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内容
附录一 姚江源头初考
戴怀长
姚江为甬江一支，源于何处，历代众说不一。南北朝孔灵符著《会稽记》载：余姚江源出太平山，随潮至浃口入海。《嘉泰会稽志》载：（姚江）源出太平山。上流至上虞县六十里，下流至慈溪县九十里。黄宗羲《今水经》载：……一自上虞县太平山，经余姚县治南，名姚江，历慈溪县境东流……。清康熙《余姚县志》载：姚江导源太平山及菁江，过断溪，西流至于上虞通明坝，新河注之（新河即运河）。光绪《慈溪县志》转引《天启志》云：（姚）江源发于绍兴余姚之太平诸山。《重修浙江通志稿》载：姚江源出上虞县之象田山，曰玉带溪。东北流约十八里至老通明闸。《余姚县水资源调查及水利区划报告》（1984年9月，浙江余姚县区划办公室水资源组、余姚县水利局编）称：姚江，又名舜江，南源于本县大岚乡夏家岭，中源于上虞县江坎头。
上述诸说中《嘉泰会稽志》“源出通明堰”说，是以感潮段一端为源，显然是不妥当的。鉴于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年）对江河源头的标准不一，及认识的局限性，姚江上游的河港溪流情况又十分复杂，天然溪流和人工运河的变化大，提出如是源头说，也无可厚非。
“源于上虞江坎头”，古无是说。江坎头为今四十里河之西端，与曹娥江仅隔一堤。四十里河“虞邑运河，东接新、旧通明坝，西距外梁湖坝，横亘三十五里”。备稿案：“今俗称四十里河。源出百楼象坤诸山，由溪涧会注，源流既短，河又浅狭，旱则立涸。是以朝贤有司递引沙湖、西溪、皂李、百云四湖之水，以通舟楫，以通灌溉”（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四十里河源短流窄，并非姚江之源，而仅为姚江一支。即使其为姚江之源，源头也决非江坎头而是百楼象坤诸山。此外，四十里河西端原为外梁湖坝。当时江坎头尚在曹娥江中。
由此可见，姚江源头值得考证者凡三：“象田山”说、“太平山”说、“夏家岭”说。下面就这几种说法进行粗浅的分析比较。
学术界确定江河源头的标准一般以“溯源唯远”为主要考虑因素。其次，流域面积、河川流量、历史习惯、河谷发育、河谷形态、河源地势以及支流排列等也为综合考虑的重要因素。现将有关数据比较列于附表1-1。
从附表1-1的比较看，除流域面积象田山略大于夏家岭外，其余诸项均为夏家岭大。根据浙江水文地质大队《浙江省余姚—慈溪平原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探报告》，姚江古河道一支自马渚南来，历东蒲周而泗门，由南向北出海。而由马渚南来水经东蒲周、泗门出海的古姚江河道，其上游即四明江，与今夏家岭方向来水一脉相承。约于5000年前，姚江开始改道东向出海，久而久之遂成今貌。此外，“姚江源出上虞县之象田山”出于《重修浙江通志稿》。其前诸志书从未见有是说，其后诸书亦无承其所言者。况且《重修浙江通志稿》尚属于“稿”，因此单凭流域面积稍大而定象田山为江源，实有失偏颇。
从清康熙《余姚县志》看，源流应于通明坝东的四明江。而由此上溯的溪流出自夏家岭的梁弄大溪可谓其正源。而太平山也即在夏家岭一带。此后的《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姚江条，因循康熙余姚志。《辞海》姚江条为“源出四明山”，与前也无大的出入。此前的元《一统志》应与康熙志无大差别。南北朝时，孔灵符《会稽记》谓“余姚江源出太平山”。浙东名“太平山”者凡三：会稽太平山；上虞太平山；余姚太平山。最近的余姚、上虞版图，“太平山”在上虞境。其有一西出水流，究其末，为曹娥江一支，不属姚江水系。黄宗羲《四明山志》载： “太平山，跨余姚、上虞二境”。清同治四年（1865年）编绘的《余姚县境方积里图》中，余姚、上虞二县南交界处标明为“太平支山”。光绪《慈溪县志》谓“姚江源出余姚之太平诸山”。由图可见余姚太平山与上虞太平山实指一处。该图“太平支山”之西北即今上虞版图“太平山”，其东北即今余姚夏家岭一带。可以说夏家岭即“太平支山”（或太平诸山）中的一座山。“太平山说”与“夏家岭说”实为一说。
由此可见，姚江源出太平山东北之夏家岭，北流至百丈岗、四明湖水库，又西北至上虞县楼家闸，出新江口接通明方向来水，于永思桥入余姚境。东于城山渡出余姚入宁波江北区、鄞县，至宁波新江桥汇于甬江。全长106.5公里。
（作者单位：余姚市水利局；本文原载《余姚市水利志》，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年）
附录二 七千年来姚江平原的演变
吴维棠
姚江平原属于宁（波）—绍（兴）平原的一部分，西起曹娥江，东止于甬江，南界四明山山地，北临杭州湾。平原高程绝大部分在5米以下。但有不少孤丘和低山凸出于平原上，略排成东西两列；东列在慈溪县南，余姚县北，东西横亘；西列界于上虞与余姚两县间，南北纵列。姚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平原南部。姚江平原是浙江省的粮棉基地之一，海滨还拥有广阔的海涂和盐场，其演变规律的研究当与农田水利建设和海涂开发关系密切。
一、姚江平原的演变
姚江平原是个形成年代较新的沉积平原。平原南部2～3米深处，即可见到全新世的海相地层。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四文化层之下，即全新世中期的海相层，为青灰色淤泥质粘土，产有孔虫：褐色砂栗虫（Miliamminafusca），卡纳利拟单栏虫［Haplophragmoides canariensis(d′ Orbigny)］，还有海相的马鞍藻（Campylodiscus）。这一海相地层遍布平原区，厚度自几米至50米，在河姆渡附近，它厚达15米左右，顶面埋深3～4米。在奉化县江口公社前江打井中，曾在此海相层采得牡蛎化石，埋深19米，C14年代为距今8235±120年。可见在80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后来经过泻湖阶段成陆。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C14年龄为距今6960年。因此，这片平原成陆的年代，当在距今7000～8000年间。成陆过程中有间歇性。在最近一次成陆之前，经过几次泻湖期，留下了几层泥炭或黑色有机质层。罗江渡口附近的钻孔中，见到有三层泥炭，深度分别为4.75米、5.5米和6.2米。平原的北部成陆更晚。现在临山—浒山—上林湖一线北侧的古海塘（大塘），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1040～1048年），其北的慈溪平原，都是此后形成的。大塘以内的五车堰，在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挖井至深约4丈的地下，发现古代的桅杆和铁锚。可见平原西部的大塘以内，有些地方成陆年代也不很早。大塘南北平原的演变过程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也反映在地表形态上，南部为海积基础上的冲积平原，河湖众多；北部为海积平原，天然河湖很少。
平原南部，在距今6000～7000年前已大部成陆。近年，相当于河姆渡第二、第三文化层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余姚县龙山公社鲻山附近和慈溪县龙南公社童家岙北五里的平原上都有发现，即是证明。当时成陆不久，低处湖泊众多，距潮间带也不远。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微体古生物中，有广盐性的有孔虫、介形虫、硅藻，如毕克卷转虫（Ammoniabeccarii），宽卵中华丽花介（Sinocytheridealatiovata）。花粉中有大量的水生植物，其中还有少数属于海滨环境的藜科植物，表明是一湖沼环境，但还受咸潮和残留于土壤中的盐分的影响。那时，丈亭一二六市—河姆渡之间的三角地区是个大湖泊，河姆渡文化的创造者即居于湖滨。平原南部自成陆以后，曾发生湖泊扩大增多和沼泽化的反复交替。地层上见到的湖泊相淤泥层与泥炭相间的现象即为证明。从地层和古植被组成的变化推断，成陆后较明显的沼泽化时期有过两次：一次在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形成期，即距今6000～6500年期间，反映在第三文化层中水生植物花粉含量从先前的占58％下降到只占5％左右，耐旱的草本植物增加，蒿类植物从先前的占0.8％～3.1％增加到4.2％～7.8％。另一次沼泽化时期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时期，距今5000～5500年间，反映在第一文化层的古植被中，水生植物比先前的四五百年间又显著减少。而且，在平原区地下0.5～1.5米深处，即相当于第一文化层年代的地层深度内，普遍有一泥炭层，在丈亭至罗江一带和宁波市西郊尤为众多，成片分布，泥炭层厚达0.2～0.4米，显然是沼泽化的产物。明显的湖泊增多和扩大时期，在两次沼泽化时期之间，即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时期，距今5500～5900年间，古植被中水生植物花粉大量增加，其中香蒲从先前的占5％～13％猛增到50％左右，表明水域扩大。
由于地势低，距海近，这片平原曾长期处于湖沼广布的水乡泽国环境。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姚江和甬江两岸还是受咸潮泛溢的低洼地，交通不便，开发不多。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分布看，人类基本上都居住在平原与山麓交接地带的高阜处。从秦汉前的城镇分布，也可想见大概。余姚、上虞、句章、鄞、几个古县城，都在平原边缘的山麓地带。句章在今余姚县大隐公社城山，紧靠姚江南岸的山麓。鄞在奉化县白杜附近，在宁波市东的育王寺前。从越国都城会稽（绍兴）到甬东，道路沿四明山麓通行，《会稽记》上说，现余姚县东的车厩，即为越王勾践去甬东途中的停车养马场所。历史记载，宁波于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因战备始有城堡，唐朝初才正式设鄞州于姚江和甬江交汇的三江口，公元821年改称明州，成为繁荣的海外交通港口。明州的兴起，标志甬江和姚江汇合地的开发程度。平原与山麓交接地带，本来有很多湖泊，湖面广阔，水也较深，如白马湖、上妃湖、皂李湖、余支湖、汝仇湖、上林湖、广德湖、黄湖等等。随着淤积而沼泽化和围垦，湖泊减少，湖面逐渐缩小。
平原北部与南部大不相同，成陆年代较晚，发展过程上也没有经历湖沼化阶段，而是由于潮涨沙淤使陆地逐年向海扩展，地层全由最新的海相泥沙构成，上面没有陆相冲积物。自宋、元以来，今慈溪县境一段，已向海扩展15公里左右，地面高度比大塘内的平原地面高1～2米。这片海滨平原至今还在向外伸展。
平原的南北两部分成陆年代相差四五千年，其间，古海岸线变化必然很大。近代的海岸，可追溯到1000年前。从镇海城向西北经澥浦、观城，再西折经上林湖北侧、浒山、临山、夏盖山北麓，直至崧夏镇（崧城）以北的古海塘，是一条近1000年前的海岸线。地方志记载，镇海城始建于唐乾宁四年（897年），附近海塘始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上林至临山的古海塘始建于宋庆历七年（1047年）。临山以西上虞县境内的古海塘始建于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从筑海塘的先后可以看出，在平原向北扩张过程中，中段，即上林至临山一段领先，东、西两段较慢。自海塘修筑以来，这种形势更明显，观城至临山之间的平原，向北呈弓形突出，平原上土筑海塘条条排列，现已修筑第九塘，可见是较稳定地向海扩张。就速度来说，近500年来，随着围垦能力的提高，而促使淤积有加快的迹象。自大塘至现海岸约15公里，其中从第四塘至海边占8公里，而第四塘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即15世纪中后期。观城以东一段海岸比较固定，向外推移不多。临山以西一段，虽然海岸在古海塘外，但消长变化很大。如果崧城确是建于东晋，那么当时海岸在其北。到宋朝，按淳熙十二年（1185年）夏盖湖修建二闸碑记碑文，夏盖湖北距海五十步。13世纪中叶，海岸外推很多，但是，六七十年后，又沦为海，海岸南退。到元大德年间（1298～1307年），夏盖湖北去海仅一里许。清道光二十三年后（1843年），海水南侵加剧，清咸丰三年（1853年），海水直逼塘下，相距不满十丈。20世纪来，基本稳定。对照1916年的地图，60年间围垦区北移约0.5公里。杭州湾两岸的变迁，受湾内潮流的影响。但是，上虞和慈溪县内的海岸，正处曹娥江口，必然也受曹娥江的水文和泥沙量的影响。据《上虞塘工记略》记载，自清乾隆年间起，曹娥江流域水土流失加剧。近几十年来，含沙量仍是有增无减，大量的泥沙势必助长江口附近淤积，扩大滩涂。
二、姚江的变迁
姚江是余姚江的简称，在余姚附近一段，古代又称舜水。《汉书·地理志》中的句章渠水，当是姚江下游河段。姚江西接曹娥江，曹娥江涨水时，受潮位顶托，可以从梁湖、百官附近东溢，经丰惠、马渚东流入姚江。姚江的源流古来都认为发源于余姚南部的大岚山，经梁弄至通明附近入姚江干流。这个看法，在姚江与曹娥江交接处有坝闸相隔之后，是完全对的，而在姚江形成初期，受曹娥江的水源，就不尽然了。姚江位于平原南缘，靠四明山麓。在丈亭附近，姚江分成南北两支，南支称前江，北支称后江或慈江。后江是人工疏通的，清雍正《慈溪县志》卷三中记载，慈城南边的太平桥至夹田桥一段（约2公里），是宋宝佑四年（1257年）时挖通的，成为东西交通的运河。
姚江是在近几千年中形成的。在晚更新世低海面期间，四明山北的地表水分东西两路入海。东路的古河道在城山经半浦至庄桥一线。西路上游分两支：一支在车厩经余姚镇至周巷一线；另一支在云楼经马渚至周巷一线。东西两路的分水岭在河姆渡至二六市一线以东，城山至慈城一线以西的地带，由一列切割较深的低山构成。经过全新世的海侵沉积，地貌形态大为改观，地面高差减小，起伏平缓，出现平原，东西间的分水岭已不明显。以现在的地面高度比较，昔日分水岭的北端一段已成为平原，间有孤丘，高程与余姚镇附近地面相近，与相邻的两侧地面比较，只高出0.3～0.5米，南端河姆渡至城山间是山谷，原始地面可能低一点，因为潮流涌退，经过窄道，势必急速，冲刷大于沉积。但是，在成陆初期，平水位时地表水还是可分东西两路入海的，西路仍在余姚镇和马渚间北流，东路入甬江，形势与全新世初海侵前相似，河床位置当然有变。高水位时，西水东流，分南北两股通过这段低矮的分水岭。当时河姆渡以北是大湖，实际上是湖水东溢。后来这段分水岭的南端山谷被深切，东西完全畅通，余姚以西的水也东流，才形成姚江。
姚江西水东流，并穿通河姆渡至城山一段山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东、西有潮位差引起的水位差；二是陆地向北扩张和淤高；三是水动力差别，河姆渡以东一段山谷加深快。
潮位差的作用很大。东、西间的潮位差增大，从而影响到姚江平原的东西水位差。古潮位虽未确知，但是，新的材料证明，杭州湾的喇叭口开头在6000年前已基本形成。由此推测，古代的潮位与现代的潮位也可能大致相似。比较现在潮位记录，曹娥江的潮位比甬江的潮位高得多。例如在宁波的姚江大闸未建之前，曹娥江曹娥站的平均潮位，比甬江宁波站潮位高2.43米（高潮时）和3.41米（低潮时）；曹娥江口桑盘殿站的潮位比甬江口镇海站的潮位高2.35米（高潮时）和3.34米（低潮时）。从而，曹娥江方面的水势必东流。据历史记载可知，曹娥江涨水时，受潮位顶托，经常在梁湖一带决堤东流。在有堤坝的年代尚如此，无堤坝的上古时代更为平常了。按平原南部的地面高差，西部的水本可在马渚至余姚间顺坡北流入海，但在平原扩展和地面淤高，杭州湾中潮位又高，水量大时，排水不畅，就会滞留，迂回向东。
在河姆渡至二六市一线以东的分水岭，当西水东流时，北段罗江至慈城一带，广阔平直，过水量多而冲蚀力减弱；南段山谷间过水量虽少，但流速快而冲刷强，尤其是这段有芝岭溪和大隐溪常年冲刷，河谷加深快，当深过河姆渡以北湖泊的常水位时，湖水由此东溢，更加强切割。在畅通之后，导致西部的地表水偏南流来，并进行以甬江水位为基准的溯源侵蚀，发展姚江中上游河床，终致形成干流。
姚江形成的年代，可从姚江与河姆渡遗址文化层的关系推断出来。姚江曾穿透过第一文化层，深入第二文化层。第一文化层的年代在5000年前，因此，姚江的年龄不到5000年。
姚江形成后，排水畅通，河姆渡—二六市—丈亭之间的古代大湖，从此加速沼泽化而消失。平原向北扩张，扩大了姚江流域的面积。平原上的姚江支流，都是经人工疏导而成的。大塘以外平原上的河港，可说全是人工开挖的。大塘河挖于明朝。乾隆《余姚县志》卷八中收录明嘉靖《余姚县志》记载，嘉靖年间，为防倭寇，“于古塘下开新河以防倭，东自观海，西达临山，相距百余里，阔二丈，深一丈许”。二塘河、三塘河、……都是在筑塘防潮工程中开挖的，形成一个人为的水网。
