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都区图书馆 内容
清明如镜的知事李钟岳
民国11年(1922)5月，丽水县来了一位知事李钟岳,字岱云，安徽桐城人。
他到丽水就任时，就碰上好溪涨大水,冲毁好溪堰坝及大片农田。第二年瓯江又发洪水。面对灾情，李知事脚穿草鞋，头带箬笠，深入住户，做好善后救灾工作。他两次报请华洋义赈会拨款，修复了好溪大坝及小水门南岸堤岸。
李钟岳于民国13年开始主修《丽水县志》，原处州军政分府民政部部长孙寿芝任总纂。民国15年完成，铅印，10册。凡例中说:“……丽水之有县志,自道光丙午(1846)创始，……同治甲戌(1874)重修之……今阅五十余年矣。时事迁移，国体改变，因革损益，先后异宜，以资掌故。”台北《中国方志丛书》亦收入此书。
李知事公正廉明，爱民如子,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官架子。早年,县官下乡,坐轿代步是寻常的事，李知事则不然。有次庞山发生山林纠纷,矛盾激化，李知事决定亲自前往解决。庞山离县城有60多里路,且有30里陡峭的山路，他仍然拒绝坐轿,竟穿起草鞋步行到庞山，经详细调查做了公正处理,双方都心服。
李知事办事认真,廉洁清明，以他的勇敢智警,还平息过一场即将流血死人的事件:当时，“大衙门”住着的省防军人,他们看戏时常常在戏台下仗势闹事，或调戏妇女，早年的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且较富有正义感,遇到看不惯的事，便会出来打抱不平。有次文昌阁戏院演戏，囿山背第十一中师范的学生在台下与省防军发生冲突。因为十一中与文昌阁很近，学生回校一鼓动，一大批学生就赶了过来，他们用木哑铃等把几个省防军打得头破血流。待荷枪实弹的省防军赶来,学生知道大事不妙马上逃回学校堵起大门,并搬来了石块、石灰到楼上，居高临下作抵抗。省防军包围了学校，准备攻打,李钟岳知事闻讯赶到现场，他挺身站在大门口挡住,并厉声喝道:你们先打死我好了!县知事开口，气势汹汹的省防军们一时愣住，不一会，大衙门的统领赶到，此事才算收场。如果李钟岳是一般官僚，对此事一推了之或置若罔闻，或稍有疏忽，不马上赶到现场果断处理，很可能会发生一场流血惨案。更可贵的是自那次闹事后，师范学校的纪律经过整顿一直很好。省防军在戏台下打架闹事的事也少有发生。
民国15年（1926）4月，李钟岳在丽水四年后，奉命调孝丰（今属安吉），丽水各界向上级要求挽留，未果。李知事离任时，自府前至大水门码头，沿街各商店门前都摆设香案，放清水一盘，镜子一面,表示他为官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夹道相送，纷纷向李知敬，李知事在李钟岳撰《重修丽水县震耳的鞭炮声中，也频频向沿街两旁的父老乡好溪堰碑记》亲行礼致谢，直到大水门码头，李知事与家小上船，大家依依不舍，含泪告别。
上个世纪90年代初,90高龄的卢起南先生（卢起南先生毕业于省立十一中师范学校,40年代任教师）与人谈起李钟岳时，他伸出大拇指十分钦佩地说:“李知事是一位真正的好官！”
李钟岳曾出任海南文昌县知事。在文昌任职期间，他为政廉明，崇尚文化,倡导文明，发展生产，使文昌的社会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深受群众爱戴。李钟岳任职期满返乡时，因两袖清风，身无积存,竟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文昌人民自发捐赠了一笔钱，含着热泪送走了这位好官。哪知李钟岳回乡后，变买家产又如数归还回这笔钱。当地百姓收到这笔退回来的钱时，个个是热泪盈眶，谁也不肯拿回自己的那份捐助,于是用这笔钱在文昌公园建一座“李公去思亭”，作为纪念。
（李蒙惠）掩护中共地下党的专员余森文
余森文(1903-1992),广东梅县人,中山大学毕业,1931年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务长、训育长。1933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在南京工作。
1937年2月，随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到杭州工作。同年9月来丽水任第九区行政监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适值国共合作抗日，他到各县视察，宣传动员群众,组织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抗日战争。同时做好浙江省机关迁移丽水的住房、交通运输、副食品供应等物质准备。
1938年1月，余森文赴武汉中央训练团受训，结识叶剑英同志。结业后任国民党广东省韶关党部书记长,创办《北江日报》,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引起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等的不满，联名报国民党中央要求将余森文调离广东。
