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严光（公元前37—公元43） 又名严遵，字子陵。本姓庄，后因避汉明帝刘庄讳而改姓。卒葬陈山故里。少有高名，与刘秀同游学。刘即汉光武帝位，光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币纁，遣使聘之，三返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耶？”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公元41）复持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有《刘秀与严子陵书》传世，曰：“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颖水之风，非朕所敢望。”北宋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桐庐县有严子陵钓台，故里陈山有严子陵祠、客星桥、客星庵、高风亭、子陵亭、“高风千古”石牌坊、严光墓等遗迹。
  虞世南（558—638） 余姚梅川虞家城人。生父荔，因叔寄无子，以世南嗣之，故以“伯施”为字。少时，与兄世基受学于顾野王十余年。书法得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传授，并继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遒丽，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书法家。世传书迹有石刻《孔子庙堂碑》等。
  世南个性沉静寡欲，学而不倦，废寝忘食。南北朝时，陈文帝知其博学，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隋灭陈，与兄世基同入长安，名重当时。隋大业中，授祕书郎。炀帝杨广虽爱其才，但嫌其刚直，居七品官十年，不予徙擢。隋亡，曾入窦建德军，任黄门侍郎。唐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灭窦建德，以世南为秦府参军转记室，授弘文馆学士，后迁太子中舍人。李世民即位后（627）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时世南已衰迈，请求告老，未准。改任秘书监，封爵永兴县子。贞观八年（634）又晋封永兴县公。故有“虞永兴”之称。
  世南外貌儒道，但志性刚烈，议论持正，敢于进谏。曾藉陇右山崩等情，谏太宗整顿刑狱，救济灾民；藉星象异常变化，劝太宗戒骄，慎终如始；高祖李渊去世，太宗拟厚葬，世南引古代皇帝厚葬之弊，力主薄葬；太宗晚年好猎，世南劝谏节制狩猎，以免扰民。李世民赞叹曰：“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并称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誉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贞观十二年（638）授银青光禄大夫。同年五月卒，终年八十一岁，诏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文懿，荫子虞昶为工部侍郎。太宗对世南之逝，甚为惋惜，曰：“世南亡，石渠东观，无复人矣。”
  孙岳（？—933） 行广十八，祖籍河北冀州。在公元926～933年之间，由睦州徙入余姚烛溪湖孙家尖定居，为今孙家境村孙氏始祖。为人强干有才用，曾任府卫右职。后唐天成年间为颖、耀二州刺史及阆州团练使等职，所至称治。长兴元年（930），迁凤州节度使，受代归京。秦王从荣，欲以岳为元帅府都押衙事，未行。长兴四年（933）十月，冯赟举为三司使，时豫密谋。朱（弘昭）冯（赟）患从荣之恣横，岳曾极言其祸之端，康义诚闻之不悦。及从荣败，义诚召岳，同至河南府检阅库藏。时纷扰未定，义诚密遣骑士射之。岳走至通利坊，为骑士所害。对岳之受害，识与不识皆痛之。谥清廉。子琏，历诸卫将军，藩阗节度副使。
  徐琛 字须山。马堰徐姓始祖。据马堰徐姓十一世孙徐鹗为其父翠庵先生所作“墓志铭”记载：“翠庵先世汴人，宋时，有讳琛字须山者，以行参军事扈从高宗南渡，经于姚之屿墩山而卒，子孙因家焉，徐之始祖也。”
  又据姚江马堰徐氏族谱记载：“吾族世居南昌，至徐藻生三子，长曰林，次曰兢，季曰琛。”琛为宋康王参谋军事，兄弟遂侨居汴京。北宋靖康二年（1127），徽、钦两帝北狩，康王在临安即位，是为高宗。琛与两兄偕其叔庆，扈跸而驻金陵临安。时海寇猖獗，侵暴绍兴、宁波等郡，朝廷命琛等镇守眉山寨。琛奉命悉其家眷东渡，遂聚族于余姚之桐木湖而立宅焉。
  孙介（1113—1188） 字不朋，号雪斋野叟，孙家境村人。师姚江醇儒胡宗伋。少尚忠义，有忧当世心。弱冠寓村疃，闻徽宗崩，北望大恸，情发于诗：“无一日敢忘君，以天下为己任，愿申么麽之私，远冀明昌之寝。”其壮烈如此。躬行古道，不惑佛老，不诌鬼神，不信机祥，不事方术阴阳地理诸书。安贫乐道，乐善好施，训授乡闾。初有田三十亩和得张氏奁资十亩，常寄食授书，然犹捐衣，助给终年，伏腊不赡，丧其土田。生平未尝妄语，家世素箪瓢不宴茹。家贫无书，自诸经正义诸子书，战国策、两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百氏文集、异闻杂说等，悉手抄或删其要语。不事科举，一心课经史注疏，不敢怠荒。窃志古人，务为实学，晦迹不入郡邑者三十余年。治家有术，教子有方。子三：应求、应符、应时，兄弟相爱友，卉衣草食，薄厚必均。视其貌，如野鹤孤云，洒然不受世之尘也；察其意，慊然未始自足，讲学进德，死而后已；听其言，如五谷之饱。年七十逢寿圣庆，恩补承务郎。后二年，高宗再庆，进承奉郎，累赠宣议郎。
  黄巨川（1119—1201） 行贞十一，彭桥人。由明经中南宋绍兴五年（1135）乡举，随登进士，任应天府判，迁御营使侍郎，擢吏部侍郎。秦桧用事，岳少保死，叹曰：“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遂周视海滨，登悬泥山（今称胜山）隐居，曰“是真可避世。”由请为业，结庐其间。作《招隐篇》以贻弟。及卒，葬梅川张岙山。后人在悬泥山立庙祀之。夫人虞氏，人称“圣母。”
  孙应时（1154—1206） 字季和，号烛湖，孙家境村人。宋淳熙二年（1175）中进士，历任黄岩令、常熟令，邵武军通判。
  宋绍熙三年（1192），邱崈帅蜀，招应时为幕僚。为报知遇之恩，任劳任怨，以卓越才干，深得邱崈之信赖。时兴、利两州西路安抚使吴挺，有世袭之势，朝廷甚忧患之，但也未敢轻易有变。邱崈因吴挺病，使应时往视疾，以察军情。挺以盛礼“十献”，应时拒之。辞归，以事实告崈，使挺不敢轻举妄动。会挺殁，应时遽向崈定议，先差制统官权领其军，再委总领杨辅兼利州安抚节制，后草奏，乞别选帅材以代吴。崈纳之，朝廷从之。使挺世袭觊觎未能得逞。此议，既保一方晏然，又除国家一大隐患。宋开禧三年（1207），吴挺子曦，复据军以叛，遽被诛。吏部侍郎黄度等六人上疏朝廷，应时能见微虑远，为社稷防患于未然，乞甄录其后。得旨补其子。
  应时知常熟县令，政绩斐然。建造子游祠，祭祀先哲，编纂《常熟县志》，由朱熹作序。任内百姓安居乐业，均颂之。但在任职秩满时，郡将以私怨，疏告其捃摭食粟三千斛。士民感其德，至相率担负，诣至郡府，愿代清偿。但最终未逃被谪命运。后授邵武军通判，未赴任，结束仕途生涯。
  应时天才颖异，先从陆九渊悟“存心养性”之学，后又师承朱熹，理学造诣颇深，为南宋前期儒学名臣。为官廉洁奉公，不图私利，为人高风亮节，远离权贵，为学孜孜不倦，刻苦钻研，著作有《烛湖集》二十卷，收录于《四库全书》。
  胡文焕（1193—1263） 字观光，系安定名儒胡瑗之六世孙，为乌山胡氏始祖。南宋时授承务郎，曾任绍兴路儒学经谕，未几解职东归，后裔尊称其为经谕公。文焕来自鄞，就学于梅川虞城书院。由同学虞淳戚主蹇修，赘宗室南康郡王之女余姚县君贞为室，遂营产筑室于梅川翁郎桥东。其地据元末宋僖所作《虞家城记》：“治之东北三十里，有屿山，其南二里许，有虞家城。……元时遗址所存，尚高丈许，周围计丈百有五十，乡人相传为虞世南宅基。”文焕不在邑治筑室，且在此卜地而居，这与虞淳戚等居住在虞家城有关。据胡氏宗谱记述“使己所居与虞相近，可时时过从，终身以德行道义相切劘”。文焕有两子，一曰士通，授上舍，一曰士逵，为秘教。士通早卒，无后。
  胡坤（1230—1298） 字本享，一字大坤，号柏堂，天香桥村人。坤宇量宏大，气岸宏伟，承父存庵新创之基业，祗服厥绩。内行修谨，不事表著，史称外敛其华，内实有才猷者。宋咸淳七年（1271）夏五月，大风海溢，滨海之堤悉坏。坤挺身募众修筑之，不日而成，乡人利赖之。上其事于郡守，遂举为沿海制置司干官，敕授从仕郎。时尚书刘黻，为沿海制置司使，奉朝请建高节书院于邑之东陈山，严子陵先生墓之左侧。坤佐其使，括田充书院赀，用物备具，享祀丰潔。祠墓修治，坤之力居多。
  胡秉常 字德中，号茶园居士，天香桥村人。读书有气节，补州学弟子员，诸弟子多推崇之。元至正五年（1345）荐辟贡入太学，十二年（1352）补本州高节书院山长，教有成绩，转台州路学录。仕不充其志气，引归筑圃植茶，著书自娱。学者称茶园居士。
  胡惟彦 字斯美，号淳朴生，天香桥村人。少时即慕古圣贤之学，务躬行不事口说，居乡以耆德见推。元季之乱，隐居行义。明太祖聿兴，诏求天下遗逸。县令陈达，以惟彦耆德应诏，礼送至京。于是洪武改元（1368）九月六日，惟彦以《太平颂》上进，上览而嘉纳之。又命赋早朝诗，十章立就。上益大悦，拜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惟彦自言草莽细民，不敢骤居方面之职，恳辞不受。改山东兖州府知府。为政宽严并举，吏畏民怀。顾以遭逢非偶，力图建立，以答知遇。忧劳政治，卒于官。兖州之民，悲哀涕泣，若丧父母，复树碑以志去思云。从子伯顺有学行，乡称云巢先生。
  黄珣（1438—1514） 字廷玺，号碧山，又号梅川，彭桥人。自幼聪颖，读书过目即能背诵。明成化七年（1471）参加乡试得第一名，为解元。十七年（1481）参加殿试，获第一甲第二名，为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明弘治元年（1488）参与修编宪庙实录两年，任经筵官。修编实录完成后，升授侍讲。皇上为表彰奖励他的功绩，专门赐宴和奖励金币。四年（1491）任经筵讲官，不久进右春坊右谕，管理朝廷司业事。十七年（1504）升为国子监祭酒，翌年又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二年（1507）升任吏部尚书。时宦官刘瑾专权，不久即令其退休。九年（1514）在家病逝，终年七十七岁。逝世后，追赠太子少保，并将其子一人，荫袭为官。嘉靖十年（1531）又赐谥号“文僖”。
  其为人平易忠实，任经筵讲官时，遇到有关国家兴衰存亡之事，必定反复讲解，直到诸生明白为止。在太学任职时，不但注重诸生的学业，还关心诸生的生活，有一个叫魏成的山西人，家境贫困，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想把已许婚的女儿再另适他人。珣得知之后，慷慨解囊，即派家人送钱给魏成。珣的仗义疏财精神，在京城传为佳话。
