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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修东西二堰的方亨咸
  邵村
  康熙五年（1666年）
  方亨咸,字吉偶,号邵村，安徽桐城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丽水知县。当时刚经历改朝换代和抗清战事，尤其是顺治三年（1646）六月，明勋戚方国安反清失败，兵勇溃散，退入丽水,败兵大肆抢掠，丽水男女纷纷逃亡,丁口大减，田地荒芜,一派破败景象。方亨咸到任后,采取各种优惠办法招彳来外逃农户回乡，恢复农业生产，如发放耕牛、粮种，在一定年限内免去他们的赋税徭役等。外逃者相继回乡,人口逐渐增加。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他推行保甲法,强化治安,招收青壮年组织乡兵，并经常训练,加强了御寇能力,使得周边地区的盗寇不敢侵犯丽水县境。
  方亨咸重视教化，常和儒生们在一起讲论经书儒学，因此士人都很喜欢和他接近,他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威望。
  方亨咸重视水利建设。他见东郊好溪堰严重崩坏，影响灌溉和城中用水,就捐银备料、雇工，组织民众重筑堰坝,垒石修堤,引水入渠。并设北堰、小堰、东堰,将好溪渠分为三派支流，灌田二万余亩。百姓念其恩德，将好溪堰改名为“子来堰”。典出《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意思是民心归附，如子女趋事父母，不召自来，踊跃参与。
  顺治六年（1649）春天，方亨咸下乡劝农（旧时，县令每年春天到民间劝导农民下田耕种，称“劝农”）,到了西乡（今碧湖一带）,召集父老,慰问辛劳,询问百姓利害疾苦。父老们诉说近几十年战事不断，当官的把做官看成住旅店，没有心思顾及水利，而溪水长年累月奔流侵蚀,通济堰有的地段被冲，有的地段干涸，水不再在原来的堰
  方亨咸印
  康熙五年（1666年）
  肚心剖出酬知己
  康熙五年（1666年）渠里流淌了，什么地方好流就往什么地方流，年年有旱灾，苦煞了西乡百姓，修缮通济堰是当今头等大事。方亨咸到实地察看，认为应趁堰渠尚未大坏时作一次修补,现在只需花时3个月，费用万缗，便可修复,否则,让它颓败不问，总有一天会全面崩溃,酿成大患。他倡言由各都图受益农户投工、出钱，推选有德望的老人主持,全面修复堰渠。在方亨咸倡导下,官民协力,于春夏之交动工，当年秋天完工。
  方亨咸宦绩卓著，调京任刑部主事,累官至御史。
  方亨咸的父亲方拱乾，字坦庵，明朝天启年间进士,官至左谕德兼侍读。入清后官少詹事。为詹事府官员,掌管经史文章之事，充日讲官，编修书籍、典试、提学等事。与翰林院官相同顺治十四年(1657)因江南主考官方端，以联宗之故取中方拱乾五子方章钺,同主考官龚勋等亦有舞弊。事实败露,主考官、同主考官18人全部处绞刑,举人方章钺等8人各责40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城。方亨咸是方章钺的兄弟也受株连，与其父一同流放宁古塔。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江南丁酉科场案。后来,方氏父子均获释放归。
  方亨咸好文学，精于诗词，擅长书法。康熙中期是方亨咸从艺活动兴盛期。他善书法、治印,尤其精于小楷，兼长山水、花鸟画。著有《邵村诗集》、《塞外乐府》、《楚粤使稿》等。
  (吴克裘)
  方亨咸《喜鹊山果图》扇页
  方亨咸行草书王秉义救治战乱创伤
  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三藩之乱”。十三年三月，耿精忠从福建起兵反叛清廷。五月，遣都督徐尚朝率兵先后攻陷龙泉、庆元、云和。六月十三日，府城陷落。接着,攻破青田。叛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掠,丽水城惨不忍睹。十二月，清总兵李荣、陈世凯在积道山痛击叛军，徐尚朝带领残部怆惶逃窜。十四年(1675)三月,清军收复处州城,王秉义奉命任丽水知县。
  王秉义,字以质，奉天(今辽宁沈阳)人。他到任时战争刚结束，城邑残破，民生凋敝,官兵来来往往,县衙官吏疲于接待和支应供给。王秉义能随机应变,巧妙对付,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供应及时不匮乏。局势稍为安定,他就以战乱破坏严重,人丁流亡,生产难以恢复为由，奏请朝廷蠲免丽水十四、十五、十六年三年税粮，并请求授田于民垦种，获准。于是，百姓逐渐复业,社会渐渐走上安定。
  通济堰因战事蹂躏，官民均无暇顾及维修，造成支流壅塞。十九年 (1680),碧湖平原大旱，父老向县衙陈告。王秉义慨然以修葺通济堰为己任, 亲临堰区勘察，订出方案,并捐俸为士民作榜样。委派县尉钱德基为督工。当年冬竣工。
  王秉义在丽水当了9年知县，很得民心,使战后的丽水得以恢复,“民爱之若父母焉”。
  (吴克裘)
