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农业、手工业合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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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横河镇志(上册)》 图书
唯一号: 112120020220001295
颗粒名称: 第四节 农业、手工业合作化
分类号: F276.2
页数: 11
页码: 352-362
摘要: 本文记述了横河镇农业、手工业合作化情况,分别记述了农业互助组、合作社、初级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等。
关键词: 横河镇 农业 手工业合作化

内容

农业互助组、合作社
  土改后开始出现两极分化
  据龙南乡调查,该乡在土改后除出现两极分化之外,还有少数贫农演变为富户依附者。
  1951年3月底土地改革完成。全乡12个行政村,1348户。有地主14户,富户33户,小土地出租者65户,农村非农业户25户;雇贫农、中农1211户,占总户数89.1%,其中贫农956户,中农255户。没收地主、征收富农出租和公共土地,农民人均所得只有1.40亩。多数雇贫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未分到耕牛、农具,又缺少生产资金,仍未具备独立生产条件。“土改”对佃富农,原租入地享有30%保留权,人均1.40亩外的保留地均作自耕地保护,多余才给农民统配。这样,虽减少了土地,但其齐备富足的耕牛、农具、生产资金,便出现“游资”,贫农唯有劳力与其交换代耕、代灌、维持后续生产。3月底“土改”结束,到7月夏收,迫于生计的部分贫农,只得典押或者出租土地、借高利贷、出卖劳动力,赤贫者忍痛出卖土地。九村中农俞某某就租入2.4亩,购得1.2亩,要占其分得土地的71%。
  初级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
  1951年土地改革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草案),部署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3月土改基本结束,横河区就着手部署互助合作运动。在民间素有代耕、调工、帮工的基础上,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是年5月,乌山乡相士地村胡元茂率先办起了有12户,50亩土地的常年互助组,称为“胡元茂互助组”。同年,龙南乡横泾河村组织4~10余户贫农为主体的7个互助组。临时互助组采用农忙互补,农闲单干,重活互助,轻活单干的方法,实行换工、或畜力和人工互换。常年互助组是根据自愿互补的原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生产互助并采用生产自报,劳力、畜力、农具由组内统一安排使用。互助组的成立较好地解决了个体农户生产经费、劳力、农具、管理技术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保证了农作物播种不误时节,管理技术在相互交流中共同提高,较大地增加了农业收成。1952年龙南乡水稻亩产比1951年增长了35%左右,互助组农户的水稻亩产比一般单干户又增收了30%以上,激发了农民加入互助组的积极性。1953年春,龙南乡先后建立互助组134个,入组人数占到全乡总人数的70%以上。
  这些成功使彷徨的农民看到了互助合作组织的曙光。
  1954年春,龙南乡横泾河村孙孝丰互助组和孙兆先互助组一起搞土地入股,保留社员生产资料私有权,实行土地统一经营,产品统一分配的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横泾河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孙孝丰,副社长孙兆先,入社农户15户,总劳力64人,土地90.8亩,中共横河区委下派了一名干部驻社领导。到下半年,龙南乡新建、扩建合作社共18个,按组建先后顺序分别编为1~18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横泾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即1社)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办社规模,入社农户78户,耕地449.5亩,同年水稻亩产比1953年增产20%左右。1955年春,全乡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17个(新建的3社,五月春耕结束时散伙,还田到户),是全县建社较多的乡之一,共有入社农户661户,人口2824人,土地4287亩,牛124头,农船81只,水车333部,喷雾机34架,犁171把,耙257张。
