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内容
一、前言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原余姚县罗江乡）。东距宁波市25公里，西离杭州市120公里，杭甬高速公路、甬梁公路和甬余高等级公路分别在遗址的南面和北面经过，并有连接线相通。遗址是在1973年当地政府兴修水利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0000平方米，堆积厚度4米左右，叠压着4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各文化层C14年代测定数据见附表4-1。
1973年和1977年冬，省文物部门对它经过两次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艺术品6700多件，还有丰富的人工栽培稻谷堆积，大片木建筑遗迹，饲养的狗、猪、水牛和捕猎的禽兽、鱼鳖类动物残骸，采集的酸枣、橡子、芡实、菱角等果实以及少量墓葬。为研究农业、畜牧、建筑、纺织、地质、水文、动物群族以及植被等学科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摇篮。1982年，国务院公布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姆渡文化遗址迄今已发现49处，其中26处比较重要的遗址都集中在余姚东部平原（见附图4-1），故以余姚东部平原和河姆渡遗址及其周边的水环境为主进行研究探析。
二、河姆渡水环境现状
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姚江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西起曹娥江，东至宁波市西郊，南接四明山，北濒杭州湾，东西长100余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平原北部有一条古海塘，东起镇海后海塘，途经慈溪、余姚，西达上虞市沥海（见附图4-1），海塘外海涂随钱塘江河口的摆动，时涨时坍，清代以后海涂逐渐向外淤积，现在慈溪市已向北伸出10余公里，是为滨海平原。姚江平原西部地形开阔，偶有几处孤丘，东部比较狭窄，从余姚市区正北郑巷向东，沿古海塘有一列低山丘陵，直抵宁波市西北的镇海，因为大部分山地在今慈溪市南部，故称为慈南山地。由于山地侵占，东部平原南北宽仅10公里左右。慈南山地南麓有慈江，全长28公里，河面宽约50米，起源于慈城北部山地，向西至丈亭三江口汇入姚江。宋宝佑四年（1257年），慈城南面太平桥至夹田桥一段（约2公里）挖通后，才与慈北水网贯通（慈溪《雍正县志》）。
河姆渡遗址位于姚江下游河姆渡口北侧，向南隔江200米就是连绵起伏的四明山，东、西、北三面是平原。遗址的西南角有一小山包，残高约6米（黄海高程，下同）。遗址位于山包的东北部，四周地势低洼，地面高程1.5～2.5米。遗址以北每隔二三百米就有一条与姚江平行的河沟，东西两侧2公里之内还有3条南北流向的河流，沟通慈江和姚江的流水。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河流最终都入注姚江，使它成为河姆渡水环境的关键性河流。
姚江源自四明山夏家岭，全长107公里，自夏家岭东出，北行至四明湖水库经上虞楼家闸于新江口，西接通明江来水，汇合成姚江干流，经肖东、余姚、丈亭、河姆渡、大隐，沿途汇入四明山北麓溪水，到宁波三江口入甬江再入海。姚江中下游为平原河道，河床平坦，流速缓慢。余姚市区三江口以西至菁江渡段为姚江中游，河道相对平直，江面较窄，一般宽50米。三江口以东段为姚江下游，江面开阔，河道弯曲度较大，江面宽在100～150米之间，最宽处达250米。
姚江原为潮汐河流，高潮位时咸潮可以抵达河姆渡附近。特别是七八月份台风增水和天文大潮相结合时，往往引发严重的洪、涝、潮灾害，河姆渡一带由于地势低洼，洪水退出缓慢，往往成为姚江平原上的重灾区。20世纪50年代开始，姚江平原连续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水涝灾害频发的局面才得以控制。
三、河姆渡文化时期水环境的地貌学分析
1．河姆渡文化出现以前的水环境
根据浙江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编制的《杭州、余姚、宁波水文地质普查报告》（以下简称《普查报告》）所知，在晚更新世，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分东西两路入海：东路大隐溪向东北方向伸展，经洪塘在现在的宁波市区汇合奉化江、鄞江的流水后往北入东海；西路余姚江古河道分为两支，一支自河姆渡向西汇合车厩、陆埠大溪流水，再向西北经余姚向北至周巷、长河、庵东进入杭州湾，另一支自云楼向东经马渚折而向北从泗门进入杭州湾（见附图4-2）。根据以上水系流向推测，其时河姆渡以东的大隐与慈城之间存在一条分水岭，它应是以羊角山、乌石山等低山小丘为主体的大隐—慈城高地（见附图4-3）。
