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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后期，内忧外患，国势愈加衰败。“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们为了改革弊政，达到国富民强,开始对《周礼》大加研究,“欲以《周礼》究古今之变，量宋代制度之得失”。丽水人林琦便是其中重要一员。
林琦,字奇卿，绍熙元年（1190）进士。初为绍兴府教授，淹贯经术，以《周礼》作为周公经世济民之书,分数逐条列析,编成《周礼纲目》,得到翰林学士楼钥、礼部尚书倪思的赏识，上表将此书进献给皇帝,升任刑、工二部架阁, 掌管藏籍档案。
由于林琦的学术思想与当时永嘉学派相近，主张“事功之学”,因此也有称其为永嘉人。如《通志堂本》就将林琦说成永嘉人。清代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也曾进行考证，“东岩籍隶乐清,其所著书不应误认他郡人为乡人，疑（林）椅或本贯永嘉,侨寓丽水,亦未可定。然今无可考证，旧志《人物传》及《进士题名》均无其名。”而清道光《丽水县志》人物卷中载有林琦，《直斋书录解题》以及何镗《栝苍汇纪》也有记载。《直斋书录解题》二:“《周礼纲目》八卷、《摭说》一卷,绍兴府教授，栝苍林琦奇卿撰。”何镗《栝苍汇纪》十二:“林琦字奇卿,丽水人，绍兴庚戌进士。”因此，“琦确系栝苍人”。
林琦一生倾注了大量精力，钻研《周礼》。《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儒家经典，位居“三礼”之首，相传为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北宋时期，以李觏、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夫们将《周礼》奉为“兴致太平之书”,王安石甚至以《周礼》托古改制,即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到了南宋时期，山河面对破碎的安危局面，陈傅良、叶适等永嘉学者也纷纷开始钻研《周礼》，希望从中找到治国方案。林琦也“以《周礼》为周公经世之书,乃民极所由立，随类条列之，名曰《周礼纲目》。”《周礼纲目》是林琦针对南宋国弱民贫弊病而提出的全面改革南宋政治制度的“治理之道”。遗憾的是,《周礼纲目》全书现已亡佚,其所存的内容观点我们只能从宋王与之《周礼订义》中解读。根据《四库总目提要》,《周礼订义》“所采旧说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仅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等六家,其余四十五家则皆宋人,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而这四十五家宋人中就包括林琦。《周礼纲目》许多内容现仍保留在《周礼订义》中。
从《周礼订义》来看,《周礼纲目》通过分析周朝的国家典制,积极探索改革当时南宋政治制度弊端之路,其主要观点有:一是君臣“共治天下”。从北宋中期开始,宋代士大夫从帝王个人的智囊谋士向朝廷命臣角色转变，士大夫利用“天下公议”、“祖宗家法”来参政议政，主导国家事务的运行。但是到了南宋中后期，皇帝个人的“乾纲独断”不断冲击“共治”局面。在“共治”的博弈中,士大夫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因为,《周礼纲目》通过分析《周礼》中以冢宰为首的六官体系，主张内廷后宫以及财政大权和军事大权这些本来几乎是皇帝直接行使的权力必须都在士大夫主导的六官体系内运行。皇帝只能通过这个体系来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不能在这个体系之外增设新的、独立于六官体系的私人机构来行使皇权。《周礼纲目》主张的第二个观点是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针对南宋高度中央集权,分析了《周礼》的分级管理制度,提岀如何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与资源。《周礼纲目》主张的第三个观点是六官体系内部权利制约。六官之间需互相牵制、互相检束、互相监督,必免“权相”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礼纲目》提出的这种理想与近代欧洲的“虚君共和”宪政体制极为接近,所以也有人说，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如果没有蒙古人的入侵,宋朝就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翰林学士楼钥、礼部尚书倪思看了林琦的《周礼纲目》后，给予了很高评价，共同为其上表举荐,楼钥《荐黄肤卿林琦札子》称:“（林琦）所著《周礼纲目》一书,专论成周法度官职，以类相从,皆撮精要，周公遗制,可举而行，既非泥古以违今, 直可据经而从事。”
范仲淹《岳阳楼记》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琦《周礼纲目》所主张的理想的国家典制最终并未被当时的“皇帝”采纳付诸实施,只留在了纸张之上与人们的言谈之中，但林琦批著《周礼纲目》的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也正昭示了我国儒家学者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展示了“以学治己”、“以学治人”、“以学治天下”的儒家人格风范和内心精神世界。