  1952年冬,胡元茂互助组开始组建“胡元茂农业生产合作社”,24户,104人,土地155.65亩。后改称为“旭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乌山乡1社。该社至1955年增加到104户,428人,土地640.57亩。孙烈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1953年下半年组建的自发社,于1954年上半年被批准为乌山乡2社。胡渭表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乌山乡3社。至1954年下半年止,乌山乡共已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4个。
  1954年,秦堰乡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11个,389户,占总户数1152户的33.7%,应组织农户的38.4%,土地3026.7亩。有互助组20个,324户,土地2774.9亩。是年秋,石堰乡有常年互助组16个,257户,临时互助组17个,114户。参加互助组的户数占64%。要求办社的互助组18个,269户。
  彭西乡在开展农业合作化的计划中记述:该乡于1954年10月已有6个社,182户,占应参加互助合作户数751户的24.2%,有互助组26个,389户,占应参加互助合作户数51.8%。在1955年春耕前要求建社15个,456户,占应参加互助合作户数的60.7%。
  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受到土地私有制的制约,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例如,1952年至1955年秋,龙南乡原有956户贫农,此时仍有441户,占原有贫农的46.1%,新上升为下中农的260户,占27.2%。两者占73.3%。由此广大农民选择了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道路。
  龙南乡“合作网制度”的创建
  随着办社规模的不断升级,中共横河区委吸收乡长孙长丰、贫农胡成木、俞根良入党,组建临时党支部,由1950年入党的孙介敖任支部书记,加强了对互助合作的领导。并从扶持贫农出发,筹建农村信用社。山区杨梅上市,信贷员胡冬兰在产区挨家动员储蓄,青黄不接时巡回平原各村,发放生活贷款。洋塘河村孙某某、孙某某贫困兄弟多次受惠,才能正常出勤。最后剩下的5角备用金,也贷给东畈村一农民去买米下锅,防止“割青”。
  1954年春,中共宁波地委委员、余姚县委书记刘鲁军,准备从点到面,开展合作化运动,亲自带工作队到龙南试点。
  县委工作队成员有县委互助合作部马纪青、徐四海、金痕、周剑庭,区委胡强盛,妇联童惠兰,乡长孙长丰,副乡长孙天丰,乡农会主任何香德,信用社贷款员胡冬兰,县粮食部门顾玉书、张书华,水利部门钟铁、王明辉,农技部门钟庭麒、董康伟和农行叶克文等。余姚中学高中毕业生志愿参加合作化实践的魏玉英,担任工作动态记录,被称为“小记者”。工作队要求做到:
  (1)坚持生产进、生产出方针。
  (2)花1~2年时间,合作社生产水平达到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水平;所有社员的经济收益,赶上中农,争取自给有余。
  (3)在此基础上,将农村自然经济改造成农业社会主义“保障供给”的商品基地。
  (4)必须紧密团结中农与贫农组成新的经济联盟。不能侵犯他们利益,影响个体生产积极性。
  (5)必须依靠当地干部和运动中积极分子,造就一批自治队伍骨干。
  龙南乡当时情况为:中共横河区委在横泾河村已办有15户农户参加的“土地私有、集体经营、固定地租、按劳分配”的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老鹰山村预备党员俞根良出席农村党员座谈会,听了朱之光专员“农业跷脚经济”的讲话后,也办了1个由10户农民自发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社并在一起25户,只占全乡总农户的2%。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自发势力藐视小社,说他们是“干菜烤肉”成不了气候。广大贫农自卑,自认矮人一截,默认为“干菜”,无话可说。