全新世冰期后，全球气候持续上升，宁绍平原遭受晚更新世末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侵，海侵高峰时期，海水直拍四明山（会稽山）北麓，肖绍甬准平原沦为一片浅海。海侵过程中平原上沉积了10～50米厚的淤泥层，使原来起伏不平的地貌得到较大的改观。河姆渡遗址地面以下的淤泥层埋深14～15.5米，4米厚的文化层之下，即为海相层，检测发现大量的海相微生物化石，佐证在海侵高峰时期海水曾经抵达四明山北麓的推断。
最近，我们在姚江平原北部的低塘镇镇西村发现一处贝壳堆积，顶板距地表深31米，堆积厚0.8米，贝类专家鉴定是厚牡蛎比较种，含少量新梯蛤亚属。含贝壳的地层岩性为淤泥质粘土，厚20米，贝壳层位于底部，叠压在晚更新世末期地层之上。贝壳C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为8020年（置信度95.4%）。同样的贝壳堆积情况在它南面的低塘镇郑巷村也有发现（未作过属种鉴定和年代测定）。推测镇西村的贝壳层时间在前，随着海侵发展，海水逐渐上升，向南推进，在适宜的地理环境中又形成郑巷村的贝壳堆积，当海侵高峰时，海水最终抵达四明山北麓。根据这两处贝壳层材料和地层岩性分析推测：①全新世中期，姚江平原南高北低地貌还比较明显，低塘的地势明显低于河姆渡遗址渡头山和元宝山峡谷，即现在姚江河底最深处的顶板；②这个时候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仍然向北排入杭州湾，大隐—慈城高地还是姚东准平原上的分水岭。
2．河姆渡文化形成和繁荣时期的水环境
河姆渡文化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阶段，正是姚江平原进一步发育和现在的姚江平原形成时期。根据生产发展水平，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可分为早晚两期：第四、第三两层是它的形成、发展期，第二、第一两层是衰落期。
河姆渡在海退初期很快成陆，河姆渡文化随之出现与它处于独特的地貌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从姚江流域卫星遥感图上判断，慈南山地、大隐—慈城高地和四明山麓构成了工字形的地貌，而它又恰恰濒临东海。前面已经描述，全新世海侵高峰时期姚江平原成为一片浅海，这时候四明山北麓也就成为杭州湾南岸的一道海岸线，长8.5公里，宽7公里的大隐—慈城高地犹如向北伸出去的丁坝，坝的顶端长达60公里的慈南山地像是一道顺坝。丁坝和顺坝有显著的促淤成陆功效，沿海地区人民很早就采用抛筑丁坝、顺坝方法进行促淤围涂。地处杭州湾的余姚市泗门镇从1983年开始从新筑的临潮海塘万圣段向北抛筑陶家路丁坝，经20年抛筑，现在该坝海涂上高3米，面宽4米，长约500米。其中丁坝0～123米段东侧，宽5200米的海涂现在已淤为多年生植物芦苇的生长地，该坝124～500米段以东为一年生海草生长地，坝端以北200米为海涂。坝脚靠海一侧的堤上堤下长满茂密的灌木，说明在大潮汛、高潮位时，海水已经离堤坝有一段距离。丁坝下20世纪80年代初地面高－8～－6米，现在淤高至2.1～3.1米，淤积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像。为了加快促淤成陆的速度，人们在抛筑丁坝、顺坝时有意在大坝中间留出缺口，让它带进海潮中的泥沙。如普陀小郭巨抛坝促淤工程在1500米长坝中，留出中间一段相对低3米、长600米的低坝，让海水流通，经3年工作，实现围涂1.2万亩。所以大隐—慈城高地上的山谷和平地，对促淤是有益的。总之，河姆渡的工字形地貌促淤成陆功效是人工抛筑的丁坝、顺坝无法比拟的。这样的地貌宁绍平原上只有一处，在全新世海退以后，这一带迅速成陆，成为远古时代的姚江平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有生活于深山密林中的猛兽，也有活跃于低山丘陵的哺乳类小动物，还有以青草、树叶为食的鹿科动物，而数量最多的是鱼类、爬行类动物，还有锯缘青蟹、真鲨、海龟和鲻鱼4种海生动物，反映河姆渡成陆后在原来丘陵山地和海湾的地貌基础上又演化出平原、草地、湖泊、沼泽的多种地貌，为原始人群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能够顺利排泄，潮汐的涨落使湖水有规律升降。从排涝和灌溉两个方面为稻作农业的产生、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新绘制的河姆渡遗址孢粉图表明，第四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时期，水稻的孢粉占总量的50％和40％，说明这个时候的原始农业已有相当规模，是河姆渡文化形成和繁荣时期。这时候的水环境总体上是有利先民生产、生活的。
3．河姆渡文化衰落时期的水环境