  正德初年，珣和三山（福建闽县）人林瀚，共同向朝廷提出条陈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集群议以决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寝，崇俭德以裕财用，省虚费以醒军民，增贡举以进人才，修武备以御寇盗，省匠役以醒民困，节工役以省财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马政以防欺蔽，大优容以广言路。”这十二条意见呈上之后，因语涉近幸，受到权宦刘瑾的嫉恨与反对，立即把林瀚降为浙江左参政，并令他致仕。珣因此也受到撤职处分。刘对此还不解恨，又矫旨说黄珣与林瀚及刘健、谢迁、刘大夏、韩文、张敷华等人①结党营私，通告天下。又因黄珣与谢迁都是余姚人，刘瑾又把他的嫉恨，发泄在所有在京为官的余姚人身上，计五百余人，统统外调，一个也不让他们留京为官。
  黄珣诗文典雅、平淡，和他的为人一样。所著有《纷纷论稿》、《东山文集》、《素庵诗集》，藏于家。
  孙燧（1460—1519） 字德成，号一川居士，孙家境村人。明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等职。正德十年（1515）十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
  江西是宗室宁王宸濠藩地。濠早蓄有异谋之心。外结群盗，内通权佞，挟持群吏，蓄谋叛逆。前副使胡世宁，因揭露他逆谋行状，被矫诏入狱。燧受命之后，不畏艰难，表示“投艰于我，死生以之”。在去江西途中，路经钱塘江，遣夫人与儿子还乡，自己仅带两名僮仆，前去赴任。
  时南昌城内人言汹汹，均谓“宸濠早晚得天子”。奸党内外，盘根错节，周围几乎都是宸濠亲信，凡不依附他的非疾即去。燧到任之后，始常以大义劝说宸濠，但均无动于衷。非但不听，反而派亲信安插在燧左右，以作他的耳目。燧将其反迹多次奏疏朝廷，但奏疏中途都被宸濠买通的佞臣所阻。其时为防不测，燧也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副使许逵为人忠勇，燧与他商量对策。托言为防盗寇，加固南昌周围进贤、南康、瑞州等城池，并将建昌析置建昌、安义两县。又建议恢复饶、抚两州兵备，但未获准许。又请敕改湖东分巡兼理兵备，与饶州互为犄角。九江地处要害，兼摄南康、宁州、武宁、瑞昌及湖广兴国、通城诸州郡，以使控制局势。广信、青山诸窑，地僻人悍，请设通判驻弋阳，兼统六县之兵，以加强防范。为防止宸濠劫持兵器，又假托防贼，将辎重兵器转移他郡。燧历经数月精心谋划，积劳成忧，髭发皆白。宸濠亦觉察了燧的用意，始派人贿赂朝中权臣，意欲将燧调离江西，但未得逞。复又派人向燧送“枣、梨、姜、芥”四物，暗示燧“早离疆界”。燧一笑置之，拒收，将原物退还。
  正德十三年（1518），燧又一次向朝廷密奏，“宸濠必反”。但奏疏又一次被宸濠所截获，不能上达。此时宸濠对燧，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把它拔除不可。一次，以设宴为名，企图毒害孙燧，但未成。十四年（1519），御史萧淮详奏宸濠不轨行状，朝廷派重臣宣谕。濠闻后惧惊，但仍不知悔改，反而决计孤注一掷，起事谋反。六月十三日宸濠生日，宴请镇巡三司官员。次日，燧及诸官吏前往谢宴。宸濠暗在幕中伏兵，自立露台，声言“武宗朱厚照抱自民间，太后有密旨，诏我监国，起兵讨贼。”众人一时相顾谔然。燧挺身而出，走向前面，责问：“安得此言，请出诏示我。”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当扈驾。”燧大怒道：“汝贼且不见天乎？天无二日，吾岂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见若种之澌灭也。”濠怒极，却入殿中，复易戎服出，幕中伏兵亦露刃环立。濠大声骂曰：“我何负于汝，汝奏吾七本？”燧反驳曰：“朝廷何负汝，汝何反耶？”濠喝武士缚燧，燧奋臂拒之。缚者持铜锤折燧之左臂。此事在场官吏均颤慄，不敢出声，唯有副使许逵大声呼曰：“巡抚天子大臣，汝曹安得无礼。”并以身袒护燧，此时许亦被捆绑。两人骂不绝口，即被拽至南昌惠民门外，双双被害。临刑时，许对燧曰：“我劝公先发者，知有今日故也。”
  燧、许被害后，时任南赣巡抚王守仁、吉安知府伍文定等起兵讨逆。周围郡州，纷纷响应，一月之间，集兵数万。不及两月，濠蓄谋已久的叛乱，迅告平息。为此，王守仁向朝廷奏疏“是燧、许事先周密防范之功”。
  嘉靖元年（1522）世宗朱厚熜即位，追赠孙燧为礼部尚书，谥忠烈，荫子一人。长子堪，旌孝子，世袭锦衣千户。嘉靖二年（1523）余姚知县邱养浩在龙泉山南麓为孙燧建造忠烈祠，门室各三楹，东西各五楹。祠内立浙江提学副使黄芳撰写《灵绪山忠烈词碑记》一块。墓葬丈亭龙山。
  胡东皋（1472—1539） 字汝登，号方岡，天香桥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历官员外郎、郎中、知府、提刑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右佥都御史等职。知宁国府时，实行均田租，解小民田租过甚之困；编里甲，减徭役不均之苦。宣城有金室圩，称沃壤，岁入可百余万石。圩当大河之冲，水溢则害，东皋相便宜修筑，遂为永利。府因山为城，久而颓圮，闻宁王宸濠有逆志，度工缮修，大冶器械为备。无何，宸濠果反，攻安庆。东皋将率兵扼其吭，旋闻就擒，乃止。南陵豪专持有司短长，为奸利泾，巨猾囊橐，盗贼祸乡里，东皋悉按诛之。
  嘉靖初，迁四川副使分巡建昌。贫不能治装，僚属赆以赎锾，峻却之。士民倾城送，皆垂涕。建昌居蜀西徼，前使多驻节雅州，以故中官将领肆虐无忌。东皋亲驻其地，严立约束，军民帖然。番贼入寇，授指挥陶安方略歼之，番人无敢牧境上者。越嶲有相公岭，路峻险，戍兵多坠崖谷死，寇亦得据以为阻。东皋为平其道，由是官军得要害，寇不敢发。成都至建昌有大渡，水湍悍甚，日一渡，犹不免覆溺。东皋相山势，移其处，日可数渡，人号为“胡公渡”，军民立祠祀焉。
  补威茂兵备时，甫至任，番贼耿卓（勺）煽乱。巡抚唐凤仪檄会讨，东皋率师为前锋，斩贼数百级，获牛马器仗无算，卓由间道夜遁。民被胁者千余人，将吏欲杀以冒功。东皋叱之，乃止。语凤仪曰：“贼多且悍，当徐图之，难以兵尽歼也。”乃罢师还茂州。得贼所亲信二人，厚赏之，激以利害。二人感悟，归斩巨首以献，边境始宁。凤仪上其绩，再赐银币，进四川按察使。嘉靖九年（1530）凤仪被召，遂举东皋代。会代者已有人，乃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东皋周览形势，知其地多与敌境错，军民屯种樵牧，率为所扰。乃筑墙捍之，自花马池至镇城，经贺兰山抵定边营，延袤三百余里，并缘墙治堑，置墩堡营舍，自是塞下之田，咸得耕植。明年改郧阳提督，太和山中官王敏贪恣，劾罢之。有武将以贿求荐，召语之曰：“贪者必纳汝贿，刻者必褫汝官，苟非污人，必至害己，汝安得为此。”乃杖而遣之。张璁重东皋才，荐于帝，乃召理院事。既至，朝旅见外，未尝一谒璁，璁衔之。会南京太庙灾，诸大臣咸自陈。璁在内阁从中允，上疏自劾。去家居六年，以身任乡邦利病，浙人倚之。同县孙陞语人曰：“吾邑登显仕，而清贫若寒畯者三人，胡中丞东皋、宋中丞冕、胡太僕铎也。”时号“姚江三廉。”
  孙堪（1482—1553） 字志健，号伯泉，孙家境村人，荫授锦衣卫左所正千户。嘉靖五年（1526）中武举会试第一。晋署指挥同知，迁都指挥佥事浙江都司佥书，赠都督同知。
  堪系孙燧长子，自幼以孝闻。读书质颖过人，无所不学，尤工古文词。洞究韬略，谙熟九边地形，凡天文、地理、律历、医卜及诸技艺，咸皆精娴。又工画绘事，为世人而珍藏。有膂力，善骑射。为防御外侮，曾教授“弩京营”制弩用弩之法，并著有《弩考》一书。训练万余人，人称文武双全。
  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宸濠在南昌谋反，其父孙燧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因反对宁王叛逆而被害。噩耗传至，堪叩地号天，五内俱裂，立誓操刀赴难，与贼不共戴天。曰：“父能死忠，儿岂能不死孝哉。”即间道金华，徒跣以行，过不几日，二弟三弟也紧随其后。达江西时，叛贼已被王守仁等擒获。至父殡所时，首触地悲愤哀恸，痛哭不已。更治棺殓，见父面颜若生，不禁又大恸，几绝复醒。因悲哀过度，导至双耳损听。在扶柩还乡治葬后，结庐墓侧，蔬食水饮，足跡不履城市三载。终制后又墨衰，素服三年，竭尽为子之孝道。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五月，母杨夫人与世长逝。悲哀恸哭，犹如丧父。堪此时年已七十又二，在扶柩南还归葬时，途经淮口，自毁瘠骨，意欲从先人游地下。船过长江后，体已不支，但犹汲“中冷泉”①水，烹茗匍匐荐几筵，谓：“先夫人不曾茗尝此知味。”船将抵杭城北关时，悲戚益甚，竟以绝粒，终于倒在先夫人柩侧而亡。
  堪始以痛父危难而损躯，终以哀母过度悲泣而殒体。敕旌孝子，曰“孝行之门”。孙境“三孝子”也由此闻名乡闾。死后诏赠都督同知。
  徐爱（1487—1517） 字曰仁，号横山，马堰横山村人。明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出知祁州（今河北安国县），值刘六、刘七起事，有保障功。疏陈十事，多见采纳。居官清正廉勤，克举其职。升南京兵部员外郎转南京工部郎中。
  初王守仁受刘瑾陷害，出狱归，爱即北面称弟子及门生，莫有先之者（后为王守仁妹夫）。数年后守仁迁南太仆，爱亦调南工部，任郎中。同舟归越，论《大学》宗旨，辑《传习录》“良知”之说。学者初对良知之说多未信，爱为疏通辨析，畅其指要，门人日益亲。王出抚南赣，爱亦请告，约归阳明之麓，以究竟百世之业。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年三十一岁卒，守仁哭之，哀拟于恸颜子焉。一日讲毕叹曰：“安得起曰仁闻斯言乎。”率门人至其墓所（今绍兴迪埠山麓）酹酒告之。
  爱英年早逝，其父徐玺搜集遗稿，托蔡宗兖编成《徐横山遗集》上下两卷，并附亲友哀词一卷，于嘉靖十三年（1534）付梓印行。
  孙墀（1489—1556） 字志朝，号仲泉，孙家境村人。历任中书舍人、大理寺寺正、尚宝司司丞，尚宝司卿。
  墀自幼敏慧，七岁时，塾师面授千言，食顷成诵，时王阳明在座，奇之，赠以诗词。稍长为诸生，工举子业，擅长古文词。明正德十四年（1519）“宸濠之变，”父燧殉国，按制守孝三年，终制又服墨衰。学宫敦促赴试，以父变非常，为书力辞。参与郡邑志籍编纂，词整事核，咸称有史才。尝礼聘于杭城万松书院，为诸生师，而名盛省城。
  嘉靖八年（1529），诏下选贡入太学。不久又入选纂修祀典、大明会典、训录玉牒。供事内阁二十余年，掌文官诰事，尝扈跸南巡，时霑宠锡。奉职惟谨，伸纸走笔，俄顷立就，诸宰辅皆贤之，称“倚马才”①也。
  墀系孙家境“三孝子”之一，以孝继忠。为人刚毅有胆略，不蓄妾媵，自俸俭约，服食器用与贫寒素同。为承母欢，已入耳顺之年，子孙满庭，尝舞彩歌，以欢娱北堂。与人交衷悃相待，人皆信其诚。尝作宗约，以睦家族。
  孙陞（1501—1560） 字志高，号季泉，孙家境村人。陞自幼颖特不凡，髫龀即嗜学，每读史至名贤传，转以自期。巡按韩御史闻而贤之，面试《越王台吊古》一文，洋洋数百言，顷刻立就。韩惊谓：“此文可与唐王勃《滕王阁序》相媲美。”一时名扬浙中，时陞年近二十。明嘉靖十四年（1535）参加廷试，进“仁礼保邦”之说，受皇上之赞誉，御批曰：“仁礼之意好。”赐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仕右春坊中允、祭酒、礼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
