在徐李富的组织发动下，东乡一带成了全县农民运动最活跃、党组织最健全的地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义的党组织转入隐蔽活动。
  1928年8月3日，中共武义县委为了执行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东乡金畈村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传达了浙西特委的指标，决定成立东、南、西、北四个区委，以加强党对农民暴动的领导。会上决定镇压竭力反对“二五”减租、疯狂破坏农民运动的隔屋村恶霸林新福，伸张群众的志气。第二天，徐李富与邵李清率领金畈、上邵、沈宅、倪家、沙溪等5个支部的党员40多人，手持刀枪、土铳，惩办了林新福，打响了武义农民暴动的第一枪。
  1928年9月13日，永（康）武（义）两县党组织在桐琴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10月10日夜举行联合秋收暴动。会后，中共武义县委在白溪新殿湾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对暴动作出了部署，确定东区由徐李富等任指挥，以攻打汤村大恶霸汤德彩为主要目标。
  10月10日深夜，徐李富在白阳山大地塔集中了400多农军，兵分三路，采用“快、准、狠”取胜的策略。一路由他亲自指挥，攻打汤德彩家院；一路由倪新富带领砍掉金（华）、永（康）公路沿线的电线杆，剪掉电话线；另路由魏达顺、魏宝珩等带领到东皋警察所缴枪。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农民暴动由于中途发生事故虽未成功，但震动了全省。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分，县长急电省政府求援，派来一个团的省防军进驻武义，配合县保卫团，四处搜捕革命者。10月14日，徐李富回到白阳家里，被恶霸何海唇告密而被捕。
  徐李富被捕后，经受了反动派的种种严刑拷打，被上老凳、灌烧酒、受烙刑……他坚贞不屈，在法庭上，他义正词严痛斥了国民党县长，谴责他们颠倒是非，把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者诬陷为土匪，当作敌人，把压迫人民的土豪劣绅看成朋友。他一再声明：“我不是土匪，我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人，”严正地提出：“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一定会胜利的，最后失败的是你们”。当法庭宣判他死刑时，他怒火冲天，举起镣铐，推翻了法庭的案桌，警察忙用布条、棉花塞住他的嘴。l0月16日，敌人下毒手了，把启遍体鳞伤的他捆在轿上，抬到西门头刑场，在所谓“沿街示众”的途中，他挣扎地吐出塞在口里的布条、棉絮，高喊：“共产党万岁！”
  徐李富牺牲后，国民党砍下他的头，挂在东门城楼上示众。沿街群众见到此情此景，无不流泪敬仰，称赞是“铁骨铮铮的金刚”。
  吴谦传
  吴谦（1896～1930），是原宣平县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曾担任过中共宣平县委委员、执委，城区（马口）区委负责人，宣平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西营红军党代表等职务，1930年9月3日在兰溪被捕，6日在兰溪壮烈牺牲，时年35岁。
  吴谦，又名吴馀芳，字竹虚，1896年1月11日出生于宣平西联乡饭甑村一户手工业家庭里，家境贫寒。吴谦从小热爱劳动，个性刚强，敢打抱不平，富有反抗性。他憎恨旧社会，痛恨地主豪绅，与劳苦大众有深厚感情。
  他小时读过私塾，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于1915年考入宣平师范讲习所。毕业后，1917年至1922年在宣平的章五里村和新屋村（今丽水市崇义乡）小学教书。
  1927年8月，吴谦由曾志达、陈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以小商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在宣平西乡一带进行党的秘密活动，曾在马口的上隔溪、内河洋、饭甑岭头、壶源等地的田头、灰铺、岩洞、田野里开过多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讲解革命道理、宣传党的主张。
  吴谦在党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经商的有利条件，联络亲朋好友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二五”减租斗争，当时宣平西乡的恶霸地主陈永怀，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竭力破坏“二五”减租，勾结反动政府，千方百计要谋杀吴谦，发誓说：“我和吴谦的两个脑袋，只能留一个，留我不留他，留他不留我。”1928年吴谦在组织各地农民协会中，先后发展了郑振宝、梅周明、全新法、谢信权、占麟祥和谢树法等40多名党员，建立了马口、壶源、河涧、大溪口、弄坑等党支部。县委决定建立城区区委（地址马口），吴谦兼任区委负责人。
  1929年1月19日，宣平泽村小学教师、党的秘密联络站负责人陶王容被捕，联络站遭破坏，暴露了宣平县委和区委负责人的全部名单。国民党宣平县政府悬赏通缉吴谦，宣称：“拿获吴馀芳，给赏银洋壹百元正，”吴谦与曾志达、陈俊等一起避往上海，找到潘漠华，向党中央写了《浙江宣平党务报告》。他根据在沪县委成员研究的意见，随带一架留声机，奔波于金华、汤溪、严州（今建德）、龙游、松阳、遂昌一带，以唱“洋戏”为掩护，联络失散在外地的同志，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在武义红军的影响下，他积极参与组织宣平红军，担任西营红军党代表。8月下旬，他接上级通知，到杭州参加省互济总会代表会，他即与西营红军指挥郑汝良等商量，借此机会到杭州购买枪支弹药，以解决红军的武器装备，并以大河源村鲍信泰药店赴兰溪采购药材的名义为掩护。9月2日他与红军战士鲍陶富一起，带了银洋，手提藤篮，从大河源步行出发，翻山越岭，于9月3日上午到金华。在一家饭店吃饭时，被叛徒发觉，向国民党金华县公安局告密。在这紧急关头，吴谦辗转到桃坞里（今丰收巷），隐蔽在大云山脚的一株大树上，直到傍晚7时左右，被搜捕的敌兵发现，开枪射击，脚部中弹而被捕。
  吴谦被捕以后，省保安队竺鸣涛即电告宣平县政府。吴家被查封，继而放火烧毁，妻子被关押，两个幼儿寄养在姑母家。
  在狱中，他受尽敌人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双手日夜被绑，脚上用了两副重镣。然而，他坚贞不屈，正气凛然。敌人为了获取口供，证实其身份，施展了“苦肉计”，把一个窃得我地下党联络暗号的特务分子吴阿四，关进另一个监牢里，然后将吴谦转移到该牢，这个特务则冒充中共义乌县委地下交通员，发出暗号，由于暗号相符，吴谦信以为真，暴露了红军党代表的身份以及赴杭参加会议、购买枪支弹药情况。1930年9月6日下午3时，吴谦在兰溪南门外溪滩上慷慨就义。临行前，吴谦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给妻子写了一封浩然正气的绝命书；在游街示众时，他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
  第三章 职官表
  出生于本地或在本地长期从事军事活动的军事人物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干部（含）副团职以上入县级军事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军官和文职干部，按照上述对应条件和职称入志。