根据上面所述，水环境对河姆渡文化的形成和繁荣起到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它后期的衰落也是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所使然，而水环境又与杭州湾喇叭形地形有深刻的联系。喇叭口处的镇海与对岸的上海南汇之间宽达100公里，潮涌平缓，平均高潮位1.11米，而与钱塘江交汇处的临山、澉浦之间宽仅20公里。临浦站平均高潮位超过2.4米，潮流湍急。姚西平原地势平坦，受钱塘江河口的摆动影响大，涨潮时大量的泥沙被带了进来，淤涨大于姚东平原，使海退初期形成的河姆渡高地逐渐低落，姚江腹地的地表水排泄逐渐困难。全新世初的大规模海侵大约在距今6000年时结束，海平面趋于稳定，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基本形成。姚西平原北部和慈南山地北麓出现余姚大寨高地、茅湖、慈溪乌龟山和镇海沙溪等良渚文化遗址，距离历史时期修筑的大沽塘仅1～3公里。说明正常气候条件下，杭州湾的潮汐不再对这里的住民构成威胁，很可能已有自然砂堤的卫护。这几处遗址的年代没有作过科学检测，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晚于慈南山地宁波慈湖遗址上层良渚文化5365±125年（树轮校正）的年代，推测为5000年上下。现在大沽塘一线的高程在3～3.5米，比姚江下游高1米以上，虽然地理条件不同，两地的淤涨速度有差异，但是姚北大沽塘古海岸线一带淤涨快于姚江腹地是可以肯定的。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形成以后不但增加了姚东平原地表水排泄流程，而且潮位托顶时还会堵塞排泄口，姚东平原势必沦为洪涝灾害多发地区。当天文大潮和台风、暴雨结合时，洪水很有可能淹没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及周边的古遗址的遗物、遗迹、地层和孢粉资料都大量记载了当时发生的水涝灾害的信息：
（1）从地层资料看，河姆渡遗址第三、第二文化层之间有一层自西向东逐渐增厚的淤泥层，最厚处达0.65米。淤土中没有检测到海相微生物，证明这是洪水肆虐，陆地沼泽化的遗迹。河姆渡周边的童家岙、下庄、慈湖遗址文化层上或下出现淤泥、泥炭相互迭压的现象，也证实这里曾经有过多次的洪涝水灾。
（2）从南京大学所做的孢粉图谱看，河姆渡遗址出现以后明显的水域扩展至少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第四文化层中段时期，孢粉中淡水植物香蒲的含量从先前的5％增加到17％；第二次在第三文化层下段时期，香蒲又从13％增加到20％；第三次在第二文化层中期，香蒲从2％增加到15％；第四次发生在第一文化层中期，香蒲从7％猛增到21％。水域扩大与雨水多，排泄不畅相关。
（3）从遗物数量看，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出土器物数量呈逐渐递减的势态，说明水环境在恶化，遗址规模不断缩小。见附表4-2。
（4）从曹娥江排泄情况看，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形成后，曹娥江水北排同样受阻。曹娥江位于钱塘江河口之上，现在它的平均高潮位达7.70米，远远高于姚江平原地面高程。历史上丰水季节时，曹娥江部分河水需要向姚西平原泄出，推测在6000年前，已开始分流东泄，使姚江平原的水环境更加严重。
在水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早期阶段河姆渡先民主要通过向周边山前平原扩散的办法来求得生存，晚期只能向浙西、浙南作出迁徙，另寻出路。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委托南京大学对河姆渡遗址地层土样标本作微古、孢粉、粒度和含盐量测试，检测结果与我们对河姆渡的地貌、水文分析相吻合（详见附录五）。
四、姚江改道问题
1．姚江改道的地质条件
根据浙江省地质部门勘察，在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期间，有一条昌化—普陀断裂带自西向东穿过浙东平原，其南面有一条次级断裂带，位于河姆渡—大隐一线，与姚江段河道重合。为此我们在2001年5月姚江低水位时两次到实地调查、考察，具体收获如下：
（1）该河段多数河滩系砂砾岩性，推测底部为山体岩石。在城山渡西100米处南岸河滩上发现小片海滩岩，俗称活石，表面光洁，无棱角，冲刷痕迹明显。
（2）该河道两端的渡头山和元宝山、小湾山和羊角尖山之间的山坡成Ⅴ字形延伸至河心，交接处有缝罅，1967年余姚大旱，姚江全线干涸，惟这两处缝罅清泉不竭。据当地老人介绍，河姆渡的泉眼深3～5米，城山泉眼深2～3米（河底测算的深度）。
（3）源于河姆渡遗址南面四明山的芝岭溪流向正子午线偏东60°方向下跌，进入平原后分为两支：主流偏西18°入姚江，另一支偏东42°入姚江。
根据上述材料推测：
（1）四明山与大隐—慈城高地上的低山小丘的岩基存在断裂，这断裂带在姚江河姆渡—大隐一线。在第四纪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这条断裂被砂砾泥土填平，其地质条件具备造河要求。
（2）根据芝岭溪平原主干道折而西行的水文情况分析，它应是全新世初海侵以前就存在的古姚江东路源头。海退以后，这条古河道继续留存，是河姆渡先民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
（3）河姆渡—大隐段河床部份冲刷痕迹，是姚江改道东流时遭受强劲洪水切割的标志。
2．沟头冲刷
河姆渡南面大雷山山峰密集，海拔高程都在300米以上，其中最高的老鹰岩为521米。群峰林立，冷暖空气交流频繁，成雨条件较好，年降雨量在1800毫米以上，超过余姚市年平均降雨量500毫米以上。特别在梅雨季节和夏秋季节经常产生大暴雨。由于山溪河道流短水急，排泄不畅，使溪水向东逆流，成为冲刷大隐—慈城高地南线的动力条件。推测高地东端大隐溪与古河道交接部位同样存在这种沟头冲刷现象，在持久反复的冲刷下，高地南线河姆渡一大隐段地面日渐剥蚀。
