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永嘉县图书馆

第一节 收入
  农民
  建国前，多数农民少地或无地，主要靠租种地主土地和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生活非常贫困。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记载：“宋嘉祐三年（1058），永邑上户盘剥，贫农死50人。”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衙门堂院向佃农派租有岁进、岁派、岁殓、岁徭、岁造等6类73种地租。“清道光十四年（1834），上户盘剥，贫农死于饥疫，尸塞道路，以一棺殓二三尸，尽以橐草裹捲。”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7月，遭大水灾，早稻收入未及平常年景的一半，农民四处逃荒要饭。民国22年（1933），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朱涂、澄田、徐家塆、霞碧、沙村、葡萄棚作了调查，六村共有292户，1311人，田918.35亩。地主占总户数1.38％，占田28.42％，户均65.25亩；富农占总户数1.04％，占田10.96％，户均33.55亩；中农占总户数6.12％，占田17.37％，户均8.86亩；贫农占总户数76.38％，占田仅43.14％，户均1.78亩，人均0.41亩。租种田地负担地租的农民占90％，无需租种的农户仅33家。佃租租额，谷租一般在田地收获量一半以上，永佃田租额一般为收获量的30～40％。早稻登场，农民交租还债纳赋后，剩余已不多。每到年底，还不起债的农民通常以当地价50％的押款和70～80％的典价，将土地抵押、典当或出卖。民国17～22年（1928～1933）的五年中，地价下跌40％左右，但负债农民借贷无门，还是忍痛出卖田地，其中霞碧一村就出卖田地17亩。不少贫困农民迫于生计，给地主家当长工。永临、新桥一带有167人分散在158户地主家，他们终年劳作，除了残羹剩饭，所得工钱少得可怜。农忙时节受雇的短工工钱略高于长工，但除了吃饭，干一天活仅得一升米。
  建国后，经过1951年土地改革，农民获得生产资料主权，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热情。1950～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1.24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88.54％，年递增5.72％；农业人口年递增11.87％，人均耕地年递增2.85％。1952年虽遭水灾，全社会粮豆总产量却从1949年的8.31万吨增加到9.25万吨，年递增3.6％。据桥下乡三类典型户调查，1952年与1948年各项收入相比，贫农增97.4％，中农减8.2％，富农减22.9％。1950～1957年，全社会粮豆总产量每年平均递增5.4％。1957年，全社会粮豆总产量12.64万吨，为1949年的1.5倍，人均口粮240公斤；生猪饲养量从1949年6.66万头增加到13.76万头，户均从0.75头增至1.37头。农村经济总收入1843万元，人均纯收入29元。1958年以后，一连几年粮食生产遭受挫折，农民生活遇到困难。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增长34.25％，人均耕地从0.86亩减至0.61亩。全社会粮豆总产量从13.19万吨减至11.91万吨，下降9.7％.农业总产值从6849万元减至549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年均递减2.17％，人均口粮从196公斤减至149公斤，人均纯收入从36元降至27元。至1978年，粮食部门还供应农村定销粮235万公斤，超支欠款大队有324个，占大队总数36％，农民温饱问题仍未获得解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工业、家庭工业迅猛发展，各类专业村、重点户应运而生。1982年，江北和二大队朱炳新一家5人2.5个劳动力承包耕地30.2亩，年净收入6000余元，成为全县第一个规模种粮大户。是年，全县全社会粮豆总产量达21.35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比1949年1978年分别增长1.6倍、0.22倍。