  第四章 革命回忆录
  回忆红军挺进师在武义一带活动的情况
  宣恩金
  一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1、2、3、4、5纵队，1935年间划分地区活动范围：1纵队，活动在缙云、永康、武义等县边境一带及东阳等地；2纵队，在龙泉、遂昌、浦城、江山等县边境；3、4纵队在遂昌的柏南，龙泉的北乡，遂昌的西南一带归司令部管。我们2纵队同1、3纵队一起到达宣平的坛头、武义的白姆，打宣平城。1935年6月间栗裕同志带了1、2、3纵队攻打宣平城。当时余龙贵同志是机枪排排长，占领了宣平北面小山头一个碉堡。当时，为什么要打宣平城，当时挺进师到浙江来，主要根据地选择在浦城，计划把闽东、福鼎和浙南平阳一带老根据地接通，这一块根据地，有群众基础，没有地区武装的大杂烩，主要是一些伪县政府的自卫队、基干队。我们在这块地区活动后，国民党开始注意了，为了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所以决定攻打宣平，捣扰金华，牵制敌人兵力，为有利于我根据地开展工作。
  宣平是个小山城，容易打。打了宣平城以后，我们分开行动了。第二纵队回到龙泉、浦城，一纵队回到永康、缙云、武义这一带活动，还有东阳也属一纵队活动范围。当时张文碧同志是一纵队里的一个特派员，政委是刘达云，以后刘逃跑了，就由张文碧同志负责，搞分配土地，进行土地革命，田都一块块插好了标签。
  关于1935年6月间，攻打宣平城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时3个纵队打进去后，打开监狱，被关的囚犯，大多数是1930年农民暴动时被抓进去的，释放出来，有40多人要求参加我们部队，但后来有的吃不起苦，又自动跑掉了。梁村也有两人参加了部队。打进城后，我们将伪县府内的一些物资如雨伞、鞋子等拿出来分给群众，有的发给战士用，攻打宣平城，我们同志受伤了六七人。当时我们部队撤出后，如杨子本等同志安排在宣平的金鸡山背养伤，金鸡L山背附近的杨梅岗也有我们的同志放在那儿养伤。以后，门阵的养伤员回到部队里来了。西联乡金鸡山背的伤员，伤好了在那里当老百姓了，后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宣平当时党的组织，紫坑、东坑附近的和尚田、竹叶坪党支部建立比较早，有个党员名叫朱金宝，是1936年栗裕同志派到门阵、银坑、东坑、上水碓坑、紫坑等一带活动，他是大革命农民暴动时留下的老党员，门阵的群众都知道有一个老金，就是朱金宝同志。朱是党的交通员，他以修雨伞补鞋子为掩护，在这一带开展秘密活动。1937年7月，抗战开始，栗裕同志带部队去浙南，他也出来到丽水县大港头去了。他在东坑那段时间是宣、遂、汤边区工作委员会一个委员，以后栗裕同志留下警卫员赖德标任工委书记，委员是罗中义、朱金宝。那个时候，他当党的秘密交通员是最合适的，以二角钱作为联络暗号，我就是在修补鞋子时给了他二角钱接上关系的。宣、遂、汤边区工委设在紫坑，赖全金不是委员，是紫坑支部的负责人。1939年12月30日夜，宣平伪自卫队包围了紫坑赖全金家，当时赖德标等7、8个人在赖全金家，仅赖德标一支枪，被包围后，赖德标从房内出来，开枪击毙伪自卫队一人，打伤一人，缴来一支驳壳枪，子弹20余发，赖德标、赖全金冲了出来，赖全金家人逃散了，以后把他老婆及一个孩子找了回来，当时有个女孩子没找到（现嫁武义城里），他的老婆为党做了工作，后在龙泉牺牲，她的孩子在牢里病死。
  1935年5、6月间，1、2、3纵队，近300人，由栗裕同志率领从缙云那边来武义。先打了缙云的一个土围子，在那缴了枪后，部队就从缙云插过武义这边来，从缙云通往武义的大沟里过来的，没经过武义城。到达白姆，天快黑了，我们就在白姆村里住下。当时有个穿绸衫的，以为是土豪，把他抓了起来，后经过调查，不是土豪，是个理发的，将他放了。部队在白姆住宿一夜，第二天天未亮就出发了。
  1935年7、8月间，栗裕同志带了1、3纵队巡视永康、缙云、武义及2纵队活动范围的松阳、遂昌等地。先在松阳、遂昌边境拔掉了国民党的一个据点，后带了1个纵队再来武义。当时，群众告知，国民党税警团（士官团）在吴宅吃中饭，部队马上出击。吴宅有一条溪，可放竹排。部队战士化装成撑排人，身穿蓑衣，进入吴宅村。这次战斗，缴获几十支步枪、三挺汤母机枪，抓到一个伪连长，当场击毙，消灭了敌人1个连。
  
  以后，我们第2纵队打衢州。栗裕同志率领的几个纵队直捣金华，1935年的“七．一”、“八．一”，栗裕同志率领大家搞缴枪比赛来纪念节日。我们2纵队在江山的塘源口，消灭了国民党1个中队，这是攻打宣平后的第二次战斗。2纵队打江山，栗裕同志率领部队打武义吴宅。不到二个月，国民党调18军、省保安纵队1、2、3纵队，还有国民党几个师，驻扎地到处筑碉堡，大举围剿我们。
  1942年，日寇进入武义，国民党军队纷纷逃窜，我们趁这个时机，进入武义地区把那里的党组织恢复起来。
  1943年，日寇收缩到铁路沿线，国民党派兵向我们进攻。1944年。伪金华专署驻在宣平清修寺，集中4个县的反动军队，进行清剿。到处抓人，老百姓不打自招不少，武义的东坑、石柱源、遂昌门阵等地方老百姓被抓去被杀害的达20多人，烧了房子几百间。我们为了敌顽势力，部队所到之处，一面对群众加强宣传教育，坚持斗争；一面对民愤很大的伪乡、保长，就干掉他。
  1937年，栗裕、谢文清等同志到过坛头、周坞，武义党组织曾派人到坛头找过挺进师。具体情况可向他们进一步了解，谢文清同志现任浙江省糖烟酒公司经理。
  二
  1936年6、7月，我红军一部在栗裕同志领导下，曾一度占领宣平县城，释放了一批犯人，（其中有一些人随我军参加红军）。当时伪县长潜逃，后部队拉至山区。
  1936年，宣平是主要游击根据地。1937年4月间，由栗裕、谢文清等同志带领部队五六十人住在宣平紫坑和遂昌门阵等地活动，并建立了党的支部，成立了边区工委（宣、遂、汤工委），派赖德标为工委书记，边区工委成立后，先后在宣平大坑、水碓坑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工委所在地区紫坑，东坑岳品友是个党员（1930年参加红军的），紫坑一个姓赖的党员，1946年时被捕牺牲，枪杀于宣平县城北门。
  在栗裕同志未去以前有一个朱金宝同志曾组织地下活动，宣传党的主张、政策，建立关系。1937年正式成立党组织，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可靠根据地（朱金宝同志离休后于武义逝世）。
  抗日时期，边区工委划为处州特委领导，39年2月，边区工委在紫坑被宣平驳壳枪队包围，打了一仗，缴了一支驳壳枪、子弹20发。工委驻地暴露后，撤到龙泉。
  1941年2月间，组成临时边区，以宣恩金、曹景垣、殷铁飞组成，由宣恩金带了一个武工队十六七人到宣平石柱源一带活动，在门阵紫坑、上、下水碓坑，恢复了组织，并在石柱源建立了党的组织关系，石柱源邱炳太是交通联络员，他家是个联络点，坑尾村有一个党员，和尚田鲍兰土党员、石柱源邱广太弟老四党员，下水碓坑有6个党员，上水碓坑5个党员，田坪邱老五的大儿子是党员，东坑岳品友的儿子是党员，竹叶坪是党员，东坑那里老百姓大部分都很好，章五里有3个党员、陶村有个别关系。
  1944年冬，国民党集中宣、武、汤、遂自卫队配合特务团，三面包围我们的根据地，这一次进攻较厉害，损失也较大，我们党员牺牲较多。那时我们武工队在宣平活动，已发展到30余人，但经济非常困难，全靠自己筹款解决，每筹一次，都要引起敌人的进攻。这样会使群众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1944年我们与浙东“三五”支队一度取得联系，根据谭启龙同志的指示：“在白区工作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靠武装保卫是下策，东跑西跑是中策，深入依靠群众是上策。”接受这一指示回来后，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决定在宣平、遂昌、龙游种苞萝。克服眼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还帮助群众打零工种苞萝。有一次，天下了五六天的大雨不能下山，老大妈（岳品友的姐姐）在家里发急，叫孙子上山看我们，但我在蓬上已病倒不能起来，老大妈当夜冒雨到田铺买了猪爪和什么草药，并带来一只鸡，第二天一早就来帮我煮药。这件事传到坑尾、田坪、石柱源去了，结果大家都送鸡来看我，群众的关心，增添了革命意志。