  此时,全乡人均1.4亩耕地,实有人均粮田1.29亩,1953年亩产508斤,人均产粮655斤,自需口粮、种子、饲料和交纳公粮,要费600斤原粮,商品率只有8.4%。362.2亩棉地,总产皮棉1万斤,农民5903人,平均1.7斤,仅限于“内需”,未成产业。杨梅只是辅助收益,还要靠地养生。因此必须为互助合作创造条件,争取“秋后菊花香”的局面,并开展了以下工作:
  生产环境:水利局钟铁走遍山山水水,得出结论:南麓水源短缺,内河下泻陟流,不利蓄水,旱涝调节功能薄弱。水利是龙南农业生产的命脉,刘鲁军决定率先筹建县内第一个国营抽水机站,治水兴农,替合作化运动开道。他还萌生建造水库的念头。
  推广新的农业技术:以横泾河社为基地,引进水稻连作制,本棉换德字棉新品种,提高复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
  在互助合作的组织工作上,大力培植常年互助组,物色建社骨干,及时为孙长丰、胡成木、俞根良三名中共预备党员转正,成立中共党支部。配套工作:一是龙南七一信用社正式挂牌,陆守华任主任。二是精选横泾河社长孙孝丰,互助组长孙开荣(贫农)、孙乾太(贫农)、孙长浩(中农)、胡美龙(富裕中农)和农会主任何香德,副乡长孙天丰等7人为建党对象,扩大党的核心力量。三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向富裕中农积极分子开门,普及各村团组织。
  8月8日立秋,传来两小社首战告捷的消息。
  横泾河社连作早稻亩均380斤,比间作330斤,增产15%,间作稻比同村亩均300斤,也高一成;俞根良“自发社”10户社员发挥集中劳力、统一经营的优势,改良土壤,引进连作稻栽培技术,苦干半年,早稻亩均赶上同村最高单产340斤。
  原视小社“干菜烤肉”,不成气候的富裕中农,看到连作晚稻增产的情形后,改变了思想,见干部就问何时升级。
  9月16日,举办龙南乡建社骨干暨横河区15个乡重点互助组长培训会。课程内容:
  (1)历史教训:“三月桃花一片红,风吹雨打一场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造成旧社会大批灾民逃荒,横泾河村就有30户(包括被迫卖壮丁)。“土改”为他们留用的“机动田”,有6户不见踪影,会计统计这类“机动田”,尚有231.9亩。
  (2)小社典型,显示集体经营初期优越性,突出表现在开发贫农无力培育的低产地的潜力,达到全社“小阳春”。
  (3)三项动员:第一治水兴农,建龙南抽水机站;第二推广水稻连作稻,棉花本棉换德字棉;第三发挥“土改”团结互让精神,走共同致富社会主义道路,多打粮食多产棉,支援国家工业化。
  学员全部都参加过“土改”,又是互助组成员,旧社会伤痕犹新;互助组在经济上自负盈亏,水稻种植不敢改间作为连作,更不想不计酬劳大搞基本建设。对比小社成就,大开了眼界。国家花钱办抽水机站,认为不但保证了合理灌溉,还大大缓解了一牛二用,提高了效率,减少了车盘、水车等大型农具的费用。中农学员感到,建了抽水机站,耕牛只有耕田一季收入,失去了代灌水的收入,护养成本提高,优势变成了浪费。
  在两种对比启示下,贫农党员胡成木、孙乾太,中农孙长浩、孙志坤,富裕中农胡美龙等十余名积极分子,登台申请升级建社。工作队现场代表中共余姚县委批准两个小社扩建,同时带领第八村,第五村,分建四社、五社。第六村孙开荣,第十二村胡美龙两个互助组,分别升建为三社、六社。
  中共龙南乡党支部也在16日为农会主任何香德、孙乾太、胡美龙3人举行入党仪式,并接受孙顺琪、孙尧灿、胡冬兰等6人的入党申请,为合作化运动确立骨干力量。
  升级、建站、推广连作稻三大热点新闻,使贫农扬眉吐气,新上中农夸耀政治地位,而富裕中农深感时代变了,轮到他们彷徨犹豫了。
  县委工作队为增强乡、社干部实践才干,集中到孙开荣、胡美龙互助组,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精神,议订《约法三章》和《八项具体政策》,规范互助组升为初级社的做法。
  约法三章:集体财产不允许侵犯。固定地租“三兼顾”(国家征购,公共积累,社员收益)分配。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八项具体政策:
  (1)组、社组建以连片土地为宜,减少“插花”地。
  (2)按2贫1中民选代表组成联合管理委员会。选举有生产和管理经验者为主要领导,不限富裕中农当家。
  (3)固定地租分等级,承认入社前土质好坏,常年高产田块为高级,适当照顾同畈低产地的潜力地级。
  (4)以劳动力较强的男青壮年为主,制定10分制底分。15~18足岁、46~60足岁的男劳力,以妇女劳力底分为基础,照顾中、老年的生产经验、技能定底分。
  (5)土劳分配比例。参照当地二、五减租,只凭早稻为依据,换算成年亩产率。一般比例35(地租):65(劳报),一定不变,实行“死地租,活劳报”,上到40%,下到30%。
  (6)为有利合作社与农民群众生产,主要经营期(清明至秋收)不宜退社。退社者,公共积累弃权,后入者有共享权。
  (7)公共积累,以年增收为前提,一般在按劳收益部分提取3%,上限到5%,如影响多数社员增收,暂不提取或者少提。