3．洪水切割
姚江改道还与姚江平原的整体地理、气候、水文环境相关。姚江平原所处的浙东沿海一带面临东海广阔的大陆架，这一宽陆架浅海的动力学环境是风暴潮发展的条件，加上杭州湾的喇叭形地形，其宽口窄底的地形集能作用很大，如遇台风与天文大潮结合常造成洪水暴潮、巨浪并发的特大灾害。余姚自1950～1989年的40年中，发生大水灾19起，如1962年9月14号台风带来的大暴雨，3天降雨量高达524毫米，城镇、平原一片汪洋，平均水深1.6米，最深处在2米以上，受淹时间长达13天。这种旷日持久的洪水对平原地貌有很大的影响，当洪水漫过河姆渡—大隐之间地面，向东排泄后，产生很强的切割力，成为姚江改道东流的造床动力。
地质、地理、自然的众多因素集中在这一地带，所以最终姚江在这里贯通。
4．姚江改道时间问题
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中，发现第一文化层上叠压着厚厚的一层淤泥，自南向北自数厘米至百余厘米。排除海侵因素以后，可以认为这是一次特大洪水及洪水长期滞留的遗物，并与姚江改道、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有关。考古学家根据这场特大洪水曾经冲刷第一文化层，深入第二文化层的迹象，推断姚江改道东流在距今5000年以后。我们结合大沽塘南侧出现良渚文化遗址的因素，以及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的情况，认为姚江改道在距今4500～5000年之间。
河姆渡遗址以北平原耕土层以下普遍有一层厚0.5～2米的泥炭，浙江省农业部门对罗江村泥炭C14年代测定为距今4320±130年，这和浙北良渚文化消失时间相一致，说明当时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洪涝灾害。这个年代可以作为姚江改道时间的下限。
五、结语
全新世以来，随着大规模的海侵运动，姚江平原经历了浅海、滨海平原、平原沼泽的地貌变迁过程，其间发生了古姚江改道东流的水环境变故，奠定了现在姚江平原的基本地貌和水环境。海退进行之中出现的河姆渡文化曾借助于优越的工字形地貌环境，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灿夺目的稻作文明。但这种依赖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始文化毕竟是脆弱的，当生存环境逆转恶化时，它便衰落下去。它昭示我们，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这样才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
居住干栏式建筑，吃食稻米和鱼类，擅长划桨行舟，这是河姆渡文化鲜明特色，湿地环境是这种生活习俗的地域基础。最新农业考古表明，我国初始阶段的古水田都是对自然河（湖）边的洼地稍加下挖而成，利用河（湖）水的涨落，进行灌溉的自然农业。有关学者研究后认为河姆渡文化初期阶段的农业也应是同一种形态。湿地对人类的文明功不可没。
姚江改道东流，海水沿河道上溯，这对河姆渡文化不啻是致命一击。但局部的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是姚江平原的地表水能够顺畅排泄，平原再次出露。公元前476年，越王勾践在大隐镇城山一带建造句章城，开辟了宁绍平原向海外航运的通道，这一带由是繁荣起来。现在姚江流域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姚江母亲河的意义进一步凸现。
参考文献
1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1)
2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12)
3 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1)
4 河姆渡文化遗址调查（复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0
5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杭州幅、余姚幅．杭州：浙江省地质局，1980
6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宁波幅．杭州：浙江省地质局，1981
7 浙江省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
8 余姚市水利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