姚江平原的演变，关系到水利建设和海涂开发。从这段海岸的演变和稳定性看，今慈溪县沿海是开发利用海涂的有利地段。西部上虞县境内一段，变迁活动性大，虽有曹娥江泥沙助长，围垦能力提高，但是潮流风浪的破坏力巨大，借鉴历史教训，围垦海涂须格外谨慎，进度不宜过快。随着海积平原扩大，生产发展，淡水需求增加，加之南部平原低洼易涝，都需有相应的蓄水设施。但是，湖泊被围垦和淤塞过度，蓄水能力不足，以致目前存在不少水的矛盾。为达到供水平衡，旱涝兼治，应发挥湖泊的自然调节作用，注重对湖泊的疏浚保护。
（作者单位：浙江省自然博物馆；本文原载《地理科学》第三卷，第三期，1983年9月）
附录三 姚江平原第四纪地质初探
金忠苗 陈起红
一、第四纪前的地质
姚江平原地貌骨架在距今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已经形成。从侏罗纪到白垩纪我国东部地区地壳运动强烈，岩浆活动广泛，燕山地区尤其剧烈，地质特征明显，故称为燕山运动。姚江平原第三纪地质下面，普遍可以发现这个地质时期岩浆活动遗留的凝灰岩，其顶板距地表十几米至百余米不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曾对余姚、慈溪两县作过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调查，浙江省地质局也对余姚、宁波作过地质水文普查，发现了重结晶岩屑、晶屑熔凝和晶屑结构的凝灰岩，顶板距地表较浅的有余姚镇慈农1号孔19.62米，城北包家慈农43号孔76.02米，云楼慈农35号孔67.9米；顶板距地表较深的有陆埠孙家慈农38号孔146.46米，余姚东蒲慈农7号孔89.20米，余姚城北俞家桥慈农10号孔84.26米。近年来宁波大学地基处理中心配合基本建设所作的地质勘察中也获取了一批白垩纪中晚期的凝灰岩标本，颜色为青灰、灰白、灰褐和赭红色，其中余姚城区姚江桥南世纪名苑孔顶板深50米，丈亭镇老汽车站孔顶板深24米，慈溪横河沿山线K1+431桥孔顶板深54.85米，慈溪天元街街桥孔顶板深46.90米，慈溪鸣鹤杜湖水库杜湖桥孔顶板深3米。根据地质资料分析，推测白垩纪末地质年代，现在的姚江平原远古时代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山地，与南面的四明山区一样，植被稀少，岩石裸露。从白垩纪末到第三纪末数千万年漫长的地质年代，这些裸露的岩石经日晒雨淋、雷击冰冻，表面不断风化剥蚀，又经雨水搬运，一些低矮的山体被掩埋填平，形成起伏不平的准平原，姚江平原第四纪地质就是在岩石和砂砾、粗砂之上缓慢堆积起来。
二、第四纪地质
第四纪地质始于距今200万～300万年，是地球上最年轻的一个地质年代。这个地质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写下地球史上最辉煌的一章。第四纪地质由于年代较近，埋藏较浅，和人类生活环境关系密切，因此是重点研究的地质。第四纪地质可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地质年代，为了方便起见，姚江平原的第四纪地质分为二段叙述。
1．更新世地质
始于距今200万～300万年，止于距今10000～15000年前的大理冰期末，时空跨度较大，各期沉积物的主色调具有规律性变化，在岩性堆积上有其发展、变化的韵律。由于古气候和古地理的巨大变化，这个地质年代又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早更新世姚江平原地质岩性主要是砾石、砂、中细砂组成，颜色主要以檀黄色、棕褐色为主，自下而上依次分布，其间含细粉砂，偶见亚粘土和铁锰质氧化物。底部所见的砾石与以前不同，但尚带有棱角，磨圆度差，底上部的砾石磨圆度明显。这一层普遍分布于泗门、朗霞、周巷一线以南，余姚镇的城南、城北、双河以北，一般埋深70～100米左右，最深在夹塘，为112米，砂石含量达30％～50％，粒径大8～10厘米。
中更新世地质岩性下段为棕灰色细砂，含少量砾石，呈半滚圆状，上部为灰褐色、灰绿色亚粘土，有泥质粉砂结核，偶见碳化植物碎屑，滨海一带发现贝壳碎片。该地质层在姚江平原分布广泛，泗门、朗霞、马渚、云楼、余姚镇城南史家及陆埠、河姆渡、二六市都有发现，顶板埋深，滨海一带68～100米（周巷慈农1号孔），姚江谷地40～50米，山前地带为27～30米（城南史家慈农16号孔），厚度为3～18米。
晚更新世地质岩性底部为深黄色、棕黄色粉土、粘土，上部为灰色、灰黄色粘土、亚粘土。该层受后期冲蚀较强烈，呈零星分布，顶板埋深为20～30米，厚5米左右，余姚东蒲慈农7号孔埋深在21.63～27.77米，岩性从底部粉细砂、亚砂土过渡到亚粘土。
综合上面地质勘察资料，结合浙江省地质局所作的《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杭州幅、余姚幅）》的结果，在更新世地质年代，姚江准平原进一步发育，大部分岩石上已覆盖几米至数十米厚的泥土、砂砾层，总体堆积从四明山前向滨海逐渐增大，像朗海的堆积厚度达113.40米（慈农22号孔），堆积物颗粒从底部向上逐渐变细。整个平原地形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特征。一些地质资料表明，如城区模具城地块钻探发现该地质层顶板埋深在60米以上，而城区最良桥处该层顶板埋深仅数米。说明平原上仍有大小不等的凹陷分布，从采集的土样标本检测所知，当时植物以喜凉的云杉、冷杉、落叶松为主，到晚期则以耐寒的柏科为主，表明气候由凉转冷的变化。从城南、罗江等地质资料中出现
的零星贝壳碎片，说明在更新世中晚期，姚江平原曾遭遇过海侵，但规模较小、时间短。
在更新世，姚江平原地质最重要的变化是古姚江的产生和发育（钱塘江、曹娥江、甬江同时产生、发育）。在中更新世初，姚江主干道在马渚—泗门和余姚镇—周巷之间逐渐形成，然后向西南和东南呈树根状发展，向西北和东北呈树杈状发展，到晚更新世初，西南到达云楼，东南到达河姆渡，西北抵达朗海，东北从长河一直到庵东。古姚江形成后，平原沉积加快，植被发展，极大改善了姚江准平原的生态环境。
2．全新世地质
晚更新世末，地球进入最后一次冰期，地质史上称为大理冰期。冰期以后，气候转暖，温度持续上升，海水上涨，形成第四纪末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侵。这次海侵发生在距今约10000年前，以它为标志，地质历史进入全新世。这次海侵遍及我国整个沿海地区，高峰时期海水直拍会稽山、四明山麓，山北面的山地丘陵变成海上孤岛，平原则沦为浅海。海侵和海退过程中，平原上沉积了厚厚一层青灰色淤质土，是为海侵的产物。河姆渡遗址地面4米以下的淤土中发现大量的海相有孔虫化石。四明山北麓曾经沦为一片浅海的推测言之有据。
全新世早期姚江平原地质以冲积和海积为主，底部系冲积，上部为海侵初期沉积物。底部岩性为粉土或粉砂，上部为粉质粘土、粘土，层内含有贝壳或植物碎屑。这层堆积总体较薄，平原南部受山溪冲刷影响，厚约3～5米，北部厚1～2米，但分布较广，平原极大多数地区都有这层地质。
全新世中期地质以海相沉积为主，厚度从几米到几十米不等，分布广泛，一直蔓延到四明山北麓，层内常可见到大量海相生物贝壳。像河姆渡罗江，这层青灰色淤泥层厚15米左右，城区模具城地块厚60米以上，低塘镇姚北工业新区厚20米左右。
全新世晚期地层由山谷溪水冲刷夹带的泥砂和海水带来的淤泥沉积及湖泊沼泽化淤积多种因素复合形成，平原南部四明山北麓山前地带以冲刷堆积为主，平原姚江两岸以湖积多见，丈亭以东，马渚以西常见到该地层中含有大面积泥炭层，厚0.5～2米不等，平原中部的老方桥、余姚镇南北片也有零星分布。这是原先平原上的植物被洪水吞没所致。海积层广泛分布于平原北部大沽塘以北广大地区，说明北部地区受海侵时间较长。
姚江平原全新世地质受晚更新世以来，特别是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影响极大，海侵过程中大量泥沙沉积，使姚江平原高底不平的地貌大为改观，并为历史时期的姚江地貌奠定基础。这次海侵在距今5500～6000年时结束，杭州湾南岸，历史时期最早古海堤，即今329国道沿线自西向东发现一列新石器晚期的古文化遗址，有绍兴马鞍乡仙人山遗址、凤凰墩遣址、上虞沥东乡后郭渎遗址、余姚临山大寨高地遗址、余姚历山茅湖遗址及北仑三山沙头遗址。推测当时已有自然砂堤作围护，正常情况下，杭州湾潮汐已不会对自然砂堤内侧的居民造成威胁。这条古海岸浅形成后，堤外淤积大于堤内，使四明山雨水北排逐渐受阻，形成了东西连接、南北并列的众多湖泊。经过沼泽化以后，多数湖泊淤为陆地，少数湖泊因人工干预像牟山湖等保留至今。总之，全新世晚期姚江平原山前冲积，中部湖积、北部海积的地质原因，都是这次海侵所使然（见附图3-1）。
三、结语
姚江平原第四纪地质是在第三纪地质堆积基础上形成的，基本岩性自下而上为砂砾石、中砂、细砂，此为基底，以微黄、灰黄色粉土、粉质粘土作为基础，中间是大量的青灰色、黑色淤泥质粉质粘土、淤泥质粘土，含贝壳和植物碎屑，上部为青灰色粘土，滨海地区为灰黄色粉质粘土，含泥碳，东西两段面广且厚，中间少而薄，表面为耕作土。具体见梁辉远东工业城、阳明科技园区、姚北工业新区至泗门镇地质剖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组织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姚江的自然地貌已经得到较大的改造。在疏通旧河、挖凿新河的同时，许多池塘、湖泊、河汊被填平。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些被填高的低洼地当年没有什么记录，这是现在城市化进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大队．《慈溪、余姚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报告》
2 浙江省地质局．《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杭州幅、余姚幅、宁波幅）》
（作者单位：金忠苗，宁波大学地基处理中心；陈起红，余姚市江河水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附录四
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
环境关系的研究
邵九华 夏梦河 邵尧明
一、前言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原余姚县罗江乡）。东距宁波市25公里，西离杭州市120公里，杭甬高速公路、甬梁公路和甬余高等级公路分别在遗址的南面和北面经过，并有连接线相通。遗址是在1973年当地政府兴修水利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0000平方米，堆积厚度4米左右，叠压着4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各文化层C14年代测定数据见附表4-1。
1973年和1977年冬，省文物部门对它经过两次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艺术品6700多件，还有丰富的人工栽培稻谷堆积，大片木建筑遗迹，饲养的狗、猪、水牛和捕猎的禽兽、鱼鳖类动物残骸，采集的酸枣、橡子、芡实、菱角等果实以及少量墓葬。为研究农业、畜牧、建筑、纺织、地质、水文、动物群族以及植被等学科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摇篮。1982年，国务院公布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姆渡文化遗址迄今已发现49处，其中26处比较重要的遗址都集中在余
附图4-1 姚江流域新石器石代遗址及勘察孔分布图姚东部平原（见附图4-1），故以余姚东部平原和河姆渡遗址及其周边的水环境为主进行研究探析。
二、河姆渡水环境现状
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姚江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西起曹娥江，东至宁波市西郊，南接四明山，北濒杭州湾，东西长100余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平原北部有一条古海塘，东起镇海后海塘，途经慈溪、余姚，西达上虞市沥海（见附图4-1），海塘外海涂随钱塘江河口的摆动，时涨时坍，清代以后海涂逐渐向外淤积，现在慈溪市已向北伸出10余公里，是为滨海平原。姚江平原西部地形开阔，偶有几处孤丘，东部比较狭窄，从余姚市区正北郑巷向东，沿古海塘有一列低山丘陵，直抵宁波市西北的镇海，因为大部分山地在今慈溪市南部，故称为慈南山地。由于山地侵占，东部平原南北宽仅10公里左右。慈南山地南麓有慈江，全长28公里，河面宽约50米，起源于慈城北部山地，向西至丈亭三江口汇入姚江。宋宝佑四年（1257年），慈城南面太平桥至夹田桥一段（约2公里）挖通后，才与慈北水网贯通（慈溪《雍正县志》）。
河姆渡遗址位于姚江下游河姆渡口北侧，向南隔江200米就是连绵起伏的四明山，东、西、北三面是平原。遗址的西南角有一小山包，残高约6米（黄海高程，下同）。遗址位于山包的东北部，四周地势低洼，地面高程1.5～2.5米。遗址以北每隔二三百米就有一条与姚江平行的河沟，东西两侧2公里之内还有3条南北流向的河流，沟通慈江和姚江的流水。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河流最终都入注姚江，使它成为河姆渡水环境的关键性河流。
姚江源自四明山夏家岭，全长107公里，自夏家岭东出，北行至四明湖水库经上虞楼家闸于新江口，西接通明江来水，汇合成姚江干流，经肖东、余姚、丈亭、河姆渡、大隐，沿途汇入四明山北麓溪水，到宁波三江口入甬江再入海。姚江中下游为平原河道，河床平坦，流速缓慢。余姚市区三江口以西至菁江渡段为姚江中游，河道相对平直，江面较窄，一般宽50米。三江口以东段为姚江下游，江面开阔，河道弯曲度较大，江面宽在100～150米之间，最宽处达250米。
姚江原为潮汐河流，高潮位时咸潮可以抵达河姆渡附近。特别是七八月份台风增水和天文大潮相结合时，往往引发严重的洪、涝、潮灾害，河姆渡一带由于地势低洼，洪水退出缓慢，往往成为姚江平原上的重灾区。20世纪50年代开始，姚江平原连续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水涝灾害频发的局面才得以控制。
三、河姆渡文化时期水环境的地貌学分析
1．河姆渡文化出现以前的水环境
根据浙江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编制的《杭州、余姚、宁波水文地质普查报告》（以下简称《普查报告》）所知，在晚更新世，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分东西两路入海：东路大隐溪向东北方向伸展，经洪塘在现在的宁波市区汇合奉化江、鄞江的流水后往北入东海；西路余姚江古河道分为两支，一支自河姆渡向西汇合车厩、陆埠大溪流水，再向西北经余姚向北至周巷、长河、庵东进入杭州湾，另一支自云楼向东经马渚折而向北从泗门进入杭州湾（见附图4-2）。根据以上水系流向推测，其时河姆渡以东的大隐与慈城之间存在一条分水岭，它应是以羊角山、乌石山等低山小丘为主体的大隐—慈城高地（见附图4-3）。
全新世冰期后，全球气候持续上升，宁绍平原遭受晚更新世末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侵，海侵高峰时期，海水直拍四明山（会稽山）北麓，肖绍甬准平原沦为一片浅海。海侵过程中平原上沉积了10～50米厚的淤泥层，使原来起伏不平的地貌得到较大的改观。河姆渡遗址地面以下的淤泥层埋深14～15.5米，4米厚的文化层之下，即为海相层，检测发现大量的海相微生物化石，佐证在海侵高峰时期海水曾经抵达四明山北麓的推断。
最近，我们在姚江平原北部的低塘镇镇西村发现一处贝壳堆积，顶板距地表深31米，堆积厚0.8米，贝类专家鉴定是厚牡蛎比较种，含少量新梯蛤亚属。含贝壳的地层岩性为淤泥质粘土，厚20米，贝壳层位于底部，叠压在晚更新世末期地层之上。贝壳C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为8020年（置信度95.4%）。同样的贝壳堆积情况在它南面的低塘镇郑巷村也有发现（未作过属种鉴定和年代测定）。推测镇西村的贝壳层时间在前，随着海侵发展，海水逐渐上升，向南推进，在适宜的地理环境中又形成郑巷村的贝壳堆积，当海侵高峰时，海水最终抵达四明山北麓。根据这两处贝壳层材料和地层岩性分析推
附图4-3 大隐—慈城地貌（高地）图测：①全新世中期，姚江平原南高北低地貌还比较明显，低塘的地势明显低于河姆渡遗址渡头山和元宝山峡谷，即现在姚江河底最深处的顶板；②这个时候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仍然向北排入杭州湾，大隐—慈城高地还是姚东准平原上的分水岭。
2．河姆渡文化形成和繁荣时期的水环境
河姆渡文化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阶段，正是姚江平原进一步发育和现在的姚江平原形成时期。根据生产发展水平，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可分为早晚两期：第四、第三两层是它的形成、发展期，第二、第一两层是衰落期。
