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都区图书馆

孔子画像
  在莲都区政府对面=山的南面，文革前有一座颇具建筑规模与宏伟气派的孔庙。孔夫子庙依山势而兴建，正中是大成殿，雄踞在山巅。它四檐挑出，宽阔高敞，庄严肃穆。大成殿的中间，是至圣先师孔子的神龛，两旁的神龛供奉着其他神像，东西侧还有两廊。殿后有明伦堂、崇圣祠,殿右有乡贤祠、名宦祠等建筑。大成殿前有大成门、土地祠与官
  厅。大成门前有多级石阶,顺山势而砌成。石阶前面有半圆的泮池，泮池外有高咼的屏墙。墙外书有“宫墙万仞”四个大字。墙左为礼门，右侧为义路，都连着桂山路。孔庙内外墙一律以红硃粉饰，故丽水人又叫孔庙为“红粉墙”。= 山因山多=木，故名。后因有孔庙,又俗称庙山。原先,它是处州的府学所在, 直到宋景祐四年（1037）才改为丽水县学（州学另建在迎秋岭西）。
  孔庙始建于何时？又是由谁兴建？有啥作用？对于这些，明朝成化版《处州府志》卷第一，有明确的记载:
  李繁，元和十二年（817）到任。下车之后，首先建置庙学檡山之巅。又令工改为颜子以下十像，其余六十子及后大儒公羊高、左丘明等数十人，皆图之壁间。选择博士（学官）弟子员，为置讲堂教之。行礼肄习其中，廩（口粮）饩（食物）供亿（盈足），虽小亦备。处之人士始知兴学，实自繁倡之。韩文公为孔子庙记,谓其为政知所先后。信 （确实）不诬（欺骗）矣！
  =山之上建孔子庙的,并非五代十国“南唐李繁”（《千古人豪--刘基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而是唐元和后期的处州剌史李繁。李繁任职处州，并非超擢重用，而是贬谪外放。对此，《旧唐书》卷一三0李泌传的附传有记：
  一一九子繁，少聪警，有才名，无义行。……士君子无不叹骇，积年委弃。后起为太常博士,太常卿权德舆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椽。以其
  警悟异常，泌之故人为宰相，左右援拯，后得累居郡守，而力学不倦。
  李繁的父亲李泌（722-789）,字长源，京兆（今西安）人。玄宗朝诏令供奉东宫,得罪奸臣杨国忠;肃宗朝参议军国大事,又受宦官李辅国排挤;代宗朝召为翰林学士，后任杭州剌史；德宗朝为宰相,封邺县侯。李繁是以庇荫袭封邺侯的，曾官至太常博士、太理寺少卿,弘文馆学士。李繁自“少聪警，有才名”，后“自有学术”,又“力学不倦”,但被修史者视为“无义行”。《旧唐书》本传列举了两件事:一是出卖朋友。谏议大夫阳城要密奏户部尚书裴延龄“巧佞奉上”、“窃弄威权”的恶行，曾将疏草出示给李繁，兼请其缮写。李繁“既写，悉能记之，其夕乃径诣延龄,
  具述其事”。由于裴延龄在德宗处先做了手脚,待阳城疏入，德宗则不予以理
  睬;二是被认为是骚扰尊师的遗孀。右补阙、翰林学士梁肃常给李泌润色文章，李繁也曾尊奉梁肃为老师。但待梁肃死去，“繁乱其配（偶）”。李繁违背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劣迹,使他被士林君子“叹骇”，受朝廷“积年委弃”;其中也不乏有坏人罗织罪名,对他进行陷害的。《逸老堂诗话》卷上，就记有李繁咏《冬柳》,杨国忠谓其“讥己”而加罪于他。后来，还是靠父亲的故友“援拯”，李繁才得以外贬随州、处州做郡守。
  仕随州刺史，改处州刺史。辟基，鼎建孔子庙，重修栝苍城门。
  文学之士，桓桓武夫，咸有赖之，保障州民。
  （韦庠《重修李氏家乘序》，唐光启三年三月）
  尽管是贬谪外任，但李繁在处州任上还是勤政为民的。到任伊始，他率先捐俸在=山山巅的古社稷坛旧址上新建孔夫子庙,还在庙内竖立颜渊、子路等“十哲”塑像,绘孔子的六十位高足和其他大儒数十人图像于壁间。接着，挑选学官与生员，置讲堂而教之，“行礼肄习其中”。置本钱廩米,使他们“继处以守”。庙成之日，李繁亲自率领官吏、学官、弟子等,隆重举行以苹蘩祭奠至圣先师孔子的典礼。因而，地方长老一致赞扬李蘩兴学的义举与学子好学的风尚。另外,元和十二年（817）李繁重修了栝苍城墙与城门。贞元六年（790）,州城自旧州城（古城）迁至小栝山上。经历了近三十年，城门有破损，李繁予以重修，以“保障州民”的安全。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刚从贬地潮州（今广东潮阳）返回，正在袁州（今江西宜春）任剌史,李繁特意邀请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韩愈为孔庙作记。韩愈“重其学问”，又念及以前交往“颇为拳拳”,就欣然命笔写下了传世名作 《处州孔子庙碑》。其文的开篇有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与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谷，勾龙与弃乃其佐享，非其专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坛，岂如孔用王事者，巍然当坐，以门人为配……勾龙、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龙、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无孔子之盛。所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贤过于尧舜远矣，此其效欤！