  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对党对革命成功，不顾一切生命危险来保护革命的干部和同志，他们对革命事业有坚强的信念，在任何时候不动摇，在敌人法庭上、在敌人折磨他的时候，仍然顽强不屈，丝毫不暴露党的秘密，慷慨就义。
  回忆武义农民暴动
  徐强
  一
  1923年我从日本回国以后，在武义县东乡一所小学当教师。1926年春，我在当地发起组织了一个生活互助社。这一组织在1926年下半年以前与党没有联系，是一个自发性的组织，成员主要是受苦农民、小学教员。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穷人，与地主恶霸作斗争。当时互助社规定，不论社员与非社员，凡遇到地主、土豪、劣绅欺压时，大家就团结起来打抱不平，使地主、土豪不能轻易欺压农民；另外，社员中如有生活困难时，则相互救济和援助。为了更好推动生活互助社的活动，我与许申（义乌县人）合作在本村开设了一家中药店。因为当时生活互助社需要一个联络点，所以我要他搬到我村来开这家店。那时中草药很便宜，这家店一共只有几十元资金。以后我又与周作康（永康县人，原来是杂货店店员）合作开设一家杂货店，也成为互助社活动的地方。互助社成立以后，由于它能为农民排难解忧保护农民的利益，逐渐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不久，参加生活互助社的群众就有一二百人。
  武义县的贫苦农民，与全国各地受苦农民一样，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受地主重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又承担着反动政府沉重的苛捐杂税，加上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与地主、官府相勾结、狼狈为奸，又给农民加上一层压迫和剥削。农民辛勤劳动一年，秋收后缴租、缴税之余所剩无几，不堪温饱。如遇天灾人社祸，只得典押衣物，卖房卖地、处境更惨。当时武义县的农民说：“我们不如老财的一只狗。”这充分反映了农民的贫苦处境和愤懑心情。他们对地主、豪绅、官府有一种敢怒不敢言的反抗情绪，处在革命的萌芽状态。
  二
  1927年，中共浙江省委派徐英同志回武义县领导革命活动，恢复了中共武义县委，由徐英任县委书记，县委委员有邵李清、徐云丛、倪云腾、徐理富等同志，并由倪云腾兼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县委书记。徐英同志恢复党的县委组织后，立即开展宣传活动，发展党、团员，并在我所发起组织的生活互助社中开展工作，为秋收斗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8年秋收前夕，正是地主向农民逼租、逼债、逼税的时期，也是农民收成在望却又是一年希望即将落空的时期。农民们担心着一年辛勤劳动果实又会全部落入地主手中，自己又将弄得白忙一年。针对这种情况，武义县委决定发动秋收斗争。首先提出了“双减”的口号，即要求地主减租减息，这是在斗争初期农民比较能够接受的口号和做法。
  祖祖辈辈受尽压榨的贫苦农民，他们有迫切希望改变自己悲惨处境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尽管受尽折磨，面对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势力，加上当时农民本身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因此不敢公然反抗。有的农民以为租田交粮，借债还本付息，历来如此。然而年轻的一代有强烈的变革现状的愿望，经过党的工作，终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党的主张，不少人就积极参加到减租减息斗争的行列中来。
  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第一步是发动农民算帐。算农民的劳动帐和地主的剥削帐。农民们算一算自己一年到头是怎样辛勤劳动的，真如有的农民说：我们的手板和脚皮都磨破了，而地主老财一点也不劳动，整天在家里花天酒地享受甚至抽大烟，等到打下粮食，地主却要拿去六七成，农民只留下三四成，怎够一家人过一年。再加上苛捐杂税，一一年的收入抵不过一年的支出，年年有亏亏空。一年穷似一一年，一年更比一年苦，农民怎么活得下去。通过算帐，农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减租减息，农民是活不下去的。
  经过算帐，贫苦农民对减租减息的道理更明确了，对开展斗争的积极性也提高，加上党团员带头进行串连活动，更使不少农民提高了觉悟。
  经过一个时期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农民们三三两两陆续去向地主讲理，诉说收成不好，要求减租减息，地主老财一听到贫雇农闹减租减息，有的万分恼怒，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恐吓威胁，把要求减租减息的农民一个个赶出门，还恶狠狠地说：“欠租还租，欠债还钱，天公地道，签字画押少一个钱也不行，谁要造反，当心你们的脑袋。”要求减租减息的贫苦农民都被地主骂出来，大家受了一肚子气，心中愤愤不平，不愿就此罢休。在党的领导下，接着开展了抗租抗税的斗争，农民们齐心起来，大家不缴租不缴税，看你地主怎么办？大地主最集中的东乡爆发了武义县历史上第一次抗租抗税的斗争，老财的狗腿子向农民收租收息，也被赶了回去。
  农民的抗租抗税，使地主老财们大吃一一惊，他们本以为只要怒吼声，农民们就会乖乖地继续交租交息，想不到这些“顺民”可真造反了。东乡的地主们为了磋商对策，就去找绅士老爷汤德彩。汤德彩是东乡汤村一个有名的土豪劣绅，武义县的参议员，他依仗着大儿子汤恩伯的势力，称霸一方。汤德彩平时还装着一付假仁假义的绅士面孔，满嘴也喊着要为老百姓办事，实际上是一付黑心肠，每当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打官司，他总是站在地主一方，代表地主利益，帮助地主说话，与地主勾结起来迫害农民。这次农民抗租抗税，他在大吃一惊之后，便为地主出主意和出力，亲自去串通了县政府派出大批警察来抓人。
  农民从提出减租减息到抗租抗税，这是他们悲惨遭遇与穷困处境所逼出来的。抗租抗税不成，很自然的就发展成武装暴动。
  三
  1927年11月，武义县委召开会议，推选邵李清任县委书记。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县委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发动农民进行秋收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1928年8月3日，在徐英与浙西特委邵溥慈的指导下，县委在东乡金畈召开会议，检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落实情况，决定在全县东、南、西、北四乡建立区委，以加强农民暴动的领导。当时东区有30多个支部，每个支部10人左右，全区党团员约300人。南区有六七个支部，党团员60多人。西区有支部十五六个，党团员100多人。北区有9个支部，党团员90人左右，此外，县委会议还拟定了秋收起义计划，决定分东、北、西、南区活动；东区由徐理富、章有熙及倪云腾等人负责指挥；北区由邵李清、徐云从、洪少年（即舍贤）及陈琳负责指挥；西区由方洛民、方文德二人负责指挥；南区因支部少，力量不足，未实行武装暴动，要求南区一带张贴标语配合行动。会后积极准备暴动用的物资，做了八面党旗，刻了四枚印章。在武器方面，除鸟枪外，有两响头手枪五六十支，黄檀木做的炮3门，还有红缨枪400多支。