9 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邵九华，余姚市政协；夏梦河，余姚市水利局；邵尧明，余姚市建设局；本文原载2002年3月29日《中国文物报》，作者对本书转录的该文，在内容上已作了些调整和补充）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原余姚县罗江乡）。东距宁波市25公里，西离杭州市120公里，杭甬高速公路、甬梁公路和甬余高等级公路分别在遗址的南面和北面经过，并有连接线相通。遗址是在1973年当地政府兴修水利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0000平方米，堆积厚度4米左右，叠压着4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各文化层C14年代测定数据见附表4-1。
1973年和1977年冬，省文物部门对它经过两次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艺术品6700多件，还有丰富的人工栽培稻谷堆积，大片木建筑遗迹，饲养的狗、猪、水牛和捕猎的禽兽、鱼鳖类动物残骸，采集的酸枣、橡子、芡实、菱角等果实以及少量墓葬。为研究农业、畜牧、建筑、纺织、地质、水文、动物群族以及植被等学科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摇篮。1982年，国务院公布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姆渡文化遗址迄今已发现49处，其中26处比较重要的遗址都集中在余姚东部平原（见附图4-1），故以余姚东部平原和河姆渡遗址及其周边的水环境为主进行研究探析。
二、河姆渡水环境现状
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姚江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西起曹娥江，东至宁波市西郊，南接四明山，北濒杭州湾，东西长100余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平原北部有一条古海塘，东起镇海后海塘，途经慈溪、余姚，西达上虞市沥海（见附图4-1），海塘外海涂随钱塘江河口的摆动，时涨时坍，清代以后海涂逐渐向外淤积，现在慈溪市已向北伸出10余公里，是为滨海平原。姚江平原西部地形开阔，偶有几处孤丘，东部比较狭窄，从余姚市区正北郑巷向东，沿古海塘有一列低山丘陵，直抵宁波市西北的镇海，因为大部分山地在今慈溪市南部，故称为慈南山地。由于山地侵占，东部平原南北宽仅10公里左右。慈南山地南麓有慈江，全长28公里，河面宽约50米，起源于慈城北部山地，向西至丈亭三江口汇入姚江。宋宝佑四年（1257年），慈城南面太平桥至夹田桥一段（约2公里）挖通后，才与慈北水网贯通（慈溪《雍正县志》）。
河姆渡遗址位于姚江下游河姆渡口北侧，向南隔江200米就是连绵起伏的四明山，东、西、北三面是平原。遗址的西南角有一小山包，残高约6米（黄海高程，下同）。遗址位于山包的东北部，四周地势低洼，地面高程1.5～2.5米。遗址以北每隔二三百米就有一条与姚江平行的河沟，东西两侧2公里之内还有3条南北流向的河流，沟通慈江和姚江的流水。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河流最终都入注姚江，使它成为河姆渡水环境的关键性河流。
姚江源自四明山夏家岭，全长107公里，自夏家岭东出，北行至四明湖水库经上虞楼家闸于新江口，西接通明江来水，汇合成姚江干流，经肖东、余姚、丈亭、河姆渡、大隐，沿途汇入四明山北麓溪水，到宁波三江口入甬江再入海。姚江中下游为平原河道，河床平坦，流速缓慢。余姚市区三江口以西至菁江渡段为姚江中游，河道相对平直，江面较窄，一般宽50米。三江口以东段为姚江下游，江面开阔，河道弯曲度较大，江面宽在100～150米之间，最宽处达250米。
姚江原为潮汐河流，高潮位时咸潮可以抵达河姆渡附近。特别是七八月份台风增水和天文大潮相结合时，往往引发严重的洪、涝、潮灾害，河姆渡一带由于地势低洼，洪水退出缓慢，往往成为姚江平原上的重灾区。20世纪50年代开始，姚江平原连续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水涝灾害频发的局面才得以控制。
三、河姆渡文化时期水环境的地貌学分析
1．河姆渡文化出现以前的水环境
根据浙江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编制的《杭州、余姚、宁波水文地质普查报告》（以下简称《普查报告》）所知，在晚更新世，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分东西两路入海：东路大隐溪向东北方向伸展，经洪塘在现在的宁波市区汇合奉化江、鄞江的流水后往北入东海；西路余姚江古河道分为两支，一支自河姆渡向西汇合车厩、陆埠大溪流水，再向西北经余姚向北至周巷、长河、庵东进入杭州湾，另一支自云楼向东经马渚折而向北从泗门进入杭州湾（见附图4-2）。根据以上水系流向推测，其时河姆渡以东的大隐与慈城之间存在一条分水岭，它应是以羊角山、乌石山等低山小丘为主体的大隐—慈城高地（见附图4-3）。
全新世冰期后，全球气候持续上升，宁绍平原遭受晚更新世末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侵，海侵高峰时期，海水直拍四明山（会稽山）北麓，肖绍甬准平原沦为一片浅海。海侵过程中平原上沉积了10～50米厚的淤泥层，使原来起伏不平的地貌得到较大的改观。河姆渡遗址地面以下的淤泥层埋深14～15.5米，4米厚的文化层之下，即为海相层，检测发现大量的海相微生物化石，佐证在海侵高峰时期海水曾经抵达四明山北麓的推断。
