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永嘉县图书馆

农民
  建国前，多数农民少地或无地，主要靠租种地主土地和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生活非常贫困。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记载：“宋嘉祐三年（1058），永邑上户盘剥，贫农死50人。”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衙门堂院向佃农派租有岁进、岁派、岁殓、岁徭、岁造等6类73种地租。“清道光十四年（1834），上户盘剥，贫农死于饥疫，尸塞道路，以一棺殓二三尸，尽以橐草裹捲。”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7月，遭大水灾，早稻收入未及平常年景的一半，农民四处逃荒要饭。民国22年（1933），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朱涂、澄田、徐家塆、霞碧、沙村、葡萄棚作了调查，六村共有292户，1311人，田918.35亩。地主占总户数1.38％，占田28.42％，户均65.25亩；富农占总户数1.04％，占田10.96％，户均33.55亩；中农占总户数6.12％，占田17.37％，户均8.86亩；贫农占总户数76.38％，占田仅43.14％，户均1.78亩，人均0.41亩。租种田地负担地租的农民占90％，无需租种的农户仅33家。佃租租额，谷租一般在田地收获量一半以上，永佃田租额一般为收获量的30～40％。早稻登场，农民交租还债纳赋后，剩余已不多。每到年底，还不起债的农民通常以当地价50％的押款和70～80％的典价，将土地抵押、典当或出卖。民国17～22年（1928～1933）的五年中，地价下跌40％左右，但负债农民借贷无门，还是忍痛出卖田地，其中霞碧一村就出卖田地17亩。不少贫困农民迫于生计，给地主家当长工。永临、新桥一带有167人分散在158户地主家，他们终年劳作，除了残羹剩饭，所得工钱少得可怜。农忙时节受雇的短工工钱略高于长工，但除了吃饭，干一天活仅得一升米。
  建国后，经过1951年土地改革，农民获得生产资料主权，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热情。1950～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1.24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88.54％，年递增5.72％；农业人口年递增11.87％，人均耕地年递增2.85％。1952年虽遭水灾，全社会粮豆总产量却从1949年的8.31万吨增加到9.25万吨，年递增3.6％。据桥下乡三类典型户调查，1952年与1948年各项收入相比，贫农增97.4％，中农减8.2％，富农减22.9％。1950～1957年，全社会粮豆总产量每年平均递增5.4％。1957年，全社会粮豆总产量12.64万吨，为1949年的1.5倍，人均口粮240公斤；生猪饲养量从1949年6.66万头增加到13.76万头，户均从0.75头增至1.37头。农村经济总收入1843万元，人均纯收入29元。1958年以后，一连几年粮食生产遭受挫折，农民生活遇到困难。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增长34.25％，人均耕地从0.86亩减至0.61亩。全社会粮豆总产量从13.19万吨减至11.91万吨，下降9.7％.农业总产值从6849万元减至549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年均递减2.17％，人均口粮从196公斤减至149公斤，人均纯收入从36元降至27元。至1978年，粮食部门还供应农村定销粮235万公斤，超支欠款大队有324个，占大队总数36％，农民温饱问题仍未获得解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工业、家庭工业迅猛发展，各类专业村、重点户应运而生。1982年，江北和二大队朱炳新一家5人2.5个劳动力承包耕地30.2亩，年净收入6000余元，成为全县第一个规模种粮大户。是年，全县全社会粮豆总产量达21.35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比1949年1978年分别增长1.6倍、0.22倍。次年，各类专业大户发展到41393户，占总农户数25.7％。1980年人均收入仅28.31元的桥头公社，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迅速崛起，成为拥有“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的繁华集镇。不仅消化了全镇70％以上农业剩余劳动力，还引来大批外地劳动力，或经商、办厂，或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业。昔日难以维持生计的艺工、商贩、弹棉郎都成为企业主或购销员。1984年全镇工商两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86％。1987年人均纯收入达826元。地处北部边远山区的黄南村70年代建成扶贫公路，开发了竹木资源，人均收入从1980年前几十元提高到1985年325元，1989年508元，最低收入户人均341元。1990年连续遭受五次台风袭击，全县几万亩农田颗粒无收，全县全社会粮豆总产量减至17.16万吨，人均口粮减至197公斤，农业总产值还高达17359万元（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4.83倍、2.21倍。农、林、牧、副、渔产值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到1990年，全县有46.2％农民走出世代厮守的黑土地，或从事工商经贸活动，或进入乡镇企业做工，或创办家庭工业。全县外出劳动力9.95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26.63％，净收入达12160万元，为1978年900万元的13.5倍，农村经济总收入达81202万元，其中二、三产业比重从1980年的52.4％、1985年的65.1％提高到76.0％，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48元，1985年183元增加到1990年433元，有1400余人被列入乡镇统筹“五保”名单，其吃、穿、住、医、葬均得到基本保障。