  刘廷玑的恩泽与诗篇永留丽水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六月盛暑。树木葱郁的栝苍古道上过来一支非同寻常的人马，其中坐在轿子当中的是一位文人模样的官员。他就是刚从台州司马任上升迁处州知府的刘廷玑。刘廷玑(1654-1715)字玉衡，号在园，辽宁辽阳人。在处州任知府的7年期间，这位被誉为“长才伟抱，文采风流”的知府，留下了一段勤政爱民、治绩卓著的佳话。同时，在治邑之余，他还留下了100余首诗作，这些诗作以记实的笔法叙事咏物、言志抒怀，较为丰满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他的品行踪迹。
  荒凉满眼费经营
  在刘廷玑来处州之前的十多年间，这座山城曾遭受了惨重的天灾人祸。据《丽水县志》载：“清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乱兵陷城；二十五年(1686)四月大雨四昼夜，水泛溢漂没田庐，溺者无算。”
  刘廷玑上任时,处州城郭仍然是一片荒芜,疮痍满目：
  “城里荒山城外溪，可怜今剩几残黎。十三年遇兵戈后，八丈波同石柱齐。官舍夜深犹过虎，人家日午不闻鸡。”(《处郡杂言八首》)
  “仍是草多人物少，何分城外与城中。”(《入行春门》)
  城郭荒凉冷落,百姓所剩无几，虎迹时有而鸡犬不闻,这令人怵目寒心的场面，着实给这位新来乍到的知府出了一道难题。更何况处州偏处浙西南山区,交通阻塞，地瘠民贫,百姓缺衣乏食,生活十分艰难:
  “不通车马不通帆，半在风林半在岩。腊月有时衣尚夹，全家终日食无咸。”(《处郡杂言八首》)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刘廷玑懂得，千头万绪，首先必须从解决吃饭问题抓起。他亲自下乡，到农民家里访问,了解农情,敦促生产。
  一次,正值水稻扬花季节,却遭遇了连日大雨,令他十分焦急。雨稍一停歇,他便来到郊外视察,但见水漫平野，稻田无花，看来是水灾在即,收成无望了，他知道老百姓已是穷到极至,不堪饥馑了,遂决定向朝廷奏报,要求减免农税。
  面对“民焉有不饥且死乎？鸠形者、满目菜色者载道也”的惨状,刘廷玑深感“触目痛心”,他亲自绘制了灾民惨状图,递呈两江总督，上报灾情，申请赈济;同时还捐岀自己的俸金，精心挑选能干的人员到温州购买大米。大米运回来以后，由官府发布告示，告知四乡，统一按进价出售,任百姓随意购买,“通融周济,务使户饔飧而人足食”。
  接着,刘廷玑设法把各乡逃荒的人招集回来，鼓励他们开垦荒地,循山开田。
  于是没过多久，处州就出现了男耕女织、重建家园的兴旺局面：
  寒蛩夜月鸣机急，哀雁秋风筑室齐。弃地可耕频买犊，……麦垅时时见一犁。（周浣初《和刘在园太守处郡杂言八首》）
  随着生产的恢复,农村出现了五谷丰登,百姓饭饱酒足的欢乐景象:
  一路荞花白，谁家豆荚肥。（《雨后郊行》）
  小箱大囷藏新谷，浅瓮深瓶贮旧醅。（《冬日至田家》）
  粮食丰收了,农业发展了，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溪无暴涨蛟龙隐，田有遗禾鸟雀争。商旅几人通小市，弦歌昨夜遍荒城。（周浣初《和刘在园太守处郡杂言八首》）
  经过几年的努力，整个山城出现了一派安详富足的景象：
  檐前高柳一旗风，破屋初添瓦一丛。临水几枝修竹净，隔篱无数野花红。村中昨夜迎新妇，市上今秋有醉翁。不怕催租人又到，收成颇比去年丰。（《处郡杂言八首》）
  秋常叠石修新堰
  农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以后,刘廷玑把目光投到了水利上。在刘廷玑来处州之前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于洪水暴涨，碧湖平原的水利命脉——通济堰被“悍流冲激,崩坏且尽”,碧湖平原几乎不是涝灾就是旱灾：连宵有雨沟全没，几日才晴土又干。
  （《处郡杂言八首》）要改变这样的状况,修渠筑堰是当务之急。康熙三十二年（1693）,刘廷玑带头捐俸，倡议修葺“自古资为利，于今圮不堪”的通济堰。刘廷玑委派州经历赵□到碧湖考察。通过实地勘察，了解了堰情之后，刘廷玑制定了修建通济堰的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
  是年秋天，他从邻县请来能工巧匠，又召集堰区劳动力，通济堰渠工地畚锸相望，人来人往。在知府的亲自带动下，当地百姓们筑坝修堰的热情空前高涨，每日都有上千人参加劳动：
  冶铁飞红焰，搜材砍翠竹。……手上千钧转，肩头数里担。（《修通济堰得覃字二十韵》）
  人们冶铁的冶铁，砍树的砍树,抬石的抬石,垒坝的垒坝,一派轰轰烈烈的劳动景象。
  由于谋划周详,百姓积极性高,加上天从人意,——“人谋天意合，雨少阳光含”,修堰工程非常顺利，从十月下旬开工，仅仅一个月便竣工了。堰成后，西乡的百姓们兴高采烈。许多父老乡亲涌到府厅上，对知府修堰的功德由衷赞谢,大伙儿说: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功劳啊!并表示要为他立祠。刘廷玑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哪里称得上功劳呢？
  通济堰修复以后，不仅有力地保证了碧湖平原的农业生产，同时也给西乡一带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
  夏喜禾苗秀，秋当稼穡甘。门前衣浣白，阶下米淘泔
  。
  （《修通济堰得覃字二十韵》）
  此后一段时期，在他的治下出现了一个较为升平的社会局面：
  “霜落深潭彻底清，年来鸡犬乐升平。隆冬闾里无寒色，卓午鱼盐有市声。”（《往视通济堰过碧湖即事》）