次年，各类专业大户发展到41393户，占总农户数25.7％。1980年人均收入仅28.31元的桥头公社，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迅速崛起，成为拥有“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的繁华集镇。不仅消化了全镇70％以上农业剩余劳动力，还引来大批外地劳动力，或经商、办厂，或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业。昔日难以维持生计的艺工、商贩、弹棉郎都成为企业主或购销员。1984年全镇工商两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86％。1987年人均纯收入达826元。地处北部边远山区的黄南村70年代建成扶贫公路，开发了竹木资源，人均收入从1980年前几十元提高到1985年325元，1989年508元，最低收入户人均341元。1990年连续遭受五次台风袭击，全县几万亩农田颗粒无收，全县全社会粮豆总产量减至17.16万吨，人均口粮减至197公斤，农业总产值还高达17359万元（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4.83倍、2.21倍。农、林、牧、副、渔产值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到1990年，全县有46.2％农民走出世代厮守的黑土地，或从事工商经贸活动，或进入乡镇企业做工，或创办家庭工业。全县外出劳动力9.95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26.63％，净收入达12160万元，为1978年900万元的13.5倍，农村经济总收入达81202万元，其中二、三产业比重从1980年的52.4％、1985年的65.1％提高到76.0％，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48元，1985年183元增加到1990年433元，有1400余人被列入乡镇统筹“五保”名单，其吃、穿、住、医、葬均得到基本保障。
  永嘉各地自然条件差别迥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收入上较大的差别，近几年愈益明显。突出表现在罗浮、永临两区和瓯北、桥头、上塘直属三镇的沿江平原同沙头、岩头、碧莲、岩坦、四川五区和中塘、路口直属二乡的山区半山区这两大地区的差别。前者面积占全县20.9％，人口占全县42％。1980年以后，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48元提高到1990年618.79元，增12.9倍，其中瓯北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达970元，居全县区、乡、镇首位，几乎全部摆脱贫困。后者面积占全县79.1％，人口占全县58％，由于受交通、能源等条件的制约，工业难以发展，经济收入中，农业始终占最大比重。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比前者少3.6个百分点。1990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碧莲区也只有356元，仍处在全县平均线以下。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下25个乡镇中，该地区占了24个。
  职工
  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至嘉庆七年（1802），永嘉县普通公职人员、斋夫年薪银12两，监捕、门斗年薪银各7.2两，皂隶、禁卒、斗级、民壮、库子等年薪银6两左右，最少的更夫仅3.5两，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民国时期（1912～1949），公职人员实行月薪制，因时局不稳，收入波动很大。民国36年（1947），城镇市场中熟大米平均每市斤2916元，公职人员月薪折合大米：县长128公斤，科员28～46公斤，事务员40.5公斤，收入最低的书记员仅9公斤。教员的平均收入略高于一般公职人员，月薪折合大米约45公斤。由于货币信誉丧失，37年（1948）11月起，每月发公务人员糙米8市斗，以稻谷折发。农村小学教职员工薪米年300公斤到450公斤不等。受雇于工商业主的职工，工资低微，且随时可能被解雇，学徒三年仅供膳宿无工资。手工业工人以上门服务居多。25年（1936），泥水匠、木匠、石匠不包饭每工工钱0.2银元（时3元兑一担谷）。40年代，成衣匠每工2.5升米，铁匠按件计酬，打一把锄头2.5公斤谷。因战乱频仍，百业萧条，不少手工业者找不到雇主，迫于生计，转而去做烧炭、卖柴、担盐等苦力活。解放前夕，县城温州中学教员月薪金圆券仅值大米5公斤多，以致全校总请假。