最近，我们在姚江平原北部的低塘镇镇西村发现一处贝壳堆积，顶板距地表深31米，堆积厚0.8米，贝类专家鉴定是厚牡蛎比较种，含少量新梯蛤亚属。含贝壳的地层岩性为淤泥质粘土，厚20米，贝壳层位于底部，叠压在晚更新世末期地层之上。贝壳C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为8020年（置信度95.4%）。同样的贝壳堆积情况在它南面的低塘镇郑巷村也有发现（未作过属种鉴定和年代测定）。推测镇西村的贝壳层时间在前，随着海侵发展，海水逐渐上升，向南推进，在适宜的地理环境中又形成郑巷村的贝壳堆积，当海侵高峰时，海水最终抵达四明山北麓。根据这两处贝壳层材料和地层岩性分析推测：①全新世中期，姚江平原南高北低地貌还比较明显，低塘的地势明显低于河姆渡遗址渡头山和元宝山峡谷，即现在姚江河底最深处的顶板；②这个时候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仍然向北排入杭州湾，大隐—慈城高地还是姚东准平原上的分水岭。
2．河姆渡文化形成和繁荣时期的水环境
河姆渡文化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阶段，正是姚江平原进一步发育和现在的姚江平原形成时期。根据生产发展水平，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可分为早晚两期：第四、第三两层是它的形成、发展期，第二、第一两层是衰落期。
河姆渡在海退初期很快成陆，河姆渡文化随之出现与它处于独特的地貌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从姚江流域卫星遥感图上判断，慈南山地、大隐—慈城高地和四明山麓构成了工字形的地貌，而它又恰恰濒临东海。前面已经描述，全新世海侵高峰时期姚江平原成为一片浅海，这时候四明山北麓也就成为杭州湾南岸的一道海岸线，长8.5公里，宽7公里的大隐—慈城高地犹如向北伸出去的丁坝，坝的顶端长达60公里的慈南山地像是一道顺坝。丁坝和顺坝有显著的促淤成陆功效，沿海地区人民很早就采用抛筑丁坝、顺坝方法进行促淤围涂。地处杭州湾的余姚市泗门镇从1983年开始从新筑的临潮海塘万圣段向北抛筑陶家路丁坝，经20年抛筑，现在该坝海涂上高3米，面宽4米，长约500米。其中丁坝0～123米段东侧，宽5200米的海涂现在已淤为多年生植物芦苇的生长地，该坝124～500米段以东为一年生海草生长地，坝端以北200米为海涂。坝脚靠海一侧的堤上堤下长满茂密的灌木，说明在大潮汛、高潮位时，海水已经离堤坝有一段距离。丁坝下20世纪80年代初地面高－8～－6米，现在淤高至2.1～3.1米，淤积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像。为了加快促淤成陆的速度，人们在抛筑丁坝、顺坝时有意在大坝中间留出缺口，让它带进海潮中的泥沙。如普陀小郭巨抛坝促淤工程在1500米长坝中，留出中间一段相对低3米、长600米的低坝，让海水流通，经3年工作，实现围涂1.2万亩。所以大隐—慈城高地上的山谷和平地，对促淤是有益的。总之，河姆渡的工字形地貌促淤成陆功效是人工抛筑的丁坝、顺坝无法比拟的。这样的地貌宁绍平原上只有一处，在全新世海退以后，这一带迅速成陆，成为远古时代的姚江平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有生活于深山密林中的猛兽，也有活跃于低山丘陵的哺乳类小动物，还有以青草、树叶为食的鹿科动物，而数量最多的是鱼类、爬行类动物，还有锯缘青蟹、真鲨、海龟和鲻鱼4种海生动物，反映河姆渡成陆后在原来丘陵山地和海湾的地貌基础上又演化出平原、草地、湖泊、沼泽的多种地貌，为原始人群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能够顺利排泄，潮汐的涨落使湖水有规律升降。从排涝和灌溉两个方面为稻作农业的产生、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新绘制的河姆渡遗址孢粉图表明，第四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时期，水稻的孢粉占总量的50％和40％，说明这个时候的原始农业已有相当规模，是河姆渡文化形成和繁荣时期。这时候的水环境总体上是有利先民生产、生活的。
3．河姆渡文化衰落时期的水环境
根据上面所述，水环境对河姆渡文化的形成和繁荣起到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它后期的衰落也是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所使然，而水环境又与杭州湾喇叭形地形有深刻的联系。喇叭口处的镇海与对岸的上海南汇之间宽达100公里，潮涌平缓，平均高潮位1.11米，而与钱塘江交汇处的临山、澉浦之间宽仅20公里。临浦站平均高潮位超过2.4米，潮流湍急。姚西平原地势平坦，受钱塘江河口的摆动影响大，涨潮时大量的泥沙被带了进来，淤涨大于姚东平原，使海退初期形成的河姆渡高地逐渐低落，姚江腹地的地表水排泄逐渐困难。全新世初的大规模海侵大约在距今6000年时结束，海平面趋于稳定，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基本形成。