  修建学宫振兴文教
  处州地域偏僻,百姓贫穷,在浙江是“疆残地瘠于斯最”。经济困顿，文化落后。“八九人充童子试”，“地已穷困偏信鬼”（《处郡杂言八首》）,刘廷玑面对这荒凉破旧、百废待兴的残局，不免发出“谁信浙东有此地,尽教泪湿旧青衫”（《处郡杂言八首》）的感慨。刘廷玑知道,要从根本上扭转这山乡的落后面貌,首先必须振兴教育。于是他自上任起，就积极修建校舍，使生员们有一处像样的读书学习的地方,并用古代历史和儒家学术思想来熏陶生员、致力于吏治。光绪版《处州府志》（卷之九）对此有载：
  以经术饰吏治栝……公下车，首建学宫，焕然一新，士始有学舍，为诵读地。
  刘廷玑在《重建府学碑记》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思想：
  为政知所先后，吾慨乎今之为政者矣，三年计最首以修学宫为尤异之征。……余适来视兹土，方思振起文教，为朝廷广作人之化……（清光绪版 《处州府志》卷之十）
  刘廷玑到任的第三年，即康熙三十年（1691）,创建了处州最大的学府——南明书院。次年冬,他又带头“捐资庀材”,对南明书院进行了扩建，到康熙三十二年夏,颇具规模的南明书院落成。一年后，又重建了圭山书院。
  书院建成开学后,刘廷玑经常到书院看望生员,督查工作。每月初二、十六，刘廷玑还亲自到圭山书院讲学，“分课生童，上台器其能，檄赴省”，召集士子作文艺,以考校其勤惰。对于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者,奖给食物,使得学生们学习积极性高涨。他鼓励僚属学习六艺,使他们个个“仕优”。
  经过一段时间的切实努力，处州府文教落后的面貌迅速改观:“文阁巍峨学士崇……焕然黉序新千古。”（张弘祚《和刘太守处郡杂言八首》）“文运正昌风朴略，点顽何术比神仙。”（周浣初《和刘在园太守处郡杂言八首》
  经画城池兴修设施
  在兴办文教、恢复生产之后，刘廷玑还利用农闲时节，组织劳力疏浚内河，修补城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秋常叠石修新堰，夜旋陶砖补破城”。（《处郡杂言八首》）
  疏浚郡城内河。前面所说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洪水，不仅冲毁了通济堰，也使处州城府城墙坍塌,城中内河河道壅塞，河水漫溢。许多河段都被淤泥壅塞或被野草覆盖了 ,原本兼有泄涝防火的郡城内河,不仅不能洗汰，反而成了城中的隐患,沿河的居民尤其苦不堪言。
  刘廷玑对属僚说:现在对老百姓最有切身益处的,哪里还有比疏浚河道更重要的事情啊!第二年秋,他乘河水干涸之机视察估量,制定方案,并令衙吏带领民夫,逐段进行疏浚。沿河的百姓踊跃参与,人们挖的挖,挑的挑,争先恐后，不言劳累,不久便恢复了河道的畅通。
  修筑郡城。古代的州官每年的新春都要举行一次巡察农事的活动，叫做“巡春”。上任的次年春,刘廷玑在巡春过程中，看到城墙已经破落不堪，决定要把它修复好。他亲自主修,派工采料，雇人烧制城砖,利用农闲组织民工修补城墙。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施工，完成了处州府城的修建。
  重修却金馆。在栝苍古道上的刘山庄,有一座明朝的建筑“却金馆”,相传是明宣德年间温州太守何文渊离任途经投宿时，拒纳永嘉县丞于建遣子赠金之处。历来为后人所称道。刘廷玑任处州知府时，两过其废址。当地百姓怀念廉官,请求重修却金馆,他毅然答应:“修废举坠,此地方官实事也,余何敢让焉！ ”于是，他就近取材，购木陶砖，进行重建，并扩充其规模。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冬十月开工，次年秋七月落成。这次工程的费用，一部分由他个人捐助,一部分出自州县的各位僚属,还有一部分则由温州府的官员们捐赠。刘廷玑重修却金馆，表达了他对前贤东瓯廉守何文渊的敬仰，也表明了自己要做一个廉吏清官的志向。
  为了告诫为官者要廉洁守志，刘廷玑还特地在府治前的清香桥上造了一座“不染亭”，并作《不染亭记》:“窃愿官斯土者，皆取法乎不染之义，以兴莲比洁，而民皆化为无讼，不为刑狱犴狴沾染……”（康熙《处州府志》卷之十）
  此外,刘廷玑还在圭山建了文昌阁，重修了文昌庙;在三岩寺重修了广福寺。总之，“各属城池沟洫有关地方者，无不经画整理。”（光绪《处州府志》卷之十三）处州府城在刘廷玑的精心整治下，一派生机勃勃:“劳心无事不经营，历历雄图庆落成……善政已无遗美处，章天云汉颂秋横。”（张弘祚《和 〈刘太守处郡杂言八首〉》悯民情怀长留处邑
  刘廷玑在任处州知府期间，经常深入山乡，“问俗”“劝农”,了解百姓疾苦，体察民情。由于接触了社会的实际生活,写出了不少内容充实，脍炙人口的佳作。在他留下的许多纪实诗中，不但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真实的社会画卷，也为我们留下一位廉洁官吏的悯民情怀。除为人称道的《处郡杂言八首》之外,其他如
  旱
  神龙何惜一滂沱，兵火余黎剩几多。
  地到如今穷已尽，天呼不应意如何？
  未知民有冤能白，或是吾行政太苛？
  补救深惭无善策，且先飞檄缓催科。
  雨后郊行
  雨霁川原阔，荒村静掩扉。
  鹭逢秋水住，鸦带夕阳归。
  一路荞花白，谁家豆荚肥。
  民从忧旱后，得此暂相依。
  苦雨
  雨后关心郭外来，天凉那得稻花开。
  水吞平地疑无路，云没斜阳又起雷。
  今尚不妨唯苦瘦，后仍如此恐成灾。
