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城区人。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嘉靖七年（1529年），享年58岁。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
  王阳明出身于诗书世家，从小聪颖异常，余姚民间有许多故事，传说他出生那天，祖母岑氏梦见仙人穿着鲜红的衣服，佩系玉坠，在阵阵鼓乐声中，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送到她怀里。岑氏惊醒过来，耳畔传来婴儿哇哇的啼哭声。王阳明的爷爷竹轩公对岑氏的梦境非常高兴，就把居住的房屋称为瑞云楼。瑞云楼遗址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北麓武胜门路60号。
  王阳明在余姚度过了儿童时代，他的父亲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考中状元后，他也离开余姚，跟随父亲进京读书。青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勤奋好学，对诗文和军事知识有浓厚的兴趣。诗文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古代文人都擅长写诗作文。王阳明出身于诗书世家，耳濡目染，从小就显露出这方面的天才。11岁时他随父进京，途中王华与当地几位文人学士在金山寺喝酒赋诗，题目刚拟好，他就开口吟诵说：“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淮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人们大吃一惊，立马有位客人以《蔽月山房》为题叫他再吟诵一首，王阳明随口应答：“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样一来，客人们都点头称赞，叹服他的才思敏捷。王阳明一生诗作极其丰富，《王阳明全集》中收入他的诗歌有607首，他的诗自然、圆融、晓畅、工整，又意境高远，特别是晚年的诗，包括他的哲理诗，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与明文坛四杰的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的诗作不相上下，只是他在哲学、军事上的名气，掩盖了诗文方面的成就。
  少年王阳明对军事的兴趣比诗文更浓。他在京城的私塾读书时，常常溜出教室与少儿们一起做游戏，他把自己制作的旗子分发给他们，让小朋友们手持小旗左旋右转，他则拿着大旗在中间挥舞，仿佛在指挥各路人马。15岁时王阳明到居庸三关旅游时，看到居庸关峻险的地形和敌我二军对峙的战争气氛，胸中涌起一股保家卫国，干一番事业的激情。长大成人后，王阳明更加关心边疆的形势，当时北方蒙古贵族侵犯边疆的战争越闹越大，而满朝大臣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些被推荐上前线的将军总是以种种理由推辞不去，王阳明知道后非常着急，他把精力转移到军事上，开始潜心研究起兵法来。传说在宴会上，他总要把果核列为各种战阵，摆给大家看，听取各人的意见，虽然这是纸上练兵，但反映他钻研军事战略时的刻苦好学精神。青少年时期王阳明对诗文和军事的爱好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和创立“致良知”的心学思想打下扎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28岁，这年他考中进士，从此以后直至逝世，他走上一条艰难曲折的从政道路。中进士第二年，王阳明被授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不久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主事在朝廷六部虽是一名小官，但因为在国家机关的岗位上，因此可以及时知道国家大事以及宫廷动态，有机会界入宫廷斗争。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病死，15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帝号武宗，改元正德，国家大权落到太监刘谨手里。据《明史·刘谨传》记载，刘谨为人狡猾凶狠，与马永成等7个太监结为同伙，人称“八虎”。他们想尽办法讨得皇帝的欢心，把皇帝和大臣分隔开来，从而为非作歹，谋取私利，特别是恣意侵占农民土地，使成千上万农民流离失所。前朝老臣刘健、谢迁等联合其他大臣共同上书皇上，请求诛杀刘谨，但反而被刘谨诬陷为奸党，给予除名赶出朝廷的处罚。这时，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站出来为刘健、谢迁解脱罪名，刘谨非常恼火，假传圣旨，把戴铣逮捕入狱。王阳明看到戴铣的危险处境后，明明知道为他辩护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但为了保护戴铣等官员的生命，也为了主持正义，他毅然上书皇上讲明事实真相，结果被廷杖40，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王阳明遭到打击逼害后，虽然满腔愤恨，但儒家的积极思想鼓励他顽强地生活下去。在往贵州的路上他写了这样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抒发了他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勇敢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壮志。