姚西平原北部和慈南山地北麓出现余姚大寨高地、茅湖、慈溪乌龟山和镇海沙溪等良渚文化遗址，距离历史时期修筑的大沽塘仅1～3公里。说明正常气候条件下，杭州湾的潮汐不再对这里的住民构成威胁，很可能已有自然砂堤的卫护。这几处遗址的年代没有作过科学检测，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晚于慈南山地宁波慈湖遗址上层良渚文化5365±125年（树轮校正）的年代，推测为5000年上下。现在大沽塘一线的高程在3～3.5米，比姚江下游高1米以上，虽然地理条件不同，两地的淤涨速度有差异，但是姚北大沽塘古海岸线一带淤涨快于姚江腹地是可以肯定的。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形成以后不但增加了姚东平原地表水排泄流程，而且潮位托顶时还会堵塞排泄口，姚东平原势必沦为洪涝灾害多发地区。当天文大潮和台风、暴雨结合时，洪水很有可能淹没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及周边的古遗址的遗物、遗迹、地层和孢粉资料都大量记载了当时发生的水涝灾害的信息：
（1）从地层资料看，河姆渡遗址第三、第二文化层之间有一层自西向东逐渐增厚的淤泥层，最厚处达0.65米。淤土中没有检测到海相微生物，证明这是洪水肆虐，陆地沼泽化的遗迹。河姆渡周边的童家岙、下庄、慈湖遗址文化层上或下出现淤泥、泥炭相互迭压的现象，也证实这里曾经有过多次的洪涝水灾。
（2）从南京大学所做的孢粉图谱看，河姆渡遗址出现以后明显的水域扩展至少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第四文化层中段时期，孢粉中淡水植物香蒲的含量从先前的5％增加到17％；第二次在第三文化层下段时期，香蒲又从13％增加到20％；第三次在第二文化层中期，香蒲从2％增加到15％；第四次发生在第一文化层中期，香蒲从7％猛增到21％。水域扩大与雨水多，排泄不畅相关。
（3）从遗物数量看，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出土器物数量呈逐渐递减的势态，说明水环境在恶化，遗址规模不断缩小。见附表4-2。
（4）从曹娥江排泄情况看，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形成后，曹娥江水北排同样受阻。曹娥江位于钱塘江河口之上，现在它的平均高潮位达7.70米，远远高于姚江平原地面高程。历史上丰水季节时，曹娥江部分河水需要向姚西平原泄出，推测在6000年前，已开始分流东泄，使姚江平原的水环境更加严重。
在水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早期阶段河姆渡先民主要通过向周边山前平原扩散的办法来求得生存，晚期只能向浙西、浙南作出迁徙，另寻出路。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委托南京大学对河姆渡遗址地层土样标本作微古、孢粉、粒度和含盐量测试，检测结果与我们对河姆渡的地貌、水文分析相吻合（详见附录五）。
四、姚江改道问题
1．姚江改道的地质条件
根据浙江省地质部门勘察，在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期间，有一条昌化—普陀断裂带自西向东穿过浙东平原，其南面有一条次级断裂带，位于河姆渡—大隐一线，与姚江段河道重合。为此我们在2001年5月姚江低水位时两次到实地调查、考察，具体收获如下：
（1）该河段多数河滩系砂砾岩性，推测底部为山体岩石。在城山渡西100米处南岸河滩上发现小片海滩岩，俗称活石，表面光洁，无棱角，冲刷痕迹明显。
（2）该河道两端的渡头山和元宝山、小湾山和羊角尖山之间的山坡成Ⅴ字形延伸至河心，交接处有缝罅，1967年余姚大旱，姚江全线干涸，惟这两处缝罅清泉不竭。据当地老人介绍，河姆渡的泉眼深3～5米，城山泉眼深2～3米（河底测算的深度）。
（3）源于河姆渡遗址南面四明山的芝岭溪流向正子午线偏东60°方向下跌，进入平原后分为两支：主流偏西18°入姚江，另一支偏东42°入姚江。
根据上述材料推测：
（1）四明山与大隐—慈城高地上的低山小丘的岩基存在断裂，这断裂带在姚江河姆渡—大隐一线。在第四纪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这条断裂被砂砾泥土填平，其地质条件具备造河要求。
（2）根据芝岭溪平原主干道折而西行的水文情况分析，它应是全新世初海侵以前就存在的古姚江东路源头。海退以后，这条古河道继续留存，是河姆渡先民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
（3）河姆渡—大隐段河床部份冲刷痕迹，是姚江改道东流时遭受强劲洪水切割的标志。
2．沟头冲刷
河姆渡南面大雷山山峰密集，海拔高程都在300米以上，其中最高的老鹰岩为521米。群峰林立，冷暖空气交流频繁，成雨条件较好，年降雨量在1800毫米以上，超过余姚市年平均降雨量500毫米以上。特别在梅雨季节和夏秋季节经常产生大暴雨。由于山溪河道流短水急，排泄不畅，使溪水向东逆流，成为冲刷大隐—慈城高地南线的动力条件。推测高地东端大隐溪与古河道交接部位同样存在这种沟头冲刷现象，在持久反复的冲刷下，高地南线河姆渡一大隐段地面日渐剥蚀。