  穷民再不堪饥馑，欲草封章奏玉台。
  都反映了他一以贯之的关怀民生、关注民瘓的悯民情怀。一次在桃花岭，忽然遭遇大雨，众人都为轿子不能抬担忧，而刘廷玑却为农民有水润田而高兴,“众为舆夫忧，我为农人喜”（《冯公岭遇雨》）。即便是与同僚登高游览，他也把民间疾苦挂在心头：
  “可怜废垒荒台畔，一日人家一举烟。”（《万象山》）
  正是有了这种为民造福的使命感，使得刘廷玑在任处州知府的七年时间里，作出了骄人的政绩,使原来破旧荒凉的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尽管政绩裴然,刘廷玑却未以功高自诩。当修好通济堰,父老乡亲对他称颂时,他谦虚地归功于前贤：
  “跻堂群致颂，抚案独怀惭。己力何曾用，天功未敢贪。
  古人遗法善，后世被恩覃。在宋推何相，同时有范参。
  莫忘垂创者，司马二詹南。”（《修通济堰得覃字二十四韵》）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刘廷玑身上, 有一种封建官吏少有的自我批判精神。他曾写过一首《劝农行》：
  “劝农劝农使君行，从者如云拥出城。未闻一语及民生，但言桥圮路不平。未知何以惠编氓，却怪壶浆不远迎。东村淡薄刘廷玑《在园杂志》选页胥吏争，西村更贫难支撑……”通过对官吏们前呼后拥去“劝农”，却不问民生,而是牢骚满腹,埋怨农民招待不周的形象刻画，以自我反省的角度，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下,官员们借劝农之名，行扰民之实的卑劣行径。最后,用农民的口吻表达了百姓们对这种官场游戏的反感与厌恶：
  “使君已博劝农名，唯愿及早回双旌。
  不来劝农农亦耕，勿劳再劝鸡犬惊！ ”
  所以,刘廷玑到乡村访问民情，往往都是独自一人去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独驾熊车问俗频”。他反对那种沽名钓誉的表面文章,常常不畏艰辛深入基层,了解真实的民情:“劝农自是寻常事,敢以荒凉废此行。”（《由松阳至遂昌道中》）在他看来，一个地方官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是天经地义的事, “桑麻但得农夫好,蔬水何妨刺史贫”。（《处郡杂言八首》）
  康熙三十四年（1695）,刘廷玑因治绩卓异，右迁温处道。临行前,他写有 《封印后作》：今晨暂却簿书忙，点检终年守栝苍。
  曾有何言垂不朽，竟无一事建非常。
  诗人直至挂印离任还在“检点”自己的言行，觉得自己“立言”无成，“立功”无就。从中可见刘廷玑对自己的要求之高。
  300余年过去了，刘廷玑和他那个时代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廉吏，刘廷玑的悯民情怀随着他的诗作一起,将长留在这座山城。
  (李蒙惠)
  因公负债的知县高崃云
  高崃云(1793-1843),字晓江,号芝崖，河南省项城县官会范桥人。幼年入私塾，读书非常刻苦,每年研读八股文都要写一二本心得体会。17岁中秀才，“食廩饩
  '。嘉庆二十四年(1819),26岁的高睐云参加河南乡试，中第六名举人。二十五年中进士。
  道光十八年(1838),高崃云任丽水县知县。丽水地处万山丛中,一些歹徒,常偷盗钱物和杀人掠财，案件不断。高徕云到任后,审理案狱经常到深夜子时以后。有一天，高崃云接到报案,有人发现在护城河里有被勒致死的尸体。高睐云连夜带领衙役，赶到现场附近秘密侦查。他发现有一人睡在桥下, 行迹可疑,当即抓捕了这个人。经审讯，正是勒死人的凶犯，结了案。
  道光二十年(1840)夏，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朝扬威将军奕经、靖夷将军奕山，受命率军到广州与英军作战。他们的军队相继经过丽水县境。当时战事紧张,“军容盛，帅令严”,地方官吏要为过境的军队供应帐篷、粮饷，运送军用物资,稍有不周,就会接到插着羽毛的紧急军中征调文书,和一把表示办不到就杀头的快刀。为使官兵不骚扰地方，高睐云常拿出俸禄垫付公用。应付了两年，薪俸用完了，还欠了大量的公债、私债。他拿着供应军需垫支的凭据,到军需局报销，但军需局却以军务未清为由,不给报账。
  同年，他兼任浙江乡试庚子恩科同考官，主持评卷,被授予文林郎、赠中
  宪大夫。上司认为他贤良而且很劳苦，就把他调到比较富裕的永嘉县任知县。即将成行，接到海上战争警讯，他只好把妻儿留在丽水，自己先去赴任。第二年，他的妻儿被接到永嘉时，他已经积劳成疾,病入膏肓。临终前，长子高钦中问他有什么遗言,他说了“守拙”两个字,又告诫道:“你如果考中进士,千万不要再做州县的官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初七日，高崃云病逝在永嘉任上，享年51岁。
  六年后，他儿子高钦中中了进士，当了官,拿着父亲留下的凭据到吏部去报销。可是，吏部不仅不报,还要他还清他父亲在丽水任上欠下的债务。当时袁甲三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掌兵科给事印。他写了一封信给浙江的官员, 说明高崃云在丽水居官的廉苦情况，他留下的“债务”才得到解决。
  高崃云生二子，长子高钦中,次子高钊中,两个儿子皆中进士。
  (吴志华)
  重视教育的刘履泰
  刘履泰,字阶六，河南商邱人。清同治年间(1868年前后)任丽水知县。