  (8)鉴于棉地附属稻田情况,不另行评级,山林暂不入社。
  在取得老社带新社、规范化政策经验后,全乡分批建社,第二批在第四村、第十二村,先后分建7社、8社、9社、10社。第三批在各村的偏远自然村,建立11~18社。
  逾时40余天,最先建立的两个小社分别扩大到78户与76户规模的村级社。其他10个行政村,基本上按自然村建成20~47户的15个中型社,最小1个社18户,全乡共计18个社,704户,占总农户的52.7%。
  这一年通过选调良种,扩大连作,兴修水利等措施,横泾河、老鹰山两社又获大面积丰收,创水稻亩均680斤产量,比互助组亩均565斤高出两成。
  为总结经验,工作队在所在地老鹰山的古寺下庵,召开新老社员“鉴定会”。
  此时,有社员提问:“社办大了,乡里人少,和我们一样又无头绪,县委工作组走后我们怎么办?”
  把社办大、办多之后,社干部缺乏经验的现实问题,提了出来。由此意外地孕育了以重点带外围,工作制度化的“合作网”原始思想。
  12个行政村分批建社后,工作队首批撤出粮食部门的顾玉书、张书华,区妇联的童惠兰,王明辉抽调到抽水机站任站长。全乡两个村级老社,16个新建社,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涉及社和社员切身利益的问题越来越多。习惯有事找干部的做法,使得新生社的负责人,忙得满天飞,副乡长孙天丰无可奈何地担忧:“八个瓶,七个盖,盖也盖不过来。”原采取带外围分片包干办法,难以为继,乡干部全部陷入事务主义泥坑,干部群众急于打开新局面。
  在排队分析中,提出第十二行政村有合作社搞得早、搞得好的胡美龙社,同村还有3个新社,是乡内唯一合作化了的片。确定由农会主任何香德、驻村干部童惠兰负责,请区委胡强盛协办“中心社”网区试点。
  第一个“中心社”互助合作网,就在工作队的指导下,请老农为顾问,群策群力,在大家赞同下诞生了。其工作:
  (1)以24个农业季节为主轴,安排出冬季作物种植、“推广连作稻”为主的春耕、夏收夏种、年终秋收决算四个阶段生产规划,制订出每一阶段的生产内容、技术环节,相应拟定社务管理配套措施。
  (2)建立公共事业义务劳动制。每个劳力每年公役15个劳动日,由村公所统一调配。抽水机渠道建设按受益田亩分担,社内自行安排。
  (3)“中心社”互助合作网为平等互助自治社区,形成传、帮、带联动实体组织。具体活动,每一阶段,由“中心社”超前制订生产、田间示范计划,先行实施,带动社区合作社。这一做法培植了合作社区自我完善的联动功能,发挥了社员的创造精神和生产积级性,提高了生产合作社区的自治能力。
  嗣后,县委合作部马纪青部长,继续协同区委胡强盛和乡党支部,实践“中心社”合作网工作,规范经营管理等体制。中共宁波地委书记王起等经常到龙南指导工作,地委农工部还派商祥初、鲁炳华两个科长驻沙河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指导工作。
  1955年2月,县委决定龙南乡属县委合作部合作化基点。
  4月,临近清明播种。省委“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方针贯彻后,余姚县对1954年底迅猛发展的584个新社(占1954初614个社89.3%),收缩到298个社,占新建社的54.4%。全县入社农户自31.1%退回到19.6%。
  在春耕生产之时,龙南乡18个社处于风口浪尖。第六行政村第一个新建的龙南乡第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党员顶不住内部手工业社员为主的“窝里反”,一夜间散伙,还田到户。
  这一冲击波,一度“吹皱一池春水”。5社一生活委员也闹退社,农会主任何香德连夜去做工作。这时,包括已垮台的3社55户,其他社以富裕中农、手工业者为主的部分社员退社以后,全乡仍有17个社,社员数占总农户47.6%坚持合作化。经“坚决收缩”的洗炼,龙南脱颖而出,成为全县合作化运动“领头雁”。全乡659户社员中,贫农235户,新下中农152户,老下中农22户,共计409户,占社员总数62.1%的原弱势群体,走上祖辈梦想、自给有余的历史性转折道路。
  第三社的垮台,提出了“中心社”社区核心领导内部的监督问题。乡支部通过协商,按自然经济区域调整为山区、稻区、稻棉轮作区三个“中心社”社区。第一“合作网”,横泾河孙孝丰社为“中心社”,作先进耕作制示范基地,建立种子田,培育良种,起辅导、供应并重作用。第二“合作网”,沙河头胡美龙“中心社”,利用山区草地,为繁殖耕牛,建立肉猪中心,农行叶克文去天台买来10余头牛加以养殖。第三“合作网”,老鹰山俞根良“中心社”专司经营管理实验,分设6个生产队,实行奖6赔4联产承包责任制,试行经济核算管理。其他各社按照不同规模,分别设立10~15个劳动力,分设耕作区,实行社区两级全阶段定额到田、全员包工管理制度。
  耕作区内根据作物分布情况,推行“小分队(组)”,一星期左右的“小段计划、小段定额、小段包工、小段验收”四小段管理办法。
