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都区图书馆

前年,在本人所编一本小书的前言中，我曾写过这样的一段文字:“……现在发生的叫新闻,过去发生的叫历史。人类有'过去'，动物也有'过去'。但并不是任何动物的'过去'都可以叫做'历史'的。一些动物可能会有简单的记忆,但那往往只是个体性的,不可能积淀起来,前后传递,从而构成可以为群体所共享的集体经验。但人类不同,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可以用来记录、传播'过去的事情’，局部的、个体的经验就这样变成了群体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远古时期,会有一群人围着篝火坐下来，听老人讲讲前辈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原始人类的历史记忆。人类之外，不管多么聪明的动物,例如黑猩猩,大约总不会坐下来听老猩猩讲故事的吧。”所以，“简单的记忆”与“群体的经验”之间的本质差异,就是孟夫子所说的人之有别于禽兽者。在帝制时期，研习史学这种“群体的经验”,得以经科考之门而登仕途,因此它是一种极为“有用”的“术”;共和以来，世事变异,为治国之利器者乃工科商科之属,于是史学就从“有用”之“术”蜕变成了“无用”之“学”。不过，当国人从治生领域的奋起直追中缓过一口气来的时候，发现略有闲暇听老人讲讲前辈的故事了,于是“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渐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在史学内部，近二三十年来也有一些变更。中国作为大一统帝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这段历史不仅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也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数干年大一统的架构常常误导着我们的认识,所以我们的史观常着眼于全国,而忽视地方。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学术界在教条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下，重视“放之四海而皆准”,强调研究“规律”,更强化了史学研究中重一般而轻特殊的倾向。史学研究围着泊来的理论、概念打转,结果是写出来的中国历史著作常令人感到陌生,不真切,好像在讲一个遥远的国度。学生学了关于中国历史的课程,除了含含糊糊地记诵了一些“规律”、某某“社会性质”的解释等等之外,对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片国土的历史文化可能反而相当懵懂。
  事实上，中国地域广大，江南塞北,大漠海滨,文化极其丰富多彩,脱离各区域特殊性的抽象的中国历史是并不存在的。近年来，大陆史学界通过学术史的回顾，反思20世纪史学发展的历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史学研究应该跳出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中心、以非本土经验为理论指导的研究范式，转向基层社会史,转向本土经验，转向真正的“中国史”。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一个极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加强对各地方的历史之研究。没有对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历史之深入了解，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
  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地方历史中的主要内容。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虽常由物化的遗存直观地体现出来，如古建筑、古遗址等等,其实集中地保存历史文化的对象,更在于集聚了地域文化精髓的一些非物化的遗存,如民风民俗，以及由当地杰出历史人物所体现的卓然不群的人格精神与英雄气概。它们为一地民众所称颂,所仿效,所传扬,从而在不同层面影响、塑造着一地的文化精神，实为地方历史文化最为宝贵的遗产与标识。因此,叙述这些地方杰出人物的事迹，以传播之、颂扬之，对于地方人文精神的建设，利莫大焉。
  友人送来《莲都历史人物》的书稿，命我略述其中之要义。莲都古为处州之附郭,人杰地灵。书稿所及，多有我所未闻者,可知学海无涯之谓,洵非虚语，故略陈浅见，未必得当。不过读者——尤其是莲都的青年学生——阅读此书,必能有所收获，对乡邦文化更多一层了解，并进而增进对家乡的热爱，我想这也是编者的本意之所在吧。
  2008年12月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