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农业互助组、合作社
  土改后开始出现两极分化
  据龙南乡调查，该乡在土改后除出现两极分化之外，还有少数贫农演变为富户依附者。
  1951年3月底土地改革完成。全乡12个行政村，1348户。有地主14户，富户33户，小土地出租者65户，农村非农业户25户；雇贫农、中农1211户，占总户数89.1％，其中贫农956户，中农255户。没收地主、征收富农出租和公共土地，农民人均所得只有1.40亩。多数雇贫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未分到耕牛、农具，又缺少生产资金，仍未具备独立生产条件。“土改”对佃富农，原租入地享有30％保留权，人均1.40亩外的保留地均作自耕地保护，多余才给农民统配。这样，虽减少了土地，但其齐备富足的耕牛、农具、生产资金，便出现“游资”，贫农唯有劳力与其交换代耕、代灌、维持后续生产。3月底“土改”结束，到7月夏收，迫于生计的部分贫农，只得典押或者出租土地、借高利贷、出卖劳动力，赤贫者忍痛出卖土地。九村中农俞某某就租入2.4亩，购得1.2亩，要占其分得土地的71％。
  初级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
  1951年土地改革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草案），部署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3月土改基本结束，横河区就着手部署互助合作运动。在民间素有代耕、调工、帮工的基础上，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是年5月，乌山乡相士地村胡元茂率先办起了有12户，50亩土地的常年互助组，称为“胡元茂互助组”。同年，龙南乡横泾河村组织4～10余户贫农为主体的7个互助组。临时互助组采用农忙互补，农闲单干，重活互助，轻活单干的方法，实行换工、或畜力和人工互换。常年互助组是根据自愿互补的原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生产互助并采用生产自报，劳力、畜力、农具由组内统一安排使用。互助组的成立较好地解决了个体农户生产经费、劳力、农具、管理技术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保证了农作物播种不误时节，管理技术在相互交流中共同提高，较大地增加了农业收成。1952年龙南乡水稻亩产比1951年增长了35％左右，互助组农户的水稻亩产比一般单干户又增收了30％以上，激发了农民加入互助组的积极性。1953年春，龙南乡先后建立互助组134个，入组人数占到全乡总人数的70％以上。
  这些成功使彷徨的农民看到了互助合作组织的曙光。
  1954年春，龙南乡横泾河村孙孝丰互助组和孙兆先互助组一起搞土地入股，保留社员生产资料私有权，实行土地统一经营，产品统一分配的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横泾河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孙孝丰，副社长孙兆先，入社农户15户，总劳力64人，土地90.8亩，中共横河区委下派了一名干部驻社领导。到下半年，龙南乡新建、扩建合作社共18个，按组建先后顺序分别编为1～18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横泾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即1社）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办社规模，入社农户78户，耕地449.5亩，同年水稻亩产比1953年增产20％左右。1955年春，全乡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17个（新建的3社，五月春耕结束时散伙，还田到户），是全县建社较多的乡之一，共有入社农户661户，人口2824人，土地4287亩，牛124头，农船81只，水车333部，喷雾机34架，犁171把，耙257张。