  原小社财务实物分配制,改为三季预分,年终货币结算制。社员内需农产品,价格略低于市价公购,以照顾劳力薄弱户的生活需要,减少“倒挂户”。
  扶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开辟第三收益。信用社发放贷款支持社员饲养生猪,扶持生活困难户。各社将零星杂地,田塍空隙分给社员作饲料用地。
  三个“中心社”网内相应建立三个中共党小组。由孙介敖、俞根良、胡成木三支委就地领导。党小组分别从积极分子中选拔记工、技术、放水、饲养以及财会专职人员。这是一项增强农民治社的重大措施,放手让社员自治,民主办社,创造了既非放任自流,又不包办代替的新型管理体制,加强了“合作网”的活力和凝聚力。
  网内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社内问题网上解决的制度:
  (1)定期召开社长碰头会。内容有布置工作,中心社介绍经验,大家提问题,互相交流经验。称为“网会”。
  (2)不定期召开各种专业会议。有关生产技术、会计业务、养猪等具体工作,按实际工作需要,召开各类专业人员会议,相互交流经验。
  (3)田间参观检查。为了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检查生产,发动竞赛,提高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不定期地举行田间参观检查,互相学习,改进工作。
  (4)个别联系。这种方式,在解决各个社的特殊问题或交流思想时采用。
  1955年春耕后,中心社介绍了制订生产和实行包工的经验,使各社克服生产无计划,临时分工等混乱现象。播种插秧季节,也由中心社作好示范,组织各社干部田间参观,推广中心社黄泥水选种,小株密植等先进生产技术。7个山区社,通过中心社经验介绍,正确地处理了山林入社问题,稳定社员情绪,还种植了7.5万株松树。
  合作网制度建立,提高了乡、社干部的工作水平。各社干部要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既可向乡干部要办法,也可以通过社长碰头会,个别联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下达前夕,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余姚县委合作部副部长杨祥瑞等3人出席。因龙南乡农业合作化领先,指定在大会上汇报。与会的中宣部副部长(经济学家)孙冶方、华东局秘书长杨创,特约杨祥瑞等3人座谈。
  8月中旬,省委组织三千名干部下乡,下乡前举行办社集训,让龙南乡农会主任何香德去现身说法。不久,省委电索龙南“合作网”活动专项材料,由胡强盛起稿,符永江传递,杨祥瑞副部长审定,交吴方珍、叶承垣修饰成文,一式二份报送省、地农工部。月底地委农工部派王伟享等到龙南,补充写了“合作网”功能好处的材料(此文现收藏在宁波市档案馆)。
  此时,省委农工部将汇集的素材整理成《合作网制度》专稿,推荐中央。9月25日,毛泽东主席选准121篇合作化材料,编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对龙南材料亲书“合作网的制度应该在全国推广”。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亲选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121篇材料,提交与会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委负责人阅看,作为合作社决策的根本依据,以取得全党统一,决定加速结束争论。为指导全国合作化健康发展需要,另行补充具体指导运动的材料。省委农工部来回行程12天,于23日就总结“中心社”活动内容,再次报送中央,毛泽东主席将其选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亲自写了编者按。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为其他战线及亟需了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人们“接触这个问题”,特编写节本,写了第二次序言,以高度热情赞扬全国农民首创精神,龙南乡《合作网制度》第三次选入。并对龙南乡互助合作网写按语:“这一篇很好,值得推荐。合作网应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使之成为制度。现在小社多,乡有建立合作网的必要,区也应有合作网。”