河姆渡在海退初期很快成陆，河姆渡文化随之出现与它处于独特的地貌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从姚江流域卫星遥感图上判断，慈南山地、大隐—慈城高地和四明山麓构成了工字形的地貌，而它又恰恰濒临东海。前面已经描述，全新世海侵高峰时期姚江平原成为一片浅海，这时候四明山北麓也就成为杭州湾南岸的一道海岸线，长8.5公里，宽7公里的大隐—慈城高地犹如向北伸出去的丁坝，坝的顶端长达60公里的慈南山地像是一道顺坝。丁坝和顺坝有显著的促淤成陆功效，沿海地区人民很早就采用抛筑丁坝、顺坝方法进行促淤围涂。地处杭州湾的余姚市泗门镇从1983年开始从新筑的临潮海塘万圣段向北抛筑陶家路丁坝，经20年抛筑，现在该坝海涂上高3米，面宽4米，长约500米。其中丁坝0～123米段东侧，宽5200米的海涂现在已淤为多年生植物芦苇的生长地，该坝124～500米段以东为一年生海草生长地，坝端以北200米为海涂。坝脚靠海一侧的堤上堤下长满茂密的灌木，说明在大潮汛、高潮位时，海水已经离堤坝有一段距离。丁坝下20世纪80年代初地面高－8～－6米，现在淤高至2.1～3.1米，淤积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像。为了加快促淤成陆的速度，人们在抛筑丁坝、顺坝时有意在大坝中间留出缺口，让它带进海潮中的泥沙。如普陀小郭巨抛坝促淤工程在1500米长坝中，留出中间一段相对低3米、长600米的低坝，让海水流通，经3年工作，实现围涂1.2万亩。所以大隐—慈城高地上的山谷和平地，对促淤是有益的。总之，河姆渡的工字形地貌促淤成陆功效是人工抛筑的丁坝、顺坝无法比拟的。这样的地貌宁绍平原上只有一处，在全新世海退以后，这一带迅速成陆，成为远古时代的姚江平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有生活于深山密林中的猛兽，也有活跃于低山丘陵的哺乳类小动物，还有以青草、树叶为食的鹿科动物，而数量最多的是鱼类、爬行类动物，还有锯缘青蟹、真鲨、海龟和鲻鱼4种海生动物，反映河姆渡成陆后在原来丘陵山地和海湾的地貌基础上又演化出平原、草地、湖泊、沼泽的多种地貌，为原始人群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能够顺利排泄，潮汐的涨落使湖水有规律升降。从排涝和灌溉两个方面为稻作农业的产生、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新绘制的河姆渡遗址孢粉图表明，第四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时期，水稻的孢粉占总量的50％和40％，说明这个时候的原始农业已有相当规模，是河姆渡文化形成和繁荣时期。这时候的水环境总体上是有利先民生产、生活的。
3．河姆渡文化衰落时期的水环境
根据上面所述，水环境对河姆渡文化的形成和繁荣起到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它后期的衰落也是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所使然，而水环境又与杭州湾喇叭形地形有深刻的联系。喇叭口处的镇海与对岸的上海南汇之间宽达100公里，潮涌平缓，平均高潮位1.11米，而与钱塘江交汇处的临山、澉浦之间宽仅20公里。临浦站平均高潮位超过2.4米，潮流湍急。姚西平原地势平坦，受钱塘江河口的摆动影响大，涨潮时大量的泥沙被带了进来，淤涨大于姚东平原，使海退初期形成的河姆渡高地逐渐低落，姚江腹地的地表水排泄逐渐困难。全新世初的大规模海侵大约在距今6000年时结束，海平面趋于稳定，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基本形成。姚西平原北部和慈南山地北麓出现余姚大寨高地、茅湖、慈溪乌龟山和镇海沙溪等良渚文化遗址，距离历史时期修筑的大沽塘仅1～3公里。说明正常气候条件下，杭州湾的潮汐不再对这里的住民构成威胁，很可能已有自然砂堤的卫护。这几处遗址的年代没有作过科学检测，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晚于慈南山地宁波慈湖遗址上层良渚文化5365±125年（树轮校正）的年代，推测为5000年上下。现在大沽塘一线的高程在3～3.5米，比姚江下游高1米以上，虽然地理条件不同，两地的淤涨速度有差异，但是姚北大沽塘古海岸线一带淤涨快于姚江腹地是可以肯定的。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形成以后不但增加了姚东平原地表水排泄流程，而且潮位托顶时还会堵塞排泄口，姚东平原势必沦为洪涝灾害多发地区。当天文大潮和台风、暴雨结合时，洪水很有可能淹没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及周边的古遗址的遗物、遗迹、地层和孢粉资料都大量记载了当时发生的水涝灾害的信息：
（1）从地层资料看，河姆渡遗址第三、第二文化层之间有一层自西向东逐渐增厚的淤泥层，最厚处达0.65米。淤土中没有检测到海相微生物，证明这是洪水肆虐，陆地沼泽化的遗迹。河姆渡周边的童家岙、下庄、慈湖遗址文化层上或下出现淤泥、泥炭相互迭压的现象，也证实这里曾经有过多次的洪涝水灾。
（2）从南京大学所做的孢粉图谱看，河姆渡遗址出现以后明显的水域扩展至少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第四文化层中段时期，孢粉中淡水植物香蒲的含量从先前的5％增加到17％；第二次在第三文化层下段时期，香蒲又从13％增加到20％；第三次在第二文化层中期，香蒲从2％增加到15％；第四次发生在第一文化层中期，香蒲从7％猛增到21％。水域扩大与雨水多，排泄不畅相关。
（3）从遗物数量看，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出土器物数量呈逐渐递减的势态，说明水环境在恶化，遗址规模不断缩小。见附表4-2。
（4）从曹娥江排泄情况看，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形成后，曹娥江水北排同样受阻。曹娥江位于钱塘江河口之上，现在它的平均高潮位达7.70米，远远高于姚江平原地面高程。历史上丰水季节时，曹娥江部分河水需要向姚西平原泄出，推测在6000年前，已开始分流东泄，使姚江平原的水环境更加严重。
在水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早期阶段河姆渡先民主要通过向周边山前平原扩散的办法来求得生存，晚期只能向浙西、浙南作出迁徙，另寻出路。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委托南京大学对河姆渡遗址地层土样标本作微古、孢粉、粒度和含盐量测试，检测结果与我们对河姆渡的地貌、水文分析相吻合（详见附录五）。
四、姚江改道问题
1．姚江改道的地质条件
根据浙江省地质部门勘察，在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期间，有一条昌化—普陀断裂带自西向东穿过浙东平原，其南面有一条次级断裂带，位于河姆渡—大隐一线，与姚江段河道重合。为此我们在2001年5月姚江低水位时两次到实地调查、考察，具体收获如下：
（1）该河段多数河滩系砂砾岩性，推测底部为山体岩石。在城山渡西100米处南岸河滩上发现小片海滩岩，俗称活石，表面光洁，无棱角，冲刷痕迹明显。
（2）该河道两端的渡头山和元宝山、小湾山和羊角尖山之间的山坡成Ⅴ字形延伸至河心，交接处有缝罅，1967年余姚大旱，姚江全线干涸，惟这两处缝罅清泉不竭。据当地老人介绍，河姆渡的泉眼深3～5米，城山泉眼深2～3米（河底测算的深度）。
（3）源于河姆渡遗址南面四明山的芝岭溪流向正子午线偏东60°方向下跌，进入平原后分为两支：主流偏西18°入姚江，另一支偏东42°入姚江。
根据上述材料推测：
（1）四明山与大隐—慈城高地上的低山小丘的岩基存在断裂，这断裂带在姚江河姆渡—大隐一线。在第四纪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这条断裂被砂砾泥土填平，其地质条件具备造河要求。
（2）根据芝岭溪平原主干道折而西行的水文情况分析，它应是全新世初海侵以前就存在的古姚江东路源头。海退以后，这条古河道继续留存，是河姆渡先民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
（3）河姆渡—大隐段河床部份冲刷痕迹，是姚江改道东流时遭受强劲洪水切割的标志。
2．沟头冲刷
河姆渡南面大雷山山峰密集，海拔高程都在300米以上，其中最高的老鹰岩为521米。群峰林立，冷暖空气交流频繁，成雨条件较好，年降雨量在1800毫米以上，超过余姚市年平均降雨量500毫米以上。特别在梅雨季节和夏秋季节经常产生大暴雨。由于山溪河道流短水急，排泄不畅，使溪水向东逆流，成为冲刷大隐—慈城高地南线的动力条件。推测高地东端大隐溪与古河道交接部位同样存在这种沟头冲刷现象，在持久反复的冲刷下，高地南线河姆渡一大隐段地面日渐剥蚀。
3．洪水切割
姚江改道还与姚江平原的整体地理、气候、水文环境相关。姚江平原所处的浙东沿海一带面临东海广阔的大陆架，这一宽陆架浅海的动力学环境是风暴潮发展的条件，加上杭州湾的喇叭形地形，其宽口窄底的地形集能作用很大，如遇台风与天文大潮结合常造成洪水暴潮、巨浪并发的特大灾害。余姚自1950～1989年的40年中，发生大水灾19起，如1962年9月14号台风带来的大暴雨，3天降雨量高达524毫米，城镇、平原一片汪洋，平均水深1.6米，最深处在2米以上，受淹时间长达13天。这种旷日持久的洪水对平原地貌有很大的影响，当洪水漫过河姆渡—大隐之间地面，向东排泄后，产生很强的切割力，成为姚江改道东流的造床动力。
地质、地理、自然的众多因素集中在这一地带，所以最终姚江在这里贯通。
4．姚江改道时间问题
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中，发现第一文化层上叠压着厚厚的一层淤泥，自南向北自数厘米至百余厘米。排除海侵因素以后，可以认为这是一次特大洪水及洪水长期滞留的遗物，并与姚江改道、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有关。考古学家根据这场特大洪水曾经冲刷第一文化层，深入第二文化层的迹象，推断姚江改道东流在距今5000年以后。我们结合大沽塘南侧出现良渚文化遗址的因素，以及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的情况，认为姚江改道在距今4500～5000年之间。
河姆渡遗址以北平原耕土层以下普遍有一层厚0.5～2米的泥炭，浙江省农业部门对罗江村泥炭C14年代测定为距今4320±130年，这和浙北良渚文化消失时间相一致，说明当时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洪涝灾害。这个年代可以作为姚江改道时间的下限。
五、结语
全新世以来，随着大规模的海侵运动，姚江平原经历了浅海、滨海平原、平原沼泽的地貌变迁过程，其间发生了古姚江改道东流的水环境变故，奠定了现在姚江平原的基本地貌和水环境。海退进行之中出现的河姆渡文化曾借助于优越的工字形地貌环境，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灿夺目的稻作文明。但这种依赖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始文化毕竟是脆弱的，当生存环境逆转恶化时，它便衰落下去。它昭示我们，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这样才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
居住干栏式建筑，吃食稻米和鱼类，擅长划桨行舟，这是河姆渡文化鲜明特色，湿地环境是这种生活习俗的地域基础。最新农业考古表明，我国初始阶段的古水田都是对自然河（湖）边的洼地稍加下挖而成，利用河（湖）水的涨落，进行灌溉的自然农业。有关学者研究后认为河姆渡文化初期阶段的农业也应是同一种形态。湿地对人类的文明功不可没。
姚江改道东流，海水沿河道上溯，这对河姆渡文化不啻是致命一击。但局部的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是姚江平原的地表水能够顺畅排泄，平原再次出露。公元前476年，越王勾践在大隐镇城山一带建造句章城，开辟了宁绍平原向海外航运的通道，这一带由是繁荣起来。现在姚江流域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姚江母亲河的意义进一步凸现。
参考文献
1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1)
2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12)
3 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1)
4 河姆渡文化遗址调查（复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0
5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杭州幅、余姚幅．杭州：浙江省地质局，1980
6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宁波幅．杭州：浙江省地质局，1981
7 浙江省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
8 余姚市水利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
9 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邵九华，余姚市政协；夏梦河，余姚市水利局；邵尧明，余姚市建设局；本文原载2002年3月29日《中国文物报》，作者对本书转录的该文，在内容上已作了些调整和补充）
附录五
河姆渡遗址钻孔柱状剖面
样品测试鉴定报告
编者按：为进一步证明河姆渡遗址所处的工字形地貌与河姆渡文化兴衰关系问题，用现代科学技术揭示姚江平原的古气候、古水文和古地貌演变情况，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同意后，我们对河姆渡遗址的地层土样标本作微古、孢粉、粒度和含盐量测试。
地质资料钻探取样于2001年4月28日至30日进行，浙江省有色勘察工程公司负责地质钻探，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有关教授到现场指导、取样。共布钻孔3个，分别位于遗址中心部位、中间和北界，依次编号为H1、H3、H2，共取土样64个（见附图5-1），交南京大学相关人员带回实验室作微古、孢粉、粒度和含盐量测试。2001年11月12日，收到南京大学送交的测试鉴定报告。文字技术处理后作全文发表。
河姆渡遗址（钻孔）孢粉与微古
综合分析报告
朱诚 张强 张芸 沈明洁
为确定：A．河姆渡遗址第二三文化层之间的淤泥层成因；B．耕土层和第一文化层之间淤土层成因；C．姚江发育与河姆渡文化消失之间的关系。特对有明显文化层的H1和H3钻孔样品作了孢粉和微古综合鉴定。
一、样品鉴定的数量及发现孢粉的种类数
（1）共测试样品32份。H1钻孔：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和20号共20个样品；H3钻孔：1、3、5、6、7、8、9、10、12、13、16和18号共12个样品。总计32个样品。
（2）发现孢粉种类71属（科）。河姆渡遗址钻孔揭示的植物孢粉均属于热带—亚热带的植物种类，其中木本植物花粉有40余属（科），草本植物有30余属（科），还有近10种蕨类植物孢子。见附表5-1。
二、河姆渡遗址孢粉谱的分析
从发现的70余属（科）孢粉中，选取40余种，绘图制成孢粉图式（见附图5-2）。
从孢粉图中可以看出，如钻孔H1在480厘米以下为带5，以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树为主；带4(360～480厘米）为禾本科尤其稻谷优势带；带3(280～360厘米）为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优势带；带2(180～280厘米）为针阔叶混交林优势带；带1为草本植物优势带。
三、古气候和综合分析得出的新认识
（1）河姆渡文化诞生之前的7000～10000aBP之间，从对应的第5孢粉带分析看（钻孔H1:480～830厘米，H2:440～650厘米，H3:380～720厘米），木本植物亚热带成分，如山毛榉科植物青冈、栎、栲、栗，以及野桐、桑科、胡桃、金缕梅和桃金娘等均有较多出现，同时草本中菖蒲、香蒲和莎草均很多。反映的是一种南亚热带暖热湿润的气候。受这种气候影响，可以推论宁绍平原在全新世7000aBP以前应为暖热湿润的高海面。