  1952年冬，胡元茂互助组开始组建“胡元茂农业生产合作社”，24户，104人，土地155.65亩。后改称为“旭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乌山乡1社。该社至1955年增加到104户，428人，土地640.57亩。孙烈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1953年下半年组建的自发社，于1954年上半年被批准为乌山乡2社。胡渭表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乌山乡3社。至1954年下半年止，乌山乡共已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4个。
  1954年，秦堰乡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11个，389户，占总户数1152户的33.7％，应组织农户的38.4％，土地3026.7亩。有互助组20个，324户，土地2774.9亩。是年秋，石堰乡有常年互助组16个，257户，临时互助组17个，114户。参加互助组的户数占64％。要求办社的互助组18个，269户。
  彭西乡在开展农业合作化的计划中记述：该乡于1954年10月已有6个社，182户，占应参加互助合作户数751户的24.2％，有互助组26个，389户，占应参加互助合作户数51.8％。在1955年春耕前要求建社15个，456户，占应参加互助合作户数的60.7％。
  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受到土地私有制的制约，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例如，1952年至1955年秋，龙南乡原有956户贫农，此时仍有441户，占原有贫农的46.1％，新上升为下中农的260户，占27.2％。两者占73.3％。由此广大农民选择了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道路。
  龙南乡“合作网制度”的创建
  随着办社规模的不断升级，中共横河区委吸收乡长孙长丰、贫农胡成木、俞根良入党，组建临时党支部，由1950年入党的孙介敖任支部书记，加强了对互助合作的领导。并从扶持贫农出发，筹建农村信用社。山区杨梅上市，信贷员胡冬兰在产区挨家动员储蓄，青黄不接时巡回平原各村，发放生活贷款。洋塘河村孙某某、孙某某贫困兄弟多次受惠，才能正常出勤。最后剩下的5角备用金，也贷给东畈村一农民去买米下锅，防止“割青”。
  1954年春，中共宁波地委委员、余姚县委书记刘鲁军，准备从点到面，开展合作化运动，亲自带工作队到龙南试点。
  县委工作队成员有县委互助合作部马纪青、徐四海、金痕、周剑庭，区委胡强盛，妇联童惠兰，乡长孙长丰，副乡长孙天丰，乡农会主任何香德，信用社贷款员胡冬兰，县粮食部门顾玉书、张书华，水利部门钟铁、王明辉，农技部门钟庭麒、董康伟和农行叶克文等。余姚中学高中毕业生志愿参加合作化实践的魏玉英，担任工作动态记录，被称为“小记者”。工作队要求做到：
  （1）坚持生产进、生产出方针。
  （2）花1～2年时间，合作社生产水平达到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水平；所有社员的经济收益，赶上中农，争取自给有余。
  （3）在此基础上，将农村自然经济改造成农业社会主义“保障供给”的商品基地。
  （4）必须紧密团结中农与贫农组成新的经济联盟。不能侵犯他们利益，影响个体生产积极性。
  （5）必须依靠当地干部和运动中积极分子，造就一批自治队伍骨干。
  龙南乡当时情况为：中共横河区委在横泾河村已办有15户农户参加的“土地私有、集体经营、固定地租、按劳分配”的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老鹰山村预备党员俞根良出席农村党员座谈会，听了朱之光专员“农业跷脚经济”的讲话后，也办了1个由10户农民自发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社并在一起25户，只占全乡总农户的2％。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自发势力藐视小社，说他们是“干菜烤肉”成不了气候。广大贫农自卑，自认矮人一截，默认为“干菜”，无话可说。
  此时，全乡人均1.4亩耕地，实有人均粮田1.29亩，1953年亩产508斤，人均产粮655斤，自需口粮、种子、饲料和交纳公粮，要费600斤原粮，商品率只有8.4％。362.2亩棉地，总产皮棉1万斤，农民5903人，平均1.7斤，仅限于“内需”，未成产业。杨梅只是辅助收益，还要靠地养生。因此必须为互助合作创造条件，争取“秋后菊花香”的局面，并开展了以下工作：
  生产环境：水利局钟铁走遍山山水水，得出结论：南麓水源短缺，内河下泻陟流，不利蓄水，旱涝调节功能薄弱。水利是龙南农业生产的命脉，刘鲁军决定率先筹建县内第一个国营抽水机站，治水兴农，替合作化运动开道。他还萌生建造水库的念头。