  嘉靖十八年（1539）春，朝廷册立东宫。按例词林官敬献颂词者，均可晋官加爵，人皆竞之，惟其独不然。嘉靖二十五年（1546）主南畿试事，崇雅黜浮，芟革一切宿弊，所取之士多有真才实学。晋祭酒时，又虑浮竞难制，悬格二十二条执行之，不以亲故说辄改，诸士咸服。不附权贵，陞是严嵩门生，嵩掌权时，众多官吏争去投靠，惟独陞不去依附，还敬而远之，自乞由吏部去南京兵部（巧宦者均不乐往），冷然无营心。
  “孝友天植”乃朝廷对陞之嘉誉。父孙燧死于宁王宸濠之难，与两兄长堪、墀誓死赴难。扶柩归，守墓三年，人称“三孝子。”自父亡后，从不再写“宁”字，从不治家庆，也从不为他人父作寿文。待同僚亲友，乐于“出粟为助。”身性怡澹，无所嗜好，一介之微，苟有未安，曰：“赵清献必不如是。”严教子侄，“养德、养身、养学”，三者须日体验，不可缺一。陞娴熟六籍百家金石竹简之传，但从不自炫。
  嘉靖三十九年（1560）病亡，诏赐太子少保，谥文恪。
  胡梦雷（？—1555） 号屿峰，乌山人。郡庠生，喜孙吴之学。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大肆劫掠，沿海被害尤甚。时分守道许东望（三山驻军军事长官）招集义勇，梦雷平生以忠义自许，变卖家产，应召而集，纠集兄弟子侄健儿三百余人，作行阵攻守训练，奋勇杀敌，屡胜有功。一次在追杀倭寇至上虞断桥，陷寇阵中，被斫十余刀而殉难①。同殉难者有操十八（梦雷之胞兄）、操廿六（梦雷之堂兄）等百余人。后收其尸，刀伤皆在胸，而不在背，见其有进无退。许东望甚痛悼，为文以祭之，赞曰：“海寇临边鼠窜多，谁人肯与执干戈。书生白面能驱敌，材士青衿蹙渡河。非是经身不爱死，只图擒贼莫知它。空中数摆风云阵，夜静犹闻铁马过。”后督抚奏闻，敕命赠广德州同知。
  杨文俪（1515—1584） 女，祖籍浙江仁和，父杨应獬官居工部员外郎，十九岁嫁与孙家境村孙陞为继室。她自幼熟读《内则》、《烈女传》等书，尤精于科举制艺，事属罕见。《四库全书提要》中云“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举者，文俪一人而已。诗其余事也。”杨文俪共养育有六个子女，既是慈母，又是严师，以卓越聪慧才智，精心传道授业，六个子女中除孙镶早夭外，其余五人，均学有所成。长子孙鑨，中进士，官拜吏部尚书，谥清简；次子孙铤，中进士，官拜南京礼部侍郎；三子孙錝，中进士，官拜太僕寺正卿；四子孙鑛，中会元，官拜兵部尚书；谥忠清。女孙鐶，明代姚邑出色才女，精于戏曲、声韵、曲律，嫁于余姚“吕阁老”之子吕兑，敕诏安人。她还关顾孙辈学业，诸孙所作文章，均须进呈。她亲自仔细评阅，加以批点，非常严谨。孙辈不夤夜，不敢入寝。外孙吕胤昌亦住外祖母家，从诸表兄弟求读，共同切磋学业，相互暗暗较劲。明万历十一年（1583），孙鑨之子孙如法，孙鐶之子吕胤昌同登进士榜，世人称“太夫人成四子进士，而不遗其一女也”。
  杨文俪不但精于经、史、子、集等学，而且对诗词、戏曲、音韵和曲律，造诣亦颇深。有诗《月夜鸣琴》为证：
  小堂明月夜，卷幔理丝桐。素魄千门皎，清音一院通。落霞飞指下，流水泻弦中。停曲聊延伫，高天度远鸿。可见她诗词之华丽，才华之横溢。遗著有《孙夫人诗》一卷。
  孙鑨（1525—1594） 字文中，号立峯，孙家境村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进士，授兵部武库主事。历仕职方员外郎、武选协司郎中、光禄寺卿、大理寺卿、南京吏部尚书，两都冢宰。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任提督武学。时参试武习者不是贵胄子弟，便是京师浮荡好射猎者。这些人往往因区区小事，即便口角相争，闹得不可开交，很难驾驭。鑨稔知其事，处置公正，赏罚严明，声誉鹊起。京都武学，按例应优先录取肄业久或屡试成绩佳者。但往往营私徇情者，均录取官家贵族子弟。鑨对间隙者，遵令裁之；诸所说情者，悉拒之不听；对不符合条件者，均摈弃之；因而名望益振，大得人心。
  嘉靖四十三年（1564）晋武选协司郎中。此时，嘉靖皇帝刚愎自用，笃信道教，蛰居“豹房”，斋居决事，不视朝事，恶听谏言，轻信方士与宦竖。因而不少朝臣，因谏而遭牢狱之苦，有的甚至惨遭杀害。鑨对此毫不畏惧，上疏极言时事，要上亲视朝政，不要为佞臣所蔽，不要听信方士邪说，不要听宦竖之言，要记取赵高、林灵素教训，尽发左右诸不法。对鑨之疏，倾朝危骇之，百官畏惧之，宗亲惊讶之，恐虑言词过激，或受株连，均惶惶然。中人恐败露，格不令达。鑨愤懑，以疾乞归。两年后，户部主事海瑞归京，得知此事，又以相似内容上疏，被下狱。
  隆庆改元（1567），复起用，任南京文选郎中，历迁至吏部尚书。主部操裁凛凛，遇事敢言，嬖孽无所容。用人不避嫌然，又不私有庇植，处人澹然虚平。不延揽示恩，即使自己荐拔，亦不告其人。上下均信服，人称“浙中三贤太宰”。
  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家病亡，谥清简，赠太子太保，录一子入太学。
  孙鐶（1533—？） 女，出生于孙家境村，明礼部尚书孙陞之女，后嫁于余姚城南吕兑为室。孙鐶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受到良好家庭教育，尤其受其母杨文俪博学多才之熏陶，长大之后，不但能赋诗填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尤其对戏曲研究，更是专心致志，造诣颇深。孙鐶嫁到吕家后，公爹吕本也是一位嗜好戏曲的文学大臣，对戏曲亦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儿子吕胤昌也十分爱好戏曲，为投母所好，家里不但搭有戏台，还专门招养了一批戏子，吕府天天演戏。“锣鼓之声天天不息，清音绕梁日日不绝”。孙鐶不仅观戏、听戏、读戏，还喜欢收藏古今戏曲资料。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吕天成是她的嫡孙，吕天成名著《曲品》的问世，孙鐶提供了大量翔实、丰富的资料。明万历十五年（1587）子吕胤昌为宁国府推官，其被敕诏封“安人”。
  徐建 字曰中，号桐湖，马堰村人。祖父辈世有善行。嘉靖七年（1528）中举人，知福清县。中使以采办至势熏灼，建力抗之。中使夺气，改知古田。岁赋故输米福清仓，后议改折，民称便。而卫官薄其价，倡言求益。建力白当事，得从前议。县坑场之守有三，曰龙岭，曰游家，皆设官军百余人，附于民兵。去县二百里，曰宝兴，近三峰禹溪，视诸坑为冲，旧设官军五十人。嘉靖七年（1528），矿贼犯县，巡按御史移宝兴，官军守游家坑。久之，贼犯宝兴，奔水口，焚掠无忌。御史议增设机兵百人，建以邑小，兵饷无所出白当事。曰：“宝兴要害地，官军既复，则水口民兵可无增设。三峰禹溪有备，则龙岭、游家水口亦无可患。请改龙岭游家民兵五十人卫水口，而抽龙岭、莞洋兵驻三峰禹溪之隘。”当事从之。由是民不加编，而守御固。其去也，民祀之。既归邑，方患倭寇，欲城江南，众哗然。建独主议称是。又谓量田、均役二事，蠲民之瘼，不在城。
  后子绍卿，幼以孝称，性敏，读书过目成诵。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由兵部主事仕至兴化知府，父殁哀瘠，礼葬小西山坡，筑庐居之，人称“徐孝子。”
  黄汝通 号明泉，明嘉靖年间人，生于彭桥。资禀颖悟，早入黉宫。由岁贡任山东乐平儒学训导，升开封府教授。及归，与乡士大夫结社，棋酒自娱。据谱载：因“祈雨救旱”，府县曾送“霖雨苍生”匾。吏部文选司郎中陈有年赠诗曰：“时雨丝丝不动雷，浮云片片傍山来。一双幽鸟依簷立，六月榴花近水开。天下故人俱恋阙，林间知己且卸怀。东园新色增多少，青满松枝绿满苔。”内苑丞孙鏊（孙家境人），赠诗曰：“六月东南雨不通，郡丞早晚切生农。丹心寸积迴苍汉，碧海遥横起白龙。千里层层新水涨，万方黯黯午云封。年丰已作商霖望，弼梦何时到九重。”据说此术当年“泰山真人”所授，今未有承传之者。
  胡翌 字敬甫，天香桥村人，东皋第六子，嘉靖二十二年（1543）举人，初知山东高唐州，有惠政。高唐人为立生祠碑，记其大要曰：“作兴学校，公审均徭，立冢恤贫，设仓济众，旌重节义，招抚流亡，节省里甲，禁服强暴，买牛助耕，给财完配，皆实迹也。”高唐州在东土，号称冲剧筮，仕者乍舌。翌一如父中丞守宁国，推德敷政，革弊维风。时民方苦流亡，不数月户口之增百倍。庠有寒畯，赡以俸，文学日盛。境内沿途植柳，计植登簿，计里分管，郁苍改观，以憩行旅，人拟之甘棠。秩满奏最，以忤严嵩，迁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尝作《经历解劳逸记》以见志，寻归。及嵩父子败，擢广东佥事。未赴卒，年五十。
  胡旦（1539—？） 字穉明，号镜阳，天香桥村人，东皋遗腹子。明万历八年（1580）中进士，初任江南宜兴县知县。赈饥民、开药局、筑堤岸、濬城隍、理冤狱、振士风。甫八月，庶务毕举，值邑灾，代民请缓征。忤上游意，被劾。左迁应天府教授，量移南雍博士，再转南京营缮郎，以母老乞归。母殁起刑部郎中，寻出知岳州。时方讨播荆蜀间，兵供巨万，又三殿灾，中贵衔命，四出征材，岳地疲瘠，民不堪命。旦百计调护，民赖以苏。移守永州，擢四川川东道兵备副使，命下卒。旦少随兄翌学，及居官，恬退自矢，一以父兄为法，能世其清白。
  胡一鸿 字季渐，号逵羽，竹山村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初任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历官员外郎、郎中、知府、路兵备副使、按察使，追赠大中大夫，资治少尹，太仆寺正卿。出知荆州府，时滨江之田堤为荒熟，岁久将决。一鸿发民修筑，堤成而利倍。补武昌府。水西之乱，推择为辰沅副使，以主饷事，创运法为连珠营，每营距离十里，迭为运防，轮日番休，黔军得以藉手。转陕西按察使，未任，卒。
  孙鑛（1543—1613） 字文融，号月峰，孙家境村人。明万历二年（1574）会试第一，选授兵部职方主事，历任太常少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南京右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兼都御史，南部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参赞机务。
  鑛自幼端重寡言，从兄铤学《易》，经术醇正。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以父陞为尚书，荫授国子生，入南雍。两年后父亡丁忧，按制独栖墓侧，潜心品味群书，学问愈益弘博。明万历十年（1582）为吏部考功郎中，对官员的考核，能按法度准则办事，“叙才品，当以忠鲠为先”。对“柔媚进者，贬削殆尽”。因而声望渐高，授太常少卿。万历十二年（1584）母杨夫人谢世，哀毁茹素，在家丁忧七载。其间受绍兴郡守萧良干礼聘与山阴人张元汴同纂《绍兴府志》。此时他正戴孝在身，不能入郡府办事，于家编纂。但他对撰志极其严肃认真，参阅了大量史料，从不轻易放过一个疑点，并赴实地作一一考证。对史料中缪误之处，重新给予订正，做到一丝不苟。时经一载，五十卷之《绍兴府志》告成，评价很高。