  8月4日首先爆发了东区隔屋事件。起因是东区金畈农民王水起和王鸣钟2人，他们曾向东区隔屋财主林新福借了100多元钱，利息为每月每元4分，年息为4角8分，100元钱到一年就得还148元。王水起和王鸣钟已将钱还清，而林新福却赖着不把借据退还，先是说借据找不到，过一个时间后竟称没有收到钱，甚至对已交给的租谷也不承认，还扬言要与王水起、王鸣钟打官司。农民知道，到反动政府去与财主打官司不会有好结果，王水起、王鸣钟被逼得无路可走。邵李清、倪云腾抓住这一事件，于8月4日先是由邵李清亲自写了布告，让倪云腾、王水起等通过国民党县政府的岗哨，把林新福剥削罪恶用布告贴在县政府第二道大门内的大堂里，当晚，率领金畈等5个村的党团员40余名，手持刀枪、木棍到隔屋村包围了林新福的家，想杀死林新福，因林已逃掉未遂。这次隔屋村惩办恶霸林新福的事件揭开了武义农民暴动的序幕。
  9月13日，根据省委指示，浙西特委邵溥慈在桐琴召开了永（康）武（义）两县党的领导人联席会议，决定永康和武义两县委组织暴动，成立武装队伍，并定于10月10日夜两县同时举行暴动。这次会议武义县委由我和倪云腾两人参加。会后，我们召开了县委扩大会，布置暴动的准备工作。
  10月10日晚上，全县举行暴动，东区指挥设在乾口垅塔山头，实到参加暴动的有400多人，分3路出发，东路由倪云腾负责，打汤村土豪劣绅汤德彩；北路由邵李清负责，打地主林新福，缴履坦警察所的枪；西路由徐理富负责，打地主鲍经田，缴东皋警察所的枪。
  东路由倪云腾带领到汤村后，把汤村大门围住，敲了半天门，里面无人答应，大家就用扁担、红缨枪等撞门，由于汤家大门很坚固，一时撞不开，沈宅的一个共青团员沈春东用一块20多斤的石块来砸门。由于当时门前人很多，一部分人正在用红缨枪撞门，忙乱中把枪尖刺进了沈春东的腹部，沈的伤势很重，大家就忙于救护他（后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汤德彩的大门虽被撞开，但汤已逃掉，大家就撤回了。
  西路由徐理富组织阳南阳西农民，去东皋缴警察所缴枪和杀泉溪地主鲍经田。到东皋缴的人，在中途要过河时，听到河对面的狗叫得很凶，怕土豪已有准备所以中途就折回了。
  此外，还有破坏敌人交通的小组，由组长倪新富带领，有队员10多人，拿了斧头、锯子、柴刀等，在内白到杨公一段电话线路上，破坏了电线杆10多根，割断电线200余公斤，到天亮时胜利完成任务。
  这次秋收斗争，对国民党的震动很大，反动派十分惊慌，国民党永康县长怕农民攻进城去杀他，慌忙逃到船上。武义县政府向省里请救兵，浙江省政府派了省防军一个团来武义，加强了对农民的镇压。
  宣平农民暴动的梗概
  陈俊
  改造青红帮
  青红帮在宣平的势力很大，帮会成员不仅限于民间，就在政府机构中也有好些人，多数是青红帮的骨干，他们左右着宣平县的整个社会，影响甚大。为了改造青红帮，中共宣平党组织与该帮保持经常的联系。当时，南乡新屋人郑仕俊、高森人、叶定荣、老竹人萧政、自卫队等，大都是青红帮成员。经过一段时间接触，青帮头目对我党主张深表赞同，并表示拥护。1928年初，宣平县委见争取时机已成熟，特邀帮会成员到县城隍殿东厢房集中开会。我代表县委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着重分析了青帮发起人郑成功和顾炎武在当时条件下的“反青复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对革命的局限性，尤其是帮会的只讲江湖义气，打抱不平的原始教义，已不适应现今社会，只有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有前途。帮会头目认为陈俊代表县委所作的报告，很入情入理，具有启发性。会议中途，帮会首领几经商议，一致表示愿意听从中共宣平县委的领导，并参加了中共组织。
  会后，帮会头头在弟子中积极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组织，并仍以“开香堂收弟子”的方法，扩充势力。他们对后来的宣平农民暴动和红军起义起了很大作用。
  筹集武器酝酿暴动
  城隍殿“青红帮”首领会议后，郑仕俊等回南乡，以设立香坛、招收弟子等方式扩大我党组织。他们对吸收新成员，除农会会员外各行各业其它成员也都是他们争取的对象。为了解决武器装备，各农会组织将会员们的入会款，报交县委由我和郑仕俊前往杭州等地统一购置武器，先后购买手枪四支。
  随着农民暴动的发展，远有湖南、江西的秋收起义，近有永康、武义的联合暴动，对宣平农运影响极大，加上宣平土豪劣绅的压榨盘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民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寄希望通过全面暴动来改变困境。当时县委已注意到农民的情绪，为了正确引导民众，县委特地于1928年9月在冲真观召开全县党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非常特殊，以往开会多在白天举行，虽以烧香拜佛游览名胜为借口，还照样吃中饭，打麻将，公开而有排场，这次会议则完全不同：（一）会议放在夜间在森林里举行；（二）各区委、支部都有暗号；（三）对不识线路的人，插香引路，并布置许多步哨。整个会议很短促。县委委员、区委、支部书记都出席参加。会议主要是传达关于省委被破坏，各县党组织要做好应急措施，以防不测等内容，以及鉴于全国各地暴动纷起形势，县委根据特委指示，告戒各区委、支部慎重行事，切不可自由行动。由于时间非常仓促，对某些明显存在的盲动倾向未加认真讨论，就匆匆宣布散会了。等县委意识到问题已极为严重，连夜分赴各村召集会议，劝阻党员骨干控制情绪，不可盲动，但已为时太晚了。12月中旬开始，在吴谦、潘思源和谢伟的领导下，发动了清修寺、吴宅外窑岗、青坑岭脚等地暴动。
  当然，接连出现的农民暴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他们惊恐不安，纷纷逃往县城，要求反动当局派兵镇压。国民党当局一面悬赏通缉县、区委领导成员：陈俊悬赏150元，曾志达、吴谦、俞契琴、潘思源悬赏100元，潘渭、阮芝唐悬赏各50元；一面从遂昌、金华调遣兵力，四处抓捕暴动的党员、农协干部和群众。潘文奇、黄山东、叶定洪等同志被枪杀。我当时在杭州，正准备回家，忽接吴谦由松阳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重请勿回！”这是暗语，意即县委已遭破坏，不能回家。随后俞契琴、曾志达、吴谦、潘渭先后到杭州，因风声日紧，不久后就避往上海租界。郑仕俊以为南乡未参加暴动，当局不会抓他，拒绝一道去上海，没过几天就与潘振武一道被捕了。
  攻城劫狱
  宣平县、区委领导避居上海期间，仍与坚持在宣平斗争的党员保持密切联系。我设法在德商爱社洋行找到一份工作，利用推销肥田粉工作之便，到丽水、松阳一带活动。经常约上坦区委委员鲍建华到松阳集成商店秘密相会，了解宣平局势，并与柳城青帮首领郑春和取得联系。为了鼓励在宣平的同志，我曾三次回到宣平，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安慰在家同志，告诉大家，县委虽在上海，但决不会忘记在家坚持斗争的同志，更不会忘记因暴动被捕在狱的苦难同胞，县委一定设法营救狱中的党员、群众。