  推广新的农业技术：以横泾河社为基地，引进水稻连作制，本棉换德字棉新品种，提高复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
  在互助合作的组织工作上，大力培植常年互助组，物色建社骨干，及时为孙长丰、胡成木、俞根良三名中共预备党员转正，成立中共党支部。配套工作：一是龙南七一信用社正式挂牌，陆守华任主任。二是精选横泾河社长孙孝丰，互助组长孙开荣（贫农）、孙乾太（贫农）、孙长浩（中农）、胡美龙（富裕中农）和农会主任何香德，副乡长孙天丰等7人为建党对象，扩大党的核心力量。三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向富裕中农积极分子开门，普及各村团组织。
  8月8日立秋，传来两小社首战告捷的消息。
  横泾河社连作早稻亩均380斤，比间作330斤，增产15％，间作稻比同村亩均300斤，也高一成；俞根良“自发社”10户社员发挥集中劳力、统一经营的优势，改良土壤，引进连作稻栽培技术，苦干半年，早稻亩均赶上同村最高单产340斤。
  原视小社“干菜烤肉”，不成气候的富裕中农，看到连作晚稻增产的情形后，改变了思想，见干部就问何时升级。
  9月16日，举办龙南乡建社骨干暨横河区15个乡重点互助组长培训会。课程内容：
  （1）历史教训：“三月桃花一片红，风吹雨打一场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造成旧社会大批灾民逃荒，横泾河村就有30户（包括被迫卖壮丁）。“土改”为他们留用的“机动田”，有6户不见踪影，会计统计这类“机动田”，尚有231.9亩。
  （2）小社典型，显示集体经营初期优越性，突出表现在开发贫农无力培育的低产地的潜力，达到全社“小阳春”。
  （3）三项动员：第一治水兴农，建龙南抽水机站；第二推广水稻连作稻，棉花本棉换德字棉；第三发挥“土改”团结互让精神，走共同致富社会主义道路，多打粮食多产棉，支援国家工业化。
  学员全部都参加过“土改”，又是互助组成员，旧社会伤痕犹新；互助组在经济上自负盈亏，水稻种植不敢改间作为连作，更不想不计酬劳大搞基本建设。对比小社成就，大开了眼界。国家花钱办抽水机站，认为不但保证了合理灌溉，还大大缓解了一牛二用，提高了效率，减少了车盘、水车等大型农具的费用。中农学员感到，建了抽水机站，耕牛只有耕田一季收入，失去了代灌水的收入，护养成本提高，优势变成了浪费。
  在两种对比启示下，贫农党员胡成木、孙乾太，中农孙长浩、孙志坤，富裕中农胡美龙等十余名积极分子，登台申请升级建社。工作队现场代表中共余姚县委批准两个小社扩建，同时带领第八村，第五村，分建四社、五社。第六村孙开荣，第十二村胡美龙两个互助组，分别升建为三社、六社。
  中共龙南乡党支部也在16日为农会主任何香德、孙乾太、胡美龙3人举行入党仪式，并接受孙顺琪、孙尧灿、胡冬兰等6人的入党申请，为合作化运动确立骨干力量。
  升级、建站、推广连作稻三大热点新闻，使贫农扬眉吐气，新上中农夸耀政治地位，而富裕中农深感时代变了，轮到他们彷徨犹豫了。
  县委工作队为增强乡、社干部实践才干，集中到孙开荣、胡美龙互助组，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精神，议订《约法三章》和《八项具体政策》，规范互助组升为初级社的做法。
  约法三章：集体财产不允许侵犯。固定地租“三兼顾”（国家征购，公共积累，社员收益）分配。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八项具体政策：
  （1）组、社组建以连片土地为宜，减少“插花”地。
  （2）按2贫1中民选代表组成联合管理委员会。选举有生产和管理经验者为主要领导，不限富裕中农当家。
  （3）固定地租分等级，承认入社前土质好坏，常年高产田块为高级，适当照顾同畈低产地的潜力地级。
  （4）以劳动力较强的男青壮年为主，制定10分制底分。15～18足岁、46～60足岁的男劳力，以妇女劳力底分为基础，照顾中、老年的生产经验、技能定底分。
  （5）土劳分配比例。参照当地二、五减租，只凭早稻为依据，换算成年亩产率。一般比例35（地租）：65（劳报），一定不变，实行“死地租，活劳报”，上到40％，下到30％。
  （6）为有利合作社与农民群众生产，主要经营期（清明至秋收）不宜退社。退社者，公共积累弃权，后入者有共享权。
  （7）公共积累，以年增收为前提，一般在按劳收益部分提取3％，上限到5％，如影响多数社员增收，暂不提取或者少提。
  （8）鉴于棉地附属稻田情况，不另行评级，山林暂不入社。