  建国初期，对行政干部（包括在革命队伍中婚生的子女）实行供给制，对接收录用的民国公职人员实行工资制，工资额高于供给制。1952年改为包干制，以工资分作计算单位。是年，机关工作人员人年均工资316元，比1949年提高7.9％。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比1949年提高60％以上。全县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2600人，年平均工资283元。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城镇居民多数有固定职业，收入相对稳定。1956年工资改革后，公职人员普遍增加工资，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均工资396元，比1952年增加113元，增长40％。1959年，县劳动科对27个工矿企业进行重点调查，企业职工月均工资23.75元。其中管理人员58.56元，最高88.50元，最低18.50元；生产工人24.42元，最高106.50元，最低9元。此后工资多次调整，1978年，全民职工年均工资提高到560元，比1956年增长41.4％；城镇集体职工年均工资提高到469元；乡办集体单位职工年均工资368元。
  1977年以后，职工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其中经过一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和八次部分工资调整。199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年均工资2153元；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工资1890元；全县超100万元的村办企业从1988年的41个增至75个，职工年均收入从2204元提高到2956元；手工业“五匠”日工资，从70年代的1.4～1.8元，提高到1990年的20～25元（包饭）。
  第二节 消费
  食衣住行用
  主食与副食 历史上沿江居民以大米为主食，山区贫困农民多以番薯、玉米等粗粮为主食，荒歉之年也有以野菜、树皮充饥。民国18年（1929）8月18日～11月15日大旱，县维持粮食委员会通过商会在芜湖办米50万石到县平粜，但由于豪绅富户乘机囤积居奇，高利借贷，仍有很多贫民吃树皮，典妻卖子，四处逃荒。沙头等6个区卖掉小孩2100人，饿死在上塘浦口祠堂有51人。公务员食物类生活指数从民国30年（1941）11月的107.05提高到32年（1943）8月的975.02。37年（1948），币值狂跌，每斤大米数十万元。6月，城区（今鹿城区）一老妇手持30万元无处购米，绝粮断炊，投河自尽。
  建国初，人民政府供给农村返销粮、救济粮，及时解决部分缺粮户的困难。1952年遇大水灾，县府拨救济款170万元（折新币），救济粮6万公斤，供销合作社供应农民优待粮3486700公斤，11岁以上月供应大米22.5公斤，10岁以下月供应11公斤，供给制干部按大灶1分、中灶1.43分、小灶1.8分供给大米。每分计中等米0.19公斤。此后城镇居民生活用品逐步实行计划供应。1957年城镇居民1487人，月人均定量成品粮15.5公斤。1958年11月，公社食堂化，农民吃“大锅饭”。是年城乡不产粮人口1万人，全年供应粮食262万公斤，薯类搭配30％，其中4个月以40％搭配，供应鲜薯55万公斤。次年不少食堂以菜代粮，粗粮细做。1960年，每人每天不足0.5公斤原粮的食堂有1127个，占食堂总数的45.7％，部分食堂一天三稀。入夏后全县出现浮肿病人13218人。10月后，有80％以上食堂拿番薯藤、叶作饭菜。至1961年1月中旬，全县301个大队，1250个食堂采集箸竹籽、葛藤、乌糯、稻秆、黄豆秆、玉米心共300万余公斤加工代食。