  明万历二十年（1592）任右都御史，巡抚山东。时侵朝倭警频传，他巡历登、莱两州，以为山东三面皆海，乃海防要害之地，向朝廷陈疏周详的防御策略，得到奉旨允行。此时山东又恰逢水灾，百姓生活困苦。鑛体贴民情，具疏乞蠲赈，百姓咸感其德“清恕盈于万口”。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鑛总督辽蓟军务兼经略朝鲜。在经略朝鲜的前一年，侵朝倭寇在中朝军队打击下，已告败退，但仍提出有条件媾和，以至引发了一场“封贡之议”。朝廷决定给倭以封号，不予物贡，倭立即从朝鲜撤兵；而倭只求得贡，无意求封。双方各持己见。鑛对此媾和方式持反对态度，极陈宜战不宜和。但当时兵部由主和派尚书石星主持，鑛与石意见向左。鑛多次上疏朝廷，曰“倭居心叵测，宜罢封。当募兵积饷，开垦屯田，以资战守”，但疏均被搁置。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朝廷派李宗城为封倭正使去釜山。李心胆怯，到釜山后，未见倭而自遁归。此时釜山众倭屯营如故，不把明朝廷放在眼里。不久又派出以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的封倭使团。鑛愤而之极，称石“辱国寡谋”。至十月倭情突变，和谈破裂。鑛又一次上疏朝廷，“宜战不宜和”。至此朝廷才派出以邢玠为主的主战派，亲自督师朝鲜，倭才毁巢浮海而遁，结束了长达四、五年的倭战。邢在向朝廷奏疏中曰：“东捷首叙鑛之功。”朝廷给鑛予赏赐，但此时的鑛，虽然“勋名炳彪”，可兵权己失。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冬，白莲教首领刘天绪等起事，疏议“用重典治之”。鑛派士卒四出弹压，因“疾恶过严，锄奸太猛”发生了骚扰百姓之情，为此受到了弹劾。后因“重典治之”乃万历皇帝允肯，故未被追究。时鑛已厌倦官场，深感朝中办事，多有掣肘，屡疏称病乞归。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秋，终于恩准“回籍调理”。
  鑛多才，精通古经文，对“毛诗”、“郑笺”“班史”均有深刻研究，擅长诗、书、画、音韵、声律及棋艺。一生著书数百卷，其中九十七卷载入《四库全书》。尝欲辑“五车一笈”。谓：《易》、《诗》、《书》可云“三坟”；《周礼》、《礼记》、《春秋三传》可云“五典”；《仪礼》、《管》、《老》、《列》、《庄》、《国语》、《国策》、《楚骚》可云“八索”；《荀》、《韩》、《吕》、《淮南》、《太元》、《汉史》、《文选》可云“九邱”。鑛多艺，精于声韵音律，对戏曲也有很深的研究，尝提出戏曲创作十要领，使后人在戏曲制作上得益匪浅。他还精于棋艺，成立棋社，切磋棋艺，使当时的姚邑，弈棋之风大盛，名手云集。谥忠清。
  胡时麟（1544—1610） 字灵昭，号之罘，乌山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刑部给事中，江西、云南按察司佥事。出任江西佥事期间，兴利除弊，上下凛然。补云南佥事，分巡金沧道。滇距京万里，时麟取道楚粤，上下峻坂獠獞间，阅六月而始至。至则有一奸僧，檄伪敕乘传，抵滇所过，踞见长吏，多索廪饩舆马，人莫敢问何者。时麟独心疑之，庭诘数语得奸状，急使人搜其橐装，则皇帝、丞相、列侯以下印累累见。而其人受擒，余党窜走。
  时滇有缅夷之难。缅与滇比邻，其人傈狡喜乱，数数犯我边徼，时麟督师御之，前军失利。一夕，警报四起，时麟戎服而督之，战士乃尽力，缅兵败逋，滇人始就枕矣。
  滇处处有瘴，其在潞江尤甚，周环数十里无居人，鞠为灌莽，行者指为畏途。时麟曰：“瘴不自天，亦不自地，是恶草之气所蒸耳。薙之，而瘴可祛也。”所谓恶草者，在潞江曰“揪头草”，夏秋间乍雨乍曝，气勃勃如黏米，厉甚，触者立死。在北胜蒗蕖，曰“金钢钻”，其汁入人目则盲，入人腹则绝。在大理曰“火把花”，在浪穹曰“得乐草”，服之肠腐。时麟博物以是知之，土人不能名也。滇人德之。
  滇有三宣六慰，部落各别，时麟考其种类，其状山川险夷，稽其风俗、衣服、饮食与夫兵之多寡，人之勇怯，作《西南夷志备经略》焉。方披荆棘设戎索，有所张驰。而用事者积忌，故竟为蜚语所中，罢官归。筑有“旌伐楼”。
  徐应登（1553—1609） 字念之，号惺勿，马堰村人。明万历三十年（1602）中进士，初任广东增城县知县，历任江西泰和知县，擢南京湖广道御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诰授通议大夫。曾敕授“殿中执法”匾额一块。据传万历帝祭祖，在下拜时，按例站在一旁的太监，应为皇上拽袍，但未拽。此时被站在一旁的徐应登见到，怒甚，一脚踢倒太监。皇上见此，曰：“徐应登你要殿中执法吗？”匾额由此而来。
  孙如游（1549—1624） 字景文，又字景贤，号鑑湖，孙鏊之长子，孙家境村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累官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人称余姚“三阁老”之一。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乃多事之年。如游时任礼部左侍郎，因礼部尚书缺任，命如游执掌部务。四月先是皇后崩，七月神宗又驾晏，八月一日光宗嗣位，九月一日光宗又告崩，接着熹宗即帝位，半年之内国丧有三，两帝登基嗣位。身为执掌礼部的如游，治丧有仪，登极有体，册谥有议，陵寝有规，祔祀有典，办得井然有条，事事得体，受到朝臣一致好评。
  光宗即位后三日，遵遗旨谕阁臣，封郑贵妃为皇太后。阁臣方从哲会礼部议，而如游以死诤曰：“臣考古今册后之典，有以配而立后者，事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祖宗以来岂无抱衾之爱，而终引割席之嫌，则以礼所不载也。皇贵妃事先帝有年，乃不闻倡议于生前，而顾传诏于崩后。岂先帝弥留之际，遂不及详耶？且皇贵妃诞有圣躬，先帝念皇贵妃之劳，当不在位号之间。陛下体先帝之志，亦不在尊崇之末，臣敢昧死以闻。”光宗帝览疏而嘉之，议遂寝。
  光宗昏愦无能。郑贵妃用“美人计”进“红丸”，在位仅一月，九月一日又驾崩。光宗以李选侍抚育皇长子有劳，命封皇贵妃。礼部业已具题，未下。在光宗大渐前一天，如游与诸大臣入宫，问圣躬安。光宗披縗凭几，俨然顾命。及李选侍出，如游跪对光宗曰：“册封贵妃之典，臣当奉命以行，其他非所敢闻也。”光宗默然无言，乃止，俄顷即大渐。
  光宗突然驾崩，嗣皇却被李选侍挟持不在侧。国不可一日无主，如游与阁部台省诸臣，排阍叩阁，还不见嗣皇踪影。后被一位叫王安的正直太监，将小皇帝骗出，李选侍妄图挟持幼主登基以达封后的目的，最终未能得逞。如游即倡言曰：“乘凶即吉，不须择日。”诸臣拥嗣皇于御座，受群臣罗拜，朝廷以安。此如游定策之元功也。
  光宗御极，虽只有一月，但也有不少政绩。往后如何记载这段历史，如游做了得体安排。七月以前仍用万历年号，八月光宗登极，称泰昌之年，翌年正月乃为天启之始。这样安排“庶世系明，帝统有光”。
  如游正直敢为，被熹宗亲点为东阁大学士，封一品，参与机务。明律规定，入阁须经群臣推荐，如游却是钦点，未经廷推，因而亦遭到部分官员的反对。熹宗是一个认字不多的皇帝，不要说处置国家大事，就连朝廷中大臣，也认识不多。他的爱好是整天拿着斧头、锯子，干木工活。不久，朝政又被魏忠贤所把持。如游已感体衰，一连上了十四份辞职奏疏，始得谕旨，准许归里。行前，又向皇上陈十事：“保圣躬、勤典学、操主权、时召对，肃纪纲、挽世风、借老臣、通言路、饬边防、苏民困。”皇上皆纳之。
  明天启四年（1624）二月，以微疾告逝，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恭。
  孙如法（1559—1615） 字世行，号俟居，孙鑨之长子，孙家境村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任刑部山西司主事。如法出身于世宦之家，曾祖父孙燧，官居右都御史，谥忠烈，祖父孙陞曾任南京礼部尚书，为官清正，谥文恪。父孙鑨为南京吏部尚书，正直敢言，谥清简。如法自幼受家庭熏陶，养成刚正不阿性格。每阅古书，见到奸佞专权，陷害忠良时，就矢口痛骂，英气昂然，凛然不可侵犯。入仕途后，不顾个人安危，向皇上犯颜直谏，遭致被贬谪广东潮阳任典史，终生一蹶不振。
  时郑宫女初生子，加封为皇贵妃，而皇长子之母（恭妃）不进封。阁部请建储并封两妃，皆不听。一二言者皆黜，中外汹汹。盖皇贵妃下皇后一等，宫中之礼，未得是者，靡不屈膝，或疑有并后之嫌，而匹嫡之渐也。如法感愤上疏，略曰：“臣闻，太子天下本，大本未定，天下皆为引颈。朝廷四方之极，名号所出，天下所谓具瞻。故陛下一有举动，必使天下明白洞达而无疑，而人心始安。今庄重宸纶，于阁臣册立之请，则曰‘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也。’于礼臣折衷典礼之请，则曰‘子显母贵，待元子立而加封也。’于姜应麟、沈璟之奏，则又曰‘册封非为储贰，因敬奉勤劳。’立储自有长幼也，似乎明确矣。然既各位有归，何故屡请不允？稽之往牒，英宗方二岁，武宗尚未周岁，立为太子。立太子不过宫中一受册，文华一受朝而已，岂谓早？但俟二三年之后，何不行于二三年之前，此不能无疑也。加以敬奉勤劳，特加奇封，乃恭妃王氏诞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岂毫无敬奉勤劳，而未闻有进封之典，此又不能无疑也。且不欲以元子未立，而加恭妃封，则贵妃所生，乃皇三子也。何遽于始生，而特加其母以奇封乎？况恭妃进封乃其固有，不能止。贵妃之封，而反靳恭妃应得之封何哉？欲封贵妃，不可不并封恭妃。不封恭妃，不必先封贵妃，此礼之固然，序之一定者也。而旨每若此，此旨愈明，而疑愈甚也。且姜应麟、沈璟二臣之贬，尤所以致人心疑者。其重储贰，慎封典，与夫定大本，详大典之说，于明旨固无忤，于册封非有阻也。或损之极边，或降之三级，人将曰：皇上谓立储自有长幼，何于言立长者则罪之？谓‘册封非为储长’，何于言并封者，则不罪之？此尤天下所深疑，而不能解者。臣愿陛下亟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以慰臣民仰戴之诚。然后发册，并封皇贵妃，以昭朝廷大公之举。而又召复二臣，仍加褒奖，以彰虚怀纳谏之度。则群疑定，而德意明，社稷无疆之福，端在于此。”
  此疏入，上震怒，持之七日，欲下司隶逮，祸将不测。后在阁部营救下，怜其忠鲠又忧其身弱不胜杖，屡揭申救，得旨贬谪，去广州潮阳当典史。后因患瘴毒，卧不能起移，疾归。
  万历三十年（1602），皇元嗣朱常洛①正式册立为太子，如法上表庆贺，但他不言十七年前“羽翼之功”。天启元年（1621）熹宗朱由校即位，此时距如法上疏进谏，已三十五载，有其嗣子孙有闻赴京呼冤，皇上追录当时建言立储之牒，嘉如法之忠直，追赠为光禄寺少卿，子有闻荫授光禄寺典簿。
  如法天姿英敏，才藻迸发，刻苦好学，年十七参加诸生试获第一，十八岁赴鹿鸣宴，二十五岁中进士。他精通声律，对词曲造诣颇深。轻财好施，罢官居家时，捐资重修柯桥古寺，助筑海塘（梅市至浪桥段）全长四十里许。为修复倾圮之塘河，不但捐资，还带疾移舟躬督，深受里人称颂，咸感其德。如法其貌不扬，头呈尖形，眼碧，体不满六尺，貌状奇异，人称“孙鸡头”。民间流传有不少诙谐戏谑性故事，但与其真人真事差距甚远。
  孙如洵（1564—1640） 字世笃，号木山，孙鑨之仲子，孙家境村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中进士，授比部（刑部）主事。决疑狱，释殊死者二十余人。晋员外郎，督储关中，一洗积欺之弊。出守池州，土贼盛长等千余人，沿江肆掠。如洵令乡民屯聚守隘，亲率壮士夹击，一鼓而歼其魁。迁山东副使，山东参政兵河道，擢济宁参政，赈饥荒以杜盗贼，境内以安，济上民诵勋焉。