1939年9月，应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邀请，再度来丽水任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1940年元旦起兼任丽水县县长，提出“刷新政治,发展生产，组织群众,抗日救国”的主张。1940年2月创办《民生日报》，自任社长,安排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十多人在报社工作,宣传抗日战争和浙江后方经济建设,揭露汪精卫投敌,报道皖南事变真相,宣传爱国侨领陈嘉庚赴丽慰问，促进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创办丽水县太平区、青田县海口区、云和县小顺区3个经济实验区，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安插了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开展抗日宣传,推行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垦荒队，开办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合作金库,发展经济工作。并利用自己的职权,掩护舒文、杜大公、邓旭初等安全转移,营救邱惜光、张志远、全清扬、王栋兴、林瑛等“取保”释放,制止逮捕徐旭、李平、王秀英、费恺、王春芳、杜永康、陈文明等人，下令释放林耀邦、曾绍文等人，掩护和营救了一批革命和进步青年。
1946年6月，余森文调温州，任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1948年7月，调杭州任浙江省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共上海局的领导，想方设法保护钱江大桥不受破坏,为策反海宁、平湖县国民党上层人物起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后，余森文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副局长、建设局局长，浙江省建工厅副厅长，杭州市副市长，第一、二、四届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第四届省政协常委。1992年5月25日在杭州病逝。生前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民国11年(1922)5月，丽水县来了一位知事李钟岳,字岱云，安徽桐城人。
他到丽水就任时，就碰上好溪涨大水,冲毁好溪堰坝及大片农田。第二年瓯江又发洪水。面对灾情，李知事脚穿草鞋，头带箬笠，深入住户，做好善后救灾工作。他两次报请华洋义赈会拨款，修复了好溪大坝及小水门南岸堤岸。
李钟岳于民国13年开始主修《丽水县志》，原处州军政分府民政部部长孙寿芝任总纂。民国15年完成，铅印，10册。凡例中说:“……丽水之有县志,自道光丙午(1846)创始，……同治甲戌(1874)重修之……今阅五十余年矣。时事迁移，国体改变，因革损益，先后异宜，以资掌故。”台北《中国方志丛书》亦收入此书。
李知事公正廉明，爱民如子,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官架子。早年,县官下乡,坐轿代步是寻常的事，李知事则不然。有次庞山发生山林纠纷,矛盾激化，李知事决定亲自前往解决。庞山离县城有60多里路,且有30里陡峭的山路，他仍然拒绝坐轿,竟穿起草鞋步行到庞山，经详细调查做了公正处理,双方都心服。
李知事办事认真,廉洁清明，以他的勇敢智警,还平息过一场即将流血死人的事件:当时，“大衙门”住着的省防军人,他们看戏时常常在戏台下仗势闹事，或调戏妇女，早年的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且较富有正义感,遇到看不惯的事，便会出来打抱不平。有次文昌阁戏院演戏，囿山背第十一中师范的学生在台下与省防军发生冲突。因为十一中与文昌阁很近，学生回校一鼓动，一大批学生就赶了过来，他们用木哑铃等把几个省防军打得头破血流。待荷枪实弹的省防军赶来,学生知道大事不妙马上逃回学校堵起大门,并搬来了石块、石灰到楼上，居高临下作抵抗。省防军包围了学校，准备攻打,李钟岳知事闻讯赶到现场，他挺身站在大门口挡住,并厉声喝道:你们先打死我好了!县知事开口，气势汹汹的省防军们一时愣住，不一会，大衙门的统领赶到，此事才算收场。如果李钟岳是一般官僚，对此事一推了之或置若罔闻，或稍有疏忽，不马上赶到现场果断处理，很可能会发生一场流血惨案。更可贵的是自那次闹事后，师范学校的纪律经过整顿一直很好。省防军在戏台下打架闹事的事也少有发生。
民国15年（1926）4月，李钟岳在丽水四年后，奉命调孝丰（今属安吉），丽水各界向上级要求挽留，未果。李知事离任时，自府前至大水门码头，沿街各商店门前都摆设香案，放清水一盘，镜子一面,表示他为官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夹道相送，纷纷向李知敬，李知事在李钟岳撰《重修丽水县震耳的鞭炮声中，也频频向沿街两旁的父老乡好溪堰碑记》亲行礼致谢，直到大水门码头，李知事与家小上船，大家依依不舍，含泪告别。