  在取得老社带新社、规范化政策经验后，全乡分批建社，第二批在第四村、第十二村，先后分建7社、8社、9社、10社。第三批在各村的偏远自然村，建立11～18社。
  逾时40余天，最先建立的两个小社分别扩大到78户与76户规模的村级社。其他10个行政村，基本上按自然村建成20～47户的15个中型社，最小1个社18户，全乡共计18个社，704户，占总农户的52.7％。
  这一年通过选调良种，扩大连作，兴修水利等措施，横泾河、老鹰山两社又获大面积丰收，创水稻亩均680斤产量，比互助组亩均565斤高出两成。
  为总结经验，工作队在所在地老鹰山的古寺下庵，召开新老社员“鉴定会”。
  此时，有社员提问：“社办大了，乡里人少，和我们一样又无头绪，县委工作组走后我们怎么办？”
  把社办大、办多之后，社干部缺乏经验的现实问题，提了出来。由此意外地孕育了以重点带外围，工作制度化的“合作网”原始思想。
  12个行政村分批建社后，工作队首批撤出粮食部门的顾玉书、张书华，区妇联的童惠兰，王明辉抽调到抽水机站任站长。全乡两个村级老社，16个新建社，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涉及社和社员切身利益的问题越来越多。习惯有事找干部的做法，使得新生社的负责人，忙得满天飞，副乡长孙天丰无可奈何地担忧：“八个瓶，七个盖，盖也盖不过来。”原采取带外围分片包干办法，难以为继，乡干部全部陷入事务主义泥坑，干部群众急于打开新局面。
  在排队分析中，提出第十二行政村有合作社搞得早、搞得好的胡美龙社，同村还有3个新社，是乡内唯一合作化了的片。确定由农会主任何香德、驻村干部童惠兰负责，请区委胡强盛协办“中心社”网区试点。
  第一个“中心社”互助合作网，就在工作队的指导下，请老农为顾问，群策群力，在大家赞同下诞生了。其工作：
  （1）以24个农业季节为主轴，安排出冬季作物种植、“推广连作稻”为主的春耕、夏收夏种、年终秋收决算四个阶段生产规划，制订出每一阶段的生产内容、技术环节，相应拟定社务管理配套措施。
  （2）建立公共事业义务劳动制。每个劳力每年公役15个劳动日，由村公所统一调配。抽水机渠道建设按受益田亩分担，社内自行安排。
  （3）“中心社”互助合作网为平等互助自治社区，形成传、帮、带联动实体组织。具体活动，每一阶段，由“中心社”超前制订生产、田间示范计划，先行实施，带动社区合作社。这一做法培植了合作社区自我完善的联动功能，发挥了社员的创造精神和生产积级性，提高了生产合作社区的自治能力。
  嗣后，县委合作部马纪青部长，继续协同区委胡强盛和乡党支部，实践“中心社”合作网工作，规范经营管理等体制。中共宁波地委书记王起等经常到龙南指导工作，地委农工部还派商祥初、鲁炳华两个科长驻沙河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指导工作。
  1955年2月，县委决定龙南乡属县委合作部合作化基点。
  4月，临近清明播种。省委“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方针贯彻后，余姚县对1954年底迅猛发展的584个新社（占1954初614个社89.3％），收缩到298个社，占新建社的54.4％。全县入社农户自31.1％退回到19.6％。
  在春耕生产之时，龙南乡18个社处于风口浪尖。第六行政村第一个新建的龙南乡第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党员顶不住内部手工业社员为主的“窝里反”，一夜间散伙，还田到户。
  这一冲击波，一度“吹皱一池春水”。5社一生活委员也闹退社，农会主任何香德连夜去做工作。这时，包括已垮台的3社55户，其他社以富裕中农、手工业者为主的部分社员退社以后，全乡仍有17个社，社员数占总农户47.6％坚持合作化。经“坚决收缩”的洗炼，龙南脱颖而出，成为全县合作化运动“领头雁”。全乡659户社员中，贫农235户，新下中农152户，老下中农22户，共计409户，占社员总数62.1％的原弱势群体，走上祖辈梦想、自给有余的历史性转折道路。
  第三社的垮台，提出了“中心社”社区核心领导内部的监督问题。乡支部通过协商，按自然经济区域调整为山区、稻区、稻棉轮作区三个“中心社”社区。第一“合作网”，横泾河孙孝丰社为“中心社”，作先进耕作制示范基地，建立种子田，培育良种，起辅导、供应并重作用。第二“合作网”，沙河头胡美龙“中心社”，利用山区草地，为繁殖耕牛，建立肉猪中心，农行叶克文去天台买来10余头牛加以养殖。第三“合作网”，老鹰山俞根良“中心社”专司经营管理实验，分设6个生产队，实行奖6赔4联产承包责任制，试行经济核算管理。其他各社按照不同规模，分别设立10～15个劳动力，分设耕作区，实行社区两级全阶段定额到田、全员包工管理制度。