3．洪水切割
姚江改道还与姚江平原的整体地理、气候、水文环境相关。姚江平原所处的浙东沿海一带面临东海广阔的大陆架，这一宽陆架浅海的动力学环境是风暴潮发展的条件，加上杭州湾的喇叭形地形，其宽口窄底的地形集能作用很大，如遇台风与天文大潮结合常造成洪水暴潮、巨浪并发的特大灾害。余姚自1950～1989年的40年中，发生大水灾19起，如1962年9月14号台风带来的大暴雨，3天降雨量高达524毫米，城镇、平原一片汪洋，平均水深1.6米，最深处在2米以上，受淹时间长达13天。这种旷日持久的洪水对平原地貌有很大的影响，当洪水漫过河姆渡—大隐之间地面，向东排泄后，产生很强的切割力，成为姚江改道东流的造床动力。
地质、地理、自然的众多因素集中在这一地带，所以最终姚江在这里贯通。
4．姚江改道时间问题
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中，发现第一文化层上叠压着厚厚的一层淤泥，自南向北自数厘米至百余厘米。排除海侵因素以后，可以认为这是一次特大洪水及洪水长期滞留的遗物，并与姚江改道、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有关。考古学家根据这场特大洪水曾经冲刷第一文化层，深入第二文化层的迹象，推断姚江改道东流在距今5000年以后。我们结合大沽塘南侧出现良渚文化遗址的因素，以及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的情况，认为姚江改道在距今4500～5000年之间。
河姆渡遗址以北平原耕土层以下普遍有一层厚0.5～2米的泥炭，浙江省农业部门对罗江村泥炭C14年代测定为距今4320±130年，这和浙北良渚文化消失时间相一致，说明当时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洪涝灾害。这个年代可以作为姚江改道时间的下限。
五、结语
全新世以来，随着大规模的海侵运动，姚江平原经历了浅海、滨海平原、平原沼泽的地貌变迁过程，其间发生了古姚江改道东流的水环境变故，奠定了现在姚江平原的基本地貌和水环境。海退进行之中出现的河姆渡文化曾借助于优越的工字形地貌环境，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灿夺目的稻作文明。但这种依赖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始文化毕竟是脆弱的，当生存环境逆转恶化时，它便衰落下去。它昭示我们，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这样才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
居住干栏式建筑，吃食稻米和鱼类，擅长划桨行舟，这是河姆渡文化鲜明特色，湿地环境是这种生活习俗的地域基础。最新农业考古表明，我国初始阶段的古水田都是对自然河（湖）边的洼地稍加下挖而成，利用河（湖）水的涨落，进行灌溉的自然农业。有关学者研究后认为河姆渡文化初期阶段的农业也应是同一种形态。湿地对人类的文明功不可没。
姚江改道东流，海水沿河道上溯，这对河姆渡文化不啻是致命一击。但局部的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是姚江平原的地表水能够顺畅排泄，平原再次出露。公元前476年，越王勾践在大隐镇城山一带建造句章城，开辟了宁绍平原向海外航运的通道，这一带由是繁荣起来。现在姚江流域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姚江母亲河的意义进一步凸现。
参考文献
1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1)
2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12)
3 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1)
4 河姆渡文化遗址调查（复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0
5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杭州幅、余姚幅．杭州：浙江省地质局，1980
6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宁波幅．杭州：浙江省地质局，1981
7 浙江省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
8 余姚市水利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
9 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邵九华，余姚市政协；夏梦河，余姚市水利局；邵尧明，余姚市建设局；本文原载2002年3月29日《中国文物报》，作者对本书转录的该文，在内容上已作了些调整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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