（2）从第四文化层对应的第4孢粉带分析看（钻孔H1:360～480厘米，H2:400～440厘米，H3:285～375厘米）：该阶段禾本科尤其是水稻花粉含量丰富，可达孢粉总量的50％，水生植物香蒲增多（15%）。亚热带成分，青冈、野桐、山麻黄、青檀均增加。反映此阶段气候温暖湿润，推测海水已退出，是为淡水水网地带，故有利于水稻种植，并得到很大发展。
（3）从第三文化层对应的第3孢粉带分析看（H1:280～340厘米，H2:340～400厘米，H3:235～285厘米），该层禾本科仍很发育，水稻含量约占40％左右，略低于前一文化层，同时出现较多榆科、杨柳科及藜科花粉。显示这个时期气候环境较前一阶段偏干，但仍很温暖，水稻种植仍很广泛。
（4）从第二文化层对应的第2孢粉带分析看（H1:180～280厘米，H3:130～230厘米），松属花粉在本层有增加的趋势，其他暖温带成分，如山毛榉科、桦木科、榆科等亦有增加，而禾本科水稻花粉明显减少，然而仍出现较多香蒲、毛茛科，反映气温下降，但气候仍潮湿。
（5）从第一文化层对应的第1孢粉带分析看（钻孔H1:105～180厘米，H3:85～130厘米），草本植物花粉增加，如蒿属、菊科、藜科、律草和石竹科等花粉均有较多的出现，木本植物含量较多的有青冈、栎、柳、枫香、松和榆等，显示气温仍在下降，气候温凉。本阶段中前期，水稻没有前几阶段发育，但在后期有增加的趋势，可能水稻种植比以前有所增加。
（6）结合孢粉、微古有孔虫等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宁绍沿海平原在全新世7000aBP以前应为暖热湿润的高海面，5000～7000aBP气候虽仍暖湿但应低于7000aBP以前，且从第1、2、3、4孢粉带分析看，气温是逐渐降低、气候向偏干转变。由于出现大量水稻，可推测海水已退出这一地区且为低海面时期。
（7）由于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之上没有发现任何海相有孔虫，且其孢粉主要为反映温凉气候的草本花粉，故可认为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与海侵（海面上升）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第一文化层之上的淤泥层可能与5000aBP之后至4000aBP前后的特大陆地洪水有关。
（8）对于河姆渡文化在5000yrBP前后突然消失的原因，从本次遗址钻孔获得的样品尚难以揭示与姚江发育之间的关系。但从沉积学和孢粉学分析看应与洪水有关（见以上分析和有孔虫鉴定分析）。另外，从考古地层分析看，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多达6700余件，惟独缺乏该时代应有兵器，如石镞、石钺等，木桨尚能保存，但却未发现原始的木矛一类的兵器。而石质兵器在其北部地区同时代遗址中则较为多见。由此，可以推测：擅长耕作（但不擅长于战事）的河姆渡先民在5000yrBP前后因遭受大规模长时期洪水和来自北方部落侵袭的双重打击，不得不向南退却，他们的后代则逐渐与华南和台湾地区新石器文化后期先民融合为一体。
浙江河姆渡遗址H1钻孔沉积物粒度分析报告
朱诚 张强 张芸 沈明洁
沉积物粒度是反映沉积动力环境的一种替代指标。在环境考古学当中，可通过对文化间歇层沉积动力环境的恢复来判断人类文化缺环的可能原因，如古洪水、河流冲积（河流改道）、海面上升等。通过对河姆渡遗址H1孔进行全面采样，进行粒度分析，对距今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生存的古环境作一初步探讨。
就该遗址地层的文化层而言，由于有人类活动的成分，沉积物粒度特征除了受当时沉积动力环境影响外，还受到人类活动的扰动，所以，此文对文化层中的沉积物粒度暂不作分析。仅就钻孔中自然层粒度测试作以下分析。见附图5-3及附表5-2。
由附表5-2可以看出，第8号样品（深度260～270厘米）属第二、第三文化层之间的文化间歇层，与钻孔底部的青灰色淤泥层，粒度特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粗粒组分较少，而细粒组分含量较多。粉砂粒组的沉积物含量在54.9％～67.9％，其次是粘土粒级的沉积物，占总的沉积物组分的25.9％～32.08％。砂这一粒级的沉积物含量较少，其中0.5～2毫米的沉积物组分几乎没有。第18号样品青灰色淤泥层砂粒级的沉积物组分含量较多，但也只占总沉积物组分的14.9％。这充分反映了这几个沉积层次是在一种弱沉积动力环境条件下沉积形成的。
为进一步分析沉积动力环境，我们用图示法计算出沉积物粒度的各参数值：中值粒径（MD〓）、平均粒径（MZ）、分选系数（〓1）、反映沉积物颗粒频率分布对称程度的偏态（SK）以及量度粒度分布曲线的尖锐或钝圆程度的峰态（KG）等参数。如附表5-3所示。
从附表5-3中不难分析，从分选上来看，8号与20号样品的分选性属同一等级，属分选较差的等级；而17、18、19号样品其分选性属分选差的等级。从总体上来看，其分选性都不是很好。从偏态上来看，8、18、19号样品的偏粉砂态为负偏，表明其沉积物粒径较粗，这一点也可从附表5-2中得出；相反地，17与20号样品的偏态为正偏，表明沉积物颗粒较细。这几个样品的平均粒径与中值粒径相差不大，表明沉积物粒径的平均大小与粒度分布的集中趋势相似，也表明这几个样品的物源区粒度分布具有某种相似性。
概率累积曲线能够反映碎屑沉积物的搬运方式，而搬运方式又与一定的沉积动力环境相联系。因此将8、17、18、19、20号样品分析做概率累积曲线，通过分析与对比概率累积曲线的方法来判别沉积物的成因，推断水流或波浪等沉积动力条件（见附图5-4）。
附图5-4所示的第8号样品的概率累积曲线与一般沉积物概率累积曲线不同，为单线式，其双线段与三线段的趋势不明显，换言之，其推移、跃移、悬移组分不明显。野外实地观察结果表明，第8号样品的沉积物成分以淤泥为主，其物源比较单一（见附图5-5所示），再由上面对其进行的粒度特征分析可初步判断第8号样品所在的层次，即第二文化层与第三文化层之间的文化间歇层，可能是湖泊或沼泽沉积。因此，当时可能是一个湖泊扩张期，地面水域面积扩大，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不适宜人类的生存。一段时期以后，水域面积缩小，出露大片陆地，人们重又返回故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附图5-6与附图5-7分别是17与18号、19与20号样品的概率累积曲线图，从两个图的比较可以看出，17、19、20号样品的概率累积曲线图反映出三段式的特征，而18号样品则表明为两段式。如果仅仅从附图5-5与附图5-6来分析，说明18号样品是在一种与17、19、20号样品不相同的沉积环境动力环境下沉积形成的。而事实是18号样品与17、19号样品是连续不间采样的。仅仅相差20几个厘米其沉积环境就相差如此之大实在令人怀疑。更可疑的是，野外实地观察表明，17、18、19、20号样品所采层次均为青灰色淤泥层，质地非常细腻，没有发现任何沉积特征突变的现象。由附图5-5的各粒级组分的频率分布图可以看出，第18号样品与19号样品的频率分布特征相似，即为双峰分布。惟一不同的是，18号样品除了两个明显的双峰以外，还有一个弱的峰值出现，可能表明其物质来源要比19号样品复杂得多。
由附图5-6与附图5-7分析、比较可知，17与20号样品的推移与跃移组分的粗端截点在4附近，细端截点在6～8附近。特别地，从附图5-5以及附图5-7分析可知，19号样品有弱的双跃移组分的特点，且其频率分布曲线
表明是双峰分布，故由此可分析为海滩沉积。这是因为在海滩上，潮间带海滩沙受波浪冲刷与往复回流的作用，细颗粒物质被带往深海，较粗的颗粒留了下来，这一点已被19号样品的粒度分析结果证实。19号样品的频率曲线显示为负偏，且有弱的双跃移组分出现，这是由于潮间带海水往返作用的结果。由此可初步断定青灰色淤泥层是在海滩沉积动力环境下沉积形成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自然界的沉积动力环境是复杂的，当沉积层形成后，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次生沉积环境影响，如地下水流动等，因而其粒度特征发生改变。同时，不同沉积动力环境也可能出现相同的粒度特征。因而由粒度分析得出的沉积环境还须与其他方法恢复的沉积环境相互印证，才能得出客观而合理的结论。
微古和含盐量分析报告
朱诚 张强 张芸 沈明洁为确定：A．河姆渡遗址第二三文化层之间的淤泥层成因；B．耕土层和第一文化层之间淤泥层成因；C．姚江发育与河姆渡文化消失之间的关系。特对有明显文化层的H1和H3钻孔样品作了微体古生物海相有孔虫的鉴定。
一、鉴定样品的数量及分布
共测试样品32份。H1钻孔：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和20号共20个样品；H3钻孔：1、3、5、6、7、8、9、10、12、13、16和18号共12个样品。总计32个样品。
二、微古结果的分析
显微镜下鉴定发现，其中17、18和20号样均含有底栖有孔虫，主要是毕克卷转虫的变种（见附表5-4）。
通过以上的微古海相有孔虫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发现：
（1）从该钻孔来看，文化层较厚，在距离地表610厘米，（也就是根据C14测年的6950±130aBP以来）以上各层均未发现有孔虫，故推测河姆渡遗址自第四文化层堆积开始后即一直处于陆相沉积环境之中。
（2）而第四文化层（4B层）之下（6950±130aBP以前）发现大量有孔虫，反映了典型的海相沉积环境。
（3）从有孔虫壳壁类型看属于钙质有孔虫，属于在东海海底沉积中常见的有孔虫种类。
（4）主要属种为毕克卷转虫，此为广盐性种类，对于指示海陆过渡相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代表滨岸—内陆架浅海半盐水种。
（5）由于丰度和分异度变化不大，看不出海退海进的过程和变化。
三、微古鉴定结合含盐量变化得出的此区沉积环境的综合分析
一般认为含盐量的变化是反映海陆沉积环境差异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指示海陆环境的变迁，对于了解海进海退的过程和变化有重要指示意义。
对河姆渡H1作了20个样品、H3钻孔作了12个样品共32个样品的含盐量分析实验，由此得出两条钻孔柱状剖面含盐量变化曲线（见附图5-8和附图5-9），结合微古分析结果，可获得河姆渡文化遗址海陆相沉积环境变化的信息。
从附图5-8中我们可以看出含盐量随着样品采样深度的变化出现3个明显高峰，即3、12和18号。应该指出，仅从含盐量高值不能简单地将其确定为海相环境，因为3号和12号样品分别来自于第一、第四文化层，而这两个样品经微古鉴定未发现任何海相有孔虫。18号样品来自于生土层的淤泥，经鉴定含有大量海相有孔虫（45枚），按照地层鉴定中化石证据为主的原则，18号样品属海相沉积已无疑。那么3号和12号样品高含盐量如何解释？我们认为应与文化层含有大量疏松植物碎屑，包括大量木头、树枝和夹砂红陶片有关，因为这些疏松的有机物质和红陶片就像海绵体一样，对下部致密淤土层中通过毛细管作用上升的含盐地下水有较强吸附作用，因而可持有高含盐量，但不能就此判定其为海相沉积环境。
从17号样品开始的以下各层含盐量变化是在文化层之下的青灰色淤泥层中，含盐量上升起伏较大，说明正在向海相环境过渡，同时根据有孔虫的鉴定分析（附表5-4），也出现了代表海陆过渡相环境的半盐水种属（毕克卷转虫），因此两者之间有着良好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根据C14测年，在6950±130aBP之前，河姆渡文化遗址是一种海陆过渡相环境，海相沉积明显，气候比较温暖湿润。而出现文化层以来，一直未找到海相沉积的证据，故推测当时是陆相沉积环境，但是河姆渡文化的消失到底是何原因，作者认为可能与当时长期的洪水与积水沼泽环境有关。
附图5-9所反映的情况与附图5-8基本类似，文化层的各样品含盐量均较低，5号样品含盐量虽高，但镜下鉴定未见任何海相有孔虫，应属疏松文化层物质对下方毛细管作用上升的地下盐水有较强吸附作用所致。值得一提的是，H3钻孔即使是在文化层之下的生土层亦未见海相有孔虫，由此推测，此钻孔位置已在遗址居住区边缘，当时地势可能较高，受海水影响不明显有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附录六
低塘发现八千年前的贝壳堆积
邵九华 邵尧明
一、发现与鉴定的经过
2002年8月下旬，余姚市姚北工业新区管委会在低塘镇镇西村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时发现大量贝壳碎屑。我们闻讯后立即到现场调查，在新区管委会的支持下重新布钻孔1个，获取了完整的地质资料。贝壳层距地表深31米，堆积厚0.8米，分布面积至少200平方米，发现地点北距329国道即杭州湾南岸古海岸线大沽塘约1公里。
出土贝壳极大多数已被钻头击碎，最大碎片12厘米×10厘米，厚1.8厘米。经中国贝类学会理事、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徐宜昌鉴定为厚牡蛎比较种，有少量新梯蛤亚属。贝壳剖面厚10～15层，年龄在10年以上，系自然死亡，激浪冲击而形成堆积。我们从8＃土样表面取了二块贝壳（编号BK1、BK2距地表深分别为31.35米和31.55米），送北京大学科技保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作C14年代测定，BK1C14距今年代为6905±80年，树轮校正为7710年（置信度95.4％），BK2C14距今年代为7270±90年，树轮校正为8020年（置信度95.4％）。考虑BK1下限为7920年（置信度91.0％），BK2为8270年（置信度88.8％），我们取贝壳堆积层年代为8020年。
二、地层描述
新布钻孔在小河东岸，地面高程2.95米（黄海高程，下同），四周地形平坦，无山岗和高地。土样分4个地质层。第一地质层—1，杂填土，厚0.30米；第一地质层—2，淤泥质粘土，黑褐色，软可塑，饱和，厚3米。第二地质层，粉土，青灰色，软流塑，湿，局部为粘质粉土或粉质粘土，厚8.10米，层底埋深11.60米。第三地质层，淤泥质粉质粘土，灰绿色，流塑，饱和，厚20.40米，层底埋深32.00米，31.30～31.90米处有块状贝壳叠压，其两端上下部还有零星贝壳。第四地质层，粉砂，青灰—灰黄色，湿，稍密，局部为砂质粉土，已揭露厚度7.80米，根据以往地质资料所知，该层属全新世初、晚更新世末地质，年代在距今1万～10万年前。第三地质层地质分布于整个宁绍平原，系海相沉积层。
三、发现的意义
牡蛎是沿海地区人们喜爱的海产食品，生活在海水与淡水交接的潮间带，今天沿海地区仍有广泛分布。它的堆积层是研究海平面变化和海陆演变的重要地质标志。低塘发现的贝壳堆积层为我们研究姚江平原古水文、古地貌提供了重要资料。浙江省地质局对余姚、宁波的地质普查后认为，在晚更新世，今天的姚江平原东部存在一条分水岭，即河姆渡遗址以东，南北走向，大隐—慈城之间的一列低山小丘为主体的高地。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分东西两路入海：东路大隐溪向东北方向伸展，经洪塘在现在的宁波市区汇合奉化江、鄞江的流水后往北入东海；西路余姚江古河道分为两支，一支自河姆渡向西汇合车厩、陆埠大溪流水，再向西北经余姚向北至周巷、长河、庵东进入杭州湾；另一支自云楼向东经马渚折而向北从泗门进入杭州湾。低塘发现的贝壳堆积证明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而且说明距今8000年前，这条分水岭依然存在。8000年前低塘的地面高程为－28米，河姆渡遗址的青灰色海相淤泥层底板埋深为－12.5米，与渡口渡头山和对岸元宝山之间的峡谷，即姚江河道最深处的高程相同，其时河姆渡的地面高程比低塘高15米左右，这样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只能向北排出。我们认为这条分水岭的消失与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结束，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相关，《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文章中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对我们的启示是，低塘贝壳层的形成到河姆渡文化产生，时间相距不到1000年，但海平面上升了20多米。研究自然界海侵现象，对宁波市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低塘发现的贝壳堆积带来许多水文、地质的信息，有待深入研究。