是年1月份平均每天每人食用原粮：0，625公斤以上有3个大队，5个食堂；0.5公斤以上不满0.625公斤有72个大队，321个食堂；0.5公斤有130个大队，465个食堂；0.375公斤以上不满0.5公斤有217个大队，874个食堂；0.25公斤以上不满0.375公斤有195个大队，595个食堂；0.25公斤以下有60个大队，205个食堂。不久，食堂解散。困难时期，粮食国家供应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定量1公斤左右，并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其中相当部分被精简下放农村。1962年开始好转，“黑市”粮价比上年下降58％。1963年，早谷每百斤降至12.5～13.5元。1982年，稻谷等主粮占粮食的比重上升到80％，结束山区农民“番薯丝吃到老”的历史。80年代，玉米、薯类逐步成为家禽家畜主要饲料或用来粗粮精做以调换口味。主食人均年消费106.5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比重，从1980年34.1％下降到1990年19.8％，富裕的梨村占10.7％，贫困的大岙村高达46％。1990年实行乡镇统筹的五保户有293户、671人，占五保户总数63％，口粮标准为191公斤。非农业人口增至50104人，按定量供应大米，但不少人喜欢购买市场上的优质粮。1990年，社会销售原粮30566吨，比1980年，1985年分别增长86.91％，26.60％。
  昔日，肉、鱼、蛋一般人家很少吃，饲养家禽家畜主要为补给家用和积肥。抗日战争时期副食品奇缺。民国33年（1944），肉、蛋、菜油等价格比26年（1937）上涨100倍以上。建国后，供销部门定量供应油、盐、酒、糖等主要副食品，居民凭票购买。1953年开始，实行油价财政补贴。1957年，每人月供应油31.25～62.5克。1959年国庆节和中秋节，供应猪肉，农村每人62.5克，城镇居民125克。困难时期，凭票定量供应副食品扩大到熟食、豆制品、糕饼、水产等。1960年夏，商业部门拨出红糖2250公斤、桔饼300公斤、菜油750公斤、猪油500公斤及一些咸鱼等照顾病人。1960～1967年，儿童加发糕点票0.5公斤。1962年5月1日起，城乡居民食盐供应定量调整为每人每月0.55公斤。1963年经济复苏后，副食品敞开供应。议价猪肉从上年6月的每公斤7.30元下降到1.88元，每公斤鸡蛋从4.60元降到1.80元。70年代，通过奖售化肥收购蔬菜，以保证居民供应，糖果、奶制品、罐头等副食品居民并不常吃。80年代，集镇农贸市场日趋活跃，副食品种类增多，鱼、肉、禽、蛋等成为大部分城乡居民家常菜，副食品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活动的居民，副食品消费喜标新立异，以至出现超前消费的攀比风。请客送礼名目繁多，红白喜事一次摆酒20席、30席已非鲜见，菜谱花样不断翻新，从全鸡、全鸭、全蹄到蝤蠓、河鳗、甲鱼，还有名牌香烟、高档啤酒。“人情”礼金步步升高，从几元、几十元到几百元。据10个乡100户农户抽样调查，1984～1988年送礼金额人均从10.92元增至40.59元，增长2.86倍，年均递增40％；户均从57.88元增至218.51元，增长2.72倍，年均递增38.9％，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收入增长幅度。1988年，送礼总支出21551元，占生活费总支出的6％，占生产总支出的27.8％。据调查，农村住户副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80年的22.2％提高到1990年的30％，人均消费160.8元，比主食消费多54.3元。
  1962年，为缓解暂时困难，合理分配有限的物资，按职工工资6％～8％的比例发放商品购货券38万分，居民凭工分券购买南北货、罐头、蜜饯、酒类、面食、菜点。如红枣罐头每听1.74元，收工分券10分；纸包代乳粉每包1.41元，收7分；酱油鸭每市斤2.86元，收28分。1964年，实行副食品差价补贴，居民凭票购买。1979年，实行每月补贴。
  1985～1990年，共补贴1342.2万元，其中1990年粮油补贴101.3万元，肉食补贴33.1万元，平抑蔬菜市价补贴136.6万元。