  耕作区内根据作物分布情况，推行“小分队（组）”，一星期左右的“小段计划、小段定额、小段包工、小段验收”四小段管理办法。
  原小社财务实物分配制，改为三季预分，年终货币结算制。社员内需农产品，价格略低于市价公购，以照顾劳力薄弱户的生活需要，减少“倒挂户”。
  扶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开辟第三收益。信用社发放贷款支持社员饲养生猪，扶持生活困难户。各社将零星杂地，田塍空隙分给社员作饲料用地。
  三个“中心社”网内相应建立三个中共党小组。由孙介敖、俞根良、胡成木三支委就地领导。党小组分别从积极分子中选拔记工、技术、放水、饲养以及财会专职人员。这是一项增强农民治社的重大措施，放手让社员自治，民主办社，创造了既非放任自流，又不包办代替的新型管理体制，加强了“合作网”的活力和凝聚力。
  网内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社内问题网上解决的制度：
  （1）定期召开社长碰头会。内容有布置工作，中心社介绍经验，大家提问题，互相交流经验。称为“网会”。
  （2）不定期召开各种专业会议。有关生产技术、会计业务、养猪等具体工作，按实际工作需要，召开各类专业人员会议，相互交流经验。
  （3）田间参观检查。为了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检查生产，发动竞赛，提高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不定期地举行田间参观检查，互相学习，改进工作。
  （4）个别联系。这种方式，在解决各个社的特殊问题或交流思想时采用。
  1955年春耕后，中心社介绍了制订生产和实行包工的经验，使各社克服生产无计划，临时分工等混乱现象。播种插秧季节，也由中心社作好示范，组织各社干部田间参观，推广中心社黄泥水选种，小株密植等先进生产技术。7个山区社，通过中心社经验介绍，正确地处理了山林入社问题，稳定社员情绪，还种植了7.5万株松树。
  合作网制度建立，提高了乡、社干部的工作水平。各社干部要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既可向乡干部要办法，也可以通过社长碰头会，个别联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下达前夕，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余姚县委合作部副部长杨祥瑞等3人出席。因龙南乡农业合作化领先，指定在大会上汇报。与会的中宣部副部长（经济学家）孙冶方、华东局秘书长杨创，特约杨祥瑞等3人座谈。
  8月中旬，省委组织三千名干部下乡，下乡前举行办社集训，让龙南乡农会主任何香德去现身说法。不久，省委电索龙南“合作网”活动专项材料，由胡强盛起稿，符永江传递，杨祥瑞副部长审定，交吴方珍、叶承垣修饰成文，一式二份报送省、地农工部。月底地委农工部派王伟享等到龙南，补充写了“合作网”功能好处的材料（此文现收藏在宁波市档案馆）。
  此时，省委农工部将汇集的素材整理成《合作网制度》专稿，推荐中央。9月25日，毛泽东主席选准121篇合作化材料，编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对龙南材料亲书“合作网的制度应该在全国推广”。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亲选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121篇材料，提交与会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委负责人阅看，作为合作社决策的根本依据，以取得全党统一，决定加速结束争论。为指导全国合作化健康发展需要，另行补充具体指导运动的材料。省委农工部来回行程12天，于23日就总结“中心社”活动内容，再次报送中央，毛泽东主席将其选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亲自写了编者按。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为其他战线及亟需了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人们“接触这个问题”，特编写节本，写了第二次序言，以高度热情赞扬全国农民首创精神，龙南乡《合作网制度》第三次选入。并对龙南乡互助合作网写按语：“这一篇很好，值得推荐。合作网应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使之成为制度。现在小社多，乡有建立合作网的必要，区也应有合作网。”