上个世纪90年代初,90高龄的卢起南先生（卢起南先生毕业于省立十一中师范学校,40年代任教师）与人谈起李钟岳时，他伸出大拇指十分钦佩地说:“李知事是一位真正的好官！”
李钟岳曾出任海南文昌县知事。在文昌任职期间，他为政廉明，崇尚文化,倡导文明，发展生产，使文昌的社会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深受群众爱戴。李钟岳任职期满返乡时，因两袖清风，身无积存,竟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文昌人民自发捐赠了一笔钱，含着热泪送走了这位好官。哪知李钟岳回乡后，变买家产又如数归还回这笔钱。当地百姓收到这笔退回来的钱时，个个是热泪盈眶，谁也不肯拿回自己的那份捐助,于是用这笔钱在文昌公园建一座“李公去思亭”，作为纪念。
（李蒙惠）掩护中共地下党的专员余森文
余森文(1903-1992),广东梅县人,中山大学毕业,1931年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务长、训育长。1933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在南京工作。
1937年2月，随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到杭州工作。同年9月来丽水任第九区行政监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适值国共合作抗日，他到各县视察，宣传动员群众,组织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抗日战争。同时做好浙江省机关迁移丽水的住房、交通运输、副食品供应等物质准备。
1938年1月，余森文赴武汉中央训练团受训，结识叶剑英同志。结业后任国民党广东省韶关党部书记长,创办《北江日报》,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引起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等的不满，联名报国民党中央要求将余森文调离广东。
1939年9月，应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邀请，再度来丽水任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1940年元旦起兼任丽水县县长，提出“刷新政治,发展生产，组织群众,抗日救国”的主张。1940年2月创办《民生日报》，自任社长,安排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十多人在报社工作,宣传抗日战争和浙江后方经济建设,揭露汪精卫投敌,报道皖南事变真相,宣传爱国侨领陈嘉庚赴丽慰问，促进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创办丽水县太平区、青田县海口区、云和县小顺区3个经济实验区，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安插了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开展抗日宣传,推行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垦荒队，开办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合作金库,发展经济工作。并利用自己的职权,掩护舒文、杜大公、邓旭初等安全转移,营救邱惜光、张志远、全清扬、王栋兴、林瑛等“取保”释放,制止逮捕徐旭、李平、王秀英、费恺、王春芳、杜永康、陈文明等人，下令释放林耀邦、曾绍文等人，掩护和营救了一批革命和进步青年。
1946年6月，余森文调温州，任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1948年7月，调杭州任浙江省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共上海局的领导，想方设法保护钱江大桥不受破坏,为策反海宁、平湖县国民党上层人物起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后，余森文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副局长、建设局局长，浙江省建工厅副厅长，杭州市副市长，第一、二、四届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第四届省政协常委。1992年5月25日在杭州病逝。生前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