  为了尽量减少伤亡，在上海，县委就作了周密布置，一面组织力量，打算趁方志敏部来浙江抢运食盐之机，攻打宣平城，营救同志；一面与城内同志取得联系，届时里应外合好策应工作。宣平名为县城，其实没有什么真正城门，只不过在县城东、南、西、北四处要道设了一道木栏栅，到处可以破门而入。加上城内还有我党力量和一大批同情革命的群众，只要配合得当，不难一举成功。县委意图被在金武一带活动的郑友瑞（号苍蝇）得悉后，为了个人扬名，急于未成，未等县委作进一步指示，就约隐蔽在金武一带的一部分党员匆匆回宣，动员北乡近千名同志，又以土炮（黄檀树制成）、鸟枪、刀、梭标为武器，于10月的一天晚上，向戒备森严的北门发起了进攻，加之郑某本人缺乏军事常识，不知声东击西，向防守相对薄弱的其他三路同时发起了攻势，结果攻城失利。郑友瑞命令农军以土炮轰打县城，但土家伙威力很小，炮弹是破铜烂铁等为主、圆铅铁子为辅的明火武器，不能连发，杀伤力不大，守城的反动派只是虚惊一场。攻城战从晚上开始，直打到次日天明，仍未攻克，只得转移。当然攻城虽未成功，却也抑制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显示了农军的力量。
  在上海的县委负责同志，得悉攻城失败后，未责备同志们性急，只怪县委领导自己太拖拉，未能及时作出指示，加上避在邻县的吴谦等工作能力较强的同志，都没能参加这次行动，失败更是难免的。
  影响深远的宣平红军
  自1926年农民暴动到1929年的攻城劫狱以后，白色恐怖笼罩宣平。1930年初，武义红军揭竿而起，影响遍及邻近各县。当时参加武义仰天垄红军营的宣平人邱金隆（又名满满），见宣平组织红军的时机日益成熟，便于1930年5月返宣，另立部队，成立了宣平北营红军。北营以阳铺坪为大本营。邱金隆任指挥，邹高水任副指挥。
  我和曾志达等人在上海，知道宣平成立红军，情绪都非常高涨。为了掌握红军情况，县委派我先行回宣调查一下究竟，约好一个月后，与曾志达在杭州省委通讯处会面。我到兰溪后，作了化妆，随宣平红军派来迎接的人返回宣平，首先到上陶会晤阮芝唐，适白军50多人在吴宅与红军相遇在水碓边，红军有500多人将白军围困住，我的意思应用唤话方法，叫白军士兵携枪过来，认为分化比硬打有效力，红军领导人不肯这样做。结果天黑白军向桃溪一带逃回柳城。
  当时宣平红军除部分老同志外，多数是过去农民协会会员、被反动政府追捕隐蔽在外的共产党员以及不满国民党的同情分子。听说红军成立，莫不雀跃三尺，拍手欢迎，旬日之间，500余人来阳铺坪报名参军。我到阳铺坪后，邱金隆就要求我担任党代表，重新加强红军政治思想教育，严肃纪律，训练军事等等。我认为急切问题是与上级取得联系并决定先去西营与吴谦面洽一下，再行定夺。西营在大河源，郑汝良任总指挥，王湘任副指挥，吴谦任党代表。我对吴谦说，军事行动可全权委郑当良指挥，而政治思想工作不可随波逐流，听任大家自由行动，违反阶级斗争原则，不但达不到革命的目的，而反会产生许多坏影响，是党所不容许的。有的同志告诉我，内部团结，偏袒一方，自以为是等问题很严重。我急于要去杭州会曾志达，所以就约定吴谦在杭州通讯处会面，一星期后离开北营去杭州。我到杭州，在城站小旅馆等吴谦，在省委通讯处（华英旅馆）等了一星期，到买好火车票准备去上海时，再去一看一看，有吴余庆名字写在旅客一览表里，我去楼上吴余庆房里国民党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已派人候着我。他见我进去，慌称吴谦生病住院，带我去医院见吴谦。当时我不知道吴谦已在兰溪被捕后遭枪决之事。待我走到长庆寺派出所门口时，警察就把我逮捕了。
  忆路南斗争
  卜明
  1948年初，中共上海局决定调我去浙东工作。临行前，上海外县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林枫、周克同志对我谈了去浙东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并望我物色一些军事干部同去。刚过春节，我与董运谋（陶然），黄梓材（蒋杰）搭轮去宁波。由于三人身分不同，为安全计，分两批进山，我与交通员先行。在浙东临委驻地余姚陆家埠附近山上，临委书记张瑞昌、副书记马青同志跟我谈了工作，决定我去路南地区任党的特派员，应飞同志为副特派员。马青同志凭一份市场上购买的浙江省地图，给我讲浙东的现况与未来，指出浙东的游击战争正经过恢复进入全面发展的初期，还要做很多工作，经历许多胜利战斗，才能实现临委的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目标。为等路南交通，在山下呆了20来天，随三五支队活动，做点临时工作，我给连队编写识字课本，为教导队讲课。4月中旬，我在路南女交通员陶兰林陪同下赴永康，一路以表兄妹相称，安全抵达永康古山。三姑娘（胡菊生）家是我到路南的第一个落脚点。过了二天，李秀芝、李文华同志把我接到部队，从此开始了我在路南地区一年多的战斗生活。
  就地理位置而言，路南已属浙中，这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地区。自大革命以来一直有我党的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十三军三团”在这一带活动，抗战时期虽没有人民武装，但地方党组织一直在活动。浙东新四军奉命北撤后，应飞等同志经一年多的反清剿斗争，把失散的同志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了武装，与处属部队合编成立了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3总队。应飞同志领导的部队称第3大队，斗争的烈火就在永、武地区熊熊燃烧。
  我到部队时，3大队正在永东地区隐蔽整训。与应飞同志交换意见后，着重进行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军队和地方党干部学习党中央、浙东临委指示。当时也没有文件，全凭记忆。传达讨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按照浙东临委4.28、5.18两次指示，要求路南选择最有利地区发展，开辟新的游击区，根据全局斗争形势、方针、任务，结合路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对敌斗争的行动计划。二是建立并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员的组织、群众、政策观念，提高党组织和部队的战斗力。连队、武工队均建立党的支部，有专职政治指导员、文化教员。将部队与地方党的组织分开，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既要适应部队活动的需要，又要做好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三是部队在隐蔽整训同时，地方党组织和武工队积极活动，开展政治攻势，搞好统战工作，团结进步力量，与达德、石鹤等乡的乡长、保长达成互不干预的默契，建立若干乡事实上的两面派政权，使军事行动和统战工作相结合，争取中间分子向我靠拢，镇压了一些猖狂反共、残害人民的乡、保长、保队附。
  1948年5月下旬，根据浙东临委关于成立路南地区主力部队的指示，吴甫新率领在金义浦地区活动的8大队40来人枪，到达永康与3大队会合。6月5日，在郎下村将两部合编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6支队。当时只有1个大队（辖1个中队），作为支队的主力，沿用人们熟知的8大队作为大队番号。应飞任支队长兼大队长，卜明任政委，吴甫新任副大队长（不久升任大队长）。全大队90余人，有轻机枪7挺、步枪60余支、短枪10余支，另有一短枪组、一经济组，直属支队部，主要做侦察、警卫和经济工作。