  永嘉各地自然条件差别迥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收入上较大的差别，近几年愈益明显。突出表现在罗浮、永临两区和瓯北、桥头、上塘直属三镇的沿江平原同沙头、岩头、碧莲、岩坦、四川五区和中塘、路口直属二乡的山区半山区这两大地区的差别。前者面积占全县20.9％，人口占全县42％。1980年以后，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48元提高到1990年618.79元，增12.9倍，其中瓯北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达970元，居全县区、乡、镇首位，几乎全部摆脱贫困。后者面积占全县79.1％，人口占全县58％，由于受交通、能源等条件的制约，工业难以发展，经济收入中，农业始终占最大比重。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比前者少3.6个百分点。1990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碧莲区也只有356元，仍处在全县平均线以下。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下25个乡镇中，该地区占了24个。
  职工
  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至嘉庆七年（1802），永嘉县普通公职人员、斋夫年薪银12两，监捕、门斗年薪银各7.2两，皂隶、禁卒、斗级、民壮、库子等年薪银6两左右，最少的更夫仅3.5两，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民国时期（1912～1949），公职人员实行月薪制，因时局不稳，收入波动很大。民国36年（1947），城镇市场中熟大米平均每市斤2916元，公职人员月薪折合大米：县长128公斤，科员28～46公斤，事务员40.5公斤，收入最低的书记员仅9公斤。教员的平均收入略高于一般公职人员，月薪折合大米约45公斤。由于货币信誉丧失，37年（1948）11月起，每月发公务人员糙米8市斗，以稻谷折发。农村小学教职员工薪米年300公斤到450公斤不等。受雇于工商业主的职工，工资低微，且随时可能被解雇，学徒三年仅供膳宿无工资。手工业工人以上门服务居多。25年（1936），泥水匠、木匠、石匠不包饭每工工钱0.2银元（时3元兑一担谷）。40年代，成衣匠每工2.5升米，铁匠按件计酬，打一把锄头2.5公斤谷。因战乱频仍，百业萧条，不少手工业者找不到雇主，迫于生计，转而去做烧炭、卖柴、担盐等苦力活。解放前夕，县城温州中学教员月薪金圆券仅值大米5公斤多，以致全校总请假。
  建国初期，对行政干部（包括在革命队伍中婚生的子女）实行供给制，对接收录用的民国公职人员实行工资制，工资额高于供给制。1952年改为包干制，以工资分作计算单位。是年，机关工作人员人年均工资316元，比1949年提高7.9％。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比1949年提高60％以上。全县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2600人，年平均工资283元。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城镇居民多数有固定职业，收入相对稳定。1956年工资改革后，公职人员普遍增加工资，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均工资396元，比1952年增加113元，增长40％。1959年，县劳动科对27个工矿企业进行重点调查，企业职工月均工资23.75元。其中管理人员58.56元，最高88.50元，最低18.50元；生产工人24.42元，最高106.50元，最低9元。此后工资多次调整，1978年，全民职工年均工资提高到560元，比1956年增长41.4％；城镇集体职工年均工资提高到469元；乡办集体单位职工年均工资368元。
  1977年以后，职工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其中经过一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和八次部分工资调整。199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年均工资2153元；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工资1890元；全县超100万元的村办企业从1988年的41个增至75个，职工年均收入从2204元提高到2956元；手工业“五匠”日工资，从70年代的1.4～1.8元，提高到1990年的20～25元（包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