（蒋丽敏）
林琦,字奇卿，绍熙元年（1190）进士。初为绍兴府教授，淹贯经术，以《周礼》作为周公经世济民之书,分数逐条列析,编成《周礼纲目》,得到翰林学士楼钥、礼部尚书倪思的赏识，上表将此书进献给皇帝,升任刑、工二部架阁, 掌管藏籍档案。
由于林琦的学术思想与当时永嘉学派相近，主张“事功之学”,因此也有称其为永嘉人。如《通志堂本》就将林琦说成永嘉人。清代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也曾进行考证，“东岩籍隶乐清,其所著书不应误认他郡人为乡人，疑（林）椅或本贯永嘉,侨寓丽水,亦未可定。然今无可考证，旧志《人物传》及《进士题名》均无其名。”而清道光《丽水县志》人物卷中载有林琦，《直斋书录解题》以及何镗《栝苍汇纪》也有记载。《直斋书录解题》二:“《周礼纲目》八卷、《摭说》一卷,绍兴府教授，栝苍林琦奇卿撰。”何镗《栝苍汇纪》十二:“林琦字奇卿,丽水人，绍兴庚戌进士。”因此，“琦确系栝苍人”。
林琦一生倾注了大量精力，钻研《周礼》。《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儒家经典，位居“三礼”之首，相传为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北宋时期，以李觏、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夫们将《周礼》奉为“兴致太平之书”,王安石甚至以《周礼》托古改制,即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到了南宋时期，山河面对破碎的安危局面，陈傅良、叶适等永嘉学者也纷纷开始钻研《周礼》，希望从中找到治国方案。林琦也“以《周礼》为周公经世之书,乃民极所由立，随类条列之，名曰《周礼纲目》。”《周礼纲目》是林琦针对南宋国弱民贫弊病而提出的全面改革南宋政治制度的“治理之道”。遗憾的是,《周礼纲目》全书现已亡佚,其所存的内容观点我们只能从宋王与之《周礼订义》中解读。根据《四库总目提要》,《周礼订义》“所采旧说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仅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等六家,其余四十五家则皆宋人,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而这四十五家宋人中就包括林琦。《周礼纲目》许多内容现仍保留在《周礼订义》中。
从《周礼订义》来看,《周礼纲目》通过分析周朝的国家典制,积极探索改革当时南宋政治制度弊端之路,其主要观点有:一是君臣“共治天下”。从北宋中期开始,宋代士大夫从帝王个人的智囊谋士向朝廷命臣角色转变，士大夫利用“天下公议”、“祖宗家法”来参政议政，主导国家事务的运行。但是到了南宋中后期，皇帝个人的“乾纲独断”不断冲击“共治”局面。在“共治”的博弈中,士大夫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因为,《周礼纲目》通过分析《周礼》中以冢宰为首的六官体系，主张内廷后宫以及财政大权和军事大权这些本来几乎是皇帝直接行使的权力必须都在士大夫主导的六官体系内运行。皇帝只能通过这个体系来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不能在这个体系之外增设新的、独立于六官体系的私人机构来行使皇权。《周礼纲目》主张的第二个观点是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针对南宋高度中央集权,分析了《周礼》的分级管理制度,提岀如何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与资源。《周礼纲目》主张的第三个观点是六官体系内部权利制约。六官之间需互相牵制、互相检束、互相监督,必免“权相”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礼纲目》提出的这种理想与近代欧洲的“虚君共和”宪政体制极为接近,所以也有人说，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如果没有蒙古人的入侵,宋朝就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翰林学士楼钥、礼部尚书倪思看了林琦的《周礼纲目》后，给予了很高评价，共同为其上表举荐,楼钥《荐黄肤卿林琦札子》称:“（林琦）所著《周礼纲目》一书,专论成周法度官职，以类相从,皆撮精要，周公遗制,可举而行，既非泥古以违今, 直可据经而从事。”
范仲淹《岳阳楼记》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琦《周礼纲目》所主张的理想的国家典制最终并未被当时的“皇帝”采纳付诸实施,只留在了纸张之上与人们的言谈之中，但林琦批著《周礼纲目》的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也正昭示了我国儒家学者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展示了“以学治己”、“以学治人”、“以学治天下”的儒家人格风范和内心精神世界。
（蒋丽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