戴怀长
姚江为甬江一支，源于何处，历代众说不一。南北朝孔灵符著《会稽记》载：余姚江源出太平山，随潮至浃口入海。《嘉泰会稽志》载：（姚江）源出太平山。上流至上虞县六十里，下流至慈溪县九十里。黄宗羲《今水经》载：……一自上虞县太平山，经余姚县治南，名姚江，历慈溪县境东流……。清康熙《余姚县志》载：姚江导源太平山及菁江，过断溪，西流至于上虞通明坝，新河注之（新河即运河）。光绪《慈溪县志》转引《天启志》云：（姚）江源发于绍兴余姚之太平诸山。《重修浙江通志稿》载：姚江源出上虞县之象田山，曰玉带溪。东北流约十八里至老通明闸。《余姚县水资源调查及水利区划报告》（1984年9月，浙江余姚县区划办公室水资源组、余姚县水利局编）称：姚江，又名舜江，南源于本县大岚乡夏家岭，中源于上虞县江坎头。
上述诸说中《嘉泰会稽志》“源出通明堰”说，是以感潮段一端为源，显然是不妥当的。鉴于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年）对江河源头的标准不一，及认识的局限性，姚江上游的河港溪流情况又十分复杂，天然溪流和人工运河的变化大，提出如是源头说，也无可厚非。
“源于上虞江坎头”，古无是说。江坎头为今四十里河之西端，与曹娥江仅隔一堤。四十里河“虞邑运河，东接新、旧通明坝，西距外梁湖坝，横亘三十五里”。备稿案：“今俗称四十里河。源出百楼象坤诸山，由溪涧会注，源流既短，河又浅狭，旱则立涸。是以朝贤有司递引沙湖、西溪、皂李、百云四湖之水，以通舟楫，以通灌溉”（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四十里河源短流窄，并非姚江之源，而仅为姚江一支。即使其为姚江之源，源头也决非江坎头而是百楼象坤诸山。此外，四十里河西端原为外梁湖坝。当时江坎头尚在曹娥江中。
由此可见，姚江源头值得考证者凡三：“象田山”说、“太平山”说、“夏家岭”说。下面就这几种说法进行粗浅的分析比较。
学术界确定江河源头的标准一般以“溯源唯远”为主要考虑因素。其次，流域面积、河川流量、历史习惯、河谷发育、河谷形态、河源地势以及支流排列等也为综合考虑的重要因素。现将有关数据比较列于附表1-1。
从附表1-1的比较看，除流域面积象田山略大于夏家岭外，其余诸项均为夏家岭大。根据浙江水文地质大队《浙江省余姚—慈溪平原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探报告》，姚江古河道一支自马渚南来，历东蒲周而泗门，由南向北出海。而由马渚南来水经东蒲周、泗门出海的古姚江河道，其上游即四明江，与今夏家岭方向来水一脉相承。约于5000年前，姚江开始改道东向出海，久而久之遂成今貌。此外，“姚江源出上虞县之象田山”出于《重修浙江通志稿》。其前诸志书从未见有是说，其后诸书亦无承其所言者。况且《重修浙江通志稿》尚属于“稿”，因此单凭流域面积稍大而定象田山为江源，实有失偏颇。
从清康熙《余姚县志》看，源流应于通明坝东的四明江。而由此上溯的溪流出自夏家岭的梁弄大溪可谓其正源。而太平山也即在夏家岭一带。此后的《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姚江条，因循康熙余姚志。《辞海》姚江条为“源出四明山”，与前也无大的出入。此前的元《一统志》应与康熙志无大差别。南北朝时，孔灵符《会稽记》谓“余姚江源出太平山”。浙东名“太平山”者凡三：会稽太平山；上虞太平山；余姚太平山。最近的余姚、上虞版图，“太平山”在上虞境。其有一西出水流，究其末，为曹娥江一支，不属姚江水系。黄宗羲《四明山志》载： “太平山，跨余姚、上虞二境”。清同治四年（1865年）编绘的《余姚县境方积里图》中，余姚、上虞二县南交界处标明为“太平支山”。光绪《慈溪县志》谓“姚江源出余姚之太平诸山”。由图可见余姚太平山与上虞太平山实指一处。该图“太平支山”之西北即今上虞版图“太平山”，其东北即今余姚夏家岭一带。可以说夏家岭即“太平支山”（或太平诸山）中的一座山。“太平山说”与“夏家岭说”实为一说。
由此可见，姚江源出太平山东北之夏家岭，北流至百丈岗、四明湖水库，又西北至上虞县楼家闸，出新江口接通明方向来水，于永思桥入余姚境。东于城山渡出余姚入宁波江北区、鄞县，至宁波新江桥汇于甬江。全长106.5公里。
（作者单位：余姚市水利局；本文原载《余姚市水利志》，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年）
附录二 七千年来姚江平原的演变
吴维棠
姚江平原属于宁（波）—绍（兴）平原的一部分，西起曹娥江，东止于甬江，南界四明山山地，北临杭州湾。平原高程绝大部分在5米以下。但有不少孤丘和低山凸出于平原上，略排成东西两列；东列在慈溪县南，余姚县北，东西横亘；西列界于上虞与余姚两县间，南北纵列。姚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平原南部。姚江平原是浙江省的粮棉基地之一，海滨还拥有广阔的海涂和盐场，其演变规律的研究当与农田水利建设和海涂开发关系密切。
一、姚江平原的演变
姚江平原是个形成年代较新的沉积平原。平原南部2～3米深处，即可见到全新世的海相地层。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四文化层之下，即全新世中期的海相层，为青灰色淤泥质粘土，产有孔虫：褐色砂栗虫（Miliamminafusca），卡纳利拟单栏虫［Haplophragmoides canariensis(d′ Orbigny)］，还有海相的马鞍藻（Campylodiscus）。这一海相地层遍布平原区，厚度自几米至50米，在河姆渡附近，它厚达15米左右，顶面埋深3～4米。在奉化县江口公社前江打井中，曾在此海相层采得牡蛎化石，埋深19米，C14年代为距今8235±120年。可见在80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后来经过泻湖阶段成陆。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C14年龄为距今6960年。因此，这片平原成陆的年代，当在距今7000～8000年间。成陆过程中有间歇性。在最近一次成陆之前，经过几次泻湖期，留下了几层泥炭或黑色有机质层。罗江渡口附近的钻孔中，见到有三层泥炭，深度分别为4.75米、5.5米和6.2米。平原的北部成陆更晚。现在临山—浒山—上林湖一线北侧的古海塘（大塘），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1040～1048年），其北的慈溪平原，都是此后形成的。大塘以内的五车堰，在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挖井至深约4丈的地下，发现古代的桅杆和铁锚。可见平原西部的大塘以内，有些地方成陆年代也不很早。大塘南北平原的演变过程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也反映在地表形态上，南部为海积基础上的冲积平原，河湖众多；北部为海积平原，天然河湖很少。
平原南部，在距今6000～7000年前已大部成陆。近年，相当于河姆渡第二、第三文化层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余姚县龙山公社鲻山附近和慈溪县龙南公社童家岙北五里的平原上都有发现，即是证明。当时成陆不久，低处湖泊众多，距潮间带也不远。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微体古生物中，有广盐性的有孔虫、介形虫、硅藻，如毕克卷转虫（Ammoniabeccarii），宽卵中华丽花介（Sinocytheridealatiovata）。花粉中有大量的水生植物，其中还有少数属于海滨环境的藜科植物，表明是一湖沼环境，但还受咸潮和残留于土壤中的盐分的影响。那时，丈亭一二六市—河姆渡之间的三角地区是个大湖泊，河姆渡文化的创造者即居于湖滨。平原南部自成陆以后，曾发生湖泊扩大增多和沼泽化的反复交替。地层上见到的湖泊相淤泥层与泥炭相间的现象即为证明。从地层和古植被组成的变化推断，成陆后较明显的沼泽化时期有过两次：一次在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形成期，即距今6000～6500年期间，反映在第三文化层中水生植物花粉含量从先前的占58％下降到只占5％左右，耐旱的草本植物增加，蒿类植物从先前的占0.8％～3.1％增加到4.2％～7.8％。另一次沼泽化时期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时期，距今5000～5500年间，反映在第一文化层的古植被中，水生植物比先前的四五百年间又显著减少。而且，在平原区地下0.5～1.5米深处，即相当于第一文化层年代的地层深度内，普遍有一泥炭层，在丈亭至罗江一带和宁波市西郊尤为众多，成片分布，泥炭层厚达0.2～0.4米，显然是沼泽化的产物。明显的湖泊增多和扩大时期，在两次沼泽化时期之间，即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时期，距今5500～5900年间，古植被中水生植物花粉大量增加，其中香蒲从先前的占5％～13％猛增到50％左右，表明水域扩大。
由于地势低，距海近，这片平原曾长期处于湖沼广布的水乡泽国环境。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姚江和甬江两岸还是受咸潮泛溢的低洼地，交通不便，开发不多。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分布看，人类基本上都居住在平原与山麓交接地带的高阜处。从秦汉前的城镇分布，也可想见大概。余姚、上虞、句章、鄞、几个古县城，都在平原边缘的山麓地带。句章在今余姚县大隐公社城山，紧靠姚江南岸的山麓。鄞在奉化县白杜附近，在宁波市东的育王寺前。从越国都城会稽（绍兴）到甬东，道路沿四明山麓通行，《会稽记》上说，现余姚县东的车厩，即为越王勾践去甬东途中的停车养马场所。历史记载，宁波于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因战备始有城堡，唐朝初才正式设鄞州于姚江和甬江交汇的三江口，公元821年改称明州，成为繁荣的海外交通港口。明州的兴起，标志甬江和姚江汇合地的开发程度。平原与山麓交接地带，本来有很多湖泊，湖面广阔，水也较深，如白马湖、上妃湖、皂李湖、余支湖、汝仇湖、上林湖、广德湖、黄湖等等。随着淤积而沼泽化和围垦，湖泊减少，湖面逐渐缩小。
平原北部与南部大不相同，成陆年代较晚，发展过程上也没有经历湖沼化阶段，而是由于潮涨沙淤使陆地逐年向海扩展，地层全由最新的海相泥沙构成，上面没有陆相冲积物。自宋、元以来，今慈溪县境一段，已向海扩展15公里左右，地面高度比大塘内的平原地面高1～2米。这片海滨平原至今还在向外伸展。
平原的南北两部分成陆年代相差四五千年，其间，古海岸线变化必然很大。近代的海岸，可追溯到1000年前。从镇海城向西北经澥浦、观城，再西折经上林湖北侧、浒山、临山、夏盖山北麓，直至崧夏镇（崧城）以北的古海塘，是一条近1000年前的海岸线。地方志记载，镇海城始建于唐乾宁四年（897年），附近海塘始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上林至临山的古海塘始建于宋庆历七年（1047年）。临山以西上虞县境内的古海塘始建于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从筑海塘的先后可以看出，在平原向北扩张过程中，中段，即上林至临山一段领先，东、西两段较慢。自海塘修筑以来，这种形势更明显，观城至临山之间的平原，向北呈弓形突出，平原上土筑海塘条条排列，现已修筑第九塘，可见是较稳定地向海扩张。就速度来说，近500年来，随着围垦能力的提高，而促使淤积有加快的迹象。自大塘至现海岸约15公里，其中从第四塘至海边占8公里，而第四塘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即15世纪中后期。观城以东一段海岸比较固定，向外推移不多。临山以西一段，虽然海岸在古海塘外，但消长变化很大。如果崧城确是建于东晋，那么当时海岸在其北。到宋朝，按淳熙十二年（1185年）夏盖湖修建二闸碑记碑文，夏盖湖北距海五十步。13世纪中叶，海岸外推很多，但是，六七十年后，又沦为海，海岸南退。到元大德年间（1298～1307年），夏盖湖北去海仅一里许。清道光二十三年后（1843年），海水南侵加剧，清咸丰三年（1853年），海水直逼塘下，相距不满十丈。20世纪来，基本稳定。对照1916年的地图，60年间围垦区北移约0.5公里。杭州湾两岸的变迁，受湾内潮流的影响。但是，上虞和慈溪县内的海岸，正处曹娥江口，必然也受曹娥江的水文和泥沙量的影响。据《上虞塘工记略》记载，自清乾隆年间起，曹娥江流域水土流失加剧。近几十年来，含沙量仍是有增无减，大量的泥沙势必助长江口附近淤积，扩大滩涂。
二、姚江的变迁
姚江是余姚江的简称，在余姚附近一段，古代又称舜水。《汉书·地理志》中的句章渠水，当是姚江下游河段。姚江西接曹娥江，曹娥江涨水时，受潮位顶托，可以从梁湖、百官附近东溢，经丰惠、马渚东流入姚江。姚江的源流古来都认为发源于余姚南部的大岚山，经梁弄至通明附近入姚江干流。这个看法，在姚江与曹娥江交接处有坝闸相隔之后，是完全对的，而在姚江形成初期，受曹娥江的水源，就不尽然了。姚江位于平原南缘，靠四明山麓。在丈亭附近，姚江分成南北两支，南支称前江，北支称后江或慈江。后江是人工疏通的，清雍正《慈溪县志》卷三中记载，慈城南边的太平桥至夹田桥一段（约2公里），是宋宝佑四年（1257年）时挖通的，成为东西交通的运河。
姚江是在近几千年中形成的。在晚更新世低海面期间，四明山北的地表水分东西两路入海。东路的古河道在城山经半浦至庄桥一线。西路上游分两支：一支在车厩经余姚镇至周巷一线；另一支在云楼经马渚至周巷一线。东西两路的分水岭在河姆渡至二六市一线以东，城山至慈城一线以西的地带，由一列切割较深的低山构成。经过全新世的海侵沉积，地貌形态大为改观，地面高差减小，起伏平缓，出现平原，东西间的分水岭已不明显。以现在的地面高度比较，昔日分水岭的北端一段已成为平原，间有孤丘，高程与余姚镇附近地面相近，与相邻的两侧地面比较，只高出0.3～0.5米，南端河姆渡至城山间是山谷，原始地面可能低一点，因为潮流涌退，经过窄道，势必急速，冲刷大于沉积。但是，在成陆初期，平水位时地表水还是可分东西两路入海的，西路仍在余姚镇和马渚间北流，东路入甬江，形势与全新世初海侵前相似，河床位置当然有变。高水位时，西水东流，分南北两股通过这段低矮的分水岭。当时河姆渡以北是大湖，实际上是湖水东溢。后来这段分水岭的南端山谷被深切，东西完全畅通，余姚以西的水也东流，才形成姚江。
姚江西水东流，并穿通河姆渡至城山一段山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东、西有潮位差引起的水位差；二是陆地向北扩张和淤高；三是水动力差别，河姆渡以东一段山谷加深快。
潮位差的作用很大。东、西间的潮位差增大，从而影响到姚江平原的东西水位差。古潮位虽未确知，但是，新的材料证明，杭州湾的喇叭口开头在6000年前已基本形成。由此推测，古代的潮位与现代的潮位也可能大致相似。比较现在潮位记录，曹娥江的潮位比甬江的潮位高得多。例如在宁波的姚江大闸未建之前，曹娥江曹娥站的平均潮位，比甬江宁波站潮位高2.43米（高潮时）和3.41米（低潮时）；曹娥江口桑盘殿站的潮位比甬江口镇海站的潮位高2.35米（高潮时）和3.34米（低潮时）。从而，曹娥江方面的水势必东流。据历史记载可知，曹娥江涨水时，受潮位顶托，经常在梁湖一带决堤东流。在有堤坝的年代尚如此，无堤坝的上古时代更为平常了。按平原南部的地面高差，西部的水本可在马渚至余姚间顺坡北流入海，但在平原扩展和地面淤高，杭州湾中潮位又高，水量大时，排水不畅，就会滞留，迂回向东。
在河姆渡至二六市一线以东的分水岭，当西水东流时，北段罗江至慈城一带，广阔平直，过水量多而冲蚀力减弱；南段山谷间过水量虽少，但流速快而冲刷强，尤其是这段有芝岭溪和大隐溪常年冲刷，河谷加深快，当深过河姆渡以北湖泊的常水位时，湖水由此东溢，更加强切割。在畅通之后，导致西部的地表水偏南流来，并进行以甬江水位为基准的溯源侵蚀，发展姚江中上游河床，终致形成干流。
姚江形成的年代，可从姚江与河姆渡遗址文化层的关系推断出来。姚江曾穿透过第一文化层，深入第二文化层。第一文化层的年代在5000年前，因此，姚江的年龄不到5000年。
姚江形成后，排水畅通，河姆渡—二六市—丈亭之间的古代大湖，从此加速沼泽化而消失。平原向北扩张，扩大了姚江流域的面积。平原上的姚江支流，都是经人工疏导而成的。大塘以外平原上的河港，可说全是人工开挖的。大塘河挖于明朝。乾隆《余姚县志》卷八中收录明嘉靖《余姚县志》记载，嘉靖年间，为防倭寇，“于古塘下开新河以防倭，东自观海，西达临山，相距百余里，阔二丈，深一丈许”。二塘河、三塘河、……都是在筑塘防潮工程中开挖的，形成一个人为的水网。
姚江平原的演变，关系到水利建设和海涂开发。从这段海岸的演变和稳定性看，今慈溪县沿海是开发利用海涂的有利地段。西部上虞县境内一段，变迁活动性大，虽有曹娥江泥沙助长，围垦能力提高，但是潮流风浪的破坏力巨大，借鉴历史教训，围垦海涂须格外谨慎，进度不宜过快。随着海积平原扩大，生产发展，淡水需求增加，加之南部平原低洼易涝，都需有相应的蓄水设施。但是，湖泊被围垦和淤塞过度，蓄水能力不足，以致目前存在不少水的矛盾。为达到供水平衡，旱涝兼治，应发挥湖泊的自然调节作用，注重对湖泊的疏浚保护。