  刘履泰进士出身，为人宽厚平和。他经常深入民间访问,了解百姓疾苦, 对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了悉于心,从来不对百姓作苛刻而急切的事。
  早在咸丰8年(1858),刘履泰就已经担任过绍兴府会稽县的知县。身为阅历丰富的老知县,刘履泰知道,抓好教育、培养人才是振兴社会,改变落后面貌的根本举措。因此他兴学校，设义塾，于清同治九年(1870)设立了丽水最早的学校一一“履端义学”。“履端”用以指事物的初步、开端。与此同时，他各方面的善政也一步步推行,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刘履泰的治政才干引起了上官的器重，不久,调任嘉兴知县。不幸的是,刘履泰由于久劳成疾，病入膏肓,还未到任，就死在半路上。令人唏嘘的是, 刘履泰死后，居然非但袋无分文，而且还欠下了许多债务。亏得同僚们设法结清账目,筹措葬资,方得以殓棺归宁。
  (李蒙惠)'‘勤求民瘼
  ，剔弊兴利”的知府陈璚
  丽水南明山石梁下的碑刻上，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律诗:
  葛翁仙去也,何处觅丹砂。
  虹断石梁瀑，莺留山洞花。
  离文天奂象，丽景物增华。
  独立峰头啸，云开烂晚霞。
  这就是曾两任处州知府的清末著名书画家陈璚的留世之作——《春登南明山》。
  陈璚(1827-1906),字鹿笙,又作六笙、鹿生，号澹园，晚称老鹿,室名随所遇斋。广西郁平(今贵县)人。工诗善画，累知处州、台州、嘉兴、杭州等府,官至四川布政使。著有《随所遇斋诗集》，存《澹园吟草》1卷。为一代书法名家。
  在历任的清朝处州知府中,陈璚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据方志载,他在处州知府任上“勤求民瘼，剔弊兴利，庶政咸理”，政绩裴然，深受百姓爱戴。民国十五年(1926)版的《丽水县志》卷七——“州府宦绩附”中有一段关于他的记载：
  “陈璚，字鹿笙,广西浔州府贵县人。咸丰辛酉(1861)拔贡，才识练达，性耽风雅，工吟咏，书名冠一时。粤匪乱，佐曾忠襄、蒋果敏幕，由军功荐保道员。同治乙丑(1865),简放杭嘉湖道，以刚直忤某方伯，被议左迁。大府知其能，留办塘工局。以劳绩擢知府，历署嘉兴、台州府篆，旋补授处州知府，光绪十三年(1887)夏之官。是年，郡城适遭大水，疮痍未复。甫下车，勤求民瘼，剔弊兴利，庶政咸理。凡书院、育婴诸善政，皆次第整顿。复以栝郡土地硗瘠，民艰生计，乃购桑秧十万本，俾民领种，以兴蚕织之利……”
  陈璚来处州任知府前20多年，曾作为幕僚协助曾国荃(曾国藩之弟)、蒋益澧(浙江布政使)平定太平天国，“由军功荐保”任杭嘉湖道(省以下、州之上的行政区划,道署在杭州)道员(即守、巡诸道之行政长官,俗称道台,四品）。因其性格刚直不阿，违逆了长官，得罪了上司,被拟定贬官。幸好上级官府知道他的才干，就留他在塘工局（相当于水利局）任职。不久，又因治绩卓著,被擢拔为知府,在嘉兴、台州等地任职（“府篆”即对知府的雅称）。
  陈璚走马上任处州知府的时间是光绪十三年（1887）的夏天，此时处州城正遭受洪水冲淹，城垣与门楼塌毁。年届60的陈璚到任伊始，即踏勘城池,访贫问俗,了解百姓疾苦，剔弊兴利：带领吏民修缮城池,恢复被淹田地;为缓解百姓的贫困,他“筹开质库（此处指官办的当铺，兼营信用放贷）以便民”;同时，修缮书院，“购书训士，加课选材”,并为书院筹藏图书，以供生员披览;此外，他还举办了育婴堂，收养弃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璚到了处州以后，还把杭嘉湖地区先进的茶叶和蚕桑生产技术带到处州，“课茶桑以兴利”。他特地从嘉兴购来桑树苗10万棵，让百姓免费领取去种植。
  在杭嘉湖一带,妇女参与制茶、养蚕和织丝是平常事,但当时在处州,却“妇女鲜知织者”。于是，他打破旧习，让妇女学会制茶、养蚕和丝织,使我地区蚕桑渐兴，农民自此多了一条“救贫之良法”。（见作者在《调任杭州留别栝州诗八首》自注:“栝民多贫，正在筹开质库以便民，并课茶桑以兴利，购书训士，加课选材遽焉。”“栝俗妇女鲜知织者，蚕桑渐兴，勉习阙事，十年后，大利之所出，实救贫之良法。”）
  陈璚第一次任处州知府仅两年,便被调往台州。由于陈璚在处州任上救民安民,多有善政，深得百姓爱戴，当光绪十五年（1889）调守台州时,处州的百姓竟赶到府衙前拦住他的车子,不愿让他离去（《丽水县志》:“父老攀辕卧辙，皆依依不忍舍。”）
  两年之后，陈璚再次回任处州知府。与前
  陈璚诗碑次来时正遇洪水不同的是，这一年(1891)的夏天，处州适逢大旱。说来也巧，那天，陈璚车驾刚一到州府,竟突然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像是为他接风洗尘。处州百姓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都说是这个重回的好父母官带来的甘霖。
  陈璚是个才识超凡、风流儒雅的文士，因此，也特别怜才爱士。他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为了解决处郡学府中书籍少而生员阅书困难的问题，他专门为莲城书院购置各类图书，对学习成绩优异的高才生,提供给膳食津贴，同时增添课目让他们现露才能。
  作为一位工诗善画、书名冠时的名流,陈口在政事之暇,不废文翰,雅兴流
  襟:
  新除西圃秽，坐对南山陲。
  鸟助花间酒，蛩催竹里诗。
  衙清常放吏,课懒偶笞儿。
  长日无余事，挥毫墨半池。
  这是他的《调任杭州留别栝州诗八首》之一。陈璚雅爱山水，常驰足南明山、白云山、万象山等名胜，吟诗寄情。诗中“南山”即指南明山,据作者自注:“南明山在郭外五里，己丑辟署东小圃未毕调台，颜曰雪泥小圃，辛卯回任葺署西废园，颜曰西圃。莳花种竹，甫毕，又有杭州之行。”而对于“挥毫墨半池”,作者的解释是:“乞书者众，老兴也乐此不疲。”
  此外,陈璚在处州还留下了许多清美入画的动人诗句：
  绿野一犁春夜雨，白云满郭午炊烟。
  梵钟声远飞山外，松竹香清落几前。
  陈璚书信（片断）(《万象山》)
  僧楼细雨樽中酒，驿路春风柳外骢。
  话到莺花人已老，诗成云树梦相通。
  (《光绪壬辰春调任杭府烟雨楼话别》)
  光绪十八年(1892),陈璚因治处政绩卓著而“调补杭州”,任杭州知府。临行前，他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调任杭州留别栝州诗八首》。其中既有“一官如传舍，席暖又迁移”、“此行何太速，此地忍将离”的不舍和“拙政愧无补,虚名负所知”的谦逊,也有“耕织今仍重，图书古是师。无事消雀角,有志刷鸿仪”的殷殷嘱咐、“厥土谁令瘠,何人富教施”的关切记挂和“祝遂篝车愿,诗成福履绥”的美好祝愿;更有“长揖栝山去，青青日萦思”、“双鱼相问讯，远寄厦河湄”的绵绵牵念。
  在留给处州的最后的诗篇里，勤政爱民的知府陈璚和清高正直的诗人陈璚也把一片玉壶冰心的情怀留在了处州这块土地上。
  (李蒙惠)
  彭润章主修县志
  彭润章,字泽之，一字苇山，原籍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后迁居贵州黄平州。清道光六年(1826)生，同治七年(1868)进士。同治十一年(1872),任庆元县知县，不久，调知丽水县。
  彭润章为人宽厚慈祥，勤政爱民。生活非常节俭，几与苦寒人无异。然而他性格刚直,执法公允,办事令人信服。尤其是他为民做主,不畏豪强权势的表现，曾一时传为美谈。
  当时驻在丽水营的兵士，倚仗上官的威势，作威作福，蛮横非常。每当春花之际，他们都把马放到郊外,践食田间麦苗。农民向他们提出索赔,他们不理不睬,甚至连县官也不放在眼里。此事长期得不到解决，农民们敢怒不敢言。彭润章到职后，知道了此事，果断下令禁止，有违犯者，坚罚勿贷。初时, 营兵中有试法者，彭润章言出必果，绳之以法。于是营兵方才有所收敛，放马之风总算平息。
  彭润章初到时，邑中的书院已荒废多年，他为了兴复圭山书院,拨出寺庙田600余亩作为书院的日常经费,聘请老师，招收生员，让书院开课，对于优秀的学生,还给予奖励。
  彭润章购买了数万株桑苗,发给农民栽种,希望通过发展蚕桑业，振兴农村经济。
  彭润章对重修丽水县志,也作出贡献。他得知县志已多年未修,慨然说道:“重修县志,使乡邦文献赖以传承,这也是我这个一县之长的责任啊!”于是竭力筹措资金,组织人马,在他的主持下，重修了丽水县志。
  后来,彭润章调补平湖知县。卸任之日，丽水士民爱其德政,制作颂德匾相赠。
  （李蒙惠）
  赵亮熙留碑南明山
  登上南明山,步入仁寿寺山门,抬头仰望，石梁上的摩崖石刻琳琅满目。在石梁下,竖着几块碑刻，其中有一方保存完好的石碑上，端正、秀丽的楷书字字清晰,常吸引不少游人驻足细细鉴赏,有的还会情不自禁地吟哦出声：
  光绪壬辰（十八年,1892）十月十三日游南明山仁寿寺。甫入门，见佛殿下两方池。如梦初觉，乃昔年梦中所常游玩者。可见凡事皆前定也。爰戏题四绝以纪之。
  凭栏闲玩水澄清，却向栏前更濯缨。①
  此境昔年曾入梦，今朝石上证三生。
  闾阎②简朴古风留，三月操刀乏远猷。③
  辜负我民盹挚④意，匆匆又说向台州。⑤
  浮沉郎署卅三春⑥，同谱无多剩此身。齿发渐衰情未改，问心不负是斯民。
  光阴荏苒去如梭，五十余年历境多。
  直到白头方出守，南明山上且高歌。
  宜宾赵亮熙未是草
  须发已白的赵亮熙,首次登临南明山,竟发现这里曾经是他早年梦中常来游玩的地方。四川宜宾与浙江处州，山川阻隔，遥遥千里,梦境与现实竟如此相符，无怪乎会发出“事皆前定也”的感叹。从惊喜中人们看到诗人初来乍到就爱上这里了。他必然要为处州做些造福百姓的事了。流传至今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赵本府传说，证实赵亮熙的确是位深受丽水人民爱戴的好知府。民间都称他为赵本府,但不知这称呼出自何典。
  赵亮熙(？-约1905),字寅臣，四川宜宾人。咸丰十年(1860)进士，分入工部,因没有空缺,一直不能补职,人谓之“苦守寒窑王宝钏。”直到同治七年 (1868)才补主事,后升员外郎。曾多次以部郎身份为主考官。光绪十八年(1892)外放处州任知府，七月到任。第二年调知台州。三年后,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台州知府任满,再次调处州任知府。
  赵亮熙“性刚直，风裁峻整,果毅有为”,文牍案卷必亲自披阅。处理政务只求合乎情理，不拘泥于现成的惯例。传说他审理案件常常不在府署大堂上,而在府衙前面的广场上公开审判，起到警示、劝诫、教化作用。他常常穿着便服,不带随从，一个人走街串巷，了解民情。“遇勤苦者，辄加奖恤”。民间传说，某天，他在厦河门外铜牌桥边见到一块地的毛芋长得特别好,便询问正在地里劳作的那位农民，听了农民勤劳耕作、细心管理的介绍，便赏了他两块银元。有个郊外的农民,每天一早挑柴进城卖，卖了柴挑一担粪肥回去,常常被赵知府碰到，每次都赏给他几文钱。这些事不胫而走，传为佳话。