  贵州龙场驿地处西部边陲，四周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气候湿热，蛇虫百毒丛生，有乌烟瘴气之说，加上语言不通，外地人很难适应这里的环境。龙场驿的规模很小，只设驿丞1名，马23匹，铺陈23副。王阳明一行刚到时居无住处，积存的粮食很少，他们在附近的龙冈山上找到一个山洞搬了进去，取名为阳明洞，安下身来。没有几天跟随他的侍从都患了病，王阳明砍柴取水，煮粥端给他们吃，并吟诗、唱戏、讲笑话，用乐观的情绪感染大家，使他们很快恢复了健康。过了一段时间，王阳明慢慢地适应了龙场的环境，并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王阳明在驿站旁建造了几间木屋，取了“何陋轩”、“宾阳堂”、“君子亭”等室名，结束了住山洞的生活。他们还在驿站附近开辟山地，种上粮食、蔬菜，使物质生活得到保证。“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在工作、劳动之余，王阳明不忘写诗取乐，表明乐观的生活情趣和对国事的关心。明正德五年（1510年），在朝廷大臣的斗争下，刘谨以谋反罪被诛杀，王阳明才结束贵州深山中的流放日子，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年底他回到京城，先后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这些都是闲官闲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心学的研究上，完成了《朱子晚年定论》的编纂工作。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经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命他带兵去镇压赣南的农民起义。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处，方圆千里都是山区，土地稀薄，易旱、易涝，粮食产量很低，而官府以平原的标准收取粮食、税收，老百姓苦不堪言，农民起义一直连绵不绝，到正德初年（1506年）形成了谢志珊、兰天凤、钟景、池仲容4支起义队伍。王阳明到江西后首先对赣南情况和各支农民义军作了充分的调查，然后制定了一系列备战措施，主要有：①就地选取士兵，精简军官，从实用出发，强化训练；②立社学、举乡约，把军事斗争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争取老百姓支持；③加强对山中义军的政治宣传，奖励下山投诚的农民；④积极为部下请功，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在军事打击和政治宣传双重攻击下，义军力量被分化瓦解。王阳明又采用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消灭和速战速决的战术，不到两年时间就把赣南义军全部镇压下去。然后他奏请朝廷，新设平和、和平、崇义3个县，加强对山区的管辖，奏请减免粮、税，恢复赣南的经济，打击土豪劣绅，使这里出现了长达20年的太平景象。
  王阳明平定赣南农民起义军是他人生历程中不光彩的一面，但历史地看，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中下级官员不可能违背朝廷命令，也不会站在农民起义军一边的。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最高利益的同时，王阳明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农民造反，认为官府繁重的赋税是赣南人民造反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上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可贵的是他未居功沾沾自喜，只希望朝廷轻徭薄赋，不要再导致农民起义。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赣南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这时王阳明要求辞职休养，朝廷没有批准，第二年6月福建三卫军人闹事，王阳明受命去处置，行至丰城时，传来分封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的消息，王阳明深知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他立即返回到吉安，观望动静，等候朝廷的指示。这时吉安的地方官和附近各府、县的官员纷纷来到王阳明住处，要求他站出来领导大家抗击叛乱活动。王阳明知道宁王的叛乱蓄谋已久，宫廷内外都有被他收买的党羽，弄不好会祸及自身，但为了国家的安定，江西百姓少受战争的蹂躏，他还是担当起平叛的重任。这时候宁王册立太子、皇后，封李士实为太师，刘养正为国师，闵念四为都指挥，王伦为兵部尚书，杀掉江西都御史孙燧等地方官员，聚兵10万，准备分五路进攻安庆、南京。而王阳明可以动用的部队却只有几千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他一方面火速向朝廷报告宁王叛乱的军情，另一方面运用疑兵之计，张贴兵部公文，命令各省官兵分路进攻南昌，又使用反间计，假造了李士实、刘养正愿意作为政府军内应的密信以及闵念四投降政府军的密件，叫亲信打入宁王内部，四处散布，使宁王犹豫不决，在南昌滞留了十余天，为政府军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七月初宁王率大部队攻打安庆，王阳明在安庆城留下少数部队防守，自己率精锐部队攻打南昌，消灭宁王防守南昌的万余人，一举攻克南昌，伪宫中的宫妃、太监被迫纵火自焚。