  韩愈先从道统思想出发,比较祭勾龙（共公氏之子，颛顼之正,能平水土，天下赖其功,尧祀以为社神）、弃（姜原之子,尧举之为农师。时播百谷,天下得其利。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与祀孔子的盛况,得出孔子“贤过于尧舜远矣”的结论，以证明郡邑建夫子庙的必要。
  郡邑皆有孔子庙，或不能修事，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独处州郡剌史邺侯李繁至官，能以为先，既新作孔子庙，又令工改为颜回至子夏十人像……邺侯尚文,于古记无不贯达。故其为政，知所先后，可歌也。第二段碑文,韩愈指斥时弊:一些地方的孔庙“不能修事”，“名存实亡”;赞扬李繁的盛举是“为政知所先后”,以兴教办学为首务。韩愈向来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培养英才，惟才是举，故认为李繁的做法是符合治郡之道。
  已乃作诗曰：惟此庙学，邺侯所作。厥（其）初庫（低）下，神不以宇。先师所处，亦窘寒暑。乃新斯宫，神降其献。讲读有常，不诫用劝。揭揭元哲，有师之尊。群圣严严，大法以存。像图孔（甚）肖，咸（全）在斯堂。以瞻以仪，俾不惑忘。后之君子，无废成美。琢词碑石，以赞攸始。
  （宋•留耕王氏《昌黎文集》）最后的诗作既概括孔庙先后的概况，又阐述建庙的深远意义。
  碑文虽已写成，由于李繁已离任，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未及勒石。直到唐文宗太和三年（829）,才由新任剌史敬僚立石孔庙，司马任迪书写并篆额。
  唐碑何时失落？怎么失落？方志无载。现存市博物馆的《处州重刻孔子庙碑》，则是宋嘉定十七年（1224）,由书法家陈孔硕重书，王梦龙重立。碑高1.62米，宽0.76米，碑额与碑文均为篆书。它已入载《金石萃编》、《栝苍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和《中国书法大辞典》，成为书法艺术的传世珍品，现珍藏在市博物馆。
  孔庙经过历代多次维修与扩建，才形成后来的规模。到了清道光年间 （1821-1850）,其宽大的程度与宏伟的气派,是北京、南京、杭州、烟台等地的孔庙都望尘莫及：
  =麓宫墙一再新，艰难创始缅前人。右文（韩碑）唐代基犹在，特笔韩碑迹久湮。规制（丹墀、宫墙、坊表之类）忻瞻今日备,增修预订后来因。能知先务争趋事，此地端由风俗淳。
  （清•陈遇春《=山重修文庙落成》）每逢孔子诞辰，府城里秀才以上的士子都要到庙参加典礼，顶礼膜拜至圣先师,孔庙真是热闹非凡。但抗战前,孔庙一度被民众教育馆、丽水县政府所占用。抗战时，日机狂轰滥炸,孔庙幸免于难，逃过一劫。可是上世纪50年代，孔庙的大部分建筑却被缺少远见的当权者下令拆去，部分地基被修建成机关宿舍。文革后期,个别当权者又把仅留下的大成殿也被拆去，致使宏伟高耸的孔庙荡然无存。如今在=山，已找不到孔庙的任何遗迹。这是一件我们有愧于古人的憾事。
  （繁）任栝有年，因爱治西之九盘形胜秀丽，爰卜居焉，即今所称万象山是也。迨其四世祖舒宣公,复择栝之西溪，以为勿替之址。
  （徐学道《锦溪李氏重修家乘序》，清乾隆五十年）
  李繁处州剌史任满,因北方藩镇割据加剧，中原板荡;宫廷内部宦官专权，朋党斗争凶险,已厌倦仕途;而他特爱州治西边九盘岭“形胜秀丽”,于是就留在处州而选择万象山脚居住下来。李繁传至五世的李舒，“备员郡庠,宾舆于朝道，经西溪观山水之秀，相宅居焉”（《李氏宗谱》），即从万象山脚迁至西溪,在那里繁衍生息,成了西溪李氏始祖。李舒传至今天，已有四十三代, 直属人丁四千三百多人。如今西溪的李姓人丁，均是李繁的后代。李舒的弟弟李衢、李肃分居=山,李俭、李信分居缙云五云。
  几年后，李繁虽回京任职，由于谏官、御史“章疏相继”，交章弹治，再出为亳州（今属安徽）剌史：
  州境尝有群贼，剽人庐舍，劫取货财，累政擒捕不获。繁潜设机谋,悉知贼之巢穴，出兵尽加诛斩。时议责繁以不先启闻廉使，涉于擅兴之罪。
  （《旧唐书》卷一三0）
  保一方平安本是剌史的职责，而时议责之自作主张、“涉于擅兴”。监察御史舒元舆素与繁有矛盾，就抓住此事不放,状奏其滥杀,穷致繁罪。帝敕令于京兆府赐死,京城人又颇感其冤枉。“繁下狱,知且死，恐先人功业泯灭,从吏处求废纸,笔握著家传十篇,传于世。”（《新唐书》卷一三0）有人说:“李繁最后得以获释。出狱后，携带家人，来到处州定居。”（《千年西溪》，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那是一种主观推测,缺少事实依据。李繁最后的悲惨结局,正史的记载是明确的。定居州治九盘岭是在他处州任满之后,并非在出狱后。
  李繁虽有过劣迹,但更有善政,我们不能因其有劣迹就否定他的善政。他在处州任上的政绩,值得充分肯定,《处州府志》就将他列入“名宦”;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文阐述的文学主张和价值取向，也是可取的,故能千古流传。后人对此有吟咏：
  断碣余书饶古迹，高文烁斗振时流。
  千年多少循良吏，钟鼓长歌李邺侯。
  （明•张治统《檡山》）
  诗歌正反映后人对李繁建孔庙和韩愈撰碑文的赞扬与肯定。
  （赵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