  赵亮熙关注教育，每逢书院课考,他把生员召集到府署,关门让每人写两篇文章、一首诗,第二天早晨交卷,他亲自校阅批改,评定等级次第。他劝勉生员力学必以敦品笃行为先。“训诲勤恳，无异父师之诏子弟焉”。处州距离省城遥远,每逢“宾兴”——清朝惯例，地方官设宴招待赴省应乡试的士赵亮熙《南明山四绝诗碑》
  人。一些贫穷的读书人，因没有路费，不能去赶考。赵亮熙设法为他们筹措路费，设宴为所有赴考之士饯行，“礼貌有加,士气咸奋”，增强了考生的信心和勇气。
  赵亮熙“操守清廉,爱才若渴,”但是“严于嫉恶，见人稍不循礼法,”就当面斥责毫不宽容，因此，人们都忌惮他的威严。他管束和治理府中吏胥十分严厉，使得 “蠹役奸胥望风敛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瓯江流域各处连日暴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七月廿日、八月十日两次洪水淹漫府城,城厢内外水高数丈。东郊盆地和碧湖平原基本绝收,“嗷鸿遍野”。赵亮熙紧急开启常平仓、预备仓和义仓,平粜、借贷、赈济，但仓廩全罄尚不能渡灾。饥民涌入府署。碧湖饥民将不肯平粜稻谷的财主戴高帽游街。赵亮熙向省台请求拨款向外地购粮,获准。于是“按户赈济，灾民赖以存活。”
  府城厦河一带紧临大溪、好溪两水,暴雨季节常被浸漫。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赵亮熙首先捐俸倡修水障，并拨府库钱3000缗(每缗1000文，计300万文)，组织民工修筑,水障建成,厦河民居、田地免受水患。
  赵亮熙受到近代维新思想影响，主张废科举办新学。他的宅第在酱园弄谭宅，房主谭献(1847-1912为清末岁贡生，任圭山书院讲学，知识渊博，教学有方，两人过从甚密。赵亮熙鼓励谭献办学兴教,谭献听从知府意愿,首先在宅中举办私塾，教授文学、数学，开新学之先。光绪二十八(1902),赵亮熙改莲城书院为崇正学堂，比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下诏“废科举，办学校” 还早三年。
  此外,赵亮熙还有许多利民之举,“如散借仓谷以惠贫民;广设义学，以端蒙养;除育婴之弊,浚堰工之利。善政宜民，莫可枚举。”
  赵亮熙“守栝九载，颂声载道”。他的德才与德政闻名远近，行省抚院器重他的才能，他两次荣膺考核“卓异”（清代吏部考核官吏，评定等级,才能出众为“卓异”）。两任六年俸满，入京觐见，又命他回到处州任知府。终于因为生性刚直，不阿谀奉承，得罪了上司，但他德高才茂，无由贬谪，巡台只好以调省解其任。赵亮熙没有赴任行省。不久患病,在处州去世。“民思其遗爱, 莫不痛惜焉。”
  如本文开头所引赵亮熙南明山碑诗所言,赵知府首次守栝，甫数月“匆匆又说向台州”，留下“辜负我民肫挚意”的遗憾。然而再守栝州九载,以善政惠民，直至献身处郡，实现了“问心不负是斯民”的平生夙愿。可谓“事皆前定也”。
  赵亮熙在南明山留下石碑，在民间留下口碑。
  当代著名戏曲家、戏曲理论家、作家、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 （1902-1985）在他1979年6月写的《自传》开头说:“我1902年出生在浙江丽水。我的原籍是四川宜宾，但我从来没有到四川去过。5岁我就迁居安徽芜湖,……”他是赵亮熙的孙子，他的父亲赵锡嘉，民国初年从事文化工作。赵景深出生时，赵亮熙还在知府任上。景深5岁离开丽水，是1907年，该是赵亮熙去世后一年。
  注释：
  ①濯缨：濯，洗涤；缨，系冠的丝带。《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王逸章句：“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而乐。”后用“濯缨”表示避世隐居或清高自守。
  ②闾阎：里巷的门。借指草民。③远猷:长远的谋划。④肫挚：诚恳真挚。⑤匆匆句：赵亮熙：光绪十八年（1892）来处州任知府，十九年调知台州，时间短促。⑥浮沉句：郎署，明清称京曹为郎署，亦泛指官场；卅三春，赵亮熙自咸丰十年（1860）进士及第，入仕，至出任处州知府，已过去33年。
  （吴克裘）“鬻田兴学”的知府萧文昭
  清朝统治处州267年,先后有100位知府，其中当过三任的3人，当过两任的4人。萧文昭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宣统二年(1910)两度出任处州知府，是处州最后的一位知府。
  毛虎侯先生在《辛亥革命在丽水》中，以迎接光复军进府城的亲身经历,对处州光复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写，其中对光复军进入府衙是这样写的:“时处州知府萧文昭尚躲在府署，被金志振打了两个巴掌，喝令他交出印信簿,把他赶了出去。知县范传衣自知不容于众，早已逃走了。”(事实上，范传衣是府同知。丽水县知县由知府萧文昭兼)另一位作者写的文章里还说“一名光复军把刀架在萧文昭的脖子上，叫他交出印信簿籍。”作为封建王朝的知府,萧文昭无疑是辛亥革命的对象，当时,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并打他两个巴掌，叫他交出印信,将他赶出府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个人人品方面和在丽水所做的事看,他却是一位值得敬佩的知识分子和官员。
