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永嘉县图书馆

薛季宣是南宋时期永嘉学派的创始人。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中说：“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溉）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今人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谈及永嘉学派时，也认为“它真正获得独立的思想体系而自为门庭，当作一个异端学派而与理学、心学两派称‘鼎足’，实由薛季宣作为转变的中介。”同时，吕振羽在《叶适集》序言中也说：“叶适思想的若干基本论旨，《艮斋学案》所收《艮斋浪语集》及其他部分，已大都有了发端。”这些论述说明薛季宣在永嘉事功学派以及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号艮斋，谥文宪，南宋永嘉县人，《宋史·儒林》有传。出身官宦世家，父徽言，曾任起居舍人，以坚决反对秦桧和议而著名。薛季宣六岁时，父母双亡，为三伯父薛弼收养。薛弼是个颇有军事才能的官员，曾任岳飞的参谋官，季宣随弼宦游各地，因而得识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旧部，在老校退卒爱国主义熏陶下，成为主张抗金人士。十七岁时，薛弼亡故，往依其岳父荆湖北路安抚使孙汝翼，抄写机密文字，受学湖湘程门学者袁溉。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薛季宣以二伯父昌言恩荫，出任鄂州武昌县令。第二年秋天，金主完颜亮分兵四路，大举伐宋，深入蕲黄（州）以南，薛季宣动员人民守住武昌。以后历任婺州司理参军，除大理正、湖州知州，孝宗乾道九年（1173）病死。薛季宣学问渊博。陈傅良称赞他：“公自六经之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隐形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薛季宣著述丰富，于《诗》、《书》、《春秋》、《中庸》、《大学》、《论语》皆有训义，其杂著曰《浪语集》。现存有《书古文训》16卷，《浪语集》35卷。
  薛季宣的事功思想体现如下：
  主张义利一致性。薛季宣《大学解》“生财有大道”一段话的解释是：“《易》称：‘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国用所出，其可缓乎？虽然为国务民之义而已。……务民之义，则天下一家，而财不可胜用，藏之于下，犹在君也。以财发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为财之役矣，故君子先正其本。为上有节，为下敦本，财用之出，庸有穷乎？……聚敛之臣，不知义之所在，害加于盗，以争利于民也。民争利而至于乱，则不可救药矣。言利而析秋毫，必非养其大者之人也。所见之小，恶知利义之和哉！惟知利者为义之和，而后可与共论生财之道。”薛季宣在这里提出义和利的一致性，告诫统治者必须“为上有节”，剥削要有一定限度，不可与民争利。“为下敦本”，人民务农经商，生产致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财不可胜用”。这就是“义利之和”。这与以后叶适所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是相一致的。而和朱熹所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完全相反的。
  依靠民兵防边。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天，金主完颜亮大举伐宋，薛季宣守住武昌。武昌是个小县，“户三千五百，弓给财（才）五十人，土军十有九人”。薛季宣用保甲法组织人民，农闲时教习人民击刺、驰射，每五日轮流校阅。加强防御工作，战力大增。
  反对隆兴和议。孝宗隆兴元年（1163）五月，张浚北伐失败，投降派积极求和。第二年，宋金双方进行谈判，由于秦桧余党汤思退自坏边备，金人重占海、泗、唐、邓等州，以后双方达成和议，宋向金岁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在这次和议商谈时，薛季宣极力反对，明确指出妥协求和之害。曾上书给中书舍人胡铨说：“示弱求和，……无厌之求，必将纵于我矣。一辞其请，则和不可就；举从其命，必将有所不给。……然则今日之和，是为坐困之策。”提出目前保国之计，“和不若守”，“上策莫如自治”。他的“自治”，是要南宋政府加强守备，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达到国家富强，“则恢复之计在其中矣”。