  1955年秋收，全乡17个社无一例外地创造了历史上的农业大增产。第一中心社水稻亩产高达840斤，增长21.7％，德字棉531试验田，亩产皮棉120斤，超过本棉在建社前的亩产68斤，增产76.5％，改变了自然经济状况。社内固定地租率下降到19.3％，土地分配额已对大多数土地多、劳力充沛的富裕中农社员无存在意义，占5％的劳力贫弱户，尚有保留价值。但随着家庭副业和第三收益（第三收益即是指当时新开辟的工艺品加工等经济收入）发展，地租分配额也不是生活主要保障了。丰硕成果加速合作化进程，龙南乡又新建了第19～25社7个生产合作社，新入社农民414户，新老社员共计1073户。除地主、富农，小土地持有者、农村居民计137户外，88.6％的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10月4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要求经过三个冬春，即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地委书记王起出席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回宁波后，就到龙南实地视察“中心社”带外围联动体制，认定确可改变干部驻社管理方式。地委农工部长沈宏康率工作队，三进龙南乡帮助规划行政村级社区。由于龙南“合作网制度”已自成体系，只要建立扩社委员会，拟定就近扩社，补全原合作社已跨台的第六行政村和其他边远自然村建社、扩社即可。
  1956年1月，《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风传龙南，极大地鼓舞了社员群众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学习慈溪县五洞闸高级社典范，看到自己固定地租制约发展的差距，满怀信心地并社升级。梅溪乡并入龙南乡后，先建胜利、美满、幸福、光明和伍梅五个高级社，相继又并建月明、同心、烛溪湖、大山、友谊和三联等高级社。
  横河乡旭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于1956年升为高级社。参加高级社的农户由初级社的104户，428人，增加至407户，1701人。同年，各乡皆完成了初级社并社升级。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高级社，实现了全部土地（除少量自留地外）入社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耕畜、大中型农具同时折价归社，作为社员投资。由社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分配产品，实行“按劳取酬”。由于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以后，急于向高级合作社过渡，合作化运动出现不少问题，有不利于贫农和中农团结的倾向；有劳动组织、劳动定额、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方面经验不足的问题。
  经过一年的实践，党中央于1957年先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强调合作社和生产队组织，原则上要求以一村一社比较适当；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要求以20户左右为宜。这样，便于经营管理和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
  是年，因灾害和管理问题，农业收成下降，部分社员闹退社，干部有畏难思想。各乡在合作社经营管理上开始建立“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制度。1958年春，围绕增产节约运动，生产队因地制宜普遍推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四到田（定额到田、生产措施到田、产品产量到田、生产成本到田），小六定（定田亩、定工分、定产量、定成本、定作物、定劳力）和“一年早知道”到户上墙。因为后来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致使这些政策未能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