  衣饰 民国时期，豪绅富商多穿绫罗绸缎衣服；中等收入者穿自产土染的丝织烤褂和斜纹、士林蓝布衣；一般农村居民穿自织的芒麻、棉等土布衣，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或是“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不少穷人则缺衣少被，每遇寒冬，便以“柴头当棉袄”。鞋以布鞋、蒲鞋、草鞋、木屐为多见。如山村西炉，抗日战争期间只有两件半绒衫和一双球鞋，建国前两年，寒冬时破絮加蓑衣、以蓑衣代被者占三分之一。民国32年（1943）8月，公务员的衣着类生活费指数，从30（1941）年11月的115.80提高到1513.04；翌年1月比抗日战争前夕的26年（1937）6月上涨277倍。
  建国后，居民衣着条件逐步改善。50年代，汗衫、卫生衫裤、解放鞋开始流行，机制的人民蓝、司光蓝、自由布、东方绸渐进农家。1956年，只有90多户的偏僻山村表山乡溪龙坑，也有卫生衫150多件。60年代，卡叽、灯芯绒、华达呢和化纤布逐渐增多，毛线衣也较常见。1961年冬，西炉村农民几乎户户有绒衫。1979年冬，据主要商品零售量统计，棉布为2282000米，是1951年的118.9倍；卫生衫裤165300件，棉毛衫裤712500件，绸缎3940。米，分别为1959年的5.3倍、48.1倍、8.8倍；呢绒、混纺分别为19100米和526300米。80年代，自纺自织的土布服装消失，化纤、涤棉、涤纶、混纺、尼龙、呢绒、毛料服装逐渐普及，真皮、裘皮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男装流行西服、茄克衫、运动衫、羊毛衫、风雪衫、羽绒服、牛仔服、皮茄克、呢大衣等；女装的款式色彩更是千姿百态，层出不穷，还注意金银首饰配搭。桥头镇建成区内16岁以上妇女人均首饰1.5件。80年代后期，服装样式更新速度加快，衣料质地向高档次发展，上百元一套（件）已司空见惯，购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也非个别富豪。鞋类人均消费量从1962年的0.1双提高到1990年1.06双，以胶鞋、塑料鞋、牛皮鞋、真皮旅游鞋见多。据1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1990年人均衣着消费38.7元，比1980年的17.8元增长1倍多，占生活消费总支出7.2％。1990年棉花人均消费量从1964年的0.5公斤下降至0.03公斤，棉布从5.7米降至0.26米。是年县财政取消棉花供应的差价补贴。对山区少衣缺被的贫困户，自1950年起政府一直给以救济。
  居住 历代居民都住木结构的瓦房，楠溪江中上游以凹字形或一字形的二层楼房居多。少数贫民长期栖身祠庙或草房。楠溪江下游则以平房为主。水灾频繁的七都乡居民，普遍住草房，且屡遭弃迁之苦。城镇公务员的房租类指数从民国30年（1941）11月的100.00提高到32年（1943）8月的500.00。1951年土地改革时，永嘉县将没收来的5400间房屋分给贫雇农，居住情况有所改善。六七十年代，农村陆续修建一些新房，样式多为砖木结构二层楼，但由于人口迅速增长，住房问题仍非常紧张。1983年，全县住祠庙和租借他人房屋的还有9800户。80年代，建房速度加快，档次不断提高，一般为2～4层（也有5层以上）的钢筋水泥结构楼房。1980～1990年，全县新建农村住房387万平方米，相当于建国后30年新建农村住房总和的1.22倍。到1990年底，农村拥有住房1570万平方米，占全县居民用房总数的88.23％，人均住房面积20.76平方米。据农村住户调查，1984、1986、1988年三年建房最多，户均建房间数分别为0.28间、0.2间、0.25间，建筑面积分别为6.8平方米、4.6平方米、9.3平方米，人均年末居住面积分别为13.6平方米、15.6平方米、19.9平方米。1990年，人均使用房屋价值从1985年689.4元提高到1990年2364.5元。1990年，全县人均住房消费42.5元，比1980年增长9倍，占生活消费总支出7.9％。1985年，桥头镇建成区内人均房屋使用面积12.75平方米，到1987年底有80％居民建成新房，大多三层以上，钢混结构，每幢造价一般在3万元以上，最高达16万元。
  部分山区农民到集镇或温州市区建房定居。1990年，迁入农村集镇1810人。农村集镇从1980年前的1个发展到11个，集镇人口相应增长8.13倍。1982～1990年，全县人口增长9.30％，而县直属三镇人口增长30.16％，县城上塘镇增长48.30％。其中自理户口8352人，占镇总人口19.8％。1986年开始建设城镇居民小区。到1990年，上塘、瓯北分别建成4～6层上宅下店式楼房1179间、397间。1990年末，城镇私人建房竣工13.6万平方米，单位面积每平方米造价160元；职工家属和集体宿舍竣工35184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160～271元；行政、事业单位共有公房134.2万平方米，其中建国后投资兴建116.8万平方米，占87.0％；县城有公、私居民住宅58万余平方米，比建国前扩大17倍，人均11.13平方米。住公房职工月支房租每平方米0.24元，租住民房职工由单位月支15～20元，超额自负，每平方米1.5元上下。清水埠居委会建公园式康乐山庄一座共108个套间（1993年竣工），以每平方米600元优惠价专供离退休干部购买居住。