宁王获知南昌被攻陷后，人心恐慌，只得撤回部队，想夺回南昌。一路上遭到政府军的袭击，士气低落。八月二十七日，王阳明率政府军与宁王叛军在鄱阳湖上开展决战，政府军火攻大胜，宁王朱宸濠为知县王冕俘获，李士实、刘养正等先后被抓捕，其余的四散逃命。王阳明从起兵至活捉宁王，前后不过一个多月时间，这是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充分表现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但是这场平叛战争给王阳明带来的又是一次政治灾难。原来武宗早就想巡游江南，由于大臣们谏止一直未能成行。这一次他抓住机遇，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命太监张永、许泰、江彬以及都督刘晖率官军1万余人，前往江西征讨，一路上吃喝玩乐，搜罗珍奇古玩，随从太监趁机勒索受贿，皇帝出巡只会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宁王被俘虏后，王阳明赶快报告武宗，希望他不要来南昌。但武宗根本不听，他在南京住下，叫许泰、江彬几位太监先行带兵到南昌。许、江到了南昌后向王阳明索要朱宸濠，打算把他释放到鄱阳湖，再让武宗来活捉，大家庆功报喜，按功论赏。这种把国家大事作儿戏的荒唐事情遭到王阳明的拒绝，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押送宁王到杭州，把他交给在杭州的太监张永，自己称病住进西湖净慈寺。许、江的阴谋落空后，恼羞成怒，他们在武宗面前挑拨说，王阳明原先与朱宸濠勾结在一起，后来看到形势对他不利时才被逼擒获的。幸亏太监张永在武宗面前为王阳明讲了一些好话，武宗才叫王阳明重新上报擒获宁王的战功了事。重重压力下，王阳明只得把那些祸害国家的太监都写进战功报上去。第二年的十二月，武宗玩乐够了，才浩浩荡荡回归北京。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武宗逝世，世宗登位，他的战功才得到朝廷承认，晋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十月被封为新建伯。但还有些大臣反对，因此“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封爵成了一张空头支票。对此王阳明倒很坦然，他再三推辞给自己封爵，希望能够奖励那些冒死作战的各级官员和士兵。但是那些将官不但得不到奖赏，反而遭到闲退和废斥。对此，王阳明只能以恳请辞职来表示内心的抗议。
  明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王阳明父亲王华病逝，他回绍兴为父亲服丧，在家乡度过了6年清闲的日子。在这6年中，他一面潜心研究他的心学思想，完成了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的心学理论体系，同时广泛收徒讲学，扩大了心学思想的传播。
  明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广西思恩、田州土司头目卢苏和王受发动叛乱，朝廷命王阳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率兵征讨。王阳明正在病中，要求免去这个任务，但是朝廷不同意，他只好在身体稍有好转时带兵赴广西。一路上他一边调查访问，一边思考对策措施。卢苏、王受叛乱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处置不当所引起，所以王阳明拟定了以和平手段解决的方略。而卢苏、王受原本对地方政府不满，见朝廷另派王阳明来处置，也产生了和平解决的念头，这样王阳明不费一刀一枪，就平定了思恩、田州的内乱。以后，他又应当地人民的要求，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平定了八寨和断藤峡少数民族头子的叛乱活动。长期繁重的军务和政事及当地炎热的气候使王阳明的病情逐渐恶化，他报告要求回乡养病，但批复迟迟不下来，他只好自己作主回乡。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船至江西南安府大瘐县青龙铺时，王阳明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学生周积来见他，过了好长时间王阳明才睁开眼睛对他说：“我要去了。”周积哭着问遗言，王阳明微笑着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不久即瞑目而逝。明嘉靖八年（1529年）十一月他的友人和学生1000多人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他的坟墓在绍兴县兰亭乡洪溪。