  萧文昭,字叔衡,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授刑部代递主事(最低级司官)。当时腐败的清政府不断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处于危亡之中，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力图学习东方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挽救祖国。在他们的推动下，维新运动不断高涨。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萧文昭是受维新派思想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曾数次上书,建言实行新政，开办茶叶学堂，举办机器制茶厂,扩大茶叶出口，以平衡贸易逆差,深得光绪皇帝赏识。由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103天的维新变法，以改良派的流血牺牲而告终。萧文昭的建言也付诸东流。光绪三十二年(1906),萧文昭被派到处州任知府。
  萧文昭来丽水前,通济堰曾两次遭受洪水袭击,堰坝、陡门被冲毁,因政局动荡，没有及时修复,堰渠淤塞,碧湖平原粮食连年歉收。萧文昭到处州后，急民所急,与丽水知县黄融恩计议修葺通济堰。他亲临堰区勘视,召集当地士民商议,并率先捐俸带动筹款。通济堰经过整修，恢复了灌溉功能。萧文昭又与丽水县丞、堰长等商议，在碧湖龙庙后建造三间西堰公所,作为堰长、堰董议事办事场所,并设神龛,祀奉对通济堰作出贡献的先贤，建造粮仓,储存堰租。随后又制订《通济堰善后章程》，刻石立碑(今存),完善管理制度。萧文昭到处州任知府的前一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下诏“废科举,兴学堂”,丽水莲城书院改成的崇正学堂改为处州中学堂，就是丽水中学的前身。萧文昭到任后视察学堂，见校舍简陋，便捐赠银元250元，扩建学舍,并创建种植学堂、阅报所和图书馆。又拨款令丽水知县黄融恩开办劝学所。处州所属各县，也相继开办学堂,但资金匮缺，十分困难，萧文昭遵照先祖父母、先父母“鬻田兴学”的遗训,写信给善化老家的亲属，叫他们变卖田产，汇来解湘平银1485两,全部捐出用来办学和充实图书馆。这一义举深得民众和省署称赞,浙江提学使支恒荣认为萧文昭“摄篆处州，实心任事，提倡学务，不遗余力”，“仰承先志，由原籍变卖田产捐银补学，洵属难能可贵”。奏请朝廷在其家乡建立牌坊旌表其先祖父母、先父母和萧文昭。
  萧文昭于三十三年(1907)八月离任。三年后,即宣统二年(1910),九月,再次来处州任知府,并兼丽水知县。这时,腐朽的清朝已经穷途末路,走到尽头。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1月初，浙江宣布独立;11月25日，吕逢樵从缙云壶镇率领光复军光复处州府城。萧文昭作为最后一位处州知府,随着清朝的灭亡离开处州。他虽怀爱国、惠民、济世之心，很想做一番事业，但生不逢时,仕不逢时,壮志难酬。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
  (吴克裘)
  黄融恩勤政爱民
  黄融恩，字朗轩，江西玉山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任丽水知县。他廉洁开明,勤思慎行，能洞悉民隐,善于分析案情,判断公允,因此少有冤狱。
  黄融恩尤其留意新政,能与时俱进。当时各地普遍兴办新学,学风振兴,而丽水由于僻处山区，风气未开，加上地方贫瘠，仅设有县立崇实两等小学一所。黄融恩极力振兴丽水教育，一方面千方百计为县立小学统筹经费,扩大其规模,另一方面，极力劝谕各乡绅民筹款，筹建新校。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碧湖保定两处又建立了震丽、植基两等民办小学。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靠天吃饭的过去，歉年常有逃荒要饭的灾民。黄融恩为了防患于未然，“又以社仓为备荒要政”，他在各大乡社设置了粮仓,并亲临各乡查验社谷，一旦发现有侵吞者，必令其加倍补偿。同时他极为重视农田水利灌溉,积极配合知府萧文昭，大修通济堰。据丽水县志载,他亲自“督工筹款,备极勤劳”。在他的主持下，清政府最后一次对通济堰的大规模兴修工程,终于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五日按时完工。
  先前,丽水农民缴纳税谷时，在每石谷定价外还另加征900文钱，称为“平馀仓”。是清代地方政府上缴正项钱粮时另给户部的部分，也叫“平馀银”。一般来源于赋税的加派,亦有另立名目加征的。乾隆元年就明文规定平馀银分给各部院官吏称“养廉”。对此，黄融恩听取各乡绅的禀报，根据丽水山区贫困的现状,报请上级政府,终于革除了这一弊端，黄融恩在丽水担任知县两年,做了不少好事，政声卓著,他离开以后很久,丽水的老百姓还非常怀念他。
  （李蒙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