（作者单位：浙江省自然博物馆；本文原载《地理科学》第三卷，第三期，1983年9月）
附录三 姚江平原第四纪地质初探
金忠苗 陈起红
一、第四纪前的地质
姚江平原地貌骨架在距今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已经形成。从侏罗纪到白垩纪我国东部地区地壳运动强烈，岩浆活动广泛，燕山地区尤其剧烈，地质特征明显，故称为燕山运动。姚江平原第三纪地质下面，普遍可以发现这个地质时期岩浆活动遗留的凝灰岩，其顶板距地表十几米至百余米不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曾对余姚、慈溪两县作过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调查，浙江省地质局也对余姚、宁波作过地质水文普查，发现了重结晶岩屑、晶屑熔凝和晶屑结构的凝灰岩，顶板距地表较浅的有余姚镇慈农1号孔19.62米，城北包家慈农43号孔76.02米，云楼慈农35号孔67.9米；顶板距地表较深的有陆埠孙家慈农38号孔146.46米，余姚东蒲慈农7号孔89.20米，余姚城北俞家桥慈农10号孔84.26米。近年来宁波大学地基处理中心配合基本建设所作的地质勘察中也获取了一批白垩纪中晚期的凝灰岩标本，颜色为青灰、灰白、灰褐和赭红色，其中余姚城区姚江桥南世纪名苑孔顶板深50米，丈亭镇老汽车站孔顶板深24米，慈溪横河沿山线K1+431桥孔顶板深54.85米，慈溪天元街街桥孔顶板深46.90米，慈溪鸣鹤杜湖水库杜湖桥孔顶板深3米。根据地质资料分析，推测白垩纪末地质年代，现在的姚江平原远古时代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山地，与南面的四明山区一样，植被稀少，岩石裸露。从白垩纪末到第三纪末数千万年漫长的地质年代，这些裸露的岩石经日晒雨淋、雷击冰冻，表面不断风化剥蚀，又经雨水搬运，一些低矮的山体被掩埋填平，形成起伏不平的准平原，姚江平原第四纪地质就是在岩石和砂砾、粗砂之上缓慢堆积起来。
二、第四纪地质
第四纪地质始于距今200万～300万年，是地球上最年轻的一个地质年代。这个地质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写下地球史上最辉煌的一章。第四纪地质由于年代较近，埋藏较浅，和人类生活环境关系密切，因此是重点研究的地质。第四纪地质可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地质年代，为了方便起见，姚江平原的第四纪地质分为二段叙述。
1．更新世地质
始于距今200万～300万年，止于距今10000～15000年前的大理冰期末，时空跨度较大，各期沉积物的主色调具有规律性变化，在岩性堆积上有其发展、变化的韵律。由于古气候和古地理的巨大变化，这个地质年代又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早更新世姚江平原地质岩性主要是砾石、砂、中细砂组成，颜色主要以檀黄色、棕褐色为主，自下而上依次分布，其间含细粉砂，偶见亚粘土和铁锰质氧化物。底部所见的砾石与以前不同，但尚带有棱角，磨圆度差，底上部的砾石磨圆度明显。这一层普遍分布于泗门、朗霞、周巷一线以南，余姚镇的城南、城北、双河以北，一般埋深70～100米左右，最深在夹塘，为112米，砂石含量达30％～50％，粒径大8～10厘米。
中更新世地质岩性下段为棕灰色细砂，含少量砾石，呈半滚圆状，上部为灰褐色、灰绿色亚粘土，有泥质粉砂结核，偶见碳化植物碎屑，滨海一带发现贝壳碎片。该地质层在姚江平原分布广泛，泗门、朗霞、马渚、云楼、余姚镇城南史家及陆埠、河姆渡、二六市都有发现，顶板埋深，滨海一带68～100米（周巷慈农1号孔），姚江谷地40～50米，山前地带为27～30米（城南史家慈农16号孔），厚度为3～18米。
晚更新世地质岩性底部为深黄色、棕黄色粉土、粘土，上部为灰色、灰黄色粘土、亚粘土。该层受后期冲蚀较强烈，呈零星分布，顶板埋深为20～30米，厚5米左右，余姚东蒲慈农7号孔埋深在21.63～27.77米，岩性从底部粉细砂、亚砂土过渡到亚粘土。
综合上面地质勘察资料，结合浙江省地质局所作的《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杭州幅、余姚幅）》的结果，在更新世地质年代，姚江准平原进一步发育，大部分岩石上已覆盖几米至数十米厚的泥土、砂砾层，总体堆积从四明山前向滨海逐渐增大，像朗海的堆积厚度达113.40米（慈农22号孔），堆积物颗粒从底部向上逐渐变细。整个平原地形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特征。一些地质资料表明，如城区模具城地块钻探发现该地质层顶板埋深在60米以上，而城区最良桥处该层顶板埋深仅数米。说明平原上仍有大小不等的凹陷分布，从采集的土样标本检测所知，当时植物以喜凉的云杉、冷杉、落叶松为主，到晚期则以耐寒的柏科为主，表明气候由凉转冷的变化。从城南、罗江等地质资料中出现
的零星贝壳碎片，说明在更新世中晚期，姚江平原曾遭遇过海侵，但规模较小、时间短。
在更新世，姚江平原地质最重要的变化是古姚江的产生和发育（钱塘江、曹娥江、甬江同时产生、发育）。在中更新世初，姚江主干道在马渚—泗门和余姚镇—周巷之间逐渐形成，然后向西南和东南呈树根状发展，向西北和东北呈树杈状发展，到晚更新世初，西南到达云楼，东南到达河姆渡，西北抵达朗海，东北从长河一直到庵东。古姚江形成后，平原沉积加快，植被发展，极大改善了姚江准平原的生态环境。
2．全新世地质
晚更新世末，地球进入最后一次冰期，地质史上称为大理冰期。冰期以后，气候转暖，温度持续上升，海水上涨，形成第四纪末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侵。这次海侵发生在距今约10000年前，以它为标志，地质历史进入全新世。这次海侵遍及我国整个沿海地区，高峰时期海水直拍会稽山、四明山麓，山北面的山地丘陵变成海上孤岛，平原则沦为浅海。海侵和海退过程中，平原上沉积了厚厚一层青灰色淤质土，是为海侵的产物。河姆渡遗址地面4米以下的淤土中发现大量的海相有孔虫化石。四明山北麓曾经沦为一片浅海的推测言之有据。
全新世早期姚江平原地质以冲积和海积为主，底部系冲积，上部为海侵初期沉积物。底部岩性为粉土或粉砂，上部为粉质粘土、粘土，层内含有贝壳或植物碎屑。这层堆积总体较薄，平原南部受山溪冲刷影响，厚约3～5米，北部厚1～2米，但分布较广，平原极大多数地区都有这层地质。
全新世中期地质以海相沉积为主，厚度从几米到几十米不等，分布广泛，一直蔓延到四明山北麓，层内常可见到大量海相生物贝壳。像河姆渡罗江，这层青灰色淤泥层厚15米左右，城区模具城地块厚60米以上，低塘镇姚北工业新区厚20米左右。
全新世晚期地层由山谷溪水冲刷夹带的泥砂和海水带来的淤泥沉积及湖泊沼泽化淤积多种因素复合形成，平原南部四明山北麓山前地带以冲刷堆积为主，平原姚江两岸以湖积多见，丈亭以东，马渚以西常见到该地层中含有大面积泥炭层，厚0.5～2米不等，平原中部的老方桥、余姚镇南北片也有零星分布。这是原先平原上的植物被洪水吞没所致。海积层广泛分布于平原北部大沽塘以北广大地区，说明北部地区受海侵时间较长。
姚江平原全新世地质受晚更新世以来，特别是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影响极大，海侵过程中大量泥沙沉积，使姚江平原高底不平的地貌大为改观，并为历史时期的姚江地貌奠定基础。这次海侵在距今5500～6000年时结束，杭州湾南岸，历史时期最早古海堤，即今329国道沿线自西向东发现一列新石器晚期的古文化遗址，有绍兴马鞍乡仙人山遗址、凤凰墩遣址、上虞沥东乡后郭渎遗址、余姚临山大寨高地遗址、余姚历山茅湖遗址及北仑三山沙头遗址。推测当时已有自然砂堤作围护，正常情况下，杭州湾潮汐已不会对自然砂堤内侧的居民造成威胁。这条古海岸浅形成后，堤外淤积大于堤内，使四明山雨水北排逐渐受阻，形成了东西连接、南北并列的众多湖泊。经过沼泽化以后，多数湖泊淤为陆地，少数湖泊因人工干预像牟山湖等保留至今。总之，全新世晚期姚江平原山前冲积，中部湖积、北部海积的地质原因，都是这次海侵所使然（见附图3-1）。
三、结语
姚江平原第四纪地质是在第三纪地质堆积基础上形成的，基本岩性自下而上为砂砾石、中砂、细砂，此为基底，以微黄、灰黄色粉土、粉质粘土作为基础，中间是大量的青灰色、黑色淤泥质粉质粘土、淤泥质粘土，含贝壳和植物碎屑，上部为青灰色粘土，滨海地区为灰黄色粉质粘土，含泥碳，东西两段面广且厚，中间少而薄，表面为耕作土。具体见梁辉远东工业城、阳明科技园区、姚北工业新区至泗门镇地质剖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组织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姚江的自然地貌已经得到较大的改造。在疏通旧河、挖凿新河的同时，许多池塘、湖泊、河汊被填平。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些被填高的低洼地当年没有什么记录，这是现在城市化进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大队．《慈溪、余姚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报告》
2 浙江省地质局．《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杭州幅、余姚幅、宁波幅）》
（作者单位：金忠苗，宁波大学地基处理中心；陈起红，余姚市江河水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附录四
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
环境关系的研究
邵九华 夏梦河 邵尧明
一、前言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原余姚县罗江乡）。东距宁波市25公里，西离杭州市120公里，杭甬高速公路、甬梁公路和甬余高等级公路分别在遗址的南面和北面经过，并有连接线相通。遗址是在1973年当地政府兴修水利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0000平方米，堆积厚度4米左右，叠压着4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各文化层C14年代测定数据见附表4-1。
1973年和1977年冬，省文物部门对它经过两次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艺术品6700多件，还有丰富的人工栽培稻谷堆积，大片木建筑遗迹，饲养的狗、猪、水牛和捕猎的禽兽、鱼鳖类动物残骸，采集的酸枣、橡子、芡实、菱角等果实以及少量墓葬。为研究农业、畜牧、建筑、纺织、地质、水文、动物群族以及植被等学科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摇篮。1982年，国务院公布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姆渡文化遗址迄今已发现49处，其中26处比较重要的遗址都集中在余
附图4-1 姚江流域新石器石代遗址及勘察孔分布图姚东部平原（见附图4-1），故以余姚东部平原和河姆渡遗址及其周边的水环境为主进行研究探析。
二、河姆渡水环境现状
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姚江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西起曹娥江，东至宁波市西郊，南接四明山，北濒杭州湾，东西长100余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平原北部有一条古海塘，东起镇海后海塘，途经慈溪、余姚，西达上虞市沥海（见附图4-1），海塘外海涂随钱塘江河口的摆动，时涨时坍，清代以后海涂逐渐向外淤积，现在慈溪市已向北伸出10余公里，是为滨海平原。姚江平原西部地形开阔，偶有几处孤丘，东部比较狭窄，从余姚市区正北郑巷向东，沿古海塘有一列低山丘陵，直抵宁波市西北的镇海，因为大部分山地在今慈溪市南部，故称为慈南山地。由于山地侵占，东部平原南北宽仅10公里左右。慈南山地南麓有慈江，全长28公里，河面宽约50米，起源于慈城北部山地，向西至丈亭三江口汇入姚江。宋宝佑四年（1257年），慈城南面太平桥至夹田桥一段（约2公里）挖通后，才与慈北水网贯通（慈溪《雍正县志》）。
河姆渡遗址位于姚江下游河姆渡口北侧，向南隔江200米就是连绵起伏的四明山，东、西、北三面是平原。遗址的西南角有一小山包，残高约6米（黄海高程，下同）。遗址位于山包的东北部，四周地势低洼，地面高程1.5～2.5米。遗址以北每隔二三百米就有一条与姚江平行的河沟，东西两侧2公里之内还有3条南北流向的河流，沟通慈江和姚江的流水。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河流最终都入注姚江，使它成为河姆渡水环境的关键性河流。
姚江源自四明山夏家岭，全长107公里，自夏家岭东出，北行至四明湖水库经上虞楼家闸于新江口，西接通明江来水，汇合成姚江干流，经肖东、余姚、丈亭、河姆渡、大隐，沿途汇入四明山北麓溪水，到宁波三江口入甬江再入海。姚江中下游为平原河道，河床平坦，流速缓慢。余姚市区三江口以西至菁江渡段为姚江中游，河道相对平直，江面较窄，一般宽50米。三江口以东段为姚江下游，江面开阔，河道弯曲度较大，江面宽在100～150米之间，最宽处达250米。
姚江原为潮汐河流，高潮位时咸潮可以抵达河姆渡附近。特别是七八月份台风增水和天文大潮相结合时，往往引发严重的洪、涝、潮灾害，河姆渡一带由于地势低洼，洪水退出缓慢，往往成为姚江平原上的重灾区。20世纪50年代开始，姚江平原连续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水涝灾害频发的局面才得以控制。
三、河姆渡文化时期水环境的地貌学分析
1．河姆渡文化出现以前的水环境
根据浙江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编制的《杭州、余姚、宁波水文地质普查报告》（以下简称《普查报告》）所知，在晚更新世，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分东西两路入海：东路大隐溪向东北方向伸展，经洪塘在现在的宁波市区汇合奉化江、鄞江的流水后往北入东海；西路余姚江古河道分为两支，一支自河姆渡向西汇合车厩、陆埠大溪流水，再向西北经余姚向北至周巷、长河、庵东进入杭州湾，另一支自云楼向东经马渚折而向北从泗门进入杭州湾（见附图4-2）。根据以上水系流向推测，其时河姆渡以东的大隐与慈城之间存在一条分水岭，它应是以羊角山、乌石山等低山小丘为主体的大隐—慈城高地（见附图4-3）。
全新世冰期后，全球气候持续上升，宁绍平原遭受晚更新世末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侵，海侵高峰时期，海水直拍四明山（会稽山）北麓，肖绍甬准平原沦为一片浅海。海侵过程中平原上沉积了10～50米厚的淤泥层，使原来起伏不平的地貌得到较大的改观。河姆渡遗址地面以下的淤泥层埋深14～15.5米，4米厚的文化层之下，即为海相层，检测发现大量的海相微生物化石，佐证在海侵高峰时期海水曾经抵达四明山北麓的推断。
最近，我们在姚江平原北部的低塘镇镇西村发现一处贝壳堆积，顶板距地表深31米，堆积厚0.8米，贝类专家鉴定是厚牡蛎比较种，含少量新梯蛤亚属。含贝壳的地层岩性为淤泥质粘土，厚20米，贝壳层位于底部，叠压在晚更新世末期地层之上。贝壳C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为8020年（置信度95.4%）。同样的贝壳堆积情况在它南面的低塘镇郑巷村也有发现（未作过属种鉴定和年代测定）。推测镇西村的贝壳层时间在前，随着海侵发展，海水逐渐上升，向南推进，在适宜的地理环境中又形成郑巷村的贝壳堆积，当海侵高峰时，海水最终抵达四明山北麓。根据这两处贝壳层材料和地层岩性分析推
附图4-3 大隐—慈城地貌（高地）图测：①全新世中期，姚江平原南高北低地貌还比较明显，低塘的地势明显低于河姆渡遗址渡头山和元宝山峡谷，即现在姚江河底最深处的顶板；②这个时候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仍然向北排入杭州湾，大隐—慈城高地还是姚东准平原上的分水岭。
2．河姆渡文化形成和繁荣时期的水环境
河姆渡文化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阶段，正是姚江平原进一步发育和现在的姚江平原形成时期。根据生产发展水平，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可分为早晚两期：第四、第三两层是它的形成、发展期，第二、第一两层是衰落期。