  孙有闻（1600—1669） 初名以延，字子长，号念劬，孙家境村人。光禄寺少卿如法嗣子，生父如洵。有闻自幼颖敏，口传塾书，能入耳成诵。舞象之年，日记万言，叔祖父孙鑛摩其顶曰：“吾家龙文也，必成伟器。”年十五，业更精，文采飚发，若倾河注海，“倚马才”不足仿也，拔补博士弟子。但时运不济，仕途坎坷，终蹇未第，而孝行流于世。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为患病之嗣父如法博求善医，籲天请代，但均无果而殁。易箦之夕，一恸几绝，哀毁鸡骨，悲痛万分。入葬后，结庐墓侧，守孝三载，每逢夜月晨霜，悲号之声与涧濑松涛互应，人莫不嗟异。墓地处崇山峻岭，向为猛鸷窟穴。一日晡，虎绕庐数匝，蹲伏多时而离去，人谓“有闻孝感异类”。
  天启四年（1624）秋试，冀望着鞭。适遇生母卧病不起，试期迫近，本不愿应试，但母命难违，试将毕，而母亡矣。闻讣奔归，以不得一诀，悔痛濒死，长号缕血。嗣母待有闻如同己出，见其屡试不第，曰：“儿家科第，闻自忠烈公举浙闱后，多捷北榜，儿盍舍南而北。”但在赴京途中，嗣母忽染危疾，抵京后闻信亟驰归。罄囊市药，鬻产酬医，病渐转危为安。赴京时，夫人来氏，方乳未满月。姑嫜疾，急起侍之，绝乳哺姑，衣不解带者数月，一切皆亲身操持。但终因产后体弱不支，操劳过度，竟遭夭折，年仅二十六岁。有闻伤悼不已，后终身未续娶。
  崇祯三年（1630），仍从浙试不第。是岁嗣母又病，疗之万方，终未能救。居丧期间，吮荼喋血，枕块卧苫，丧例与嗣父同。崇祯十三年（1640），生父微疾寿终，号天泣血，疏服三年，一循家礼。久困盐车，不得已荫就选光禄寺典，进户部湖广司主事，以疾告归。
  孙嘉绩（1604—1646） 原名光弼、以衡，字硕膚，孙家境村人。系明天启年间阁老孙如游之孙，明崇祯十年（1637）中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后改兵部职方员外郎，郎中。
  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入关，兵临京郊，扎营不动，众莫测其意。嘉绩曰：“此待后至者，即居南下。曷乘未集，而悉击之。”主和派杨嗣昌以为清军“倾国而来，安有后队。”时隔三日，果不出嘉绩所料，六万蒙古兵，从青山口出，越长城而入，会合清军后，拔营南下。因丧失战机，主战派兵部右侍郎卢象昇战死沙场。按例卢应得到抚恤和褒奖，但反而按兵不动的主和派宦官高起潜得到封赏。对此颠倒是非、赏罚不分的事例，嘉绩愤怒异常，申疏朝廷。导致高起潜、杨嗣昌之不满，反诬嘉绩有纳贿事，被谗因而入狱。后经保定总督张福臻及刑部尚书徐石麒营救才获释。在狱中，他拜被谗入狱的大儒黄道周学《易经》，传为美谈。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帝煤山自缢（今景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建立大清国，年号顺治。同年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起复嘉绩为九江兵备佥事。未赴任，九江失陷。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定江南，弘光政权覆亡。嘉绩归余姚时，正遇清兵檄下浙东，绍兴通判张愫迎降，余姚知县王曰愈逃跑，摄篆官王元如欲降清，民众哗然。嘉绩乘势于闰六月己丑（初九）击鼓突入县衙，擒获王元如，当即将他杀死，首树浙东抗清义旗。邑人乡官邵秉节、陈相才、吕章成、沈之泰、邵应斗等纷纷响应，从者数千人，欲推嘉绩为盟主。嘉绩恳辞，曰：“举事须得其人。”向众人推荐同邑孝义乡熊汝霖。适熊自宁波募兵至，军分两营，嘉绩主左军，汝霖主右军，人称“孙熊兵”。并遣使会稽、鄞县等地，告白天下。不数日，鄞县钱肃乐，慈溪沈宸荃及绍兴所属各县均响应。六月二十五日迎鲁王朱以海至绍兴，嘉绩晋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义军会师于钱塘江，嘉绩总领抗清义师，转战于西兴、乔司等地，亲受矢石，每战汝霖当光，嘉绩继后。军饷不足，毁家产佐军，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曰：“身，先人余也；义，同国存亡。”闻者感动。顺治三年（1646）上半年，渡杭州湾，攻取海宁、海盐一线，清军震动。五月晋升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欲调兵进攻杭城时，遭遇以方国安为主的武将拥兵自重，持各自实力，不听节制，致使江防全线溃退。嘉绩急忙从乔司返回绍兴，想救护鲁王。时鲁王已被方国安挟持去翁洲，嘉绩又急忙登舟去舟山，追寻鲁王。
  清军渡过钱塘江，势如破竹，不久绍兴、台州、宁波等地相继被清军攻陷。嘉绩壮志未酬，心力交瘁、悲痛万分，终因疽发于背，是年六月，死于舟山道隆观，年仅四十三岁。鲁王追赠太保，谥忠襄。葬舟山芦花岙，康熙二十四年（1685）迁葬烛湖。
  胡燮 字调元，乌山人。生而颖悟，读经史过目成诵。自以明朝遗民，未曾应试。清康熙二年（1663）六月，东北风大作，鸥啾啾夜鸣，俄而海溢，漂庐舍，坏棉禾，伤人畜无算，饥民数万聚而泣。燮为糜以饮，为舍以栖。水退后，复给籽种，逾月蔬熟，再逾月荍熟，饥者庆更生。不费公家半粟，民无失所，燮之惠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复大水，灾区之广，数倍于前。知府李公既请赈于省，复倡义赈以辅之，凡输粟百石以上者，例得奖。燮嫌沽名，力却之。方散赈时，躬任料量，往来蹀躞数月，无宁晷一日。自赈所归，途闻哭声甚哀，询知为许姓妇，夫死，将自鬻以殓，厚赙之，许得以节终。有陈氏子，质妻于绍客，求赎不允。燮为白于官而还之，且资助焉。尝诫子弟曰：“因果之说，儒者不道。而积善余庆，实具天人感应之理。嘉木得荫，蒺藜得刺，验之事物，益信。”
  胡邦翰（1712—1775） 字雄白，号渟环，又号信天翁，乌山人。清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知山西宁武县、台湾府彰化县，护理北路淡水同知，泉州府金门通判。
  任彰化知县，立“清庄法”。庄为设长，族为添房，复亲历保十六、社二十四、庄一千一百三十四，编查民番男妇一十六万六千七百有奇，去奸存良，使盗贼无所托足。相度地势，设望楼六百二十，大小界牌二千一百，印巡旗一千五十六，令各庄社民番执械扬旗、鸣金击柝，轮次守望。失事则协捕，获解则起甲护送，绘图列册。以上各宪称美，檄海外诸厅县仿行。
  邑有水沙连甲赋。水沙连官庄田园千五百六十甲，甲计地十一亩，实瘠地也。乾隆二十六年（1761）奏报入官，每园一甲，征粟三石，田倍之。输官与交业户等岁征，征粟五千一百余石，银一百九十余两，中有虚额。贫民多逃亡，其所存者，精力交疲，旧欠累累。官追比之，鬻妻卖子，瘐死自尽，不一而足。犹苦十年并征，终难清款。邦翰比例清豁，计豁民欠旧粟万五千六百余石，银一千六百余两。地三百七十余甲，复虑租额太重，请比向纳各减半。别有尤瘠地二百一十甲，按甲纳鎕廍银。邦翰念廍户艰难，议给余地，以二甲作一甲。议上，皆如所请。极大地减轻了百姓之沉重赋税负担。邦翰常曰：“民间疾苦，不为请命，将父母斯民谓之何？”心存民艰，才使政绩斐然。
  署福建建阳县，重建文庙，未竣调补彰化，卸篆后留督成之。时捐建向文书院已成，复创建九和书院。既渡台，犹劝和之在台者，乐输寄和以蒇事。平和自明正德十二年（1517），岁在丁丑，王守仁巡抚南赣，始立县文庙草创，至邦翰乃臻美备，其蒞任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亦岁在丁丑，先后相隔240年。又皆以壬辰之岁生，平和人因谓“文成后生”①。邦翰曾以一联示儿孙“知苦便不苦，吃亏真不亏”。教育后代。
  胡诚（1791—1855） 字在恒，号立斋（商号：胡建兴），乌山下六房人。邑庠生，诰授奉政大夫，侯选同知，晋朝议大夫，侯选知府。生父梯青，出继给季父绥寰。绥寰善治生，恢宏先业。诚生而岐嶷，长而颖悟，风度端凝，音若洪钟。绥寰爱之，久欲以为后，已得请于诸兄。后绥寰逝，伯房子某，非理争继，纠众持械谋劫。诚微服得出，讼之官，苦相诘难。诚言：“伯父修谱，亲书诚名于绥寰系下。”出谱为证，官又不理。因上诉至臬司，始得实。将痛治某，诚谓：“某素呆，为黠者嗾耳。”叩首泣请免。臬司以诚故，薄责某而遣之。案结，某以讼倾其产，诚出金使为贾。未几金尽，又资给，终其身。
  诚既成诸生，风雨一编，无间寒暑，为文勃窣，理窟不苟，为炳炳朗朗。屡踬秋闱，绝意进取。躬理家政，纲举目张。性豪饮能胜数斗，偶醉遽然卧。乡邻告贷，指囷相赠，未尝有德色。邑人识与不识，皆重之。中年以后，为善益力。“洪杨”事起，军需浩繁，诚数助饷，晋赠其嗣父和生父。又尝捐助祀产，或数百亩或数十亩。建礼恭堂和毓儒堂，以祀其先。族人嫁娶丧葬及生子女，皆随时佽助。岁终，自八世祖以下子姓，计口给钱，贫甚者倍之。虽有饥馑，无卒岁忧。凡农佃皆以其小斗斛，宽逋欠而争趋之。乐善好施，道光二年（1822）曾出资重修宏济桥。
  又念读书者，少在督课与鼓励之而已。于是广延塾师，分授诸弟子，选日集于祠，使背诵所授书，以书之多寡生熟，验教者之勤惰与学者之优拙，给奖有差岁，凡六次。先后创立培文、崇文、灿文、郁文四塾及君子文会。生童并课，视甲乙之等上下，其膏火岁二十次，费二千金。岁终一课，奖给尤多。时有“头名买田，末名过年”之谣。厥后，大建义塾，深檐广厦，邃室明窗。未落成，诚卒，乡人私谥文虔。
  生子六人。长福昌，慷慨有父风，以好义疏财闻于乡。三子德辉有自传。
  胡德辉（1849—1903） 字韫山，号瓞轩，乌山下六房人。自祖考以来号富室。德辉幼颖悟，日诵数百行。十二岁时遭“发乱”，避居上海。弱冠成诸生，文名藉甚。长身玉立，风采奕然。浙闱三试三荐，自以体弱，不复赴举。由是读书家居，非有庆吊事，未尝出门。独处一楼，自题曰：“书瘾”。日夕披览不少倦，有客至，使人先报而后下延入。又新居或就别室，颜曰读书便佳，供给饮馔，应声而至，皆极精美，畅叙深谈，留数日始送客。平生除古书、名帖而外，无一嗜好。长于经学诗文，复典雅绝伦。字体兼欧虞，风裁峻整。著书手写定本，一笔不苟。晚喜畴人传，兼治中西算术。尝语及门某，“少时未遇名师，困于八股八韵，自恨得门径之晚，汝曹务先求门径”云。
  徐乾麟（1863—？） 祖籍马堰。后移居郑巷徐巷村。十三岁去上海当学徒，后应聘为上海浦东洋栈经理。1894年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成立，麟为会员，后任上海商品陈列所所长，曾与同邑宋汉章等发起成立“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中国妇孺救济会”、“中国济生会”。1917年河南黄河决堤，次年陕西旱灾，麟主持募集巨款救灾。1920年辽宁、河北水灾，受卢永祥敦请，麟主持赈务，还创建了“中国救济会”。抗日战争时期，洁身自好，皈依道教，但仍热心公益事业。卒于沪。死后两袖清风，家里无多余私产。
  韩厥修（1892—1935） 原名振业，号仲仁，系余姚柯义乡韩陶村人。自幼就读私塾，1910年肄业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翌年，入万国函授学校进修英文，能会话，翻译。中文根基深厚，能文会诗，擅长书法，酷爱戏剧，堪称得多才多艺。
  1910年母病逝，按旧制守孝在家。其间创办了韩陶小学，自任教员。因办学有方，成绩斐然，名震北乡。同时，他还利用房前小园，开辟成果园，精心钻研种植、嫁接、整枝、除虫等园艺技术，还向国外订阅了许多科技书刊，不断增长园艺知识。其间还试种马铃薯、番茄等蔬菜新品种，办起了养鸡场，自行设计孵化机，为创办大型果园奠定基础。