  1990年，全县有90％以上住房安装电灯。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2380万千瓦时，其中乡村1442万千瓦时，为1985年196.95万千瓦时的7.3倍，城镇938万千瓦时，用户7399家，户均年支电费379.51元。
  昔日住房无自来水设施，居民大多饮用挑来的露天井水、塘水、溪水、湖水。1980年，永临朱涂大队建成县内第一家农村自来水厂，户户装上自来水管道，此后集资办自来水厂的村庄越来越多。1981～1990年，全县农村改水投资923.95万元，其中群众集资822.45万元，建农村自来水厂246座，农村供水普及率达50％，直接受益303800多人，受益率40％。
  农村烧饭做菜历来用薪柴、茅草和农作物秸秆作燃料，城镇居民多用木柴、锯末，后发展到煤炭。民国32年（1943）8月，公务员的燃料生活费指数比30年（1941）11月增长11.84倍。80年代，农村推广使用省柴灶达97.7％。县财政对居民生活用煤实行差价补贴。1986～1990年，共补贴328.5万元。80年代中后期，瓶罐液化石油气进入居民家庭，迅速取代用煤作燃料。城乡少数住户也有用电能烧水煮饭。1990年，人均年消耗柴草量0.615吨，比60年代减少0.356吨；农民生活用消耗为26.17万吨标煤，占生活、生产总消耗量的78％。据100户农户调查，1990年农民人均消耗煤炭133公斤，人均燃料支出22.65元，占人均生活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62年的9.2％降至4.2％。
  交通 民国时期，县内没有公路，民间往来全凭双腿，沿溪村民则利用竹筏、舴艋舟运送货物。建国后，交通事业迅速发展，1988年实现乡乡通公路。1966～1990年，通过民办公助，共修建机耕路131条306公里，全县69％村庄的居民，出门时免除了徒步之劳。1978年后，自行车、摩托车迅猛增加。自行车社会零售量从1959年49辆、1977年534辆激增到1986年10264辆。1990年，全县有自行车12万余辆，摩托车1914辆；少数家庭还有小汽车，345户的朱涂村就有轿车15辆。据抽样调查，1990年每百户农民有自行车88辆，摩托车2辆。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交通旅行费用也相应增加。据百户农民调查，1989年人均交通费支出10.3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1.6％。
  日用 建国前，农村居民的床、柜、桌、箱、椅和缸、钵、、盆、碗等日常生活用具多为竹木陶瓷所制。以拥有金漆木器和皮革、白藤、艺雕等类用具者为尊贵。公务员杂项类生活费指数从民国30年（1941）11月的100.00上升到32年（1943）8月的946.44。
  建国后，居民生活用品不断更新。50年代，保温瓶、搪瓷脸盆、铝制用具、手电筒等渐进农家。1959年6月开始，每人每月凭票购买肥皂半条。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主要日常生活必需品均凭购货券限量购买。70年代，以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所谓“三转一唱”为时髦。80年代，家用电器迅速增多，沿江乡镇青年结婚流行四件（收录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配一套（组合柜、板壁床、写字台），共需3万多元。先富起来的专业户、个体企业户、商贸经营户拥有卡拉OK机、录像机、煤气热水器等高档用具。不少居民家庭置有电话机。1990年末，农话到达2858户，人均话费3.16元，分别是1966年的10倍、15.8倍。市话到达1559户；私人住宅电话从1983年的1户发展到876户，占市话用户数的52.6％，城镇人口人均话费85.52元。据1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1990年人均日常生活用品消费62.24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11.6％，分别比1980年、1985年增长7.5倍、44.4％。