河姆渡在海退初期很快成陆，河姆渡文化随之出现与它处于独特的地貌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从姚江流域卫星遥感图上判断，慈南山地、大隐—慈城高地和四明山麓构成了工字形的地貌，而它又恰恰濒临东海。前面已经描述，全新世海侵高峰时期姚江平原成为一片浅海，这时候四明山北麓也就成为杭州湾南岸的一道海岸线，长8.5公里，宽7公里的大隐—慈城高地犹如向北伸出去的丁坝，坝的顶端长达60公里的慈南山地像是一道顺坝。丁坝和顺坝有显著的促淤成陆功效，沿海地区人民很早就采用抛筑丁坝、顺坝方法进行促淤围涂。地处杭州湾的余姚市泗门镇从1983年开始从新筑的临潮海塘万圣段向北抛筑陶家路丁坝，经20年抛筑，现在该坝海涂上高3米，面宽4米，长约500米。其中丁坝0～123米段东侧，宽5200米的海涂现在已淤为多年生植物芦苇的生长地，该坝124～500米段以东为一年生海草生长地，坝端以北200米为海涂。坝脚靠海一侧的堤上堤下长满茂密的灌木，说明在大潮汛、高潮位时，海水已经离堤坝有一段距离。丁坝下20世纪80年代初地面高－8～－6米，现在淤高至2.1～3.1米，淤积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像。为了加快促淤成陆的速度，人们在抛筑丁坝、顺坝时有意在大坝中间留出缺口，让它带进海潮中的泥沙。如普陀小郭巨抛坝促淤工程在1500米长坝中，留出中间一段相对低3米、长600米的低坝，让海水流通，经3年工作，实现围涂1.2万亩。所以大隐—慈城高地上的山谷和平地，对促淤是有益的。总之，河姆渡的工字形地貌促淤成陆功效是人工抛筑的丁坝、顺坝无法比拟的。这样的地貌宁绍平原上只有一处，在全新世海退以后，这一带迅速成陆，成为远古时代的姚江平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有生活于深山密林中的猛兽，也有活跃于低山丘陵的哺乳类小动物，还有以青草、树叶为食的鹿科动物，而数量最多的是鱼类、爬行类动物，还有锯缘青蟹、真鲨、海龟和鲻鱼4种海生动物，反映河姆渡成陆后在原来丘陵山地和海湾的地貌基础上又演化出平原、草地、湖泊、沼泽的多种地貌，为原始人群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能够顺利排泄，潮汐的涨落使湖水有规律升降。从排涝和灌溉两个方面为稻作农业的产生、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新绘制的河姆渡遗址孢粉图表明，第四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时期，水稻的孢粉占总量的50％和40％，说明这个时候的原始农业已有相当规模，是河姆渡文化形成和繁荣时期。这时候的水环境总体上是有利先民生产、生活的。
3．河姆渡文化衰落时期的水环境
根据上面所述，水环境对河姆渡文化的形成和繁荣起到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它后期的衰落也是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所使然，而水环境又与杭州湾喇叭形地形有深刻的联系。喇叭口处的镇海与对岸的上海南汇之间宽达100公里，潮涌平缓，平均高潮位1.11米，而与钱塘江交汇处的临山、澉浦之间宽仅20公里。临浦站平均高潮位超过2.4米，潮流湍急。姚西平原地势平坦，受钱塘江河口的摆动影响大，涨潮时大量的泥沙被带了进来，淤涨大于姚东平原，使海退初期形成的河姆渡高地逐渐低落，姚江腹地的地表水排泄逐渐困难。全新世初的大规模海侵大约在距今6000年时结束，海平面趋于稳定，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基本形成。姚西平原北部和慈南山地北麓出现余姚大寨高地、茅湖、慈溪乌龟山和镇海沙溪等良渚文化遗址，距离历史时期修筑的大沽塘仅1～3公里。说明正常气候条件下，杭州湾的潮汐不再对这里的住民构成威胁，很可能已有自然砂堤的卫护。这几处遗址的年代没有作过科学检测，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晚于慈南山地宁波慈湖遗址上层良渚文化5365±125年（树轮校正）的年代，推测为5000年上下。现在大沽塘一线的高程在3～3.5米，比姚江下游高1米以上，虽然地理条件不同，两地的淤涨速度有差异，但是姚北大沽塘古海岸线一带淤涨快于姚江腹地是可以肯定的。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形成以后不但增加了姚东平原地表水排泄流程，而且潮位托顶时还会堵塞排泄口，姚东平原势必沦为洪涝灾害多发地区。当天文大潮和台风、暴雨结合时，洪水很有可能淹没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及周边的古遗址的遗物、遗迹、地层和孢粉资料都大量记载了当时发生的水涝灾害的信息：
（1）从地层资料看，河姆渡遗址第三、第二文化层之间有一层自西向东逐渐增厚的淤泥层，最厚处达0.65米。淤土中没有检测到海相微生物，证明这是洪水肆虐，陆地沼泽化的遗迹。河姆渡周边的童家岙、下庄、慈湖遗址文化层上或下出现淤泥、泥炭相互迭压的现象，也证实这里曾经有过多次的洪涝水灾。
（2）从南京大学所做的孢粉图谱看，河姆渡遗址出现以后明显的水域扩展至少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第四文化层中段时期，孢粉中淡水植物香蒲的含量从先前的5％增加到17％；第二次在第三文化层下段时期，香蒲又从13％增加到20％；第三次在第二文化层中期，香蒲从2％增加到15％；第四次发生在第一文化层中期，香蒲从7％猛增到21％。水域扩大与雨水多，排泄不畅相关。
（3）从遗物数量看，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出土器物数量呈逐渐递减的势态，说明水环境在恶化，遗址规模不断缩小。见附表4-2。
（4）从曹娥江排泄情况看，杭州湾喇叭形地形形成后，曹娥江水北排同样受阻。曹娥江位于钱塘江河口之上，现在它的平均高潮位达7.70米，远远高于姚江平原地面高程。历史上丰水季节时，曹娥江部分河水需要向姚西平原泄出，推测在6000年前，已开始分流东泄，使姚江平原的水环境更加严重。
在水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早期阶段河姆渡先民主要通过向周边山前平原扩散的办法来求得生存，晚期只能向浙西、浙南作出迁徙，另寻出路。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委托南京大学对河姆渡遗址地层土样标本作微古、孢粉、粒度和含盐量测试，检测结果与我们对河姆渡的地貌、水文分析相吻合（详见附录五）。
四、姚江改道问题
1．姚江改道的地质条件
根据浙江省地质部门勘察，在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期间，有一条昌化—普陀断裂带自西向东穿过浙东平原，其南面有一条次级断裂带，位于河姆渡—大隐一线，与姚江段河道重合。为此我们在2001年5月姚江低水位时两次到实地调查、考察，具体收获如下：
（1）该河段多数河滩系砂砾岩性，推测底部为山体岩石。在城山渡西100米处南岸河滩上发现小片海滩岩，俗称活石，表面光洁，无棱角，冲刷痕迹明显。
（2）该河道两端的渡头山和元宝山、小湾山和羊角尖山之间的山坡成Ⅴ字形延伸至河心，交接处有缝罅，1967年余姚大旱，姚江全线干涸，惟这两处缝罅清泉不竭。据当地老人介绍，河姆渡的泉眼深3～5米，城山泉眼深2～3米（河底测算的深度）。
（3）源于河姆渡遗址南面四明山的芝岭溪流向正子午线偏东60°方向下跌，进入平原后分为两支：主流偏西18°入姚江，另一支偏东42°入姚江。
根据上述材料推测：
（1）四明山与大隐—慈城高地上的低山小丘的岩基存在断裂，这断裂带在姚江河姆渡—大隐一线。在第四纪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这条断裂被砂砾泥土填平，其地质条件具备造河要求。
（2）根据芝岭溪平原主干道折而西行的水文情况分析，它应是全新世初海侵以前就存在的古姚江东路源头。海退以后，这条古河道继续留存，是河姆渡先民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
（3）河姆渡—大隐段河床部份冲刷痕迹，是姚江改道东流时遭受强劲洪水切割的标志。
2．沟头冲刷
河姆渡南面大雷山山峰密集，海拔高程都在300米以上，其中最高的老鹰岩为521米。群峰林立，冷暖空气交流频繁，成雨条件较好，年降雨量在1800毫米以上，超过余姚市年平均降雨量500毫米以上。特别在梅雨季节和夏秋季节经常产生大暴雨。由于山溪河道流短水急，排泄不畅，使溪水向东逆流，成为冲刷大隐—慈城高地南线的动力条件。推测高地东端大隐溪与古河道交接部位同样存在这种沟头冲刷现象，在持久反复的冲刷下，高地南线河姆渡一大隐段地面日渐剥蚀。
3．洪水切割
姚江改道还与姚江平原的整体地理、气候、水文环境相关。姚江平原所处的浙东沿海一带面临东海广阔的大陆架，这一宽陆架浅海的动力学环境是风暴潮发展的条件，加上杭州湾的喇叭形地形，其宽口窄底的地形集能作用很大，如遇台风与天文大潮结合常造成洪水暴潮、巨浪并发的特大灾害。余姚自1950～1989年的40年中，发生大水灾19起，如1962年9月14号台风带来的大暴雨，3天降雨量高达524毫米，城镇、平原一片汪洋，平均水深1.6米，最深处在2米以上，受淹时间长达13天。这种旷日持久的洪水对平原地貌有很大的影响，当洪水漫过河姆渡—大隐之间地面，向东排泄后，产生很强的切割力，成为姚江改道东流的造床动力。
地质、地理、自然的众多因素集中在这一地带，所以最终姚江在这里贯通。
4．姚江改道时间问题
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中，发现第一文化层上叠压着厚厚的一层淤泥，自南向北自数厘米至百余厘米。排除海侵因素以后，可以认为这是一次特大洪水及洪水长期滞留的遗物，并与姚江改道、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有关。考古学家根据这场特大洪水曾经冲刷第一文化层，深入第二文化层的迹象，推断姚江改道东流在距今5000年以后。我们结合大沽塘南侧出现良渚文化遗址的因素，以及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的情况，认为姚江改道在距今4500～5000年之间。
河姆渡遗址以北平原耕土层以下普遍有一层厚0.5～2米的泥炭，浙江省农业部门对罗江村泥炭C14年代测定为距今4320±130年，这和浙北良渚文化消失时间相一致，说明当时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洪涝灾害。这个年代可以作为姚江改道时间的下限。
五、结语
全新世以来，随着大规模的海侵运动，姚江平原经历了浅海、滨海平原、平原沼泽的地貌变迁过程，其间发生了古姚江改道东流的水环境变故，奠定了现在姚江平原的基本地貌和水环境。海退进行之中出现的河姆渡文化曾借助于优越的工字形地貌环境，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灿夺目的稻作文明。但这种依赖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始文化毕竟是脆弱的，当生存环境逆转恶化时，它便衰落下去。它昭示我们，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这样才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
居住干栏式建筑，吃食稻米和鱼类，擅长划桨行舟，这是河姆渡文化鲜明特色，湿地环境是这种生活习俗的地域基础。最新农业考古表明，我国初始阶段的古水田都是对自然河（湖）边的洼地稍加下挖而成，利用河（湖）水的涨落，进行灌溉的自然农业。有关学者研究后认为河姆渡文化初期阶段的农业也应是同一种形态。湿地对人类的文明功不可没。
姚江改道东流，海水沿河道上溯，这对河姆渡文化不啻是致命一击。但局部的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是姚江平原的地表水能够顺畅排泄，平原再次出露。公元前476年，越王勾践在大隐镇城山一带建造句章城，开辟了宁绍平原向海外航运的通道，这一带由是繁荣起来。现在姚江流域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姚江母亲河的意义进一步凸现。
参考文献
1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1)
2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12)
3 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1)
4 河姆渡文化遗址调查（复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0
5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杭州幅、余姚幅．杭州：浙江省地质局，1980
6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宁波幅．杭州：浙江省地质局，1981
7 浙江省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
8 余姚市水利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
9 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邵九华，余姚市政协；夏梦河，余姚市水利局；邵尧明，余姚市建设局；本文原载2002年3月29日《中国文物报》，作者对本书转录的该文，在内容上已作了些调整和补充）
附录五
河姆渡遗址钻孔柱状剖面
样品测试鉴定报告
编者按：为进一步证明河姆渡遗址所处的工字形地貌与河姆渡文化兴衰关系问题，用现代科学技术揭示姚江平原的古气候、古水文和古地貌演变情况，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同意后，我们对河姆渡遗址的地层土样标本作微古、孢粉、粒度和含盐量测试。
地质资料钻探取样于2001年4月28日至30日进行，浙江省有色勘察工程公司负责地质钻探，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有关教授到现场指导、取样。共布钻孔3个，分别位于遗址中心部位、中间和北界，依次编号为H1、H3、H2，共取土样64个（见附图5-1），交南京大学相关人员带回实验室作微古、孢粉、粒度和含盐量测试。2001年11月12日，收到南京大学送交的测试鉴定报告。文字技术处理后作全文发表。
河姆渡遗址（钻孔）孢粉与微古
综合分析报告
朱诚 张强 张芸 沈明洁
为确定：A．河姆渡遗址第二三文化层之间的淤泥层成因；B．耕土层和第一文化层之间淤土层成因；C．姚江发育与河姆渡文化消失之间的关系。特对有明显文化层的H1和H3钻孔样品作了孢粉和微古综合鉴定。
一、样品鉴定的数量及发现孢粉的种类数
（1）共测试样品32份。H1钻孔：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和20号共20个样品；H3钻孔：1、3、5、6、7、8、9、10、12、13、16和18号共12个样品。总计32个样品。
（2）发现孢粉种类71属（科）。河姆渡遗址钻孔揭示的植物孢粉均属于热带—亚热带的植物种类，其中木本植物花粉有40余属（科），草本植物有30余属（科），还有近10种蕨类植物孢子。见附表5-1。
二、河姆渡遗址孢粉谱的分析
从发现的70余属（科）孢粉中，选取40余种，绘图制成孢粉图式（见附图5-2）。
从孢粉图中可以看出，如钻孔H1在480厘米以下为带5，以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树为主；带4(360～480厘米）为禾本科尤其稻谷优势带；带3(280～360厘米）为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优势带；带2(180～280厘米）为针阔叶混交林优势带；带1为草本植物优势带。
三、古气候和综合分析得出的新认识
（1）河姆渡文化诞生之前的7000～10000aBP之间，从对应的第5孢粉带分析看（钻孔H1:480～830厘米，H2:440～650厘米，H3:380～720厘米），木本植物亚热带成分，如山毛榉科植物青冈、栎、栲、栗，以及野桐、桑科、胡桃、金缕梅和桃金娘等均有较多出现，同时草本中菖蒲、香蒲和莎草均很多。反映的是一种南亚热带暖热湿润的气候。受这种气候影响，可以推论宁绍平原在全新世7000aBP以前应为暖热湿润的高海面。