  6支队成立的翌日（即6月6日），就抓住国民党永康县自卫队常备中队进山征粮之机，利用有利地形，在永康俞溪头九里畈地方组织伏击，不到一小时结束战斗。毙敌中队长徐义康以下10来人，余敌纷纷弃械溃逃，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5支。当晚6支队在俞溪头召开群众大会，将敌征收的粮食分发给群众，首战告捷，人心振奋。为逐步实现临委要路南地区积极发展、壮大力量的战略部署的初步目标，同时也为防止敌报复，我和应飞同志商量决定6支主力跳至外线作战，开辟新区，内线留武工队坚持。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调整了永武地区党的领导机构，将永康县工委改为路北、路东特派员，同时建立路北、路东两支武工队。6支主力跳出永康，西向武义、宣平一带活动，为创建新的游击区做准备。沿途宣传群众，摧毁敌政权，以胡一元为组长的支队民运组，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60人。西进途中接到临委要6支队到永东边准备与浙东主力3支队会师，遂折回永康。回程中，与处属3支队2大队合并与张之清、宣恩金等同志商谈了处、金两地区互相支援合作问题，接受了2大队派基层干部来6支队随军培训的要求。7月底6支队回到永康。留在永武内线坚持的两个武工队很快抓住俞溪头战后的大好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动员参军，使两个武工队很快扩大到160余人。8月，部分武工队员上升到主力部队，大部分武工队员组建6支队第7大队，李文华任大队长、李秀芝任教导员；武义武工队扩编为6支队第9大队，任陶健为大队长，李西京为副大队长。加上翌年3月成立的第10大队，徐文佩为副大队长（后代理大队长），6支队辖4个大队。
  俞溪头战后，国民党永康县政府连连向省政府及衢州绥靖公署告急，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亲到永康部署清剿，采取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在我活动区增修碉堡、据点，增拨武器，扩建自卫队，任用在乡军人为县、区、乡、镇保长，乡、保队附，同时运用当年的苏区反共策反诱降等故伎，妄图摧毁我游击根据地。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保安司令陈昴林指挥下，8月1日，敌102旅2个营和永康县自卫队突然纠集700余人，开始向我永东地区清剿。这时6支队主力正在四十四坑召开“八一”建军节纪念会。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支队部率8大队突破敌人包围，向东磐边境转移，执行临委指示打通与路东的通道与浙东3支队会师。同时派胡一元、黄光耀同志率武工队向西跳至外线到永康八字墙一带活动，以吸引和迷惑敌人。当时东磐地区有为数不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农工民主党组织活动，浙东临委受该党上海组织委托，叫路南代为领导。我们与其负责人陈伟卿、方福仁等联系，在经济、武器方面给予支持。以后还吸收其成员陈心发来六支队任军医，并帮助他们培训干部，组织武工队到该地区协助他们开展工作。6支队主力在该地区活动期间，一时与他们联系不上，加之当地土顽势力较强，我地方工作薄弱。通道中相当大地区还是空白，部队行至永东边境南马附近已感无所依托，又接临委通知说三支队不来路南，遂又折回永康。此次敌人围剿扑空，竟逮捕群众100余人，杀害无辜53人。下旬，6支8大队一中队内部发生了一起6人带枪向路西逃跑，拖去最好的一挺加拿大机枪的突然事件。8大队行动随之改变，派吴甫新大队长率8大队1中前往路西追拿逃兵，并付以慰问烈军属、配合路西稳定金义局势相机作战的任务。不及旬日，便在义西地区截获逃兵，追回全部武器。8月31日，永康工委书记李立倚在雅庄工作时被袭牺牲。9月，永康党员徐老驮、徐业莲等9位同志被驻永的八区保安副司令陈昴林部枪杀。10月15日夜，6支7大队一部为筹制冬衣，在大塘下村宿营。次晨，陈昴林率保安部队及永康3个区自卫队共500余人包围了该村，大队长李文华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从后山突围，在阵地拼搏时缴获卡宾枪1支。李文华为抢救伤员负伤后，只身留下掩护，退入民房继续作战，连毙数敌。为避免敌火焚民房，他纵身跳出楼窗，殊死战斗，终因弹绝枪毁英勇牺牲。小分队虽突出重围，但有8人伤亡，1人被俘。为纪念牺牲同志，我在缴获的卡宾枪托上刻写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字。11月初，6支9大副中队长方坚率2名战士到宣平俞源等地征粮返回途中，在青蓬岭脚与宣平县自卫中队遭遇，为掩护战友撤退而牺牲。
  为夺取反清剿斗争的胜利，路南主力跳至外线作战。9月13日，8大2中在永康柘岭头反击了尾追的磐安县大皿警察所、永康东岭乡自卫分队、朱长兴自卫中队的联合行动，毙敌6人，伤数人。10月9日，9大队中队长李西京率短枪组在金武公路上拦截客车，活捉国民党永康县书记长、县戡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金兆桂。11月28日，8大队2中、9大联合在武义麻田伏击武义县自卫中队，毙敌7人，伤敌3人。8大1中完成追捕逃兵任务后，在金义地区与金萧支队第3大队统一行动。军事上吴甫新负责，李铁峰任教导员。11月6日，吴甫新、李铁峰率队袭击浦江墩头敌办事处，击毙敌常备三中队中队长以下3人，俘18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0来支。随后在金义浦一带毁敌乡公所、田粮办事处，收缴民枪、开仓济贫。金义浦斗争局面很快得到恢复。12月7日，参加金萧支队政委张凡组织的攻打桐庐灰岗据点，歼敌1个中队，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39支。12月中旬，8大1中返回路南（内有10余人枪留路西），所有战斗缴获全部留路西。我内线坚持的部队坚持宣传群众，反对敌征兵征粮，镇压了舟山乡乡长黄会修等，进行两面派政权建设。12月，拔除了永康山下村敌据点，击溃到卅里坑征粮的自卫队100余人。翌年1月，6支7大向东磐永缙地区发展，派方高为武工队长，开辟向路东的交通线。
  1948年底，反清剿斗争已取得了胜利，遏制了敌嚣张气焰，路南局势趋向稳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干部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为此我们决定开办教导队，自力更生解决干部问题。当时基于三种考虑：一是6六支队成立后，吸收了大量新干部、新战士，他们是来自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工人，虽然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学运、工运，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经验，但对党纲党章、我军历史、优良作风缺乏系统认识，需要补课，使之能在执行革命任务，发展、建设根据地斗争中更好工作；二是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无论地方、部队都需要大量干部，而干部却无现成来源，浙东各地都在发展，临委也难以派出；三是临委指示我们向浙西南发展，打开闽浙赣老苏区的通道，并要抓紧时机，做好接应起义、瓦解敌军、壮大我军，建立根据地及各级政权，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加紧培养干部已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冬，我们就在上蒋举办了一期地方党务干部学习班，学习时事政策、调查研究、工作检查等，在此基础上，对领导作风、党的建设等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1949年2月，6支队第一期教导队开学。抽调部队基层优秀干部和地方干部，吸收新参军的城市工人、青年学生参加，处属也派人参加，共70人，编成军事、政治两个队，由应飞和我分别授课。