  1915年，以他为主，在石堰乌戎岭下（即今之乌玉村桃园），集资创办了果园——“春笑园”。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湖，东岭靠近横河。初期占地百亩，不久扩展至二百亩，种植以水蜜桃为主，另有苹果、梨、葡萄等果树。除水果之外，还办起了养鸡场，引进国外新品种来克亨、芦花、澳洲黑、洛岛红火鸡。园内还种植桑树，发展养蚕业。为减轻工人耕作劳动强度，提高工效，又从国外购来水泵、翻土机、种植机等农机设备。还推广和使用化肥、农药，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稀罕的事。果场办得十分兴旺，产品除销往余姚等附近集市外，还远销沪、杭、甬等地。乌玉水蜜桃品牌，在市场上可与奉化水蜜桃相媲美，曾参加过“西湖博览会”展示，荣获奖状。
  1921年韩被选为余姚县参议员，开始步入政界。此时与社会名流结交甚广，如张一渠、楼建南（适夷）、姜枝先、郭静唐等人。他思想进步，虽曾参加国民党，但靠拢共产党。资助张一渠创办的《姚江周报》、郭静唐创办的《余姚评论》。其间他积极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支持余姚盐民起义，还到韩陶、下畈、段家墅等农村，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开始，被迫逃亡上海租界隐避。
  1932年下半年，在上海与楼建南之从弟楼炜春，合资开办天马书店，其间出版了不少高水平的进步书刊。《鲁迅自选集》是该店出版的第一本书，以后陆续出版了《茅盾自选集》、《郁达夫自选集》、唐弢的处女作《推背集》等。小小的天马书店在20世纪30年代，能出版那么多的进步书刊，其所承担的政治风险可想而知。后终因心力交瘁，于1935年11月患中风去世，年仅四十三岁。
  天马书店虽短暂，但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化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1978年文壇巨匠茅盾先生曾为怀念天马书店往事，写下这样一帧条幅。
  天马苍头忆往事，突围文网一偏师。
  蒋家书店空林立，萧瑟门庭鬼唱诗。
  胡芳润（1895—1951） 号感霖，天香桥村人。为胡云斌长子。幼颖悟，因家境丰裕，不思进取。后因父犯事入狱，家道中落，始发愤习医。其父原为“三北”名医，芳润既得益于家学渊源，又揣摩了家中大量医学典籍，擅长诊治伤寒、疑难杂症等病。早年曾坐诊于上海永安堂国药号，后回家开设家庭诊所，医术精湛，扬誉“三北”地区。
  有白沙路乡绅史某，一日忽得异症，高热不退，谵语喃喃，脉弱气促，神思昏昏，病家连夜用“脚划船”接芳润出诊。此前已有浒城孙、路两位名医等候在病家，三人诊断病情后，孙某采用“生石膏杵成细粉，加水调成糊状，遍敷患者躯体，以清退体内高热。”路某表示赞同，却瞥见芳润默不作声。于是路某便问道：“胡仁兄高见？”芳润提出相反医案说：“用穿石膏背心法降高热，听来很新鲜，道理上似也说得通，可谓用心良苦。但敝人认为治病犹如治水，宜导不宜堵，我担心患者体内蕴积的热毒，一旦被大寒大凉的外敷药，逼得无路可出，势必往里攻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病家忙问道：“请问先生何法治疗？”芳润又说：“此症须用疏导法，引热毒排出体外，今晚先拟个药方，让病人服药后发一身汗，待高热降退后，明后天再根据脉象调理。”最后病家采用了胡氏的治疗方案，果然药到病除，三天后，病人亲自登门谢恩。
  芳润医术造诣，虽稍逊其父云斌，但偶尔也有“出蓝”之时。有一次，彭东山区请云斌去看病，云斌因腿脚不便，便叫芳润代为出诊。回来后，云斌问芳润，“患者得的是什么病？”答：“痰迷心窍，得了癫狂症。”又问用了什么药，答“用了礞石痰丸。”问“多少剂量？”回答：“我开了四丸，想分两次服用，谁知药店里总共只有三丸了，我便叫他们一次灌服下去了。”云斌听后大惊失色，顿足道：“你闯下大祸了，这下要闹人命官司哉！”原来，礞石痰丸是猛药，俗称“虎狼之剂”，一般只用半丸或一丸，现在竟一顿服下了三丸，那还了得！可是芳润满不在乎地说：“不妨事，我看患者身体壮实，抗得住的！”第三天，病家来人说：“先生那服药真灵，病人足足抖了两天两夜，拉了好些黑粪便，神志便清爽了。”这说明芳润用药有独到之处。
  芳润行医出名，遂跻身社会名流，后成为余姚县参议员。1951年，病死狱中。
  黄汝明（1900—1959） 原名晋贵、晋绘，号鑑卿，石堰村人。幼时入私塾就读，攻古诗文。科举制取消后，入新学九年。毕业后在周巷等地任教，教学偏重于古典文学。20世纪30年代，农村经济凋敝，去上海谋生，曾在钱庄、电业公司、煤运公司工作过，还自营商号，但几经战乱，仅疲于生计。
  黄擅长书法，尤精于赵体小楷。善山水画，工诗文。1920年参加姚江同声诗社，发表过不少诗篇。
  著有《竹窗随笔》两集，但均散失，尚存诗34首。
  陈文运（1900—1970） 名良，原名忠棠，曾用名陈仲伯、邹子英、黄彭泾，桥头镇东塘港陈家村人。家庭出身小商，民国6年（1917），考入上海国医学院。1919年“五四”运动时，参加“抵制日货”运动，游行时第一次被捕入狱，不久被释放。同年11月，发动上海药业职工开展要求资方提高生活待遇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次年，发起建立“上海药业友谊联合会”，被公推为会长帮办。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①。1923年“五一节”时，发动药业职工罢工，第二次被捕入狱。关入“西牢”（上海提篮桥监狱），受电刑与毒打，身体遭到摧残，但始终坚贞不屈，六个月后无罪释放。1929年4月第三次被捕，当时在沪中区惠乐里开支部会，由于特务告密，遭英租界巡捕逮捕，再次关入“西牢”。第四次被捕是在1930年11月13日，支援上海电车工人罢工，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关押三个月后释放。第五次被捕是1933年日寇制造“一·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政府突然登报通缉陈文运，组织上通知他去天津暂避。但他到天津后，被日租界汉奸告密而逮捕入狱，在狱十个月，受电刑和残酷拷打等刑罚，后因大赦才释放。第六次被捕是在1935年1月2日，当时工农红军已开始长征，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上海党组织，组织人员在美租界大马路（今南京路）游行，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又一次被捕入“西牢”，关押四个月后释放。
  1937年冬，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返回姚北，在彭桥街开设保康堂药店，以行医、卖药为掩护，坚持秘密工作，发展组织，传递情报，成立姚北革命联络站。1943年春，任中共彭西党支部书记。是年冬，由于叛徒告密，被伪中警队逮捕，关押在浒山、庵东据点，严刑拷打，投入“水牢”13天，身体受到严重摧残，40天后，由党组织营救出狱。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曾随军北撤，但途中奉命仍折回姚北，易地到新浦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直至1949年解放。陈文运长期在恐怖局势下工作，斗争坚决，不畏强暴，对党的革命事业忠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崇高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先在逍林供销社工作，后任中共新浦乡党总支书记等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受到迫害，1970年去世，后昭雪。
  晁柏龄（1900—1989） 字嵩寿，天香桥村后晁家人。小学教师，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新桥、东畈等小学校长。因珠算教学有成就，曾名噪一时。柏龄在珠算教学中十分重视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训练，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当堂所学，必须当堂巩固，次日还要进行面查，了解课堂掌握程度。珠算靠指法熟练这一项基本功，算速才能提高。他自编教材，内容不但有“打进子”、“九盘清”、“整数四则运算”，还有传统的“互助会利息”、“按比例分红”，“碾米打油的出米率、出油率”等小数、百分数计算，旧秤十六两制换算小数，乃至除法速算“飞归”等等。尤具特色的是要求学生，学会左手打算盘，右手操笔记录，以提高运算和书写速度，此技堪称一绝。晁氏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珠算人才。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地大多数会计和理财人员，都是柏龄的学生，他的珠算技艺一直为后人传颂和怀念。
  黄钧（1901—1989） 字秉衡，行河娶，彭桥大墙门头人。自幼勤奋好学，十一岁入杭州师范附属小学就读，翌年转入慈北锦堂小学，毕业时适逢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之际，深受新思潮之启迪。民国3年（1914）升入宁波崇信中学，接受西式教育。入学后的第三年暑假，时年十六，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烟台海军小学。在校刻苦勤学，酷爱体育，三年学成，正待分配之际，时海军部受闽系军阀控制，停止学员上舰见习与分配工作。对此学员群情激昂，黄钧与聂开一两人被推派赴广州军政府请愿。在去往广州途中，曾两次赴沪晋谒孙中山。孙对他们十分器重，邀约每周三次去孙寓所，聆听讲述“三民主义”。三个月后，即1920年5月1日，由孙亲临监誓，正式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
  民国9年（1920）秋，驻闽粤军返广东，驱逐桂军。黄钧奉命随朱卓文赴粤，在虎门开辟临时机场。后又随朱从澳门购得水上飞机一架，向盘踞在广州观音山之桂军投掷炸弹。这是国民革命史上第一次用飞机作战，也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作战。不久，受孙中山派遣，与聂开一同赴美国学习航空，接受初级飞行训练。由于他刻苦好学，在教官的带飞下，仅五小时即可单独飞行，使教官甚为惊讶。继续学习75小时后，考获了美国飞行协会的飞行执照，成为正式飞行员。不久在SANMATEO城外，成立初级飞行学校，创中国航空教育之始。学校以黄钧和开一为骨干，聘请两位美国空军退役军官为教官，购有两架教练机，吸收华侨中有志青年为学员。
  民国11年（1922）春奉调回国，6月抵穗。适逢孙中山“中山舰”蒙难，黄钧绕道登舰拜谒。同年秋，奉命在广州大沙头创立航校，黄钧综理校务，担任飞行主任又兼教学课程，终日忙碌，倍极辛苦。民国12年（1923）6月，航空局长杨仙逸因试装水雷，不慎引爆殉职，黄钧受大元帅令，继任航空局长。是月，惠州城久攻不下，大元帅孙中山令黄钧午夜驾机轰炸惠州。由于当时无任何夜航设备，黄钧凭着自己熟练的驾驶技术，敢冒风险，顺利完成任务，为惠州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被誉为“真正的革命青年模范”。因不胜负荷，翌年（1924）恳辞航空局长获准。但仍担负训练与作战之全责。