  文化生活
  晚清以来，按宗族聚居的各村庄都建有宗祠，祠中搭戏台，村民在传统节日或庙会期间，通过集资酬神活动看戏、听鼓词，或观龙灯、龙船。市民喜看“拦街福”、听鼓词。富贵人家常在喜庆日子请吹打班奏乐唱戏；贫困农民则以山歌、小调自娱。民国26年（1937），山区巽宅农民首次看到县民众流动施教团放映的美国无声电影。农民平日生活十分贫乏单调，以奕棋玩麻将为多见。公务员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生活费指数30年（1941）11月为104.81，32年（1943）8月上升到1085.38。
  建国后，人民群众随着政治、经济的翻身，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在参加冬学、民校学文化的同时，纷纷组织秧歌队、文工团、曲艺协会，演出《土地还家》、《三世仇》、《小二黑结婚》等配合政治中心任务的现代戏曲，还有快板、表演唱等。过去“千年不闻锣鼓响”的偏僻山村，这时也欢腾起来。1952年2月15日至16日，屿北农民首次看到省革命老区慰问团放映的《钢铁战士》等影片。1956年，农村中安装了3000只广播喇叭，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文娱节目，了解国家大事。1963～1966年，全县871个大队中有600多个建立俱乐部，开展各种文娱宣传活动，万众歌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城乡广阔阵地。但“文化大革命”期间，聚众赌博、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一度盛行。70年代后期，群众文化生活逐渐恢复，许多乡村集镇拥有影剧院、电影放映队、录像场、台球室、卡拉OK厅。城乡各系统多层次的音乐、体育、书画、摄影等比赛活动和联欢晚会频繁开展。居民普遍购置收录机、电视机，拥有高级音像设备的也不乏其人。自愿筹资兴办文化事业的人越来越多。永临区农民自筹资金81.3万元，建了影剧院、放映场、老人亭，还购置各种乐器，建立铜管乐队。桥头镇桥一村村民叶克森，脱身商海，服务公益。1989年2月，叶为首组织发起，先后共集资180多万元，在镇西南田垄山塆中，兴建了一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占地15余亩的“农民公园”田垄山庄，成为浙南著名文化休闲场所之一。一些农民在操办寿宴、婚宴的同时请电影队为村民放映电影。1990年，全县拥有600多个农村文化中心、俱乐部、图书室、青年民兵之家和274家文化娱乐经营户、农民文艺团体。全年举办群众性书法、歌咏、象棋、演讲等大型活动50多场。地处西北的四川区有各类业余剧团23个，常在全县各地巡回演出。1990年，报纸期发数每百人2.4份，杂志期发数每百人3.1份，分别比1951年增11倍、17倍，比1978年增67.8％、1.38倍。据农村住户调查，人均文化、生活服务费支出，从1980年的5.2元增至1990年的57.25元，其中文化服务费人均支出从1985年的4.4元提高到1990年的26.8元。占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80年的3.7％提高到10.7％。
  第三节 储蓄
  建国前夕，货币狂跌，几乎没人拿钱储蓄。建国后，人民政府贯彻多种保护和鼓励储蓄政策，城乡居民银行储蓄迅速增加，1952年达3万元，1978年141万元，1990年猛增到18208万元。其中农村占49.1％，比1978年增长129.4倍。全县人均储蓄从1952年0.08元、1978年2.06元提高到1990年227.23元。1987年桥头镇银行和信用社居民储蓄额高达1574万元，为1979年9.2万元的171倍。1990年末农村居民银行存款金额9027万元，比1980年增长33倍，比1985年增长4.5倍，人均银行存款117元；城镇居民银行存款金额达9181万元，分别比1952年、1975年、1980年、1985年增长3059倍、254倍、47倍、6.5倍，人均银行存款2486元。
  80年代，城镇中一些亲朋好友自愿结合，组织“呈会”，形成互助互利的民间信贷活动，并一度比较活跃，但也被某些不法分子所利用。1985年，全县在“抬会”中被诈骗600多万元，直接受害者400多人，尤以妇女居多。