教导队采用“抗大”、“陕公”、“随营学校”的教育方式，时间短、授课内容广泛。我讲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群众运动、政权建设、领导工作方法、政治工作中的管理教育、反对自由主义、党性锻炼、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十二个问题，最后又讲了“团结向前走向胜利”。其中五、六两讲各分两次讲，前后共讲了16课。这些都是党政干部必须了解的基本知识。在远离浙东总部，孤悬一方，独立作战的游击环境中，既没有固定的课堂又缺乏教学的基本设施，连粉笔也没有，讲课题材也没有文件书籍可作参考，全凭记忆和工作实践，对这些问题作了概略的讲解。除学员外，部队和地方干部也尽量抽出时间参加听课、讨论，并以补办入党宣誓、讲解斗争实例、讨论战斗总结，使讲课能联系实际，加深理解。由于组织松阳起义，教导队提前结业，并对学员作了初步安排，除地方调训的干部仍回原地外，其余学员一部分回原部队，一部分准备派到起义部队建立政治工作，一部分组建《新路南报社》。教导队支部书记应雪梅同志留雪峰山区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地后勤联络工作。举办一期教导队，实际上是一次大发展前思想、政治、组织准备，也是具体贯彻浙东临委、浙东总部要求路南向浙西南发展、帮助处属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指示，达到了预期目标。在教导队结业典礼上，《新路南报》社宣布成立，至5月路南全境解放为止，共出期刊32期，丛书4辑33册。松丽起义后，教导队改为路南干校。
  国民党松阳县长、县自卫总队长祝更生，抗战时期就与我党有联系，因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与丽水县长、县自卫总队长张慕槎相约向浙东起义。1949年2月，浙东临委责成路南地区全力配合，争取时间，越快越好地接应祝更生起义。并指示起义成功即成立浙东第五专署，由我任专员，祝更生任副专员兼县长，起义武装可归6支队建制，也可单独编为1支队，由我以浙东司令部与浙东党代表名义统一指挥，同时介绍到松阳做联络工作的吴虎同志来6支队汇报祝起义准备情况，商谈接应起义的行动计划。于是我们立即结束部队整训工作，率主力8大向南潜行200余里，于3月9日到达松阳城郊，即派支队部秘书黄文理进松阳城与祝联系；派何东到丽水找丽水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胡允孚（适逢张慕槎回家奔丧），叫他与松阳同举义旗。次日晚，在中共党员周延清带引下，祝更生星夜赶到三都淡竹村6支队驻地，商定起义具体部署。12日午夜，应飞率主力部队接下全部交通要道的哨位，控制了全城；祝更生的亲信控制了邮电通讯，自卫总队在指定地点集中，县府各部门包括警察局在原地待命；我带一名警卫员率先入城，部署工作，13日，松阳解放，6支队列队入城，全城秩序井然，学校、商店照常开学、营业。上午，召开群众大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宣布浙东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松阳县民主政府成立，专员卜明、副专员兼县长祝更生、副县长王桂五；宣传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号召各界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会后镇压了长期作恶的特务头子兰琛，解放了被长期监禁的包括10余名红军战士在内的所有囚犯，散发了几十万斤粮食给贫苦群众。考虑到起义人员撤出城区在乡间坚持，故对400余起义人员在城里先作了初步处理，凡年老体衰、有家室、有地就处者，均发给路费遣散。经与处属松阳县委书记林艺圃同志商量，起义部队整编为松（阳）宣（平）遂（昌）游击支队，祝更生任支队长，林艺圃任政委，下辖2个大队和1个特务队，人枪300余，计有轻机枪5挺、步短枪324支、手榴弹500枚，子弹3万发，用摇发报机1台。13日，何东回松阳复命。考虑到丽水系国民党专署所在地，在城内起义就必须解除专署警卫，就会有一场恶战，而当时6支队8大不足200人，而且全部在松阳，分不出力量。为此，遣何东当天返丽，通知胡允孚率军政起义人员以打野外、出差名义，将部队拉出城外。14日，胡允孚、屠泽民（县府秘书、县长亲信）率县自卫部队及县府部分工作人员500余人，携轻机枪7挺、长短枪207支，子弹万余发，在碧湖龙子庙宣布起义，随后转移至马村。经与丽水县委书记张之清商议，对起义部队作了初步清理后整编为丽（水）缙（云）永（康）武（义）游击支队，胡允孚任支队长，张之清任政委，陈仿尧任政治部主任，下编第4、第5两个大队和1个特务中队，为统一对两支起义部队和6支队的军事指挥，成立了浙东人民解放军路南军分区司令部。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应林艺圃、张之清的要求，实行一元化领导，建立松宣遂、丽宣两个工委，林、张分任书记，起义后的重大军政行动，均由工委讨论处理。同时成立丽水县民主政府，张之清任县长，屠泽民任副县长。
  松丽起义后，敌急调正规军11师、省保安团前来追剿。为此，我们决定6支队、祝支队、胡支队分别向北、西、南三个方向活动，互为犄角，配合支持。起义部队以整顿巩固为主，不贪战，不恋战，6支队在侧面掩护，牵制敌人。4月3日，祝支队2大队在松阳高亭与11师33团遭遇中受挫，支队参谋长郑金法、秘书吴虎、副县长王桂五等24人牺牲，专员耿易率同志突围，部队被击溃。5日，胡支队4大队在黄呈坑遭敌优势兵力袭击，仓促应战，副县长屠泽民及20余名指战员牺牲。战后，6支队与胡支队再次会合。因该部第5大队大部分是温州、文成、瑞安人，与浙南龙跃也有联系，为此决定由胡允孚率领，并派副教导员何东持应飞和我给龙跃的信，将5大队全部人枪移交浙南；另1大队经进一步整编后并入浙南3支队2大队。同时将丽宣工委、丽水县民主政府改称为处北县委、处北县人民政府，派六支队秘书黄文理任副县长协助张之清同志工作。4月26日，祝更生支队夜袭松阳城，第二次解放松阳，然后主动转移，这时部队已较稳固，已能独立地在松宣遂地区活动。
  在松丽起义后的反清剿斗争中，6支队各部积极实施外线出击，瓦解驻在铁路、公路沿线的城镇敌人。徐文佩副大队长率领的6支队10大队在金华长山争取浙江省交警总队3大队9中队队长牛中民率70余人枪起义。陶健大队长率领的9大队配合东磐部队解放了磐安县城大盘，整编了起义的四路口区中队，龙川乡分队。8大队瓦解、整编了驻义乌城郊的敌23师67团机炮连50余人枪。澧浦、佛堂区中队伏击浙保部队和解除敌2个排之武装。7大队解除了芝英镇自卫中队的武器。永康地方武装在岩洞村消灭敌人1个排。四路口区中队接受了无锡、镇江团管区残部100余人投诚。在此期间，对在东缙磐地区活动的浙赣城工部领导的独立支队，经与李华雄、高展、卓青等同志商定，撤销该部队交6支队整编。至此，6支队已逾千人，据不完全统计，共歼敌200余人，俘敌700余人，缴获迫击炮4门、轻机枪25挺、长短枪1200余支；组织成功起义10次，起义人数近千人，武器840余件，其中迫击炮2门、轻机枪19，政权建设方面，又先后建立了金武永义、丽缙永武、永缙东磐3个办事处，区、乡政权组织也相继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日益巩固。
  1949年4月21日，路南电台收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浙东游击纵队同时传达了上海局、华中局关于敌后游击队配合渡江大军作战的指示。21日，百万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中路直插皖南、浙西，切断浙赣线。6支队即向铁路靠拢，迎接大军。5月7日，二野3兵团12军35师解放金华，8日解放义乌、东阳。8日一早，我们即派人在武义上茭道与大军34师师长尤太忠取得联系，配合大军解放了永康。次日，9大队配合34师解放武义，祝支队与处属2大队配合31师解放宣平，10大队配合33师解放汤溪。5月10日，我东磐部队配合12军35师，第二次解放磐安。路南其他各县也在两三天内相继解放。至此，我们决定撤销松宣遂工委、处北县委、松阳、处北两县政府，其建制仍回处属。所有干部统由新的浙江第七地委、专署、军分区安排工作。6支队编为八分区部队，地方党员、干部统由八地委、专署安排工作。中共路南特派员、浙江第五专署、路南军分区及其下属组织，完成了历史使命。