（2）从第四文化层对应的第4孢粉带分析看（钻孔H1:360～480厘米，H2:400～440厘米，H3:285～375厘米）：该阶段禾本科尤其是水稻花粉含量丰富，可达孢粉总量的50％，水生植物香蒲增多（15%）。亚热带成分，青冈、野桐、山麻黄、青檀均增加。反映此阶段气候温暖湿润，推测海水已退出，是为淡水水网地带，故有利于水稻种植，并得到很大发展。
（3）从第三文化层对应的第3孢粉带分析看（H1:280～340厘米，H2:340～400厘米，H3:235～285厘米），该层禾本科仍很发育，水稻含量约占40％左右，略低于前一文化层，同时出现较多榆科、杨柳科及藜科花粉。显示这个时期气候环境较前一阶段偏干，但仍很温暖，水稻种植仍很广泛。
（4）从第二文化层对应的第2孢粉带分析看（H1:180～280厘米，H3:130～230厘米），松属花粉在本层有增加的趋势，其他暖温带成分，如山毛榉科、桦木科、榆科等亦有增加，而禾本科水稻花粉明显减少，然而仍出现较多香蒲、毛茛科，反映气温下降，但气候仍潮湿。
（5）从第一文化层对应的第1孢粉带分析看（钻孔H1:105～180厘米，H3:85～130厘米），草本植物花粉增加，如蒿属、菊科、藜科、律草和石竹科等花粉均有较多的出现，木本植物含量较多的有青冈、栎、柳、枫香、松和榆等，显示气温仍在下降，气候温凉。本阶段中前期，水稻没有前几阶段发育，但在后期有增加的趋势，可能水稻种植比以前有所增加。
（6）结合孢粉、微古有孔虫等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宁绍沿海平原在全新世7000aBP以前应为暖热湿润的高海面，5000～7000aBP气候虽仍暖湿但应低于7000aBP以前，且从第1、2、3、4孢粉带分析看，气温是逐渐降低、气候向偏干转变。由于出现大量水稻，可推测海水已退出这一地区且为低海面时期。
（7）由于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之上没有发现任何海相有孔虫，且其孢粉主要为反映温凉气候的草本花粉，故可认为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与海侵（海面上升）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第一文化层之上的淤泥层可能与5000aBP之后至4000aBP前后的特大陆地洪水有关。
（8）对于河姆渡文化在5000yrBP前后突然消失的原因，从本次遗址钻孔获得的样品尚难以揭示与姚江发育之间的关系。但从沉积学和孢粉学分析看应与洪水有关（见以上分析和有孔虫鉴定分析）。另外，从考古地层分析看，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多达6700余件，惟独缺乏该时代应有兵器，如石镞、石钺等，木桨尚能保存，但却未发现原始的木矛一类的兵器。而石质兵器在其北部地区同时代遗址中则较为多见。由此，可以推测：擅长耕作（但不擅长于战事）的河姆渡先民在5000yrBP前后因遭受大规模长时期洪水和来自北方部落侵袭的双重打击，不得不向南退却，他们的后代则逐渐与华南和台湾地区新石器文化后期先民融合为一体。
浙江河姆渡遗址H1钻孔沉积物粒度分析报告
朱诚 张强 张芸 沈明洁
沉积物粒度是反映沉积动力环境的一种替代指标。在环境考古学当中，可通过对文化间歇层沉积动力环境的恢复来判断人类文化缺环的可能原因，如古洪水、河流冲积（河流改道）、海面上升等。通过对河姆渡遗址H1孔进行全面采样，进行粒度分析，对距今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生存的古环境作一初步探讨。
就该遗址地层的文化层而言，由于有人类活动的成分，沉积物粒度特征除了受当时沉积动力环境影响外，还受到人类活动的扰动，所以，此文对文化层中的沉积物粒度暂不作分析。仅就钻孔中自然层粒度测试作以下分析。见附图5-3及附表5-2。
由附表5-2可以看出，第8号样品（深度260～270厘米）属第二、第三文化层之间的文化间歇层，与钻孔底部的青灰色淤泥层，粒度特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粗粒组分较少，而细粒组分含量较多。粉砂粒组的沉积物含量在54.9％～67.9％，其次是粘土粒级的沉积物，占总的沉积物组分的25.9％～32.08％。砂这一粒级的沉积物含量较少，其中0.5～2毫米的沉积物组分几乎没有。第18号样品青灰色淤泥层砂粒级的沉积物组分含量较多，但也只占总沉积物组分的14.9％。这充分反映了这几个沉积层次是在一种弱沉积动力环境条件下沉积形成的。
为进一步分析沉积动力环境，我们用图示法计算出沉积物粒度的各参数值：中值粒径（MD〓）、平均粒径（MZ）、分选系数（〓1）、反映沉积物颗粒频率分布对称程度的偏态（SK）以及量度粒度分布曲线的尖锐或钝圆程度的峰态（KG）等参数。如附表5-3所示。
从附表5-3中不难分析，从分选上来看，8号与20号样品的分选性属同一等级，属分选较差的等级；而17、18、19号样品其分选性属分选差的等级。从总体上来看，其分选性都不是很好。从偏态上来看，8、18、19号样品的偏粉砂态为负偏，表明其沉积物粒径较粗，这一点也可从附表5-2中得出；相反地，17与20号样品的偏态为正偏，表明沉积物颗粒较细。这几个样品的平均粒径与中值粒径相差不大，表明沉积物粒径的平均大小与粒度分布的集中趋势相似，也表明这几个样品的物源区粒度分布具有某种相似性。
概率累积曲线能够反映碎屑沉积物的搬运方式，而搬运方式又与一定的沉积动力环境相联系。因此将8、17、18、19、20号样品分析做概率累积曲线，通过分析与对比概率累积曲线的方法来判别沉积物的成因，推断水流或波浪等沉积动力条件（见附图5-4）。
附图5-4所示的第8号样品的概率累积曲线与一般沉积物概率累积曲线不同，为单线式，其双线段与三线段的趋势不明显，换言之，其推移、跃移、悬移组分不明显。野外实地观察结果表明，第8号样品的沉积物成分以淤泥为主，其物源比较单一（见附图5-5所示），再由上面对其进行的粒度特征分析可初步判断第8号样品所在的层次，即第二文化层与第三文化层之间的文化间歇层，可能是湖泊或沼泽沉积。因此，当时可能是一个湖泊扩张期，地面水域面积扩大，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不适宜人类的生存。一段时期以后，水域面积缩小，出露大片陆地，人们重又返回故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附图5-6与附图5-7分别是17与18号、19与20号样品的概率累积曲线图，从两个图的比较可以看出，17、19、20号样品的概率累积曲线图反映出三段式的特征，而18号样品则表明为两段式。如果仅仅从附图5-5与附图5-6来分析，说明18号样品是在一种与17、19、20号样品不相同的沉积环境动力环境下沉积形成的。而事实是18号样品与17、19号样品是连续不间采样的。仅仅相差20几个厘米其沉积环境就相差如此之大实在令人怀疑。更可疑的是，野外实地观察表明，17、18、19、20号样品所采层次均为青灰色淤泥层，质地非常细腻，没有发现任何沉积特征突变的现象。由附图5-5的各粒级组分的频率分布图可以看出，第18号样品与19号样品的频率分布特征相似，即为双峰分布。惟一不同的是，18号样品除了两个明显的双峰以外，还有一个弱的峰值出现，可能表明其物质来源要比19号样品复杂得多。
由附图5-6与附图5-7分析、比较可知，17与20号样品的推移与跃移组分的粗端截点在4附近，细端截点在6～8附近。特别地，从附图5-5以及附图5-7分析可知，19号样品有弱的双跃移组分的特点，且其频率分布曲线
表明是双峰分布，故由此可分析为海滩沉积。这是因为在海滩上，潮间带海滩沙受波浪冲刷与往复回流的作用，细颗粒物质被带往深海，较粗的颗粒留了下来，这一点已被19号样品的粒度分析结果证实。19号样品的频率曲线显示为负偏，且有弱的双跃移组分出现，这是由于潮间带海水往返作用的结果。由此可初步断定青灰色淤泥层是在海滩沉积动力环境下沉积形成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自然界的沉积动力环境是复杂的，当沉积层形成后，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次生沉积环境影响，如地下水流动等，因而其粒度特征发生改变。同时，不同沉积动力环境也可能出现相同的粒度特征。因而由粒度分析得出的沉积环境还须与其他方法恢复的沉积环境相互印证，才能得出客观而合理的结论。
微古和含盐量分析报告
朱诚 张强 张芸 沈明洁为确定：A．河姆渡遗址第二三文化层之间的淤泥层成因；B．耕土层和第一文化层之间淤泥层成因；C．姚江发育与河姆渡文化消失之间的关系。特对有明显文化层的H1和H3钻孔样品作了微体古生物海相有孔虫的鉴定。
一、鉴定样品的数量及分布
共测试样品32份。H1钻孔：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和20号共20个样品；H3钻孔：1、3、5、6、7、8、9、10、12、13、16和18号共12个样品。总计32个样品。
二、微古结果的分析
显微镜下鉴定发现，其中17、18和20号样均含有底栖有孔虫，主要是毕克卷转虫的变种（见附表5-4）。
通过以上的微古海相有孔虫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发现：
（1）从该钻孔来看，文化层较厚，在距离地表610厘米，（也就是根据C14测年的6950±130aBP以来）以上各层均未发现有孔虫，故推测河姆渡遗址自第四文化层堆积开始后即一直处于陆相沉积环境之中。
（2）而第四文化层（4B层）之下（6950±130aBP以前）发现大量有孔虫，反映了典型的海相沉积环境。
（3）从有孔虫壳壁类型看属于钙质有孔虫，属于在东海海底沉积中常见的有孔虫种类。
（4）主要属种为毕克卷转虫，此为广盐性种类，对于指示海陆过渡相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代表滨岸—内陆架浅海半盐水种。
（5）由于丰度和分异度变化不大，看不出海退海进的过程和变化。
三、微古鉴定结合含盐量变化得出的此区沉积环境的综合分析
一般认为含盐量的变化是反映海陆沉积环境差异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指示海陆环境的变迁，对于了解海进海退的过程和变化有重要指示意义。
对河姆渡H1作了20个样品、H3钻孔作了12个样品共32个样品的含盐量分析实验，由此得出两条钻孔柱状剖面含盐量变化曲线（见附图5-8和附图5-9），结合微古分析结果，可获得河姆渡文化遗址海陆相沉积环境变化的信息。
从附图5-8中我们可以看出含盐量随着样品采样深度的变化出现3个明显高峰，即3、12和18号。应该指出，仅从含盐量高值不能简单地将其确定为海相环境，因为3号和12号样品分别来自于第一、第四文化层，而这两个样品经微古鉴定未发现任何海相有孔虫。18号样品来自于生土层的淤泥，经鉴定含有大量海相有孔虫（45枚），按照地层鉴定中化石证据为主的原则，18号样品属海相沉积已无疑。那么3号和12号样品高含盐量如何解释？我们认为应与文化层含有大量疏松植物碎屑，包括大量木头、树枝和夹砂红陶片有关，因为这些疏松的有机物质和红陶片就像海绵体一样，对下部致密淤土层中通过毛细管作用上升的含盐地下水有较强吸附作用，因而可持有高含盐量，但不能就此判定其为海相沉积环境。
从17号样品开始的以下各层含盐量变化是在文化层之下的青灰色淤泥层中，含盐量上升起伏较大，说明正在向海相环境过渡，同时根据有孔虫的鉴定分析（附表5-4），也出现了代表海陆过渡相环境的半盐水种属（毕克卷转虫），因此两者之间有着良好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根据C14测年，在6950±130aBP之前，河姆渡文化遗址是一种海陆过渡相环境，海相沉积明显，气候比较温暖湿润。而出现文化层以来，一直未找到海相沉积的证据，故推测当时是陆相沉积环境，但是河姆渡文化的消失到底是何原因，作者认为可能与当时长期的洪水与积水沼泽环境有关。
附图5-9所反映的情况与附图5-8基本类似，文化层的各样品含盐量均较低，5号样品含盐量虽高，但镜下鉴定未见任何海相有孔虫，应属疏松文化层物质对下方毛细管作用上升的地下盐水有较强吸附作用所致。值得一提的是，H3钻孔即使是在文化层之下的生土层亦未见海相有孔虫，由此推测，此钻孔位置已在遗址居住区边缘，当时地势可能较高，受海水影响不明显有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附录六
低塘发现八千年前的贝壳堆积
邵九华 邵尧明
一、发现与鉴定的经过
2002年8月下旬，余姚市姚北工业新区管委会在低塘镇镇西村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时发现大量贝壳碎屑。我们闻讯后立即到现场调查，在新区管委会的支持下重新布钻孔1个，获取了完整的地质资料。贝壳层距地表深31米，堆积厚0.8米，分布面积至少200平方米，发现地点北距329国道即杭州湾南岸古海岸线大沽塘约1公里。
出土贝壳极大多数已被钻头击碎，最大碎片12厘米×10厘米，厚1.8厘米。经中国贝类学会理事、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徐宜昌鉴定为厚牡蛎比较种，有少量新梯蛤亚属。贝壳剖面厚10～15层，年龄在10年以上，系自然死亡，激浪冲击而形成堆积。我们从8＃土样表面取了二块贝壳（编号BK1、BK2距地表深分别为31.35米和31.55米），送北京大学科技保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作C14年代测定，BK1C14距今年代为6905±80年，树轮校正为7710年（置信度95.4％），BK2C14距今年代为7270±90年，树轮校正为8020年（置信度95.4％）。考虑BK1下限为7920年（置信度91.0％），BK2为8270年（置信度88.8％），我们取贝壳堆积层年代为8020年。
二、地层描述
新布钻孔在小河东岸，地面高程2.95米（黄海高程，下同），四周地形平坦，无山岗和高地。土样分4个地质层。第一地质层—1，杂填土，厚0.30米；第一地质层—2，淤泥质粘土，黑褐色，软可塑，饱和，厚3米。第二地质层，粉土，青灰色，软流塑，湿，局部为粘质粉土或粉质粘土，厚8.10米，层底埋深11.60米。第三地质层，淤泥质粉质粘土，灰绿色，流塑，饱和，厚20.40米，层底埋深32.00米，31.30～31.90米处有块状贝壳叠压，其两端上下部还有零星贝壳。第四地质层，粉砂，青灰—灰黄色，湿，稍密，局部为砂质粉土，已揭露厚度7.80米，根据以往地质资料所知，该层属全新世初、晚更新世末地质，年代在距今1万～10万年前。第三地质层地质分布于整个宁绍平原，系海相沉积层。
三、发现的意义
牡蛎是沿海地区人们喜爱的海产食品，生活在海水与淡水交接的潮间带，今天沿海地区仍有广泛分布。它的堆积层是研究海平面变化和海陆演变的重要地质标志。低塘发现的贝壳堆积层为我们研究姚江平原古水文、古地貌提供了重要资料。浙江省地质局对余姚、宁波的地质普查后认为，在晚更新世，今天的姚江平原东部存在一条分水岭，即河姆渡遗址以东，南北走向，大隐—慈城之间的一列低山小丘为主体的高地。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分东西两路入海：东路大隐溪向东北方向伸展，经洪塘在现在的宁波市区汇合奉化江、鄞江的流水后往北入东海；西路余姚江古河道分为两支，一支自河姆渡向西汇合车厩、陆埠大溪流水，再向西北经余姚向北至周巷、长河、庵东进入杭州湾；另一支自云楼向东经马渚折而向北从泗门进入杭州湾。低塘发现的贝壳堆积证明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而且说明距今8000年前，这条分水岭依然存在。8000年前低塘的地面高程为－28米，河姆渡遗址的青灰色海相淤泥层底板埋深为－12.5米，与渡口渡头山和对岸元宝山之间的峡谷，即姚江河道最深处的高程相同，其时河姆渡的地面高程比低塘高15米左右，这样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只能向北排出。我们认为这条分水岭的消失与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结束，姚江平原水环境变化相关，《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文章中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对我们的启示是，低塘贝壳层的形成到河姆渡文化产生，时间相距不到1000年，但海平面上升了20多米。研究自然界海侵现象，对宁波市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低塘发现的贝壳堆积带来许多水文、地质的信息，有待深入研究。
相关地名
余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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