  1955年秋收,全乡17个社无一例外地创造了历史上的农业大增产。第一中心社水稻亩产高达840斤,增长21.7%,德字棉531试验田,亩产皮棉120斤,超过本棉在建社前的亩产68斤,增产76.5%,改变了自然经济状况。社内固定地租率下降到19.3%,土地分配额已对大多数土地多、劳力充沛的富裕中农社员无存在意义,占5%的劳力贫弱户,尚有保留价值。但随着家庭副业和第三收益(第三收益即是指当时新开辟的工艺品加工等经济收入)发展,地租分配额也不是生活主要保障了。丰硕成果加速合作化进程,龙南乡又新建了第19~25社7个生产合作社,新入社农民414户,新老社员共计1073户。除地主、富农,小土地持有者、农村居民计137户外,88.6%的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10月4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要求经过三个冬春,即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地委书记王起出席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回宁波后,就到龙南实地视察“中心社”带外围联动体制,认定确可改变干部驻社管理方式。地委农工部长沈宏康率工作队,三进龙南乡帮助规划行政村级社区。由于龙南“合作网制度”已自成体系,只要建立扩社委员会,拟定就近扩社,补全原合作社已跨台的第六行政村和其他边远自然村建社、扩社即可。
  1956年1月,《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风传龙南,极大地鼓舞了社员群众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学习慈溪县五洞闸高级社典范,看到自己固定地租制约发展的差距,满怀信心地并社升级。梅溪乡并入龙南乡后,先建胜利、美满、幸福、光明和伍梅五个高级社,相继又并建月明、同心、烛溪湖、大山、友谊和三联等高级社。
  横河乡旭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于1956年升为高级社。参加高级社的农户由初级社的104户,428人,增加至407户,1701人。同年,各乡皆完成了初级社并社升级。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高级社,实现了全部土地(除少量自留地外)入社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耕畜、大中型农具同时折价归社,作为社员投资。由社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分配产品,实行“按劳取酬”。由于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以后,急于向高级合作社过渡,合作化运动出现不少问题,有不利于贫农和中农团结的倾向;有劳动组织、劳动定额、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方面经验不足的问题。
  经过一年的实践,党中央于1957年先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强调合作社和生产队组织,原则上要求以一村一社比较适当;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要求以20户左右为宜。这样,便于经营管理和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
  是年,因灾害和管理问题,农业收成下降,部分社员闹退社,干部有畏难思想。各乡在合作社经营管理上开始建立“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制度。1958年春,围绕增产节约运动,生产队因地制宜普遍推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四到田(定额到田、生产措施到田、产品产量到田、生产成本到田),小六定(定田亩、定工分、定产量、定成本、定作物、定劳力)和“一年早知道”到户上墙。因为后来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致使这些政策未能坚持到底。

知识出处

横河镇志(上册)

《横河镇志(上册)》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完备的体例、严谨的结构、简洁的文字,把横河的建置、自然环境、人口、人民生活、人物、民情习俗、经济综述、农业,水利等全面系统的展现了横河的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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