  我到路南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路南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在浙江临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应飞为首的李立倚、李文华、吴甫新、李秀芝、胡一元、陶健、黄光耀、李西京、徐文佩等大批当地优秀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指战员，进行长期艰苦英勇斗争的结果。还得到上海局外县委与沪、锡、常、杭等城市党组织的大力配合和帮助，给我们输送干部，提供物资、技术上的支援。尤其是历经革命战争锻炼、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百万路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斗争，才取得了伟大胜利。饮水思源，对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和作出努力和贡献的情场以及英勇的路南人民，我们将永志不忘。
  武义解放的回忆
  陶健
  一、1948年底“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在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6支队主力奉命向浙南挺进，于1949年3月12日接受了国民党松阳县县长兼自卫总队长祝更生率领全体官兵的起义，解放了松阳县。接着，又于14日接受了国民党丽水县自卫总队四百多官兵的起义。在浙赣路南地区迎接解放的大好形势中，武义县于1949年5月9日胜利解放。
  二、解放战争时期在武义地区活动的有两支人民武装：一支是浙赣路南党领导的浙东人民解放军第6支队（包括6支队前身应飞领导的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3大队）；另一支是浙南党张之清同志的处属3支队2大队（包括前身武工队）。1948年4月，我们智擒并镇压了国民党武义县县党部书记长何如圭后，武义地区的整个斗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群众得到了进一步发动，部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并主动向敌人出击。1948年8月初，在武义武工队基础上扩编为第6支队第9大队。同时，6支队决定成立了金（华）、汤（溪）、武（义）、宣（平）武工队，在武（义）宣（平）山区一带开展活动，主动攻打敌人。1949年2月，中共路南地区特派员决定建立永（康）武（义）丽（水）缙（云）办事处，由我兼任主任，并在办事处下建立了武义县清溪区、下杨区和永康县的永祥区。三个区都有一个区中队武装，全面开展地方工作，收粮收款，发动群众，做好侦察敌情，配合主力打击敌人。
  三、1949年3月间，6支队政委卜明、支队长应飞，根据浙东临工委的部署，在6支队所属部队和路南地区县级党委以上领导干部中进行解放县城的准备。一方面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另一方面大力培训干部，为接收城市做准备。1949年3月中旬，6支队主力奉命向丽水、松阳出发，3月12日解放了松阳县，接着，又接受了丽水县自卫总队四百多官兵的起义。松阳、丽水两县相继起义后，与处属3支队合并，成立了2个游击支队；一是宣、松、遂人民游击支队，二是丽、缙、永、武人民游击支队。在当地与敌人开展斗争，6支队主力仍回路南地区。另一方面，由于6支队主力向浙南挺进，为了统一永康、武义一带党的工作，路南地区特派员决定成立中共永武工委，我任书记。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指示9大队从武义向永康、东阳出击。4月21日，9大队与东磐兄弟部队联合攻打，解放了磐安县。尔后又回永康接受国民党四路口区中队起义，为了阻止国民党败军向南逃窜，9大队直赴嵊东公路，烧毁歌山大桥；接着，又折回金温公路，烧毁石柱和前仓两座大桥，在公路沿线拦截国民党溃逃军车，缴获了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等战利品。
  6支队主力从松阳、丽水回来后，由卜明同志带领支队部的政工、后勤人员和部分指战员到雪峰进行整训。由应飞同志带领的支队主力和从东阳、永康回来的6支队9大队，在永康八字墙一带会合，待命解放金华永康武义等县城。当时，支队决定9大队解决接管武义，9大队随即指派胡玉仙和项冲带领短枪组到武义城郊的白溪一带侦察，做好进城的准备工作。
  二野渡江后，第11军33师和12军34师于5月7日直捣金华。8日，12军34师从金华沿公路直指永康，在6支队配合下解放了永康。9日，在白溪待命的9大队短枪组指战员十余人，侦察到武义城里的203师与自卫队已逃离县城，当天下午，在县城各界群众的欢迎下，进城解放了武义。鉴于当时武装人员过少，进城后，在县商会作了短暂停留，就转移到离县城七里的端村住宿。当晚，二野34师宣传科长韦明也从永康率领一排指战员，乘车来到武义，项冲率领游击队指战员即星夜进城，与大军会师。当时，自卫队百余官兵逃到南湖殿，经商议后，邀请民主人士杨海涛前往南湖劝降。次日黎明，自卫队特务中队中队长王兆祥就率领百余名自卫队官兵，放下武器进城投降。同时，在西寺的203师部分官兵，也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
  10月晨，6支队支队长应飞与我带小分队武装，从永康乘车到武义，又指派副大队长李西京率领9大队全体指战员从永康经桐琴、东皋来武义。经与二野34师宣传科长韦明商量后，成立了武义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我任主任，胡一元、韦明任副主
  任。
  四、张贴布告，宣传成立武义县军管会，并成立城防警备司令部，在部署县城警卫、维护城市秩序、追剿残敌的同时，开展群众工作，着手接管。军管会决定由胡玉仙同志接管县政府秘书处；由项冲、颜寿康、卢竹多、姚炳塘等同志接管警察局，清理关押犯人，释放“政治犯”和无辜犯人，由童梦熊等同志接管建设等科室；由徐云从等同志接管教育等科室；并向电话所（胡长月）、卫生院（胡秀吟）等要害部门派出军代表。几个政府和武工队员，也先后集中到县，经过整训，回到各个区，开展追剿残敌等各项斗争，保证全县城乡的安定。
  5月20日，南下干部到达武义。当天，就贴出布告，宣布成立武义县人民政府，21日成立县委。并在县委、县政府中建立相应的部委办科室，全面开展接管工作。同时，将原来永武丽缙办事处和处北县所属的四个区合并，全县设立了城关、白阳、清溪、新宅、下杨、履坦等六个区委和区公所，工作开展比较顺利，残敌不断向我投降，全县城乡比较安定。
  五、县委、县人民政府建立后，南北干部会师工作做得比较好，当时在金华地区各县中，武义的南北干部团结和社会安定，恢复生产都是抓得比较好的。6月中旬后，小股国民党残敌开始在永（康）武（义）交界山区清溪一带和金（华）武（义）交界山区集结。我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曾先后率领县大队（9大队改编）前去清剿，二次俘敌（包括投降自首的一百余人，缴获枪支百余支，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