  裁减冗官冗兵。孝宗乾道四年（1168）薛季宣被召对时，向孝宗说：“臣窃怪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于郡县，皇皇财用弊弊焉常患其不给，百姓睃肌及髓，而日以益甚。虽有卓荦之士，……终无以救其万分，详求其故，则冗官、冗兵二事，实有以困之也。”最后说：“与其张无职之官而紊政，养无用之兵而虚骄蠹国，人情不恤，固当图之。”希望孝宗加以整顿改革。薛季宣的意见切中时弊，可是积重难返，一直到南宋灭亡，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革除吏胥舞弊。一向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希望能为人民减轻一些负担，特别是革除吏胥舞弊。他针对当时吏胥在税收中舞弊情况提出各种解决办法，特别是州县要将每户科折（赋税）数目公开告诉人民，要有透明度，这样可减少吏胥作弊机会。
  合理使用人才。当时南宋统治阶级中一些当权者往往认为国家衰弱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人才缺乏。薛季宣则认为“天下之才，未尝乏也”，“伯王之主，不异代而求贤”。问题是在于如何重视人才，如何合理使用人才。应该用其所长，不能偏重门第、出身。
  在永嘉事功学派形成发展过程中，起承前启后作用的是陈傅良。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瑞安县人，是南宋颇负盛誉的学者。《宋史·儒林》有传，学者称止斋先生。陈是薛季宣的大弟子，而叶适则受其影响很深。叶适《陈公（傅良）墓志铭》说：“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又在陈傅良夫人《张令人墓志铭》中说：“其夫有学行文词经世之业，远近宗从，登门请义，通日夜，历寒暑，室内常无坐处。”可知陈傅良在永嘉学派中占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陈出身农家，九岁时，父母双亡，家道困穷，所以很早就在瑞安、永嘉教书，谋求衣食之资。孝宗乾道六年（1170）三十四岁时才入太学读书，乾道八年（1172）进士甲科及第，累任太学录，桂阳军知军，吏部员外郎，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等官。宁宗嘉泰三年（1203）卒于家。“死之日，囊橐枵然，仅余白金数十两以殓”。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著作颇多，现存有《止斋文集》52卷，《春秋后传》12卷，《历代兵制》8卷等。在哲学思想方面，批评朱熹的道学思想，继承薛季宣“道在器内”论点，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便有道，不是两样，须是识礼乐法度皆是道理。”主张为学必须务实，不喜欢空谈义理，其弟子曹叔远曾当面对朱熹说：“自年二十，从陈先生，其教人读书，但令事事理会。如读《周礼》，便理会三百六十官如何安顿，读《书》，便理会二帝三王所以区处天下之事，读《春秋》，便理会所以待伯者予夺之义。”并说：“若只管去理会道理，少间恐流于空虚。”陈傅良对史学造诣极深，有历史著作《建隆编》、《春秋后传》、《左氏章指》等书。《建隆编》又名《艺祖通鉴节略》，是将李焘《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宋太祖一朝史实加以考订节写而成。宋代著名史学家李心传称赞说：“近岁陈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并被推许为“最为知今”的学者。所著《历代兵制》，是通史性质的我国历代军制史，此书甚为现代学者、军事专家所推许，认为“在中国古代数以千计、门类赅备的军事著述中，属于通史性论述，历代军制存世之作，则仅有南宋时学者陈傅良著的《历代兵制》一书”。陈傅良深究史籍，目的是为“古为今用”，重视事功，曾指出：“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叶适赞美他：“能新美旧学而和齐用之。”陈傅良又是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学者、政治家，生当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时代，深痛南宋国势衰微，失土未复，时刻以恢复中原为念。他认为只有从“结民心”、“宽民力”、“处置冗兵”、“慎择官员”、“整顿财税”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问题。陈傅良在36岁中进士前一直在家教书，出仕后两次罢官，亦回乡执教，并创办仙岩书院，培养众多人材。叶适和他游从四十年，影响很深，从而使叶适能继往开来，成为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傅良的事功思想上承薛季宣，下启叶适等人，是永嘉学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