  民国14年（1925）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黄钧辞职赴北京奔丧。后又去张家口、绥远、开封等地参观、考察，并拜访了国民革命军一、二、三军首要，冯玉祥曾聘他为顾问。民国15年（1926）夏，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黄钧出任总司令部航空处处长、军政部航空署副署长。进入南京后，接收原驻南京军阀残留的航空人员与飞机。民国16年（1927）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黄钧也辞职，并随侍蒋赴日。民国19年（1930）3月兼任中央与广东联合空军总指挥，统率作战与训练。民国20年（1931）3月赴美考察空军，会见麦克阿瑟，考察西点军校、空军基地及飞机制造厂。5月回国，时粤宁分裂，胡汉民在粤另组政府，反抗中央。黄钧升任为航空署署长，积极发展空军，聘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为首席教官。后又赴意大利考察空军，受聘为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委员、总务厅长；中国航空协会理事；“航委”重庆办事处主任、重庆空军司令等职。民国28年（1939）任空军第一军司令。民国30年（1941）12月，调任驻美大使馆空军武官。1945年回国，任总统府参军。1948年5月，授空军中将衔。年底离开军界，定居香港。在职期间先后获得一等、三等“宝鼎勋章”各一枚；二等、四等“云麾勋章”各一枚；“忠勤勋章”一枚。70年代移居美国洛杉机。1989年1月在美国洛杉机病逝，葬于科士朗墓园。
  孙仙舲（1904—1977） 洋山岗村小洋山人。自幼聪颖，髫年即喜作画，凡画无不惟妙惟肖，人皆奇之。1921年肄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图音科，曾亲聆徐悲鸿、陈之佛、丰子恺、陈抱一等艺术大师的授业。1924年由陈望道、陈抱一推荐，入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系学油画。毕业后因学业优秀，留校任教务员。其间受到图案教授陈之佛的亲垂，命仙舲去他经营的一四公司工作。1928年返回余姚，先后在余姚实穫等中小学任艺术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郭静唐等共产党人组织下，参加了余姚县抗日后援委员会，是该会成员之一。1939年，以进步教师身份被推荐为龙北乡乡长。其后，仙舲以画笔为武器，满腔热情地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他还接受楼适夷的邀请，曾赴四明山革命根据地从事艺术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再次秘密上四明山，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总部绘制毛泽东、斯大林巨幅油画肖像，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爱国热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余姚县立中学（即原实穫中学）任教，授教画艺与音乐课。其间曾任余姚县教育委员会执行委员、县立中学校务委员兼总务主任。1949年初，为保护校产、保护师生不受损失与迫害，与广大师生一起积极参与护校活动。1950年3月，曾被推选为余姚县美术工作协会主席。
  孙仙舲擅长油画，特别精于肖像绘制，是余、慈两地从事油画的先驱。书法造诣颇深，“毛体”草书学得十分逼真。亦喜爱国画，兰、花、竹、石很有根底，似有“板桥遗风”。其执教数十年间，培育和造就了众多画坛新秀，“桃李满天下”，如水墨画师、职业画家房企遐、马均义、朱忠慈等，如今都已成为较有名气的画家。他为繁荣美术事业、培育艺术人材作出了毕生努力。
  在漫长的绘画生涯中，结识了一批绘画大师，如丰子恺、刘海粟、潘玉良等人。特别与陈之佛，既有师生之谊，又有乡关之情，关系尤为密切，曾在其家留有不少“墨宝”。
  1951年春，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家庭被评为地主成分，随之也结束了教育生涯。为生活所驱，在浒山城内开设一家“大方画室”，专画肖像，以此糊口。“文化大革命”期间，画室被迫关闭，随之结存多年的存稿及收集的绘画素材，均被查抄一空，付之一炬。更令他痛心的是一部日本版《世界美术全集》计36集，被搜抄后去向不明，加上爱女的不幸夭折，于1977年悲郁而亡。
  一代画家，存世余墨已不多见。据称余姚黎洲文献馆还留存他1963年为余姚“乡贤祠”所绘制的先贤肖像油画24幅，仍珍藏着。
  俞墉（1906—1960） 字哲人，祖籍今浒山镇俞家。因父辈长期在彭桥街经商，本人自幼居住彭桥，并在该地求读小学。成年后，先入省立第四中学，后又升入上海大学求学。
  1923年4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同年7月参加S·Y组织，次年4月在黄埔军校学习时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春，随军东征时调校政治部工作（周恩来时任该部主任），次年参加北伐，任中央补充团中校团副。1927年“宁汉分裂”，大革命遭受失败，摆脱军职，匿居武汉。次年在上海参加由邓演达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争取“反蒋”之同仁。邓遭暗杀后，墉于1930年9月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半年后无罪释放，但仍受“管制”。此后，曾去西北邵力子部工作，不久又回沪闲居。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考入陆军大学，为“陆大”特别班第三期学员，毕业后的1939年春，奉派去天水行营工作，任少将参议。1941年调任太行山陵川挺进17纵队司令，不久辞职，在西安闲居。
  1946年春，退役回沪，与李侠公、李奇中等人组建“中国军事学术研究会”。以研究会名义作掩护，策动蒋军官投奔共产党部队，同时还秘密收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以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宁沪作战之参考；还创办通讯社、以实业为掩护，做好上层民主人士工作，迎接解放。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他为交通部专门委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8月在劳动教养时死亡。1979年6月平反昭雪。
  姜文光（1909—1941） 又名姜耀，上海南汇县泥城人。天资聪颖，七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松江中学，两年后厦门集美中学在沪招生，有数千名学生报考，文光考分第一，获奖学金八十元，享受膳食、学杂费全免待遇。1927年因在校带头闹学潮，被国民党当局拘留，后开除出校。回沪后，考入上海立达学院，因学费昂贵，只求读二年辍学回乡。
  辍学后，到南汇县泥城小学任教，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南汇县委工作。组建南汇县小学教员联合会，带领师生向国民南汇县政府教育局展开斗争；组织盐民、农民举行泥城暴动。后因暴动失败，被迫离开南汇，转移到中共淞浦特委任秘书、中共长江局青年部长。1933年去南通监狱探望革命同志时，被叛徒告密而逮捕。翌年出狱回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到上海贫儿院当教师。
  1938年，中共浦东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此前姜文光已与组织接上关系，回南汇任“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政训员。积极发展革命力量，搞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抗日建国公学”，培养抗日人才，充实抗日武装力量。
  1940年5月，“浦东工委”成立“伪军工作委员会”，姜文光为委员。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打入日伪军内部，任汪伪军十三师五十团秘书，在伪军中做策反工作。经耐心教育开导，使不少伪军军官进而靠近党组织，为发动部分官兵弃暗投明，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5月10日，中共浦东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新四军要向南发展的方针。姜文光和朱人侠率领由伪军中分化出来的五十余人，首批横渡杭州湾进入“三北”地区，创建三北抗日根据地，部队番号为“第三战区宗德公署第三大队”，姜文光任大队长。
  1941年10月21日，姜文光和队副姚镜人带领队伍驻黄沙湖。得知日军明晨将从观海卫用船装运一批棉花去余姚。经大队干部商量，认为这是一次伏击敌人的难得的好机会，并对战斗作了周密的布置。谁知由于汉奸告密，这天没有将棉花从观城运出，日军反而从余姚方向趁夤夜悄悄地隐匿横河，并严密封锁消息。当三大队战士按事先部署，进入埋伏地后，整整等了一个夜晚，直到日高三丈，仍不见日军的踪影，感到十分焦急。此时姜、姚又作了商量，会不会情报有误？但为了扩大我军抗日影响，决定上横河街头进行武装宣传。当队伍行进至日寇伏击圈时，密集的枪弹疯狂地向三大队扫射。部队突然遭此袭击，队副姚镜人果断地指挥队伍立即疏散，并迅速组织火力向敌人还击。姚副先中弹身亡，接着大队长姜文光也光荣牺牲。经激战后余部撤离战斗。姜文光、姚镜人等二十九位烈士永远长眠于此。
  时隔五十四年后的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之际，横河人民没有忘记昔日以热血捍卫祖国山河的英雄们，筑纪念碑亭铭志。毋忘先烈，毋忘国耻。