  王阳明在从政的同时，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王阳明一开始接触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程朱理学的语录，他拜著名理学家娄谅为师，听他讲析朱熹学派的哲学观点。随着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进展，他感到朱熹学说只强调封建伦理纲常——天理，而忽视人们丰富的、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吾心，无法救治日渐衰落的封建道德，为挽救明王朝的政治危机，他对程朱理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王阳明又把学术研究的兴趣转向佛、道方面，但终因离不开传统伦理的制约，还是和佛、道二教分手。他对心学研究，始于龙场驿丞期间。初到龙场驿时期，他内心十分痛苦，因为在与刘谨的斗争中，黑白是非完全颠倒了，封建伦理纲常被弃置一边，大臣的正常工作无法开展，连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证，那么以后再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经过一番思考，他终于发现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人生真谛，即人的一切活动不必到圣人那儿去寻找答案，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可用“致良知”来概括。“致”有达到、复位的意思，“良知”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良心。他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即使那些地位低微的人，他们的良知和圣人也没有本质的区别。道德沦丧，黑白颠倒，是人心被物欲蒙蔽所致，只要把物欲的危害说清楚，良知的本能就能显露出来，社会秩序也就能够正常运行。王阳明有著名的四句教，对“致良知”作了很好的注解：“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是王学关于人生观的哲学命题。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与南宋陆九渊的心理说更有密切的联系，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王阳明把它加以总结和完善，形成自己的心学体系。所以说王阳明是我国古代集唯心主义大成者的评价是恰当的。但是在宋明时期，统治阶级推崇理学，一切以理为是，所谓非理莫言，非礼莫行，理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桎梏。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王学反对以程朱理学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主张以吾心来衡量是非的准则，这是对人个性的尊重，也是人主体精神的体现，因此曾起过进步作用。所以王学不但在当时风靡一时，而且影响后世，播扬东瀛，直至当代还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王阳明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讲学。他的讲学活动始于龙场驿丞时期，那时西南边陲有一些从中原逃亡过来的知识分子，听到王阳明当了龙场驿丞后，共同的命运，促使这些人向王阳明去诉说内心的苦闷和感受。于是他在居住过的阳明洞开办了龙冈书院。这一时期著名的学生有贵州陈宗鲁、湖南冀元亨、蒋信等。后来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这样他的学生更加多了。龙场谪居期满回京城和南京任职期间，王阳明继续从事他的讲学活动。在京城讲学时他的上级吏部郎中方献夫也来听讲，对王阳明行师生礼，来听讲的还有穆孔晖、顾应祥等20余人。在南京时讲学的规模又有发展，朝夕相处，互相切蹉的学生有徐爱、黄宗明、周积、薛侃等20多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王学中坚。在镇抚赣南的紧张军事行动中和平定宁王叛乱以后高压的政治势态之下，他依然设帐讲学。当时著名学者王艮到江西与王阳明论学，王艮被王学所折服，拜王阳明为师，行弟子礼。王艮后来成为王学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使王学在下层社会中广泛传播。王阳明讲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是晚年在家乡绍兴，听讲人数最多时达300余人，当时郡守南大吉开辟嵇山书院，他的门生同时设立阳明书院来接纳学生。他讲学时，讲堂里容纳不下，许多人就环座在讲堂廊下听讲学，场面十分壮观。在家乡6年的讲学中，他培养了钱德洪和王龙溪两位高足弟子，俩人进一步发展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成为浙中学派的创始人。
  程朱理学到明代中期以后，日益沦落成为统治者的说教，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回答人们面临的社会实际问题。而王学崭新的理论能够满足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求新、求变的心理，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王阳明逝世后，他讲学的内容由他的学生、门人辑录成《传习录》和《大学问》两书在社会上流行，各地学生还建立书院和祠堂，纪念这位心学大师，传播他的心学思想。据《勋贤祠志》记载，在明世宗嘉靖三四十年间，各地有书院75所、祠堂420所，遍及整个南中国。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文武兼备，具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成就，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他的心学思想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