  姚镜人（1911—1941） 乳名根生，又名佐明，上海南汇县泥城乡人。家庭祖辈务农，自幼天资聪明，虚心好学。1919年（8岁）入私塾，后又转入同文高级小学。姚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军阀割据、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度过的。1929年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罢课运动，驱逐反动校长。1930年暑期，镜人在上海敬业中学读书，在暑期返乡时，适逢泥城发生武装暴动，即上街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事后被国民南汇县政府列入通缉名单，被迫离开家乡，去奉贤赵惠石医师处学医，但仍与中共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不久又到上海难民收容所，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镜人到上海浦东，参加抗日武装“奉贤县人民自卫团”，任政训员，后又转入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保卫二中）兼做医务工作。1938年12月日本侵略者对泥城实施“大扫荡”。“保卫二中”英勇反击，终因寡不敌众，二十八名指战员壮烈牺牲。镜人救扶伤者，掩埋好烈士遗骸，又踏上新的征途。
  1940年春，镜人与姜文光等人一起打入汪伪十三师五十团二营，展开策反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细致工作，使二营所属各区队的领导权，基本为中共党组织所控制。1941年7月，策动伪军一百余人，由镜人率领渡过杭州湾，进入浙东“三北”地区，与早先南渡的姜文光领导的“第三战区宗德公署第三大队”会合，镜人任大队副，在“三北”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年10月，在横河与日军战斗时，壮烈牺牲。时年30岁。
  黄光汉（1911—1989） 字汉区，行河宣，彭桥大墙门头人。自幼好学，曾就读于春晖中学和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练得高难度特技飞行本领，后留校任教官。
  1932年，奉派去意大利学习驱逐机作战训练，回国后任空军中队长、代理大队长。“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他义愤填膺，骁勇善战，在杭、京、沪、汉空战中击落日机多架，使日军东海战舰航空兵中号称“四大天王”者，一一毙命。黄被誉为“抗日英雄。”
  1937年11月，航空总指挥部派黄光汉与高志航赴兰州接受苏联抗日援华志愿机队。正当机队向南京进发，途经周家口降落加油时，因遭风雨所阻，无法续飞。但此情被泄，日军派机轰炸，弹如雨下，待机准备出击时，高志航已中弹殉职。后电示总指挥部，令黄光汉为代理大队长，率机队继续飞向南京。但飞抵南京机场加油时，日机又飞临上空，总指挥部复令起飞迎战。因苏联抗日援华志愿机队缺少实战经验，其一机被击落，余机即四处避离。黄光汉驾一机，独与日军四机激战在蚌埠上空。后日机因油量不足而返回。黄所驾之机，亦因机油耗尽，被迫降在蚌埠机场。但因机场积水甚深，造成机毁人伤事故。黄奉令就近治疗。
  黄光汉伤愈回南京后，总指挥部未加详察，以“临阵脱逃罪”治罪，呈报给蒋介石，奉批“枪决”。经多方陈情营救，最终交由军法处依法审理。12月南京沦陷，光汉以难民身份转机去香港养病，自此结束军旅生涯。
  香港沦陷后，日寇获悉光汉情况，邀其为日本国服务，遭拒。后举家潜回上海法租界，改名黄子才隐居。1957年定居美国，1989年病逝。
  胡杏芬（1914—1940） 女，相士地村上六房人。幼聪慧好学，启蒙于养源小学，先后求读余姚、宁波、杭州等地，1932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不久以高分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杏芬精通英语、俄语，擅长写诗撰文，爱好书法国画，时称“清华才女。”
  因恋友梁敏时参加政治运动，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后惨遭残杀。杏芬悲愤交加，郁积成疾，不得已于1935年休学回家养病。一年后，病情略有好转，为了早日复学，1936年年底住入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休养。翌年春，结识了化名“李知凡太太”的邓颖超，两人同住一个病房，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也给杏芬带来生气与转机，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希望，两人结成莫逆之交。胡尊称邓为“我的太太”，邓亲昵地称杏芬为“亲爱的小猫”。“七七事变”爆发后，邓颖超病愈出院去西安。离别之情，难以言表。1938年冬，杏芬收到具名邓颖超的一封来信，此时杏芬恍然大悟，才知“李知凡太太”竟是闻名贯耳的邓颖超，激动之余，遂写下了一万余字的记叙散文——《李知凡太太》①。
  1939年，周恩来、邓颖超来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邓颖超写信给杏芬邀她到重庆。不久杏芬成了出入红岩村和曾家岩的常客，先担任周恩来秘书，后由周介绍她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此时的胡杏芬，心情很好，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业余还写些散文、诗歌、英文书信，如《小许许》等几十篇作品。1939年底，胡杏芬旧病复发。周恩来、邓颖超特地去看望、安慰并鼓励她。终因战争年代医疗条件较差，于1940年秋溘然长逝，年仅二十六岁。杏芬去世后，周、邓夫妇到歌乐山墓前哀悼，周恩来还挥毫为她题写墓碑：“胡杏芬女士之墓”，落款“李知凡李扬逸共立”。时隔十五年后的1956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遇到杏芬的姪女洪调群，还谈起了当年与胡杏芬相识的情景，并把保存的遗物转交给她的家人。
  孙炳昂（1914—1987） 东畈村万石桥人。出身贫寒，幼年给人家放牛。1928年拜师学簟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社长等职。1951年下半年，他发起组织成立彭桥竹业生产合作小组，后转为竹器合作社，成员扩展到44人。合作社建立后，坚持组织起来，进行手工业改造，坚持为农民服务，修理农用器具，受到群众的一致称赞和好评。1954年该社职工胡水基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劈篾机，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竹器社被评为省先进单位，炳昂亦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他出席过全国手工业第一、第二两次代表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接见。此后，合作社连续十八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他也十八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对此，《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宁波大众》等都登载过孙炳昂和合作社的先进事迹。1979年退休。1987年逝世。
  胡晓海（1922—1990） 原名皋裔，天香桥村霍家漕人。1938年参加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青年干事、区武装工作队队长、师作战参谋、副团长、团长、师参谋长、第一副师长、师长、高等军事学院学员、海南军区参谋长、解放军体育学院副院长（正军级）。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晓海早年就读于上海闸北一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受鲁迅思想影响，经中共上海党组织介绍，投笔从戎，于1938年从上海步行至武汉，又转至陕西延安，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首批学员。结业后，带领武工队，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将国民党一模范县改变为共产党模范县。他多次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参加反扫荡战斗，曾被评为中共模范党员。
  在解放战争期间，晓海从东北黑山阻击战、辽沈战役起，到海南渡海作战，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曾三次负重伤，战功累累。尤其在海南渡海作战中，他坚决贯彻上级作战部署，精心指挥，顽强作战，为海南的解放，立下了功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发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勤奋工作，为部队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反党集团迫害，后平反恢复名誉，但身心受到摧残。
  晓海五十二年的革命生涯，为人民解放，坚持真理，一生光明磊落，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
  徐金龙（1930—1987） 东畈村寺下人。幼年给人家放牛，未曾入学。1945年6月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不久随部队北撤，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三师七团。
  1948年6月，部队攻克河南省会开封，蒋介石调集军队反扑，徐金龙所在部队承担歼灭被阻隔在睢县、杞县以北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的任务。七月初，部队被国民党军用炮火阻挡在邱村、白凹一线，第一、第二爆破组战士全部阵亡。徐金龙为第三爆破组骨干，他不顾密集的枪林弹雨，英勇地用炸药包炸开一条通道。国民党军在第二防线又组织火力，继续顽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三名爆破员牺牲。徐金龙再次主动请缨，机智地炸毁了国民党军工事，使尖刀班、突击班、后续部队得以迅速占领邱村，迫使国民党军龟缩在白凹。但还是在中心大院围墙内设孔射击，使尖刀班、突击班战士进攻再次受阻，部队又遭受严重伤亡。徐金龙又一次请战，勇敢地冲向对方阵地。这时他已中弹负伤，仍匍匐爬行，在靠近敌方碉堡时，拉开导火索，碉堡被炸毁了，他在猛烈的爆炸声中也昏迷过去。
  豫东战役胜利后，徐金龙被记大功一次，授予“华东人民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徐回到地方工作，历任宁波专员公署公安处庵东直属派出所所长、慈溪县公安局庵东分局局长、庵东人民公社副主任等职。于1978年8月离休。1987年1月病逝于庵东，终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